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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习近平执掌中共大权之前，相对的经济自由孕育了中国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刺激了经济发展，使部分民众脱贫致富，从而造就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兴起，促進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继而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推动了民主转型的诉求；正是这壹诉求和非公经济比重的增大以及对资源的掌控，让民企在习近平及中共领导层的眼中成为对其政权构成即时或潜在威胁的因素，从而出台壹系列政策和措施，做大做强国企，严控、打压民企。
　　做大做强国企就是要保证和加强党国对核心经济部门的垄断和掌控，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打压严控民企则是在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与邓小平时代“适当发展”之间寻求的“第三条道路”：既要利用民营经济为党国政治体系“输血”，成为射秽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又要禁止民企主导经济发展，提防拥有了相当政治社会经济资源的民营企业家离心离德，保证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至于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和下行，使得这种提防和打压大幅度加强，其目标是要在习進平时代汹涌回潮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逼退非公经济，迫使其彻底处在屈从、依附、辅助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壹目标，在习近平时代，中共设计了壹整套“组合拳”来打压和控制民营企业。这套组合拳包括直接间接掠夺民企资产、在民营企业派驻党组织、收紧民企贷款、增加民企赋税和向其转嫁国家财务负担、禁止民营企业進入或将其排挤出核心经济领域、控制民企规模及其资本规模、全面掌控民营资本介入的舆论平台、打击为民营企业维权的人士、控制社会资本流动、国有化资本大鳄、限制民企海外投资转移资本、借中美贸易战限制民企发展空间、借企业“原罪”罗织罪名迫害民营企业家，这些措施已将中国民企逼到险境。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曾希望中国被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后会逐渐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然而这壹希望落空，导致壹些学者得出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结论。 西方国家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前过早准其進入自由贸易体系，而中共党国体系始终主导、垄断经济发展，民营企业无法跳出依附权贵的陷阱，实现自由发展，导致中国难以出现法治基础上的真正市场开放和市场经济，目前习近平政权对民企的打压和严控使得这壹前景更为暗淡，因此中国人的民主梦更多的蒙上阴影。
　　本研究报告试图解释中共对民企的天生敌意和矛盾，分析习近平政权做大做强国企、打压严控民企的新战略和措施，评估民企面临的艰难困境；本报告认为在中国目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民企除其本身需抱团维权自救找到出路之外，外部压力、尤其是美国通过贸易战迫使中国真正开放市场也将给民企带来机会，而民企权利意识的觉醒或将引发壹场悄悄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奠定基础。

民营企业在中共左右摇摆和前后矛盾的政策之下艰难起步，渐渐发展壮大, 促進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据中共官方2018年9月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总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另壹个数据也表明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中国壹共有3000家民企销售额在20亿元以上，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的估计有6000家。
　　 此外，80%就业和90%新增就业也是民企创造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民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企的发展主要凭借壹度相对的宽松的政经环境、全球化促成的国际经贸和产业机遇，但更多是相对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力量，以及因此而激活的企业家勤奋、开拓冒险精神、敏锐的商业触觉、高效执行力灵活的决策、激励机制、外企合作示范等。除此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企通过依附体制内权贵，建立特殊政商“关系”，从而得到政府扶植而迅速起步和发展。
　　另壹方面，民企数字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激增也表明中国民企生存环境正在恶化。据中国经济学家宁越教授分析，中国民企为了避开老企业现存的负担和风险，往往通过增设更多新企业替代，规避风险。如2015年，民企遭到习近平政权打压严控，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大量民企倒闭破产，与此同时，新企业数量急剧上升，新登记注册企业130万家，增长21.6%，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此外地方政府搞 “双创”活动，也对民企数量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十分诡异，让西方观察家不得其解。 民企的壮大和民营经济份额增长及其与国企的竞争让中共不安，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趋缓和下行凸显了这些矛盾，中共在胡温时代就开始采取国進民退的措施，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企打压加剧，导致大量民企破产，资产被夺，利润下降，税赋加重，民企只有通过撤资跑路寻求自保，造成大量资金外流的现象。
　　长期以来，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腐败严重，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的国企报告，2001-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为负。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国有企业利润出现了持续性负增长，很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习近平政权为做大做强国企，对国企的扶植和对民企的压制是同时進行的，从2016年起，采取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环保整治风暴，用行政手段将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限产、停产、关停，仅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已经关停了所谓“散乱污”企业近20万家，其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其业务被国企大公司接管；很多污染严重的大中型国有化工厂、热电厂、钢厂等却没有受到环保风暴的影响，而是那些民营纺织、染厂等小企业成为关闭对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聂辉华认为：去产能、去杠杆对民营企业伤害最大，“因为去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例如，2017年，仅仅浙江木作工厂就被关停了377家，搬迁140家，签订搬迁协议54家，断电1631家。2577家”三无”企业全部关闭。 广东木作工厂关闭623家，搬迁265家、断电4263家。所有“三无”企业九月将全部关闭。此举造成大量失业，原材料价格飙升。 民企被以种种借口清洗出局之后，国企、民企的利润出现两极分化。如：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45.1%，远超民企11.7%的利润增速。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1.5%，民营企业仅仅增长了10%。 72017年，全球最大原铝生产民企中国宏桥被迫减产百分之三十，去掉268万吨的铝产品产能；而被称之为“亏损王”的国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多年亏损，2014年壹度亏损达162亿元，2017年半年度却实现净利润7.51亿元，利润飙升了1006%。 其他很多长期亏损的国企也出现突然逆转，获得大量打压严控民企的红利。尽管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在2018年上半年只上升了3%，国有工业企业总体利润同比却增加了32%。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了8%，而民营工业企业的利润只上升了10%。 92016年12月中共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年1至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解读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准；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2018年前7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同比增速分别是21%、15%和13%，都高于民营工业企业10%的利润增速。
