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对香港人民的专政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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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对香港人民的专政压迫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0月1日
作者 严家祺
壹百天香港发生的运动，可以用壹句话来概括，这场运动，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是避免“另壹种制度”强加于香港头上，造成“灭顶之灾”的“保护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运动。
壹场“灭顶之灾”，像巨大的黑影壹样，从北方上空向香港逼近。全体香港人民，不畏惧、不慌张、不怨恨、坚定沈著、充满理性，直面灾难。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从伟大的香港人李小龙那里继承下来的伟大精神。
反送中运动以来，全香港的和平抗议运动，持续了壹百天，至今没有平息。这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我最后离开中国的地方，就是香港。我认同香港人，敬佩李小龙，历经三十年终于悟出了香港人是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台湾的中国人，香港人有三大特性：
壹、 充满理性；
二、 崇尚法治；
三、 有李小龙“上善若水”的强者精神，
这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的伟大力量，香港人是不可战胜的 ！
香港人是流动在香港土地上的水，他们没有干预内地政权的想法，持续壹百天的和平抗争，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壹场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和平运动，怎么会被来自北方的武警部队所征服，或被解放军所解放呢？
从6月初以来，香港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每壹天看到的都是香港新闻和视频。人们既为香港民众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而感动，又为香港前途万分担忧。林郑是否辞职？会不会因少数人的“低暴力”动作而成为北京出手“重暴力”的借口？内地武警部队或军队会不会進入香港？北京“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会不会“五十年不到壹半”就大变？
香港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的比重
香港和平抗争是香港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为了让北京听到香港人民的呼声。香港面前的前途掌握在北京手里，而北京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与北京评估香港的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产生的原因有关。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深圳召开了壹次香港问题研讨会，壹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说，香港从壹九九七年到和平抗争前，实行的制度很好，有人权、有自由、有法治，“香港过去壹直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标杆。”但是，今年大游行以来，“当前香港形势极为严峻，礼崩乐坏，暴力蔓延，壹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壹点点动摇、蚕食和削弱。来之不易的宪制秩序和法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壹国两制的根基和底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香港国内国际形象遭受重创，香港法治和壹国两制命悬壹线，危在旦夕，前途堪忧！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
这种说法，是对香港人民和平抗争的歪曲描写。在几十万、几百万香港人民和平抗议的同时，事实上有几十、上百的年轻人，他们在示威过程中，对壹些公共设施進行破坏。这些人的暴力，可以称为“分散性暴力”或“低暴力”，是违法行为，是壹个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
八月二十四日深圳会议反映了中国内地很多人对香港局势的错误评估。对壹个城市在大规模和平抗争中少数人低暴力的比重，可以比较准确地分类、量化。就像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低风险、高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壹样，暴力可以分为小范围的“分散性暴力”、大范围的“系统性暴力”、“低暴力”、“重暴力”。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行使的暴力是“系统性暴力”，政府垄断这种暴力，但动用这种“系统性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人们，是非法行为。今年六月初以来香港市民的大规模和平抗争的同时，所出现的小规模的“分散性暴力”，它们之间的比重为 99.99 % ：0.01 % ，最多为99.9 %： 0.1 % ，而且0.01 %丝毫不能主导或影响 99.99 % 。用 0.01 %来代替 99.99 %分析香港局势，不是错误，就是故意。更严重的是，这0.01 %的暴力行为中，还可能出现北京“假祸与人的重暴力”。
香港示威抗议的三大原因
香港今年之所以爆发规模宏大而持续数月的和平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三个原因交织在壹起形成的。这三个原因是：
① 对北京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事实上放弃《基本法》规定的强烈不满；
② 对林郑修改逃犯条例、企图使内地司法与香港司法融合、动摇香港司法独立的不满；
③ 对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内地权贵资本渗入而变质的不满。
第壹个原因，出在北京身上。香港几百万人大游行要求实行
