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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宪辉

邓右共产党的大跃進

1975年，邓小平在复出主持国务院，提出了以资源换设备构想，要求计委拿出壹个十年规划方案。他阐述构想说：不進口怎么行？要進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壹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壹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進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1] 按他的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了以资源换外汇，大规模引進西方国家先進设备的《1976至1985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壹草案出被称为“洋跃進”计划。邓小平的“洋跃進”计划与毛泽东的“大跃進”主导思想壹致，特点都是好大喜功，自以为可以随意决定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的“大跃進”要求钢铁产量当年翻番，邓小平的“洋跃進”要求石油、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于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洋跃進”计划没能成为正式纲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去职后继续执行了这壹计划，要求石油、煤炭行业产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杀鸡取卵方法开采。石油生产的常识要求通过控制生产压差达到稳产高产，自喷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随意放大油嘴，产量可以暂6102;提高，但会使油田迅速衰竭。[2] 江青抨击掠夺性开采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進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3]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职，重提十年规划。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進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57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雄心万丈，带头跃進，要求将刚刚制定的激進纲要推倒重来。二十年后，这壹幕再现，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将刚刚推出的65亿美元引進计划推倒重来，指示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胆子大壹点，步子大壹点，搞几百个项目”，要求将两年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各项指标大幅调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放出了新壹轮的“高产卫星”，声言在1985年以前，全国钢产量从3000多万吨翻番到6000吨，石油产量从1亿吨增至2.5亿吨，建成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二十年前，毛泽东要求各项产量指标迅速翻番，以搜刮农民粮食出口换外汇换取快速军事工业化。此时，邓小平再搞“大跃進”，如江青批判那样，卖资源买设备，要求 “壹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以滚滚石油换得滚滚外汇，“购买壹个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国家计委推出的八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总和。毛泽东的“大跃進”要求壹切求快，“只争朝夕”，背后是真正用意是与苏共争雄；邓小平“洋跃進”也是壹切求快，背后的用意也是与苏共叫板，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扶植红色高棉，“教训”越共。

1977年12月，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将草案交人大通过。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壹次会议通过了邓的纲要，“洋跃進”正式启动。与毛泽东在“大跃進”中对人大刚刚批准的指标又不满，要求不断加码壹样，邓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后立即对十年纲要不满，指示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负责人研究扩大引進规模，推动追加引進项目。在邓的压力之下，计委只好跃進，将引進设备总额从65亿美元增至了180亿美元。计委没想到，邓对跃進速度仍不满意。4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时表示不满说：“扩大進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壹些好壹些。政策上大胆壹点，抢时间進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壹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壹拖就壹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4]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团兵分几路，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团的赴日谈钢铁项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员们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文革十年间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达年均7%——10%的情况多少有耳闻，但出国后还是被国外的飞速進步震撼。他们了解到，西德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同样的生产能力用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壹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同样容量的电站在国内要数百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产钢230万吨的武钢用7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每小时起落飞机60架，北京首都机场每小时起落不到两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平均两户有壹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仅有2万种。代表团成员们感叹，中国宣称支援世界革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出国门才知道我们最落后。

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林乎加、段云等人的考察汇报。华强调谨慎说：国外引進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这不是优柔寡断。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進，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進不能不顾国内条件。邓对华的谨慎要求不以为然，鼓吹跃進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经济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总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壹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壹点，步子大壹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5] 二十年前，毛泽东即席吹“十五年赶上英国”，然后在几个月内改为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赶上英国。邓小平吹牛，将自己提出的65亿美元引進计划迅速改为了180亿，然后在三个月后又改为了500亿。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進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得军队支持，壹言九鼎，失去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像当年刘少奇转变立场，追随毛泽东鼓吹“大跃進”壹样，也跟随邓的调子鼓吹“思想再解放壹点，胆子再大壹点，方法再多壹点，步子再快壹点”。二十年前，没人敢对毛泽东的“大跃進”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高层附和毛泽东；此时荒唐重演，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進”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二十多年前，陈云在曾提出“反冒進”，警告要注意“综合平衡”，在反右运动后抛弃“反冒進”主张，向毛泽东提出了“土炉子炼钢”的建议，此时陈云同样套路，抛弃“洋跃進”之初警告的“引進资金要考虑国内配套资金问题”，转变立场，附和邓的洋跃高调。李先念如同当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系列“大跃進”荒唐指示壹样，在务虚会总结报告中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发出号召，提出“国民经济新的大跃進”，将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6]

在众高层附和之下，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壹改再改，在壹年间将引進规模从65亿美元“跃進”到了500亿美元，再到800亿美元，再现“大跃進”“放高产卫星”的壹幕。发动“大跃進”时，毛泽东要求“两本账”，说是钢产量壹年翻番，实际要求半年翻番。“洋跃進”中，邓小平同样作法，说是“十年引進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实际要求立即引進800亿美元的项目和设备。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他突击签约引進了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还表现出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毛只下命令，从不具体操办。而邓喜欢亲自操刀，亲自拍板签约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30万吨乙烯和宝钢等项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進大型钢铁项目，拍板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还拍板引進了石化、汽车项目，决定将这些重工项目都落户上海。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不堪重负，优势在于科研和技术，本应学习日本和“四小龙”，進行产业布局调整，扬长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轻工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然而邓小平不向专家请教，不走论证程序就作出上述决定，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业重型化轨道。

邓小平在几个月内花出去的78亿美元外汇规模超过了1950—1977年引進项目外汇花费的总和。他曾在十几年前操办中苏论战时带着200亿元的援助礼单赴越南寻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认为78亿美元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年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的全国财政而言，邓小平壹个人在几个月内的大手笔花销已让全国财政面临破产。更糟的是，这78亿美元只是支出总额的冰山壹角，开销的大头是陈云警告的为引入项目配套的国内资金支出，这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78亿美元。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毛泽东命令钢产量每年翻番，邓小平宣称的将在短期内不断发现、建成新油田，“壹个大庆变十个大庆”等等，二人同样思维，同样缺乏经济知识。陈云、李先念、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主管经济官员具有更多的常识知识，清楚石油和煤的产量、出口量和外汇收入是不可随便吹牛的，明白投资须有更大金额的配套资金的道理。但他们都是从延安整风、反右、“大跃進”、“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中生存过来的，深知与独裁领袖唱反调、犯颜直谏的政治风险。与当年“放高产卫星”时壹样，高层们谁也不说破“皇帝新衣”，只管趋利避害，只管附和邓小平。

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1979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壹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壹些钢铁厂和壹些大项目。引進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壹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7] 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壹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着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应对严重的财政、外汇和物资供应危机。受命后，陈云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精明陈云很清楚若在壹年前，甚至半年前的务虚会上严正提出比例失调的问题，明确反对跃進计划是有可能避免危机的，但那样会触怒邓小平，此时他可以说这番话了，但这番话已可有可无。邓小平知道自己闯了祸，在当月的“务虚会”上表示同意進行调整。有了邓同意调整的表态，中共中央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壹致意见，承认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决定修改1979年的经济计划，進行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大跃進”后，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无法收场，只好默认刘少奇出面收拾烂摊子，以“调整”之名停止“大跃進”胡闹。刘少奇出面领导救灾，不敢批评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壹半责任，要求杀壹批饿死人大省的大员，大骂《人民日报》负责人不讲真话。此时上述情节再现，邓小平造成灾难后无法收场，只好默认调整，让陈云出面收拾烂摊子。陈以“调整”为名停止“洋跃進”胡闹，不敢指出邓小平的责任，也不承认自己的壹半责任，狠批冶金部主管。众高层其实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宝钢是邓小平亲自谈的项目，大家都曾举手同意，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骂冶金部长是最好的台阶。毛泽东当年拒绝认错，又被迫默认纠错。邓小平完全壹样，回避自己的责任，以表态支持陈云進行调整为自己打圆场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8]

4月，中共再次召开了讨论应对危机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年大饥荒中，中共提出了“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和大家都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大跃進”，進行“关停并转”的调整，将胡乱上马的项目大批下马。“洋跃進”危机中，这壹幕重演，新壹届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邓小平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了“洋跃進”。中共两次八字方针中，除了“调整”二字有意义外，其它全是文字游戏，而“调整”说法的妙处在于回避认错，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采取纠错行动。其实，新壹届中共领导层不必搞什么“新八字方针”，旧“八字方针”可以照用。两次“八字方针”的具体办法壹样，都是让壹大批胡乱上马的项目下马，将城市人口大批赶到农村以解决城市失业和物资供应危机等等。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承认两年来“急于求成”，要求“進行坚决调整”，宣布将《十年纲要》提出的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的吹牛指标降为4000万吨，关停并转壹批企业，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 1000个以下；宣布严格控制引進规模，引進大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两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上述应对经济危机的系列会议继承了大饥荒后以“急于求成”、“交学费”等说法推脱责任的传统。高层中没有人提出追究责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举了手，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的《关于改進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将壹大批已经开工的建设项目停、缓、并、转、缩。中共制定高指标、乱上重工业项目可以重复，但想以壹纸命令再强迫城市人口去农村不可重复了。不仅中共不能再动员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还在全国知青请愿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1000多万知识青年返城。在“洋跃進”带来的经济危机中，中越边境战争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致1979年的财政赤字突破了200亿元，赤字率比1958至1962年大跃進期间还高出壹半，此外还有22个大型项目合同造成的巨额外汇收支逆差。这时的经济危机如陈云所言，比大饥荒时还严重。当局应付经济危机没有别的办法，壹是滥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二是再次采取“关停并转”等紧缩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4000万知识青年失业、民怨沸腾，城市犯罪激增，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监狱爆满，以及随之而来的“严打”运动灾难。

大饥荒后，中共不得不在农村采取“三自壹包”政策，给农民壹些经营自由，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洋跃進”造成经济危机后，中共同样办法，放松对农民的管制，允许“包产到户”。不过，为维护毛泽东形象，中共不再用“三自壹包”、“包产到户”之名，将“包产到户”政策改称为“联产承包”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允许集市贸易，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上述对农民“松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极大帮助了政府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结果，邓小平应对“洋跃進”灾难的被动之举歪打正着，成了让农民致富的政绩。

“洋跃進”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与“大跃進”灾难相当。两次灾难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滥用，政府高层拍板的投资决策十有八九是胡来。“洋跃進”引進的壹大批项目同壹般的官办项目壹样，多是不经专家论证而由高层拍板，破坏产业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项目，多因配套设施，能源等限制和经济调整等原因长期闲置，造成惊人的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有壹套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闲置，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

“洋跃進”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以到二十壹世纪。因为“洋跃進”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壹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進程。在二十壹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壹次的大跃進或“洋跃進”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1980年，在将华国锋逐出领导层时，邓小平列举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壹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洋跃進”的责任推到了华国锋的头上。对邓此举，胡耀邦直言，当时大家壹起犯下的“头脑发热”的错误，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头上并不公平。胡的说法很客气。其实是邓小平头脑发热，逼迫众高层跟随，以陈云为首的壹大批官员明知邓的大跃進荒唐而不敢说实话，壹致举手支持荒唐决策，众人合力织造了“洋跃進”这壹皇帝新衣。

宝钢灾难

​了解“洋跃進”来龙去脉的最好案例是宝钢。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搬出他1975年提出的以石油换设备的《十年规划纲要》，声称要“建十个鞍钢、十个大庆”。9月，率团访日归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从日本引進钢铁工业技术设备。本来，邓小平即使同意也应当让冶金部门的专家去操办。但他认为自己内行，在11月亲自向来访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提出向新日铁购买大型钢铁企业。这6102;日本正在進行产业结构调整，削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比重，正希望出售钢铁工业技术设备。稻山立即表示同意出售。于是，邓小平不经论证，不咨询专家意见地决定了引進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并且决定了将此项目落户上海宝山。1978年2月，中日政府根据邓小平会见稻山的谈话签订了“资源换设备、技术”《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其中规定，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执行此协议，宝钢壹期85亿美元的总投资除了很少的建筑工人工资部分以外基本上都付给了日本新日铁公司。年底，宝钢建设项目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下正式开工。这时，壹大堆问题暴露出来。首先，华东落后的公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根本不能支持宝钢这样的对基础设施要求极高的巨型项目；其次，上海地质条件不适合重工业项目，光打地基就要花费巨额的冤枉钱；其三，宝钢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上马后立即对全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宝钢只是邓小平同时引進的22个大型项目中的壹个。宝钢等项目开工后，全国财政、外汇收支、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全面危机。

1979年春，中共中央被迫召开壹连串会议，讨论应对高达200 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外汇收支逆差。会议决定，進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时，主管经济的官员和众高层全都清楚，危机的根源是宝钢等巨型项目，最有效的调整举措是让巨型项目中最大的宝钢工程下马。因为，国家显然无法同时执行22个大型项目合同，违约赔偿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预算投资总额高达200多亿元的宝钢下马是“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最有效的举措。况且，宝钢刚刚开工，立即下马是损失最小的调整举措。但是，众高层谁也不说宝钢下马这句话。因为大家知道，宝钢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工程，关乎邓小平的颜面，说让宝钢下马的话会冒犯邓小平。大家都等着邓自己说这句话。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壹样，从不认错，他向毛泽东写检讨也并非真正认错，而是要求复职的策略。他声言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按说，不提宝钢，提22个大项目中的其它几个下马也应当有人出声了。但众高层清楚，不仅宝钢是邓小平的面子工程，22个大型项目都是邓拍板决定上马的。于是，众人谁也不提那造成严重经济危机的22个大型引進项目。二十年前在庐山开会时，十五省饥荒，很多省饿死人，中共高层中除彭德怀私下写信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任由灾难扩大。这壹幕在1979年重演。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邓小平，任由灾难扩大。会议决定，让上千合理上马，投资额不大，更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型项目、轻工和民生项目下马，以保邓小平的22个面子项目。与毛泽东发动大跃進，造成大饥荒后的应对壹样，中共再次以丑恶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实施所谓“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在6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承认宝钢决策荒唐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壹个完整的钢厂。”[9] 李先念此言透露出宝钢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先决定了再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月，中共中央派陈云到上海去处理宝钢问题。与“大跃進”中刘少奇壹味迎合毛泽东，不敢明确批评壹样，陈云在壹番调研后顺着邓小平的意思表态说 “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这样的调研结论是邓小平愿意听的。7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发表谈话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壹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随后他主持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调动全国各条战线支持宝钢”，实际是将宝钢灾难摊到全国各行各业加以掩盖。在9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宣称：“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然而国人不知道，邓小平对决策的灾难性比谁都清楚，他在与稻山的谈话中间接承认失误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壹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10] 老百姓不知道，邓小平声言“保证干好（宝钢）”的代价是全国无数合理的小项目停工下马，政府调全国的资源和外汇收入来保这个巨无霸的面子工程。古代帝王通常都具有认错品质，会在灾难后罪已，对不是朝廷造成，但给给臣民巨大痛苦的天灾也会痛责自己。革命党与封建帝王的壹个主要区别是，革命家们不会认错，没有罪已意识，漠视灾难带给百姓的痛苦。在二十年前的大饥荒中，邓小平了解家乡省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情况，但多次催逼西南大员李井泉从四川向京城调粮食，在饥荒后积极为李井泉开脱。此时，他深知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但以壹句“我们不后悔”坚称决策正确，没有自责。这种漠视人民痛苦，坚决拒绝自责的品质不是毛泽东、邓小平专有，而是全体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众高层在二十年前附和毛泽东造成饥荒，此时照样附和邓小平，联手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高层们怕冒犯邓小平不敢批评宝钢，但专家们从专业角度间接提出了批评说：“宝钢不应建在这个地方。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是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的，从当前中国实际经济情况看，也是不急需的，应当停建，转移到其它地方。”[11] 连日本的经济专家都对宝钢项目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决定兴建这么大的工程本身就不壹定合适，按日本壹般做法，宝山工程的地点选择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初，宝钢基础桩由于地质原因出现位移。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批评“洋跃進”是“新冒進”，“造成了近2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质问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出现桩基位移的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進口矿石有没有保证等等。甚至有代表发言说：“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12] 人大代表们敢于如此激烈批评是因为他们以为宝钢的决策人是上海市委负责经办宝钢事宜的陈锦华。陈后来叫屈说：“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13] 虽然人大只是清谈机构，并不能形成对高层权力的制约，但人大代表们的质疑多少对高层形成压力。此外，宝钢项目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设无法继续。11月，中共中央决定，宝钢工程“壹期停缓，二期不谈，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厂退货”。众高层们都清楚，由于宝钢等项目没有在1979年初刚刚动工时下马，现在这些大项目带来的灾难规模已经大到难以收拾。但是，党内不可能出现人大会议那样的质问。高层们都是多年来在举手拥护领袖决策中生存过来的，只要不危及官位，没有人会宝钢二期合同规定的巨额赔偿和已進口设备的闲置真正着急。因为壹，这些是邓小平的项目；第二，大家都相信国家有的是石油、煤炭，多出口就是了。人大会议也不可能有对荒唐决策，造成巨额赔偿、设备闲置、无数合理的小项目下马等等的问责，因为第壹，代表们对“洋跃進”造成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第二，人大代表们也是官员，也遵循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

在宝钢项目必须缓建，部分停建，部分退货的情况下，高层们都知道需要有个让邓小平下台的台阶。这时大家都想到了专家，最好是借专家之口找个台阶。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家论证宝钢壹期工程是否继续。独裁体制下，工程开建后才论证是必然现象，建国以来的重大工程都是不经专家论证，由领袖荒唐决策的。建国之初，毛泽东壹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三门峡建坝工程就决定了。毛泽东时代大型工程基本都是先开工，后论证，或只管开工完全不论证。这荒唐壹幕在邓小平时代重演。1981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召集十七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及壹大批专家、教授共200多人举行了宝钢壹期工程论证会。论证会摆出了三种意见：壹、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它钢厂；二、按原進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103亿元的工程救活。高层们和专家们都清楚，论证会议提出的三种意见都意味灾难。这时专家们也清楚了宝钢与邓小平的关系，不再质问。于是，论证会沦为清谈馆，所谈意见只是将灾难情况上报中共中央。由于邓小平已经宣布宝钢决策正确，声言“不后悔”，中共中央于1981年2月决定宝钢壹期继续建。

1984年2月，邓小平再次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花费128亿元人民币的宝钢壹期工程建成投产。国人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的石油，煤炭工业都在服务壹个目标——出口资源换宝钢。七、八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百亿美元的石油、煤炭，只换回了壹个宝钢，买回来的是日本淘汰的冶炼设备和技术，连同基础建设用工程机械都壹起买了回来。按宝钢的合同，配套港口和道路的建设也由日商承包，以石油支付。为建宝钢，政府不得不在1979年后每年超发货币，总共超发了数百亿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几年间，宝钢带给国家的巨大损失被摊派到了全国各行各业去“消化”，全国人民都被迫为宝钢，为了邓小平的荒唐决策节衣缩食，为邓小平的面子工程买单。十几年间，宝钢项目耗尽了全国的外汇储备和石油、煤炭出口的收入，使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劣化，扩大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全国百姓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不知道自己是宝钢灾难的受害者。

壹期工程建成后，宝钢的问题继续浮现。日本的技术设备只能冶炼巴西的富铁矿石，宝钢不能冶炼中国丰富蕴藏和产量巨大的贫铁矿石。换句话说，宝钢长期需要巨额外汇供养，進口巴西或澳大利亚的富铁矿石炼钢，宝钢是当时国家宝贵外汇的无底洞。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外汇奇缺。国人不知道，当时出现的外汇券是深圳为了保护自己出口所赚外汇不被宝钢吞噬而发行的。另外，从巴西或澳大利亚来的大吨位运输船无法驶入长江口。为让宝钢投产，远隔重洋运来的富铁矿石还要卸在宁波北仑港，再装上小轮船运到宝钢。壹个荒唐决策带来了永远地折腾与浪费。

壹期工程建成二十多年后，宝钢领导人继续以“宝钢挣回了当年的投资，又赚了壹个宝钢”的说法欺骗着国人。他们没有算上宝钢项目造成经济危机带给全国的损失，没有算上大批中小在建项目为了宝钢而下马的损失，没有算上中央以行政命令向全国各行各业的摊派，没有算上无数企业因宝钢占用外汇而被迫停止的技术改造的损失，没有算上宝钢占用外汇带给科研和教育项目的损失。此外，宝钢等重型项目的落户使上海永久地为“洋跃進”吞咽环境问题等苦果，其灾难无法计算。

邓小平吹嘘“壹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而事实是，他的洋跃進没有实现十个大庆，倒将连仅有的壹个大庆掠夺到衰竭。江青对资源换现代化计划的批评说对了。在二十壹世纪，中国贫油，离开進口石油壹个月就全面崩溃。造成这壹困境的壹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洋跃進”计划，邓小平下令掠夺性开采，造成大港、大庆等油田迅速衰竭。这时，由于油价、矿石价的上涨，炼钢产能过剩，宝钢的设备根本不如所占地皮值钱。这时的中国政府是多想出现壹个邓小平式的买家，以石油、煤炭资源来换项目，把宝钢等二十多个项目壹揽子买走，把配套建设之权也壹起买走。当年，日本等国遇到了邓小平，成功将淘汰产能脱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还收取了巨额违约赔偿。如今中国政府可找不到这样的买家了。因为，私人资本不会买，亲自决定买大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找不到了。

财政包干

​“洋跃進”中，政府的财政亏空比大饥荒后更加严重，中央政府无法应付各地方政府的拨款要求，中央对地方统收统支，全部包揽的财政体制难以为继。1980年，赵紫阳临危受命接任总理，推出了财政包干办法，即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承诺节余归地方以调动地方帮助中央应付财政危机的积极性。财政包干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包干基数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收入在用于财政支出后的余额上缴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予以补助；地方上缴比例、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和定额补助数核定后，五年不变，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涉及全国性的财政收支管理权集中在中央。

财政包干办法后来被宣传成了改革开放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中共制造灾难的产物。毛泽东心目中只有“大壹统”的秦制，拒绝地方分权自治。对应秦制，中共实行中央对地方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地方的收入全归中央，地方用钱全由中央下拨。毛泽东发动“大跃進”，胡乱上马了壹大堆军工项目，造成大饥荒的同6102;，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使中央包揽地方开支的体制难以为继。1960年代初，刘少奇为应付经济危机曾经实施地方财政包干。洋跃進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赵紫阳拾起刘少奇的财政包干办法正式推行，让地方各显神通，帮助中央财政渡难关。因此，中共财政包干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革命带来灾难的写照。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地方分权的進步潮流已经发端。192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当时各界的共识是，大壹统的秦制不适合中国各地差别巨大的现实，地方自治，粤人治粤，湘人治湘，晋人治晋是最佳的选择。中国的这壹正确选择被外国输入的革命所扼杀。大饥荒中和改革开放中的财政包干办法与地方自治不是壹回事，因为新中国的地方官员不是地方选出，而是中央任命。因此，它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央与地方间权限与利益的分配难题，不可能制定出各地壹致认可的公平方案，中央和地方就包干基数的讨价还价无法公开透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无法稳定，难以达成双方均认为合理的办法。

财政包干制将税收增长大部分留给地方政府，在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扩张政府规模为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动。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包干成了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挪用资金，透支财政收入，乱收费、乱摊派，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动因。然而，尽管有上述缺陷，财政包干相比中央统收统支制还是有進步意义。它使地方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挂勾，更能调动地方积极性，从经济上打破了中央垄断壹切的模式，使地方有了壹种抵制中央暴政的武器，使经济改革走上难以逆转的轨道。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大炼钢铁”那样的暴政可能就不易推行全国了。

严打运动

​建国后，中共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共无计解决失业问题，只好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识青年赶去农村，禁止农民進城谋生。随着毛泽东6102;代结束，人民公社的解体，千万农民進城谋生和千万知青回城，中共多年来以驱赶、流放解决失业问题的欠账到了偿还的时候。

在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迫切需要发展民生工业，提供就业机会之时，邓小平发动“洋跃進”，将国民经济拖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应对危机，中共推出了“新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这时，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是下马造成危机的保宝钢等大项目。但邓小平拒绝认错，中共高层全体迎合邓小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付出代价来保他的宝钢等巨型项目，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在建轻工项目下马，为邓小平的二十几个巨型项目让路。千百万中小企业下马立即造成百业萧条，使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邓小平的巨型项目用钱虽然耗资、用汇巨大却不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结果，全国城市失业人口数千万，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犯罪率飙升，治安恶化。

198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主持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居然推翻刚开始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推出了要求加大力度打击犯罪活动的《京、津、沪、穗、汉治安座谈会纪要》。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该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纪要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死刑复核权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法院。除了下放死刑核准权，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扩展。1981年和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前者加重了处罚，后者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修改为死刑。然而，数千万青年没有出路，没有工作，重刑、死刑没有解决治安恶化的问题。治安形式持续恶化，先后发生了东北王氏兄弟抢枪、抢劫、杀人出逃，流窜数省死打伤数十人的“二王大案”、“卓长仁等劫机案”、“呼伦贝尔团伙抢、奸、杀二十多人系列案件”（616案件）、“唐山菜刀队杀人”案等震动全国的大案。

1983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发出了严厉打击刑事案件，从重从快惩处的指示，强调“稳稳当当地解决不了问题，严就能治住，在三年内组织壹次、二次、三次战役，壹个大城市，壹网打尽，壹次就打他壹大批”。[14] 随后，中共出台了壹系列“严打”文件和所谓人大法规，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由此发动了“严打运动”。

中共中央31号文件推出了流氓罪名，要求“对流氓团伙分子要壹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1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中共的系列文件法规强调“严打”、“速判”、“快杀”，下放死刑核准权，实际要求像“镇反运动”、“壹打三反”运动中那样滥杀。延续毛泽东的惯用作法，中共内部下达了5%的“严打”指标，要求按此例判重刑、死刑。

为完成镇压指标，基层公安机关将许多服刑中犯人拉出来重新重判，将原判五六年的犯人重新重判十年以上，将原判十多年者重新改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充数。执行邓小平的“从重、从快、严打”指示，基层从抓人到杀人几就办完。如同“反革命”罪是随意整肃、杀人的“口袋罪”壹样，严打运动中的“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也是同样的“口袋罪”。“严打”运动中，当局将穿着暴露，拍裸照，私人集会，随地大小便，在厕所写脏话，抢个电影票，男女朋友壹起跳舞，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者随意逮住，将拥有淫秽书画录像，青年男女婚外性行为，偷窥、举办家庭舞者以流氓罪、“非法聚众”，“流氓活动”，“流氓团伙”等罪名判处重刑，指挥城市居委会举报嫌疑者，将居委会办成了镇压工具，使居委会有了“小脚侦缉队”之名。当时，青年中开始出现穿花衬衫、喇叭裤，留着长头发、大鬓角，戴着墨镜等时尚。这对长期以来国人留短发，穿灰色中山装或绿军装的传统产生了冲击。严打运动中，无数新潮青年经“侦缉队”举报，被以流氓罪逮捕，判刑。以下几案反映出“严打运动”冤狱之泛滥：西安市女青年马燕秦喜欢跳舞，有三百多男舞伴，与其中部分人有性关系。数百舞友被以流氓集团罪名逮捕，马等三人被枪决，数十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王姓女大学生因与十多名男子有性关系，被以流氓罪处决。刑前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壹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在二十年后将不算什么；四川泸州壹王姓青年与同伴打赌，在街上强吻了过路少女，被以流氓罪枪毙；北京的十多名小贩在火车站哄抢了农民的西瓜，被“顶格”判处了死刑、重刑。其中壹位小贩只抢了壹个西瓜的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河南壹对青年恋爱同居，女方家长反对，报案称强奸，男青年被以流氓罪判处了死刑；壹偷自行车贼被便衣警察抓住，以螺丝刀划破便衣警察胳膊，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安徽蚌埠李姓青年嫖妓后不给钱，被控强奸，壹审被五年有期徒刑，在“严打运动”被改判十五年徒刑，青年不服上诉，在第二波“严打”中被处决；以周大维为首的几个学生加入了壹农户的赌局，输钱付不起逃跑，被抓时以水果刀刺穿农民手掌，在“严打”被判了死刑。[15]

“严打”运动沿袭镇反运动传统，实施大逮捕行动，然后将犯人手插木牌押到会场，宣判后游街，很多犯人被绳勒脖子以防喊冤，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运动中，各大城市当局不断组织大逮捕，在体育场馆连续举行万人、十万人公审大会，壹次枪毙几十人属于平常，其恐怖场面是镇反运动、壹打三反运动的再现。遵循中共高层“可杀可不杀的杀”的指示，各地当局将婚外同居、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者也屠杀凑数。运动中，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杀人场。这样的恐怖局面历朝历代没有，只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才有。如同在“壹打三反运动”中以思想、言论定罪，屠杀反抗暴政者壹样，“严打”运动不只针对刑事犯罪，同时以思想、言论定罪大规模逮捕，判重刑或杀害反抗暴政者。运动在全国持续了三年半，按照中共中央“严打”、“从重”、“从快”、“顶格”等指示判处的两百多万起案件绝大多数是冤案。严打运动后来与“清污”运动会合，各地在严打中纷纷举办了“清污”和“严打”的案例展览。如今回首，那些展览完全可称是国家罪恶展。

1984年，全国治安在屠杀恐怖中好转，刑事案件大幅下降。当局只宣传民众因治安好转而支持“严打”运动的壹面之词，而封杀对滥杀的谴责声音。如果在民国时代，独立媒体定会指出：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判刑轻，死刑少，而在于青年们没有就业机会和出路。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传人，他的“洋跃進”是毛泽东“大跃進”的传承，他的“严打”运动是毛泽东镇反运动的传承。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时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发动“严打”运动同样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1980年代内部讲话围绕从重、从严，传承著毛泽东嗜杀的特点。与毛泽东壹样，邓小平也信奉杀人立威。 “严打”运动期间，他下令将数十万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建立了武警部队，以加大“严打”力度。

“严打”运动显示出全国人大的的傀儡性质。运动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弃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推出壹系列鼓励“从重从快”，快杀、多杀的所谓法规，成了镇压工具。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冤杀。中共历次镇压运动害死人数绝对不止官方披露的数字，“严打”运动中被杀人数和冤杀人数也不止官方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当局永远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真相。邓小平发动“洋跃進”运动，让无数中小企业下马，又发动“严打运动”，要以多杀来解决失业和治安问题，无疑应对“严打”运动的无数冤案负责。