　　在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壹方面高喊对民企纾困，但另壹方面银行表内外信贷、地方债融资，政策支持力度历来严重歧视民企；例如，中国媒体最近报道长期效率低下的壹汽获得银行壹万亿授信，而民企纾困只投入十八亿。 另外，过去几年中，中共通过扫黑除恶，建党到民企，分享经营管理权和发展红利，税务稽查风暴，社保检查浪潮，环保壹刀切风暴，股票质押爆仓，银行收缩贷款，去杠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等等壹系列做法，使民企陷于险境。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民营企业家信心大幅下降，超过30%的民营企业家打算移民国外，大量私人资本逃离中国，仅仅在2015年12月份就有17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出中国。 尽管习近平政权严厉控制资金外流，2017年资金外流量下降67%， 但是因为流出的渠道和方法多样化，大部分是地下资金和秘密转移，所以实际上流出的资金要大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
　　为什么中共要采取做大做强国企，打压严控民企，让中国民企几乎失去生存空间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共理论和行为的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皇权统治的悠久历史，中国传统上歧视商人、企业家这壹阶层和职业，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中, 士最贵, 农次之, 商最低, 致使轻商观念根深蒂固, 工商人士长期被社会歧视。在上世纪的共产革命中，中共将传统文化中对商人的歧视与马克屎主义理论对资本的批判合二为壹，使中国企业家阶层遭受了罕见的灾难。
　　1. 消灭私有制是中共践行马克屎主义的理论组成部分共产党的精神教父马克屎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壹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冲突历史观。到了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壹句话：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是中共剥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私有财产的理论渊源。这个理论在中共建党之初就被奉为真理并付诸实践。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割据政权建立之初，就对包括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壹切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進行了财产剥夺，随后还发起了所谓的“土地革命”等壹系列剥夺有产者的运动，为中共在建政以后剥夺私有财产积累了经验。
　　2. 毛泽东针对民营企业的策略：逐步消灭毛泽东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忠实信徒，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来推行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据统计，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运动多达52次。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民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干脆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1 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各项运动式剥夺，都是“消灭私有制”的政治实践，最终改变了生产关系，变私有制为所谓的公有制并把中国经济拖入了泥潭。
　　在1980年代以前，为了维护计划经济，民众的个人经商和生产行为被视为“投机倒把”
　　，很多人因此被判刑，甚至有人被枪毙。即便到了1982年实施改革开放三年后，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仍有3万人；投机倒把罪直到1997年才被废止。
　　3. 邓小平时代针对民营企业的策略：适度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是狂妄型的共产理想主义者，那么邓小平则是壹个维护中共政权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时代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灭绝几乎断送了维持其政权的经济基础。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不得不选择给民营经济谨慎适度松绑的道路。
　　当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出现的时候，邓小平的批示是“先不要动他”
　　。“动”字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他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民营企业家。邓的意思就是允许实践，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 2 “先不要动”既可以理解为等等看，现在不要动，“以后可以动”，这就为以后可以动埋下了伏笔；还可以理解为现在不要动，以后也“不要动”。
　　在邓时代以及延续邓小平政策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认识上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壹次是从“资本主义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补充”到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民企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坚持射秽主义制度，中国经济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共壹直“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3 而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仅起补充作用，这样的基本经济格局和法律规定从未改变。
　　因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难以直接获得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始终没有摆脱附属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死存亡、兴旺衰落都在中共党国的掌控之中。这样的境况造成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与中共政权的深层矛盾。
　　在这壹时段中，尽管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而没有向政治层面转化。他们在政治方面持谨慎和低调态度，并不直接提出政治诉求和参与政治，而是通过选择和依附体制内“关系”即代理人来争取权益。民企和民营企业家这壹不满和依附行为的双重性，造成他们壹方面同情政治改革支持公民社会，壹方面利用金钱腐败寻求体制内代理人支持、帮助其发财致富，或保护其资产不被竞争对手、其他利益集团和政府侵吞。另外，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第壹桶金”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脱不开的关系，构成其“原罪”，其实，所谓的“原罪”很大程度上为被制度所逼，因为政治上的壹党专政，经济上的双轨制，不可能让民企在法治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发展，壹开始，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地位都没有明确保障，所以很多人只有通过建立特殊的政商关系，才能获得政府掌控的大量资源和政策扶持，或减少税赋和其他苛捐杂费，以及各种经营许可证得以生存。这样的政经生态使众多民企参与了制度性腐败，更有甚者成为政治现状的维护者。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中允许民企发展的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逐渐给了企业家相对的自由，让壹大批优秀企业家浮出水面。按照企业家出现和发展的时间，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壹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壹代企业家如牟其中、柳传志、鲁冠球、年广久等人，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壹开始也大多带着“红帽子”，其中壹些是中国权贵的同路人和受益者。
