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的可行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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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的可行方略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2月14日
作者 中国网友
海外民运第壹个突出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情势的判断严重失准，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与多元性的认知。
相对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认识较为深刻的国内自由派学者（如秦晖、孙立平、贺卫方），海外民运学者和领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简单化的视角看问题，批判难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评中共独裁，选择性的、壹厢情愿的唱衰中国，批判流于情绪化。
从1989年六四之后至今，海外民运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每当中国发生危机就认为人民会革命、共党要垮台。严重有损民运公信力。
这充分表现了民运的盲目乐观，把想象和愿景当成现实，缺乏对中国国民心理的认知，低估中共政权的控制力、没有观察全局的意识，阴谋论漫散于民运言论中。
众多海内外民运人士，热衷于传播未加证实的消息甚至谣言。
长此以往，民运公信力何在？
民运人士传谣，或者发布、转发壹些不切实际的耸动消息，究竟是判断力真这么差，还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实性，只想着吸引眼球、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经举例的两位经常转发谣言的鲍彤先生、高瑜女士，壹个是赵紫阳高参，壹个是名牌记者，为何对信息真假也无判断力？
民运分子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这壹点，我真是难以理解，也非常不赞同。从常识就可以判断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种相互攻讦，只会让民运整体形象不断受损，严重干扰革命大业。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斗成这样可以促進中国的民主化吗？
中国民运必须团结起来，求同存异。
既然投入民主运动，就不应该让私人恩怨影响正常民运事业。私人的事私下解决，为什么要绑架公共利益？
同样，政见不同，只要没人身攻击、突破普世底线，就不应该把政治分歧变成个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难吗？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义愤与私愤。
中国民主派，内讧、不团结、冷漠自私，是有“光荣传统”的。
建国前后，风头壹时无两的“第三势力”民盟，拉帮结派，内部斗得不亦乐乎，甚至反右时还想借共产党铲除异己；对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远，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国平民有同样的劣根性。
海外民运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与大陆公民未建立广泛连接、没有根基，让人口最多国家的民主运动变成几百人小圈子。
这固然与中共打压、国民愚昧麻木有关，但是民运人士在关注民生疾苦、联系、引领与发动公民方面显然做的远远不够。民运脱离了人民，如同被举离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运并非没有机会在海内外尤其海外发展力量。海外的华人社区、留学生群体，在89之后几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运却没有去结合群众、深耕基层，在留学生中更是无所作为，导致中国经济崛起后，迅速夺取了对华人影响的主导权。有能力做的，却没有尽力去做，民运当然有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爱、宽容、悲悯之心。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言谈风貌，都能看出来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国内民众缺乏真挚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观角度将人民的苦难当做攻击中共政权的谈资。没有与受难者共命运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运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对比，这壹点更鲜明。藏人的达赖喇嘛、捷克的哈维尔、俄国的索尔仁尼琴、韩国的金大中，这些流亡者从没忘记他们祖国的人民，以悲天悯人的胸怀，让世界看到他们民族的苦难。
虽然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也在做，但是，后者所做如流水线工人那样例行公事，前者却是浸入了血泪和灵魂。
不过中国国内的民运、社运却有许多极值敬佩之人。
刘晓波、李旺阳、王全璋、高智晟、唐荆陵、吴淦、甄江华、胡佳，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国度，迎着暴虐的政权、承受着人民的冷漠与误解，孤独的斗争着，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运，难道不应反思、振作、去尽己所能的抗争吗？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民运，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麦凯恩式的右翼，还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邓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选举建立邓右路线的合法性。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支持者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行动力的欠缺，建设性、实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运影响力低下的体现，也是原因。
首先，我当然明白民运行动力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如中共的强大与打压、缺乏来自中国和欧美的资金、舆论支持。
即便如此，民运在现有条件下，仍可有所作为。但现实是，做的实事乏善可陈。
所谓做实事，就是做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具体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如组织动员工人罢工，为国内维权人士搭建求助平台并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与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与欧美主流媒体合作，以系统性揭露中国侵犯人权及制度性罪恶，建设教育与发动群众的民主启蒙平台。
