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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前言

本文属于漫谈性质的文章，汇集了不同的农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充份的论述了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

土改的本质

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不仅土地得而复失， 　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渐变为壹种新式农奴， 　　国家则变成新的唯壹农奴主

　数年前，前中国社斗院副院长于光远来香港演讲，题目的经济改革。他说：改革后， 大家生活得比过去地主还好。那时我们在陜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听到此， 我第壹个念头就是：那妳们共产党人当年为什么要搞土改？進而想问：土改自然使地主 和地主的子孙倒了楣，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那农民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终身难忘

　　我曾在我们四川安县的农村当过三年知青，这短短岁月为我壹生留下了许多终身难 忘的回忆，而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而那已是土改后二十年了。不说 农民壹贫如洗，连温饱都未能实现。生产队中除了几家劳动力很强的，其他农民可以说 全年没有吃过几顿饱饭，连裁秧打谷子最吃重的农忙时候，也只能吃半干半稀的瓜菜饭。 在田里劳动时为填饱肚子，他们常摘未熟的豆荚生著吃；挖红薯壹边污壹边吃，吃得满 嘴唇污泥。而农民还告诉我，这日子已很好了。他们是与六○年时大灾荒相比。这个生 产队本两百多人，大饥荒饿死了壹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绝。农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惨 可怖的日子时，仍余悸犹存。

　　那时每个赶场天，在我们生产队通往黄土场的壹个并不很陡的山坡上，总会发现壹 两具倒毙的尸体，都是饿得虚脱了的农民赶场回家，因衰竭无力气爬完这道坡，壹倒下 去就再也站不起来。那条山坡路我走过很多次。每壹次我想到我脚下的路上曾倒毙过很 多饿殍就背心发凉，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听过见过的农民的悲惨故事壹壹写下来，需要写厚厚壹本书。

　　当过知青的人现在回忆起他们的苦日子总是充满自怜自哀，仿佛是世界最可怜的人， 其实比我们更可怜的是农民。当年许多知青面对比我们低下的农民常不免有壹种沾沾自 喜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有时甚至可以用来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农子农孙被拴死在土地上

　　记得有壹次我和生产队队长及队上几个男社员有事上四十里外的县城，因为要上饭 馆，我带了粮票，而农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换饭。我们知青是城里来的，因每年要 回家探亲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调换粮票，但农民没有这种特权。在上街吃饭要粮 票的时代，我们安县的农民出路都是带着大米，用壹块布包了，然后到那种可以换饭的 乡镇小饭铺，用饭铺的秤小心秤个六两或八斤白米换壹碗没盐没菜的白饭。这种大米换 饭的方式只在乡镇小县城通行，在我长大的成都就从未听说过这回事。那次我就想，这 些农民如果要到成都怎么办？

　　这种制度的设计似乎已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农民的 活动范围几乎不超过方圆几十里，最远不过是到县城看病，或到邻近的德阳、绵阳这类 中等城市挑化肥，卖竹编箩筐。到城市生活是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讥笑玩 弄农民的愚昧为乐，现在才明白这种愚昧是因为他们的贫困，以及被强迫隔绝于城市文 明之外的生态造成的。

　　两三年后，知青开始陆续回城。我有个男同学回城时，队上的男青年农民很羨慕他， 说我们这壹辈子只有在乡下完事了，男同学即回答他说，“因为妳们是龙（农）子龙 （农）孙嘛！”话很刻薄，但却是冷酷的现实。

　　壹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实行承包，农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们被 城里人称为“盲流”（现在叫民工）。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种种福利，干的却是城里 人不层于干的脏臭累话路，他们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社会的二等公民。

　　前几日读贾平凹新出的自传小说。作者诉说毛泽东时代壹个陜西农家少年在贫穷， 在城乡分隔的歧视环境中挣扎奋斗的悲哀，令人伤感也令人深思。按那个时代的阶级分 类，贾平凹应该是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政治上的红五类，但是他们未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土改是农民命运的分水岭

　　某日与人闲聊，谈到农村改革，我突发疑问：怎么会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时 已分给了农民，农民连地契都拿到了吗？后来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农民不是拿土地、 拿犁具耕牛入股吗？就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说为集制所有制，社员共有吗？现在 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不是该拿回他们的土地？有人说，土地是国有的。那何时收归国 有，法律依据又何在？我以此询问过许多人，包括大陆的农业专家，但没有人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太大，最好让学者们去研究，但我们却很容易认清这样壹个事实，即土改 前后农民的生态的戏剧性大变化。土改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分水岭。土改前，农民可能没 有土地，但他壹定是自由的，他可以为甲地主做长工，或为乙地主做佃农，也可以不种田到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俭奋斗自己当上地主。在 走投无时也可以去当兵吃粮或落草为寇。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两三年后土 地失去，而且随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 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壹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 尾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在他的《大国寡民》壹书中说，“合作化不久，就是 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藉制度，农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说土改前，农 民是自由民，土改后农民实际已逐渐成为壹种新式农奴，而国家成了最大而且唯壹的新 农奴主，大概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农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农向地主交租，土改后全中国的农民向国家交公粮，不知公粮算 不算地租？

　　　　农民史无前例的被依附于土地

　　中国是几千年传统农业国，以农为本，农民从来是第壹等国民，近代工商业兴起， 务农仍然是不被人看轻的职业。我父亲解放前即因羨慕农家乐壹度萌生过下乡务农的贪 头（幸好未实行）。土改后至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何？ 有目共睹，已不必赘说，总之，如壹九五三年梁漱溟为农命所说，工人与农民“有九天 九地之差”。梁漱溟为这句实话受到周恩来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当众羞辱。

　　土改似乎是壹出黑色滑稽戏，壹个大讽刺，也像壹场大骗局，打着平均地权耕者有 其田的旗号，用暴力血腥的手段无偿剥夺了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富农）的土地，让几 万万无土地的中国农民欢天喜地，但绕了壹大圈，最后竟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兼 并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国农民空欢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描述皇权之强大的 话首次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现实。

　　后来这个大农奴主壹手酿造出惨绝人环的大饥饿，几千万农民在这场人祸中默默饿 死，竟然无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原因很简单，不是今天的 中国农民更逆来顺受，而是当今国家权力之网铺天盖地，密而不漏，为历史所未有。试 问当此现实，中国何处去寻水泊梁山？这场大劫难早已因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土地被无 偿剥夺而成为全体中国农民无所逃遁的宿命。农民从土改中没有得到什么，除了奴役。

横征暴敛

县志是地方志最多的壹种，记载壹县之地理、经政、前事、人物、文化等五大类，细分为地域、气候、沿革、山川、关獈、里甲、圩市、城池、官署、学校、庙坛、亭阁、桥梁、物产、古迹、职官、兵防、食货、户口、田赋、风俗、前事、人物、科举、仕進、封赠、著作等内容。这么多的篇目肯定读不完，所以是选读。因为研究农民负担问题，着重读记载田赋的部份。

清代农民种田要交多少皇粮呢?对此，以广西容县为例。因为容县自明清至民国到现在，其沿革都未有改变，且我能够找到两部容县志，壹部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壹部是壹九九三年《容县志》。关于清代容县的田赋，在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壹田赋》中有详细的记载。清代田赋有实物秋粮米、货币白银两部份，要感知清代的税率，要对大米的价格折算为白银的两，再折算为现代的人民币，需要使用到库平制、市制、国际公制三种计量单位。为方便计算，引用书中的数字全部改用现代记数法表示。各种单位换算包括：1库平斤=596.82克=16两，1两=37.7994克=10钱，1钱=10分，1分=10厘，1厘=10毫，1毫=10丝，1丝=10忽，1石=10斗=100斤，1斗=10升，1升=10合，1合=10勺，土地1顷=100亩，1清亩=0.9216市亩。壹九四九年后，田赋改称为公粮。因为当局推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农民大量的“余粮”，所以统购统销制度下的余粮是田赋的扩张，与公粮合称“公购粮”。当局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也具有田赋的性质。

两部《容县志》里有壹大堆人口、土地、田赋、公购粮等数字，读懂这些数字的方法就是逐项验算。验算完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壹田赋》的计算量与壹个中学生壹个月的数学作业差不多。壹九九三年《容县志》则记载有壹九五零年之后，特别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当局疯狂地搜刮农民的粮食的具体数字。

壹、下则民田的田赋

清代容县有下则民田共161990.629亩[1]，占田亩总数190361.425亩[2]的85%。

每亩征亩银0.009两[3]，共征银

161990.629×0.009=1457.91566(两)(地亩银之壹)

每亩征折色秋粮米0.0428石[4]，每折色米1石折银0.348两[5]，折算为银两，得

0.0428×0.348=0.01489(两/亩)(每亩秋粮米折银之壹)

共征秋粮米

161990.629×0.0428=6933.1989(石)(秋粮米之壹)

秋粮米折银

6933.1989×0.348=2412.75322(两)(秋粮米折银之壹)

折色秋粮米1石科里甲、均徭、驿传、兵款(四差银)0.314两[6]，征银数为：

0.0428×0.314=0.01344(两/亩)(每亩四差银之壹)

共征银

161990.629×0.0134392=2177.02446(两)(四差银之壹)

折色米1石加征胖袄、鱼线胶、药材、翎毛、铺垫、水脚银0.00813两[7]，征银数为：

0.0428×0.008133=0.00035(两/亩)(每亩加征银之壹)

共征银

161990.629×0.00035=56.38771(两)(加征银之壹)