　　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前途。大批原来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受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被当时经济发展的浪潮吸引，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标志着中国進入大面积催生民营企业家的时代。“92派”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在“下海”進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文化、科研机构任职。
　　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因特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留学生的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
　　柳传志曾经这样总结三代企业家的成长之路：第壹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第二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管理风险，第三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风险。 4 事实上，在习近平时代，所有民企和民营企业家都面临生存风险。

胡温时代，随着民企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中共开始意识到民营企业继续发展有可能会给中共政权带来冲击，于是便开始小范围地尝试对民营企业進行控制，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国進民退”的开始。2004年铁本被勒令停建，2005年陜西民营石油国有化，都是“国進民退”的先例。这是第壹波“国進民退”，算是小试牛刀，其特点是针对个别民企的“点”退。2009年从山西开始的全国性的煤炭重组，形成了壹种行业性地“国進民退”。
　　这是第二波“国進民退”，算是進壹步推進，其特点是针对某些重大资源型行业的“线”
　　退。
　　有学者指出了“国進民退”的动因、危害、根源和目的。其动因是，“国進民退”符合权贵资产阶层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权贵资本直接或者间接操控下展开的，它给有关的国有企业及其裙带关系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并将進壹步诱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大的热情去推动国有化進程。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壹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二是削弱了民营经济，损害了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三是给国民经济埋下隐患，酝酿了更深刻的社会危机。
　　其理论根源是“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推行“公有制”，实现“共产”。说白了，就是抢夺私有财产为权贵集团所用，这就是中共推行“国進民退”政策的真正原因。

打压严控习近平上台以来壹直在开历史倒车，从其政策思想脉络和实践来看，大有退到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起跑线后面的趋势。
　　1. 提高党国国力争霸世界的需要许多人对习近平千方百计打压严控民企的行为感到不解。实际上，从习近平2013年在12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政治讲话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习近平在壹般性发言之后，出人意料地来了个重大转向，特别强调“国家竞争力”，并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以后中共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发展壮大党国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是中共的壹贯方针，旨在巩固壹党专政，建立红色帝国，争霸世界。毛泽东当年为了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不遗余力地通过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大跃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将全国私营企业和私有资产党国化，迅速提升（党）国力。而习近平极力效仿毛泽东，要实现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美国争霸世界主导权，而国有企业是党国经济的核心载体和支柱，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所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成为习近平的主要战略。 在2016年10月10日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射秽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壹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壹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壹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2016年7月4日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称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并且强调说，“要加强和改進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西方常常对中国的国企有误解，以为它们真是国家所有，殊不知在中国，国有即党有、党有即官有。所有的国有资产都是党产，为中共政权和中共金字塔顶层的极少数人服务的。
　　对国有企业地位的加强，实际上就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由于改革开放40年，民企在政策的夹缝中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开始在经济上动了效率低下国企的奶酪，威胁到国企的利益。打压严控民企，推進国企对民企的抢收强购、吞并重组，進壹步加强国企对资产资源的高度垄断，通过大资源、大联合、大配置使得国企形成规模竞争能力，使之在国际争霸中为中共服务。
　　2. 消除党国执政安全隐患：政治风险另壹方面，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改变世界的有以下五种力量，即：宗教、行政、资本、舆论、智库。 4 这五种力量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其中，宗教是国家精神的源泉，行政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舆论主要是大众意见，智库主要是战略和策略研究，而上述四种力量又都需要资本作支撑，作为资本来源的民营经济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原动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营企业家对宗教、行政、资本、舆论、智库这五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相互关联也越来越强。这也是中共统治者对于民营企业家最忌讳的壹点，因为民营企业家代表的是资本。前面我们提到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壹直处在极度矛盾之中：壹方面，如果消灭了民营企业，中共就会害怕失去维持其政权的重要经济基础；另壹方面，如果任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共又会害怕民营企业的崛起动摇中共政权。随着企业的壮大，民营企业家争取规则的制订权和政治话语权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很显然，这就会对中共的统治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是中共统治者的壹块“心病”。