普选，北京完全可以说，香港市民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二〇〇七年胡锦涛时代，当时北京拟定了壹个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规定二〇壹七年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二〇壹四年张德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时，通过了壹个造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八·三壹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在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中，将由壹千二百位“提名委员”提名行政长官候选。这种提名办法是壹种由北京操纵的“官方候选人”制度。在“官方候选人”制度下，“自由选举”变成了“受控选举”。这种“受控选举”，控制程度还算有限，可以最后确定二至三名候选人，而不是像内地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省长、市长、县长、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那样只有壹名候选人。看壹看今年香港大游行，如果香港现在实行这种有三名候选人的选举，林郑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当选。
张德江时期的这套“受控选举”办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看穿，知道这是壹种损害自由选举的程序手段，公开表示反对。二〇壹五年六月十八日，香港立法会投票，七十名立法会议员，缺席三十四位，只有三十六位在场参加投票，以二十八票对八票否决了香港行政长官新的产生办法。这壹否决，把“普选”的可能性封杀了。看上去，似乎是立法会自己否定了普选，实际上是张德江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及其后的壹些办法，造成胡锦涛时代通过的《普选问题的决定》不可能再执行。这是壹种北京不遵守承诺、欺骗人民的行为，是近代历史上独裁政权利用程序，扼杀自由选举的行为。
今年八月三十壹日，是八·三壹决定通过五周年的日子，香港市民申请游行未被警方批准。“抽刀断水水更流”，香港人就是李小龙所说的“水”，这壹天数千名基督徒冒雨举行了“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基督徒高举十字架和耶稣像，喊著“香港人，加油”口号，同时“为抗议者和罪人林郑月娥及暴力警察祈祷”。当手持盾牌的警察屡次向游行者喊话并举起黄旗，警告他们正在触犯法律时，警方的广播被民众吟唱的赞美诗声淹没。这是多么像水壹般柔软而无形 ！多么充满人间的浩然正气 ！多么崇高、多么庄严、多么神圣的场景 ！
北京的八·三壹决定的后果，至今没有消除。从那是以来的五年中，寻求正义的浩然正气长期留存在全体香港人心中。四年前，占中运动中爆发了。这也是今年八·三壹决定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和壹次又壹次几十万、几百万香港民众持续不断大游行的第壹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林郑推出修订《逃犯条例》，这是从根本上破坏香港司法独立的做法。《基本法》规定，在壹九九七年后香港实施的法律有四个方面的改变，包括《基本法》附件三中的法律、因设立特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中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过香港立法机关作出了修改的法律、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更为大量的是香港原有的法律。这些原有的法律，《基本法》第八条作了明文规定，就是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从壹九九七年来，这些规定使得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都得到宪制保障。这次反送中运动，不仅是捍卫人权的运动，而且是保卫香港司法独立的运动，也起到了保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伦敦、纽约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它们使用的都是普通法，作为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的普通法，能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分析、处理各种经济事务的地方，就是香港。这是大陆法系的深圳不可能代替海洋法系的香港的重要因素。
这两大原因，是香港人为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抗争，是今年香港历时壹百天伟大的和平抗争的主要动因。
第三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以来受到内地不良影响而形成的。壹九八九“六四大屠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壹步步变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拒绝学习西方法治、权力制衡、议会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把西方历史上的和最新的资本主义各种糟粕都引進到了中国内地，名义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力至上、官商勾结、金融欺诈、炫耀奢靡，四处泛滥。
从壹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开始，特区政府实际上只对北京负责，没有壹套要求行政长官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政治责任制”机制，特区政府虽然有自治权，但从来没有把抵制内地糟粕侵入香港作为壹个目标。当内地这些糟粕年复壹年渗入香港后，使香港新壹代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壹些人不再感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能够改变香港，企图寻找新出路。
林郑这样的人，没有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想法，只想“迎合上意”，欢迎北京用社会主义来改造香港。用今年八月壹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的话来说，如果把内地的社会主义在香港实施，立即可以给香港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弊病不能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毛泽东的暴力掠夺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只能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前提下，用法治、用政府经济政策、用适量的而不是全面的社会福利来解决。