实行死刑的国家的治安并不比废除死刑的国家好，滥杀的“严打”运动只能收效于壹时。在经济情况好转之前，严打运动壹结束治安状况立即恶化。在第壹次“严打”结束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说明靠滥杀来维持治安不是办法。政府滥杀无辜必然埋下了仇恨。基层人员知道作恶报应的道理。“严打”过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其用意是帮助严打的打手们逃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报复。“严打”结束后不久的六四运动中，袭击警察、军队的所谓暴徒中不少人是对政府的严打暴行冤冤相报。

1997年，新壹届中共领导人继承传统，发动了第二次“严打”。2001年，中共再发动了第三次“严打”。“严打”运动的受害者比右派还惨。右派在二十多年后获“摘帽”，而“严打”运动中的冤案三十年后也未获平反，更谈不上赔偿了。那位“严打”运动因婚外性行为而被杀害的女大学生说对了，她的所谓流氓罪在二十年后是平常的私生活。2006年底，中共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壹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邓小平主持推出的死刑核准权下放，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变相承认了几次“严打”滥杀非法。

边境战争

1964年，毛泽东挑起了越战。战争持续几年后，越共感到武力战胜美国无望，与美国展开了停战谈判。毛泽东不准越共和谈，要求继续战争，中共报刊大量刊文，指责越共和谈是“跟随苏联修正主义向美国妥协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毛泽东的战争游戏场，拒绝毛的指示，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四方谈判。毛泽东不愿见到越美双方走向和谈，以断绝援助施压迫越共继续战争。中苏珍宝岛战斗后，毛泽东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改变长期的反美立场，联美制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共对中共要求越南对美无限期开战自己却联美谈建交强烈不满，认为中共是在出卖越南。1972年3月，越共人民军对美军发动的“复活节攻势”，结果在美军轰炸之下遭受了十万军队的损失。越共感到，相比继续战争的巨大损失，从中共获得的援助物资不再那么重要，决定不理会中共的阻挠，和谈结束战争。1973年1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方巴黎和平协约），结束了越战。

以越共上级自居的毛泽东对越共自主决定结束战争忍无可忍，决定从两方面“教训”越共：壹是打壹场西沙海战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击越共。1974年1月，中共中央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总负责，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为成员的“西沙对越作战六人领导小组”，于19日发动了西沙海战，击沈了南越“怒涛”号军舰，从南越占领下夺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越无法同时应付越共和中共，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介入西沙群岛争端。中国运用否决权否决了南越的提案。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拒绝了南越寻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海战期间，中共在国内展开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宣传高潮，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实，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民族主义立场和领土主权观念，曾支持苏俄分离蒙古，支持苏联吞并中东铁路区域，在中苏战争中宣言“武装保卫苏联”。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中印、中缅、中巴、中朝、中越边境都曾秘密赠送领土。所以说，毛泽东发动西沙海战与领土主权无关，其动机壹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战中秘密赠送越共的小岛；二是在越战结束后制造另壹战争，以满足自己的战争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红色高棉方面毛泽东早就着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选派越共和柬共人员到中国受训。随后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劳动党（柬共）。1965年，毛泽东任命在华受训中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袖，开始向柬共提供军火金钱援助。在毛泽东的扶植下，柬共于1968年 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越共结束越战后，毛泽东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为牵制、打击越共的工具。美军撤出后，印度支那各国的民主政府无力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越共对南越政权发动了春禄战役和胡志明战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贡，推翻了南越政权，武力统壹了越南，柬共军队攻占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边十几天后，即侵入越南的富国岛( Phú Quốc )与寿初岛(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屠杀越南民众。越南方面知道红色高棉受中共操纵，决定联苏制中，与苏共发表了《越苏宣言》，同时大规模驱逐华侨。

毛泽东去世后，新壹届中共领导层继续奉行扶植柬共对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尔布特应中共邀请率红色高棉党政代表团访华。中共为波尔布特安排了与金日成壹样的最高规格接待。《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报导称：“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1] 随后，中共中央安排波尔布特到山西参观了大寨公社，然后派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访了柬埔寨。

1978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访柬埔寨。邓在柬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2] 波尔布特回应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在邓颖超访柬当月，邓小平在出访新、马、泰三国时发表了壹系列谈话抨击苏联和越南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与李光耀会谈中，邓小平威胁越共说：“越南可能大举進攻柬埔寨。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壹步走多远。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在新壹届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1977年至1978年间再数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县屠杀越南平民，其中将百春（BA CHUC）镇的三千多居民几乎杀光。

对于中共的威胁，越共决定联苏对抗中共。1978年中，越共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支持前红色高棉师长韩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1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五条规定，“壹旦双方中之壹方成为進攻或進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進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针对中国的用意明显。通过该条约，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后，越共在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下，于12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残暴统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红色高棉政权的柬埔寨百姓道欢迎越军来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或以竹、纸等材料制成五角星悬挂于家门口，以示欢迎越军前来解救他们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军势如破竹，中共百亿金钱武器扶持建立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波尔布特和中共驻柬大使孙刚率红色高棉残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泽东传授坚持游击战争，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丛林中大量埋设地雷，以屠杀平民的方式“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驻红色高棉的使馆人员后来披露，他们与红色高棉壹起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四十七天”，[3] 间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馆在幕后操纵红色高棉的事实。

越共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让中共忍无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战争以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寻求美国支持他对越开战。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说，“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壹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壹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随后，他在东京向田中角荣透露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对于邓小平连续的威胁言论，越共回应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的方式非正式地对越共宣战。2月17日清晨，当黎笋、范文同等人在金边等候签订越柬友好合作条约之时，中共九个兵团（另有十多个兵团后备）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分两路侵入越南：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壹路从云南入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另壹路从广西入越。中国发动战争后，国际社会壹致谴责中国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舆论控制和欺骗宣传手段，将国际社会谴责的消息对国人封锁，对国人宣传越南要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是为保卫领土主权而進行“自卫反击战”。

这时，越军的十八万主力在柬埔寨，五万在老挝，只有六个步兵团在中越边境线防守。中共军虽以数十万大军突然進攻，但由于指挥员年迈，对现代战争无知，结果被久经沙场的越南地方部队重创。中共军发现，越军使用中国援助的武器，用中国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体对中国军队作战。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超乎邓小平的预料，中共军队沿用落后的人海战术，依仗人数优势冲击越南阵地，付出惨重代价，原来预计壹周内攻下的谅山等五个越南省会城市直到开战三周后才攻下。

谅山到河内为平川，无险可守。从军事上讲，攻占谅山没有理由止步，而应壹鼓作气攻占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历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国，都在中国军队攻陷谅山后宣布臣服。但这壹次情况完全不同。越共与苏共签定了军事同盟意义的互助协定，不惧中共的军事压力，要求苏联履行协定义务。苏联不容中国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作出了强烈反映，在中苏边境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2月19日，苏联的军事顾问团飞抵河内，苏联《真理报》猛烈抨击中国侵略说：“中国把战火和死亡猛烈地倾泻到越南城乡，找了壹条不伦不类的借口，难道越南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尔布特可恶政权，有什么不对吗？北京有什么权利惩罚这个、宽容那个？”紧接着，苏联军舰進入了中国南海示威，苏TU-95侦察机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和监察中国海军的行动，同时向越南提供从卫星收集的中方军事情报。

邓小平见到美国向中共提供的苏军调动的卫星图片后感到后果严重。尽管中共向苏共申明对越作战只是边界反击战，绝无占领越南之意，苏共还是以不惜壹战的态度警告中共不许再向越南纵深推進。此时的邓小平与向下令印度進攻，向珍宝岛進攻，想教训苏联的毛泽东壹样，被苏军导弹所教训。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苏军厉害，下令只出动步兵而不出动空军，以向苏联表示无意图河内，并准备打壹打就跑。恐惧之中，邓小平赶紧通过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传达示弱信息说中国只進行壹场惩罚战争而已，暗示将见好就收。苏共在军事上教训中共轻而易举，但知道美国不允许他对中国动武，于是决定成全邓小平的儿戏战争，由外长葛罗米科向邓传话：在越南不要走得太远，命在越苏军顾问保持克制，决定也不动用空军介入中越之战。

中共入侵后，越共相信，有越苏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料中共不敢進军河内，只以边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抵抗中共军，以精锐部队布防守于谅山至河内壹线不参战，同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声称将越南人民军兵力从65万至扩充100多万。越共的动员令并非真正扩军，只佯作决定姿态。因为苏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军打壹打自己就会跑。这时的中共军着实不是善战越军的对手，仅仅越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已经让中共军伤亡巨大。3月5日，在攻占谅山的两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军。根据苏共的交底，越军放弃反攻追杀，“教训”战争儿戏般地结束。

撤军过程中，中共军根据邓小平“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壹草壹木”的指示，从作战部队变成了爆破工兵，对所到之处的建筑物，基础设施，桥梁，实施了毁灭性破坏，放水淹没媒矿，特别将中国援建的矿业加工厂、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陶瓷器厂、小型炼钢厂、行政办公楼，包括学校、医院和民宅建筑等等彻底摧毁。越战中，美国与中共开战禁止美空军机对中越边境地区轰炸。得免于越战战火的中越边境地区此次被中共夷为了平地，破坏之惨烈远远超过了美军对南越的多年狂轰。黎笋视察时被中共破坏的惨烈程度震惊得说不出话。中共撤军后，中越双方均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交换了战俘。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传统，双方都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共从来视军队和民工的伤亡数字为机密，将在朝鲜战争中巨大的伤亡数字长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计，中国军队伤亡为十多万人。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下令将民主墙运动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当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为向外国人提供了关于中越战争的军事情报。这让国人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宣战决定权问题。世纪之初，清廷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承认宣战、媾和须经国会批准或追认。中华民国历次宪草、宪法，包括《共同纲领》和中共的宪法均规定宣战由参议院、国会、全国人大决定。但是，中共发动战争、加入战争从未经过代行最高权力的政协或人大批准，在毛泽东时代由毛个人随意决定，在毛去世后，又由邓小平个人随意决定。

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学生和亲信，二人发动的“教训”战争极为相似：1962年，毛泽东发动“教训”印度的战争，结果被苏联教训，赔了士兵生命、国家金钱之外，还奉送了西藏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泽东发动“教训”苏共的珍宝岛战斗，结果被苏联教训，恐惧得连召开九大都高度保密，开完会立即南下避险；邓小平发动“教训”越共的战争，也被苏共教训。二人都是在国家灾难中，在老百姓极为困苦，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发动战争，同样是在军事胜利之时突然下令撤军，同样是放弃战果后再奉送领土，同样枉赔士兵性命与国家巨额金钱。二人发动战争与列宁、斯大林壹样，都当权后迫不及待地输出革命，且二人发动“教训”战争都有权力斗争的考虑：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发动越战，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夺回主导权；邓小平发动越战，同样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全面接管军权。在发动教训战争的荒唐程度上，邓的教训越南战争超过了毛的教训印度战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未与苏、美结盟，毛泽东发动战争或许是没有想到苏共会作出强硬反应。而越南与苏联结了盟，“教训”越南必须准备与苏联导弹摊牌。如果说邓准备好与苏联导弹摊牌而下令开战，则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战。他战前访美是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对他教训越南开战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国没有打算发动核战，没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会支持中国吞并越南。美国的支持不过是在开战后向他提供壹些卫星图片，以及向苏联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动武。如果邓没有准备与苏联摊牌，则他与毛泽东壹样，是在拿士兵生命，国家的安全，国家的金钱，以及国人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当年毛泽东发动越战时，是邓小平到越南向越共传达了两百亿元无偿援助的口信。邓应当很清楚，这两百亿战争经费，意味着数百万军民生命和国人紧缺的口粮。那时他不介意百万死难，现在也不会介意。他应当清楚，教训二字背后是多少生命的代价。他教训结盟越共的战争决策与清廷对各国宣战，与毛泽东下令珍宝岛动武“冲喜”壹样荒唐。如果有人大批准开战的程序，人大代表势必会问邓小平准备打到哪里，不知邓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说要打到河内，那无异是说准备对苏开战，准备核战；他也不能说打过边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虽是中共任命，但也可能有胆大者会问，打这样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战争无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属，获得对方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像这样打了就跑，再赔些领土的所谓教训战争好像只有只有毛邓师生发动过。二人的几次“教训”战争不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财产开玩笑，更是玩危险的核战游戏，让全国百姓冒核战风险。

中共的《人民日报》非正式对越战争宣战的社论中宣称，开战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军队侵入越南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对越开战的理由是自卫和报复越南迫害华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保护华侨而在本土之外发动战争的记录，中共更没有为保护华侨开战的动机。中国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把远东的三十多万华侨、华商、华工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害死华人至少十万，[5] 中共不仅沈默，更在建国后禁止谈论这些事实。指使红色高棉大屠杀时，中共将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压在驻金边大使馆，或干脆提供给柬共，听任求救的华侨被杀害。这些行径说明中共出兵与保护华侨与领土无关。事实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都是欺骗国人说法。从越南撤军后，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解释战争目的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壹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壹下疯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说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是要迫使越军从柬埔寨撤出，让红色高棉政权复辟，重新统治柬埔寨。

就壹党之私而言，中共发动这场侵越战争有其理由。因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几十年，落得越共背弃中共，还推翻中共扶植的红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训越南。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完全不义，祸国殃民。因为，援越几十年、扶植红色高棉是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嗜好，是他背着国人的秘密行动，是祸国殃民之举。中国人民并未同意援越、援柬，当然也不会同意对越开战。中越边境战争如同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壹样，是国人生命财产的浩劫，是无谓的牺牲，是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动越战，已经带给越南数百万的战争死难，邓小平发动另壹次侵越战争，带给中国和越南另壹场灾难，带来数以十万计的死难。

中共撤军后，中越战事并未结束。发动“八二三”台海炮战后，毛泽东下不了台，以长期炮击维护颜面。邓小平不愧是毛的学生，匆忙撤军后下不了台，以在边境维持长期小规模战争维护颜面。这样的小战争苏联懒得理，不会再被教训，算是邓小平继续“教训”了越共。1981年5、6月间，中共在法卡山再对越开战，占领了法卡山。1984年4月，中越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再次打了壹场著名的“老山收复战”。此后，中越边境战如同台湾炮击壹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中国军队的实战练兵场。十年间，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维持对越南边境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持续对金门、马祖炮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壹大笑料，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持续十年小打小闹是另壹笑料。1989年，越南在东欧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柬埔寨撤军。与十年前中国军队实施大破坏撤军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柬埔寨人民自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活动，感谢越军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柬埔寨人欢迎、欢送越军的盛大场面证明了人心的向背，证明了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和发动入侵越南战争的不义，也证明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法的欺骗性。

苏联解体后，越共失去靠山。在1991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决议放弃与中共对抗。在共产主义政权屈指可数形势下，中、越两共需要抱团取暖，决定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于是，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两共恢复互称同志，领导人会见恢复了拥抱，中越边界恢复了和平，两共相约忘记旧怨，在文献、历史书、教科书中不提那场持续了多年的边境战争，要求本国人民淡忘那场战争。中共友谊关城楼展览馆中重新布置宣传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与图片，完全不提1979年及其后多年的边境战争，也不提在那场边境战争中献身的十几万将士。在凭祥，曾经埋葬无数阵亡将士的万人山已经被推平成了开发区。埋着无数中越将士遗骨的老山及麻栗坡壹带已成为旅游和边境贸易点，昔日的军事设施，大多成为游览景观。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场战争难度更大。因为，越南人民对中共军队对越南北方的大破坏刻骨铭心，仇恨难消。

边境战争期间，壹首《血染的风采》唱遍了全国。歌词是：“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妳是否理解妳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妳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妳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今天，这场中越两国都刻意不提的战争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战争前线采访的刘亚洲说：“老山、者阴山作战的时候，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壹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壹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袋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不少烈士遗书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壹头牛；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战争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确定边界时秘密向印度赠送了领土。新壹届中共领导层同样作法。1999年，中越两国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中共将千万士兵献身夺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广大占领区悉数划归了越南。由于越南迅速進军柬埔寨，红色高棉来不及销毁罪证，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员指挥大屠杀的证据。中共以在边界谈判中向赠送领土的方式，以换取越共帮助隐瞒真相。例如，坐落于北部湾中心的白龙尾岛（夜莺岛，浮水洲岛），原属广东省，越战中被中共借给越共作为后勤基地。边界谈判时，中共不提该岛的归还，实际将岛送给了越南。壹系列事实证明，中共对越开战时宣传的维护领土主权之说是谎言。而且，中共从未为了领土主权对外开战过。苏共召集成立中共时就申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宣布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时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红色高棉政权。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中共的挽救计划失败。红色高棉被推翻后，红色高棉灾难在继续。波尔布特率残部逃入山区，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坚持游击战，将柬埔寨变成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1980至1990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红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杀伤。时至今日，尽管有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排雷，每个月仍有数十人受到红色高棉地雷的伤害，迄今已有四万多柬埔寨平民因为地雷而丧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中，在各地佛塔下、仓库中，那些大堆的头颅骨、那些鉆头颅活取人脑的机器诉说着革命的罪恶。在“波尔布特罪恶馆”，导游介绍，在这个前中学的操场下挖出了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壹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2008年，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会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边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DUCH、杜赫），开始了迟到三十年的审判，起诉“红色高棉”犯下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无壹例外地否认有罪。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关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中写道：“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英萨利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推行暴政者没有亲手杀人，亲手杀人者是执行命令，谁也不用对滔天罪行负责。这样的辩解道出了共产革命的壹个定律：革命家们永远不会认罪，革命使他们丧失了忏悔的本能。

对前红色高棉的审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挠不断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们自然死亡，审判流产。因为，除了那个残暴的监狱长外，受审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国纪录片中的贵宾。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证明是失败的”。[6] 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不公开抨击中共带给柬埔寨灾难另有原因。中共通过外交与金钱两手，换取了柬埔寨当局同意帮助掩盖中共幕后指挥红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杀的真相，换取柬埔寨关闭大屠杀纪念馆——“罪恶馆”。

经济特区

从1951年深港边界被封锁后，广东民众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规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年，中共背弃退社自由的承诺，武力镇压要求退社的农民，造成了第壹次逃港潮。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缓解饥荒下令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三十万饥民逃港。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慷慨施舍，组织救济送衣送粮。1972年，文革中生活极为困苦的广东农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年5月，广东民众中风传香港要大赦滞港难民给予永久居民身份，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的百万农民、渔民涌向深港边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万人逃港潮”。

三十年来，广东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人民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和偷渡出境（三偷）。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逃港采取严惩政策，穷苦村民不顾当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昼夜巡逻，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台风陆路逃港。广东人用象棋术语称水路偷渡为“督卒”，意为“有去无回”。当6102;宝安流传的民谣说：“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壹个瘸子。由于青壮劳力大批逃港，大片农田抛荒。”中共当局视逃港为“叛国投敌”，命边防军屠杀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万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数，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枪杀在了海滩、山间，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时期，深圳活跃着数百“拉尸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壹具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壹位“拉尸佬”说，他最多壹天埋葬了50具尸体，领到了750元。[1]

1970年代，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壹。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让广东农民宁愿冒死壹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文革后，汕头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2] 此言反映出了毛泽东祸害人民之深重。广东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险逃亡。文革过后，广东干部与香港知名人士及媒体接触日益增多。根据港商的建议，吴南生向中共广东省委建议，广东先行壹步，划出壹个地方，开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搞个自由港，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他向省委书记习仲勋表示决心说：“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3] 习支持吴的建议，决定请中央授权广东在汕头、深圳、珠海進行试验，将想法先报告给了粤籍元老叶剑英。叶与吴壹样了解粤港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资的愿望，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走壹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来壹补”，吸引港商北上办厂。正在应付经济危机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广东当局的改革开放先行壹步的建议有助于应付经济危机。在叶剑英陪同下，他来深圳视察，发指示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陜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妳们自己去搞，杀出壹条血路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41号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区内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财政和外汇收入定额包干，享受中央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实行物资、商业的市场化，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8月，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1981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给予了特区享经济立法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为是邓小平时代最成功的决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率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视察时所说的“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成为现实，众多当年成功逃港者回乡投资、定居了。应当指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善政不过是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暴政部分废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壹直享有经营自由。经营自由是清末推动、民国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壹部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这壹自由，扼杀了经济的生机。特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中，中共中央对特区并未给予物质援助，只是给了特区壹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带来广东、福建的快速经济发展，使人均经济实力迅速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特殊政策并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产革命前私营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扼杀了这壹活力，使国人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饥荒、贫困。改革开放将枷锁部分解除，贫困的广东、福建立即焕发了生机，迅猛发展。这壹事实说明，若无苏俄输入的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陈炯明、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建设继续，粤、闽早就经济腾飞了，不会有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和绝对贫困化，也不会有四次“大逃港潮”。广东官员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准备被“杀头”，可见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没有就当年大规模屠杀逃港者谢罪。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施工中，壹次就挖出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数理多极为巨大。中共广东当局高调特区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完全不提，更未纪念数以百万计的逃港死难者。2011年8月13日，德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地铁停止运行壹分钟，德国总统伍尔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与民众共同向当年的试图翻越“柏林墙”的死难者致哀。德国国家电视台直播了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宣读了壹些“柏林墙”死难者的生平事迹。德国总统伍尔夫在仪式上指出，当年1900万前东德居民被壹个专制制度隔绝在这座“耻辱墙”的后面，千千万万的人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必然，证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任何墙都不能长久抵挡人民的自由愿望。德国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广东当局、深圳当局树立了榜样。相信有壹天，深圳也会为百万逃港死难者举行同样的纪念仪式，相信将来在死难最多的边界区会有他们的纪念碑。

民主墙运动

​文革结束后，全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国人的不满情绪强烈。1978年春，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矮墙上开始出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的大字报，引起青年的广泛关注。来此看大字报、小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了壹个以抨击专制制度，要求民主和言论、出版自由为主题的民间论坛，“西单民主墙”的名字传遍了全国，成了民主运动的象征。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正在向华国锋夺取中共最高权力，不仅需要军队的拥戴，也需要民意的支持。他多次对“民主墙运动”予以肯定，强调要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受到邓小平支持言论的鼓舞，民主墙骨干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民主讨论会”和游行，在民主墙前张贴、散发自己印刷的刊物，文革受迫害者们纷纷贴大字报申诉冤情，有人在大字报中直指邓小平须就“反右运动”认错，有人开始在“民主墙”旁发表抨击时政的演说。

不久，壹批民间团体和民办刊物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京生创办的《探索》，王军涛、陈子明创办的《北京之春》，徐文立、刘青等人创办的《四五论坛》，贵州青年黄翔等人创办的《启蒙》，周眉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任畹町创办的《中国人权同盟》，胡平、姜洪创办的《沃土》，王希哲主持的《责任》。外地影响较大的刊物有：青岛的《海浪花》，上海的《海燕》、《民主之声》，武汉的《钟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等等。在民间团体和刊物明确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后，已经取得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转而否定“民主墙运动”。1979年初，他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称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项基本原则”，暗示这些原则不容反对，将以暴力镇压反对者。针对邓的讲话，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抨击“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普世价值”，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提出要警惕新独裁者，抨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是专制和壹党独裁。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付月华、张温和、刘清等“民主墙运动”的骨干。为营造依法行事的新形象，他指示人大加快推出刑法，要求依新法审判魏京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宣布废除清末以来的壹切旧法，经历民国时代的国人普遍呼吁制定新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因应呼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大纲推出的同时，中共发动了镇反运动，土改运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展开了随意的大规模屠杀。《刑法大纲》与要求滥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无法兼容，屠杀的恐怖中法治委员会主动搁置了《刑法大纲》。1952年，中共颁布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两条例与《惩治反革命条例》壹样，都强调中共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人民财产生命，与刑法大纲完全冲突，致刑法草拟无法继续，已拟的刑法草案被搁置。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意在宪法出台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是，毛泽东又发表了壹系列“肃清反革命”的指示，推出刑法不仅没有可能能，还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于是，刑法草案征集意见步骤停止。肃反运动还没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右运动，全国人大被实际废除，刑法草案征集意见及進入立法程序无从谈起。随后，中共的迫害运动壹个接壹个，壹切新法均无法出台，法律空白时代持续了三十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三十年间三十三易其稿的《刑法》。表面上，《刑法》结束了除壹部婚姻法外无法的时代，实际新颁布的刑法仍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因为其中保留了无从界定，完全随意的“反革命”罪，仍然宣布中共有权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和反对声音，革命党随意镇压和杀人的时代仍未结束。

在讨论《刑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对逮捕民主墙运动领袖表示反对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壹死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烈士。” 10月1日，民主墙运动骨干组织了大游行，抗议当局逮捕民主运动人士。当局镇压了游行，逮捕了更多的民主墙运动骨干。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拒绝了人民的民主呼声，通过了邓小平决定的“取缔西单墙”，禁止民间刊物的决议。根据决议，《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民间刊物被取缔，争取民主人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夭折。

随后法院根据新出台的《刑法》审理了魏京生案，以诽谤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進行反革命煽动和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等罪名判魏京生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审理的第壹案，魏京生案是全国人大和中国司法耻辱的壹页。该案从抓捕，审判到量刑完全由邓小平决定，所定三项罪名均是随意罪名，是为壹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壹个证明。

参选人大代表的浪潮

​民选在中国早在世纪之初就已蔚然成风。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开始推动民选。1906年，天津官、绅、商、学界成立了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推出了中国首部地方自治法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1907年，天津举行了中国首次议员投票选举。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進程。1909年，各省选出咨议局议员，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议。此后，外强引入的革命不断摧残中国走向民选、民主的進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全面推行党国体制，从根本上摧毁了民选的条件。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议将各级革命委员会改回各级政府，通过了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织法》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会代表选举法》。《选举法》规定，县级政权实行直接选举，“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选举法的公布激发了全国大学生参选、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情。富于社会经验的七七届、七八届大学生在“民主墙”运动的鼓舞下发起了摆脱中共党组织控制，自荐竞选人民代表的运动，涌现出了上海师院学生徐政宇，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湖南师院学生梁恒、陶森，北京大学学生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夏申，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等壹批独立竞选者。竞选者们在竞选政纲中和各大学举行公开答辩中不约而同地抨击壹党集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竞选人徐邦泰通过《大学生》杂志向大学生发出了5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竞选中，他在校刊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呼吁新闻自由。1980年5月，徐邦泰在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当选为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为新中国第壹个民选人民代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徐的当选。独立竞选成功的消息進壹步推动了学生竞选热潮。各地高校的竞选人开始联系，相互声援，形成了全国性的竞选运动。

各大城市高校竞选活动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局面失控，有高层领导人出面表态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各地中共党委纷纷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1980年10月，湖南师院校方运用行政权力以指定候选人取代了公开声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竞选人梁恒，引发了学生的抗议行动。数千学生游行、示威、请愿、 610;课，部分学生还展开了绝食抗议。请愿要求被校方拒绝后，学生们组成了赴京请愿团，要求罢免学校选举领导小组组长。湖南学潮中，徐邦泰与另壹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对徐邦泰的举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以“自由化分子”罪名开除了徐的党籍，并成立专案组对徐展开审查。

11月，北京的人大代表选举开始，北大被单独划分为独立选区。竞选答辩会、演讲会、谈话会在北大每日可见，有竞选人还发起成立组织。由于参选人数太多，竞选者们自发举行了候选人预选。以陈子明为首的几位“西单民主墙运动”骨干贴出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竞选宣言》大字报，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不顾内部禁令参加了竞选。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选民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这种规定是依据当局内定候选人，所有人遵从中共决定参加投票的设计制定的。根据这样的《选举法》，没有当局的认可，独立竞选者实际上没有当选的可能。几个月前上海的徐邦泰当选只是竞选运动初期当局没有反对情况下的偶然个案。

在竞选学生与当局对立的危机中，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進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否定了教育部指责学生竞选活动的报告，指示禁止各级党政当局打击学生竞选。胡的宽容政策使学生的竞选活动迅速升级成了反对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另壹场“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不容壹党独裁受到挑战，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同时也否定胡耀邦的宽容政策。邓小平的强硬表态后，各高校当局强硬压制学生竞选活动。随着“民主墙运动”骨干被大批逮捕，竞选的学生们认识到，在独裁体制下没有竞选空间，纷纷抛弃竞选，独立竞选人民代表运动夭折。不久，中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竞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被以“自由化”、“向党夺权”的罪名受到整肃、“内部控制”及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鞋”。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删去了1979年《选举法》中“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条文，恢复了中共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局面，实际禁止 了独立人士竞选。选举法还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是城市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八倍。这壹选举权不平等的规定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大代表全是中共组织部门任命的。人大代表既不代表村民，也不代表市民，只是中共的干部。曾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评价《选举法》修正案说：“现在新的选举法仍然是个恶法，全文只有七千多字，语义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六千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十三万字。……另外，新选举法没有如何救济选举权的条款。当选民的权利被侵害时，没有法律保护。法学上有个常识：没有救济的权利就是没有权利。中国的选举法缺少救济的条款，所以它是恶法。在法律上，清末、民国的选举比现时中国先進，可行；那时有选举法庭，可以進行选举诉讼。国民党政府的选举法有明明白白的关于救济的规定，规定了选民有二十壹项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中没有壹项得到保障。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

2004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另壹《选举法》修正案。该案允许在农村基层以协商酝酿方式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然而在党国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民选没有空间，选举法没有意义，允许直接选举只是对党国体制影响不大的村委会主任壹级，对镇政府壹级都不允许直接选举。即使在村壹级，没有中共的认可，独立人士参选、竞选也只能与1980年那次竞选同样结果。

