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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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左的基本特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4月12日
作者 中国网友
“大跃進”酿成了1958-1962五年时间的全国大范围饥荒，学术界认为共造成了36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跃進”之前的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 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 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农村生产合作为未来的人民公社做了铺垫，也埋下了罪恶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从 12 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即“统壹销售，统壹购买”，农民种什么品种的粮食、种多少、吃多少均由国家统壹制定，除征收粮食外还低价收购粮食并高价返销给农村，相当于控制了农民的饭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壹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 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進的现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壹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壹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壹、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 進”的标志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進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壹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壹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 的有 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 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壹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 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 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 （广西在大跃進前粮食就很紧张，加上农村合作化导致了部分地区缺粮并饿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壹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二、“大跃進”的发动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 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壹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 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進。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進这个词，这是 政治问题。壹反就泄了气，6 亿人壹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進是带有方针性 的动摇和错误，是壹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進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壹反冒進的错误， 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進”的潮头。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 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壹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壹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生肿病 33319 人次， 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钢产指 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 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壹亿。
1958 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進攻”的口号下，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 乱关等现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 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妳 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妳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壹个好名字，包括工 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進壹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 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 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壹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壹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的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其中有 12 个省达 100%。到 10 月底， 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 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壹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 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吃饭不要钱”成为1958年粮食短暂富足期的常态，普遍浪费粮食间接导致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
1958 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壹版显着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 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壹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 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 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 作越做越细。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三、“大跃進”的失败
1959 年 1 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 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進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瞒产私分”现象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1959 年 2 月，《经 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 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2 月 22 日、28 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 八个问题》，决定对“壹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权限。通 过《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 年 3 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壹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 15 省在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实际上，从 1958 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進壹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 积比上年减少 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 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壹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 月 14 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跃進以来的壹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 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 月 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 怀发起反击。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 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進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仅没能纠偏，反而让原本已经糟糕的现状更加恶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壹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 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 个管理区中，有 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 个生产队中，有 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 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和持续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死亡的农民超过壹百万人，反瞒产手段极其残酷，包括松针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粮、扣饭、点天灯、火烙乳头、活埋等。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壹。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 年，国家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这壹年進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 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壹半左右 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8 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 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 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進驻中宁，接管了 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 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
1960 年 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14 日的讲话中提出 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壹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 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四、“大跃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進”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 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壹，八字方针此时 还无法贯彻。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 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 了壹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壹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 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 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 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 年，中国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 326 万吨，相当于壹千万人壹年的口 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壹年進口粮食只有 6.63 万吨。1960 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 年進口粮食 580.97 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 万吨。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 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壹致，真正的调整是在 1961 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 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 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 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 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壹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壹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壹 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 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壹办法执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 中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 2 月 26 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局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 的大约有 2 万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 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 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 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 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妳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 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妳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 在内容！他们都找了妳，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壹片黑暗，妳急什么？”刘壹吐为快：“饿死 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 月 6 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 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 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壹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1963 年－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并持续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非官方观点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是毛为了挽回在大跃進中所犯错误而造成的执政风险，借此搞掉刘少奇。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并不夸张，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都在当年不同程度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造成的死亡、损失迄今无法准确统计，非官方观点认为至少造成了200万人死亡、超过1亿人被整、财产损失五千亿元。
壹、文革前的酝酿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進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壹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進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壹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壹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進》，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壹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壹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着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壹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壹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沈水；用炸药炸死；丢進巖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進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進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壹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壹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壹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四、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壹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壹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五、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壹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進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六、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進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时進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壹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進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壹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壹次民主浪潮。
重庆武斗纪实
所谓”武斗“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地方的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互殴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内战，其原因是军队支持壹派或像重庆这样的兵工厂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壹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壹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巖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壹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壹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進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沈，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進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進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壹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進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壹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壹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進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壹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壹、立即停止对壹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進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進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進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壹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進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壹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壹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壹样，分为对立的两派，壹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進壹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壹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壹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壹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壹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壹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壹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壹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壹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壹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壹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或者“清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毛泽东说“党内及群众里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发动群众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壹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進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壹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壹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進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壹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進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壹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陜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壹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陜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