当中国发生维权运动时，民运并没有有效的把维权者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没有去促成不同维权团体之间的联合、没有积极营救维权领袖；当中国政府出台蠢政恶政时，没有做出系统性批判和给出解决方案；当中国弱势群体无法发声时，没有利用自身和欧美相关资源去帮助他们发声和抗争。
当然海外民运并不是没有壹点没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点。中国没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极大的自由：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后再看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个建议：成立中国影子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在内的中国自由派，应该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权组织应包括政府、国会、法院、社会自然科学院（智库），其中政府包括总统、总理和各部委，与中共政府机构壹壹对应。每个影子部委都针对中国相关领域的事务進行研究、批判中共对应部门政策的错误。
具体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医疗、养老、住房、科技、财政、城建等领域的弊政与腐败；针锋相对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给中国人民壹个全新的选择。让国人清楚的知道体制的具体罪恶，唾弃旧政权而拥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压中共使其改善施政、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子政府也可以与中共政权直接对话、谈判，甚至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合作，尝试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让中国人民清楚的看到，壹个民主宪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这样运作的，会极大增强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未来政权的信心。
另壹个意义是，影子政府的运作，可以在未来中共政权垮台后，迅速有壹个替代的临时政府，以及壹套模拟的非常成熟的治国方案，以降低转型的阵痛、减少人民在政权更叠时遭受的损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经济建设、社会福利领域，影子政府的各项政策，可以与中共相关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对中国法院开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严格的法律程序模拟审理，做出判决；影子教育部则可以就中国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学的学术自由、“去行政化”出台细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场，是法治中国的雏形，是从左到右政治光谱下各派别和平竞争的舞台，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尝试，是媒体对政府强力监督的典范，是全新官民关系的示范，中国缺什么，这里就有什么，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难点，就是影子政府应对和解决的重点。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
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
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
可是中国民运却很多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
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正在向只反华不反共的方向过渡。
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
中国民运，必须去争取、打动、说服港台人民，让中港台团结起来抵抗中共暴政。
没有民主的中国，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也会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封闭的专制王朝。
中国民运，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力量，舆论影响仅限于民运圈内部，未能有效复盖中国国民及海外华人。
在中国国内，思想倾向于自由化的民众有数亿，其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百万计。但民运显然没有通过各种舆论途径，将民主宣传、社运动员、思想启蒙等传播给这些潜在受众。
有地不种，实在可惜。
中国民运当然有宣传阵地和途径，社交媒体上民运有很多声音。
但是这些宣传阵地，无论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受众复盖范围、针对性、细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远远不能满足民运宣传的需要，更不能达到推动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动民主革命，必须开辟舆论阵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以启蒙民众、传递民情和社运动态、促進自由派之间沟通联络与信息共享、提供知识分子争鸣与划策的平台、动员人民参与社运和革命。
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庞大而高效、权威而亲民的传媒系统，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因特网平台。
经费不足，物质匮乏，是中国民运队伍弱小、难以发起大规模、有实效的运动与行动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招募和吸引愿为民主运动工作的人才人力，还是将民主运动的理论筹划付诸实践，以及发动更多有力行动（尤其渗透入中国国内，发展民间抵抗力量、培植中国公民运动），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因此有两件事对民运至关重要，且必须并行，才能实现。
1.国内外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中外人民，应在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积极支持民运；欧美政府、国际组织（包括官方与民间）、企业、公益机构，也应大幅增加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资金援助、物质支持、人力协调。