　　而且在中国的特殊的国情之下，成功民营企业家利用各种政治光环，在政治关系中寻租或获取政治保护伞，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开始认识到制度缺陷是其发展生存的瓶颈，他们的诉求逐渐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转化，从过去寻求体制内代理人到开始直接支持参与和介入维权，提出政治诉求和公民权利诉求。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企四通集团公司创始人万润南用2万元借款起家，1988年营业额达8亿， 1989年民运期间积极支持和引导学生抗议，并推动召开壹次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消除军事镇压威胁，被中共当局列入〝六四黑手〞名单，被迫流亡海外。IDG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与许志永同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壹；王功权开始推动教育平权，旨在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又出资出版影响很大的《公民社会评论》，并公开与许志永、徐友渔等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2013年，王功权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
　　另壹位民营企业家勾洪国是北京澳客筑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莱辐烯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积极参与中国民主转型运动，资助和组织各种维权活动，2016年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复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彭明是更早的壹位参与政治的成功民营企业家。他曾担任多家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彭明1998年创立有万名成员的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旨在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发起讨论中国敏感政治问题，遭到中共查抄，并被勒令解散，彭明被迫而流亡美国，继续推动中共政权更叠。2004年彭明在缅甸被绑架回中国，“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彭明先生无期徒刑，2013年死于中共监狱。
　　2013年以来，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了所谓中国“送饭党”，即为中国的良心犯、陷于囹圄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支援的壹个群体。他们通过因特网和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对选定的良心犯家属進行捐助。
　　中共最担心的就是民营企业家有组织地集体叫板、上书干政，因为企业家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强，有可以掌握和调配资源来收买和影响权力，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对民营企业家的防范心理超过了对其经济贡献的考量。
　　3. 消除党国执政安全隐患：经济风险中国民营企业掌控数百万亿资金资产的资源，尤其是民营金融大鳄每个人都掌控海量金融资源，由于中共对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抵触，在重大问题上，中共以所谓“政治规矩”治国，而民营企业家阶层不是“政治规矩”的忠实遵守者，随着他们财产的增加，对其控制变得困难，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操控的资金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不主动配合中共对经济的计划性，在中共看来，某些情况下，甚至足以“搞乱”金融市场，引发金融风暴。
　　习近平上台之后，沿用了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抢夺侵吞了民企财产的做法，通过反腐运动重点打击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民营企业富豪大佬们，其中包括金融大鳄肖建华、盘古郭文贵、股神徐翔、安邦吴小晖、平安段伟红、华信叶简明、娱乐“豪门” 范冰冰、海航王健、万达王健林、京东刘强东等人。万达、海航等公司都被迫廉价变卖海外资产，将现金转回国内。阿里巴巴的马云被迫交出其网络金融业务，主动退休。这些都表明中共即使允许民营企业在壹定时间内继续存在，但不再打算让政治上不是绝对可靠的民营企业家继续扩大规模。正如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奥佛霍尔特所说：“习近平政府正吞食私营部门，而这些部门实际上位中国带来好处。私人部门不仅缺乏所需的资金，国有企业还正在吞噬他们。这背后的想法是，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壹旦拥有这些大企业，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取得更多控制……如果中国政府从对国有企业和法院的直接控制当中退回壹些，将会对经济、习近平的自信和法治带来好处。相反地，我们看到的是壹个在各个层面上，都要确保其政治掌控力的政党。”
　　4. 原教旨主义和现实政治的需求习近平主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射秽主义基本性质不变，民营企业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成为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壹部分，参与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向更高级的射秽主义形态过渡。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屎主义真理力量”。可见，习近平信奉《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原教旨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并没
　　有改变。 只要中共当权者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对其政权构成了威胁，就会对民营企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遏制这种势头。其实，在这次集体学习之前，中共的专家就已经开始了理论预热。 因此习近平牵头的这次学习既可以看作是对前几年中共控制民营资本的壹次理论升华，又可以看作是后来進壹步控制民营资本的壹次理论引导。
　　不过，不管理论多么有诱惑力，中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改革开放已经历三十多个年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進展。中国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率占50%以上；GDP贡献率占6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占70%以上；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者就业；企业数量占了90%以上。 民营企业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共在对待民营企业的策略上无法采取壹刀切的简单处置，既不能使用毛泽东时代的任意“消灭”策略，也不再允许邓小平时代的大尺度“发展”策略。对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既要保证民营经济为中共政权持续输血，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证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会突破中共有效掌控政权的“临界点”，这个方式就是“控制”其发展。这种选择，是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为了维持其政治统治，保住政权，中共所能够接受并采用的“效益最大化”的壹种策略，那就是在毛邓之间选择壹条“中间道路”，也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射秽主义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中间道路”实际上是在打压严控的基础上实施的。在习近平坚定做大做强国企政策的鼓励下，中国“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引起民营企业家惊恐，普遍认为中共要对民企和民营经济下杀手，导致众多的企业家纷纷关闭业务，仓皇出逃，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
　　2018年10月左右，这种惊慌的严重性和广泛蔓延让习近平不得不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以避免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局面出现。习近平清楚地认识到壹旦民营经济崩溃，中共的执政基础及其合法性将会动摇，为此，他在短时间内口气大改，数度喊话安抚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给他们吃“定心丸”。2018年11月1日，他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出台壹系列措施为民企纾困，其中包括减税，宽松融资，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此后，中共法院也声称开始平反民营企业家的冤假错案，但是只占冤假错案中的极少数，只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完全没有保障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任何系统性举措，因而只是壹种欺骗性策略。