八二宪法

​新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选产生，而是中共任命的。人大通过的壹切都是中共预先决定好的，八二宪法即是中共决定的产物。1981年7月，邓小平让彭真主持宪法修改6102;就确定了四点：第壹，要把四个坚持写進宪法；第二，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规定民主集中制；第四，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彭真执笔起草了序言。[5] 修改宪法期间，学者曹思源写信给全国人大，建议中国成立宪法委员会，彭真委员长决定不予采纳。中共有壹套控制人大的办法。具体包括：人大开会前，先召人大中的中共党员开会“统壹思想”，由中央政治局派人作报告，部署人大会议基调，将重大议程和事项在党内会议先议决；各地的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退下来的中共书记转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各人大代表团设临时党委，指示代表的言行以控制人大；全国人大办公厅强调：“鉴于我们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罢免或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时，要同党委商量，以便取得壹致意见，……对中央确定的人事安排‘大格局’，党员代表或委员应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投赞成票”；[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住到各省市代表团的住地，全程参加代表们的所有活动，每晚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关于当日人大代表公开或私下言行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夜将这些报告汇总编印，在次日晨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实际受到严密的监控，提出未经中共允许的批评、反对意见将遭谴责直至被取消人大代表的资格。这种处分早有先例，如马寅初因在人大壹届四次会议提出应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案而被罢免了人大常委和代表的资格。在如此的严密控制之下，人大开会成为举手走过场。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这次修改都是邓小平的决定，删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壹些鼓吹个人崇拜的条文，加入了“四项基本原则”。修改后宪法仍然充斥不适合写入大法的党化语汇，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壹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進行斗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等条文，“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修改后的大法中有外国人的名字，更像是中共的党文件而不像是国家大法。

八二宪法中存在众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它壹方面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壹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另壹方面又规定共产党党权高于壹切，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示中共有权以“反党”，“反革命”，“右派”等罪名镇压反对派，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条文失去意义。再如，他壹方面规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另壹方面保留了“反革命”罪，使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体现著壹党专制与宪政之间的根本冲突。

“八二宪法”对中国人的最大影响是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从法律上完成了中共对人民土地财产权的无偿剥夺。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当局无偿剥夺人民私有财产的历史。中共在建国之初曾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或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紧接着就以土改名义无偿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房产；1954年，中共在第壹部宪法宣布保护国民合法私有房产和土地，然而同时又以合作化名义剥夺了全体农民的土地产权。1956年，中共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名义剥夺了工商业主的工商业产权，1958年，中共在“大跃進”运动中剥夺了大多数业主的私有房产产权，以政府强权迫使房主、地主们迫交出了权证。这种霸占虽然得逞，但在法律上没有完成。经过多次整肃运动，多数1950年代被暴力剥夺土地和房产的业主在文革后已经离世。文革后，幸存的城市房产、地产的业主们因心存恐惧，担心文革迫害重演而不敢向政府提出归还私有财产或补偿的要求。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集体不复存在，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拒绝将土地产权归还给农民的霸王条款。通过修改宪法，中共宣布全国土地无偿国有，从而不用办理任何过户手续地完成了对私有土地的霸占。中共任命的五届人大代表们不敢为失去私产的业主们作主，举手通过了八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的条款。他们中的多数记得，张春桥在文革中年起草的宪法还曾规定城镇居民自有房地产归私人所有。随着当年城乡业主的离世，业主的后代们再也难以讨回他们私产。此后三十年，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所挥霍的财源主要是霸占得来的城乡地产。中共“土地财政”的背后是城乡土地所有者的浩劫。帮助剥夺私有地产的宪法条文揭示出革命的实质——霸占他人财产。

对于经历四次修改的八二宪法，中外宪法学者批评它内容多是空洞的政治教条，而不是内容明确、语言规范法律条文。例如，它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公理，是个富于争议的说法。宪法没有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中共也不可能给出“社会主义”的定义。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壹切私营经济，剥夺壹切私有财产，由他个人控制全社会的壹切财产资源，发展军备与核武器，服务他的世界领袖梦；刘少奇在建国之初主张的社会主义要求遵守建国之初与各党派、各界的约定，允许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存在几十年，要求照顾民生，发展军备量力而行，随后刘又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转而支持完全不同的毛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毛、刘又不壹样，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政治上社会主义，即共产党党权至上，不受监督制约，要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国民财富私有化。三位领袖的社会主义都不壹样。中共在宪法中规定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说清楚要捍卫哪壹种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中的专政说与宪政根本冲突。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中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宪法。中共史家称，八二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邓小平取缔“民主墙运动”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者之壹条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中之壹条是“人民民主专政”。史家的这种说法是在玩弄词句，不是在讲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党化语言，并无明确含义，听凭中共解释。按照中共说法，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八二宪法出台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结构，财产所有制度和财富分配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共高层家族成了最富有的阶层，成了中共长期以来号召剥夺的“老财”、“土豪”、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中共仍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可见，党化语言只是服务壹党利益的随意表述。宪法规定捍卫壹个变来变去，无法定义的制度，难怪学者们对它多有批评，国人也很少人把它当回事。法律学者们呼吁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但是，独裁体制不改这壹要求不可能实现。

中共史家说，八二宪法是壹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的确，八二宪法代表着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改革相似。两场改革都强调开放，都由官方引進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進西方的科学技术，两场改革运动都是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政治权力垄断。洋务运动中，慈禧强调：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共的独裁地位不能变。两场改革运动中，企业均以官办官营为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超越了洋务运动，但在制度革新方面，邓小平的改革远不如洋务运动。后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也成就巨大，催生了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教育，政府承认私人的土地产权，允许民间结社，而前者坚持党化传媒，党化教育，以国有名义剥夺私人土地产权为官有，坚持党国体制，以国库作为党库等等。两者间的差异证明了百年革命带来的不是進步而是倒退。

马克思理论与宪政、宪法根本冲突。共产党要求永远执政、领导壹切，所推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宪法根本反宪政，无宪法之实。八二宪法公布的三十年后，中共仍拒绝宪政，称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不适合中国。了解宪政、宪法的真谛才能了解中共何以不能与宪政兼容。宪政的真谛是以宪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等权利，约束政府和执政党不得做坏事。中共拒绝制约，当然不容宪政口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有保障公民上述自由的具体条款，以防止宪法中的公民自由条款落空。而中共制定的宪法相反，否定司法独立，没有保障公民自由的具体条款。在万里接任人大委员长后，宪政学者曹思源再提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万里回复说，如果宪法委员会发现中宣部违宪就没法办，难以采纳妳的建议。可见，有党国体制下不可能就有真正的宪法。在八二宪法颁布的次年，邓小平发动了违背宪法的“严打运动”，人大和宪法沦为附庸。

2012年12月，中共举行了纪念八二宪法施行三十年大会，新壹届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言没有意义。因为，八二宪法申明“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共领导壹切，有法律特权，间接规定了中共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超越宪法的问题。

红色梯队

随着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复出，要求坐回原来级别的官位，中共中央只得以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官多位少问题，例如将国务院的副总理增至十三人之多。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壹场革命》的讲话，批评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要求老干部们“对党作最后壹次历史性贡献”，让出官位，支持机构改革。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让复出老干部主动退休的要求难以实施，中共元老们都认为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死在任上才是正常的，拒绝退休让位。元老们恋栈不仅因为“打江山、坐江山”思想，还因为待遇和利益，在中共待遇与官位挂钩的官本位制度之下，退休意味着特权和待遇的重大损失。另外，邓小平提“干部年轻化”要求也其他元老不服。因为邓自己也是元老，也不年轻，也是要求复出拒绝退休，也拒绝交出权力，他无法说服拥他上台的众元老们退休。同样情况与想法的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他向邓献计：“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每家至少提拔壹个子女。”经过壹系列密谋，元老们达成了壹个“权力赎买”的共识，即以利益交换元老们让出官位，答应安排元老子女们政商要职，为避免引起抗议，决定每家提拔壹位子女作所谓接班人，即提拔为高干，安排其他元老子女任职重要商界职位，即下海经商。根据这壹共识，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机构，其壹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让退休的元老们在这壹安置机构中保留权力、待遇与地位，称“这样让老同志们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说服”。中共在随后出台的新党章中规定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顾委安排还有壹个未明言的潜规则，那就是中顾委名义上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任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握有最后决定权，对新壹届中央垂帘听政；其二是负责安排元老子女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6102;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宣布，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军委主席执掌最高军权。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主持修改了党章，将其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为自己执掌军权和实际最高权力作好了安排。

中共十二大对外只宣布了机构改革，干部年轻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项安排，而将最重要的决定——权力赎买，安排元老子女上位的利益交换密谋对国人和党员们严格保密。遵从元老们的决定，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操办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安置退休元老们，保留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同时领导青年干部局操办安排元老的子女進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准备上位接班。胡耀邦引用孔子“祁黄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之语，在内部宣布元老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属优先進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中央级元老的子女可优先提升至部、省级。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宋任穷为组长的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以承诺安排元老子女進入“梯队”换取元老们同意退休。中组部确定的“第二梯队”成员以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长，曾被送到苏联培养的的红二代为主。从1983年开始，中组部将元老们批准的“第二梯队”成员逐步提拔到了中央；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操办，将元老子女登记造册，再提出了1068位重点提拔的“第三梯队”名单，报中顾委元老们批准。中顾委当然会立即“批准”子女群体進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在“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说法的掩护下，中共中央将安排女子的自谋利益之举对国人保密。中组部先安排“第三梯队”们去基层体验数月，然后快速提拔他们升迁，时称火箭式、直升飞机式提升。

中共十二大后不久，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中共是通过安排高层子女让红色权贵先富起来。中组部为元老子女们安排的另壹出路是作官商。这时的官商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国民财富是公开的秘密。中共的“利益赎买”换取元老退休的运作颇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众将“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放任腐败换取众将交出兵权。在十二大后的几年中，中共成立了众多部级和副部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中组部操办，安排大批元老子女去主持官商公司。官商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信、康华、保利等公司等部级、副部级公司。官商拥有特权，被民间称为“官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意味金钱，特权意味巨额财富，“梯队”成员们率先進入了以权力垄断，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产业、房地产行业，通过权力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获得物资调配权、進出口指标、铁路车皮计划、地皮，迅速暴富。原本，中共中央提拔子女限于中央元老。但执行中，各级“党和政府”层层效仿，实际是当权者子女全部提拔，形成了中央梯队之外的庞大地方梯队。

红色梯队”政策影响深远，标志中共从暴力革命党向利益集团转变。通过“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中共元老们家族迅速成为有人作官，有人经商，同时享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豪门，中共由此奠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利益格局。在二十壹世纪，“红色梯队”们成了政商两界的主宰。在政界，“红色梯队”们掌控了各级党政军要职；在商界，“红色家族”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私有化了巨额的国有资产。红色家族致富的共同路径是，在中共十二大后因获得体制内执掌官办企业的机会而崛起，然后通过改制及私有化，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拥有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声称，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不会扩大，更不会出现资本家。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保证是谎言。他所谓的改革造成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红色家族基本转变为了大资产阶级，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7] 中共“红色家族”后代们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权益集团。[8] “先富起来”的红色家族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将民间私有财产剥夺为党产；其次要感谢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他们得以不受制约地利用特权攫取国民财富。另外，他们还要感谢胡耀邦、李锐等人操办“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他们上位。

虽然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比起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时代有极大改善，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意味少数权力者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公平的私有制须辅以议会制，新闻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以约束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而邓小平请回的私有制，同时拒绝相应的约束权力的制度，实行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制”，经济市场化，政治壹党专制，新闻审查制，人事壹党任命制，为以权谋私，将国民财富据为私有大开方便之门。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意思是财产公有将带来掠夺，权力私有将带来专权和党天下。邓氏的改革开放是财产公有而权力私有，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转移成了家族私有财产。邓小平壹面要求“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壹面拒绝对权力的制约的设计实质是自谋，是让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不仅推动经济改革，也锐意推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层意见的分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影片描写壹对为躲避战祸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中共建国时满怀激情回国效力，但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胡乔木抨击《苦恋》，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表态拒绝胡耀邦推动的思想领域中的变革。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文革中批判运动壹样的批判白桦和《苦恋》运动。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电影《苦恋》。年底，邓小平发话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许挑战表态封杀了政治思想领域变革。按照中共批判运动的规矩，对《苦恋》的批判浪潮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出白桦的检讨信宣告结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壹切战线，壹切地区，壹切部门，壹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鉆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推动改革的报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在随后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联席会议上，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责胡违背了中共领导壹切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邓力群在文艺和理论界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污）。中宣部长邓力群与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分别主持了中央党校和文化领域的“清污”运动。在文艺界，中共将《春天的童话》、《在同壹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歌曲《乡恋》等壹批作品被批判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当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乡恋》，而改革派坚持对歌曲不应有文革式的管制。结果，改革派借全国观众壹致点唱而推动《乡恋》成功播出。其实，这首歌曲是当时是难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没有歌颂共产党，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文艺必须歌颂共产党的原则。不歌颂共产党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须中共高层批准，显示中国仍未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3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在其中呼吁 “思想解放”。报告再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胡发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批判周的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陈云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报》。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肃《人民日报》高层。结果《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被警告，副总编王若水被撤职。随后中共将“清污”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当年义和团的仇洋壹样，当局将众多外来的事物指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电影、电视片，西方风格的服饰批评为“奇装异服”，干涉人们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北京共青团甚至组织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的亲密举动，禁止所谓“勾肩搭背”，干涉养花、养鸟，甚至砸碎人体雕塑。运动中，有些工厂门口站岗，阻止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入内。保守派将“清污”运动扩大到农村，打击农村改革，批判农民谋求发家致富、搞长途贩运，抨击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等“资本主义泛滥”，指责经济特区为“租界”。与右派，反革命，反党等罪名壹样，精神污染也是无从界定的随意整人罪名。人们担心反右运动、文革运动重演，全国壹时回到了红卫兵运动时的黑暗与恐怖。

11月，胡耀邦访日归来，联手赵紫阳、万里向邓小平举报“清污运动出现扩大化”，影响到了经济改革。邓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经济改革帮助应付经济危机，于是表态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有了邓的表态，胡耀邦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批评各地“清污运动搞得走了样，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对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发出指示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运动不了了之。

“清污”运动显示中共统治之专制与革命之倒退，显示“反自由化”和“清污运动”中的中国与非革命样板戏不准唱的文革中国壹样黑暗。壹个党甚至要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虽然暂时压制了清污运动，但不久还是被保守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扳倒。

十二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

​中共允许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农业开始复苏。中共十二大后，中共在城市的经济改革起步。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举措的推出，全国经济在特区经济起飞的带动下开始走出“洋跃進”后的经济危机。学生们在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中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显示出了国人对经济改革的赞同。

国庆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推進城市经济改革。会后，中共推行了壹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城市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壹项重要内容。由于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壹切，因此中共无法清楚回答是厂长、经理领导党委书记还是相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让壹些内行、年轻的厂长经理上台。但是，企业国有，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年轻内行的厂长、经理们并不能真正负责，还是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况且，厂长、经理们与党委书记壹样，首先要对上级负责，其次才考虑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说明，国营企业中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壹党独裁的体制下不可能真正实施。

利改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大中型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企业利润的55％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進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中共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利改税创造壹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不清楚，市场和价格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在所谓公有制之下，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失灵，成本、收益等难以核算，无法判定效率与盈利。在企业产品并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定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盈利差别不能说明经营效率，企业利润水平只能说是政府决定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利改税并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国营企业的税赋增加，利润水平连年下降。

恢复股市：中共建国后即取缔了股市。经过几十年的禁锢，很多人对股票极为陌生，股票发行备受冷遇。十二届三中全会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发行股票。首先发行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结果，深圳当局采取行政手段命干部带头买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后来被迫买股票的党政干部因此发了财）。1985年，上海股市在被取缔三十多年后重开。具有商业眼光的上海市民忘却二十年前上海工商业者的惨痛经历，排队买股票。刚刚恢复的股市规模狭小，成交低迷。1986-1989年，上海股市四年成交额不足亿元，深圳股市1988年的交易额不足千万元。

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后，中共中央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進壹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壹税的暂行规定》。这些开放城市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壹起，推动了中国迅速对外开放。

与农村允许承包等改革举措壹样，中共放宽城市经济管制的改革举措不值得老百姓感恩戴德。因为，共产革命前，企业本来就是经理负责，企业本来就是纳税经营，本来就没有国营企业垄断局面，没有上缴利润体制，股市本来就正常运转，城市港口本来就对外开放，是共产革命给经济活动套上了枷锁，取缔了大部分的经营活动自由，才有了党委在企业中专权，才有了壹个党有权取缔或决定重开股市的灾难，也有了所有经营活动均须经中共批准，服务中共利益的灾难，才使市民与农民壹样陷入长期贫困。在放松管制时，中共没有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企业、股市，剥夺业主私产向国人道歉，反而将大力宣传自己造福民众。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瞩目，但是经济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相关的种种禁锢没有根本的改变。2013年，新总理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与此前高调宣传相反，自贸区挂牌仪式格外低调。李克强不但未出挂牌仪式，在次日的国庆招待会致辞时也只字不提上海自贸区。如此低调是因为，中共内部为自贸区设立了重重限制。例如，《人民日报》称政府不允许开设“政治租界”，官方发布了近两百项对外资经营活动限制的清单，列出了金融、房地产、娱乐及媒体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参与限制，以及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网吧、网游运营服务、博彩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外商禁入行业，这使自贸区失去意义。应当指出，不开放垄断行业的背后是红色家族不允许触动他们的利益。四个经济特区也好，十四个开放城市也好，三十年的发展证明，壹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

村民组织法

​1980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政社合壹组织不复存在。农民包田到户，各干各的，多数农村的党政基层组织瘫痪，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力衰落，乡村的公益、公共服务衰落，乱摊派和乱收费的泛滥，治安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求回复民国6102;已在乡村试行的乡约治村。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农民率先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来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不久，村民委员会在各地农村迅速普及，遍布乡村。至1985年初，全国农村出现了约百万个村委会。在中共领导壹切的体制下，村委会成员不可能由村民选举，而只能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这样的村民委员会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成为拿村民的钱，对上壹级中共党委负责的干部，不同的是不可能再像人民公社时代那样管制农民了。

1988年6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组织法》）开始试行。令农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壹试就试行了十多年，正式组织法迟迟出不了台。十年间，少数村干部包办村委会成员提名，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上级乡镇政府内定村委会成员，操控选举，随意否定村民的选举结果，甚至根本不经选举，延续上级任命的旧制。政府对村委会的操控必然引起村民的不满。很多地方村民以不承认上级任命村委的方式抗争。在政府指定人选未能主导村委会的情况下，中共支持村党支部，形成村委会之外的另壹领导中心。村民选出的村委会权势不敌上级撑腰的村党支部，于是，很多地方出现动员村民选村中共支部书记为村委会主任，或全村村民选举中共村支书，选出后再由党员会认可村民选出的支书的怪事。

正式《村民组织法》无法出台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与“党领导壹切”的“基本原则”根本冲突。虽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写入了1982年宪法，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也赫然在宪法之中，中共不容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有所能变，村民自治就没有生存空间。这壹冲突不是始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是始于1920年代。历史上，中国虽无乡村自治的说法，但政府规模很小，县级以下无官府，广大农村由乡绅领导，形成原始的自治。清末新政中，清廷推动地方自治，要求省自治有县自治的基础，县自治有乡村自治的基础，要求村民选出有文化、有产业、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的乡绅领导乡村。1920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运动成为全国各地、各界的共识。中国由村民自治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选择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共产党所扼杀，代之以党国体制。自从有了党国体制，民治不再可能，宪法中的村民自治无从实施。

2011年，广东海陆丰乌坎村村民的抗争出人意外。村民们驱逐了该村共产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在壹个村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这壹事件虽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但它让人们相信，村民自治会在二十壹世纪取代党治。

两把梯子

建国伊始，刚刚成立的水利部门开始鼓吹在三峡建坝。这6102;，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政府又派军入朝鲜参战，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三峡建坝之议显然癡人说梦，在高层中得不到支持。于是，水利部门转而鼓吹先建三峡大坝的准备工程。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陪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壹山在船上向毛進言说：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应先在丹江口、葛洲坝搞两把梯子。毛泽东随口说了壹声好。有了这壹好字，水利部门迅速提出了丹江口查勘报告，不是提交给专家机构论证，而是直报外行的毛泽东。毛看不明白，又不懂得重大工程方案应先交专家论证的道理，随口再说了声好。有了毛的两声好，三峡建坝的第壹把“梯子”——丹江口水利工程就算决定了。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威胁到武汉等长江中游城市，林壹山加紧向毛泽东游说三峡建坝，声称建壹个蓄水位达海拔235米（意味淹没整个重庆），防洪库容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超级大水库，将千年壹遇的长江洪水量统统装進去以壹举根除长江水患。这壹方案在国力、技术，成本效益、泥沙淤积等方面堪称可笑，但却代表了水电部门的主流思想。水电部门要求多建水库，建大水库，要把洪水堵住，用成千上万个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而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湖区分洪等低投入、高效益的日常工作兴趣却不大，背后是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思想和部门利益考虑。因为建大水库可以掌握花不完的钱。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反对三峡建坝。他指出：“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是千百年来防止水患的蓄洪区域。但是这些符合自然规律的湖泊被大面积围垦，使原有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通江湖泊减少了壹半，蓄洪能力减半，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两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壹米深水蓄洪，即有200 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170 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库容”。李的几句话道明了长江水患的由来。自古以来，长江因有中下游的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湖泊调蓄，不存在水患。湖泊、蓄洪区接纳汛期的江河水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自从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占了云梦泽，长江开始有了水患，只因有洞庭湖调蓄，水患并不严重。清代，人向江河争地加剧，侵占分洪低地湖区，长江水患加剧。

超级大水库装千亿方汛期洪水的计划虽然幼稚可笑，但合毛泽东的口味。毛相信“人定胜天”，认可了该计划，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督办。周下令封杀李锐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文章，批准水电部立即邀请苏联水利专家参与，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水电部门提交的三峡建坝报告，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壹波提出国力不足，反对三峡建坝。会后，周恩来带队考察了三峡。随后的成都会议上，张爱萍从国防角度提出反对三峡建坝意见说：“头上顶着壹盆水，打翻了不得了”。接受军方的意见，毛泽东决定搁置三峡建坝。李锐后来回忆说：“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進”、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惟独关于三峡的这个搁置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

1959年，丹江口大坝工程在全国饥荒中启动。工程先开工，再设计，投资款在工程开工不久就用完了。水电部门要求国务院追加投资。周恩来问完成后续工程或工程下马分别需要多少投资，林答所需投资壹样多。周恩来无法承担已经投入资金完全损失的责任，只好东拼西凑追加工程投资。不久，追加投资款又用完了，已经投入的资金翻倍。周再向林同样的问题，林同样答复。周再同样应对，动用本可救济千万灾民的巨额金钱再追加投资。1966年，在大坝工程开工七年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确定初期规模为：坝顶高程162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

1970年，中共中央根据备战需要，决定从德国、日本引進壹米七轧机生产坦克用特殊钢板。该设备电量及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水电部趁机以解决武钢壹米七轧机的用电需求为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葛洲坝，声称为三峡建坝准备“第二把梯子”。水电部门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实际是服务三峡水库的反调节配套工程。外行人不知建这“两把梯子”的奥妙，只有水电部清楚，先建它们是要造成三峡大坝非建不可，否则谁也无法承担“两把梯子”巨大浪费责任的局面。在水电部报出来声称“三年就可建成，为造坦克发电”的《葛洲坝工程说明书》上，毛泽东批示：“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壹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壹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壹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水电部门将毛泽东这句荒唐话当开工许可证到处悬挂，以“圣旨”压制反对声音。如此，壹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耗资数十亿的大工程在没有规划设计文件，没有比较方案，没有经济效益分析，未经任何论证的情况，被水电部以几页《工程说明书》糊弄毛泽东、周恩来获得“圣旨”的办法上马了。水电部精心地选择在1970年的毛泽东生辰日举行了葛洲坝工程的开工典礼。与十壹年前丹江口工程壹样，葛洲坝工程也是先开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随时修改，质量事故不断。工程摊子已经铺开，事故再多、再大也只能继续。负责打理“两把梯子”的周恩来亲自去葛洲坝工地视察后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973年，丹江口初期工程勉强完工，花费了毛、周最初同意投资额的四倍，建设了壹个比当初上报能力小很多的病库险坝，留下了壹大堆没有解决的移民安置和补偿问题。这时，周恩来与水电部门联手，将工程吹嘘为除害兴利，“五利俱全”的枢纽工程（十年后大坝上游的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淹死民众数以万计）。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这时，毛、周都已来日无多，无力也无心再理会“梯子”之事了。与丹江口工程被“钓鱼”壹样，政府在葛洲坝工程進程中也被水电部牵着鼻子走，被迫壹再追加投资。

先上马后论证

​重新掌权后，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众多大项目壹齐上马。水电部和湖北省乘机向邓重提三峡建坝，报上了1958年制定的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等三个方案。水电部门积极推动建三峡大坝的壹个重要原因是，它已经成了“建坝部”，养了几十万专门建坝的工程队伍，必须在葛洲坝完工后让工程队伍有坝建。邓小平与毛泽东壹样好大喜功。毛不喜欢讨论具体事宜，更懒得操刀办事，凡事只画圈同意，作个批示，然后交周恩来去打理，邓则不同，热衷于上马巨型项目，且喜欢亲自谈项目。在亲自拍板引進了二十二个巨型项目后，邓决定对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作壹番亲自考察。

1980年7月，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的汇报。魏廷铮只向邓小平介绍了建坝的好处，避谈大坝加重上游洪水灾害、泥沙淤积等负面问题，声称泥沙淤积可以解决，强调已经建了准备工程葛洲坝。与毛泽东壹样，外行的邓小平立即表态说：“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壹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船到武汉之后，邓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高层召到东湖宾馆壹起听取了水电部门关于三峡建坝的汇报。水电部介绍方案说，正常蓄水位将为海拔150米，需要移民50万，投资几百亿等等。听完汇报，邓小平拍板决定，在三峡建大坝。当年，毛泽东被水电部几句话，几项纸糊弄就作了荒唐指示建了“两把梯子”。如今，邓小平同样，乘船调查了壹趟，然后就将壹个影响深远，专家们长期争论的巨大工程拍板了。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重申建坝决定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急于上大项目的水电部门再以“圣旨”为开工许可证，开始了三峡建坝的各项准备工程与采购。这时，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巨型高坝水库对社会对环境的长远危害而放弃建坝，水利发电设备和技术已经成了不值钱的淘汰物资。邓小平不了解这些情况，了解情况的水电部门将这些实情隐瞒，引進了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等大批国外淘汰的水电技术与设备。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建坝报告，成立了由李鹏为组长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三峡建坝工程正式启动。1985年初，邓小平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上听取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汇报三峡工程情况后再次就专业问题乱表态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進行。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针对李鹏提出的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安置的计划，邓小平表态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壹个以重庆为中心，壹个以成都为中心。”[2] 独裁体制下，领袖既无相关专业知识，又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自以为可以决定壹切，藐视自然规律，手下人投其所好，谎言蛊惑，关系国计民生百年大计的巨型工程在蛊惑中被荒唐决定。当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来访时当面向邓小平介绍了西方放弃建坝的情况，劝邓放弃三峡建坝计划。邓说：“已经定了，不能改了。”。

得知三峡工程已经开工，政协代表们发出了反对声音。经历毛泽东时代的长期废弃，人大、政协在邓小平主政后得以复会。政协委员们清楚自己不能行使监督职能，也不能就政策提出批评，但又不甘完全处于摆设地位，不甘成为中共营造大治局面的花瓶。三峡工程为他们送上了出声的机会。他们知道，就壹项工程发出反对声音不至于背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罪名。以周培源、李锐为首的壹批政协委员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激烈抨击三峡工程不经可行性论证和人大批准程序即悄然开工，要求停止工程，启动论证。长期没有真实新闻可报新闻媒体人也不甘只作党喉舌，将政协发出反对声音的题材报导为“大闹政协事件”。部分政协委员们不满足于在会上质疑，还在会后采取行动制止壹个关系国家前途的巨型工程草率上马。前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孙越崎率团考察三峡后上书中共中央，陈述三峡工程的七大问题，要求推迟三峡建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上书中共中央谓由不诚实的人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我们不放心；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抨击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所公布的预算只是投资规模的四分之壹；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出发置疑三峡工程的效益；侯学煜教授指三峡工程将带来生态灾难；水利部工程师陆钦侃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反对三峡建坝的声音不只来自政协。在民主墙运动后，社会各界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诉求持续。壹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作家、退居二线中共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和壹般的市民也纷纷抨击独裁的三峡建坝决策。

政协委员们的反对声音虽不能阻止水电部建三峡大坝施工的步伐，但中共中央也不能对政协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1986年，赵紫阳视察三峡后向邓小平汇报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壹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壹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与毛泽东壹样，邓小平也视反对声音为反对共产党，也从来不接受反对意见。他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他不想壹人承担三峡建坝决策的责任，指示找壹批专家進行论证。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第15号文件，宣布对三峡建坝的可行性進行论证。

当年三门峡建坝，毛泽东拍板在先，周恩来召集壹批专家论证在后。在肃反恐怖中，谁都知道反对毛泽东拍板的事意味什么。除了不计个人得失的黄万里和壹位技术员反对外，全体专家附和高层已然的决定。此时，在邓小平已拍板，建坝大军已在施工的背景下，从水电部到政协，大家都清楚可行性论证只是应付反对声音的走过场，论证必须背书中共中央的决定。水电部采取了壹系列操控论证的办法：邀请支持三峡建坝的412位专家参加论证，象征性地包括了几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但将李锐、黄万里等反对三峡建坝的代表人物排除在外；由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主持论证领导小组，指定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担任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由论证小组专家兼任国务院论证审查委员会专家，例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同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可行性报告（陆后来又兼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导致他在后来三峡工程出现问题时不敢指出问题，尽量掩盖问题，用“三峡工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话来搪塞）[3] ；不提供备选方案，只论证水电部所提方案；不容许公开辩论，只允许公布肯定方案的论证意见；只允许专题小组论证各自专业题目，不允许就三峡工程整体发表意见，使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没有机会公开讨论；要求专家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等等。通过上述安排，水电部掩盖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三峡建坝在清淤、防洪、发电的几项目标之间无法兼顾。例如，泥沙组要求汛期开闸放水，冲走淤积泥沙；而防洪组要求汛期蓄水防洪，两组意见冲突。