2.民运应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资金监管机制、反腐败纠察机制，并邀请所在国司法机构、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及中外人民的监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资金的民运组织和成员，挂靠所在国司法（反腐）机构，与该国官员受同程度监督与惩戒，是民运资金监督最关键的壹个环节。
关于民运内部的监管与纠察机制，需要注意几点：
1.应建立壹套复盖全体民运成员和所有民运组织的监督体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监督。2.要实行合议--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权威。3.相关账目、监督详情全公开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运成员、中外人民和媒体了解和监督。
在外部监督的层面，接受所在国政府（司法机构）的监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这需要所在国（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机关愿意将中国民运在其国内的组织和成员，纳入其监督、问责、惩戒的范围内；将民运成员的腐败和经济犯罪等同为该国官员或党派、利益集团的同类犯罪，实施同等的监管与惩罚。
海外民运第壹个突出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情势的判断严重失准，缺乏对中国社会复杂与多元性的认知。
相对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认识较为深刻的国内自由派学者（如秦晖、孙立平、贺卫方），海外民运学者和领袖大多用偏激、孤立、简单化的视角看问题，批判难以切中要害，泛泛批评中共独裁，选择性的、壹厢情愿的唱衰中国，批判流于情绪化。
从1989年六四之后至今，海外民运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每当中国发生危机就认为人民会革命、共党要垮台。严重有损民运公信力。
这充分表现了民运的盲目乐观，把想象和愿景当成现实，缺乏对中国国民心理的认知，低估中共政权的控制力、没有观察全局的意识，阴谋论漫散于民运言论中。
众多海内外民运人士，热衷于传播未加证实的消息甚至谣言。
长此以往，民运公信力何在？
民运人士传谣，或者发布、转发壹些不切实际的耸动消息，究竟是判断力真这么差，还是根本不在乎信息真实性，只想着吸引眼球、为黑而黑？
例如某位先生曾经举例的两位经常转发谣言的鲍彤先生、高瑜女士，壹个是赵紫阳高参，壹个是名牌记者，为何对信息真假也无判断力？
民运分子互相指责对方是“特务”这壹点，我真是难以理解，也非常不赞同。从常识就可以判断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种相互攻讦，只会让民运整体形象不断受损，严重干扰革命大业。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斗成这样可以促進中国的民主化吗？
中国民运必须团结起来，求同存异。
既然投入民主运动，就不应该让私人恩怨影响正常民运事业。私人的事私下解决，为什么要绑架公共利益？
同样，政见不同，只要没人身攻击、突破普世底线，就不应该把政治分歧变成个人恩怨。君子和而不同，很难吗？
搞政治，公私要分明，更要分清义愤与私愤。
中国民主派，内讧、不团结、冷漠自私，是有“光荣传统”的。
建国前后，风头壹时无两的“第三势力”民盟，拉帮结派，内部斗得不亦乐乎，甚至反右时还想借共产党铲除异己；对被政治迫害的同僚非常疏远，甚至落井下石；相互嫉妒。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中国平民有同样的劣根性。
海外民运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与大陆公民未建立广泛连接、没有根基，让人口最多国家的民主运动变成几百人小圈子。
这固然与中共打压、国民愚昧麻木有关，但是民运人士在关注民生疾苦、联系、引领与发动公民方面显然做的远远不够。民运脱离了人民，如同被举离地面的安泰，必然被扼死。
民运并非没有机会在海内外尤其海外发展力量。海外的华人社区、留学生群体，在89之后几年是普遍支持民主政治的，可是民运却没有去结合群众、深耕基层，在留学生中更是无所作为，导致中国经济崛起后，迅速夺取了对华人影响的主导权。有能力做的，却没有尽力去做，民运当然有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较少有人有真正的博爱、宽容、悲悯之心。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言谈风貌，都能看出来他们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国内民众缺乏真挚的同情，只以局外人的旁观角度将人民的苦难当做攻击中共政权的谈资。没有与受难者共命运的使命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民运人士致命的缺陷。
有了对比，这壹点更鲜明。藏人的达赖喇嘛、捷克的哈维尔、俄国的索尔仁尼琴、韩国的金大中，这些流亡者从没忘记他们祖国的人民，以悲天悯人的胸怀，让世界看到他们民族的苦难。
虽然这些中国民运人士也在做，但是，后者所做如流水线工人那样例行公事，前者却是浸入了血泪和灵魂。
不过中国国内的民运、社运却有许多极值敬佩之人。
刘晓波、李旺阳、王全璋、高智晟、唐荆陵、吴淦、甄江华、胡佳，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国度，迎着暴虐的政权、承受着人民的冷漠与误解，孤独的斗争着，被囚禁、酷刑、死去。
海外民运，难道不应反思、振作、去尽己所能的抗争吗？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人士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
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民运，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麦凯恩式的右翼，还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邓右的支持者，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选举建立邓右路线的合法性。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邓右支持者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進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行动力的欠缺，建设性、实用性工作做的太少，是海外民运影响力低下的体现，也是原因。
首先，我当然明白民运行动力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如中共的强大与打压、缺乏来自中国和欧美的资金、舆论支持。
即便如此，民运在现有条件下，仍可有所作为。但现实是，做的实事乏善可陈。
所谓做实事，就是做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具体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行为。如组织动员工人罢工，为国内维权人士搭建求助平台并提供法律等援助，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弊端与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与欧美主流媒体合作，以系统性揭露中国侵犯人权及制度性罪恶，建设教育与发动群众的民主启蒙平台。