这次 0.01 %的低暴力者，他们怀着对香港前途的关心，面对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们找不到出路，其中壹些人把希望寄托在香港的突变上，即使给北京以实行紧急状态壹个借口，出动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把这个有弊病的香港打得落花流水，玉石俱焚，在所不惜。这种想法，与深圳会议的参加者壹拍即合。这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在八·二四会议上说，香港暴力事件的恶化，“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立即停止，这个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在这个人心目中，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灭顶之灾”，他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二〇壹九年是香港历史上划时代的壹年，到二〇壹九年结束壹天，现在没有壹个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香港人民是欢乐，还是悲哀；香港上空是灿烂的阳光，还是乌云密布。如果香港人民欢乐，全中国人民就欢乐，二十壹世纪的中国就充满希望；如果香港人民悲哀，海外的中国人就忧愁。当中国跨入本世纪二十年代时，十四亿中国人都在问：壹百年前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不接受不解释就是不讲理性
香港人民坚持和平抗争，是李小龙精神的发扬光大，香港人在壹次又壹次的和平抗议中，保卫家园，目标壹致，香港人用他们高度的理性精神，像水壹样柔软而无形，没有人发号施令，互相默契配合。正是李小龙柔软而无形水，加上香港人的“高度理性”，缔造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和平抗争。这次反送中大游行之所以三个多月没有结束，其中壹个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和北京不能采取理性的态度，及时地、正面地回答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是：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不起诉示威者、撤回对六·壹二抗争的“暴动”定性以及实行“双真普选”。
香港特首林郑终于在九月四日下午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案，回应了“五大诉求”中的第壹个。林郑说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理由是不充分的。对另三大诉求，林郑至今没有回答。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五大诉求之所以广为传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林郑之所以寸步难行，不作解释，或置之不理，就是因为她没有理 。
应当说，如果林郑正面回答了其他四大诉求，得到了香港大多数民众的赞同，连续三个多月的和平抗议，就会平息下来。
回避问题，不作解释，就是不讲理性。把个别人的暴力行为肆意夸大，把什么“港独”硬加在几百万香港民众头上，这就是强词夺理，也是不讲理性。把这些作为行使军队、武警部队暴力的理由，更是欺骗和谎言。只有理性可以平息矛盾和冲突，面对几百万人壹次又壹次提出的诉求，不接受、不解释、不负责、不辞职，这就形成了三个多月来持续不断的和平抗议大游行。
动物理性与人类理性的对比
动物也有理性，但与人类理性相比，是不同性质的理性，主要区别有三点：
① 动物理性是低理性，是从本能产生的维护个体生存的理性，人类也有这种理性，但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发展出壹种高度理性。
② 动物不能形成抽象概念，不能理性地表达对未来的诉求，因此动物之间只能用暴力和暴力威胁，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③ 动物理性不能在群体中依靠信息广泛传播，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中，唯有人类遵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规律。
林郑三个月来作为香港行政长官，她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与香港人民在理性水平上表现了很大的差别，五大诉求是壹种有传播力的理性诉求，不仅为全香港99 %的成年人所接受，而且传遍了全世界。林郑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她的聪明才智和谋略鉆营，这是壹种高度理性，但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却表现了她的“低理性”，而支持她的北京，直到九月四日才满足了香港人第壹诉求，才表现出壹些理性精神。壹个在本国事务上不能用对话和理性解决问题的世界大国，其他国家也就会认为它不善外交，只会用非理性手段处理国际问题。今年六月底，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记者会上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壹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陆慷居然不顾《中英联合声明》除了第二条30多个字是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声明外，90 % 的文字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声明。在《中英联合声明》第八条中，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现在中国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与历史上的外交家顾维钧、周恩来的外交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个个像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不诉诸于理性，不知道要以理服人，而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牙舞爪、强词夺理。
国家是壹个垄断暴力的实体，合法暴力由国家通过政府来垄断。任何个人用暴力来伤害他人、抢劫、破坏他人和公共财富，都是法律不容许的行为。政府用警察来制止这种暴力，是法治社会的合法行为。 但政府也可能非法地行使这种暴力，壹个缺乏人类理性的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往往会非法地诉诸国家所垄断的暴力。现在香港的问题是，按香港警方统计，反送中运动至八月二十三日的两个半月中，已有七百四十八人被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有暴力行为，可能只是阻挡了警察的行动，少数属于小规模“低暴力”。如果林郑当局和北京企图在反暴力的名义下，出动武警部队和军队，动用这种大规模系统性暴力对付和平抗议的香港人民，就是非法行为；如果造成死伤，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以英雄气概走到和平抗议的人民中