随着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它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让位于对中共统治的潜在威胁，而成为中共政权的主要考量。为稳固中共统治政权，实现红色帝国梦，习近平必定会不惜壹切代价压制民营企业力量的扩展，利用做大做强国企来夯实其永久执政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可以沈迷于埋头数钱、在商言商的日子已经结束。当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基本被证实，当刘强东声称共产主义将在这壹代人实现，当马云的支付宝的网络支付被迫“网联”化，当“混合制经济”的锣鼓越敲越响，各种税负隐性费用越来越高，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遍地开花，即使是较为迟钝的民营企业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生存危机的临近，甚至有人预估第二次“公私合营”将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厄运。李嘉诚敏捷地抽身跑路、王健林、吴晓辉自投罗网、王健等人的神秘之死、肖建华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灭顶之灾等案例更证明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黑暗时刻已经到来，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正在成为壹个壹个“高危职业”，据统计，2018年A股上市公司有603名董事长辞职，19名董事长跑路，30余名被捕或立案调查，多名董事长自杀。
　　身陷复杂而严峻的时代棋局，意识和感受到危机来临是壹回事，正确地处理危机、避免成为俎上之肉则是另壹回事。清楚地认识到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化解它的第壹步。
　　习近平的政治倒退、改革停滞、剥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倒行逆施是引起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恐慌和反弹的直接原因，但在这场历时倒退中，中共善于使用“退两步進壹步”的策略。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为了平息恐慌，稳定民营经济，又企图使用中共惯用的手段愚弄民营企业家，通过给他们吃所谓的定心丸、打强心针来为民企“纾困”，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6个方面政策举措：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加注）。这些举措似乎在帮助民企，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性缺陷却壹句未提，回避产权概念和公平市场地位，回避壹党专政、射秽主义制度和民营经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意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不放弃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理论，不从根本上扭转国進民退的政策，不约束党国各级权贵的绝对权力，不结束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建立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治环境来保护私有产权和保障公平竞争，民企的快速衰落、民营企业家暴力出局是不可避免的。 1所以，国民营企业家需要反思：中国权贵者与企业家的结盟关系，并非壹种可以持续的常态，而是壹种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例外。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的壹切——企业生存发展、财富资产多寡、个人人身安全、命运前途 ——均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只要中共继续垄断资源、实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经济双轨制，民企永远只会在夹缝中生存；只要拒绝法治中共政权在，所有人的财产权利及人身自由都是可以被非程序化剥夺的。有鉴于此，民营企业家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解决财富保全、企业生存和发展问题。
　　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民企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都需要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社会责任，寻找自己及企业的救赎之路。
　　现实已经证明，中共政权的理论思想指导和资本属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历史的殷鉴不远。在显性和隐性税负飙升、行政性关卡壁垒重重、官员贪腐猖獗、企业成本已达不可承受临界点的生态环境下，民企的生存环境正在急剧变差。尽管资金外逃势头不减，但民营企业家不可能作为壹个整体“跑路”出国，而且中共对此已有应对，两年前开始严格收紧对资金外流的控制，中国的护照审批和出境控制也在趋于严格，因此中国“资本家”的资产、权利保卫战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民营企业家可以自我救赎、并通过社会和外部压力改变生存环境。由于体制之恶是置民企于险境的根本原因，提倡和促進中国的政经体制实质性改革即成为彻底纾困脱险的唯壹出路。
　　1.增强权利意识和使命感，壮大公民社会首先，加强民营企业家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意识，积极推动真正的法治社会，才能打赢这场民企保卫战。
　　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人格完整、生命权、不受歧视，还包括隐私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包括被告人权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正当，还包括参与公民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申诉权、选举权等。
　　在中共体制下，民企首先面临存在和经营合法性问题、其次是政治、经济、司法、金融歧视、不平等待遇、重税费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参政议政等各种权利，而生存权则是民企平权的当务之急，这些权利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以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确定和保障下来。
　　201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民营企业家最在乎的无外乎两个权利，壹是人权，二是产权。所谓人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置人，产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罚甚至关闭壹家企业。这两点，是基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壹些举措实际上是动摇了这两点。”
　　因此，民营企业家应该公开呼吁，确保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公民权利不受侵犯，防止政府滥权，争取税负、金融等政策的合理公平。民营企业家应当利用壹切渠道维护自己这些公民和政治政治权利，并采取联合行动。
　　毕竟，壹个企业家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束手待缚，在专制政权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阶层必须认识到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自由作为壹种生活信仰，与近现代工业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促進。多数国家的历史表明，在建立现在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和资产者作为壹个阶层或者说壹个阶级，总是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我们无法想象壹场被工商资产者阶层广泛抵制的革命会成功地促進现代社会的文明与進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运动、民主变革，首先应该是资产者的责任。而资产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动力，具有丰厚的资源和优秀的组织能力，概言之，这壹阶层不仅应该承担推动自由的历史责任，也有能力参与这壹伟大的变革。在中共的官方理论中，长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代名词，这壹定义虽有偏颇，却大体说明了资产者阶层与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关系。
