香港反共运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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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共运动的本质
作者 中国网友
香港人在溽热的六月连续举行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第壹次壹百零三万人参加,第二次二百万人参加。
“反送中”不是反中国,反的是“逃犯条例”的修订。拟议中的立法将允许在香港被捕的人士被送往中国大陆。虽然条例中的三十七项罪排除了政治罪,但根据过往的记录,港人壹旦落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待遇之种种,同在香港独立的司法的待遇往往有所不同。所以港人耽忧新法例仅针对罪犯,还针对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派,耽忧公民自由受到侵犯,这就是“反送中”的根本缘由。
有人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壹九九七年七月壹日直接把军队和文武官员开進香港接管不就更省事了吗?收回失土,壹雪百年丧失主权之耻,岂不快哉?有何不能?这样直接收回或者就不会有今天的动乱吗?
这些人有所不知,之所以让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保留公务员制度,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因特网开放,享有特别行政区的待遇。并非当年邓小平以及负责香港回归中英谈判的官员格外开恩。而是中英双方都不得不正视与尊重香港的现实与历史的特殊性,承认两地制度与社会的差别,承认香港的重要性。香港的重要性,体现在她是世界上相当重要的国际金融、工商服务业与航运中心,以税制简单、法律健全、治安优良和社会廉洁闻名于世。即使到了二零壹八年,世界都市列表中,香港仍然仅次于纽约、伦敦位列第三。香港还是全球首屈壹指的安全、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具竞争力、宜居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际大都会。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比直接收回引起的动荡更有利和可行的,就是鉴于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搞“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的“壹国两制”。这壹政治设计不仅有利于香港,同样也有利于中国大陆。同理,削弱或破坏这壹政治设计不仅不利于香港,同样也不利于中国大陆。
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由两大因素﹕制度与人决定的。尤其是人,人们反映出来的民意,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忽视,不能置之不理的。收回故土容易,收伏人心艰难,如何令七百四十万香港人的人心真正回归,为中国的進步繁荣增添七百四十万精英,让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能做到这壹点的统治者才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只有这样,香港才算得上真正回归。
可惜,当初说好的“五十年不变”,过去仅仅二十二年,就不止壹次有人忘记了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想改变或削弱保留香港的制度,这次修例甚至触及公民自由的底线,激起了香港人群起反对,彰显人心已经与中国渐行渐远。
香港的自由民主势力庞大,异见人士与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势必影响内地,引起中国大陆当局的不安与耽忧。当局无奈碍于“壹国两制”又不得铁腕强力打压遏制,所以这些年中国也壹直试图减轻来自异见人士与政治反对派的影响造成的压力。壹方面另辟蹊径设计“大湾区”蓝图,以经济带动与加快香港融入内地。
虽然港人对于以上这些举措的反应有赞有弹,平心而论中国方面至少还取得了壹些進展。
港府此时此刻拟议修订“逃犯条例”,不仅令以上進展化为云烟乌有,还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引爆民怨,招致国际舆论恶评如潮,无疑火上添薪。发生警民冲突,林郑特首更处置失当,仓促定性,轻率表态,自绝退路,令事态恶化扩大,实难辞其咎。当下特区与中央政府都处于两难之中,最佳选择是顺应民意,特首辞职,取消修订“逃犯条例”,迅速平息事件余波。但这种妥协让步亦有可能意味放弃强硬政策带来的更多民主诉求的冲击,反过来对中央和领导者个人的权威形成挑战。如何定夺,对为政者政治智慧是壹大考验。
“反送中”抗议继两次大游行之后,“取消条例,释放被捕人士,取消暴动罪名,特首下台”四项要求,都是须要长期强力抗争的目标,后续如何,是否也会重蹈以往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的复辙,尚难逆料。但是通过两次大游行,人们至少看到了希望,见証香港人的自我觉醒,感受到香港人捍卫公民自由这条底线的决心。
二百万个喉咙发出的吼声,有谁能不予聆听?