面对这样有高度理性的人民，香港问题实际上很容易解决。这就是在已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基础上，更進壹步，重申“五十年不变”，重申实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纠正张德江时期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错误决定，废除实际上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把《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普选条款，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实施。另外三个诉求，要肯定它的合理性，让香港立法会和行政长官自行解决。在林郑对另四大诉求不接受不解释的情况下，北京只要壹个大权在握的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不惧怕人民，怀着对人民的爱，来到香港，“以爱之义，止息怒愤”，在和平抗议的人群中，亲切地与香港人民对话，就可以让历时壹百天的和平抗议运动平息下来。这就是男儿气概！这就是英雄气概！李小龙就是香港的男儿、香港的英雄。有这样的男儿气概，有这样的英雄气概，中美贸易战也能很快平息。没有这样的气概，就只能遭受屈辱。二〇〇六年香港出版了我的《霸权论》壹书，是描述充满动物行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关系，从来存在着动物社会中争夺霸权的斗争，国家除了表现出人性外，还有强烈的动物性。壹个只会用国家暴力镇压本国人民的首脑，就是“非理性”的动物，就不会有理性的、主动的、守信的、英明的外交，在国际活动中，不受人尊重，就会自惭形秽、形单影只、理屈词穷、忍受屈辱。
现在看来，实行壹国两制，内地不出男儿，不见英雄；香港遍地李小龙。
“和平理性非暴力”三者不可分割。看壹看林郑表现出来的、拒绝回答、强词夺理的非理性行为，看壹看香港人民高度理性的和平抗争和在大游行中的表现理性精神。这是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鲜明对比。
不可扑灭的“保卫香港和平”运动
李小龙精神，是正气浩然的精神，在历时三个多月中，形成了香港持久的“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运动——护港运动。如果几天、几十天后的那壹天，北方的武警部队或军队突然進驻香港，香港人的“家园”就会失守，就像八月二十四日中联办人员在深圳会议所说，香港人将遭受“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就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三个多月中，三个多月后，当二〇二〇年新年来到时，无论是香港渡过危机、壹片欢腾，还是灾难降临、哀伤遍地，有壹点是确定无疑的，二〇壹九年的香港人民，進行的壹次又壹次的和平抗争大游行，其规模声势之宏大、浩然正气之飞扬、理性精神之充足、和平秩序之遵循，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人民，必然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肯定。在二〇壹九年当年或以后，将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或其他全球性的和平奖。与这壹点相联系的是，如果在今年剩下来的几个月中，北京宣布香港進入紧急状态，香港遭到了北京系统性暴力的摧残，那么，谁决定用武警部队或军队暴力摧残香港，给香港以“灭顶之灾”，谁就是“人类公敌”。
壹百天香港发生的运动，可以用壹句话来概括，这场运动，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是避免“另壹种制度”强加于香港头上，造成“灭顶之灾”的“保护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运动。
壹场“灭顶之灾”，像巨大的黑影壹样，从北方上空向香港逼近。全体香港人民，不畏惧、不慌张、不怨恨、坚定沈著、充满理性，直面灾难。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从伟大的香港人李小龙那里继承下来的伟大精神。
反送中运动以来，全香港的和平抗议运动，持续了壹百天，至今没有平息。这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我最后离开中国的地方，就是香港。我认同香港人，敬佩李小龙，历经三十年终于悟出了香港人是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台湾的中国人，香港人有三大特性：
壹、 充满理性；
二、 崇尚法治；
三、 有李小龙“上善若水”的强者精神，
这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的伟大力量，香港人是不可战胜的 ！
香港人是流动在香港土地上的水，他们没有干预内地政权的想法，持续壹百天的和平抗争，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壹场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和平运动，怎么会被来自北方的武警部队所征服，或被解放军所解放呢？
从6月初以来，香港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每壹天看到的都是香港新闻和视频。人们既为香港民众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而感动，又为香港前途万分担忧。林郑是否辞职？会不会因少数人的“低暴力”动作而成为北京出手“重暴力”的借口？内地武警部队或军队会不会進入香港？北京“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会不会“五十年不到壹半”就大变？
香港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的比重
香港和平抗争是香港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为了让北京听到香港人民的呼声。香港面前的前途掌握在北京手里，而北京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与北京评估香港的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产生的原因有关。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深圳召开了壹次香港问题研讨会，壹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说，香港从壹九九七年到和平抗争前，实行的制度很好，有人权、有自由、有法治，“香港过去壹直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标杆。”但是，今年大游行以来，“当前香港形势极为严峻，礼崩乐坏，暴力蔓延，壹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壹点点动摇、蚕食和削弱。来之不易的宪制秩序和法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壹国两制的根基和底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香港国内国际形象遭受重创，香港法治和壹国两制命悬壹线，危在旦夕，前途堪忧！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