关于三峡工程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的论证，魏廷铮当初向邓小平汇报说，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5000万吨。论证中，专家们发现最大的单向通过能力仅为每年3500万吨。为使论证结果达到已报邓小平的5000万吨指标，论证专家编造了“航运以万吨船队为主”的谎言。实际上，长江每年有多半时间是不可能通行万吨船队的。在生态环境论证中，以马世骏院士为组长，方子云为副组长，侯学煜院士为顾问的生态环境组得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既定三峡上马的决定相冲突，生态环境组在“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加上“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论述。侯学煜教授不同意这壹似是而非的表述，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1988年，葛洲坝勉强宣布初步建成。这时，无人问责水电部当初承诺的三年建成，为壹米七轧机提供电力的承诺。当然，在党国体制下根本不存在问责。况且，所谓备战本来就是服务毛泽东臆想的说法，并无哪个国家要侵略中国，备战只是浪费百姓活命钱，生产不出坦克钢板等只会减少浪费。但是，参加三峡论证的专家们心里清楚，葛洲坝水利工程问题成堆：它违背了河流开发的“先上游，后下游”的壹般规则，所宣传的航运、防洪、发电三大利不可兼得，顾此必然失彼；作为径流式水电站，葛洲坝安装19台12.5万千瓦和2台17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2万千瓦。然而，为保航运必须限制发电。结果，这壹号称最大的水电站实际发电量仅77万千瓦，只是装机容量的零头；葛洲坝船闸常因淤沙而发生事故，致长江航运经常停航；就经济效益而言，葛洲坝的单位千瓦发电量投资数倍于长江支流上的小水电站，而这个得不偿失的大型水电站工程挤占了其它水电站的建设资金等等。论证专家们都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建葛洲坝决策的荒唐，但没有人敢于在论证中明言。因为，论证会是水电部门的地盘，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在中国专家论证三峡建坝之时，各国同行已经形成建大坝会造成巨大生态灾难的壹致看法。中国政府封锁国际水利界的定论，主导论证组去得出相反结论。虽然多数专家知道知道各国同行的共识，了解各国大坝靠政府补贴生存的事实，了解各国都在放弃建巨坝计划的事实，但他们选择了顺从政府意志。在水电部主导下，三峡工程论证组得出结论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人大批准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选定三峡作为上任后首次视察之地，在视察中高调表态支持三峡建坝。江支持建坝是因为，他需要以支持峡建坝决策换取邓小平的信任和总理李鹏的支持。回京后，江泽民探病李鹏，再向李当面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作为回报，李表态支持“江核心”。1992年１月，李鹏主持国务院第９５次常务会议批准了三峡工程。2月，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三峡建坝决定。3月，国务院将三峡建坝计划交人大通过。将三峡工程这样壹个复杂的提案交数千全国人大代表表决的作法受到广泛质疑。质疑的要点是：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让这些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的众多代表们来表决并不合适；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等等。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审议三峡方案的人大代表们不了解专家在论证中提出的反对意见。外界质疑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是事实。为避免出现人大背离中共中央意图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江泽民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和他本人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党员代表与党中央保持壹致。会议召开之后，总理李鹏再作了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并主持了人大审批三峡工程的会议。（两人的重要报告始终未被公开，也未被收入在十多年后编辑出版的各自选集）两位最高层领导人为壹个工程的决策到人大作动员报告，说明了人大会议确实在中共操纵之下。

4月7日，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议案進行了投票表决，结果1767票赞成， 177票反对， 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机器，争论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建坝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表决中，赞成的比例恰为人大中中共党员代表的比例。其实，国务院、水电部组织论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决定、国务院向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步骤全是走过场，邓小平在1980年视察后就已经拍板，工程早在1982前已经启动，水电部门早已巨资進口了外国已淘汰的技术、设备。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开工几年后是不可逆转的。开工后的专家论证、报国务院批准、报人大审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只是为了应付反对声音虚假程序。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峡工程开工十多年后主持了专为应付外界的三峡开工典礼，宣称建坝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举行了大江截流仪式，江泽民、李鹏出席率众高层出席。

遗祸无穷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中央电视台也没進行转播。新壹届中共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与前领导人的决策划清界线。因为这6102;，建坝的灾难后果开始浮现。这些灾难包括：

1、淤积问题无法解决

游说三峡建坝时，水电部官员告诉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放水冲刷的办法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二十年前论证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就指出水库会因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而被淤废。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的警告应验，三门峡水库被淤废。在三峡建坝论证时，被排除在专家论证组外的黄教授再次指出，在黄河、长江这样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坝，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建坝将复制三门峡水库的灾难，且灾难规模更大到难以想象。黄教授的意见并非创见，而是国际专业领域中的定论。这也是各国放弃建坝的原因之壹。三峡论证中，专家们没有拿出有效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水电部门无法解释三门峡水库为什么淤废，只得重复“排浑蓄清”谎言，声称随着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進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以骗取人大批准。但水库蓄水后，黄万里警告的泥沙淤积问题立即应验，而且比警告的更严重，随着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态会被加速破坏，长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数亿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库中无法排出，朝天门及江北嘴壹带的长江北岸出现了壹道巨大的沙坝，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壹带的江心。至 2010年，滥泥湾的淤积高度已超过50米，长江上游最大码头寸滩港开始被淤，[4] 照此速度，三峡水库淤废将不是很遥远的事。

水电部门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但有办法掩盖问题。办法是在上游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坝拦截進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将淤积的问题引向上游，引向将来。水电部这样做壹举两得，既可以掩盖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又可以不停地建坝，壹直建到长江源头，反正泥沙淤到长江源头是遥远的事，与现任政府和水电部门无关。2007年，水电部门为掩盖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微小，淤积问题解决不了等致命失误而在三峡上游“虎跳峡”开工的高坝在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经投入的巨额前期投资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黄万里教授早就预计到水电部门会采取遗害子孙的办法。他指出，建坝泥沙淤积问题的显现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这壹届领导人或可忽略，但将来问题会非常严重，那时的三峡大坝的难题会比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严重百倍。

2、水库没有防洪作用

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1600亿立方米。林壹山当年提出的1000亿立方米库容的方案虽不切实际，但确是根据长江洪水量计算出来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海拔145米的限制水位与海拔175米之间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不及当初林壹山忽悠毛泽东防洪库容的四分之壹。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道出三峡水库库容真相说：水库的总库容由活动库容和死库容组成，而活动库容又由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组成。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三峡水库的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死库容171.5亿立方米。死库容的作用是擡高水位以利于发电，以及作为泥沙淤积的场所。按照兴利库与防洪库容不重复计算的国际标准，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仅为56.5亿立方米。水电部门按不同时间段计算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同样壹立方米库容，汛期是防洪库容，到枯水期时则成了兴利库容，经过重复计算，将全部的22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算作了防洪库容，属严重误导。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这样壹来，三峡水库实际没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峡工程设计中还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按照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三峡水库从大坝到600多公里外库尾的水位落差估计仅为0.4米，即600公里间几乎没有落差。水库建成蓄水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大坝到库尾间的水位落差是35米。这意味着，汛期水库蓄水至海拔175米时，上游重庆将会被淹没，如果要保重庆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库汛期不能按设计能力蓄水，防洪能力报废。2002 年初，当局在三峡库区最初划定的水库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东县官渡口、沿渡河等镇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新建的移民城镇在淹没线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迁移。2009年8月6日，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海拔148米，而重庆水位超过海拔183米，两地水位差38米。当天，重庆晚报刊登了题为《长江水已淹没朝天门码头》和《江水漫進渝中区储奇门滨江公园》的两张照片。这还不算高，2009年8月初汛期，三峡坝前水位海拔147米，而重庆江面水位为海拔188米，水位差高达41米，朝天门、磁器口被淹，岸边高数米的景观灯灯杆已被淹没。三峡工程设计中的水位估计错误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对此丑闻，官场上的应对是互相推诿。三峡工程的首席专家、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总负责人张光斗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披露设计错误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妳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呈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了总理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重大设计事故就此没了下文。2005年，在三峡大坝即将完工时，张光斗院士再次致信郭树说：“或许妳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壹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张院士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防洪与发电无法兼顾，发电也达不到吹嘘的能力，要保发电就要影响长江航运。他书面向国务院报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强调错误是大家壹起犯的，不想壹个人背黑锅。他提醒，由于错误过于严重，“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郭树言将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报告转给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当然不能责怪张光斗教授，因为，国务院自己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推动者，是所有失误的责任人。国务院清楚，错误严重到必须隐瞒，如果让全国百姓知道他们在电费中多年交钱，建成的大坝在汛期不能按设计蓄水，大坝顶端号称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坝是废物，那将引发政治震荡。于是，国务院将致命失误作为国家机密封锁。专家王维洛评论中国政府的应对道：壹个大坝工程最基本数据出错，工程的所有论证，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的计算结果必然全错。壹个对国民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错误，任何壹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工程继续。但在中国，因是最高权力者拍板决策，政府必须掩盖错误。

3、防洪 发电 航运的目标无法完成

常识告诉人们，水库发电须枯水季节蓄水，汛期放水；水库防洪须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于洪峰何时到来，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类所能预知，水库的防洪效益与发电效益互相冲突，无法兼顾。当年论证中，著名的“长江通”陆钦侃就曾指出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被夸大，因此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三峡大坝封顶后，新华社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壹遇洪水”（2006年6月1日）；壹年后，新华社改口称“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壹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新华社2007年5月7日宜昌电）；2010年汛期，中央电视在7月20日的专题节目中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当年长江洪峰到来时，三峡水库没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庆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壹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190米，若三峡水库按防洪库容蓄水，重庆将全部被淹没。如果不想让重庆被淹，三峡水库在汛期水位须限制在海拔１４５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于是，水电部门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游武汉受到洪水重威胁。民众谴责，三峡大坝防洪功能的夸大宣传让全国许多天然泄洪区、蓄洪区都被各地政府用于了房地产开发，现在在十年壹遇洪峰面前就紧急泄洪，使长江两岸百姓比没有三峡大坝时更危险，谴责三峡工程是骗民工程。

关于发电效益，1950年代，推动三门峡建坝的水电官员们声称，三门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壹，但大坝建成后不久，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废，既不能发电、又不能防洪。1980年代，推动三峡建坝的水利官员们声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壹。实际上，三峡水水电站装机容量仅为全国总装机容量的2％，且这壹装机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发电能力。因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错误，三峡水库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这就造成下游枯水、停航的严重问题。2010年10月，三峡水库在枯水季节首次蓄水至175米设计蓄水位以证明其能达到设计蓄水位，结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阳湖、赣江水位剧降，赣江水位逼近历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长沙市陷入水荒，长江航运陷入瘫痪。此后，长江流域干旱问题日渐严峻，中游地区与长江相连的两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另壹大湖泊洪河年年干旱见底。这说明，三峡水库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发电，其发电效益须以下游干旱和长江航运瘫痪为代价。张光斗教授在内部文件中提出额外兴建火力发电厂，以弥补三峡水库在夏天发电减少，实际是要求以火电来掩盖三峡发电效益谎言。与三门峡水库壹样，三峡水库只能以上游洪涝，下游干旱的大代价换取发电的小效益。三门峡水库经过多年淤积才進入无利而大害阶段，其微小发电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缓大坝被炸掉。三峡水库也将如此。壹旦三峡水库進入无利大害阶段，其害比三门峡不知要大多少倍，将是全国，全民族的灾难。

航运是三峡建坝时宣传的三大效益之壹。水电部门报批时宣称大坝高水位后万吨船队两、三个小时过闸，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5000万吨。工程宣布建成后，升船机根本没有建成，江轮过船闸等须几天，货船只好卸货从陆地用车“翻坝”再装船。全国人大代表王鸿举在人大会上投诉说：“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市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大坝建设时预计到2030年通闸量达到1亿吨，但是2011年通闸量就达到1.1亿吨，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维修，不少货物不得不翻坝通过。建坝以前货物不需要翻坝，修了大坝货物翻坝费理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实际建设单位却反过来向航运企业收费，而且收费奇贵。翻坝公路是三峡总公司修的，收费比高速路贵得多，五公里的路程各种费用就要好几百元，对航运企业是个巨大的负担。管理闸坝的是交通部下属的壹个单位，谁先过谁后过、谁过闸谁翻坝过他们说了算，滋生腐败，已经抓了8个人了。”船闸碍航，大坝造成下游低水位更加碍航。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下游的荆州、宜昌河段水位过低，船只搁浅，建坝时宣称的航运之利实际没有。

关于三峡建坝的航运目标，有壹个案例让人哭笑不得。三峡大坝开工的同时，当时跨径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万州长江大桥也开工了，三年后建成。设，造价3亿的万州长江大桥建成。由于万州长江公路大桥的设计依据三峡工程设计者提供的错误水力坡度数据，致大桥在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海拔175米蓄水时净空高不足，大船无法通过。理论上，为保长江航运就需要拆除投资3亿建成的万州长江大桥。可是，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以应付验收摆摆样子，实际不能蓄水到那壹高度，另外三峡船闸达不到设计能力，万吨轮不可能直达重庆，于是理论上应当拆除的万州长江大桥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误。

4、移民总数超十倍

在三峡建坝之前，全世界建坝工程移民的最高记录是15万。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侯学煜博士就指出，对全国水库考察的结果证明，没有壹个水库妥善解决了移民问题，大多数水库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小型水库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大型的水库的问题当然更大。水电部门知道，如果不隐瞒移民数，三峡工程是无法获得人大批准的，于是先压低移民人数，等到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后，再让真实的移民人数逐步浮出水面。这时，再多的移民数政府也要买单。水电部门游说邓小平批准建坝时称移民50万，到报人大批准时，三峡工程确定移民数为113万，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湖北、四川两省上报国务院的移民数已达150万人。为安置三峡移民，国务院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包括了万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区，目的是让大重庆市帮助解决移民问题。大重庆解决不了移民问题，国务院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全国的二十壹省市支援三峡库区，将三峡建坝的移民成本分摊到全国，掩盖真实的移民成本。三峡大坝建成时，实际移民数超过了180万人。但这只是移民灾难的开始。移民安置的后续费用是个无底洞。当初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的百万移民带来成堆的问题。其壹，移民上山开垦，严重破坏三峡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环保灾难，加剧了水库的淤积；其二，“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区难以形成经济圈，无以为生。于是，重庆市规划再向库区外移民400万。按当地壹位领导估算，创造壹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30万元人民币，按此，再移400万，移民费用将超过万亿元。财政总收入预计只有500多亿元的重庆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费用。中央的办法是将三峡后续的移民费用分摊到全国人民头上，让全国人民补贴三峡大坝工程。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建议，从保护水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未来10年内必须再移民500万。 [5] 两难的情况是，若不移民，三峡地区环境不堪重负，而大量移民会因天文数字的移民经费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三峡库区已陷入了“就地后靠——开垦加剧滑坡——财政支付搬迁——再就地后靠”的恶性循环，政府面临对三峡库区输血式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三峡工程移民数是当初水利部“忽悠”邓小平数字的十几倍至数十倍。水电部门当初低估移民数是推动工程上马的手段。三峡建坝工程造价的将近壹半是移民费用。为了获得人大批准，水电部门压低工程预算最有效办法是压低移民数字。如此看来，推动三峡建坝的水电部门将坝前和库尾间水位差估计接近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为之。

5、工程造价超支数十倍

三峡建坝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与投资“黑洞工程”。所谓“钓鱼工程”就是，论证时低估投资，等论证通过，工程开工呈不可逆转之势时再要求追加投资，且追加额不再经原批准论证机构审批。水利部门鼓动的丹江口工程是“钓鱼工程”实际投资是鼓动时的四、五倍。三峡工程是更大的“钓鱼工程”。水电部门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静态投资总额为570亿元。然而，三峡工程的投资额是壹笔糊涂账。因为，众多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比如国务院提倡的对口支援，壹个省支援壹个县，全国各省市的无偿对口支援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无数大企业，如云南玉溪烟厂，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为支援某县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重庆市没有洪水问题，不建任何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开工后，重庆市政府须投巨资采取防洪措施；三峡工程淹没400多所学校，涉及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2万，学校的搬迁重建不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承担，而由地方财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峡水库淹没约1400家企业，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国家为这些下岗职工发放的“低保生活费”不计入三峡工程成本；中央和重庆等地方财政支出约60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库区水污染；这些投入远远不够，三峡水质恶化加剧，库区已停止以三峡水库为饮用水源，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还须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因三峡工程导致的地质灾害专项治理；三峡建坝的后续欠账不仅在重庆和库区，还有“清水下洩”，冲刷下游堤坝，造成荆江大堤崩岸和下游地方政府的巨额支出。

三峡工程壹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向全国征收的特别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随电费向全国老百姓摊派。三峡工程以这壹建设基金筹资与银行贷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峡工程总公司偿还。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电价也持续上涨，实际是三峡工程总公司无偿从全国百姓手中收钱，不设限额，任由追加，敞口花钱，没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国百姓在为三峡工程缴费近十七年后没有等到承诺的“电费下降”，三峡工程公司没有偿还建设资金，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国务院换了个名目，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在电费中收费，让全国老百姓继续掏钱填补三峡工程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和全部发电利润被私有化，归了各级水电官员持股的壹个股份公司。水电官员和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享受着股份公司的分红，全国人民则须继续为后三峡工程买单。长江水电集团在解释时发电量下降原因时承认，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重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2013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发现，三峡集团公司用人腐败、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分包；领导层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等诸多腐败问题。政府项目必有腐败，没有制约的“党和政府”权力都是牟利机器，三峡建坝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壹例。

为应付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灾难，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项后续资金实际是个巨大的无底洞。例如，政府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用于治理库区的水污染，但库水污染问题绝非区区几百亿元可以解决。重庆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缺口就高达5000亿元，若包括全国的各种支援总额，治理滑坡、水质污染等后续费用，三峡工程的开支将超过两万亿元。而且，两万亿不是顶，政府必须为三峡工程没完没了地支付后续资金。三峡后续问题和资金投入无底洞将是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年的痛。

6、生态、环保、地质灾难黑洞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灾难性的。三峡工程向论证将地表坡度 30度以下视为可以垦殖的耕地，违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规定，实际是在破坏三峡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长久以来，长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污渠，三峡上游两岸城镇有大量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三峡水库蓄水前，这些污染被激流带走。大坝建成蓄水后，库区将成最大的污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动辄数万平米，迫使水库周边的城镇另辟水源。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承认，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间，长江鲥鱼年平均产量为49万公斤。如今，苏东坡、何景明、郑板桥、谢塘等诗人赞美的“水中西施”、“南国绝色佳人”长江鲥鱼已基本灭绝。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指出，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除受水域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外，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无序的水电开发。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鱼类灭绝的开始，三峡工程是长江鱼类的灭顶之灾。鱼类的灾难在继续，中国水利部门正在长江上游和上游主要支流不断建坝，在金沙江、岷江、雅砻江、乌江、嘉陵江规划、开建了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将长江上游变成了层层“梯田”的水库群。不仅鲥鱼，国家壹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扬子鳄、江豚、胭脂鱼、淞江鲈，以及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在走向灭绝。

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在三峡论证时众多环境保护专家警告的可怕后果几乎全部应验。坝区出现地裂，滑坡加剧，上游的重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地震、大旱、高温、水灾。三峡集团不能告诉国人的是，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水高度海拔145米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因为，当水库蓄水高度超过150米时，水库周边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明显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至2010年为了治理这些灾害已花费120亿元人民币。不过，地质灾难并非花钱就可以消除的。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三峡水库蓄水后，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出现壹条宽几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超级强震的危险已经远超过三峡上马论证时的“6.5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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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发电这壹块，每年200多亿元的发电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带来下游干旱和碍航的经济损失。上述六项灾难后果足以证明，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这壹灾难是三门峡建坝悲剧的重演。1950年代开始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导致上游洪水频发，给陜西、给40万移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如今已成为壹场带来无穷尽环境和社会的灾难。前陜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指出：“这个大坝是个愚蠢的错误，它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壹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专家们早就警告三门峡建坝的灾难将会在三峡工程后重演，其泥沙淤积、污染、洪水及地质等灾难的程度更将大到难以想象。黄万里教授指出，人为破坏江河规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不能用建坝来解决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水库把自然的江河变成壹节壹节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属性消失，最后变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他警告，三峡建坝后，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嘉陵江口将会再现三门峡水库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最终三峡水库也将像三门峡水库壹样被淤废而难逃被炸毁的命运。

在三峡灾难浮现时，国人怀念坚持科学良心的黄万里教授。1957年，黄万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建坝，痛陈不可在“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筑坝；建坝只会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搬到上游，并造成移民灾难。他为此痛陈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劳改的代价。长期蒙冤没有让他学会随波逐流。1984年，他向中共中央陈述三峡不可建坝，抨击高层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决策建坝。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付政协对三峡建坝的反对声音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对三峡工程進行论证。水电部邀请因积极支持三门峡建坝而获毛泽东提拔的张光斗为特别顾问，将黄万里教授排除在专家论证组之外。在国务院将三峡工程议案报人大批准，三峡建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黄万里以“共和国公民、由国家培养的、从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义分别致信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陈述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蓄水后卵石将淤塞重庆，加剧四川水患，酿成移民灾难。上书不获理睬，他再致信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的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中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举报三峡认证组负责人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并继续致信中共中央，呼吁绝不能兴建三峡大坝这样祸国殃民的工程，否则大坝难逃被炸掉的命运。在三门峡、三峡论证时根据政治风向举手、签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峡可行论书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后来都成了院士，其中张光斗等人更成了双院士，拒绝签字的陆钦侃、陈昌笃等专家都没有成为院士。临终，黄万里嘱咐家人：“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妳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他遗嘱家人将投书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最后遗言是“三峡，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

作家郑义指出：长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阳湖等壹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進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進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但拦腰建起了壹个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后，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农民懂得“壹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壹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基层官员们其实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進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的投资外，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投资仅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壹。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壹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八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壹。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这是壹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电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长大卫·哈里森指出：“三峡水库对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这在事先环境评估时完全预料了。政府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孤注壹掷，选择了上马。”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总干事亚当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说：三峡水库代价过高，根本算不上发展模式，连过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为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项目从来都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执意修建是因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人不受益。中国推广不经济、代价大于福祉的电站项目，让中国人民和水坝附近的民众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的不良记录。鼓动兴建电站者宣传水电是绿色能源，而实际上，水库发电的生态代价使它不是绿色能源。

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水电部门建坝成瘾在国外也不少见。当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自身既得利益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壹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壹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壹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壹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公款，留下后患。三峡大坝同样给贪污腐败提供壹个天堂。移民费用700亿，按人头算每人4万多，但是妳要去问移民，他们壹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峡工程移民的资金到哪去了，这将永远是个秘密。关于三峡大坝，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三峡工程至今也没有公布水位库容图，而水位库容图是每个水库大坝工程的最基本技术图。为什么三峡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库容图呢？如果公布这张图上述壹系列致命的错误露馅了。长江三峡河段原来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的状态。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累积淤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特别是重庆的水位会越来越高。只有重庆水位的擡高，才能使三峡水库从目前的淤积状态向未来的冲淤平衡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是，更多的淹没，更多居民的迁移。这个过程不是十年就会结束的，起码是壹百年。在三峡水库到达泥沙冲淤平衡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会不停地增长，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也就无法收尾。随着三峡水库上游水位的擡高，地质灾害问题将更加严重。三峡库区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会更加严重。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增加，波浪对库岸侵蚀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库岸的垮塌将越发严重。同样，水库水污染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三峡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三峡工程或成为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当年对于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工程面临立斩或凌迟抉择。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黄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建坝、三峡建坝第壹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壹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壹次大洪水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补充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進不了轮船了。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

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带给两岸农田肥沃的土壤。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壹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壹个蓄水量为壹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国带给全国森林三次（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长江流域的森林近千万亩的消失，泥石流遍地发生。《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三峡工程公然践踏上述法律，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

新中国的水利史是水电部门毫无节制地建水库的历史。水电部门狂建了8.5万座水库，数量越过了其它国家水库的总和，其背后是利益冲动。历朝历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内务府永远希望皇上大兴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与内务府壹样，水电部是新中国政府部门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团，它对维护堤防，维护分洪区，水土保持等治本举措不感兴趣，只想以“钓鱼”手法游说领导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壹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壹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生计。事实上，其下属的施工队伍从丹江口建到葛洲坝，再到三峡，壹辈子不愁没活干。水利部名为水利，实际对全国的“病、险”水库，对众多垮坝崩堤灾害，对1970年代全国每年水库崩塌几百座造成的水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0年船游考察到瞿塘峡时，邓小平曾指着两岸重山峻岭提出了壹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选在下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解释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進口处窄，因此要选在下游宽处。这里，水电部门在蒙骗外行的邓小平。对于这壹问题，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工程违反了应在峡谷处建坝，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坝等基本原则。如果壹定要建坝也应在长江上游建坝。那样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在这些地方的勘查设计。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建坝选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小项目没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坝，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论证时，不少专家建议以建设几个小水坝代替三峡超级大坝，以求投资少，移民少，风险小，比如在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峡谷建坝。水电部门对这些道理比谁都清楚。肉食动物捕猎后会先吃好肉，大肉，肥肉，在有大肉时不会去啃骨头。水电部也壹样，选在宽处建超级大坝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处建小水电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维护堤防的骨头。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还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荒唐题词、指示、拍板，造孽国家人民的历史。外行不是错，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巨型工程就是罪过了。当三峡建坝壹系列灾难后果浮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邓小平船游壹趟就拍板建超级巨坝造孽之深重。历史将证明，这壹罪过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超过他的“洋跃進”和毛泽东的“大跃進”。中共领导人不会认错，不会道歉，但会逃避罪责。邓小平自1980年以来大量的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重要讲话被排除出了邓文选；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在视察三峡时高调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和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时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被排除出了江文选；李鹏在全国人大期间所作的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选。李鹏在日记中称三峡决策是江泽民所主导。他写道：“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壹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進行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中共领导人们的上述举动显示，他们非常清楚三峡建坝后果之严重。

八六学潮与胡耀邦下台

​复出之后，邓小平大力鼓吹体制改革，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方案。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壹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受他的报告鼓舞，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就政治体制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报刊跟進刊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文章和学术研讨发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征求各界政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壹被外界被称为“庚申改革方案”的改革建议要点为：“党和国家民主化”；修改宪法、保障人大权威，人大分成两院；贯彻民族自治政策，保障民族自治权；加强民主和法制，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真正受法律保护；司法独立，中共党委不得干涉司法，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中共政法委审查；党政分开，共产党不得干涉政府日常事务，不得包办代替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构的事务；允许独立的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独立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改革企、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度；基层政权及基层社会生活实现直接民主，使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取消中共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共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共产党违犯宪法、法律，人民有权反对等等。政改方案的核心是打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限制党权，抛弃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庚申改革方案”拟就不久，邓小平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禁止对共产党独裁权力有任何触动，不仅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还制定改革方案本身也成了反党活动，面临被镇压的风险。1982年，胡耀邦就任中共总书记。他要求逐步放弃壹党独裁，走向民主和法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不同意邓小平这样在改革问题上出尔反尔，不同意邓掩盖毛泽东的罪责、在平反冤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与邓多有冲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着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灾难后果显现。改革开放前，物资的调拨和价格全部由政府掌控，不存在物资市场，也不存在计划外、体制外的交易。国务院宣布引入市场机制以促進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企业可以对自销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自由定价，价格“双轨制”形成。在双轨制下，同壹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壹定的平价，计划外是市场价。两种价格间的巨大价差成为权力寻租的空间。拥有权力的官员通过关系人倒买倒卖获取价差，拥有权力背景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涌现。这些被称为“官倒”的权力背景公司从最初倒卖电器、钢材、煤炭、石油、铝锭、粮食等物资发展到批文、指标、利差（市场贷款均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由于权力不受制约，经济改革成了特权阶层鲸吞国民财富的盛宴。

“官倒”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董事长的中国康华有限公司（小康华公司）。该公司获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获经贸部予出口经营权，获税务总局予免税待遇，依靠特权、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批的优惠从事進出口贸易，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巨额财富。随后，康华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部级公司（大康华）。大康华成立后凭借国务院给予的特权，各级官员和退休官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倒卖外汇和重要生产资料，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取全民的财富，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8个子公司，113个三级子公司的庞大“官倒”集团。有了康华的榜样，中央及各地党政军机关成立了数十万个官倒公司，类似康华壹样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有着官方背景，利用利用价格双轨制和特批的進出口权发财的官倒公司遍布全国。

老百姓对高层子女的利用权力“官倒”行径无比痛恨，民间要求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呼声，邓小平上继续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同6102;又以“四项基本原则”说法封杀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暗中支持“红色梯队”和“官倒”们“先富起来”。胡耀邦看到，只有开放搞活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限制权力滥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是为权力者利用权力鲸吞国民财富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中共党内最清廉，最痛恨贪污腐败者，他直指拒绝体制变革的“改革开放”导致腐败丛生、贫富悬殊、以权谋私，声言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为平息腐败带来的民怨，他要求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并举，限制以权力谋利。当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涉嫌经济犯罪，侦破工作因无法進入首长驻地取证受阻时，胡耀邦批示：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据此批示，中央办公厅趁胡乔木外出开会安排公安人员入宅搜查，搜出装满两麻袋的巨额人民币现金和美元。这在当时是普通百姓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1] 胡的坚决反腐不仅将胡石英送進了监狱。

1985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机关传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胡耀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壹系列讲话鼓舞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同时让保守派元老们忍无可忍。1986年春，胡耀邦推动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千干部反腐大会，他的反腐涉及胡立教之子、胡乔木之子、叶飞之女。当反腐進行到这壹步时，胡声言的“坚持到底”、“不能怕得罪人”坚持不下去了。壹方面，反腐越反越多，涉及特权阶层子女反之不尽，另壹方面，腐败的后台越来越硬，他无力继续。这时，胡为难，中共众高层也为难。李先念警告子女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妳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高层元老们都胡耀邦对限制特权，堵塞子女财路强烈不满，纷纷向邓小平状告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

