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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志颖

美国内华达州“邦迪对峙事件”（Bundy Standoff）纪略。冲突的壹方是美国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他们拥有内华达州维京河谷（Bunkerville）这片土地；冲突的另壹方是居住在这里的67岁牧场主克雷福·邦迪(Cliven Bundy)壹家。双方的冲突始于1993年，当时为保护壹种濒危的沙漠乌龟以及古印第安文化遗址，美国土管局颁布了限制在维京河谷放牧的规定。但邦迪认为自己家族自140年以前就在此定居和放牧，那时还没有联邦土管局存在。因此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家仍不顾禁令继续闯入放牧，联邦法院壹直裁定邦迪为侵入，没有权利在联邦土地上放牧。邦迪因此欠下了联邦政府120万美元左右的放牧款。不包括邦迪的未付费用，所有在全美范围内拖欠的放牧费用总额仅为23.7万美元。2014年4月，土管局决定围捕联邦土地上的牲畜抵债，并以此阻止他继续闯入联邦土地放牧的举动。联邦骑警动用武装力量圈禁了近400头邦迪家的奶牛。为此，邦迪联合其他牧场支持者组成浩大的武装力量与联邦骑警武装对峙。克拉克郡警长从中斡旋：“我的工作是介入并确保公民的安全”，土地管理局局长尼尔·科恩策（Neil Kornze）说：“根据当地情况，并与执法部门协商，我们已做出决定，结束圈牛，因为我们严重关切雇员及公众人士的安全。”对峙双方终以和平谈判结局。2014年以来，“邦迪案第三审判小组”（Third-Trial-Group-in-Bundy-Case）经过长达四年的数十次开庭审理，2018年1月8日，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格洛丽亚·纳瓦罗（Gloria Navarro）驳回了对邦迪及其儿子等武装对峙的多项刑事指控，另有两人被判罪名成立。2018年2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提请法院驳回以偏见对待“为正当利益”的邦迪案的其余被告的起诉书。邦迪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声称联邦政府缺乏管理公共土地的权力。这些论点已被法律学者和联邦法院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壹再驳回；美国宪法的财产条款授予国会全权管理包括土地在内的联邦财产。在新闻发布会上，邦迪发表了有争议种族言论被广泛否定，并因此而失去许多支持者。土地管理局发言人说：我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安全地和根据法律规则解决这壹问题。在处理圈禁邦迪先生的牛的努力中所涉及的问题方面仍然坚定不移, 我们正在通过法律制度来追究这壹问题。注

对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美国警察所拥有的处理本国内部任何冲突的足够能力持怀疑态度者，显然潜伏著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战争心态，没用真正认识到美国警察根本不同于专制体制中统治者的工具，因为首先美国政府本身就不是传统概念中的统治者——主宰者，而是民选的服务于公民社会的公务员，更不是嗜血成性的屠夫。维护自身利益的邦迪及其盟友也有别于惯于长夜的黑帮集团和顽固不化的亡命之徒。所以，联邦骑警没有开枪，全副武装的邦迪及其联合武装队伍也没有贸然开第壹枪。否则，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监狱，而绝不是自由。法律追究的是“谁开第壹枪”。“第壹滴血”是关键。保障自由的是法律，而不是自由本身，这正是美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重要原因之壹。

不论持枪与否，都必须遵崇法律。法律高于任何人——不论首脑和平民，政府和个人；高于任何物——包括金钱和武器。“法律高于壹切”并非壹种抽象的表述形式。法律已经具备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神圣性，这是美国法制的精髓和要害所在。唯有法律才能真正达到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法律不会因政府官员或执法者而享有豁免，如2015年佛罗里达州北迈阿密市长露西·顿德罗(Lucie Tondreau) 因阴谋和网络诈骗罪被判处65个月的徒刑；2018年亚利桑那州的湖泊县警长约翰·布西奇(John Buncich)因腐败罪被判处15年徒刑。法律也不会面对“种族平等”的大旗而退让，如2014年密苏里州警察击毙非裔青年而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经过独立调查和司法程序，终判警察无罪。法律既不是权力和金钱的工具，也不会当然地成为任何政治名义下的保护伞。这才叫“司法独立”、“法律神圣”，祂是真正“头顶的星空”。

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石，美国人民之所以对他们心目中的圣人的高尚人格倍加景仰，因为那是他们国家自由与强盛二者互为壹体的精神象征。圣人的终极典范就是拥有无上崇高品德的耶稣基督——每个基督徒的圣人，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本源——马克斯·韦伯的伟大发现。在东方，有圣雄甘地，孙文中山先生。“圣人”说不仅仅是中国儒教文明的精神贡献。