香港动乱,我们不可幸灾乐祸,而是要支持“壹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独立,支持港人依法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达合理诉求,支持政府与人民尽快化解矛盾冲突,让我们共同祝福香港。
香港人在溽热的六月连续举行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第壹次壹百零三万人参加,第二次二百万人参加。
“反送中”不是反中国,反的是“逃犯条例”的修订。拟议中的立法将允许在香港被捕的人士被送往中国大陆。虽然条例中的三十七项罪排除了政治罪,但根据过往的记录,港人壹旦落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待遇之种种,同在香港独立的司法的待遇往往有所不同。所以港人耽忧新法例仅针对罪犯,还针对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派,耽忧公民自由受到侵犯,这就是“反送中”的根本缘由。
有人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壹九九七年七月壹日直接把军队和文武官员开進香港接管不就更省事了吗?收回失土,壹雪百年丧失主权之耻,岂不快哉?有何不能?这样直接收回或者就不会有今天的动乱吗?
这些人有所不知,之所以让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保留公务员制度,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因特网开放,享有特别行政区的待遇。并非当年邓小平以及负责香港回归中英谈判的官员格外开恩。而是中英双方都不得不正视与尊重香港的现实与历史的特殊性,承认两地制度与社会的差别,承认香港的重要性。香港的重要性,体现在她是世界上相当重要的国际金融、工商服务业与航运中心,以税制简单、法律健全、治安优良和社会廉洁闻名于世。即使到了二零壹八年,世界都市列表中,香港仍然仅次于纽约、伦敦位列第三。香港还是全球首屈壹指的安全、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具竞争力、宜居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际大都会。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比直接收回引起的动荡更有利和可行的,就是鉴于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搞“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的“壹国两制”。这壹政治设计不仅有利于香港,同样也有利于中国大陆。同理,削弱或破坏这壹政治设计不仅不利于香港,同样也不利于中国大陆。
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由两大因素﹕制度与人决定的。尤其是人,人们反映出来的民意,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忽视,不能置之不理的。收回故土容易,收伏人心艰难,如何令七百四十万香港人的人心真正回归,为中国的進步繁荣增添七百四十万精英,让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能做到这壹点的统治者才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只有这样,香港才算得上真正回归。
可惜,当初说好的“五十年不变”,过去仅仅二十二年,就不止壹次有人忘记了香港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想改变或削弱保留香港的制度,这次修例甚至触及公民自由的底线,激起了香港人群起反对,彰显人心已经与中国渐行渐远。
香港的自由民主势力庞大,异见人士与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势必影响内地,引起中国大陆当局的不安与耽忧。当局无奈碍于“壹国两制”又不得铁腕强力打压遏制,所以这些年中国也壹直试图减轻来自异见人士与政治反对派的影响造成的压力。壹方面另辟蹊径设计“大湾区”蓝图,以经济带动与加快香港融入内地。
虽然港人对于以上这些举措的反应有赞有弹,平心而论中国方面至少还取得了壹些進展。
港府此时此刻拟议修订“逃犯条例”,不仅令以上進展化为云烟乌有,还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引爆民怨,招致国际舆论恶评如潮,无疑火上添薪。发生警民冲突,林郑特首更处置失当,仓促定性,轻率表态,自绝退路,令事态恶化扩大,实难辞其咎。当下特区与中央政府都处于两难之中,最佳选择是顺应民意,特首辞职,取消修订“逃犯条例”,迅速平息事件余波。但这种妥协让步亦有可能意味放弃强硬政策带来的更多民主诉求的冲击,反过来对中央和领导者个人的权威形成挑战。如何定夺,对为政者政治智慧是壹大考验。
“反送中”抗议继两次大游行之后,“取消条例,释放被捕人士,取消暴动罪名,特首下台”四项要求,都是须要长期强力抗争的目标,后续如何,是否也会重蹈以往大规模民众抗争运动的复辙,尚难逆料。但是通过两次大游行,人们至少看到了希望,见証香港人的自我觉醒,感受到香港人捍卫公民自由这条底线的决心。
二百万个喉咙发出的吼声,有谁能不予聆听?
香港动乱,我们不可幸灾乐祸,而是要支持“壹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独立,支持港人依法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达合理诉求,支持政府与人民尽快化解矛盾冲突,让我们共同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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