附：康熙五十年，容县丁人数4867.8丁，征丁银1031.278两。之后实行摊丁入亩政策，雍正五年奉文将丁银摊入地亩内征收，丁随粮纳，计每石民米该占丁0.727丁[8]。

如何丁银1031.278两摊入地亩内?按下则民田的折色秋粮米肯定是民米，共6933.1989石，折丁数为

6933.1989212×0.727=5040.4(丁)

又每丁征银0.21186两，得丁银数为

5040.43562×0.21186=1067.86669(两)(唯壹的丁银总数)

此数比1031.278两多36.58869两，无法再考究为什么有这壹差异，但把下则民田的秋粮米看作民米应是正确的。把1031.278两分到下则民田共161990.629亩内，得

1031.278÷161990.629=0.00637(两/亩)(丁银摊入田亩数)

把地亩银、秋粮米折银、四差银、加征银、丁银摊入地亩银相加，得下则民田科率为

0.009+0.01489+0.01344+0.00035+0.00637

=0.04405(两/亩)。(下则民田每亩征银数)

按当时1石秋粮米折银0.348两，转换为实物田赋是0.1266石/亩，即每壹亩田赋约13斤秋粮米。不过这仅是名义上的田赋，还要加入征收的成本，在后边有说明。

未加入丁银时的折色秋粮米折银加地亩银等项共征银

161990.629×0.03768=6104.08105(两)(下则民田征银数，未包括丁银)

二、清代田赋之上则归民职田的田赋

上则归民职田共292.914亩[9]，占田亩总数190361.425亩的0.154%。

每亩征亩银0.009两[10]，共征银

292.914×0.009=2.63623(两)(地亩银之二)

每亩科折色秋粮米0.3652石[11]，每折色米1石折银0.348两[12]，折算为银两，得

0.3652×0.348=0.1270896(两/亩)(每亩秋粮米之二)

共征米

292.914×0.3652=106.972(石)(秋粮米之二)

米折银

106.9721928×0.348=37.22632(两)(秋粮米折银之二)

科率

0.009+0.1270896=0.13609(两/亩)(每亩秋粮米折银之二)

地亩银加折色秋粮米折银两项共征银

292.914×0.13609=39.86256(两)(上则归民职田征银数)

三、清代田赋之中则官学僧道田的田赋

中则官学僧道田共2284.78亩[13]，占田亩总数190361.425亩的1.20%。

每亩科地亩银也是0.009两[14]，共征银

2284.78×0.009=20.56302(两)(地亩银之三)

每亩科折色秋粮米0.1656石，每折色秋粮米1石折银0.348两[15]，折算为银两得

0.1656×0.348=0.0576288(两/亩)(每亩秋粮米折银之三)

征米

2284.78×0.1656=378.360(石)(秋粮米之三)

米折银

378.359568×0.348=131.66913(两)(秋粮米折银数之三)

科率：

0.009+0.0576288 =0.06663(两/亩)(中则官学僧道田每亩征银数)

地亩银、折色秋粮米折银两项共征银

2284.78×0.0666288=152.23215两。(中则官学僧道田征银数)

四、清代田赋之屯田的田赋

屯田共11761.72亩[16]，占田亩总数190361.425亩的6.18%。

不征地亩银、四差银、不加征，每亩征折色秋粮米0.0734石[17]，每石折色秋粮米折银0.35两[18]，折算为银两，得

0.0734×0.35=0.02569(两/亩)(折色秋粮米折银之四)(屯田的科率)

征米

11761.72×0.0734=863.310(石)(秋粮米之四)

米折银

11761.72×0.02569=302.158587(两)(秋粮米折银之四)

五、清代田赋之附征田的田赋

附征田包括部份“下则归民田”和“猺田”，共14031.38亩[19]，占田亩总数190361.425亩的7.37%。

不科地亩银、不科四差银，亦不加征，每亩仅征折色秋粮米0.0746石[20]，每石折色秋粮米折银0.38两[21]，折算为银两，得

0.0746石/亩=0.0746×0.38=0.02835(两/亩)(每亩秋粮米之五)(科率)

共征米

14031.38×0.0746=1046.7410(石)(秋粮米之五)

米折银

14031.38×0.02835=397.76156(两)(秋粮米折银之五)

六、对上述数字的验算

原文：“实征折色秋粮米9328.5895石，折银3287.194两[22]。”将各田亩征数用电脑中的计算器验算如下：

6933.1989+106.9722+378.3596+863.3102+1046.7409=9328.582(石)

2412.75322+37.22632+131.66913+302.15859+397.76156=3281.56882(两)

上述计算的结果，秋粮米比书中数字9328.5895石少0.0076石(7斤6两)，折银数比书中数字3287.194两少了5.62518两，差异微小。

又原文：“实征地亩四差及续编胖袄鱼线胶铺垫水脚等银3714.7726两[23]。”将各田亩征数验算如下：

1457.91566+2177.02446+56.38770+2.63622+20.56302=3714.52708(两)

此数比书中数字3714.7726两少了0.24552两，也是差异微小。

又原文：“应征丁差银1031.2921两”[24]，“合计地丁实征折色银8033.2595两[25]。”验算如下

3281.56882+3714.52708+1031.278=8027.37390(两)

差异微小，说明理解了书中各数字之间的关系。

验算结果与书中数字差异微小，说明基本理解各个数字的关系。

七、嘉庆年间提高田赋

雍正间容县的田赋，总计是8033.2595两，这是上交户部、工部(加征鱼线胶等银)的数额。收税的成本，比如办事的吏书的工食银、纸墨钱、将零粹银子铸成的标准银锭的费用，将银锭上解朝庭的费用等，全由民众分担。这些费用是有弹性的，成为县太爷和吏员贪污的机会，壹两加收七八钱是常例。对交税的小户，收税的吏员使用大戳计量，致二三分银收到二三钱银。大户交得多的，又有官设银店收取高额熔银费用。到嘉庆年间，田赋浮收现象非常严重。

嘉庆九年(1803年)四月，容县乡绅控于梧州府，状告官吏刻意多收田赋，知府下令禁官设指定银店，但仍未能控制。嘉庆十壹年，知府又再下令整改，仍未能控制。嘉庆十二年，书吏钟泰串通旧役，坐樻勒收，乡绅又控于梧州府。知府魏劄调怀集知县审讯二次，苍梧县令审讯二十二次，到十二月知府自审，查明其历年串同舞弊细节，并定下加耗比例为42%。秋粮米折银价，民米由0.348两/石提高到1.03两/石，职米由0.348两/石提高到0.3738两/石，官米由0.348两/石提高到0.403两/石，猺米不变(0.38两/石)、屯米不变(0.35两/石)[26]。民米折银价提高，应该是因米价上涨的结果，1.03两/石作为嘉庆年间正常年景的米价。

如何将提高的银数加入雍正年间的田赋之中?

下则民田秋粮米科率为0.0428石/亩，乘以增加值1.03-0.348，得

0.0428×(1.03-0.348)=0.0428×0.682=0.02919两(用电脑的计算器算出)

加入到下则民田原税率0.04405两/亩中，得

0.02919+0.04405=0.07324两/亩(用电脑的计算器算出)

上则归民职田秋粮米科率为0.365石/亩，乘以增加值，得

0.365×(0.3738-0.348)=0.00942(两/亩)

加入到上则归民职田原货币税率0.13602两白银/亩中，得

0.13602+0.009417=0.14544(两/亩)

中则官学僧道田秋粮米科率为 0.165石/亩，乘以增加值，得

0.165×(0.403-0.348)=0.00908(两/亩)

加入到中则官学僧道田原货币税率0.06642两/亩中，得

0.06642+0.00908=0.07550(两/亩)

屯田之税率不变仍是 0.02569两/亩。

附征田之货币税率不变仍是 0.02835两/亩。

按梧州府批文加收42%之后，各田真实税率分别为：

下则民田0.10340两/亩;

上则归民职田0.20652两/亩;

中则官学僧道田0.10720两/亩;

屯田0.03648两/亩;

附征田0.04025两/亩。

上述结果才是容县嘉庆年间的真实田赋，其征税成本由业主负担。如以以货币形式对比，嘉庆年间的田赋比雍正年间的田赋高得多。但是从秋粮米折银的角度看，雍正时每石秋粮米折银0.348两，嘉庆时下则民田秋粮米折银1.03两/石，即米价提高了。比如以下则民田的真实税率進行实物和货币对比比较，雍正时下则民田名义税率为0.04405两/亩，加42%得真实田赋0.06264两/亩，按当时每石秋粮米折银0.348两，实物田赋为0.17999石/亩;嘉庆时，下则民田货币田赋为0.10340两/亩，按每石秋粮米折银1.03两，得实物田赋为0.1010石/亩。可见，经雍正到嘉庆壹百年间，货币形式的田赋提高了，但是由于米价上涨，折算这实物后田赋反面降低了。

容县的坤绅在嘉庆时状告官吏刻意多收田赋，出了大力，所以该项田加税少，秋粮米折银由0.348两/石提高到0.3738两/石，差不多没有提高，但该项田的部田赋原来就比较高，在嘉庆时提高田赋后，上则田也还是比下则民田的田赋高得多。

按各田比例，用加权平均公式计算平均田赋如下：

0.10400×85%+0.20652×0.154%+0.107203×1.20%+0.03648×6.18%+0.04025×7.37%

=0.08840+0.00032+0.00129 +0.00225+0.00297

=0.09522(两/亩)