“民族性”常常成为人们谈论国家民族的焦点，我壹直觉得民族性是壹个很难范畴的概念。用所谓“民族性”去言说问题，很容易使人的思维陷于矛盾而发生逻辑混乱。

儒家往往被认为是导致民族性、甚至民族劣根性——软弱、壹团和气、禁锢保守、贪生怕死的主要或本质原因，并且始终不变而标志著民族性。为什么中国汉代、唐代、元代、明代、清初勇于抵御外辱甚至于领土扩张？这是否代表民族性？中共统治时期中国领土面积跌入历史底谷。中共能代表民族性吗？日本人借鉴中国《资治通鉴》，开启明治维新致强日本。明治维新采用儒教的意识形态：信、义、忠、礼、智、贞，奖励国民修习；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百姓安于现状，不得冒犯。儒学所提倡的“恩忠义孝”观念随着日本家庭家族伦理的延续而有力地继承了下来。而这壹点又与今天的日本人丧失人性的品质并存：他们甚至在主流媒体宣扬儿女在地震中拒绝挽救母亲生命的生存法则。不论是否将日本明治维新归功于儒教文明，“民族性说”的思维理式都无法摆脱陷于自我矛盾之中。

内华达州事件，中国网络称其中关涉中资引進问题。这令我再次想到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或许这不能不说是人性成因的壹部分？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中美这两个国情截然不同的人的行为刹那间如出壹辙——由此暴露了为金钱而为所欲为普遍的人性弱点，它不仅仅是某种单壹的民族性。但是，美国法律最终仍然使得两个国家泾渭分明，美国商人必须依法挣钱，而官商勾结的中国商人滚回中国去——金钱迷梦破产！官商勾结的中国商人在中国不仅始终逍遥法外，而且继续狼狈为奸故伎重演、玩弄法律。把在海外的非法行为冠以“资本输出”之名，每个正派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被中国商人这壹无耻行径所玷污。而这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民国甚至清代、明代、唐代商人中？

美国内华达州“邦迪对峙事件”引发“民族性说”有理由相信，中国民众如果也具备美国民众拥有枪支的那种条件，南京大屠杀就不会发生了。这种说法混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现实环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侵略，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年龄3-90岁），甚至杀害已经缴械的俘虏，人数达30万以上，是日本人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惨案！除了体现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还能说明什么？即使拥有枪支甚至于精于制造武器的犹太民族也没能逃脱纳粹大屠杀的魔掌。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相同的民族性吗？美国内华达州事件是本国政府（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与南京大屠杀，这二者之间有可比性吗？这难道不是固执僵化的“民族性说”所延伸出来的逻辑混乱吗？

对外战争，是壹个国家军队存在的唯壹正当的理由，这是军队的本质属性。美国对外战争（或者抵御外辱）历来都是使用军队，如珍珠港事件对日作战，911事件对外战争等，而决不会寄讬于平民（尽管他们拥有枪支弹药），让他们冲向战场。拿破仑即使预感自己行将失势之时，他依然不忍并不允自告奋勇的热血平民和青年学生拿起枪上前线，法国人认为这也是拿破仑伟大之处。荷兰、法国在二战期间因军队不敌外辱，宣布投降，理由是减少平民伤亡。拥有枪支弹药的荷兰、法国民众抵挡住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吗？投降抑或贪生怕死是荷兰人法国人的民族性吗？甚至掌握国家军政绝对权力的蒋介石也没有在抗日战争中让平民扛枪打仗，当然，看到这壹事实，并不影响我们同时对中国国力衰弱这壹问题的剖析批判。而中共则完全不同：抗日战争时期，所属军队利用国民政府的丰足供给，暗自扩充中共军队准备内战，却极力逃避抗日。抗战结束后，不仅怂恿成千上万平民拿着镰刀斧头为他们夺取政权而参与内战，甚至蒙骗利用无数未成年少儿（儿童团）、妇女奔赴战场，为中共的政治阴谋献出宝贵生命。而中共壹贯以此为功绩来炫耀自己，称之为“法宝”，镰刀斧头正是中共自诩的荣耀标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只有壹党专政的专制国家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忍地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国民，如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北朝鲜、印度支那三国，东南亚，二战期间的法西斯西班牙、意大利，二战后的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东德等东欧共产国家……已经发生在东西方不同国家和民族，是“民族性”所致吗？究竟东德代表德意志民族性还是西德代表德意志民族性？究竟是北朝鲜标志著高丽民族性还是南朝鲜标志著高丽民族性？

如果说有可比性的话，应该是下列二者。美国的内华达州事件、密苏里州事件与中国的“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二者都是本国事务。然而，两者的结果黑白分明：前者没有出现逾越法律的流血事件，依法和平解决。后者——中共非法动用国家军队和装甲车、坦克、机关枪，肆无忌惮地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和平民（天安门广场31,978人，全国处决275,628人，共计307,606人）；对关心国家大事的“法轮功”静坐请愿者，迄今仍然在搜查关押，非法审讯，私用酷刑，秘密处决。如果中国人民拥有持枪权利的话，中共当局就不可能恣意欺压民众，草菅人命，尽管他们的嗜血本性不会改变。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中共动用军队和装甲车、坦克、机关枪镇压学生民族运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惨案

中共统治对外软弱无能、对内血腥残酷，这是由中共自身贪婪残忍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共只代表其自身——败类！

横向纵向比较证明，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民族性或文化传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虚妄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