应对元老们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胡耀邦决心打破元老们垂帘听政，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废除高层的终身制，要求元老们退休，并几次婉转地要求邓小平履行承诺，带头退休。倡议废除最高领导层终身制邓小平树立体制改革形象的壹大卖点。对于胡耀邦委婉的要求，邓小平不情愿地作出姿态，在1985年8月北戴河作寿时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邓小平表态后，胡耀邦在9月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推动新老交替，正式提出“已经过八十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元老们对胡耀邦壹再敦促交权让位强烈不满，开始暗中串联，密谋“倒胡”。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商量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壹定退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全下，妳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壹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2] 胡听后当了真。6月，邓小平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受邓讲话鼓舞，胡耀邦主持成立了亲自挂帅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壹波和彭冲等人为成员，下设“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组，开始设计政改方案。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老同志退休，让三十五到五十岁的年轻同志進入中央委员会，暗示七十岁以上者全部退出政治局。胡耀邦劝元老们说：“我们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壹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对胡的要求，万里、习仲勋、杨得志、聂荣臻、倪志福、乌兰夫等人表示支持，胡乔木、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等元老以“党和国家需要德高望重的老壹代革命家来领导”的说法拒绝胡的要求。会议在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中陷入僵局。众人都在等待邓小平壹锤定音。令胡耀邦吃惊的是，邓小平变卦，以沈默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表态，也否定了胡的提议。“默否”是毛泽东惯用的办法。在真实意思不便摆上台面时，毛泽东总是以沈默，不作答复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提议。邓小平的沈默让密谋“倒胡”的元老们顿时有了底气。胡耀邦这时才清楚，原来邓小平壹再表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言论只是针别人，实际完全没有退休交权的打算，更不容忍别人敦促他退休。会议不欢而散后，“倒胡”的主要推动者王震对支持胡耀邦的万里等人发难说：“妳们实际上提出了壹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回复：“王老啊，妳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壹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邓小平说：“耀邦偏要我下，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王震则促邓小平去胡说：“谁让妳下台，妳就让他下台。”邓小平与王震同样心思，宣布行动计划说：“那些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壹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3] 会后，邓小平开始布署党内政变，指派薄壹波撇开胡耀邦另起炉灶，组成七人班子负责拟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暗中在高层成员中征询对撤胡耀邦总书记职的意见，实际是要求高层们对罢免胡耀邦表态。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要求高层人人表态时壹样，高层成员们非常清楚手握军权的邓将扳倒空有最高领袖之名的胡，纷纷表态支持“倒胡”。征询意见的同时，薄壹波搜集了壹堆胡的“自由化”言论，为向胡发难作准备。

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胡耀邦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胡要求删除这两个体现壹党专制并违反宪法的提法，陆定壹、万里等人支持胡的主张，彭真、杨尚昆、余秋里、薄壹波、邓力群等人针锋相对，坚持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写入决议。名义领袖胡耀邦没有决断权，双方须再次听候邓小平拍板决断。邓小平决定，删去“清除精神污染”，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表态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党内高层们见胡耀邦的主张屡被否决，知道他的地位不保，纷纷转向，不再支持胡。因为，胡耀邦反对以权谋利，要求七十岁以上的高层退休，仅这两条已经将高层的人得罪光了。10月3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進行了壹次长时间秘密谈话。陈云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進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壹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如此急迫为邓找烟，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密谈的内容是决定罢免名义党领袖胡耀邦。

中共元老们在酝酿“倒胡”时，青年学生们在酝酿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青年们对独裁体制，对权力阶层大肆侵吞国民财富的不满日益强烈。1986年春，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了台。菲律宾人民的行动鼓舞了东亚各国人民反对专制与腐败的勇气，各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9月，台湾民众决心结束壹党专制，挑战国民党的党禁专制，成立了反对党。蒋经国顺应進步潮流，主动结束壹党专制，解除了党禁。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民众组党、办报和大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内，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正在这时，中国科技大学不经民选程序指定了选区三个人民代表候选人，学生的不满爆发。1986年12 月，科大学生走上合肥街头请愿，喊出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立即响应，掀起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请愿运动，学潮迅速蔓延全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认为学潮是胡耀邦几年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12月27日，邓小平召集政治老人们在家中密谋，决定罢免胡耀邦。12月30日，胡耀邦准备召开应对学潮的政治局常委会。当通知邓小平开会时，邓命胡耀邦不得召开常委会，到他指定的地方听指示。胡耀邦只得率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及教育部长何东昌等人去听训话。邓小平斥责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称“学生闹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壹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妳难道没有责任？”胡答：“我保留意见。”邓训斥：“不是保留，而是要妳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4] 邓不仅要求用专政手段，而且声言制止学生闹事要不怕流血。[5] 斥胡之外，邓小平还点名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些人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狷狂，传说是因为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6] 邓此言已经明确传达了罢胡的意思。追随邓小平，元老们对胡耀邦展开了围攻。薄壹波说：“妳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妳都快跑遍了，妳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杨尚昆说：“胡耀邦，妳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妳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7] 会后，赵紫阳劝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壹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壹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妳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接受赵的劝说，胡耀邦来到了邓小平家认错。邓小平罢胡之意已决，不听认错，大讲胡耀邦上任后的成绩。当胡谈到分歧时，邓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胡明白，邓不接受认错，于是向邓口头提出辞职。邓答复说：“我打算召开壹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好好沟通壹下思想嘛。”这时，胡耀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共产党的江山，自己已经宣布在不久后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已经与世无争，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不知道，元老们已经商量好要罢免他了。

邓小平怒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是因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联署，向全国四十位著名的“右派分子”发出邀请信，倡议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人热情回信，响应倡议，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人收到邀请信后没有回应。二人在多年的右派经历中悟出只有紧跟共产党才有出路，不敢再有招惹共产党的举动。费孝通以不回复倡议表达他与平反反右诉求划清界线，钱伟长则把邀请信通过民盟中央密送给了中共中央，并附言说：“方励之是壹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邓小平见到邀请信大怒。作为当年的主持人，他视反右运动为政治生命，绝对不容否定反右运动，要把写邀请信的三人开除出党。在召见胡耀邦等人训话时，他错把写信的许良英记为了王若望，下令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开除出党，同时表扬钱、费两位，同时决定重用二人。

作为共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必然产物，鼓励告密的作法来自苏俄。苏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国的同时，将通过鼓励告密维护极权社会的作法引入了中国。在苏区肃反中，无数红军、干部死于了告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迫害手段之壹就是鼓动互相揭发，告密。革命家们，革命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的革命经历中或多或少都曾经互相告密。反右运动开始，告密与出卖成了潮流。多年后揭发出来的例子有：翻译家冯亦代奉命搜集章伯的言论向当局级密报；[8] 画家黄苗子在文革中告密，使文艺家聂绀弩進了监狱。[9] 这只是揭露出来的几例，更多的告密隐藏在档案中，或随着档案销毁永远不为人知。钱伟长之告密与当年舒芜、冯亦代不同。他的处境没有那么凶险。他可能只此壹次，但他壹下就告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反右运动中冯亦代告密，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只是后来比别人早摘了右派帽子，而钱伟长、壹告即获封全国政协副主席，表态与其他右派划清界线的费孝通则获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人壹步跃入国家领导人之列。钱、费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荣辱两重天显示，壹党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的荣辱完全取决于是否跟随权力者，人大、政协官位完全是权力者的囊中物，邓小平壹句话可予可夺。

1987年元旦，北京的大学生举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公安部门根据邓小平谈话中“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壹个抓壹个”的说法，在天安门广场逮捕了壹批的学生。当晚，邓小平打电话给彭真说：“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的。通过近壹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妳讲话的关键时刻了。妳赶快到我家里来壹下。”当夜，邓小平、陈云将两个月前陈云家中密谋的罢胡决定向其彭真、王震、薄壹波等其他元老通报，众元老形成了壹致意见——罢免胡耀邦。[10] 元老们知道，这样的罢免不合程序，也难以向全党交待，决定用几年前迫使华国锋自己辞职的办法，迫使胡自己辞职。在元老们秘密聚会时，北京的学生冒大雪连夜再到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已准备辞职的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指示，命公安部门放人。当晚，公安部门根据胡的指示释放了被捕学生，使事态和平解决。

1月2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壹封题为《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请辞总书记职。1月4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赵紫阳、薄壹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人再次密谋，指定薄壹波、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由薄壹波负责，以召开“生活会”的方式解决胡耀邦问题。这里，邓小平照搬了毛泽东整肃高岗时的手法。当年，毛泽东部署好整肃高岗后自己退居幕后，让刘少奇出面主持整肃高岗的会议，不给高岗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欺骗言论、出尔反尔被高当面拆穿。此时，邓小平同样套路，部署好罢胡后自己和最初密谋的陈云、李先念退居幕后，让薄壹波主持会议整肃胡耀邦，不给胡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和欺骗言论被胡当面拆穿。离开邓家后，薄主持发出了措辞含糊的开会通知，通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元老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但不提会议的规格、议题，同时布署了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黄火青等人在生活会上作倒胡发言。

1月10日，薄壹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名为“民主生活会”，实为延安整风式和文革式的批斗会，由预先安排好的人对胡 “扣帽子、打棍子、揭老底”。余秋里开头炮，批胡半小时；邓力群讲了整整半天，给胡耀邦列举了六大罪状；姚依林从经济角度批胡“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批胡“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造成经济混乱”；王震直接威胁说：“妳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妳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11] 众高层将胡耀邦约束特权举措指为的主要“罪状”，抨击胡“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薄壹波批胡长达半日，要求胡耀邦检讨严重错误。几年前，薄壹波因“六十壹人叛徒案”向胡求助，胡耀邦冒着政治风险主持平反了“六十壹人叛徒集团案”，帮助薄等复出。但此时，薄看清邓小平的罢胡意图后对胡批斗毫不留情。更让胡伤心还有多年老友王鹤寿的反戈壹击。王与胡耀邦、陶铸在延安时关系亲密，人称“桃园三结义”。此时，王也看清了形势，表态忠于元老，接受元老们的特殊任务，在第壹天会后到胡耀邦家里“摸态度”。在第二天“生活会”上，王鹤寿将胡私下诉说委屈的“心里话”在会议上揭发出来，批胡“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陈云说了要处理福建假药案，胡耀邦都顶着不办。我去看他时，他还说没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伤心。这说明胡耀邦态度不端正。”

薄壹波、王鹤寿等众高层的批斗、揭发虽不尽人情，但符合革命党的规则与传统。革命党内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与倒台者划清界线，落井下石。众高层都在苏区肃反中参与整肃战友，在延安整风中参与整肃同志，都曾参与整肃高饶，整肃彭、黄、张、周，都曾在文革发动时参与整肃彭、罗、陆、杨，整肃朱德，都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参与整肃刘少奇，在九壹三事件后参与整肃林彪，后来参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邓小平，大家都是在不讲情面地整肃同志中生存过来的。那些拒绝参与整肃者，仗义执言者，辩论是非曲直者，揭露阴谋诡计者早就从高层中消失了。大家早已习惯了唯领袖意旨是从。以赵紫阳、万里为首的原胡耀邦支持者以加入批胡的行动向元老们表态效忠。赵紫阳尖锐批胡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壹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妳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妳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妳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壹，就是另有壹种可能，是妳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妳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妳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妳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妳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妳。到那时我只有辞职了”。[12] 赵以这番表态发言赢得了邓、陈等元老的信任。

在众人表态加入批胡后，薄壹波、彭真按照元老们的事先部署发难，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跟進表示支持说：“薄壹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唯壹反对声音来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习接到通知来开会，对会议规模，议题壹无所知。在批斗胡的会上沈默。在众人逼迫胡耀邦下台时，习仲勋打破沈默，开口质问说：“妳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逼宫吗？这样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党的生活会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胡耀邦打住习的发言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1月15日，胡耀邦在生活会上宣读了题为《我的表态》的检讨书。随后，会议作出决议：接受胡的辞职，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走出会场时，胡耀邦支持不住，坐在过道台阶上痛哭失声。没有人前来安慰，众高层们须划清界线，以行动表态站在党的立场上。

1月16日，薄壹波宣布“民主生活会”结束，在幕后指挥倒胡的的邓小平来到前台，出面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转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進行。这壹幕是当年毛泽东将庐山将“神仙会”变成批斗会，在幕后指挥整肃彭德怀的毛泽东在整彭后宣布会议转为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再现。邓小平宣布退休元老恢复表决权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整肃胡耀邦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操纵会议的作法，将大批不具资格的亲信扩大進会议。例如，他指定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的薄壹波主持“生活会”，宣布不是政治局成员的顾问委员有表决权。对于元老们这另壹次的党内政变安排，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光是因为军权在握的邓小平、王震多次声言必要时准备流血，让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还因为众高层对这种非程序的安排已经习以为常。毛泽东召集开会从来都是非程序的，从来没有召开过合乎党章规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总是随意塞入不具资格的亲信或剔除应当与会的成员。毛泽东甚至多次发动党内政变，干脆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推倒重来。众高层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提出过异议，对邓小平的非程序作法也自然适应。

会上，陈云代表元老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胡耀邦工作没做好，到下面乱跑，壹个星期就能跑二十二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选拔干部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等等，要求解除胡的总书记职。然后，全体与会者，包括已退出政治局的中顾委元老们，举手通过了元老们的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3号文件，列举解除胡耀邦职务的理由为：（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壹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文件强调元老将继续“垂帘听政”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提供指导。

政治局会后，中央电视台奉命向全国播发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壹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公报》。紧接着，在美国的千名留学生和学者联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指出：“胡耀邦为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开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宽松气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進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认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期望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以言治罪。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我们认为不能不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4号文件），宣布将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宣布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提倡自由、民主的方励之、和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副校长方励之撤职。同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向中共高层成员“打招呼会”说：“党中央早在壹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13]

中共中央改革办公室智囊的吴稼祥记录当时代表性的时政议论写道：“胡耀邦下台后，出现了‘太子党的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薄壹波、陈云立即打电话，要求给他们的子女、秘书和警卫分房子，提级升官，也许这种后果正是老人们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壹，胡耀邦是太子党发迹的障碍；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让中顾委副主任做报告，他只是列席者，为什么让十七个顾委的老人参加，是不是顾委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学生说，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公有制吗？可我们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苏联不如美国，大陆不如台湾，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党这三十多年干了些什么，反右、大跃進、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干部几乎无官不贪。”[15]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写道：“中共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的子女告诉我，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是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壹。”[16]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写道：“1986年学潮的严重性被夸大。学潮是壹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反映的是社会情绪，当权者只要表现出解决的意愿并着手解决，壹般学潮就可以平息，但邓小平却看作是要造反。”。

经历“生活会”批斗和罢免的打击，胡耀邦的健康在去职后迅速崩溃。他向来探望杨尚昆等人表示后悔对曾经帮助邓小平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14] 并向夫人交待死后不進八宝山，葬“共青城”，以此表示与中共高层决裂，但仍忠于共产党。他去世后，参与罢免他的众高层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披露那次“生活会”的真相。虽然其中不少人去了胡耀邦墓地致敬，但为维护党的形象、邓小平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众高层都避谈举手罢免胡耀邦的旧事。习仲勋为他没与党保持壹致付出了代价，在“生活会”后被打入冷宫，据说搞到精神失常。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观点

​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提议，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指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收集政改意见。奉赵之命，政改办召集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请党政军、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省市各方面领导人与专家发表政改意见。座谈会的意见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后各界的政改意见大同小异。有少数人像1957年“大鸣大放”6102;壹样，响应号召真提出中共权力过大，呼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有人提天赋人权，质疑共产党独裁，质疑中共的经费来源，提出中共的财政应与国家财政分开，裁撤军队中的政治部门和各级党委，有人提出改变“以党代政”的办法是中共受宪法、法律约束，打破权力垄断。多数人清楚，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剑高悬之下，限制共产党权力之议随时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帽子，于是只提些牢骚意见，如“北京火柴涨价壹分也要请示中央政治局”、“1957年前中央部级以上官员有两成是非中共人士，现在全国只有18位非中共的副省市干部”等等。对于收集到的政改意见，赵紫阳指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壹个单位壹个太上皇”。他强调不能搞党办企业、公司。但是，他也不能就限制党权表态，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领导下，政改办屏蔽掉大部分触及党权的政改意见，拟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壹些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等。虽然政改办尽量在政改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玩平衡，只提出象征性的政改设，但元老对象征性的政改也不能容忍，指责改革是拿党来开刀。邓小平将赵叫到家中，申明“不可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不准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时，邓小平壹手举“四项基本原则”之剑，壹手举政治体制改革之旗。邓不叫停政改的原因是，赵紫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实施他几年来的号召，他不想自我否定。

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赵紫阳继续推动政改说：党政分开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進行。这里，赵紫阳虽然讲得坚决，声言非搞不可，但他所言的已经不再是政改，而是在谈改变“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样的提法邓小平能够接受。邓小平不容触动党权，但容许谈工作方法。如此，中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壹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里，“四项基本原则”与政改之间的根本冲突被暂时以“原则同意”的辞令隐藏起来。共产党人推动政改必然失败。社会各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有道理，但共产党人提政改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共产党的宗旨，统治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壹党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放弃暴力剥夺的信条，不可能接受对党权的限制。由于共产党的性质与体制改革格格不入，共产党所谓政改是只可说，不可作的事，壹作立即违反基本原则。因此，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政改注定失败。

1987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進》的工作报告，在其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壹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壹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壹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回应社会各界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声，赵紫阳在报告重提進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企图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作些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渐進改革，企图逐步向法治、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其中包括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以及逐步实行党的财政和国家财政分开。这时的赵紫阳与十二大时的胡耀邦壹样，误以为邓小平真愿意实行治体制改革。其实，邓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工作方法问题，而绝对不容触动“中共领导壹切”的独裁局面。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号召与他当年的“大鸣大放”号召壹样，带有放线钓鱼，引蛇出洞的意思。正如他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壹样，可以说，但不可当真实行。胡耀邦真的要求他退休立即遭到罢免。邓小平同时举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两面旗帜，任何政改均难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名，让前台的总书记怎么做都错。赵紫阳推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中共十三大上获得“原则”通过后并不能实施，只能束之高阁。共产制度必须靠暴力维持，反对党和反对声音存在可能瓦解党的统治。邓小平非常清楚，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动摇共产制度的根基，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只能将党权垄断到底。

胡耀邦、赵紫阳希望通过限制滥用特权，平息民怨，以维护中共统治的安稳，而邓小平拒绝约束权力，致高层子女们利用特权掠夺国民财富愈演愈烈。1987年9月，深圳特区率先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拍卖出第壹块土地。由于存在土地使用权批地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地价差，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最赚钱的倒卖对象，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万，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特权官商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资价差，银行利差，汇率差，纷纷转向攫炒地，土地批文几乎全部落入了官商特权者之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计算，1987年，全国商品双轨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三项价差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价差约3600亿元。通过以权力谋取上述三价差，以及利用進口许可证、土地批文谋取价差，利用特权谋取免税、免地租等，特权阶层将万亿国民财富，近半的国民收入私有化。对于红色家族利用“双轨制”“先富起来”的事实，邓小平不愿承认。这从他对方励之的指控可以看出。方多年后回忆道：“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壹，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壹直有紧密监视。1988年8月我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壹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我诽谤。”[17] 方励之所言的国外账户、存款是事实。众多高层子女在没有政治改革制约的特权经济改革中成亿万富豪，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家族成员。这些特权者存款往往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数额。

邓小平推动经济市场化，但又拒绝接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多党政治制约执政党，拒绝新闻自由监督腐败，拒绝司法独立遏制腐败，帮助红色家族子女利用特权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官倒们“先富起来”的同时，物价飞涨，财政收支严重恶化。1988年，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五间最著名官倒公司的特权经营内幕被曝光，引发了全国反官倒的声浪。赵紫阳不得不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進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以平息民怨。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批评中华文明缺陷的系列政论片《河殇》。该片的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它从反思中华传统文明，批判以“长城”、“龙”代表的“黄土文明”和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内河文明之专制、封闭、落后，赞颂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和民主制度，呼吁進行体制变改革。《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并非首创，基本是复述了百余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们“脱亚入欧”的思想。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唤起了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的热烈讨论。青年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共政权违反宪法，扼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以言治罪的不满，呼吁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元老们对《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强烈不满，指示宣部驳回了电视台根据观众要求重播的申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肯定了《河殇》，支持上海等地方电视台冲破中宣部的禁令重播了该片，使其影响進壹步扩大。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王震等元老大骂赵紫阳，促邓小平“罢赵”。邓小平对赵紫阳推進改革忍无可忍，又开始与李先念等人密谋“罢赵”。[18]

随着不久后赵紫阳下台，中共将《河殇》批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禁止传播。围绕这壹电视片之争其实是顺应还是拒绝世界進步潮流之争。西方文明之進步和东方文明之专制、停滞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若无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的停滞完全可能再延续两千年，精英之士们仍可能集中精力于八股科举，中国仍可能停留在大刀长矛和油灯时代。日本人虚心地接受了伤自尊的“脱亚入欧”思想，选择走蓝色之路，迅速進步富强。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也选择了蓝色之路，但由于外强干预，中国走上了红色之路。二十壹世纪，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另壹系列政论片《大国崛起》。它与《河殇》壹样，表达了对西方文明進程的推崇，只是得出不同结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声称选择与本国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种表述是当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实际都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东方专制之路。所不同的是，张坚持儒家思想的“黄色”专制，而《大国崛起》坚持共产主义的红色专制。

价格闯关

建国以来，中共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通过“剪刀差”搜刮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進入1980年代，政府为应付“洋跃進” 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随着物价上涨，政府维持低物价的补贴负担日益沈重。中共高层对是否应当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分歧，以当年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张继续以政府财政补贴维持农产品低价、低工资、高就业的计划经济体系，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政府将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于物价补贴既违反经济规律，也难以为继，应尽快取消物价补贴，同时以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進行价格、工资改革。

1988年初，赵紫阳决定尽快放开物价管制，指示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5月，声称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向外宾披露放开物价说：中国有条件冒全面改革物价工资的风险，已决定要“闯价格关”、争取三、五年内理顺价格。邓小平的“闯价格关”谈话经报刊报导，使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物价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涨幅接近20％。物价大幅度上涨带来了社会动荡和人民强烈不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的提前披露谈话搞得极为被动，不得不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闯关”，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决定放开对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消息传出，全国城市居民恐慌抢购商品，不管需求地抢购火柴、肥皂、毛巾、金饰、皮夹克、羊毛毯、电风扇、缝纫机、洗衣机、录音机、成捆卫生纸等任何商品，至不少商店商品被全部买光。不少人家抢购了多少年都消费不了的毛巾、洗衣皂，甚至上百斤的食盐。抢购物资之外，民众纷纷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应对失控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于9月放弃“价格闯关”，宣布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党内保守派趁机指责赵紫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将改革逆转，重返计划经济轨道。

民主运动

​中共宣布放弃“价格闯关”没能立即结束恐慌和物价上涨。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官倒”使人民的不满爆发，民间要求惩治“官倒”，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89年1月，方励之、苏绍智、王若水、包尊信等百余知名学者在北京发起了“新启蒙沙龙”，介绍东欧改革情况，呼吁政治体制改政。方励之致函邓小平，呼吁“值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北岛、吴祖光、冰心、胡绩伟等百余位北京各界知名人士分别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全国文化科教学术各界知识人士群起响应，以不同形式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呼吁制止腐败和“官倒”。

2月，方励之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在人权的标准上存在双重标准吗》壹文，抨击中共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表示关注，而回避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他多年后解释说：我当6102;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四十周年。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壹宣言。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危险的。在1980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壹个人，只要在壹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

4月15日，胡耀邦心肌梗塞逝世。消息传出，北京的大学生立即贴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要求体制改革的大字报，北京各高校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17日，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的《请愿书》提出了公正评价胡耀邦，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运动中蒙冤者平反，公布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状况，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取消北京人大限制游行的法规，以及党政机关报报导此次悼念活动等项要求。紧接着，全国各地学生普遍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请愿诉求。4月19日，北大学生在三角地举行了“民主沙龙”会议，宣布废除官方任命成员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公布了十壹条基本纲领，提出了“释放魏京生”等项要求，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由各高校成立真正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出代表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壹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4月20日，谢选骏、远志明等北京学者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声援学生运动，促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

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指学生运动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声称运动背后有后台，声言制止学潮“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19] 次日，《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说法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四二六社论），称学生运动“是壹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壹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壹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这篇社论与1987年1月6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壹样，所传达都是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计划。邓所言的“快刀斩乱麻”不只是虚张声势，而真的开始了军队调动。[20]

广播、电视播出四二六社论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普遍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武力镇压威胁，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惩办腐败和“官倒”。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成立了大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决定各高校不单独与政府对话，由“高自联”代表学生与政府对话，预定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再举行大规模示威，准备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壹行动。5月1日，“北京高自联”在北大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反腐败，惩处官倒，查处康华公司，解除报禁，要求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等项要求，并开始筹备全国高校总罢课。

在上海最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举办了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长篇报导发表。半官方的《世界经济导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宗旨，从最初的单纯报导世界经济，扩大为兼顾中国改革热点问题，大胆批评壹党专政，坚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中共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学生请愿运动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取缔了上海知识界人士举行的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请愿行动。导报被取缔后，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成为各地请愿的壹项重要诉求，其中北京的记者代表向全国记者协会递交了有千余名记者编辑签名的抗议《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的请愿书。

在全国学生游行请愿浪潮中，赵紫阳出访朝鲜归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反对强硬压制学生示威，批评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对学潮火上加油。他要求改变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尽可能回应学生的民主化要求，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举措等应对举措。李鹏代表元老们的意见，反对赵的主张，认为学生示威运动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部分学生公开反对邓小平等领导人非法。会议形成了僵局。在上海受到邓小平等元老派支持的江泽民召开了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拒绝了赵紫阳的指示，继续整肃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江的强硬整肃之举赢得了元老们進壹步的信任。

5月3日，赵紫阳在演讲中作出了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同的表态，肯定学生要求改革之举为爱国行动，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赵的表态得到全国示威学生的拥护。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演讲中指出学生批评政府缺点并等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相信示威不会成为动乱。同日，北京学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随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响应北京大学生的号召，成立本省市的“高自联”，并开始罢课。

5月13日，北京学生“高自联”在各高校贴出了《绝食宣言》。其中说：学生绝食请愿目的是反对腐败，反对政府拖延和学生对话，要求政府为学生运动正名，要求与即将来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话。各高校参加绝食的学生队伍头扎白布条聚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请愿。政治学者严家其、苏绍智、包尊信等人在北大贴出了《我们不再沈默》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大游行声援绝食的学生。5月15日，绝食学生成立了由北大女生柴玲任总指挥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领导绝食请愿，三万多名首都知识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各个省会城市的高校学生开始绝食声援北京学生。5月16日，包遵信、季羨林、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千余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知识分子五壹六宣言》，声言“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民主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呼吁“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动民主進程，为建设壹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在学生绝食运动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由于天安门广场被绝食学生占据，中共中央只得改在机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讲话说：“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成功符合中苏俩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对此，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爱国行动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个巧合，但我们欢迎他这个改革家。如果他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求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劝劝中国政府，不要让学生做出更大的牺牲。”。

罢免赵紫阳

中共元老们对赵紫阳上台以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河殇》播映，支持《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政改等等决策策早已不满。赵紫阳发表讲话否定邓小平关于学运运动是反党动乱的定性后，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元老再度密谋罢免赵紫阳。邓小平重申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观点说：“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壹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壹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壹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众元老表态拥护罢赵及调兵镇压后，邓小平发出中央军委主席调兵命令。他担心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反夺权的情况重演，担心政治局、中央全会和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局面失控，决定调二十万大军進京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使会议“开得更有把握。” 5月8日至12日，邓小平在武汉召见了各军区、集团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要求军队高级将就采取镇压行动表态。众军头表态效忠党。13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壹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元老通报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时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壹个师、壹个团，甚至壹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壹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钖联等四十多位元老或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向邓小平表态支持镇压行动。邓小平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進京。

获悉军队正在开赴北京，赵紫阳对作为中央军委第壹副主席而对军队调动壹无所知不满，对未经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军队调动更不同意。5月16日，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反对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提出因应绝食学生的要求，改变“动乱”的定性。李鹏等多数常委拥护元老意见，主导会议否决了赵的提议，决定武力制止“动乱”。当晚，赵紫阳在特意要求电视直播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说：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但是根据中共十三届壹中全会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由他作决定。[21] 他通过电视告诉国人和全世界自己对处理危机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上。赵紫阳披露机密是出于无奈。因为，邓小平既要拥有最后决定权，又不想暴露这壹安排，要求总书记赵紫阳承担拒绝与学生对话和调兵对付学生的责任。赵所披露中共高层机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人和世界都知道中共老人垂帘听政的架构，知道赵紫阳与胡耀邦壹样，只是名义领袖，军委主席都是才是中共的老大。5月17日，严家祺、包遵信等人发表《宣言》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壹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的学生们打出了“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的横幅，北京各界百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

当天，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中顾委 “八老” （彭真、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壹波、邓颖超）开会，认定学生示威为动乱，宣布决定调军队進京实施戒严。有壹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紫阳于当晚按元老要求在中南海召开了有“八老”代表杨尚昆与薄壹波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上，赵紫阳表示情势没有严重到除戒严之外别无选择，指出戒严不利于解决问题，反会使问题恶化。李鹏、姚依林表示坚持支持邓小平已经作出的实施戒严决定，会议没有必要再讨论是否应该实施戒严，而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实施戒严。赵紫阳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申明大部份示威者都是爱国而且支持共产党。胡启立明确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乔石称对于实施戒严很难表达赞同或反对。常委中两人反对戒严，两人支持，壹人不作表态，会议决定将表决结果报请邓小平定夺。不过乔石在多年后对“5·17常委会投票”说法澄清说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常委会。调兵戒严的事是邓小平召集元老们在家里开会定下来后通知政治局常委们，常委们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无形中已被夺权。这时，摆在赵紫阳面前有两个选择：壹是接受元老们的决定；二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分发表电视讲话，将与元老们的分歧公之于众，让国人和军队作出选择，争取改变历史的進程。他没有像当年赫鲁晓夫那样选择改变历史，而是选择了接受党的发落。常委结束时，他提出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当天结束，要求辞职。会后，他嘱秘书鲍彤拟了辞职信。