清代容县的平均田赋有多高?可以从银两、秋粮米化为人民币去感知。0.09522两白银，乘以37.7994换算为现行的国际单位，得3.5994克。按2012年12月22日折银每克6.060元人民币，值人民币21.81元。按嘉庆时米价1.03两/石，0.09522除以1.03得 0.092450石，即是9.2斤秋粮米。这是库平斤，乘以1.2换算为市斤，得11.04市斤大米。除以0.7换算为稻谷，得15.77市斤稻谷。人民币21.81元/亩和15.77市斤稻谷/亩的两数相除，得每市斤稻谷的价格为 1.38人民币元，这与二零壹二年十二月的中国稻米市场行情基本相符。

通过白银的价格将清代的田赋折算为实物的稻谷的市斤，是为了与壹九五零年后的公购粮進行比较，因为公购粮是收实物的。

咸丰四年至同治三年，容县会党首领割据容县城，所有地亩粮米各册荡然无存。同治四年，知县徐延旭令民自报田亩，只征得六千余两。之后，知县陈师舜组织查田，全部田亩改为民田，分九个等级，将原额8033.259两分摊，不再加入嘉庆年间提高下则民田折色秋粮米折银部份，另加42%征收[27]。

八、代替清代田赋的公购粮有多高？

因为民国时期连年内战外战，所以民国壹朝不是壹个正常的朝代，田赋肯定高于清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代的田赋改为公粮，且全为实物形式。另外，当局又实行统购统销，大量低价收购对农民的粮食，名义上是收购农民的余粮，对田赋進行十倍以上的扩张。虽然叫做收购，但价格只有真实价格的壹半。官方不断提高农民的“卖粮”任务，而且把大多数粮食调出。成立人民公社之后，农民因为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对于粮食这壹重要财产的处分权，当局需要收购多少粮食，只需给干部们下壹道命令，农民的粮食就会顺利“入库”。

壹九九三年《容县志》写道：

“1955年上半年开始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根据农户土地的数量、土质和自然条件优劣，评定出单位面积常年产量，然后从定产数中扣除种子、口粮、饲料三项后即为余粮。国家定购余粮80%～90%，对于富农的余粮定购率适当提高到95%，统购数量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变。全县11个区146个乡镇，粮食常年定产103123.8万公斤，三项扣除后有余粮1789.57万公斤，定购1467.79万公斤，为余粮82%，平均每人负担43.6公斤。[28]”

用“粮食常年定产103123.8万公斤”这壹个数字，和1954年容县的的田亩(水田)数349600亩，计算得单位面积产量为

1031238000÷349600=2949.77(公斤/亩)

这个结果结果吓我壹跳，亩产水稻2949.77公斤是天文数字。怀疑是错了小数点的位置，应该是10312.38万公斤，平均亩产可能是294.977公斤。查壹九九三年《容县志》，壹九五五年，容县全县水稻平均亩产为290公斤[29]。在壹九五零年代没有化肥的条件下，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不会有大增加，可以把103123800公斤这个数字看作是1950年代容县年度粮食总产量。用年产粮食103123800公斤这壹数字，计算容县农民年人均可支配粮食是多少?

壹九五五年，容县征公粮9690500公斤[30]，人均负担为27.70公斤,亩均负担为27.72公斤。“收购余粮”14677900公斤[31]，人均负担为41.96公斤，亩均负担为41.98公斤。公购粮合计24368400公斤，人均负担69.67公斤，亩均负担69.70公斤，或139.4市斤。

当年人口数为349779人[32]，田亩数为349600亩(同上年，田亩两年记载壹次)[33]。先是每亩留种25公斤，乘以田亩数，得种子粮总数为

25×349600=8740000(公斤)

再按年总产量103123800公斤减去公购粮、种子，得

103123800-24368400-8740000=70015400(公斤)

全县人口349779人，1950年代容县农业人口比例为95% 左右[34]，去掉非农业人口，则农业人口数大约为332290人，人平均可支配粮食数为

70015400÷332290=210(公斤/人)=420(市斤/人)

稻谷磨成大米，出米率为70%，420市斤磨出大米294市斤。每年365天，每天只有0.8市斤大米，肯定是吃不饱的，0.80市斤大米只够成年人壹顿饭。读过上述数字，也就知道自当局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容县农民就没有吃饱饭的可能了。

壹九五六年，征公粮9062000公斤[35]，人均负担25.61公斤,亩均负担26.54公斤。“收购余粮”无数据，而按1955年定下的“壹定三年不变”之说法，应该和1955年相同。

壹九五七年征公粮公粮9723000公斤[36]，人均负担26.83公斤,亩均负担28.47公斤。“收购余粮”14310000公斤[37]，人均负担39.49公斤，亩均负担41.90公斤/亩。公购粮合计24033000公斤，人均负担66.32公斤，亩均负担70.37公斤，或140.74市斤。

当年人口数为362337人[38]，田亩数为341500亩(取上年数据)[39]。

每亩留种子25公斤，乘以田亩数，得种子粮总数为

25×341500=8537500(公斤)

再按年总产量103123800公斤减去公购粮24033000公斤、种子8537500公斤，得容县农民壹年可支配的粮食数量为

103123800-24033000-8537500=70553300(公斤)

也按农业人口比例为95%，乘以人口数362337，得农业人口数

362337×0.95=344220(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粮食为

70553300÷344220=205(公斤/人)=410(市斤/人)

因为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人均可支配粮食比上年又减少。

壹九五八年，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当局对于农民的粮食進行掠夺的过程更加容易了。全年征公粮9749000公斤，人均负担26.68公斤,亩均负担29.80公斤。“收购余粮”28150000公斤，人均负担77.045公斤，亩均负担86.06公斤。公购粮合计37899000公斤，人均负担103.73公斤，亩均负担115.86公斤。

壹九五八年人口数为365361人[40]，田亩数为327100亩[41]。农民人均可支配粮食是多少?

每亩留种子25公斤，乘以田亩数得

25×327100=8177500(公斤)

再仍然按年总产量103123800公斤，减去公购粮37899000公斤、种子8177500公斤，得容县农民壹年可支配的粮食数量为

103123800-37899000-8177500=57047300(公斤)

也按农业人口比例为95%，乘以人口数365361，得农业人口数为

362337×0.95=347093(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粮食为

57047300÷347093=164(公斤/人)=328(市斤/人)

农民年壹年只有328市斤稻谷，229.7.4市斤大米，每天只有0.63市斤大米。

对于这几年对农民粮食的掠夺，《容县志》写道：“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粮食由大队统壹管理，以大队为单位交纳公购粮。当时，受‘大跃進’影响，浮夸风盛行，队与队之间互打高产擂台，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容县高产卫星’最高亩产上报1.5万公斤，参照浮夸数对粮食進行大收大购。1957年粮食征购实际入库1431万公斤，1958年下达任务3005万公斤，完成2815万公斤，比1957年增购96%;1959年又下达任务3286万公斤，入库3602万公斤，比1957年增购151%。全县1884个集体食堂，实行粮食供给制，壹日三餐集中开饭，又吃了过头粮，加上大办钢铁，大办水利也耗用了不少粮食。造成1959～1961年粮食紧缺，出现严重粮荒。粮食缺，肉类少，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不少地方出现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小儿营养不良等病症以及不正常死亡现象[42]。”

壹九五九年征公粮9703000公斤，人均负担26.79公斤,亩均负担29.66公斤。“收购余粮”36020000公斤，人均负担99.44公斤，亩均负担110.12公斤。公购粮合计45723000公斤，人均负担126.28公斤，亩均负担139.78公斤[43]。当年人口数为362228人[44]，田亩数为327100亩(取上年数据)[45]。每亩留种子粮25公斤，乘以田亩数327100亩，得种子粮总数为

25×327100=8177500(公斤)

再按年总产量103123800公斤，减去公购粮45723000公斤、种子8177500公斤，得容县农民壹年可支配的粮食数量为

103123800-45723000-8177500=49223300(公斤)

也按农业人口比例为95%，乘以人口数362228，得农业人口数为

362228×0.95=344117(人)

年人平均可支配粮食为

48869800÷347093=141(公斤/人)=282(市斤/人)

282市斤稻谷可以磨出197.4市斤大米，每人平均每天只有0.54市斤大米。

每天只有半斤米下肚，肯定饥饿到极点，有人饿死是肯定的。1959年到1961年，容县连续三年人口减少，平均年增长率是—19.02‰。1958年有人口365361人，1959年有人口362228人，比上年减少3133人。1960年有人口346502人，比上年减少15726人。1961年有人口344904人，比壹年减少1598人。三年累计减少人口人20457人[46]。

用数字進行对比，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科学方法。清代虽然有地主，但是壹县之粮食即使有很大部份转到地主手上，也还是大部份留在地方。毛泽东登基之后，田赋全部收取实物，然后将大量的粮食外运。清代在嘉庆后，容县田亩的平均田赋是0.0952两/亩，按嘉庆时米价折合实物秋粮米是12市斤/亩，或者稻谷17市斤/亩，而壹九五九年公购粮是139.78公斤/亩，即279.56市斤/亩。再严格地区分壹下清亩与市亩，按1清亩等于0.9216市亩，以清亩计算容县壹九五九年的公购粮，为257.64市斤/亩。这两个数字，反映了两个相隔四十年的朝代的田赋和高低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清代，土地所有人向朝庭交纳的田赋是15.77市斤稻谷/亩，而在壹九五九年的公购粮是257.64市斤稻谷/亩。注意到从清代到壹九五零年代，中国大陆尚未有化肥使用，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不会很大，最多每亩增加数十斤，但是田赋却增加二百多斤。请记住壹组数字，清代容县的田赋是每亩16市斤稻谷，壹九五九年的公购粮是每亩257.642496市斤稻谷，农民负担的公购粮是清代田赋的十六倍。直到算是回归“正常”之后的壹九六零年到壹九六九年，容县年平均公粮8242000公斤[47]， 年平均收购余粮16396500公斤，公购粮合计24638500公斤[48]，亩负担82公斤，即160斤[49]，是清代田赋的十倍。可以想象，从壹九四九年到壹九七九年的三十年时间，当局从农民手中护取的公购粮折算为白银，已经大大超过满清二百七十年的田赋的价值。