这种说法，是对香港人民和平抗争的歪曲描写。在几十万、几百万香港人民和平抗议的同时，事实上有几十、上百的年轻人，他们在示威过程中，对壹些公共设施進行破坏。这些人的暴力，可以称为“分散性暴力”或“低暴力”，是违法行为，是壹个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
八月二十四日深圳会议反映了中国内地很多人对香港局势的错误评估。对壹个城市在大规模和平抗争中少数人低暴力的比重，可以比较准确地分类、量化。就像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低风险、高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壹样，暴力可以分为小范围的“分散性暴力”、大范围的“系统性暴力”、“低暴力”、“重暴力”。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行使的暴力是“系统性暴力”，政府垄断这种暴力，但动用这种“系统性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人们，是非法行为。今年六月初以来香港市民的大规模和平抗争的同时，所出现的小规模的“分散性暴力”，它们之间的比重为 99.99 % ：0.01 % ，最多为99.9 %： 0.1 % ，而且0.01 %丝毫不能主导或影响 99.99 % 。用 0.01 %来代替 99.99 %分析香港局势，不是错误，就是故意。更严重的是，这0.01 %的暴力行为中，还可能出现北京“假祸与人的重暴力”。
香港示威抗议的三大原因
香港今年之所以爆发规模宏大而持续数月的和平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三个原因交织在壹起形成的。这三个原因是：
① 对北京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事实上放弃《基本法》规定的强烈不满；
② 对林郑修改逃犯条例、企图使内地司法与香港司法融合、动摇香港司法独立的不满；
③ 对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内地权贵资本渗入而变质的不满。
第壹个原因，出在北京身上。香港几百万人大游行要求实行
普选，北京完全可以说，香港市民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二〇〇七年胡锦涛时代，当时北京拟定了壹个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规定二〇壹七年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二〇壹四年张德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时，通过了壹个造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八·三壹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在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中，将由壹千二百位“提名委员”提名行政长官候选。这种提名办法是壹种由北京操纵的“官方候选人”制度。在“官方候选人”制度下，“自由选举”变成了“受控选举”。这种“受控选举”，控制程度还算有限，可以最后确定二至三名候选人，而不是像内地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省长、市长、县长、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那样只有壹名候选人。看壹看今年香港大游行，如果香港现在实行这种有三名候选人的选举，林郑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当选。
张德江时期的这套“受控选举”办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看穿，知道这是壹种损害自由选举的程序手段，公开表示反对。二〇壹五年六月十八日，香港立法会投票，七十名立法会议员，缺席三十四位，只有三十六位在场参加投票，以二十八票对八票否决了香港行政长官新的产生办法。这壹否决，把“普选”的可能性封杀了。看上去，似乎是立法会自己否定了普选，实际上是张德江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及其后的壹些办法，造成胡锦涛时代通过的《普选问题的决定》不可能再执行。这是壹种北京不遵守承诺、欺骗人民的行为，是近代历史上独裁政权利用程序，扼杀自由选举的行为。
今年八月三十壹日，是八·三壹决定通过五周年的日子，香港市民申请游行未被警方批准。“抽刀断水水更流”，香港人就是李小龙所说的“水”，这壹天数千名基督徒冒雨举行了“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基督徒高举十字架和耶稣像，喊著“香港人，加油”口号，同时“为抗议者和罪人林郑月娥及暴力警察祈祷”。当手持盾牌的警察屡次向游行者喊话并举起黄旗，警告他们正在触犯法律时，警方的广播被民众吟唱的赞美诗声淹没。这是多么像水壹般柔软而无形 ！多么充满人间的浩然正气 ！多么崇高、多么庄严、多么神圣的场景 ！
北京的八·三壹决定的后果，至今没有消除。从那是以来的五年中，寻求正义的浩然正气长期留存在全体香港人心中。四年前，占中运动中爆发了。这也是今年八·三壹决定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和壹次又壹次几十万、几百万香港民众持续不断大游行的第壹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林郑推出修订《逃犯条例》，这是从根本上破坏香港司法独立的做法。《基本法》规定，在壹九九七年后香港实施的法律有四个方面的改变，包括《基本法》附件三中的法律、因设立特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中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过香港立法机关作出了修改的法律、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更为大量的是香港原有的法律。这些原有的法律，《基本法》第八条作了明文规定，就是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从壹九九七年来，这些规定使得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都得到宪制保障。这次反送中运动，不仅是捍卫人权的运动，而且是保卫香港司法独立的运动，也起到了保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伦敦、纽约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它们使用的都是普通法，作为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的普通法，能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分析、处理各种经济事务的地方，就是香港。这是大陆法系的深圳不可能代替海洋法系的香港的重要因素。
