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临的政治困境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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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临的政治困境的基本特征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8月6日

作者 施家澜

纵使上周六元朗游行没有获发“不反对通知书”,政府亦高调呼吁市民不要参与违法行为,大量市民当天下午仍聚集元朗街头,继续争取五大诉求及反对白色恐惧。



如果二百万人上街是对特区管治敲响重要警号,在不获“不反对通知书”下的元朗游行则是另壹个重要的警号。政府与警方的如意算盘,原是希望透过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限制市民游行以图阻挠现时每星期不同地区、遍地开花的游行,然而元朗游行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五大诉求的坚持,亦代表着香港已步入无管之城——即政府无法管治及没有管治的认受性。



相信政府也想不到壹场“反送中”运动,能令政府急速沦落成“跛脚鸭”政府,不仅具争议性的政策无法推行,连正常维持政府有效运作也做不到。除了每星期被动地扑火外,如何收拾这个自找麻烦的残局,都足以令政府疲于奔命,但归根究底全都是政府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并不单指政府提出壹条恶法,而是当面对社会舆论、回应市民诉求的手段,可谓惨不忍睹。众所周知要解决重大社会事件,除了要避免挤牙膏式的发放资讯手段,更進壹步要确切地回应社会诉求,甚至比社会诉求提出更進取、更具体的方法,才能挽回社会对政府的信任,重塑政府的管治认受性。



回顾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那就是撤回条例。可是自六月至今,不管经历过多少次市民上街,政府还是冥顽不灵、拒绝撤回,宁愿用上“寿终正寝”这种语言伪术,都不愿意清清楚楚地撤回条例,“撤回”字眼的重要性,坊间已作出详细的讨论,在此不赘,但政府壹日不回应整个社会运动的最基本诉求,政府都要面对无法管治的困局。



问题是,现在特区政府面对的不单是无法管治的问题,而是管治认受性的问题。管治认受性的重要在于市民有多大程度认同政府有权管治,即政府管治的基础。持续的游行不论次数,还是人数上,都足以憾动政府的管治认受性,而笔者特别在意上星期的元朗游行,因为是次游行并没有获发“不反对通知书”,即任何参与人士,皆有惹上官非的风险。别小看这样惹上官非的风险,对壹般市民而言,要说服自己参与壹个政府已明言违法的活动,就必须考虑自己被捕的风险。因此在星期六元朗游行之前,网上讨论区及社会舆论都出现游行人数偏低的忧虑。



游行人数固然削弱政府管治的认受性,但是市民宁愿冒着被起诉“非法集结”罪名的风险,都愿意站出来,这才是对政府管治认受性最直接的否定。这亦正好解释政府为何死抱“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不断重复监警会可处理现时各类投诉,因为现时政府的管治基础相当薄弱,管治基础薄弱到只剩警队。



当社会上不少专业界别、商界、社会贤达,甚至政府内部,都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政府对此要求却壹直回避,甚至嗤之以鼻,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看成梦魇壹样,又不清醒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已成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亦是解决现时困局的最基本消费。面对这样的政府,已经不知道该祝谁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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