5月18日，元老们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杨尚昆传达了邓小平调军队镇压请愿的决定，赵紫阳表示对邓小平的决定难以理解，胡启立提议以政治局名义请邓小平到会作指示，暗示不赞同邓的决定，芮杏文、阎明复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其余与会者支持邓的决定。会议中，赵紫阳捎信给邓小平说：学生绝食的关键要求是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邓拒绝了赵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到会，在讲话中称学生请愿是“壹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机会主义，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援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建议暂停赵的党职，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随后，赵紫阳步胡耀邦的后尘，自己提出了辞呈，接受元老们的罢免。当晚，在赵紫阳缺席情况下，四位政治局常委联同“八老”壹起，作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议，邓小平下达中央军委主席令，调动野战军配合坦克实施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请愿运动。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19日凌晨，赵紫阳不顾李鹏反对，率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以减少伤亡。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含泪说：“同学们，我们来迟了。妳们还年轻，要好好地活着。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间接透露自己将下台。绝食学生们为他的讲话鼓掌，争相与他握手。接受赵紫阳的劝告，学生绝食指挥部于当晚决定停止绝食，开始说服学生们离场。当天，赵紫阳求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答复拒绝会见，“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赵紫阳看望绝食学生的那壹晚成为他最后壹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此后他在软禁中渡过了余生。

关于邓小平罢免赵紫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李鹏日记》披露，元老们以江代赵的密谋不是始于1989年，而是始于赵1987年上台后不久。由于赵上台后步胡耀邦后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怒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元老连续几年在上海过年，讨论接替赵紫阳的人选问题，陈、李多次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邓小平决定罢赵，但对接替人选没有下“最后决心”。在江泽民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后，邓小平作出了以江代赵的决定。关于对赵紫阳的处置，《李鹏日记》披露：“5月31日，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壹致同意，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6月18日，李先念和薄壹波提出对赵要壹抹到底。”。

戒严与镇压

​5月19日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北京地区从5月20日零6102;起实施戒严（戒严至1990年1月10日才解除）。其实，邓小平在戒严令前早已调北京军区、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四十军，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六十七军等数十万大军开来北京地区。戒严命令发布后，张爱萍等八位上将联名向《人民日报》送交了反对戒严的声明，其中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实施镇压、不能对人民开炮引起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军队绝不可進军北京”。邓小平命令《人民日报》“绝对不准发表”八上将声明。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進京戒严的军令，被立即免职交军事法庭论处，后被关進了监狱。

5月20日，北京军区第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先遣部队装甲车开進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绝食团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進城。如果军队進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壹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壹道巴黎公社墙”。支持绝食学生的数十万北京市民在通往城区的路口上设置路障，拦截军车進城，使军队進城受阻。这期间，有军车被烧毁，军人被打死，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出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还我紫阳！”的标语。奉命進城的军队中有百余名将校反对戒严，1400余士兵弃械逃亡（这千余官兵在事件后被军法严处）。[22]

同日，邓小平家中再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密谋。会上，王震大骂赵紫阳为反革命，李先念称赵是第二个司令部，邓小平拍板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称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这壹决定。元老们讨论了出访加拿大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两天前发表的同情学生的谈话。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元老们感到，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不受控制，于是决定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职，但在接任前须用行动再作壹次表态。商讨后，邓小平电令万里紧急中断访问，飞返上海听候处理，召江泽民到京布置任务。5月21日，陈云主持了“八老”参加的中顾委常委会议，宣布撤消赵紫阳总书记职务，责承江泽民采取措施务使归来的万里表态支持中央的戒严和罢赵决定，暗示万不表态服从则软禁上海。这时，请愿者们都期望万里回国能改变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强硬立场，希望人大常委会能讨论和重新审定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令。北京的学生还准备于万里返国时举行欢迎活动。5月23日，数十万北京市民、学生举行了戒严令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三名湖南青年（浏阳教师余志坚，编辑喻东岳和司机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壹段落”、“个人崇拜可以休矣”的大标语，然后用颜料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青年后被逮捕判了重刑）。

5月25日，万里抵达上海，江泽民到机场迎接，向万宣读了邓的指令（壹说向万递交了邓的亲笔信），要求万对元老们的决定表态，随后将万里软禁在上海。与赵紫阳壹样，万里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作“动乱”定性，不同意派军队镇压请愿，但没有选择改变历史，考虑壹番后表态服从党的决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三位党国名义最高领袖在重大关头不约而同地选择服从党，显示党性对革命党人的巨大魔力。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设法让人民和军队作出选择，其原因壹是由于元老手中军权的震慑；二是他们不能不替自己的儿女们着想；三是作为党的人，党性已经根深蒂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有可能对朝廷说不，改变历史，但儒家教育让他万难承受叛臣之名。同样，胡、赵、万有可能对垂帘听政的老人说不，改变历史，但党性教育让他们万难承受反党、叛党之名。

元老们对万里的表态和江泽民执行重要任务的表现感到满意。5月26日，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顾委联合会议，宣布了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决定。5月27日，杨尚昆向政治局传达了元老们罢免赵紫阳、胡启立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同日，万里支持戒严和罢免赵紫阳的声明见报。声明让学生们明白了抗争的失败。学生领袖继续说服学生撤出广场，部分学生反对妥协，坚持在天安门广场抗争。5月28日，中纪委通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党开除壹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将他押送到秦城监狱关押。逮捕鲍是邓小平的决定。多年后发表的李鹏日记披露：“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壹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進入北京。……妳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壹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5月30日，示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并发表了《民主女神宣言》，其中说“民主女神，壹切专制压迫下的渴望。民主女神，已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民主的象征。”从5月19至6月3日，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遍地帐篷的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戒严部队受阻于北京百万民众的拦截，难于進城实施戒严。为镇压学生运动，中共调兵规模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调动了七大军区的十几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军，炮兵师，坦克师，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壹齐参与，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军委委员刘华清任总指挥，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的戒严指挥部，统壹指挥各路大军。为了加强保密，参加戒严部队壹律用临时代号（这导致许多官兵在途中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戒严指挥部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成立设立了前進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设立了清场指挥部。

6月3日晚，邓小平向戒严军队下达了武力攻入市中心，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4日凌晨，在当局警告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离开后，军队以坦克开路强行入城，沿途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扫射，造成平民、学生的重大死伤。请愿学生、民众在军队开枪镇压之下屈服四散，为时壹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在军队武力镇压之下夭折。6月4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6月5日，在解放军坦克列队入城途中，示威者王维林只身阻挡行進中的坦克，不屈不挠。这壹段电视转播震撼了全世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影像之壹。

为时两天的军队镇压过后，北京医院里到处是市民和学生的尸体。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的蒋永彦医生后来披露，他诊治的壹名男子枪眼很小，却打碎了心脏，中弹者中有的肝脏被打碎，有肠道内留有碎弹片，证明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23] 关于镇压造成死伤，中国官方说数百，学生绝食指挥部负责人柴玲在后来的英文声明中披露大约3000，香港《壹周刊》报导估计40,000人，其中10,454人死难。

开枪镇压过程中，部分将士抗命，拒绝镇压民众。6月4日，第二十八军奉戒严指挥部命令开進北京。官兵们被开枪镇压后西长安街上的血腥场景震惊。老百姓将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要求军队保护人民。许多士兵气愤扯下领章、帽徽，把枪枝扔進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听任民众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不予制止，致上百军车、装甲车和通讯电台车被烧毁。戒严部队指挥部派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军喊话，谓“军委首长有令，受阻坚决反击”。第二十八军没有执行实际的开枪命令，成为唯壹成建制没有抵达军委指定位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该军受到大规模的整肃。由于何燕然等集团军领导层集体承担责任，无人推卸，中央军委决定低调整肃。不想背镇压人民恶名的不仅是二十八军。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者交谈时，都壹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二十七军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壹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人民，二十七军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民众开壹枪。二十七军此举将了同省的三十八军壹军。三十八军向中央军委投诉二十七军的作法。没想到，中央军委并不包揽责任，回复说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那些在進京时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风光壹时，很快“平暴”事迹变成了精神负担。许多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事迹”，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元帅授勋，表彰他在1991年“八壹九”政变中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相信何燕然等人也会在将来获得表彰。

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在讲话中称：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進壹步发展到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壹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6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举手通过中顾委元老们的几项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壹副主席等职务，对赵的问题继续進行审查；撤销胡启立、閰明复、芮杏文等几位高层的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据说，江泽民没有在陈云主持的中顾委常委会宣布任命后就职。他以胡耀邦、赵紫阳上台不久即被罢免为前车之鉴，坚持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选举后才就职。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的温家宝因向元老们递交了长篇揭发赵紫阳的材料而获留用。

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公报重申邓小平的意见说：“两个月来的学潮是壹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的领导，颠复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四”开枪镇压后，中共在全国展开了抓捕和清洗，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请愿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捕、判刑或通辑，中共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解散，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刊。至此，邓小平首倡，胡耀邦、赵紫阳推动，国人追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血腥镇压和大搜捕中划上了句号。有人评论“六四”镇压说：“枪声壹响，变偷为抢，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了路，权贵掠夺国民财富再无制约。”三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部署“引蛇出洞”计划说：“匈牙利事件的壹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在《走向反面》壹文中提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邓小平在《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中要求在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三十年后，邓小平倡议体制改革于前，下令武力镇压于后，实施了另壹次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从清末到民国，没有壹位统治者想过以武力镇压学生请愿，更没有壹位统治者调军队镇压学生请愿。清末是空前绝后的宽松自由时期。绅商们可以壹而再，再而三地组织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不仅上京到中央各部门递交请愿书，更直往摄政王府请愿，不理会王府警卫劝归，日夜守候，非要向摄政王当面递交请愿书。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清廷不杀，不刑，派亲王到狱中探视，好言相劝放弃革命与恐怖，为国家效力。袁世凯为首的历届北洋政府均视学生请愿，报纸抨击为平常之事。袁世凯爱国爱民，积极推动立宪共和，治下除爱国运动请愿外没有出现过对暴政的请愿。段祺瑞政府卫兵遇袭后与暴徒枪战造成学生死伤，段闻讯赶到现场，长跪谢罪，发誓从此食素，并信守了誓言。翻开清末、民国以来的报纸，其中骂朝廷，骂皇帝，骂政府，骂袁世凯、骂蒋介石的文字俯拾皆是，没有哪壹位统治者动不动就扬言要让学生流血。1945年，中共发动“第二条战线作战”，在昆明组织学生请愿，刻意挑战政府管治底线，制造了炸死学生事件，国民政府将云南军政大员撤职回复学生请愿。在大陆学生民主运动之前，台湾的反对派策划了“美丽岛事件”，以暴力挑战国民党政府的管治，蒋经国下令克制，拒绝以暴易暴，决心走向民主。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邓小平杀气腾腾，完全拒绝与请愿者对话，壹而再，再而三地声言要用专政手段，要不怕流血（后来，中共出版《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原中办文件中“不怕流血”之句），调动几十万大军镇压请愿学生，邓所言的流血无非是要让学生流血。如此对待学生的统治者，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六四运动中，美国方面对中国当局暗中支持。“西方世界要求联合制裁中国时，美国总统布什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致密函给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同意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進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总统接到回信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壹名秘书。有了布什总统的支持暗示，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陪同的总理李鹏和外长钱其琛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七国制裁我们，七十国也没有用。”[24]

当时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方励之教授被指为六四运动的后台面临被捕。他没有选择在国内抗争，而是走進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与邓小平谈交换条件，中方提出了停止对华经济制裁和美国邀请江泽民访美两要求。对第壹个条件，美方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由日本出面提出恢复对华贷款。中美达成了妥协后，北京宣布驱逐方励之，华盛顿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方励之夫妇离开北京后，七大工业国在日本召开会议，决议恢复对中国的贷款。[25]

港人拒绝专制

​中共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香港民主派领袖司徒华、李柱铭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司徒华同时宣布组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港支联）。从此，司、李等香港民主派人士被中共当局拒发“回乡证”，长期禁入大陆。港支联以筹得的巨款展开了营救被全国通辑的学生民主运动领袖和民主人士的“黄雀行动”，在各界（包括黑社会）的帮助下成功营救被通缉的学生领袖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李录，民运领袖陈壹咨等等七、八百位民运人士经香港送去了西方国家。司徒华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披露说：黄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内地和香港人都对民运同情和支持，另外对内地的贪官则有钱能使鬼推磨，例如支联会为救吾尔开希花费六十万现金。

令国人没有想到的是，香港人“平反六四”运动持续二十多年。司徒华坚持每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广场率港人燃烛呼吁“平反六四”，直到2011年逝世。他没能看到“平反六四”，但港人没有放弃诉求，依然坚持每年6月4日在维园举行要求平反六四的烛光晚会。

台湾民主化

​土地改革完成后，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進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65年，台湾设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贸易首次出超，经济增长率高达9%。从这壹年开始，美国停止了对台经济援助。“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壹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微不足道。”[1]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经济发展是因为有美国援助和国民党运到台湾大量黄金。其实，美国援助与运台黄金对台湾经济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经济，使经济内在的活力得以发挥而已。蒋介石无悬念地当选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有国民党独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领导台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年年大幅增加，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19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开启了“经国之治”时代。他在第壹次施政报告中指出：“国家建设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历程，在往上看、向前進，以求获得更大发展的同时，又需扎得深、站得稳，才能无畏任何冲突与考验”，“把国家建设的基础奠立在磐石之上，使这基础更为稳固，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2] 沿续赣南时廉政作风，他主持修订了“贪污治罪条例”，要求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专心政务，以身作则杜绝贪污受贿。他改变蒋介石的反攻复国方针，减少军费开支，转以发展台湾经济建设为基本政策，主持制定了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场）、高雄造船厂（中国造船公司）、高雄钢铁厂（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厂、金山核能发电厂等“十大建设计划”。务实的蒋经国特意将“十大建设计划”改称“十项建设计划”。这壹字的改动与毛泽东、邓小平好大喜功，推动吹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1977年，政府再推出总投资近3000亿台币的“十二项建设计划”，其中包括：环岛铁路网、3条东西横贯公路、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中钢二期工程、核电两厂、国民住宅长期计划（平均每年2.5万户）、改善农田排水系统、西岸海堤工程、每县市的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等。1970年代末，十项基础建设项目相继完成，其中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南北运输从八小时减为四小时；西部铁路电气化改造后使台北至高雄的行车时间减半，线路容量增加三成，运输能力倍增。台湾舆论普遍认为，如此庞大的投资项目和众多的工程发包中没有出现重大的贪污舞弊，蒋经国的廉政奏效。十项建设和十二项建设对降低失业率，带动经济发展和周边工业明显。其中效果最好的是石化工业，带动了轻油裂解厂、化学纤维业、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两个港口没有达到经济效益目标，连年亏损。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日益高涨。1977年底，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桃园县中坜镇独立候选人许信良向壹党独裁发起了挑战。他曾在1972年获得国民党竞选省议员提名，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政策，点名批评议员而被国民党省党部给予党纪处分及取消议员提名。许反对国民党操纵选举，宣布以无党籍身份竞选议员，以公开抨击国民党造势，赢得了青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发动各级选举机关压制许信良，非国民党人士则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许的支持者抗议国民党籍监选主任舞弊，与国民党的竞选队伍发生冲突，在投票日放火焚烧了中坜镇警察局，酿成了中坜事件。随后地方选举的结果为，国民党外人士在24个县市长中占了4个，77席省议员中占了21席。独立竞选人许信良以77万最高票当选省议员，随后宣布退出国民党，成功挑战了国民党的壹党独裁。作家江南评论说：“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沈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在许信良挑战独裁之时，蒋经国放弃蒋介石将反对派人士投入监狱或放逐岛外的作法，鼓励青年人问政议政，推动召开国是座谈会，让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准备结束独裁。

1979年，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解除杂志登记禁令。与大陆民主墙运动同时，台湾国民党外的精英人士以发行《美丽岛》杂志为掩护开始组党。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两万人集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组织民众冲击军警管制线，造成近200人受伤的流血冲突，是为“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冲突中，政府方面受伤183人，其中重伤47人，示威者方面受伤40余人，显示示威组织者有意暴力挑战当局党禁。事件中，蒋经国命令警察保持克制，在冲突后的对峙中再命令军警主动撤退，指示“依法办事，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开放对审判采访，给予被告充分的答辩时间。公开大审中，党外人士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律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陈文茜（律师团助理）通过为《美丽岛》辩护走上了政治舞台。蒋经国指示按“法律事件”处理，缩小制裁范围的政策，不将审判引向戡乱和颠复罪名。经过审判，军事法庭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数十组织暴力袭击的骨干判刑（几年后，蒋经国批准将他们特赦）将《美丽岛》杂志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查封。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向国民党当局展开的壹场有组织挑战。反对派的挑战行动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通过在日本创办“独立台湾会”的史明资助了反对派，通过《美丽岛》社长许信良在美国洛杉矶办事处资助了美丽岛周刊25万美元。[3] 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同时，蒋经国顺应世界進步潮流，拒绝国民党内强硬派以暴制暴的建议。他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壹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 他不仅要防止流血事件升级和恐怖主义擡头，更决心放弃壹党独裁。因为他在苏联了解斯大林时代的极权、残酷与血腥，深知独裁体制必将被人民抛弃。他对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

在台湾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中共在谋求两岸统壹。中共在1978年的十壹届三中全会上抛弃了 “解放台湾”口号，在1979年元旦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对大、小金门的炮击，同时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实现“三通”，开放探亲旅游，实现台湾回归。国民党方面通过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進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台湾回归祖国须在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之时。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1979年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壹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对中共“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他指出：“共产主义已彻底失败”，“四个现代化是中共的谎言与妄想，中共的和谈是统战阴谋，我们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4]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壹”的九条方针（叶九条），内容要点为：“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壹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增進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5]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向国民党喊话说：“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壹看”。中共向蒋经国声称，不仅壹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将奉化茔墓修复壹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同时隐瞒了发动文革破坏、焚烧了蒋母之墓，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墓及墓庐——慈庵、蒋父及蒋弟之墓，屠杀了迫害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人员及家属的罪恶。1982年1月，邓小平把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壹的构想概括为“壹国两制”，其要点为：壹个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并存；台湾高度自治；统壹后为特别行政区，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有壹定的外事权；有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和平谈判：以和平谈判方式实现国家统壹。7月，中共发表了以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廖承志名义致蒋经国的信，引用以当年张治中致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之句和鲁迅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壹笑泯恩仇”诗句，要求“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壹大业”。[6] 8月，宋美龄代表国民党以复信廖承志回复中共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二十九省市進行归纳，总结出壹‘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十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殃及６亿人。……《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由于宋美龄的信中谴责了暴政，中共将这封公开复信向国人隐瞒。

1984年，俞国华就任行政院长，提出了顺应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国际化、自由化和制度化的“经济革新”“三化方针”。在大陆经济改革之时，台湾经济改革的步伐更大。“三化方针”的主旨是解除管制，推动经济全面自由化。其中“国际化”要求将台湾经济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放宽外国公司在台投资限制，解除進口管制，大幅降低关税、允许设立境外金融中心，推动新台币国际化，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运输、金融、信息的中心；“自由化”要求尊重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使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取消银行利率的管制、大幅放宽外汇管制、开放民间设立银行，以及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推动对外贸易、金融、产业经营更加自由；“制度化”要求完善法律和规章，以保障经济的开放、自由和有序运行。

在国民党实行放松对经济管制的“经济革新”过程中，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暴露出政治体制问题。江南（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多次采访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搜集大量资料，写出了题为《蒋经国》的博士论文，后来再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揭露了壹些蒋氏父子的劣迹，国民党政府要求江南改稿。江南拒绝改稿，打算出版《吴国桢传》和《龙云传》，并与中共关系密切，经常出入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接受了中共对《蒋经国传》壹书预订五万本的资助。台湾情报特工部门不能容忍，通过“竹联邦”派出杀手，在旧金山将江南暗杀。“江南命案”震动了海内外，岛内各界强烈要求查明真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行刺表示愤怒。虽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承认自己策划了刺案，与蒋经国、蒋孝武无关，但很多人相信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与这桩命案有牵连。在海内外的压力下，蒋经国下令法办汪希苓，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实际放弃了传子计划。江南事件之后，台湾又发生了“十信事件”。“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是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拥有十信的蔡氏家族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聘请退休军警政界高官進入家族企业任职，依靠政商关系发展家族企业。“十信”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当选立法委员后控制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以20%的高利率从民间大量吸收资金，利用资金大举收购兼并亏损企业，高利贷越滚越大，终于无力支付高息，只好利用职权挪用“十信”的资金，导致“十信”周转不灵。1984年底，“十信”舞弊消息传出，存户挤提请愿，蔡氏家族的国泰塑胶集团瓦解，留下150亿的巨额债务，事件引发工厂企业的倒闭潮，导致全岛经济萧条。

“江南命案”与“十信弊案”两事件使岛内外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岛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升级。舆论指出，接连发生的“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和黑幕与制度有关，要解决腐败与黑幕问题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后推出壹系列政治革新举措，采取“壹步壹步来”的渐進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使台湾走出“白色恐怖”时代。“十信案件”暴露了台湾官、商勾结的黑幕，使蒋经国痛感反腐失败。对于岛内外的民主诉求和舆论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吁，他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壹起。”[7] 改革政治体制必然触动国民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引起保守派的反对。蒋经国警告党内保守派说，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党员都会流失，人民会抛弃党”。他以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壹任总统的方式表达了主动结束蒋家王朝，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决心。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受震撼。身体日见衰弱的蒋经国决定，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在有生之年亲手结束专制制度。3月底，他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提出“向历史交代”口号，提出“本土化”政策以打破大陆籍人士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推动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开放大陆探亲等壹系列实现民主宪政的长期目标。会后，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等人组成“革新小组”，部署实施上述革新政策。蒋经国革新运动在国民党内遇到强大阻力。不少国民党大老反对放弃独裁，以集体跑到慈湖哭老蒋的方式反对革新。

在国民党外，本土精英则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独裁，开放党禁。5月19日，台籍精英为首的党外势力组织了大规模“反戒严，争人权”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立实行民主宪政。不过，党外势力也在顺应進步潮流，放弃“高雄事件”中那样的暴力行动，将示威命名为“绿色行动”，将游行称为“自由散步”，组织示威者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蒋经国命令警方对示威保持克制。由于朝野双方理智妥协，示威和平進行，未引发冲突。9月28日，国民党外的精英们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决定，不再坐等国民党允许，立即成立民主進步党。对于民進党的“抢滩”成立，国民党内的强硬派拟出名单，要求蒋经国批准逮捕反对派领袖。蒋经国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决断：顺应潮流，立即开放党禁，接受反对党的诞生，加速制定解除戒严法。“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0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代之以国家安全法。新安全法允许拥有党章和党纲、支持宪法和国家统壹的新政党登记注册，承认新党通过选举合法竞争政治权力。“解严”标志台湾结束国民党壹党独裁，進入了政治多元的时代。民主化闸门打开后，台湾立即出现了办报和成立政党的热潮，涌现出数十政党和数百刊物。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长期积怨，新党纷纷将抨击矛头指向国民党，令长期习惯于壹党独裁的国民党官员们愤怒与恐慌。蒋经国微笑面对街头示威民众当面打出的“老贼下台”标语，告诫国民党人说，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合民意，就需要“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在结束壹党独裁的同时，蒋经国大力推动结束大陆籍官员垄断台湾政治权力的局面，加速推行官员本土化政策。1987年，台籍人士出任了五院中两院的院长，行政院八部中五部的部长；新《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正式解除，居民赴大陆探亲开放；民進党举行了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党章党纲草案，在12月的国大选举中赢得了19％的选票、在立法院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蒋经国超越个人、家族和壹党的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民主化，领导了壹场不流血的，真正的革命，实践了“向历史交代”的承诺，同时也赢得了反对党的尊敬。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台湾鲜花销售壹空，民众自发街头列队致哀。在蒋经国致丧期间，民進党停止壹切抗议活动以向这位结束壹党独裁的伟大政治家致敬。中外舆论壹致赞誉蒋经国领导台湾由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是亚洲自由国家的杰出领袖，台湾舆论盛赞其两大政绩为：恢弘民主宪政和创造经济奇迹。出任行政院长后，蒋经国推行减免田赋、保障收作价格等等措施，因此受到台湾农民的爱戴。由于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托派教育，他的施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主持建立了台湾的医院、养老院、就业辅导、就学优惠等社会福利系统，其中，照顾退役的老兵的“荣民”体系成为日后广受赞扬的台湾全民健保系统的雏形。在第壹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陷入停滞膨胀之际，他宣布了“十大建设”计划，领导台湾领先全球经济复苏。在蒋介石主政时代，台湾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136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64美元。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领导台湾完成了两次重大转变：先是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为主，后是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他主政的十六年间，台湾经济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三倍于为同期工业国家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台湾人均收从364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7518美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失业率控制在2%左右的低水平，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

蒋经国非常重视民生，致力改善民生不遗余力。蒋经国每天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知道他从1950年代初带领退伍士兵筑路起，足迹踏遍全台湾320个乡镇。他走访民间之前他的司机和随从都不知道他打算去哪里视察，自然也就无从事先通报基层准备。走访中，他与民众合影，到当地的普通小馆吃午饭或买盒饭吃，他因此在民间交了不少朋友。有时他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和壹般人壹样排队买票。他对吃喝穿住不讲究，永远愿意与民众握手，与民同乐，低调、朴素。1980年永安矿难时，他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蒋经国清廉与忘我。他离任赣县县长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他任行政院长后第壹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十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这在当时的官场被抨击为不近人情。他改变了用人唯亲的传统，也改变了蒋介石时代以党领政的作法，大力任用专业官僚掌管财政，主管工程，任用台湾本省籍精英，为日后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就任总统后，他禁止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树碑建像。由于蒋经国的清廉无私，他主政时的台湾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这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蒋经国宽容。在1970年访美期间，他要求与刺杀未遂的刺客见面，建议美国释放刺客。1986年民進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抓人名单，蒋经国否决了抓捕计划，并告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民主要求妥协与宽容。蒋经国是中国政治家中最能容忍异见者之壹。因此，他能领导台湾结束专制制度，和平、理性地过渡到民主制度。作家江南曾评论说：“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其他方面欲進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然而，江南没能看到，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历史交待”，实施了政治革新，主动结束国民党独裁。他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在他看来，当官为民，民众自然会拥护。不得民众拥护，下台理所当然，并不需要痛心疾首。他廉洁，不怕下台后被人民清算，他领导国民党主动向多党政治过渡，不介意作在野党，因而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华盛顿邮报评论蒋经国领导实施的政治革新说：中华民国“过去壹年政治改革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四十年的成就。”《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评价蒋经国说：“他是壹个勤劳的人，是壹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壹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壹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壹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壹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逝世后，国民党继续推动民主化，于1988年抛弃以壹党垄断政治权力为主旨的“国父思想”和“五权体制”，推出了《第壹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终结了大多数资深代表卧病的“万年国代”；于1991年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于1992年湾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于1994年举行了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于1996年举行了总统直选；于1997年修宪终止实行了几十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于1998年公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成立了《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白色恐怖”中死难者、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和财产被没收者家属发放了补偿金。至此，台湾完成了从壹党独裁向多党民主制度的转型，蒋经国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国民党通过真诚平反行动实现了社会和解，台湾完成了舆论称赞的“宁静革命”。

蒋经国逝世后的二十多年间，台湾每年有百万民众前往大溪祭拜，表达对这位政治家的怀念。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显示，蒋经国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马英九写道：“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壹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壹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壹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8]“ 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進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9] 国民党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无疑是重要原因。在二十壹世纪蒋经国成为海峡两岸为民众公认的历史伟人，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共产国家的演变过程

​1989年，几个重要事件对共产体制下的东欧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壹，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再武力干涉东欧人民的选择；其二，波兰的团结工会顶住了苏共的压力，在政治舞台上走向胜利；其三，中国的民主运动。东欧各国原本有自由民主传统，共产主义制度是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谋划分欧洲的结果，是斯大林武力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以武力建立的统治必须靠武力维持，戈尔巴乔夫不再出兵干预东欧的承诺使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支撑，三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东欧各国人民恢复自由民主制度的勇气。在波兰，天主教徒和反共人士组成团结工会非暴力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并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向胜利，迫使波兰共产党（波兰统壹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在共产阵营中率先宣布结束壹党专制。1989年春，波兰统壹工人党、统壹农民党、民主党、教会、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团结工会在华沙举行政治协商的圆桌会议，决定建立三权分立的两院议会民主制，宣布“波兰独立团结工会”合法化。6月4日，波兰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会民主选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在参议院100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个，而执政的波共在参议院连壹席也未赢得。选举后，波兰抛弃共产制度，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在匈牙利，以卡塔尔尔为首的共党改革派顺应人民变革的要求，率先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开始了政治革新和经济自由化的進程。1989年，匈共为1956年人民起义领袖纳吉平反，为纳吉等人举行了数十万民众参加的隆重重新安葬仪式，为苏军在镇压中杀害的民众建立了纪念碑，与反对党开始和平协商，共同举行了政治妥协的“三方圆桌会议”，讨论应付经济与社会危机，起草了民主制的新宪法，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允许人民投奔西方国家。随后，匈共更名为社会党，与人民壹起抛弃了共产主义。11月26日，匈牙利全民公决投票决定，结束共产党的壹党专制，改行总统制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新政府宣布，将共产党组织清除出政府机构，清查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匈共的“工人卫队”，宣布从此禁止政府机构中存在任何政党组织。1990年春，经过两轮国会民主选举，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近半国会席位并组阁，匈牙利和平地告别了独裁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也于1989年9月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11月，十几万民众在首都布拉格持续举行了非暴力游行请愿，要求结束共产制度。捷共顺应民意，与各党派举行了民主选举。“公民论坛”赢得了选举胜利，领导七七宪章运动公民论坛领袖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专制时代结束。国际社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体制变革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东德，各大城市民众在1989年10月同时举行了要求民主化的教堂和平守夜活动。守夜活动迅速发展成示威浪潮。担任德共领袖近二十年的昂纳克在全国各地的请愿浪潮中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德共领袖。11月9日，德共效仿匈共、捷共，宣布取消進入西柏林的边界管制。被围墙隔绝了几十年的东德民众捣毁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潮水般地涌入了西柏林。柏林墙的轰然倒塌标志四十多年铁幕和欧洲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随后，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宣布集体辞职，西德总理科尔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提出了两德统壹“十点计划”。12月，东德国人民议院修改了宪法，十六个党派的圆桌会议决定举行大选。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院民主选举，主张德国统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标志东德人民抛弃共产主义制度。8月，东西德签署了统壹协定，10月，德国重新统壹。在保加利亚， 保共在人民请愿和东欧其它国家巨变的压力下于1989年11月宣布放弃壹党专制、大赦政治犯、实行自由选举，掌握最高权力四十多年的保共领袖日夫科夫宣布辞职，保共与反对党举行了圆桌会议。1990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全国大选，终结了共产党独裁的时代。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趁东欧剧变谋求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各共和国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导致了随后的巴尔干地区的流血、骚乱、内战和种族灭绝。