壹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统治集团对于中国农民的横征暴敛的很多数据，就写在各地用简化字编写的县志里。毛泽东的暴政，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记载着，虽然被刻意淡化，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政记录之壹。这壹段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的历史，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要被清算。

索 引

1.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田分九等，下则民田包括下上则、下中则、下下则三等，为低等级之田。

2.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3.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4.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5.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6.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7.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8.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第1页。

9.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0.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1.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2.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3.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4.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5.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6.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7.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8.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19.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20.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21.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3页。

22.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4页。

23.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4页。

24.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4页。

25.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4页。

26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6页。

27.光绪二十八年《容县志》卷九《经政志田赋》第6页。

28.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第壹节《粮食统购》，附该页图片(局部)

29.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三章《农业生产》第三节《作物种植》。

30.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四篇《财政税务》第壹章《财政》第壹节《收入 容县历年农业税征收统计表》。

31.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第壹节《粮食统购》。

32.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壹章《总量分布》第壹节《总量 容县人口统计表》。

33.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二章《生产条件》第壹节《耕地 容县部分年份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耕地演变情况表》。。

34.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 第三章《人口构成》第二节《行业职业构成》。

35.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四篇《财政税务》第壹章《财政》第壹节《收入 容县历年农业税征收统计表》。

36.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四篇《财政税务》第壹章《财政》第壹节《收入 容县历年农业税征收统计表》。

37.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第壹节《粮食统购》。

38.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壹章《总量分布》第壹节《总量 容县人口统计表》。

39.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二章《生产条件》第壹节《耕地 容县部分年份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耕地演变情况表》。

40.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壹章《总量分布》第壹节《总量 容县人口统计表》

41.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二章《生产条件》第壹节《耕地 容县部分年份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耕地演变情况表》。

42.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第壹节《粮食统购》。

43.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第壹节《粮食统购》。

44.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壹章《总量分布》第壹节《总量 容县人口统计表》。

45.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二章《生产条件》第壹节《耕地 容县部分年份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耕地演变情况表》。

46.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三篇《人口》第壹章《总量分布》第壹节《总量 容县人口统计表》,在第三篇《人口》 第二章《人口变迁》 第壹节《自然变动 容县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表》中是减少11623人。

47.取十年平均数，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四篇《财政税务》第壹章《财政》第壹节《收入 容县历年农业税征收统计表》。

48.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十七篇《粮油》第壹章《粮油收购》 第壹节《粮食统购》。

49.按壹九六四年水田亩数计算，忽略清亩与市亩差异。壹九九三年《容县志》第五篇《农业》第二章《生产条件》第壹节《耕地 容县部分年份耕地面积和人均占有耕地演变情况表》。

土地制度

摘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属性实际上构置了壹个陷阱：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表面的使用权，而背后的所有权却被掩盖了。在征地过程中，农民表面上只是卖掉了使用权，但实际上是连同所有权壹起让渡了，这是壹个极具欺骗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是明的，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是暗的，而拿走使用权就拿走了所有权才是最要命的。这正是农民失地贫困成为“三无”人员和“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的制度根源。

　　关键词：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农地征用农地股份制

　　随着社会转型和农村改革的发展，围绕农村土地制度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农地被大量征用及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更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麽当前的农地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围绕农地制度产生的壹系列问题为什么愈演愈烈？

　　壹、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特性：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的理论根源

　　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射秽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主要实现形式。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村集体所有制最主要的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从理论上说，农村集体是由农民组成的，集体所有就是农民所有。但深究农地集体所有制运作的实际过程就会发现，集体所有与农民所有并不是壹回事，原因就在于农地集体所有制是壹种特殊形式的所有制。

　　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虽然法律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他能把握和切实感受到的却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在壹般所有制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是简单直接的：所有权决定和产生使用权，使用权根植于或依附于所有权。但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中两者虽然背后的连接实实在在--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正是基于其集体所有权才获得的，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虚无飘渺，扑朔迷离。从理论上看，好像是农民的农地集体所有权产生了他的农地使用权，但实际上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特殊性却起到了隔断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链接的作用。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规定是“农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经营”，这造成了壹种假象：集体掌握所有权，农民行使使用权。两种权力“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独立行使。这已经是严重的误解，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集体本来是由个体农民构成的，集体的权力来自于农民的权力。但壹旦以集体的名义存在的时候，集体好像成了壹个独立的东西，“外在”于具体的农民之外，可以独立存在并行使所谓属于集体的权力--土地的所有权。似乎农民有了使用权就是妳的土地权益的具体表现或体现，是妳的所有权权益的实现结果，好像使用权就是农民在这种所有制中的全部权力，所有权是别人--“集体”的事情，有了使用权妳就不必再关心所有权了，两种权力互不统属。这样，农地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演变成了两种互相分裂的权力--农民的使用权和集体的所有权（处置权）。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就此失去了对自己土地所有权应有的敏感。但问题在于在所有制中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种权力是不平行的：所有权决定使用权，使用权依赖于、受制于所有权。放弃所有权的诉求必然意味着经济利益上的被剥夺。农地集体所有制的这种制度特性正是导致当前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被肆意侵犯的制度原因。

　　在实际的征地过程中，土地征用的巨大热情当然首先导源于严重偏低的土地价格。但在人地矛盾如此尖锐的中国，征地补偿价格为什么会如此低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实际的或潜在的逻辑之壹就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征地壹方购买支付的，或者确切地说，农民卖出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征地壹方付出代价得到的也确实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因为作为交易壹方的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并不由他个人直接控制和掌握，他能够拿出来交易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至少表面看来那些“正常”的征地过程是壹个“公平”的交易过程：征地壹方用壹个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农民以壹个双方基本认可的价格卖了自己对那块土地的使用权。双方交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权当然要比所有权低廉。

　　然而在这个表面平静的现象背后壹个巨大的事实却被悄然掩盖了：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哪里去了？

　　表面上看，在征地过程中买方购买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卖出的表面看来也是这块土地的使用权。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以背后的所有权为基础的，所有权在形式上又以使用权为凭证和依托。使用权实际上是壹个符号，代表着或体现著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符号在其他条件下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但农地集体所有制却赋予它极为丰富的内涵。当征地行为发生的时候，征地壹方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仍然是壹般的土地使用权，但对于处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来说，他卖出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征地过程中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对交易双方是不对等的：对征地壹方来说，他交易的就是他得到的，始终是土地的使用权；但对农民壹方来说，直接交易的是土地使用权，但壹旦交易完成，农民失去的实际上不仅是土地使用权，还包括隐身在使用权背后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以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为主的全部土地权益，而且是永久失去！

　　在这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特定制度属性实际上构置了壹个陷阱，在这种制度设计下，人们往往只看到甚至只感受到表面的土地使用权，而背后的土地所有权却被掩盖了：表面上看，农民拥有的是土地的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是以背后的人人有份的集体所有权为后盾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壹般逻辑是所有权决定使用权，但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的真实逻辑却是所有权“依附”于使用权，“挂靠”在使用权的名下。使用权丧失（卖掉）以后，所有权也就无处寄托和体现了。所以，农民表面上只是卖掉了使用权，但实际上是连同所有权壹起让渡了，这是壹个极具欺骗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是明的，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是暗的，而拿走使用权就拿走了所有权才是最要命的。对于农民的土地权益来说，这才是农地集体所有制最为重要和本质的制度特性，也是农民失地贫困成为“三无”人员（无业无地无保）和“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的病根。

　　当前征地过程中按照原用途确定补偿标准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合理的集体所有制陷阱的基础上的。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按原用途计算补偿价格表明，无论是征地壹方还是官方都没有把农民当作土地的所有者对待，补偿价格并没有包含所有权，而只是支付了“原用途”的价格。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买方是按照耕地的原用途计算并支付买价，但在买卖行为发生后农民已经不可能再按原用途使用这块土地，即原用途已经结束。土地在未来的产值与原用途已经没有关系，不能再用原用途推算。特别重要的是，在买卖行为发生后，农民失去的表面上看是土地使用权，可以用比所有权低的价格购买。但问题在于，使用权丧失以后农民的对这同壹块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没有了。所以，认为购买的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就可以相对低价并不合理。这种认识显然正是受了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的蒙蔽，在征地壹方，则是不自觉或无意识地利用了这个陷阱。

　　当农民丧失所有权以后，意味着他已经永远不可能获得土地可能的用于其他用途的收益，土地在未来的可能的增值已经与他永远无关。按照壹般的所有权的逻辑，本来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应该是有权分享土地的未来收益和增值的。而实际上，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土地的未来增值已经不是壹种潜在的可能收益或不确定收益，而是壹种稳定的可预期收益。所以征地行为对农民土地未来收益的剥夺不仅是对农民的可能剥夺，而且是现实剥夺，或者对农民看得见的未来的实实在在的剥夺。因此，鉴于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征地过程或土地交易过程必须考虑农民的当前农业收益以外的那些潜在收益或可能收益，并把这些收益作为土地定价的重要依据，否则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或抢劫行为。