这两大原因，是香港人为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抗争，是今年香港历时壹百天伟大的和平抗争的主要动因。
第三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以来受到内地不良影响而形成的。壹九八九“六四大屠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壹步步变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拒绝学习西方法治、权力制衡、议会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把西方历史上的和最新的资本主义各种糟粕都引進到了中国内地，名义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力至上、官商勾结、金融欺诈、炫耀奢靡，四处泛滥。
从壹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开始，特区政府实际上只对北京负责，没有壹套要求行政长官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政治责任制”机制，特区政府虽然有自治权，但从来没有把抵制内地糟粕侵入香港作为壹个目标。当内地这些糟粕年复壹年渗入香港后，使香港新壹代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壹些人不再感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能够改变香港，企图寻找新出路。
林郑这样的人，没有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想法，只想“迎合上意”，欢迎北京用社会主义来改造香港。用今年八月壹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的话来说，如果把内地的社会主义在香港实施，立即可以给香港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弊病不能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毛泽东的暴力掠夺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只能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前提下，用法治、用政府经济政策、用适量的而不是全面的社会福利来解决。
这次 0.01 %的低暴力者，他们怀着对香港前途的关心，面对香港回归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们找不到出路，其中壹些人把希望寄托在香港的突变上，即使给北京以实行紧急状态壹个借口，出动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把这个有弊病的香港打得落花流水，玉石俱焚，在所不惜。这种想法，与深圳会议的参加者壹拍即合。这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在八·二四会议上说，香港暴力事件的恶化，“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立即停止，这个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在这个人心目中，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灭顶之灾”，他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二〇壹九年是香港历史上划时代的壹年，到二〇壹九年结束壹天，现在没有壹个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香港人民是欢乐，还是悲哀；香港上空是灿烂的阳光，还是乌云密布。如果香港人民欢乐，全中国人民就欢乐，二十壹世纪的中国就充满希望；如果香港人民悲哀，海外的中国人就忧愁。当中国跨入本世纪二十年代时，十四亿中国人都在问：壹百年前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不接受不解释就是不讲理性
香港人民坚持和平抗争，是李小龙精神的发扬光大，香港人在壹次又壹次的和平抗议中，保卫家园，目标壹致，香港人用他们高度的理性精神，像水壹样柔软而无形，没有人发号施令，互相默契配合。正是李小龙柔软而无形水，加上香港人的“高度理性”，缔造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和平抗争。这次反送中大游行之所以三个多月没有结束，其中壹个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和北京不能采取理性的态度，及时地、正面地回答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是：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不起诉示威者、撤回对六·壹二抗争的“暴动”定性以及实行“双真普选”。
香港特首林郑终于在九月四日下午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案，回应了“五大诉求”中的第壹个。林郑说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理由是不充分的。对另三大诉求，林郑至今没有回答。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五大诉求之所以广为传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林郑之所以寸步难行，不作解释，或置之不理，就是因为她没有理 。
应当说，如果林郑正面回答了其他四大诉求，得到了香港大多数民众的赞同，连续三个多月的和平抗议，就会平息下来。
回避问题，不作解释，就是不讲理性。把个别人的暴力行为肆意夸大，把什么“港独”硬加在几百万香港民众头上，这就是强词夺理，也是不讲理性。把这些作为行使军队、武警部队暴力的理由，更是欺骗和谎言。只有理性可以平息矛盾和冲突，面对几百万人壹次又壹次提出的诉求，不接受、不解释、不负责、不辞职，这就形成了三个多月来持续不断的和平抗议大游行。
动物理性与人类理性的对比
动物也有理性，但与人类理性相比，是不同性质的理性，主要区别有三点：
① 动物理性是低理性，是从本能产生的维护个体生存的理性，人类也有这种理性，但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发展出壹种高度理性。