当中国发生维权运动时，民运并没有有效的把维权者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没有去促成不同维权团体之间的联合、没有积极营救维权领袖；当中国政府出台蠢政恶政时，没有做出系统性批判和给出解决方案；当中国弱势群体无法发声时，没有利用自身和欧美相关资源去帮助他们发声和抗争。
当然海外民运并不是没有壹点没有做，可是只是做了壹点。中国没有自由，海外有。但是有多少人珍惜了自由、利用了海外极大的自由：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外加福利和法治保障。然后再看这三十年的成就，令人心寒。
壹个建议：成立中国影子政府
包括民运人士在内的中国自由派，应该在海外建立影子政府。政权组织应包括政府、国会、法院、社会自然科学院（智库），其中政府包括总统、总理和各部委，与中共政府机构壹壹对应。每个影子部委都针对中国相关领域的事务進行研究、批判中共对应部门政策的错误。
具体的揭露中共在如教育、司法、医疗、养老、住房、科技、财政、城建等领域的弊政与腐败；针锋相对的提出替代政策、替代方案，给中国人民壹个全新的选择。让国人清楚的知道体制的具体罪恶，唾弃旧政权而拥抱民主。除此之外，也能直接施压中共使其改善施政、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子政府也可以与中共政权直接对话、谈判，甚至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合作，尝试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影子政府，可以让中国人民清楚的看到，壹个民主宪政、法治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是这样运作的，会极大增强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与未来政权的信心。
另壹个意义是，影子政府的运作，可以在未来中共政权垮台后，迅速有壹个替代的临时政府，以及壹套模拟的非常成熟的治国方案，以降低转型的阵痛、减少人民在政权更叠时遭受的损失。
尤其在司法、教育、医疗卫生、经济建设、社会福利领域，影子政府的各项政策，可以与中共相关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对中国法院开庭的重大案件，影子法院也可按严格的法律程序模拟审理，做出判决；影子教育部则可以就中国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形式、高考改革、大学的学术自由、“去行政化”出台细致的政策。
影子政府的效用，不止如此。它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场，是法治中国的雏形，是从左到右政治光谱下各派别和平竞争的舞台，是知识分子治国的尝试，是媒体对政府强力监督的典范，是全新官民关系的示范，中国缺什么，这里就有什么，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难点，就是影子政府应对和解决的重点。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
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
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
可是中国民运却很多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
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正在向只反华不反共的方向过渡。
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
中国民运，必须去争取、打动、说服港台人民，让中港台团结起来抵抗中共暴政。
没有民主的中国，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也会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封闭的专制王朝。
中国民运，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力量，舆论影响仅限于民运圈内部，未能有效复盖中国国民及海外华人。
在中国国内，思想倾向于自由化的民众有数亿，其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百万计。但民运显然没有通过各种舆论途径，将民主宣传、社运动员、思想启蒙等传播给这些潜在受众。
有地不种，实在可惜。
中国民运当然有宣传阵地和途径，社交媒体上民运有很多声音。
但是这些宣传阵地，无论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力、受众复盖范围、针对性、细密性、感召力都可以用“很差”形容，远远不能满足民运宣传的需要，更不能达到推动民主革命的要求。
推动民主革命，必须开辟舆论阵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以启蒙民众、传递民情和社运动态、促進自由派之间沟通联络与信息共享、提供知识分子争鸣与划策的平台、动员人民参与社运和革命。
这壹切，都需建立壹套庞大而高效、权威而亲民的传媒系统，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和因特网平台。
经费不足，物质匮乏，是中国民运队伍弱小、难以发起大规模、有实效的运动与行动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招募和吸引愿为民主运动工作的人才人力，还是将民主运动的理论筹划付诸实践，以及发动更多有力行动（尤其渗透入中国国内，发展民间抵抗力量、培植中国公民运动），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因此有两件事对民运至关重要，且必须并行，才能实现。
1.国内外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中外人民，应在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积极支持民运；欧美政府、国际组织（包括官方与民间）、企业、公益机构，也应大幅增加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资金援助、物质支持、人力协调。
2.民运应建立壹套完整的、分立制衡的资金监管机制、反腐败纠察机制，并邀请所在国司法机构、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及中外人民的监督。
其中，接收和使用资金的民运组织和成员，挂靠所在国司法（反腐）机构，与该国官员受同程度监督与惩戒，是民运资金监督最关键的壹个环节。
关于民运内部的监管与纠察机制，需要注意几点：
1.应建立壹套复盖全体民运成员和所有民运组织的监督体系，所有人都要接受监督。2.要实行合议--制衡的模式，避免徇私枉法，以保障公平和权威。3.相关账目、监督详情全公开透明、清晰完整，以供民运成员、中外人民和媒体了解和监督。
在外部监督的层面，接受所在国政府（司法机构）的监督，是重中之重。
首先这需要所在国（如美英法德瑞）司法机关愿意将中国民运在其国内的组织和成员，纳入其监督、问责、惩戒的范围内；将民运成员的腐败和经济犯罪等同为该国官员或党派、利益集团的同类犯罪，实施同等的监管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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