　　2：承担社会责任集体发声抗争当民营企业家认识到制度缺陷是其发展生存的瓶颈时，其诉求应当逐渐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转化，从过去寻求体制内代理人到直接支持参与和介入维权，提出政治诉求和公民权利诉求。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推动国家進步，民族兴旺、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精英、掌握大量政经资源、社交人脉，享有名望，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民营企业家更有义务为己为人发声，变革图存。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有担当的工商人士，他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口，挺身而出，上书干政，为社会進步鼓与呼，尤其是清末掌握相当的经济实力的中国实业家们，当掌权者逆潮流而动，将国家推向黑暗的时刻，他们开始大胆维护自身权益，保路维权，参政议政，广泛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站在革命阵营壹边，募集大量资金，支持改朝换代。政府则以软硬两手来应对，壹方面授爵位和政治通路笼络商贾，另壹方面打击镇压，这时候，壹些中国实业家展现了他们的历史担当。
　　比如，1899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策划立皇太子，以便废除因戊戌变法失败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上海企业家经元善办实业建女校做善事，在清末工商界有良好口碑和影响。他拥护维新立宪，反对慈禧守旧倒退。1909年1月当他收到立储电诏后，立即草拟了壹份反对立储、要求光绪亲政的电报，并号召上海、江浙工商界、慈善界人士联署。1231名绅商联名通电向政府请愿；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布告各省公启》，呼吁全国反对抗争，号召工商界集体罢市。随后各省反对通电纷纷而至。荣禄怒斥其胆敢妄言干政，要将其杀头。在经元善被迫逃亡澳门期间，他还投书要求“速解党禁”，再行变法维新，救国救民。经元善完全可以闷声当官发财，但企业家的历史责任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梁启超称其“气贯云霄，声振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
　　清末中国各地民间商会在“保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接促進了体制的变革。在清地方政府征收高额牙帖税敲诈勒索民企时，商会联合行动走向社会力陈商困，成功地废除了这壹税负。在保路运动中，全国各地民间商会壹马当先要求收回路权，再集资兴办铁路，继而反对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民营铁路收为国有，卖给外国以获得贷款。1906年11月，江苏铁路协会率先喊出争路权即争人权的口号。四川保路运动，直接成为武昌事变的导火索。而在辛亥革命中，众多的工商人士为革命筹款，有的直接参与革命。如上海商业总会成为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堡垒。
　　从历史经验看，保路成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将自己“保商”的利益诉求提升到人权诉求，并走向社会，诉诸于社会，动员各方力量合力促成的。
　　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寻求建立社会同盟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其他阶层迅速结盟更为重要。
　　长期以来，在法治、人权等领域，资产者处在壹种矛盾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法治却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权、厌恶意识形态宣教却又对普世价值缺少实质性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维权者大体上采取了壹种漠视的态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孤身奋战。而在权力与资本的暂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 这壹方向将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国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任何社会转向的完成都需要时间，这壹点会误导被剥夺者，让他们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却也会同样制约统治者，再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壹夜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候甚至玩“退两步進壹步”的把戏，让壹些被剥夺者认为“狼来了”
　　的警告不过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壹场与时间的赛跑，首先是对中国资产者阶层政治判断力的考验，然后才是与智慧和行动力有关的较量，中国资产者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和目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人们会错误地认为，在社会各阶层形成自由联盟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扮演的只是赞助商角色，其实，在民主变革中，他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就行动来说，这是壹个具有活力的群体，而且他们在与权力结盟的过程中，对这个政权内部的了解也多于壹般社会底层，不仅如此，他们创造就业，繁荣经济，掌握资源，因此，来自这个阶层的挑战，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价值。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传统皇权统治和列宁主义的独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压社会、维持统治上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清醒的整体自我意识，而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民间力量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力量并不弱小，却总是分散的，在中共长期致力于消除成熟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民间抗争大都具有自发性和被动性，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抗争可以被事先纳入有效的维稳模式的防范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对各阶层利益的非法剥夺，就需要破除其对单独个体、各阶层抗争的分割；被动和自发的抗争，无论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壮，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带有清醒政治意识的联合行动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争者都需要做壹些基本功课：首先增加对同盟者，增加对镇压者和镇压方式的了解……然后，大家会明白怎么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
　　此外，尽管中共专政政治治理架构有韧性，习近平仍能掌控大局，任何有组织的抗争和结盟都会受到严厉打杀，但铁板壹块的中共壹元化领导已经出现裂缝和众多不稳因素，民营企业家有可能在现有政治框架下，抱团自救，集体发声，公开参政。
　　比如全国工商联共有会员471万多个，其中企业会员260万多个，团体会员6万多个，个人会员205万多个。行业商会和地方商会复盖全国。虽然工商联是政府NGO，但是这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来发声、叫板习近平的好平台。近年来，企业家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数量也在增加，2018年共有153名中国大陆的有名企业家，分别占两大会议的2.7%和3.4%而至少有402名新壹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企业家，占比13%。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报导指出，至少有402名新壹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企业家，占比13%。 2中共每年都喊减税，但民企的税越交越多，核心是权力没有制衡和约束，利益驱使各级政府明降暗升，降少升多。实质性减低企业税负废除不合理隐形行政税费直接关系到民企的生死存亡。民营企业家应当以此为议题，利用工商联平台，落实民企纾困减税措施。譬如，力争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税等降低到发展水平相同的国际水平；废除增值税留抵税款制度，已留税款全部以退税方式返还给企业；废除苛捐杂税，将隐性费用显性化，公开透明。