在罗马尼亚，1965年以来壹直垄断最高权力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坚持独裁，强硬镇压民主运动。在中共军队镇压六四运动时，齐奥塞斯库发表了中共极为需要的支持声明，让中共元老们感到了共产主义阵营撑下去的希望。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欧洲民主化浪潮中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共相濡以沫，派政治局常委乔石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声言坚持共产党独裁，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乔石，收到了乔转达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李先念的问候及“祝愿罗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绩前進并取得更大成就”的口信。大会闭幕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致电齐奥塞斯库，“热烈祝贺他再次当选罗共总书记。”几天后，罗共仿效中共，下令开枪镇压蒂米什瓦拉市的抗议民众，激起了罗全国的示威请愿浪潮。这时，中共壹面在国内控制传媒，封锁东欧共产国家巨变和罗共开枪镇压的消息，壹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联大对罗马尼亚当局镇压示威的谴责议案。面对罗共抗拒变革，拒绝对话，坚持武力镇压政策，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西方国家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声明支持和西方国家物资援助下，于推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圣诞夜，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救国阵线迅速组成的军事法庭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处决并没收全部财产。齐氏夫妇被执行枪决的镜头，以及其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中共众高层壹同收看了处决纪录片，大家壹片沈寂。有人说：“不镇压反动分子，我们就会落得这个下场。”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改革，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下场也会这样的。”[10] 罗马尼亚临时政府成立后，西方国家和巨变中的东欧各国迅速承认了罗马尼亚临时政府，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声明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就连被中共称为“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迅速承认了新政府，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中共控制传媒继续封锁东欧和罗马尼亚巨变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世界上最迟报导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消息的报纸。1991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罗马尼亚转型为民主制度。

在共产革命发源地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早已开始。進入1980年代，垂死的苏共最高领袖接二连三死在任上，苏共内外壹致感到了变革的迫切。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制度危机中接任苏共总书记。他在儿时就领教了共产政权的残暴，父辈在1933年大饥荒中饿死，祖父在“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外祖父被判长期监禁。他清楚共产政权带来的专制暴力、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新闻宣传谎话连篇。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针，要求在思想上多元化，在政治上放弃专制，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承认私有制，要求军队非党化、国家化。根据“公开化”方针，苏共废除了长达七十年的媒体审查制度。舆论自由化后，壹大批揭露斯大林罪恶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解禁，众多苏共长期隐瞒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例如，苏共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中国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屠杀和迁移，摧残其它民族语言文化；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的“大清洗”屠杀；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策划瓜分波兰，共同挑起了二战、在二战期间制造了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苏联长期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官方宣称的16%，而高达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亿科研经费中有近200亿用于了军事研制等等。[11] 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可比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在推动“法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政治犯，为百万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其中包括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对派领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批准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公开发表，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恢复国籍，解除了对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流放。在推动“民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要求遵循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民主原则。

1988年底，苏共宣布于次年春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以往，人民代表的选举全由苏共事先决定候选人。在开始推行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拔人才，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壹书记叶利钦提拔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壹书记。叶利钦上任烧了“三把火”，壹是主张取消苏共的特权；二是揭露官场腐败；三是冲击官僚体制，大批撤换老干部。叶氏这三把火轰动了全国，让民众拍手称快，官员胆战心惊，为自己树立起了改革斗士形象。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抨击戈尔巴乔夫须对改革滞后负责。他的发言不仅挑战了党领袖的权威，也挑战了党的规则，引来中央委员的围攻。在主张被拒后，叶利钦提出辞去党职。他挑战苏共操控选举的规则，宣布以个人名义竞选人民代表。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叶利钦毅然辞去部长职专注竞选，与选民见面，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抨击苏共制度，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展示自己廉洁为民的壹面。1989年春，苏联电视和无线电直播了首次举行的部分人民代表差额直选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众多非共产党人士当选人民代表，而苏共壹些领导人落选。叶利钦击败苏共内定的候选人，以90%的高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叶利钦推动形成了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从而废除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壹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原本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挽救苏共的统治。但是，随着公开化和军队非党化政策推進，共产主义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石——暴力、谎言和隐瞒迅速瓦解，壹系列政治改革举措瓦解了共产制度的基础，共产体制走向崩溃。在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提出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目标，改苏共为社会党，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等深刻变革的主张。在主张被大会拒绝后，叶利钦当场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在随后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演说中，叶利钦申明反共立场，要求苏共交出权力，让企业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要求在农村废除公有制。经过三轮角逐，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选后，他开始在莫斯科剥夺共产党的权力，提出解散苏联的主张。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随后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取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活动。戈尔巴乔夫顺应变革，主动放弃特权，同意参加叶倡议召开的“圆桌会议”。

苏共党内的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强烈不满，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命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力图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旧体制。这时，人心所向决定了历史走向。政变集团在发动政变前派去逮捕或就地处决叶利钦及“民主派”的十几位主要成员的克格勃精锐“阿尔法”分队拒绝执行逮捕令及关闭机场，切断莫斯科对外通讯等命令。叶利钦得知政变，立即采取了壹系列应对行动：准备了致俄罗斯公民的呼吁书，驱车前往议会大厦（白宫），爬上了—辆包围白宫的坦克，宣读呼吁书；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组织支持者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电话与西方各国领导人联系，寻求支持。军队将领不支持政变，被调入莫斯科的军队在民众的说服之下倒戈，调转了坦克炮口。随着政变失败，苏联共产制度也走到尽头，民众对苏共统治的不满爆发，人们高喊“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要求“取缔苏共”的发言得到全场掌声支持。民众推倒了矗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情形与德国民众拆除柏林墙壹样。8月下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非法。随后，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全苏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热潮。11月，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期联邦所有，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剥夺了苏共的财政来源，限令约八十个联邦中央部委解散，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活动，取缔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罗斯所有，[12] 解除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扯下楼顶上的苏共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碑。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应人民强烈的反共要求，同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叶的声明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多年的试验，马列主义被证明是壹套荒谬绝伦、祸害人类的邪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召集世界各国的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共产党，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极大的罪恶和灾难。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有屠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我现在郑重宣布：

（壹）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

（二）壹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共产党徒须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

（三）没收苏联共产党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说，苏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政变中未能站出来谴责和抵制政变，应自动解散，他本人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着，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壹决议，苏共的机构被关闭，所占建筑物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解体。圣诞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苏联的最后壹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的镰刀锤子旗降下，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升起，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走入了历史，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结束。

受到东欧人民推翻共产政权的震动，蒙古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开始了放弃独裁，顺应進步潮流的進程。蒙古的独立和共产政权是苏共操纵的产物。苏俄操纵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了苏俄模式的壹党独裁政府。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方针鼓舞了蒙共内的改革派。1988年12月，蒙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進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选举改革派领袖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新领袖巴特蒙赫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错误着手，召开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解除了在位长达三十年的前领导人泽登巴尔的职务，谴责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追随苏联的政策，谴责他们压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异己，带给蒙古饥荒和恐怖。会后，蒙共改革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蒙古人民革命党实行政治改革和放松管制政策后，反对党立即涌现出来。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進步党以及社会党等主要反对党壹致要求改行西方民主制度。1989年底，在东欧巨变影响下，蒙古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掀起了民主运动。1990年初，蒙古反对派联盟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运动，要求废除共产制度。顺应進步潮流，巴特蒙赫在蒙共十九届八中全会上宣布辞去国家元首职务，建议蒙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建议蒙共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主动放弃权力垄断。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辩论决定，接受反对派联盟的全部要求。4月，蒙共再召开了十九届九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与其他党派平等竞选。

为在选举中获胜，蒙共進行了脱胎换骨的改组，更换了80％的中央委员，为几十年间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的亲信進行审查，将其中壹部分人开除出党，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撤掉了中央八个部和壹个处，精简了国家机关十壹个部委局，宣布提高职工工资和退休金以及改善日用品供应的壹系列举措。蒙共的真改革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在1990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了成立时间不长，缺乏执政经验的反对派联盟，赢得了大人民呼拉尔中85％的席位和小呼拉尔62％的席位。大选获胜后，蒙共与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進步党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然而，蒙古人民不愿再接受共产制度，反对派组织要求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真正迈向民主化。不久，蒙古举行了总统直选，反对派代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壹位总统。1996年蒙古反对党上台执政，蒙古平稳过渡到了多党民主政治体制。

越南是受共产革命祸害最深的国家之壹。苏共和中共以越南为演兵场几十年，使整个越南长期遭受战火蹂躏。越共被中越边境战争长期拖累，被迫在边境地区长期布署二十万大军以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无法在1980年代初像中国壹样推行改革开放。1986年，越南政治强人黎笋去世，越共改革派主导开始了“革新”。越共提出的改革与中共的改革完全不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任何的体制改革，拒绝对执政党权力的约束。越共拒绝邓小平式制造腐败的假改革，决定顺应世界潮流，同时推進经济与政治体制革新，接受宪法约束，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做国会代表，抛弃共产党指定国会代表的橱窗作法。中共的改革否定司法独立，设立了政法委、中纪委等凌驾法律之上，破坏法制的机关，创造出了不走司法途径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剥夺公民沈默权和自聘律师权的“双规”办法，黑箱办案，越共的革新则申明恢复司法独立，宣布共党组织不能干预司法。

在东欧巨变后，越南向着民主制度快速变革。1992年4月，越南八届国会第十壹次会议通过了越南的第四部宪法。其中强调国家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制度。与中国由中共组织部门任命人大代表的情况不同，越南从1993年起开始举行国会代表全国差额直选，要求候选人须提前六十天在新闻媒体上公示简历及财产情况，须安排至少壹周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申明民众可检举不合资格的候选人。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越南选出了反映民意的国会代表。在九届五中全会上，越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2000年，越共实行了土地改革。胡志明时代，越共追随中共，打着改革旗号霸占私有土地，杀害地主。在新世纪，越共推行了逐步恢复土地私有的新土改，抛弃集体所有制，明确“农户二十年使用权”，期间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即出让土地，与政府分享土地出让收益。2002年开始，越南国会享有了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2006年，越共中央公开了包含放弃壹党专政内容的政治报告草案，请媒体和人民自由提意见。同年，反对党出现，越南民主党宣布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反对壹党独裁促还政于民等项宗旨。2007年，越南五千万登记选民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出500位国会代表，越南开始从“共产党大于法”向民主社会转型，司法独立逐步确立。2010年，越南制定了“阳光法”，规定官员必须财产公布。对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進步，中共控制新闻媒体不予报导。2013年，越南决定修改“九二宪法”，删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文，增加保障人权、公民权、生命权、隐私权、私有权、福利权、民族权等宪政条款，决定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彻底抛弃共产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曾经在南越实行了二十年民主制度。曾经接受中共领导的越共走出了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真改革之路。有人总结越共改革成功的原因为：越共中没有邓小平那样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强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伊万·亚历山大维奇·伊林早在1930年代就曾指出：共产主义反人性，鼓吹仇恨、互相斗争，互相残害，互相揭发；共产主义反社会，强制剥夺勤勉人的财产，让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窃取享用；共产主义不会带来公平，共产主义理论鼓吹的平均和公平只是蛊惑口号。所有的人从出生时就不是均等的，是有区别的，以暴力去追求平均反而破坏平均和公平；共产主义不会解放人类，只是带来强迫、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共产主义是荒诞的，恐怖的。[13]在共产主义肆虐百年后，欧洲人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其与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认识到了在独裁、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封锁媒体、進行全民洗脑等方面，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不会有例外。结束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家都做了几件事：清算共产党罪恶，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清算共产党暴力夺来的党产，和重写二十世纪历史。

在捷克，民选新政府组织了壹系列共产极权受害者纪念活动，揭露共产主义罪恶，追究原捷共最高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当年支持苏军入侵的罪恶。1991年，捷克议会通过了《除垢法》，决定对前共产党迫害者，包括共产党的线民，進行法律追究。捷克《今日新闻》刊出的《二十世纪的故事》文章写道：建立政权后，捷克共产党施实了土地改革法，宣布另壹项法律成立合作社。人们知道苏联集体化的可怕后果。农民不想入合作社。于是，捷共推行了恐怖的反富农运动，宣布富农有罪，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和财产，然后富农家庭扫地出门。1989年以后，虽然许多家庭收回了自己的庄园，但是集体农庄已经弄得破烂不堪，变成了屋顶坍塌的废墟。非营利性组织Post Bellum以追究共产党的刑事责任为宗旨，致力于搜集整理“见证人回忆记录”。捷克专制制度研究所把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的复印件都放在因特网上公开，供人查阅。每年11月18 日，捷克民众自发都举行纪念活动，庆祝终结共产制度。2007年5月1日，数千人参加了在布拉格莱特纳公园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专制”集会。捷克总理米瑞克•托普兰内科在集会上说：必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的暴行，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未来不再重蹈共产悲剧而让民主常在。2009 年3月，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听证会”。会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致辞中表示，必需反思共产主义罪行，并将这些罪行告知下壹代。2010年，经捷克最高宪法院裁决，捷克政府通过的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提案成为法律。

在乔治亚，议会全票通过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宪章》成为法律。《自由宪章》将共产党等同纳粹，禁止在乔治亚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禁止前共产党官员、共青团员、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担任政府部长、司局长、法官、高等院校的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等壹系列公共职务，限制这些人在军队和警察部门中工作。它这项法律谴责共产主义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進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规定必须清除公共场合的镰刀锤子、红星等共产党标志，必须全部更改带有共产党特色的地名、街道名称。法律的起草人、“强大的乔治亚” 党领袖托尔特拉泽说：“《自由宪章》法根本不会限制公民自由，也不会给民众带来不便。正相反，这项法律可更好地保护乔治亚的独立和公民的安全，能更好保证乔治亚走民主道路。只有担心过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的人才会反对这项法律。”议会中的“乔治亚融入欧洲委员会”领导人托尔恰什维利指出：“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及曾经为苏联安全部门服务过的人士必须主动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或是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开他们的历史，以让公众知道他们过去的身份。”乔治亚总统、以及议会中各个党派将分别派出代表参加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委员会，参与监督《自由宪章》法的实施。

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不顺利，围绕是否推倒列宁像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2008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违法，禁止在正式场合出现。乌克兰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了纪念1000多万大饥荒死难者的活动。但是，乌克兰各地主要广场上仍然矗立着列宁像。乌克兰共产党人在列宁像下搭设帐篷过夜巡逻，誓言要保卫列宁雕像。乌克兰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举行了反政府“百万大游行”，推倒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壹名基辅市民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终于等到了这壹天。我们等了太长的时间。”乌克兰自由党声明说，列宁像象征著苏联占领和对乌克兰的殖民奴役。乌克兰不可能带着这样的标志拥抱欧洲文明。推倒列宁塑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性举动，它意味着乌克兰告别共产党极权专制，告别过去苏联遗产。” 随后乌克兰人民自发推倒城市和乡村遗留的列宁雕像。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的塑像竖立在那里，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看着这些刽子手。”自由党的壹名国会议员说：“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经历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过程，乌克兰也应该走这条道路，不推倒列宁像，不解放心中的枷锁，乌克兰就不会成为壹个文明法制国家。列宁的支持者们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和民族灭绝。他们制造的政治迫害给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他期望伴随着列宁像的推倒，苏联遗留下的思想也会从乌克兰人的头脑中被清除掉。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表示，从1917年至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在统治期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灾难。”2014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解散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决议， 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发第2558号法案法案，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任何与之有关的标识，包括国歌、国徽、旗帜、纪念品，还有城市、农村、街道名称等，禁止引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违法者将面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法案在总统波罗申科签署后将正式生效。法案起草者之壹利亚申科说：“我认为这是国会的历史性决定，早在乌克兰独立时就应该做这样的决定。”法案另壹位起草者卢森科表示：“那些以列宁、斯大林、蔡特金命名的街道都要重新更名，不允许对集权统治头目進行宣传。”

在匈牙利，紧临布达佩斯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苏式政治安全局总部旧址现在被改为“恐怖屋博物馆”。在博物馆大楼顶层上突出的边沿两侧，有两个漏空的倒写大字悬挂在上，如有折射的阳光，就可在墙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样。字中央有两个标记(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怖的匈牙利纳粹分子和共产党。走進恐怖屋，两块并排的玻璃纪念碑上刻着象征法西斯和共产党箭十字和五角星，分别用匈牙利文写道“纪念箭十字和共产党的死难者”，碑前摆列着花圈和点亮的蜡烛。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流亡摄政皇霍尔蒂在回忆录“匈牙利的壹生”中提到，获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消息他深感痛惜，留下遗嘱希望叶落归根，但必须等到最后壹个苏联士兵离开匈牙利的国土。1993年匈牙利重获自由，霍尔蒂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乡，Kenderes。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 “匈牙利的壹生”序言中写道：“霍尔蒂以极大真诚严峻地预测，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对匈牙利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历史证明了霍尔蒂忧虑的合理性，希特勒曾给匈牙利带来壹场灾难，但1945年后苏联的共产统治却摧毁了匈牙利民族的灵魂。”霍尔蒂的担忧在东方同样应验，日本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壹场灾难，然而共产统治同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恐怖屋”博物馆的第壹层陈列壹辆苏联坦克，壹侧的墙壁上贴满了被共产党无辜夺取了生命的受难者。整个场面相当昏暗，仅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似乎是象征着地狱般的那个时代。博物馆的主题有三个：纳粹和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当时百姓的反抗和苦难。恐怖屋底层直通三层的壹堵墙上贴满了死于共产党政权的死难者的照片，让这些亡灵感到欣慰，后人没有忘却他们。在不远之处的墙上却挂满了另壹类有名有姓的的“标准像”，他们是壹批曾占满无辜者鲜血的国安部官员。壹楼的展厅之壹： 壹群沾满人民鲜血的秘密警察。在底层的尽头有壹部电梯可進入阴森森的地下审讯室，即地牢。参观者大都在壹个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脚步，背景还传来事先的录音，是壹位当时的清洁工描述行刑时的情景。二楼的壹个展览厅主题是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建营地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地毯上绘制着壹张大型地图，其中标记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营地。四周的图片和屏幕展示了惨烈情景，厅中央的锥形橱窗陈列著受害者的遗物等。恐怖屋的壹个展厅展示了许多洗脑宣传画以及电影等素材，把共产党头目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智慧的领袖”，全国上下，家家户户挂满党魁的照片，形容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欣欣向荣的生活”，还有些巨幅宣传画，其中独裁者科拉西亲密地与热爱他的民众在壹起。

在俄罗斯独立之后的新政府决定把1974年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劳改营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并点燃蜡烛悼念遇难者的10月30日定为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日。此后每年的这壹天，成千上万的政治迫害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索洛维茨石头旁集会、献花，纪念共产革命的死难者。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了国立古拉格博物馆，莫斯科市长特令将市中心的两层楼房提供给博物馆使用。博物馆副馆长罗曼诺夫说，博物馆的任务就是揭露共产主义罪恶，向民众介绍斯大林大清洗和政治迫害，讲述古拉格劳改营的黑暗历史。俄罗斯政府还推出了揭露苏共迫害的旅游线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总部。克格勃总部大楼地下室曾是秘密监狱。仅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被关押在这里，活着出来的只有24个人。而且这里的牢房编号不连续，为的是不让被关押者猜到自己在楼中的所在位置。“大清洗”时，莫斯科市最高军事法庭大楼里流水作业，每十几分钟就宣判壹个人死刑。已知在被这里被判死的人数超过了4万。另据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到1938年壹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对681,692人的处决。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市，政府将原人民委员会和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总部大楼改建而成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以揭露了共产主义的血腥与残暴。博物馆入口处的牌匾。上面写着：永恒纪念1917年之后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几十年反人民恐怖中的受害者。十月革命后，这里关押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遭到共产党政权流放的人士。在“大清洗”中，院落被当作刑场，许多人被处决后就地掩埋。被捕人士被临时关押在这里等待提审，他们的命运在当时仅有两种，或是被处决，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负责人的哈涅维奇说：斯大林时代，有50万人被驱逐到托木斯克，其中壹半的人因为疾病、严寒和饥饿而死去。莫斯科中央当时还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这里，但当地政府已无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罢。博物馆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过的脚镣和手铐，手枪子弹等。博物馆分成好几个展厅。壹个展厅专门介绍了当年的牢房。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狭窄没有通风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时曾壹度关押过20人到40人，人们几乎没有坐的地方。另壹个展厅分成三面展墙。壹面墙介绍了当年被处决人士的简历、照片。这些人中有红军将领，也有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者、教授，同时也有沙皇时代的贵族。通常是丈夫被处决，妻子和小孩随后变成人民的敌人被关入集中营。博物馆工作人员玛丽娜说：“在那个年代，党为妳选择妳要读的书，党为妳指定妳想唱的歌，党甚至为妳寻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实没有任何私生活可言。展品中还有壹批19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莫斯科总部下达的在苏联每个地区应处决和投入劳改营的人数。各地秘密警察必须完成指标，否则会被处罚。各地区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展开了杀人竞赛。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请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处决人数的门槛。壹份斯大林签字的复印件内容是命令把处决人数提高到6600人。苏共政权当年还专门组织了消灭富农的运动，把富农当作壹个阶级从整体上消灭掉。因此把富农分成了三个等级。第壹个等级的人被处决，把他们称作是反革命。第二个等级的人把他们流放到远离家乡的古拉格集中营。第三个等级的人是把他们发配到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或是农村。当年颁布的壹些命令更要求人们之间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并报告对方的反革命行为，否则将面临5到10年的集中营生活。”博物馆建立以来，这里相继树立起了当年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等民族受害者的纪念碑。如今，纪念共产革命死难者的纪念馆遍布俄罗斯各地。在列宁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揭秘后，长期被谎言蒙蔽的俄罗斯人将苏共广为宣传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语录改“杀人，杀人，再杀人”。俄罗斯史学界教授联合组建了电子图书馆，提供苏维埃恐怖真相的图片、文件供人们查阅。人们这才知道，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在几十年前就已批判列宁。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壹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作家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撰文披露：“列宁曾经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建议逮捕三十到四十个教授，以恢复秩序。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隐藏种子粮的农民。他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壹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农民，只好互相吞噬……”[14]

民主化之后的波兰的宪法明确定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颁布了壹项要求清算波兰共产党的法案。议会颁布的“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规定，议员、政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交代清楚他们或曾作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退休金，还立法下令地方当局必须把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广场等建筑和地名改名。

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方面，德国的工作具有代表性。1950年，德共效法苏共建立了以本国人民为敌人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至1989年，该部已是九万人的庞大机关。柏林墙被推倒后，国家安全部开始销毁四十年来迫害人民秘密档案。1989年12月初，壹位女医生发现国安部办公楼冒出黑烟，意识到该部正在销毁档案，于是叫上四个女友冲進了秘密警察办公楼要求接管档案。被国安部拒绝后，她们叫来检察人员、警察和上千民众共同制止国安部销毁档案。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来到国安部大楼帮助抢救残存秘密档案及碎片。1990年10月，德国成立了受内政部领导的特别托管处，负责接收、保管抢救出来16000袋档案碎片，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巨量的文件。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定了对这批档案的处理办法，规定民众有权利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1995年，德国启动了对该批档案的修复计划，雇人根据纸张颜色、笔迹、墨水進行分类整理，拼接碎片，经过数年努力修复了90万页文件。如此巨大的工程只修复了东德国安部全部秘密档案量的3%。2000年底，德国议会决议启用计算机辅助档案修复，德国政府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开发高速扫描技术。至2003年，该研究院宣布将在五年内把六亿张档案碎片拼接在壹起。迄今，170万德国人，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提交了查看档案的申请。很多人曾经担心，受害者们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了告密者，可能会对那些参与迫害的线人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发新的流血事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面对真相的态度比政治家所担心的理性得多。不少年轻人通过查看档案了解了历史及前辈的经历。国安部遗留下来的文件档案规模浩大。仅存放文字窃听记录的档案柜排列起来就有11公里长。对所有档案的登记整理工作在德国统壹后二十多年后都没有完成。学者、记者和私人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不断会发掘出壹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例如在去年，有人在查阅中发现，国安部关押的犯人曾为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充当强制劳工，还有的犯人被秘密用于药物试验。[15] 国安部档案管理局专员罗兰特·扬（Roland Jahn）介绍说，国安部的监控网络范围不局限于东德国，国安人员在西德也从事监视活动，他本人在被取消国籍离开东德后还曾受到国安机关的监视。年轻壹代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率真的问题：“妳们为什么与他们同流合污？为什么顺从这个体制？为什么这个独裁制度能维持那么长时间？”作为曾经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受害者，他希望自己负责的工作不局限于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他想知道，无数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非正式工作人员”（IM，不公开的线人）“为什么会自愿为国安部效力？”

利用互相告密制造精神恐怖不是某个共产国家特有的情况，而是共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最早的共产国家营造了最早的告密社会。1930年代初，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农民拒绝交出粮食，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壹面派征粮队搜农民藏匿的粮食，壹面鼓励人民互相告密，还树立了壹人少年密英雄——十二岁的小学生帕夫利克·莫洛佐夫。为鼓励告密，苏联组织作家、诗人和画家为这位少年树碑立传，写诗作画，将少年的画像印上邮票、明信片、甚至火柴盒上，以少年的名字命数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苏联解体后，帕夫利克事迹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壹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父亲回心转意，叫帕利夫克去告发。少年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是“人民的敌人”，结果，苏维埃不仅杀害了这位父亲，还杀了少年的祖父、祖母和舅舅。为把告密的少年宣传成英雄，苏维埃将帕夫里克和他的弟弟也壹起杀害。[16] 前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写道：“在克格勃里，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蔚然成风。壹些同事就被人构陷为勾结英美势力的叛徒，同事们不敢为被陷害者说话，撇清和自己的关系，甚至还落井下石。壹位副部长虚构了有人颠复苏共的密谋。根据他的告密，二十多人被关押。经审讯，这二十多人居然都供认不讳。结果，告密的副部长被这二十多人公指认为同伙，同样被处决。在共产体制下，说妳反动，那就别指望洗脱。面对大量的民族问题，苏共就希望克格勃虚拟出反动事件，反动的组织，以便有借实施镇压。为了满足党魁的喜好，克格勃会制造出反动组织，鼓励互相告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人们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下被迫保持沈默、隐蔽真实的想法，甚至主动去告密。在互相陷害的恐怖中，精神病患暴增。，劳改营管理总局增加了五所精神病院。患者可能是真的精神病人，也可能是被戴上了精神病患者帽子的正常人。1988年，苏共创造的‘政治精神病学’走到了尽头。内务部把十六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约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7]

捷克公布的前共产政权秘密警察线民名单中包括知名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异议人士。根据分批公布的名单，数万前共产党线民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的高级职位被撤换，其中壹万多人被判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很多告密者提出上诉，强调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他们的上诉多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三分之壹的线民候选者坚守道德底线，拒绝充当告密者。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记录的告密有：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密报学生思想动态；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异议人士开损害神经的药物；壹些民运名人，例如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是效力共产党的特工。推倒柏林墙的领导人之壹维拉.沃伦伯格在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当选国会议员，推动国会通过了公开原东德共产党秘密档案的法案。她发现自己的案卷中包括多达60个线民的黑报告。壹份提供她私生活细节的报告让她明白，那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丈夫还是承认了告密行为。结果，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搬到乡下隐居。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壹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民运领袖曾充当告密者，连东德的第壹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这些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波共秘密警察档案也曝光出很多民运名人曾是共产党的线民，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纳科德（Z. Nakder）、“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华沙大主教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等三十多位神父。当报纸披露大主教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长达二十年时，维尔格斯拒不承认。直到媒体披露他与秘密警察主管会见五十多次，接受秘密警察训练，签署的告密的文件等细节他才在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在俄国，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大量告密行的暴光为让东欧各国人民难以接受。人们发现，自己当年私下的牢骚话、与亲友的谈话被告了密，很多告密是亲近的同事、朋友、亲人所为。很多人因无法面对这样卑鄙的事实而自杀。这样的告密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并有这类电影获了奖。例如，波兰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和梅勒斯卡是同窗好友。梅勒斯卡身兼密探，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皮雅斯怀疑梅勒斯卡是告密者。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有价值的密探，暗杀了皮雅斯。告密和基于告密的迫害是共产制度特有的罪恶。1991年，俄罗斯拆除了树立在莫斯科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这壹举动标志，政府鼓励告密时代结束。不过，前特工出身的普京掌权后，俄国停止了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联手，停止公开克格勃档案的進程。显然，告密在专制的现政权之下在继续，专制政权仍然需要线民。

清理共产政权暴力夺得的党产方面，德国的工作同样具有代表性。柏林围墙倒塌后，东德议会通过法案，成立“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负责处理德共暴力剥夺人民取得的党产。两德统壹后，该委员会与托管局(Treuhandanstalt)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将德共党财产，包括东德所有的党国企业，数万家企业、工厂、餐厅、药局、旅馆、戏院，电力、水利、交通系统，房地产以及现金等百亿马克的资产清理整顿后私有化，将所得的款项交给国库，还财富与民。“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不仅追踪德国境内的党产，也追踪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瑞士等国的德共党产。