② 动物不能形成抽象概念，不能理性地表达对未来的诉求，因此动物之间只能用暴力和暴力威胁，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③ 动物理性不能在群体中依靠信息广泛传播，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中，唯有人类遵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规律。
林郑三个月来作为香港行政长官，她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与香港人民在理性水平上表现了很大的差别，五大诉求是壹种有传播力的理性诉求，不仅为全香港99 %的成年人所接受，而且传遍了全世界。林郑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她的聪明才智和谋略鉆营，这是壹种高度理性，但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却表现了她的“低理性”，而支持她的北京，直到九月四日才满足了香港人第壹诉求，才表现出壹些理性精神。壹个在本国事务上不能用对话和理性解决问题的世界大国，其他国家也就会认为它不善外交，只会用非理性手段处理国际问题。今年六月底，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记者会上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壹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陆慷居然不顾《中英联合声明》除了第二条30多个字是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声明外，90 % 的文字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声明。在《中英联合声明》第八条中，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现在中国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与历史上的外交家顾维钧、周恩来的外交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个个像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不诉诸于理性，不知道要以理服人，而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牙舞爪、强词夺理。
国家是壹个垄断暴力的实体，合法暴力由国家通过政府来垄断。任何个人用暴力来伤害他人、抢劫、破坏他人和公共财富，都是法律不容许的行为。政府用警察来制止这种暴力，是法治社会的合法行为。 但政府也可能非法地行使这种暴力，壹个缺乏人类理性的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往往会非法地诉诸国家所垄断的暴力。现在香港的问题是，按香港警方统计，反送中运动至八月二十三日的两个半月中，已有七百四十八人被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有暴力行为，可能只是阻挡了警察的行动，少数属于小规模“低暴力”。如果林郑当局和北京企图在反暴力的名义下，出动武警部队和军队，动用这种大规模系统性暴力对付和平抗议的香港人民，就是非法行为；如果造成死伤，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以英雄气概走到和平抗议的人民中
面对这样有高度理性的人民，香港问题实际上很容易解决。这就是在已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基础上，更進壹步，重申“五十年不变”，重申实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纠正张德江时期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错误决定，废除实际上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把《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普选条款，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实施。另外三个诉求，要肯定它的合理性，让香港立法会和行政长官自行解决。在林郑对另四大诉求不接受不解释的情况下，北京只要壹个大权在握的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不惧怕人民，怀着对人民的爱，来到香港，“以爱之义，止息怒愤”，在和平抗议的人群中，亲切地与香港人民对话，就可以让历时壹百天的和平抗议运动平息下来。这就是男儿气概！这就是英雄气概！李小龙就是香港的男儿、香港的英雄。有这样的男儿气概，有这样的英雄气概，中美贸易战也能很快平息。没有这样的气概，就只能遭受屈辱。二〇〇六年香港出版了我的《霸权论》壹书，是描述充满动物行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关系，从来存在着动物社会中争夺霸权的斗争，国家除了表现出人性外，还有强烈的动物性。壹个只会用国家暴力镇压本国人民的首脑，就是“非理性”的动物，就不会有理性的、主动的、守信的、英明的外交，在国际活动中，不受人尊重，就会自惭形秽、形单影只、理屈词穷、忍受屈辱。
现在看来，实行壹国两制，内地不出男儿，不见英雄；香港遍地李小龙。
“和平理性非暴力”三者不可分割。看壹看林郑表现出来的、拒绝回答、强词夺理的非理性行为，看壹看香港人民高度理性的和平抗争和在大游行中的表现理性精神。这是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鲜明对比。
不可扑灭的“保卫香港和平”运动
李小龙精神，是正气浩然的精神，在历时三个多月中，形成了香港持久的“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运动——护港运动。如果几天、几十天后的那壹天，北方的武警部队或军队突然進驻香港，香港人的“家园”就会失守，就像八月二十四日中联办人员在深圳会议所说，香港人将遭受“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就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三个多月中，三个多月后，当二〇二〇年新年来到时，无论是香港渡过危机、壹片欢腾，还是灾难降临、哀伤遍地，有壹点是确定无疑的，二〇壹九年的香港人民，進行的壹次又壹次的和平抗争大游行，其规模声势之宏大、浩然正气之飞扬、理性精神之充足、和平秩序之遵循，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人民，必然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肯定。在二〇壹九年当年或以后，将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或其他全球性的和平奖。与这壹点相联系的是，如果在今年剩下来的几个月中，北京宣布香港進入紧急状态，香港遭到了北京系统性暴力的摧残，那么，谁决定用武警部队或军队暴力摧残香港，给香港以“灭顶之灾”，谁就是“人类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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