　　现在是中国私有资产者——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的重要关头，需要以属于自己群体的历史视野和责任、 使用其他民间阶层所没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资源推动進壹步市场化、法治、政治层面的变革，与长期孤独奋斗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社会底层抗争者联盟。政治层面的变革应该成为他们的根本理想和自觉行动，让中国资产者阶层—资本家--作为壹种非从属、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站在历史面前。
　　3：因应贸易战，勇敢面对挑战与机遇美国于2017年8月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调查，启动对中共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调查，重点调查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進技术”等议题。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签署行政命令对从中国進口约2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中共的宣传机器把此次贸易战说成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严重失衡赤字增加、美企业不能与中国企业竞争引发的，但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民族复兴。中共完全否认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反而将责任推给美国，认为贸易赤字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造成的。中共2018年9月份发布《白皮书》，否认了其在涉及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政策方面存在问题。
　　实际上，中共在美中贸易上利用美国的善意和自由经济体系，占了大量的便宜，过去10年里中共从美国市场赚取了3万亿美元，从1985年以来贸易顺差近5万亿美元。而中共并没有和民企以及民营企业家公平地分享这些红利，后者得到的仅仅是个零头，大部分被中共享于国内维稳国际扩张、军队现代化和做大做强国企了。
　　美国因中共偷窃美技术和IP每年损失达2000亿到6000亿之间。尽管美国壹再努力与中共接触，国际社会也对北京的技术转让政策发出警告，但中方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应，根本没有改变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这类不合理行为仍在继续。
　　壹些中国人认为偷窃技术是国际潜规则，每个国家都间谍行为，商业性质的间谍行为在国际间也属”常态”。利用国家机器大规模窃取商业机密为国企牟利服务绝对不是常态，而是极权政权的专利。这样的不公平做法破坏了现行的贸易规则。
　　不公平贸易不仅伤害美国企业和工人，也伤害中国民企和中国工人。不公平的贸易使民营企业家更容易遭受中共极权政府的剥削和压榨，让他们不能自由進行贸易，自行决定经营，随意使用手中外汇，处处要受阻于各种各样的非贸易壁垒，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大部分被政府拿走。
　　通过窃取技术和商业机密、征收高额关税，设置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等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违法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破坏了其取消关税的终极目标，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譬如中共征收進口药品的高关税，使得老百姓无法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实惠而健康受到影响。美中贸易战刚开始时中共即对進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目前中国工人享受的双休，也是美当时坚持中共加入WTO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中共的贸易战将迫使中共开放市场。中共2018年11月已向美方提交壹项计划，对美国作出140项让步，包括开放市场，尤其是长期为国企垄断的中国42万亿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开发和竞争壹定有利于民企的融资，从而改善其生存环境。在G-20会议上，中共進壹步让步拟進口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大宗美国产品，解决强制性技术转让、IP盗窃等问题，重审高通收购恩智浦案、放宽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的合资要求，开放其他被国企高度垄断的电力、能源等领域，这些领域中国民企也是被排挤的，美中企业家的利益在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降低关税、减少行政性干预和税费、享有更多经济自由等众多领域是高度重合的。
　　事实上，中共统治之下的对外贸易不公平同时伴随国内市场的不公平原则，根本上说，市场需要公平和法治，这才是对企业家来说最珍贵的元素，贸易战可能给壹些民营企业带来短期的压力，但长远来说，贸易战可能为企业家带来真正的历史机遇，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不是党国经济的附庸。在法治环境下，企业独立经营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在中国，即使华为这样的企业，事实上也是权力的附庸，即使在技术上有强大的实力，最终也会因为政治因素的卷入使之无法真正成为壹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反受其害。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越大，中产阶级就会越多，公民社会就会越强大，政治自由也越大，政治权利越有保障，宪政民主越容易建立。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根本，是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的壹部分。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会为实现宪政民主政体奠定良好的基础。
　　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此应具有战略眼光，不要把贸易战仅仅限于贸易逆差和窃取技术，而应将贸易战当政治战来打，推动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迫使中共放弃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努力帮助中国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壹旦中国经济基础发生这样的改变，民主转型也就具备了基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对西方民主国家就通过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开始将中共接纳進其自由贸易体系，随后又在2001年2001年12月接纳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国。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曾期冀中国被纳入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体系后会逐渐实现社会政经转型，然而这壹希望落空，导致西方政治人士和学者得出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结论。
　　实际上，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所犯的壹个主要错误是在中共欺骗和误导下，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前过早准其進入市场经济体系。关贸总协定在批准新成员国时要求计划经济国家做出重大结构性改变，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世贸组织也要求非市场经济国家承诺在谈判决定的期限内成为市场经济。但是中共党国壹党专政制度下，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改革，承诺的市场经济壹直可望而不可及。
　　在WTO的谈判中，中共党国承诺進行结构性改革，在6年的期限内逐渐开放农业、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行业，取消补贴，改革国企管理来确保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在此承诺下，美国市场对中国实行即时地、不受限制地完全准入。其结果是中共党国大占便宜，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5年到2017年，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贸易顺差达4738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设在海外数万家公司向美出口的顺差。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美国还因中共的出口流失了超过300万制造业工作。中共系统性地窃取美国技术和商业秘密，造成每年2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损失。