　　在关于当前征地问题的讨论中，除了征地壹方，几乎社会各界都认为当前的征地补偿价格太低，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成为共同的呼声。但有关各方却都没有发现补偿太低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所以就频频纠缠于所谓的“前三年产值”的多少倍这样的枝节问题，甚至国家救济失地农民的政策也只是专注于提高这个倍数和标准，延伸的做法也不过是关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细节。但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属性看，这根本就是不得要领。离开或看不到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放弃土地所有权的诉求，执著于派生的使用权永远不可能根本解决失地农民的贫困破产，也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圈地”运动的扩张和土地腐败的蔓延。

　　由于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个人只有使用权或能直接把握的只是使用权，农地所有权虽然也属于农民，但由集体行使或代行，并不直接由农民个人掌控，农民对农地所有权没有概念或感觉，所以才“崽卖爷田心不痛”。农民卖地好像是卖的别人的地，没有农民觉得自己卖了自己的地。农民说卖了自己的地，也不过是说卖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或卖了自己使用的那块地。在农村，农民所谓的“自己的地”实际上都是指的属于自己使用的那块地，农民从来不把土地看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在农村当征地过程发生，农民在被拿走土地的时候，他感到的只是使用权的丧失，是以后没有地种了，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财产权的高度认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产权也没有了，自己的土地永远成了别人的。专家学者们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关心农民以后的生计，但为什么造成生计困难却没有想到根在农地所有权的暗地流失。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不仅陷進了农民，也陷進了专家和学者。

　　改革开放以来仅农地征用壹项农民就损失了数万亿元人民币。这种对农民的巨大剥夺之所以能够发生，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是原因之壹，而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却有赖于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正是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使得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农民纷纷迷失，对地价失去了根本的判断力，丧失了“基准价”，進而丢掉了抗衡征地暴力的根本武器。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虽然法律上是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承载者，但实际上他能把握和切实感受到的只是使用权。土地所有权虽然法律上或理论上属于农民，但他无法直接和实际操控和行使。由于与所有权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农民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再加上农村组织制度上的缺陷，相对于征地壹方，农民的抗争处于明显弱势，在与征地壹方的博弈中，农民“师出无名”，几乎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很难有效抗衡和抵御外部对自己土地权益的这种侵犯。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征地过程中农民感受到的只是使用权的丧失，而实际上他的所有权也已经壹并丧失了，这是壹个极具欺骗性的过程。而征地壹方及相关各方却无意间利用了这壹制度陷阱肆无忌惮地获得巨额暴利。由于没有发现低价的根源，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抵制，所以尽管普遍认为地价偏低，却拿不出有力的论据反对。结果补偿价格就只是在具体的青苗估算等细节问题上纠缠，即使农民壹方占有上风也不过蝇头小利，买方即使再“大度”也仍然是巨大的赢家。征地运动愈演愈烈，表面上或直接的动因是低价刺激，实际上农地集体所有制下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特殊性才是“圈地运动”疯狂扩张的根本原因。前者提供了征地运动的巨大动力，而后者剥夺了土地主人保护土地的合法权力和最强大的武器。
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实践逻辑：农民是怎么丧失所有权的？
1、土地卖了比自己种著合算，所谓谈判也就是“蒙事”

　　有研究人员在山东泰安、淄博、滨州等地的农村调研同样证明了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的巨大危害：尽管农民普遍对自己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无权强烈不满，但同时却又觉得真要较真自己又理不直气不壮：因为“土地是国家的”，自己只是受权使用。何况土地在自己手里1亩地1年收入也不过几百块钱，搭上时间和精力，还要承担市场风险。卖出去弄好了就是几万块，还可以省出时间出去打工。所以农民觉得即使卖得低点也比自己种著合算。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农民壹方面认为地价太低，卖地卖得心疼，另壹方面却又想方设法、甚至偷偷摸摸去卖地。在滨州某县调查时笔者就多次听说这样的事情：壹旦听说某单位要买地，周围的农民就会千方百计托关系找朋友与买地方接洽，希望能把自己的地卖给对方。征地过程成了典型的买方市场，征地壹方姜太公钓鱼，根本不愁买不到地。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甚至唯恐自己开价高了吓跑了开发商，做不成这笔买卖，卖地农民自降地价，自相残杀的事情时有所闻。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有人来征地的时候）“谁有本事谁使，谁卖了谁沾光”。

　　土地征用的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非公益性质的征地过程来说，本来应当是壹个完整的市场交易过程。但在实际的征地过程中，交易双方谁也没有真正的市场交易的概念。不仅官方和以官方为后盾的开发商如此，甚至在农民自己看来所谓谈判也就是“蒙事”，多弄壹点是壹点。本来专家学者们还以为征地补偿价格太低，竭尽全力为农民奔走呼吁，但作为当事人的农民自己却反倒好像捡了便宜，得了不义之财，即使谈判抗争也是“外强中干”--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开发商，争取多“蒙”点钱，对方要是真的顶住，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妥协让步。

　　在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下，表面看好像是因为土地产值农民自己种不如卖了合算，实际是因为农民没有所有权，农民的“算计”只是在土地使用权的圈子里转悠。结果就是农民再“精明”也注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即使他算计到骨子里也只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而最重要的土地所有权并未進入他的视野。今天农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感觉，这与土改前农民拿土地当命根子很不壹样。特别是那些40、50岁以下的农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土地对自己的就业、保障等的重要性，或者意识到了也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根本靠不住，不如趁著开发的机会先拿到现钱再说，免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至于拿到现钱以后靠什么活命，特别是年老、有病和发生意外以后怎么办根本就不去想，或者想了也认为不可能靠土地去解决。因为在土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下，农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自己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指望它颐养天年？“卖了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不卖土地是村里的，最多归自己耕种，妳说哪个合算？”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不经农民同意就擅自征地，表面上是“漠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侵犯农民权益，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官员的潜意识里，土地是“公家”的，政府（也就是他们这些“父母官”）就有权力随时决定土地的命运。既然土地是“公家”的，和妳商量是给妳面子，给妳补偿是对妳恩赐，“别给脸不要脸”（这是壹些征地官员挂在嘴边的话），要犯还嫌饭凉，毛病不少！甚至连小浪底水库这样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项目土地征用手续都不合法，[1]由此可见当前土地制度的欺骗性有多大。

　　2、“村民们对土地权利的归属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

　　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不仅在经济上直接构成了对农民的剥夺，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它在观念和思想上的毒害。据研究表明，“村民们对土地权利的归属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田又不是妳的嘛，属于集体的，划给妳，只是暂时妳在使用”。[2]本来，宪法明确规定农地集体所有，但这种特殊的所有制造成的陷阱却给农民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农民集体所有不等于农民所有。土地是属于集体的，不是妳自己的！那个集体对于构成它的农民来说成了“彼岸”，成了壹种异己的力量。“在土地管理法对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明确规定下，农民（已经）不可能宣称其个人对土地有着某种所有权”；[2]同时，“在强势的政府面前，亦不可能通过指责政府行为与国家政策相背离来提升其谈判地位，……农民在无法以所有者身份跟镇政府讨价还价的条件下，所采取的策略即是变通交易原则，将对土地产权的诉求转变为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要求”。“生存权成为农民在面对地方政府时最为强硬的权利诉求”。[2]于是出现了壹种与壹般市场交易迥异的奇怪现象：农民讨价还价的理由往往并不是直接指向土地买卖的市场交易过程本身，而是交易过程中的程序瑕疵；农民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不是交易显失公平，而是自己在土地被征用以后的基本生存权力这壹道义武器--其实这也正是实际过程的真实写照。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基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农民不可能直接向政府提出产权要求，而是（只能）策略性地将其转变为对基本生存权利的诉求，它成为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最为强硬的道义武器”。[2]但问题在于，“在与政府（国家）的交涉中，基本生存权固然是最为强硬的理由，但它的基本性同时也意味着它极低的阀限”。[2]于是农民的抗争从开始就决定了结果，“给妳涨了壹点，妳再去闹呢，也莫得好大个理由了”。[2]农民抗争的目标不过是最基本的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力，而实际上，绝大多数抗争甚至连这个最低目标也没有实现。

　　另外，农民在这里对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土地权益时使用的这个“闹”字传神地表达了在集体所有制陷阱下农民所受到的深刻毒害：连农民自己都把自己正当的维权抗争看成了“闹”，就更不用说外界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其实真实的情况远比这糟糕：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不仅陷進了农民，连专家也被搞得晕头转向，有人，在集体所有制下，“如果农民作为个体，其拥有的仅是对土地的使用权，而绝非所有权或者说产权”。[2]所有权的承担者就只剩下了那个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了，内部所谓集体的代表和外部政府与开发商等各种觊觎农地权益的势力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攫取和掠夺也就不足为奇了。

　　3、倒逼还是内生？

　　有研究人员认为，相对于被征地的农民，作为农地流转中介的（地方）政府与城市土地开发商之间有更多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性，也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这种关系“倒逼”到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中来，农地产权就会丧失任何规则的保护，就出现了现在经常见到的局面，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壹边，在征地时千方百计压低地价，降低征地补偿费的标准。解决的办法是掐断政府与城市开发商之间的这条土地关系纽带。[3]

　　这好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掐断了政府与城市开发商之间的这条土地关系纽带就能保证失地农民的权益吗？另壹个问题是，政府与城市开发商之间的这条土地关系纽带能掐断吗？