“大跃進”酿成了1958-1962五年时间的全国大范围饥荒，学术界认为共造成了36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跃進”之前的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 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 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农村生产合作为未来的人民公社做了铺垫，也埋下了罪恶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从 12 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即“统壹销售，统壹购买”，农民种什么品种的粮食、种多少、吃多少均由国家统壹制定，除征收粮食外还低价收购粮食并高价返销给农村，相当于控制了农民的饭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壹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 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進的现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壹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壹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壹、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 進”的标志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進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壹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壹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 的有 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 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壹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 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 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 （广西在大跃進前粮食就很紧张，加上农村合作化导致了部分地区缺粮并饿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壹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二、“大跃進”的发动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 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壹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 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進。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進这个词，这是 政治问题。壹反就泄了气，6 亿人壹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進是带有方针性 的动摇和错误，是壹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進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壹反冒進的错误， 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進”的潮头。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 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壹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壹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生肿病 33319 人次， 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钢产指 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 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壹亿。
1958 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進攻”的口号下，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 乱关等现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 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妳 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妳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壹个好名字，包括工 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進壹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 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 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壹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壹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的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其中有 12 个省达 100%。到 10 月底， 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 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壹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 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吃饭不要钱”成为1958年粮食短暂富足期的常态，普遍浪费粮食间接导致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
1958 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壹版显着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 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壹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 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 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 作越做越细。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三、“大跃進”的失败
1959 年 1 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 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進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瞒产私分”现象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1959 年 2 月，《经 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 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2 月 22 日、28 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 八个问题》，决定对“壹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权限。通 过《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 年 3 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壹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 15 省在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实际上，从 1958 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進壹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 积比上年减少 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 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壹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 月 14 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跃進以来的壹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 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 月 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 怀发起反击。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 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進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仅没能纠偏，反而让原本已经糟糕的现状更加恶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壹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 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 个管理区中，有 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 个生产队中，有 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 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和持续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死亡的农民超过壹百万人，反瞒产手段极其残酷，包括松针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粮、扣饭、点天灯、火烙乳头、活埋等。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壹。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 年，国家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这壹年進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 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壹半左右 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8 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 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 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進驻中宁，接管了 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 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
1960 年 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14 日的讲话中提出 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壹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 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四、“大跃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進”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 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壹，八字方针此时 还无法贯彻。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 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 了壹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壹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 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 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 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 年，中国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 326 万吨，相当于壹千万人壹年的口 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壹年進口粮食只有 6.63 万吨。1960 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 年進口粮食 580.97 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 万吨。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 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壹致，真正的调整是在 1961 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 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 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 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 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壹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壹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壹 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 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壹办法执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 中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 2 月 26 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局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 的大约有 2 万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 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 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 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 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妳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 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妳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 在内容！他们都找了妳，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壹片黑暗，妳急什么？”刘壹吐为快：“饿死 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 月 6 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 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 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壹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1963 年－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并持续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非官方观点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是毛为了挽回在大跃進中所犯错误而造成的执政风险，借此搞掉刘少奇。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并不夸张，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都在当年不同程度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造成的死亡、损失迄今无法准确统计，非官方观点认为至少造成了200万人死亡、超过1亿人被整、财产损失五千亿元。
壹、文革前的酝酿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進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壹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進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壹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壹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進》，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壹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壹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仿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着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壹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壹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沈水；用炸药炸死；丢進巖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進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進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壹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壹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壹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四、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壹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壹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五、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复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壹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進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六、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進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时進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壹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進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壹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壹次民主浪潮。
重庆武斗纪实
所谓”武斗“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地方的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互殴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内战，其原因是军队支持壹派或像重庆这样的兵工厂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壹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壹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巖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壹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壹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進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沈，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進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進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壹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進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壹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壹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進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壹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壹、立即停止对壹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進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進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進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壹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進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壹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壹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壹样，分为对立的两派，壹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進壹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壹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壹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壹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壹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壹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壹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壹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壹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壹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壹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或者“清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毛泽东说“党内及群众里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发动群众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壹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進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壹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壹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進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壹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進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壹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陜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壹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陜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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