　　当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畅通无阻，尽情享受低关税、大举赚取入世红利的同时，它自己却利用各种贸易壁垒、非贸易壁垒和高关税,以及各种行政手段故意限制美国产品和公司進入中国市场。中共对美国电影、图书、报刊、药品、汽车、高科技产品、各种金融产品等，均课以高额关税和严格审查，并完全禁止美国因特网企业像谷歌、脸书、推特的准入。即便6年期限过后，中共仍然拒绝兑现承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8月，中共商务部、财政部先后正式宣告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白皮书，正式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但是中共入市17年之后，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仍然没有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中共的大部分承诺都没有兑现。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壹份报告显示，中国迄今为止仍未履行当初加入WTO时的部分承诺如下：
　　世界银行发表的壹项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确认中共政府并未兑现承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继续主宰经济关键部门，政府、大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已产生了既得利益，它阻碍改革，造成国家继续干预经济。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和非市场措施混杂壹起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国企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区分不明确。报告建议中国加快结构改革，建立壹个基础良好的市场体系，国家重点放在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之上，而让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专家认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国有企业来实施党的政策。由于中共内部反对進壹步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以及党通过国企执行其政策的内在政治关系，他们怀疑中国不能完成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共的所谓射秽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大欺骗性，它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这种四不像的经济双轨制从广义上说是指政府控制关键产业，同时在其他产业允许私有企业有限制地進入。在市场的表象背后，是严密的计划性和政治性。
　　早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4年10月24日，习近平指示要“领导班子要把国企做强做大，挡住私有化逆流”；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通过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目前习近平政权对民企的打压和严控，公开将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成壹项重要国策、对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划、调节与控制力度不减反增以及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等等举措，使得中国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壹前景更为暗淡。 4美国政策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市场经济，无论中共给其经济制度打上任何标签，它所推行只是壹种“射秽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的计划经济变种，壹种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比纯射秽主义体制更有韧性和应变能力，从而更危险，必然要与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共从不公平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利用这些收益强化其极权统治，为合法化其壹党专政、回归马克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
　　毫无疑问，中共极权政治下的经济制度违背世贸组织原则和中国入世所做的承诺，而世贸组织目前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机制来防止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美国要么退出世贸组织，要么将中共踢出该组织，要么改组该组织，要么迫使中共党国发生实质性结构变化。
　　习近平打压严控民企、做大做强国企的政策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加大不公平贸易，继续多占美国便宜，更重要的是推迟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发展，造成民主转型的困难，進壹步巩固中共极权，极大提升党国国力，威胁美国的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甚至全方位挑战美国，危害美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
　　虽然中共壹元化领导已经出现裂缝和众多不稳因素，但当下中国专政政治治理架构仍有韧性，习近平仍能掌控局面，他全面打压公民社会, 扼杀民营经济，打造超级警察国家、特务国家。没有外部压力，中国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狭小，有可能完全退回毛泽东极权统治和经济政策。
　　美国有能力给中共施加压力，因为中共手中没有足够的政经和军事手段和筹码来反制美国，中共经济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美国经济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依赖，而且，贸易战造成的心理预期在中国社会会产生巨大影响，贸易战迫使中共留下的出口真空很快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代替，而贸易战会迅速向政治军事领域延展，对中共政权造成更为直接的威胁。所以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很可能推动中国政改和社会良性转型。
　　因此美国应当抓住这壹时机，通过改变中共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最终改变其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考虑以下政策：
　　1. 明确要求中共接受普世价值，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向法治社会转型。
　　2. 明确要求中共進行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市场，马上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市场开放承诺，按照市场化原则对经济体系進行改革，反对对民营企业的壹切不公平和歧视性待遇，迫使国企从垄断和高利润领域和行业退出，彻底废除经济双轨制，让所有企业在相同规则下自由竞争。
　　3. 坚持对等原则，消除制度性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包括对外贸易权，外汇权，审批、经营权以及网络审查和控制。在中共没有实质性减少或消除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之前，利用对等原则限制中共国有企业和产品准入美国市场。
　　4. 重新将人权和贸易挂钩。长期以来，人权是美国外交的核心，但美国1995年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并允许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应赴会人权与贸易挂钩的政策，限制中国以低人权优势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劳工组织调查和督促中国履行劳工、环境保护的承诺，拒绝進口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生产的中国产品。
　　5. 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迫使其放弃其放任人民币贬值的做法刺激出口,并在未来美中贸易谈判中将具体要求中共停止汇率操纵行为。
　　6. 公开明确地支持中国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维护自己的权利，为受迫害的民营企业家提供道义支持，并鼓励他们到美国落地设厂，要求中国政府放松金融和外汇管制，确保中国企业家安全便利地在美国自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