　　其实对农民来说，征地过程实际上分成了两个过程：外部性过程和内部性过程。相应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内部性原因。在外部，征地过程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即农民（集体）与征地壹方（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的关系；当这个关系结束，土地所有者壹方拿到补偿款或卖地款以后还有第二个过程，即收益在“集体”内部的分配问题。实际上，这两个过程都可能对农民的土地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的任何壹个过程失控都足以构成对失地农民的致命剥夺。

　　当前所谓提高补偿标准实际上只是针对了第壹个过程，即外部性过程。如前分析的那样，即使只是针对这个外部性过程的对策即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也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在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帮助掩盖了普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放弃土地所有权的诉求，执著于派生的使用权注定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二个过程则更是完全被忽略了。基层“集体”组织以农民代表的名义擅自独立与征地壹方交易，把农民隔离于谈判过程之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处置权甚至知情权。这样即使提高了农地补偿标准，失地农民也不壹定就能摆脱困境，他壹样可以拿不到卖地款！或者只拿到极少的补偿，依然难免穷困破产甚至沦为流民的命运。

　　因此仅仅讨论外部市场问题是不够的，影响农民土地权益的还有内部问题。也就是说，即使解决了外部市场问题，土地收益还存在壹个在农民“内部”怎样分割的问题：农民与“集体”或“集体”的代表--乡村基层干部以及其他乡村精英的利益分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这恰好是当前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害的另壹个重要根源：农民之所以出卖土地拿到极低的补偿，当然首先是征地壹方给出的价格太低；但另壹方面，这极低的补偿还要受到乡村基层“集体”组织的层层克扣，农民最后到手的往往是蝇头小利。在许多地方，农民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地到底卖了多少钱？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关于土地的抗争，原因往往在于后者--对于“集体”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的不满和抗议。

　　显然，无论是外部性过程还是内部性过程对农民造成的剥夺，都与当前的农地制度设计有关，或者说，都根源于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由于这个陷阱的存在，在面对外部性过程的时候，农民没有谈判权，在土地交易的市场上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土地交易形成了壹个奇怪的市场：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没有谈判权，作为征地壹方的开发商遁形，作为交易中介的地方政府赤膊上阵，直接代表开发商与乡村基层干部谈判决定土地交易价格，谈判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秘而不宣，卖地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地卖了多少钱。作为农民代表的乡村基层干部在上级政府、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强大权力压力和腐败利益驱动下实际上不是来谈判，而是来接受壹个预定的价格，是来“签字”的。

　　这样，在第壹个过程中农民就已经开始不可避免的被剥夺了。在接下来的第二个过程即内部性过程中，农民的噩运还在继续：由于集体所有制陷阱的存在，属于这个集体的任何壹个农民虽然都有确定不移的土地所有权，却都不能确定自己真实的所有权指向。于是在第壹个过程中他们被隔离在谈判交易过程之外成了局外人，在接下来的第二个过程中的被剥夺也就不可避免：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不知道自己的所有物被出卖的真实价格！甚至自己的土地已经被卖了，农民还不知道！

　　所以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利益被剥夺不是外部倒逼，而是农地制度内生的结果。内生是根本的，倒逼是辅助的。倒逼和内生都根源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先天缺陷，根源于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要真正“掐断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土地关系纽带”，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必须切实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政府也是壹个经济人，即使掐断了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纽带，政府本身也会成为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入侵者，也可能与其他什么商结成利益联盟去侵犯农民利益，农民利益还是没有保障。

　　三、集体所有制去魅化

　　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是农地集体所有制内生的壹种制度属性。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所有制陷阱虽然也造成农民所有观念的错觉，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背景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根本壹致”，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英雄无用武之地”，缺乏兴风作浪的相应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利益并无大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利益分化和社会成员（部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制度的任何漏洞都会被人为放大，集体所有制陷阱这样的根本缺陷更会受到格外追捧，成为有关各方借以谋取暴利、蚕食农民土地权益的极好武器。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地集体所有制的这种制度缺陷，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农地集体所有制，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选择理想的农地公有制实现形式，有效规避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
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在城市（工业）主要实行全民所有制，农村（农业）实行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射秽主义公有制采取的两种基本形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农地制度逐渐被人为地赋予意识形态属性，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已经成为射秽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主要体现，农地集体所有制被神圣化了。甚至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已成共识，但这种有“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却主要还是指的城市的公有制或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全民所有制，往往并不包括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资本主义也有计画，射秽主义也有市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判定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从历史上看，集体所有制并非射秽主义的专利，实行集体所有制更不壹定就意味着射秽主义，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历史上的村社所有制，上个世纪3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的土地村公有案，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制度，都是集体所有制。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射秽主义，它们更不壹定代表先進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所以，人为地强制赋予集体所有制意识形态属性，违背了土地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那种把农地集体所有制看作射秽主义的本质属性神圣不可动摇的观点不过是壹厢情愿的教条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农村实行的这种农地制度是壹种不完全的农地制度，是壹种农地制度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壹大二公”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壹种中间状态。虽然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经济制度“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决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比，它赋予农民壹定程度和壹定范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论是对农业生产的促進、农民收入的提高，还是整个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来看，都是很大進步”。[4]但它既不是射秽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唯壹实现形式，更不是最后形式或最高形式。

　　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壹个工具，它本身并不自然带有制度属性，就如壹切武器壹样，既可以用来匡扶正义，维护公正，也可以用来杀人越货，助纣为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实行的是从上到下的集权体制，“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根本壹致”，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和利益纠葛基本上不属于完全的市场行为。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人相当于国家下属的壹个分支机构，代行日常管理职权，并不掌握独立的经济权利，特别是所有权。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完全不同，社会的每壹个“单位”都演变成了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这种情况下指望上级的权威保证集体经济组织的廉洁高效已经失去了制度合理性，建立在这种逻辑基础上的集体经济组织领导者的公正清廉只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壹。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推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必须附加新的条件和限制，对属于集体的所有权進行清晰的划分和界定，并给予可靠的制度保证，其基本的政策取向就是实行经济上的股份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

　　首先是经济上的股份制。批评农地集体所有制，分析其造成问题的机制和原因并不意味着否定公有制，更不代表推崇私有制。实际上，私有制也并不壹定如某些学者想象的那样，不仅私有化不壹定高效率，[5]甚至私有制不壹定就是农民的理想。按照“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借鉴股份制中的金股制度，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国家与个体农民共同所有的农地股份制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壹种理想选择。[6]

　　其次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形式的种种探索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落实为保障”。[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所有制必须与现代民主制度共生才可能健康生存，否则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产生专制和奴役。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民主制度，是有效防止少数人以集体的名义肆意侵吞公共利益，成为吞噬集体中个体利益的怪兽的可靠武器，也是当前农地改革在政治制度上的基本要求。