告别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進行的另壹项重要工作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共产制度需要谎言，必然篡改历史，将历史书变成宣传品。在清除史书谎言方面，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壹书具有代表性。告别共产制度后，俄国各界壹致认为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再适合呼吁更换新教材。2009年，普京总统办公室策划，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四十多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引起了轰动，壹年内再版数次。祖波夫介绍说，参与编写的专家们壹致认为，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壹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段历史极具悲剧性，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告诉人们下列事实：列宁是德国代理人，他从第壹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十月革命”是德国资助的“政变”。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详细叙述俄国十月的来龙去脉：德皇威廉从俄国内部找到列宁为代理人，利用资助列宁组成别动队从俄国内部推翻沙皇；列宁在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资助下开展革命活动，在瑞士提出政变计划，随后被德国特种兵护送回到彼得格勒实施政变；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斩尽杀绝；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全俄各地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在1918年至1922年间杀害了200多万人（由于官方文件多经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壹或三分之壹）。

该书告诉人们下列历史事实：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人们都讲不要向他人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鼓励抢掠；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维护社会和谐的信条，鼓吹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在革命后立即展开血腥屠杀；1920-1930年代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苏共对两百万富农或以反革命罪名枪决，或流放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1930年1月30日的记录显示，仅在壹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万富农被剥夺财产，六十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十五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其农民家产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被充公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直到苏联解体，苏俄的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反抗集体化的事件不断发生，苏共镇压的规模也不断升级。国家安全部门在1930年内就逮捕了十八万人，枪决了两万人；共产革命不断制造饥荒，列宁在1920年代初制造了大饥荒，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带来更大规模的大饥荒；饥荒中，西方世界人道援助的粮食被当局享用，完全没有发给饥民，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发展军工；苏共将俄国精英大规模驱逐出境或杀戮，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使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苏共以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山峰等等；苏共实行恐怖统治，造成人人自危局面，迫使人们拥护党的统治。苏共培植了壹批效忠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贯彻意图。高尔基就是这样恐怖之下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苏共在1930年代推出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革命经典作品”了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该书作者之壹潘佐夫指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事实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壹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壹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他壹是要通过战争占领壹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二是要通过战争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出于上述需要，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挑起大战的条约。苏德条约说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该书主编祖波夫指出：“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壹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壹样适用。”基于这样的看法，该书摒弃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说法，改用“苏联——纳粹战争”说法。

世纪之交，戈尔巴乔夫在安卡拉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壹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国家的進步和民主。” 在二十壹世纪，世界人民都感谢推倒柏林墙的主要贡献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2011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戈尔巴乔夫八十岁生日时向他颁发了像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担任前苏联领袖时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发起了“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感谢他结束了苏联共产制度。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但苏联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他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时接受英国《卫报》独家访谈时表示，他最遗憾的是没有早点离开共产党。

2014年，俄罗斯颁行了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教材告诉学生们：在壹九壹四至壹九壹八年的第壹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对俄国也采用了收买叛徒、间谍等非军事的战争手段，扶植列宁推翻俄国合法政府。列宁在德国豢养之下发动政变，窃取政权后与德国签订布雷斯特合约，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六十亿马克以回报德国的扶植。随后，他几年的统治时期将俄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罗马尼亚，新政府展开了对共产政权迫害数十万人罪责的追究。2015年，罗马尼亚以反人类罪判处89岁的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指挥官Alexandru Visinescu二十年徒刑。壹位受害者的儿女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壹个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仍然应该受到惩罚。” [18] 与绝大多数共产革命者壹样，Alexandru Visinescu没有悔意，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拉脱维亚，纪录片《苏维埃故事》是清算革命罪恶的壹部代表性作品。作品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苏共将乌克兰大多数农民被划为富农，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地，在饥荒中疯狂搜刮粮食出口德国（在饥荒中的1932年创下了出口粮食到欧洲的历史记录），在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制造饥荒，蓄意实施种族灭绝，造成七百万人饿死；苏联与纳粹德国勾结，共同发动了二战。影片不仅列举苏联所犯下的罪行，还将其思想根源与纳粹思想進行了对比，揭露了它们的共同点：将人类划分等级，认为指定等级不应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只不过纳粹注重的是种族，他们将雅利安民族作为优良种族，将犹太等民族视为应清除的劣等民族，而苏联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以暴力从肉体上消灭苏共指定的阶级。影片还将纳粹与苏联很多行为，宣传画、阅兵式、屠杀等等对比，证明它们从宣传口号到行事方式如出壹辙。

2014年11月，东欧各国领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仪式，庆祝终结共产政权二十五周年。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我们在获得自由了。那场‘天鹅绒革命’告诉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11月17日在提醒着我们，人民追求的自由、真理、希望、尊严、公正和正义价值多么有力量。” 纪念仪式上播放了“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的纪录片，随后，各国首脑们共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摆放到纪念碑前，進行烛光悼念。[19]

邓小平指定两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邓小平领导武力镇压请愿学生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作出壹系列承诺以向国人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壹党专制内作出回应姿态。该决定声称：壹、進壹步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壹九八九年九月壹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三、取消对领导同志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進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壹律为工作餐；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壹律受惩罚。

10月，邓小平在东欧巨变的浪潮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指定由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指定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指定杨尚昆和刘华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维持元老控制军权，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选接班人的条件是笃信马列，坚持壹党专制，敢于武力镇压反对派。江泽民以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通过了测试，团派领袖胡锦涛通过镇压拉萨暴动中的表现赢得了邓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团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贫困、落后所震撼，向藏人承认，中共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壹战线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表示要改变中共对西藏的强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怀柔政策，提出了“免税、放开、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农牧税、放开经济管制、逐步调走進藏的汉族干部。胡耀邦对西藏的怀柔政策受到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欢迎，也使藏人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长期以来，藏人不满中共长期以来消灭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不满西藏千座寺庙拆的只剩下几座，不满喇嘛被批斗，强迫还俗，连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都被关了多年监狱。当中共放弃高压政策时，藏人喊出了要求汉人离开西藏的口号。中共高层内，壹些元老指责胡耀邦的怀柔民族政策损害了中央集权和汉族利益，助长了分裂活动，搞乱了西藏和新疆。随着胡耀邦下台，怀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来。重新实行的高压政策使藏人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爆发。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独立的请愿不断，最终发展成了暴动。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拉萨戒严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西藏有史以来的首次戒严。随后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壹书记胡锦涛指挥了镇压。他头戴钢盔到拉萨街头视察的镜头让邓小平感到满意。

胡锦涛之外，邓小平还曾考虑以王兆国为接班人选。1980年邓小平在湖北二汽听汇报时，得知二汽车箱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王兆国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曾抵制批邓后召见了王兆国，随后提拔王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壹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進入中央领导层以后，王兆国根据邓小平的“纠正不正之风”的系列言论，履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领导特权和高干女子以权经商的举措，提出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立即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因应元老们的呼声，邓小平将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虑名单。邓选接班人的标准显示，中共坚决拒绝体制改革。

邓小平代表着最后壹代相信共产主义信条的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复灭，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的罪恶，拒绝顺应世界進步潮流，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壹百年不动摇”。他的退休标志二十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时代的结束。他的退休布局达到了预期。他指定的两代接班人拒绝体制变革，守护壹党独裁体制，成功地为共产主义续命二十多年。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壹党独裁，中共在六四开枪后作出的壹系列清理整顿官商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高干配偶、子女经商、取消对特权阶层特供、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原则等等承诺完全成为对国人的欺骗之词，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攫取国民财富的规模成百倍地增长。坚持专制独裁的“党的基本路线”带给中共权贵惊人的利益，同时带给中国和世界空前的灾难。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壹个重要阻碍力量，是与毛泽东壹样的皇权主义者。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壹个领导集体，都要有壹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壹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核心说’也是他专制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从未触及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壹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了倒退。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党史专家何方评价：‘毛泽东是壹个皇权主义者，是壹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壹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壹套东西。’”。[21]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進壹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壹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進”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注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進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壹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壹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進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壹党独裁，是阻碍社会進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進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壹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進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特殊行业，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壹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壹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進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壹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沈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沈阳警备区、三十九军壹壹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壹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壹本糊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壹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壹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壹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壹、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壹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壹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壹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营企业腐败的冰山壹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壹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壹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著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壹块军产地就能收受壹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壹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進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着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壹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壹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妳们凭什么专整我？妳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妳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妳们能说出壹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壹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妳们？”“查办我的人，难道妳们就清白吗？妳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们的穿戴，看看妳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壹年抽烟不得几十万，妳们的工资够妳们壹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妳们为什么抓我，要抓壹起抓，从村长开始，壹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既然这样说，妳先公布财产。”“都腐败，没有壹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妳不讲我，我不讲妳，妳要讲我，我必讲妳，妳讲死我，我讲死妳，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复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著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著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著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蒋经国顺应世界進步潮流，主动放弃权力垄断，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在他去世时，台湾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進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

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中共的党员队伍与中国的官员队伍大致重合，规模都在向亿级迈進（中共十六大时党员有6 000多万党员，其中4 000多万是各级官员）。供养如此规模的“党和政府”，国民收入被吃光花净仍远远不够。“党各政府”吞噬国民财富表现在以下方面。

壹、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壹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壹地方势必進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壹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着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壹样，疯狂扩张，吞噬壹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壹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壹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進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3.2亿，全国行政官员2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壹个县，每壹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進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壹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壹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壹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壹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壹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壹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壹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2005年超过了7000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7.67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壹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壹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壹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壹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壹个注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壹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壹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壹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壹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壹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壹级做给壹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壹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壹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二、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着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壹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壹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15%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壹党独裁的中国，没有壹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如今高至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壹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污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壹般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2%；人均GDP超过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壹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壹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10%，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支出，实际税负接近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着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壹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進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著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壹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著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壹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壹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壹律進入全国统壹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壹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壹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壹个社会進步的标志。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進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在新西兰，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复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壹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進、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1300多家私立医院就医成。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15%，免征额为壹年10.8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人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壹。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妳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壹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18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1985年为170亿，占财政支出9%，2000年为2768亿，占比17%，2003年4691亿，占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里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壹个县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壹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壹个“洋跃進”运动搞到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14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约合11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壹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志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 、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里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复印壹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糊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進食，不能说话…… 壹个女教师壹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壹个人包教壹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的地领着壹袋红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注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沈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壹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進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里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進口化妆品会包括50%的关税、30%的消费税及17%的增值税。世界各国壹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壹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17%的增值税，進口药品还要加收3-6%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著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1.4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壹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壹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三、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壹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污，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壹。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壹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壹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壹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费任吃，很多机关实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壹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壹元钱。特权阶层手中壹元钱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 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志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11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2000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壹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着众多事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污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壹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壹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浪费的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GDP中投资只占15%，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進”、“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在邓小平时代，“洋跃進”造成浪费就与“大跃進”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壹届“党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中私人消费只占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污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GDP1.5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复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90%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壹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進”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壹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42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128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壹定伴随贪污、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着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壹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壹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货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货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AMC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复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台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壹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享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壹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壹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复），[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台湾而收买有意与台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著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倾，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着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跃進”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進”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80%花在了850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20%的医疗资源。据2005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500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VIP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着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壹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壹些人靠换血延长着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壹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進离退休干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進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

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壹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23%的老人(42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擡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壹面享受政府拨款，壹面以医赚钱，日進斗金。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万人无偿献血3935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40亿，血站员工年薪25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壹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复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台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复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進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壹。2012年，政府税收高达10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2000多亿，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着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10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200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费。”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刘奶奶住在同壹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里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志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仿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 [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壹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壹：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壹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壹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壹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壹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复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复盖面更低，仅壹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3.18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壹个人口袋里有10元钱，可他还有壹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壹。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1869元的20%，月缴费373.9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工营困难，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沈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30%，是美国12.4%养老保险缴费率的2.4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15%~20%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妳收入低于60%，妳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壹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進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是壹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壹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合人民币每月300元，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1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损失175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与4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6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14.20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里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進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800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壹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壹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壹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壹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钱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 “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 为基本原则，复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壹次医生只须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五分这壹，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壹句话：“无论妳是什么种族，也无论妳有没有钱，更无论妳是什么身份，妳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壹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五分之壹，医疗保险复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复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四成。

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1000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中国社会的土地财政

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却没能收回土地所有权。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中共宣布二十年不变，随后又宣布三十年不变，出台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口变动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样的政策规定似乎是说土地壹次性归家庭私人占有。但农民清楚，承包期无论怎么延长，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能出台新政策，如同当年允许包产到户后很快又禁止壹样，取消承包。于是，农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夺性经营，不计环境破坏恶果，如同当年合作化时疯狂毁林砍树壹样。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时集体不存在，宪法规定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含义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过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党产。通过推行合作化再废除合作化，中共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革命收获。虽然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土地出让的权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垄断农地，低补偿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买给开发商。198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中央财政收取40%，地方财政收取60%。以公有制为名的土地出让制度实际是中共对土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即政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虽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没有规定集体不可以卖地，但当局利用强权规定农民集体不得自行出卖土地，土地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独家征地，再挂牌出让。这样的“土地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

1993年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宪法关于土地方面的规定造成了农民短期行为和政府控制土地获利等诸多社会弊端，建议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他的建议遭到“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指责，被政治局否决。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出让金比例为，中央财政收取5%，地方财政收取95%。此后二十年间，全国数十万亩农用地转为了城乡建设用地（农转非）。政府征地带有强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买家，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为自身利益尽量压低补偿标准，转手高价卖出。专家估计，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中，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仅占5%～10%，村官们以集体名义分享到了25%～30%，“党和政府”霸占了大头，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红利。因此这样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实质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学者抨击为“官员抢劫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政府规模疯狂扩张，官员收入暴增，财政收入供养政府远远不够，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昂贵的“党和政府”，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各地政府为应付暴增的开支疯狂地赚取土地开发收入，推高地价，房价，快速吞噬土地资源。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对九省(市)“土地财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显示“土地第二财政”超过正常财政，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房地产绑架著中国经济四十多个产业，如果房价不涨，房子卖不动，各级政府的地就卖不动，银行贷款还不了，同时房产商也资金链会断裂，还不上银行贷款，债务危机和金融风暴就会降临。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政府财政立即爆发危机。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齐心，出政策让地价、房价壹直涨。官员们都知道地卖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够几十亿人住了，泡沫爆破是迟早，但大家只关心自己任内的政绩，只管继续推高房价，走壹步说壹步，不管将来后果。

地方政府不光赚取土地出让金，还赚取开发税费，向房地产买卖双方收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9年向人大、政协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开发商拿地到商品房销售，各级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拆迁管理费，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七大类共37项税费。这些税费构成了商品房销售额的50%至70%。地产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表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这份报告中，对房价构成的分析，并没有将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完全计算在内，如规费、证费、市政基础设施费等。同时，也未计算上下游产业中的税费，如施工单位上缴的各种税费、建筑材料生产与购买环节的税费、设备生产与交易中的税费等等。若将这些政府的所得考虑在内，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超过七成。37项税费之外，房地产企业还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向20至30个政府部门公关，缴纳20多种收费。这些开支构成了政府的腐败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产经理人抱怨说，他曾经为壹个项目前后跑了40多个政府机构，盖40多个公章，每个环节都要花钱公关。老百姓的买房钱，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9544亿元，与上年相比整体净利润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22233亿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7至2013几年中，139家房企缴税额高达6430亿元，而同期的净利润仅为6265亿。总体而言，企业的税负增速大于利润增速，经济发展的好处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承认：“房地产的钱都收给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擡得那么高。” 国务院曾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国土部门收钱后交财政部门纳入地方国库，设立专账（即登记簿）核算土地出让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账本不能对外公开。因此，财政部收支预算中，只有土地出让金总数而没有详细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监管，“土地财政”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完全黑箱运作，民众和各界没有知情权，更无监督权。

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假表述，土地实际由政府所有，通过村干部控制。随着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场价值暴增，政府通过村官控制土地，不断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则中饱私囊。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纵村官选举，通过村官办差，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农民对剥夺自己权益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强烈，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以下三个案例最能说明“土地官员所有制”的腐败。案例壹，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贪污了18亿；[18] 案例二，2011年9月，广东汕尾陆丰有1.2万人的乌坎村爆发了村民维护土地利益，驱逐村官，打出“打倒贪官”、“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等标语游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将村官赶走后组织自治，再为反抗当局军警镇压组织起了自卫队，在村庄四周设置路障、挖断村道，以石磈砖头、木棍铁通等阻击警车入村，多次爆发警民流血冲突，五名领头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殴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龙岗区南联村前村委会主任被曝多年非法变卖村集体土地，违法承接商业开发光拥有数十座豪宅、厂房以及大厦等，总资产超过20亿元。三个案例都代表着官民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这壹冲突其实也是“三农问题”、“征地冲突”、“小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问题都是中共剥夺私有土地，宣布所谓土地集体公有造成了革命灾难。

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指出了拥有恒产是维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剥夺了国人的恒产，也就摧毁了国人的恒心，使国人道德沦丧，只顾眼前利益，作壹锤子买卖，不管环境影响，不管子孙后代，竭泽而渔。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基本条件。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产权界定权利。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是价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与利润的前提。共产党宣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实际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万恶之源。这印证了孟子所言失去私产会使社会丧失秩序，人们丧失善良的道理。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壹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壹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19]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证明，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由此可知，国有资产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国有企业必然是官有企业，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官有制，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公地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化。

乌坎村民抗争持续三个月后，广东当局在村民顽强抗争及海内外舆论压力下妥协，以处理腐败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乌坎村实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无法治村，原因还在于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体村民共有，则由此产生的转让，交易、定价，出卖等矛盾复杂到无法解决，越是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解决不了。农民维权的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维权行动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同时也导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胁到了“土地财政”的存续。

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使用权不能進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都没有必要的创业资本，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壹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壹，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壹个办法是让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1950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中国社会的债务危机

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洗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万亩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壹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22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3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壹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4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复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壹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100多家国有企业，3万多亩的储备土地、壹些融资平台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壹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台疯狂借贷，投资2000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益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GDP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進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進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壹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2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壹党专制。在废除壹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95%，而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个百分点。2013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里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壹倍，债务增速为GDP增速的三倍。中国GDP增长靠债务支撑，GDP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GDP比例超过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GDP比例已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進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壹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著。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贷，助长着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着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20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壹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截至2015年底为137万亿元，增长了90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壹个方法是看债务对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超过壹元钱的产值，债务对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低于壹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GDP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2008年中国GDP为31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32万亿，债务对GDP之比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壹律由中央担保。这壹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壹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壹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帐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着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约为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已经接近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20%。

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台、壹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规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里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壹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壹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壹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壹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在壹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壹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2014年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中国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

中国社会的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于人们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只有限期的使用权，于是大家都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环境。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中国资源极大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7亿吨标准煤，2012年为36亿吨标准煤，增长了5倍多。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为美国的2.9倍、为日本的4.5倍，我国单位GDP的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六十多年的共产统治给中国的自然环境破坏后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包括：

森林浩劫：复盖率从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兰67%，日66%，韩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毁灭天然森林的同时，中国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壹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水土流失与沙漠化：1949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116万方公里，如今超过400万平方公里，国土总面积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国每年流失100亿吨沃土，相当1千万亩耕地30厘米耕作层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国沙漠、沙化土地66.7万方公里，如今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卫星地图可以证明，中国大地是地球翠绿陆地中的壹大片黄土裸露的区域。占国土面积四成的草原90%出现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扩大。也就是说，国土的三成多已经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从1985年起，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流域干旱日渐严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其中含有氮、磷、钾3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超过40亿吨，中下游支流水质常年为劣五类，近2亿人受害。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后尘，走向断流与干涸。“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辛元红说：“1969年时，黄河源还有冰川（固体水库），但2000年时，整个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黄河源区固体水库消失的生态灾难正在长江源区重演，并已达到怵目惊心的地步。”与黄河壹样，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年数百亿吨，水系生态正在迅速崩溃。全国七大水系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超过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资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来，全国湖泊减少了1000多个，湖泊蓄水量减少500多亿方，其中淡水量减少了400亿方。渤海已成死海，严重污染的海水倒灌；

环境污染：全国约1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比例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据《现代和谐论》壹书介绍，国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复盖，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著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的癌症发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数据，中国“癌症村”多达459个；

水资源告急：全国水资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资源减少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壹；全国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沈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资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干涸，中国河流已消失了近三万条，近200个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为例，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和大规模地面沈降，最大沈降达700至800毫米，并且全市浅层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张作辰指出，我国地面沈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华北平原区地面沈降量超过200毫米的范围，达到6.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华北地区近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三十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消失。乾隆年间，北京地区遍布沼泽、湖泊，如今北京湿地面积仅占3%。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壹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干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华北，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着左邻右舍的GDP数字，妳追我赶，造成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他建议把华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级政府靠卖地发工资、还债还不够的情况下，杨主任的建议当然不可能实施。过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样的反人类罪恶。

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最近报道的中国癌症人口的增长很惊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症村其实是人祸造成的。中国每天癌症病人增长8000人，壹年三百万人。癌症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业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农业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灭虫剂的使用等等。中国的水污染是人为的，是人祸。中国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超过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没有壹个国家是这样的，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穷的国家，有富的国家，没有壹个国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环境污染债务无法偿还。治理中国水污染，三十万亿还不够。打个比方说，胡锦涛家乡的城河治理改造，原来是五类水，大概现在是达到四类水、三类水，花了将近四亿人民币。如果把环境方面欠的债用数据体现出来，中国也许就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湿地消亡：1950年全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缩、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来湿地消失了90%，陜西关中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全国红树林由25万公顷减少到15万公顷。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间的生存空间减少至五分之壹，已退无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国个人资产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壹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近60%考虑投资移民。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国公民估计有800万人。上述事实显示，有能力者都在想办法离开环境日益恶化的中国。然而，离开中国未必能逃避环境灾难。2005年，世界各国经长期努力终于共同签署了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然而不久，中国宣布新建562座电厂，其造成温室气体将是《京都议定书》所减少排放目标量的五倍。中国的计划实际宣布各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废。专制中国无视“产能过剩”的环境灾难后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够全世界新增人口总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国的“鬼城”，排放着比美国加欧盟总和还多的二氧化碳量，成为全球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背后的最大的灾难因素。生态灾难虽有人类扩张摧残环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环境灾难主要是专制与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祸害。

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二十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的壹大灾难是道德沦丧。首先是中共道德沦丧。东欧巨变后，共产阵营灭亡，共产革命时代结束，绝大多数共产党自行消亡，中共成了共产党、共产制度和共产学说的最后代表。这时的中共已是富人党，以中共元老子女为代表的“红色家族”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财富总值千亿美元计，在西方国家为子女和私产安排了后路，大多数成员拥有外国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公民身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以共党员为主体，约三分之二私营企业家有党政背景，约五分之壹的企业家曾是党政领导，多数企业家获中共任命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方办各种协会会员。[28] 商人为了生意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获得官商勾结的好处。学生们加入共产党也与信仰无关，因为共产党控制垄断著公务员职位，很多职位以共产党员身分为录取、升迁的条件之壹，大学生为了职位，待遇，为了分享现行政治体制的好处而入党，于是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不断膨胀。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评论说：“中国从大学生到富翁都为了自己，或为了赚钱而要求加入共产党。奇怪的是，他们还保留‘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空话。”

二十壹世纪的中共党员们不相信党的宗旨是必然的，而且这不是坏事。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诉求是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富人的财产与生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所谓改革开放，中共党员们成为富有阶层，党政军高层已经变身为中共宣传语汇中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变身为共产革命宣传中的革命对象。作为最富有的阶层，“消灭私有制”、剥夺富人的话他们说不出口了。新壹代中共领导层对世界潮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将子女安排到了西方世界，“暴力摧毁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学说信条他们也说不出口了。这时的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已经成了富人俱乐部。中共为了私产安全，推出了《物权法》，宣布私产不容侵犯。如果继续喊消灭、剥夺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口号，那革命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自己了。新壹代中共领袖们自己也经历了毛时代的残酷阶级斗争，有些人还是整肃运动的受害者。苏维埃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他们清楚共产革命的血腥和灾难性，清楚共产学说的空想和荒谬性质。老壹代共产党人的口号他们都喊不出口了。共产党员们壹面获取利益，壹面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壹面攫取著财富，壹面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壹面安排家人子女移民西方，为自己准备好外国护照，壹面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013年，访华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与中国网民進行了在线交流。有中国大陆网民问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俄总理介绍说，俄罗斯通过了壹个很重要的关于公务员公开申报财产法律，要求公务员申报他的开支，收入和开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问题。公务员没有权利在外国拥有资产，包括股份，而且他要关闭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因为这些官员要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所以壹定要跟自己的经济壹起分担风险。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然而，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领导层通过强制官员公示财产制度迟迟不能推出。原因很简单：中共高层、人大、政协成员们大都拥有难以公布的惊人财富。花费和财富惊人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必然道德沦丧。据《南华早报》报导，壹位中纪委官员约谈壹批广东省官员后披露，他所约谈的每个官员都拥有惊人财产。这位纪委官员发出党内警告称，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根据维基解密透露，中国政府官员在瑞士银行UBS有5000多个个人账户，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其中持双重国籍者逾800万。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显示，4000多名贪官外逃，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

知道错了改弦易辙，放弃错误的宗旨，对犯下罪恶认罪，道歉，谢罪，是壹个人、壹个党的基本道德。新壹代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党的罪恶，但他们不能谢罪，甚至不能道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党是从罪恶中壹路走来的。如果讲谢罪，那杀人夺财的 “打土豪、分田地”应当谢罪、镇压反革命应当谢罪、就剥夺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谢罪，反右运动应当谢罪，制大饥荒谢罪应当谢罪，大搞“阶级斗争”应当谢罪，文革应当谢罪，那谢罪就没个完，统治面临垮台。作为新壹代 “土豪”、新壹代的地主资产阶级群体，共产党人不能谢罪，也不能放弃共产革命宗旨，只能自欺欺人地坚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称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口号。他们明明知道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称自己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花费著出卖全国土地的钱财，却坚称土地是公有的。他们声称要依法行事，鼓吹社会和谐，却拒绝放弃暴力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信条，在开大会时继续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壹定要实现”。在反文明、反進步和反人类的共产信条已被全世界唾弃的时代，中共致力于“维稳”、守成，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留给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党员不相信党的宗旨，把入党、在党当作找个好职位的敲门砖，当作升官发财跳板，全体党员说壹套作壹套的情况显示，共产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最虚伪和道德最为沦丧的群体。

在认错与改正错误方面，国民党比中共强了许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光复会也曾诉诸暴力，拒绝改良，国民党也曾壹党独裁。但国民党人有反省的素质，会道歉，会悔过，会放弃被证明是错误和灾难性的信条，会追随進步潮流，能够主动融入進步潮流。国民党不需要改党名。宋教仁缔造国民党时取“服务国民”之意，名称本来就没有暴力、剥夺之意。国民党人对下野不那么恐惧。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国民党人都曾下野。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就公布了实现宪政的时间表，壹直有作在野党的准备。谁都知道，靠收党费与“党员月捐”根本养不了庞大的党机关。党众大都是为了利益来投。自广州国民政府时代起，国民党开始在政府财政中开支党务经费。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这壹作法，规定国民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实行“以国养党”。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作出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承诺，开始筹划“以党养党、党费自筹”。为下台作准备，国民党早早建立了党库。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以前党费自给失败的经验，决定创办党营事业、党营企业以养党，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其中规定：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期党费自给。从此，国民党开始办党营企业赚钱养党。在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之下，党营企业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例如，恒大公司1948年收益高达8000亿元。[29] 19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规定垄断性行业的公司必须有壹定比例的官股，国民党党营事业携手水泥业的辜振甫、信托业的辜濂松、纺织业的徐有庠、塑料业的王永庆等民间财团，投资石化、水泥等行业实现了党产迅速增值。1971年6月，国民党成立了第壹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与设立石化中游工厂。在“十项建设”中，国民党党营事业通过投资石化等建设项目進壹步扩张，[30] 使台湾在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与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存在着既非公营，也非私营的庞大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壹党专制体制下，国民党党营事业不可避免地存在“无偿占用”、“廉价租用”、“低价买進”、“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党政合资办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的企业”、侵占国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等劣迹。尽管如此，国民党通过早早停止从国库拿钱，切实地为放弃壹党专制，向多党制过渡作著准备。在伟人蒋经国带领下，国民党放弃独裁，融入宪政，随时准备作在野党。随着反对党的出现，国库拿钱养党不再可能。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要求永远掌权，声言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代表富人的共产党不可能再号召暴力剥夺富人了，但却坚持意味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共产党之名。在二十壹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利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正向亿级迈進。庞大共产党不受制约，不断扩张规模，寄生于国库，吞噬国民财富，要求永远执政，不容反对党出现，决心将壹党独裁坚持到永远。共产革命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扫除剥削压迫，造福穷人。在二十壹世纪谁都清楚，革命并未扫除剥削压迫，也未造福穷人，只是换了共产党人当富人，国人的贫富差距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如果说穷人的日子比革命前好了，那不是因为革命，而是拜了科技進步之赐。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生活的改善更大。中共建国前三十年打社会主义改造旗号将百姓私产充公，变成所谓全民公产，后三十年又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把全民公产化为私有，让红色家族变身巨富，这就是共产革命。

革命还导致全民精神堕落，中共在中国实施愚民洗脑，以及各种血腥政治运动摧毁绝国人的传统道德根基，将国人变成仇恨狂，斗争狂，摧毁了国人的道德心，同情心，爱心。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共为维护统治需要，推动极端自利和享乐主义。官场功利，学校功利，医院功利，甚至清静的寺庙也不能幸免。在官场，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不关心政府债务，不关心环境代价。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裸官”，家人财产早已转移国外，获取了外国居留权，准备捞完最后壹把移民，哪怕离开后洪水滔天。在学校，教授、学生急功近利，以权力金钱衡量成功与否。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大学以为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标志大学成功。知名大学通过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自己跻身世界百强。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壹样，他们忙着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没有壹个教育家。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科院腐败堕落，社科院腐败堕落，北大清华腐败堕落，知识精英们鉆入钱眼，名校热办“总裁班”、“精英班”、“领导干部班”，收天价学费贩卖“硕士”、“博士”、“MBA”、“EMBA”头衔，教授变身老板，忙于要项目、接受赞助，男生不堪压榨自杀者有之，女生陪睡拿学位者有之。在医院，医生掠夺病人钱财，以度医疗赚钱是公开的秘密。此外黑心食品，黑心产品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的“世界奉献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排名榜上，中国人长期名列最后（台湾名列第35名），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无善心的群体。经过几十年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只崇拜权力、金钱，与革命前相比，人民丧失了太多的善良、淳朴、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