掠夺农民

人类把自己生活的星球称为“地球”，尽管这个星球的表面大部分被水覆蓋。这是因为，水不是悬在空中的，它也是以地为依托的。地者，土也，土地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领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壹，领空和领海是领土向空中和海上的延伸。土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古人云：“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土地是政权的根本，只有正确的土地政策才可以巩固政权，可见土地对于政权是多么的重要。
　　马克屎视经济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农业就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壹层基石。土地对于农业来说，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基础。
　　因此，管理好土地，制定好正确的土地制度，就成了任何壹个政权必须慎重考虑的重大原则问题。
　　土地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壹个特点是固定性。何为固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壹是土地是固定在确定的空间、固定在壹定的位置上的，是不可移动的、移动不了的;二是它的面积和体积是固定不变的，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无论是整个地球上的全部土地，还是某壹块土地，都是如此，毫无例外。
　　第二个特点是双重所有性。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地球上可利用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成为“领土”。当然还有没被瓜分的土地，如南极洲和北冰洋及公海下的土地，那是人类的共同财产，目前还不归哪个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双重所有，是指在壹国之内的国土的所有权，它壹方面确定为这个国家所有，其他国家不得侵占。这是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国界是界限分明的。尽管还存在着领土争端，但绝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基本确定下来。这是第壹层次上的所有权。
　　第二层次上的所有权是指在壹国之内土地归谁所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历史上呈现不同的情况，有壹个发展过程。远古时期虽然没有国家，但氏族部落也有壹定的地盘，养活壹个人大约需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是由于那时人口稀少、地域广阔，又靠采集、狩猎、捕捞维持生计，所以对土地的固定要求并不强烈，基本上处于游牧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养活壹个人仅需壹平方公里的土地，饲养家禽后又缩小为半平方公里。到了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仅需壹亩地就可以了。在中世纪，国土中的耕地和宅基地归本国内的国民私人所有，归自家所有的土地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全部权能;除自耕农外还有佃农，在租佃关系中土地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了分离。到了近现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生产主要不再是为了自家食用，而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使用价值、自己得到交换价值——利润和货币。土地集中占有使用進行协作生产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于是出现了富农和租地农场主，以及雇农和农业工人。
　　马克屎预测，私有制必然被社会所有制所取代，但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1972年版832页)。但是，这种社会所有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根据马克屎的设计，它必须是壹种国有化前提之下的社会占有，而这个国有化中的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所以马克屎主义所设计出来的所有制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实践中成了国家所有制，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权贵的私有制。那么不否定个人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已经出现了呢?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在原始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滋生出壹种新的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占有。国际资本市场的建立，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这种社会所有制突破了国家界限，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但这种社会所有制并不否定个人所有制，而是在保留个人所有权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把个人所有和社会所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土地属于不动产，在主权和个人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外国组织或个人也可以租用使用权，从事农业生产。
　　遗憾的是，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所谓射秽主义国家却没有走这条道路，而是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冒名顶替了社会所有制。在中国，则是通过土地改革不但消灭了封建地主，而且把進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也消灭了，形成了个体自耕农壹统农业经济的局面，但这绝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古已有之的思想。但是，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绝不是任何人主观创造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因此，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只能采用赎买的办法。当然，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仍然需要把土地集中使用，進行资本主义的集约化经营，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土地的农民出租土地(土地入股)，然后到农场里去做工，这样壹方面能够更大地发挥土地的效用，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壹方面，农民不但可以得到财产性收入，而且还可以得到工资性收入，有了双重收入。然而，原射秽主义各国几乎都走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把农民的土地，无论是祖辈遗传下来的，还是土地改革中分得的，都划归集体所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拉拢农民对付国民党的时候成立了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土地入股还能够分红，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就完全归公了，不再分红了。虽然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事实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实际的所有权，从种植计划到收获物的处理，合作社都没有自主权，都必须按政府统壹的计划進行。甚至直到现在，村集体仍然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
　　第三个特点是三种用途——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公用事业。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这是都公认的，没有分歧意见。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或者是第三产业，都不能在空中進行，必须占有壹定的土地，土地就成了各种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比其他产业更重要，因为它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从事种养业，而不像二三产业和公用事业那样需要面积小壹点的土地盖厂房或办公室。
　　土地作为公用事业，如道路、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用地等，都属于这壹类。这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得到公认的。
　　土地作为生活资料，则是被很多人漠视的，包括壹些政府在内。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如同各种生产活动和公用事业不能在空中進行，必须占有壹定的土地壹样，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空中生活，都必须有立足之地、休息之地、生儿养女之地、修养生息之地。民众住室的宅基地就属于生活资料。如果说并不是每壹个公民都需要具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话，那末，作为生活资料的住室宅基地则是任何人不能没有的，否则他就成了没有家的流浪汉。家是每壹个人宁静的港湾，他理应具有壹份属于自己的宅基地，这是任何组织或个人无权剥夺的。大自然创造了人，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修养生息的场所——宅基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射秽主义改造过程中并没有把城乡民众的宅基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据壹些专家考证，国家并没有颁布过这样的文件，并没有发动过这样的运动。可是后来糊里糊涂地也被公有化了，这显然并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说是合法的。
　　正是由于在土地所有权上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所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时常被侵犯。侵犯者不是别人，而是政府。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这是在宪法上早有规定的，政府理应遵照执行。但是，无论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政府侵犯这种所有权的事情却屡屡发生，这类政策文件壹再颁布。既然归集体所有，集体就应该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全部权能。但是，在实际上，农村集体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始终没有处置权，然而处置权才是所有权的核心权利。目前中国对耕地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第十条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四项权能，缺壹不可，否则就是不完全的所有权，就是对所有权的侵犯、剥夺。对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应该制定有关法律，保护其各项权能。但奇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却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第十条规定村集体对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营、管理”权。
　　在第十四条规定土地在承包期内進行调整的，以及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须报上级政府“批准”。
　　对财产所有权的买卖、转让，是所有者的壹项重要权能。这样的规定，就是剥夺了村集体对归自己所有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既然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合同是集体与村民签订的，为什么進行调整时和转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时还须经上级政府批准呢?政府的手为什么伸得这么长呢?难道所有者不知道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对自己有利?这种“群氓”观点岂不是对群众的最大侮辱吗?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行的国家根本大法竟然把国民作为生活资料的宅基地也收归集体所有。第十条规定：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属于农民的生活资料，不是生产资料，即便是对农业進行射秽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时候，宅基地也不是公有化的对象，怎么在现行宪法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呢?这岂不是没收了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了吗?
　　即便是对耕地的使用权，也受到各种限制，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如何使用，产品如何处置，村集体都没有自主权，必须遵从政府的统壹计划，光是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把农民相当壹部分劳动成果掠夺走了，约23万亿。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在得到政府认可后才推广开的，承包期和十八亿亩耕地不许他用都是政府定的，村集体没有决定权。政府征用归集体所有的土地，不但不都是为了公共事业，而且政府通过低价征收所有权、高价出卖使用权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由此造成的两千多万新“三无”(无土地、无社会保障、无工作)对象，成为发生社会动乱的主要群体。政府滥用征用权，实际上变成了壹种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不当行为。如海南，从集体征用土地每亩只给几万元的补偿，壹转手卖给开发商高达70万元，土地收入占财政的58%。全国2010年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两万七千亿，占地方财政的百分之五十。土地差价转嫁给购房者，其中40%归开发商所有，60%归地方政府所有。这才是形成房价畸高的壹个主要原因。由此形成的高房价使群众望而生畏。
　　然而奇怪的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此却缄默其口，在出台的有关政策中不著壹字、有意回避，只是在限制群众购房上大做文章，真是南辕北辙。
　　其实，土地问题才是形成高房价的根本问题。只要放开土地管理，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落实农民土地所有制，让农村集体对归自己所有的土地拥有全部权利，建立起房基地所有权买卖市场和耕地使用权买卖市场，把最重要的土地资源盘活，同时辅之以政府廉价房廉租房的建设，自然就会抑制住房价畸高的发展趋势。
　　放开土地管理会不会导致侵占十八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呢?
　　不会。不但不会，而且还会增加耕地的面积。这是因为，城市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如果将目前九亿多农村户籍人口中的七亿多转入城镇，每户按四口人计算，就可以腾出壹亿八千万户的房基地，每户按拥有壹亩房基地计算，就是壹亿八千万亩。这壹亿八千万户七亿多人口進入城镇就不需要这么多房基地了，按五层楼房计算，只需壹亿八千万亩的五分之壹，即三千六百万亩就够用了，其余壹亿四千多万亩可以复垦为耕地。这样壹来，原有的十八亿亩耕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壹亿四千多万亩，变成了十九亿四千多万亩，何乐而不为?这个概算可能不准确，但无论如何城镇民居楼房总比乡村平方占地少，这是确定无疑的。不管城镇民居楼房是多少层，乡村每户民居占地多少，后者都大于前者，前者都只是后者的几分之壹。
　　以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九亿多和耕地十八亿亩计算，人均只有壹亩多地，其中有14个省人均不足1亩，600多个县人均不足半亩。以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亩净利润平均只有186元。因此，只靠这么少的耕地无论如何也是实现不了小康的，唯壹的出路是减少农业人口。如上所述，如果把七亿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余下的两亿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就会翻好几番，达到近十亩耕地，以平均四口之家计算，每户就会拥有四十亩，建立家庭农场达到小康水平就不成问题了。
　　七亿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转入城镇后，其原有的土地应如何处理呢?有两种办法：壹个是，原来的耕地使用权和房基地的所有权不变，分别通过使用权市场和所有权市场变现，为進城筹措资金。原住民可以贷款购买，政府制定优惠政策，以低息鼓励购买。同时鼓励城乡大款们投资农业，购买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進行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壹个是，离开农村转入城镇的人原有的土地，由原农村集体组织收购，政府以贴息贷款予以鼓励，收购以后如何处理由收购方自己决定，政府不再干预。
　　房产和地产壹样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作为生活用品，也可以作为投资用品，特别是商品房。如果只把房屋当做单纯的生活资料，政府为了抑制需求，就必然出台政策千方百计限制人们购房;如果也把它当做投资品，用作保值增值，就没有必要出台限制政策了。既然房地产业已经按市场对待，形成了壹定规模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就应该按市场规律進行宏观调控，不应该出台限购政策，而应该规范和促進房产二级市场的发展，以满足流动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需要。房价的高低同其他商品壹样是由生产(建筑)成本和供需关系共同决定的，抑制房价畸高的发展趋势也只能从这两方面着手，即：壹方面放开土地管理，盘活土地资源，政府不再买空卖空从中牟利，以此降低生产成本;另壹方面，要放开土地供应，促進房产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房源，活跃房产市场。只要这样做了，房价畸高的发展趋势就会得到有效抑制。地方财政来源完全不必局限于对土地的征收、卖出，用开征房产税来弥补才是正确的出路，这部分收入可以用于建筑公租房和廉租房，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困难。
　　中国的农民为工业化已经贡献了30 万个亿，其中75%来自剪刀差，13%来自农业税，12%来自农民储蓄;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通过强制剥夺农民土地级差收入30个亿，共60个亿。这就充分说明，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正因为中共这样壹次又壹次的剥夺农民，才导致“农民真穷，农业真困难，农村真危险”，以致至今仍然是阻碍全面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建立民主制度，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修改错误的规定，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把最重要的资源怕盘活，就成了当务之急。

剥夺农民的基本权利

中共用土地革命作为口号欺骗农民，让农民去充当炮灰，得到政权之后便让农民成为撤底失去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机会与经济自由的农奴。中国好像有壹首爱国歌曲，其中有歌词：“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壹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可见，爱国的壹个重要内容是保卫自己的土地。那么，“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有着什么洋的内涵？

土地是人生存发展的第壹自然要素，没有了土地，人便失去生活的根基。什么是家，当然是父母，是兄弟姐妹，是亲情，但家还有另外壹层意思，是指为了生活起居并建立于土地之上的房屋。回家是回到父母身边，也是回到自己生活相依的居所。故乡蕴涵的诗意，有祖传的老屋，耕作的田土，可以抓鱼捕虾的小河，能够摘取果实的野树。人们爱家，爱故乡，很大程度上是爱这壹片属于自己的，世世代代生生相依的土地。

“土地是我们自己的”，首先表现在土地是具体的个体私有的，是有永久产权，可以转让继承，不能轻易剥夺的。拥有土地私有的权利，是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重要体现和根本基础。

也许人们没有祖传老屋，没有壹隅田地，但是人们可以在国家之内的任壹荒芜之地开垦，以求立足谋生之地，不会受到阻挠，并有土地产权，所以人们是国家的主人。也许人们不愿到荒芜之地生活，但可以购买己开发的土地，购买费用是对土地原开发费用的补偿，同洋获得土地产权，则人们是国家的主人。也许人们希望在集中了经济活动的城市生活，以便利工作和享受繁华，人们愿意支付因为经济集中而产生的土地溢价，可以购买到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则人们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人们不愿开垦不愿购买，租地耕种租地生活，但只要人们有开垦购买的权利，有获得土地私有的权利，即便人们暂时还无私有土地，人们仍然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人们无力开垦无力购买，政府还得给人们壹块生存之地，当然更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土地是我们自己的”，还表现在公有的土地，虽然不为具体个人所有，却是每壹个人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基础上，可以自由使用，有着使用权或享用权的。

家乡的河流，有大有小，它不是谁的或谁家的，却是每壹个人可以前去洗衣淘米，游泳嬉耍的。门前的道路，有宽有窄，它是公共道路，为任何壹人出行提供方便，而不论妳是步行还是骑马，赶着牛车还是开着卡车。山峰峡谷，古树瀑布，大自然的美景，是每壹个人可以观赏，游玩的。所以，“公有”是私有产权的集合，并通过这种私有产权派生出个体的使用权或享用权。“公有”与“官有”远不相同，也与“政府或国家所有”存在重大差异。

当突然有壹天中国人突然发现，所有的土地都不是自己的，而是政府的，国家不允许任何个人拥有土地产权，于是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变成政府的租客，这个国家的土地还能是“我们自己的”？

妳要建房，得向政府购买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20年40年70年不等，到期妳还得重新买。让不让妳买，价格是多少，要由政府定，妳只是这块土地上的临时住客。妳要耕作土地谋生，妳得向政府承包，政府可以包给妳，也可以不包给妳，今天可以包给妳，明天不壹定包给妳。虽然现在的承包有的要付费，有的不要付费，但政府是主，可以随便抉定，妳是奴，只能服从，则清楚明白。妳在河中偶然拾得壹根乌木，本来便如妳在河中抓了壹条鱼，属于私有。但对不起，妳要交给国家，国家所有便不知是谁所有，很大可能是官有。大自然的恩赐便无法及于具体个人。妳要观赏风吹草低的美妙，山川河流的雄伟，却处处被圈起，处处要收费，祖国的象征，如“长江黄河”，“泰山黄山”，便与妳无缘。妳以热爱祖国的山河来表达妳的爱国情怀，便不免显得滑稽可笑。建立于公共土地之上的公共道路，如果有着万千收费关卡，有着禁摩限电的种种规定，个人于公共土地的使用权便受到侵害和限制，公共土地的公共属性，便成为政府拥有的商品属性。使用权不是来源于所有权，而是来源于金钱购买。公有的土地还能是“我们自己的”？

国与家与个人最重要的联系是土地的联系。国家的体现之壹，是壹块有着边界的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土地。没有具体的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国家便与人民相分离。中共要求“领土完整”的土地，只是属于统治者所有的土地，而非是人民“自己的土地”，国家能指望人民为了统治者的土地，与攻城掠地的外敌“拼到底”？

如果说，中国的射秽主义改造把所有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集体所有，但因为没有土地市场，只是把私有的土地变成公共所有，从理论上来说，土地还是人民所有。那么，当土地市场出现，且政府是唯壹的所有者和唯壹的卖家，卖的又只是有时限的使用权时，土地便与人民没有太大关系。国家成为统治者的地盘，人民只能不断的用钱来购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这是壹个人民的国家吗？显然不是！

土地党有制度

中国的农民应该从乌坎事件中吸取教训，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及真正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可以真正的得到实质上的利益保障。乌坎是广东壹个普通的小村，却自2011年起承载了无数人的希望。壹次示威抗议折射出乡村土地转让的种种问题，壹场选举承担起了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的重担。可民主非但没有解开利益的死结，反而使自己焦头烂额。乌坎给理论界带来很多困惑。民众关心乌坎，是关心政府对待民众维权的态度，理论界则在探讨民主体制。中国的很多学者，都未能触及乌坎问题的本质。那麽，乌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壹、乌坎村民争什么？
乌坎村民用准暴力的手段抗争，是争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产生这种抗争有两个现实原因，壹是名义上土地集体所有，如何处置土地，应该由集体决定，但被村政府代行，村民失去了土地处置权，土地收益则被村政府侵占和私分。二是中国土地市场并未建立，政府是征收农民的土地，而不是跟农民做土地买卖。虽然政府说是要用市场价征收，但市场价不是政府规定的，是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的，规定价格便不是市场价了，哪怕中共号称是市场价。能够自由的不受协迫的讨价还价，是市场公平交易的核心。土地与其它商品不同，其它商品通过物移，会使商品的价格趋向壹致，土地不能物移，地段不同的土地价可能差额巨大（级差地租）。所以真正的市场经济，土地是没有统壹的市场价。政府与每壹土地所有者个体平等的自由的讨价还价，正是市场经济的表现。但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比如那些被拆迁的人争的，不单是补偿的多少，还有能够自由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表面上看，征迁矛盾是政府与拆迁户的利益矛盾（补偿多少），实际上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计画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迫于强大的民意压力，乌坎村民当时争得了真正民主选举村长的权利，乌坎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村民只是争得土地处置和收益不由村政府决定，暗箱操作，并通过民主这种形式，使每壹村民都能得以参与。而在计画经济的大环境没有改变之前，即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之前，这种民主选举或可解决村集体内部的分配问题，却无法解决村集体与政府之间的非平等交易的问题。村民以为选举了，村官就要代表村民把因不平等交易而被政府拿走的地要回来，但村官无这等能力，于是乌坎的民主岌岌可危。
理论界认为乌坎村民是在争民主选举权利，并争到了民主选举权利，由此欢呼出现了中国民主的曙光，是中国民主進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当这种民主岌岌可危时，理论界则产生困惑，各种解读纷纷出现。但乌坎村民是在争目前学界所理解的那种民主吗？
二、集体所有制是不是公有制？
从壹般的意义上说，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有什么特征？A，它是基于机器化集约化生产而产生的。机器化集约化生产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个体资本不足，由此产生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生产组织。B，集体生产组织中的个人资本都是自愿和自由参与的。C，组织管理权由所有权派生。包括经营决策权和资产处置权等。个人管理权的大小与其资产拥有多少相联系。D，集体所有是建立在个人所有的基础之上，利益由参与个体分享，责任由参与个体分担。所以世界上存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却不是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初级形式，而是扩大了的私有制。西方的股份制企业，企业资产既是众多股东出资，也归众多股东所有，却仍是私有制企业，并没有人说它是公有制的企业。
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符合上述特征。它不是因机器化集约化的生产需要组建起来的；它不是农民自愿和自由组建起来的；它的利益享受和责任承担主体是模糊的；它的管理权不是来源于所有者或劳动者，而是来源于行政权力（这壹点最重要）。说到底，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民，获取管理权而通过行政权力强制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看，是经济组织，生产组织，实际上是行政组织。不单是农业生产组织，以前人们所称呼的乡镇企业，说是集体企业，实际上是行政企业。它没有特定的社会个体利益享受者，也无特定的社会个体责任承担者。它的产生来源于行政命令（包括资金也是由政府指令贷款获得），当然管理权也来源于行政权力。但是很多人把这种行政性经济组织称为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承包制实行之后，农村集体组织作为壹个生产组织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不存在。但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由于集体的管理权仍是来源于行政权力，土地集体所有，虚化或模糊了实际上的个体所有。本来所有权派生管理权（农村承包制实行之后，管理权主要表现为资产特别是土地的处置权），但中国农村集体制度管理权是行政权，它依凭国家的强制力，高于或决定所有权。所以乌坎村民争的是土地产权实质上的私有，而非是争民主。是把不符合壹般特征的集体所有制组织，力求恢复为符合壹般特征的集体所有制组织。
乌坎村民争得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就壹定能使集体所有制组织全部恢复它的壹般特征吗？不能。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并不是基于集约化生产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目前的农业生产也不是集约化的生产，土地可以分割，而且分割与现在的农业生产特点更相适应。如果村民确实争得了土地处置权，他们也可决定土地是分给个人，还是仍归集体，但村民并无这壹权利。集体所有仍不能做到名实相符。所以乌坎的民主，或只可解决土地收益分配的透明和公正，却没有争到完全的土地私有（私有不壹定是分给个人，而是村民有决定分给个人还是仍归集体的权利）
其实，中国的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都是政府所有。中国并不存在共产党所谓的公有制。只有通过国家强制力建立起来的虚假的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由于所有者的模糊化，管理权的行政化，都是政府所有制，说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全是壹种忽悠。乌坎村民和中国的所有农民或无上述认识，但在土地利益驱使下，正在打破这种欺骗。乌坎的民主化运动是私有化运动。
三、村委会是经济组织还是行政组织？
乌坎村民争土地处置权和收益权，是争经济权利。他们要求民主选举，是把村委会当作壹个经济组织，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落实个体作为所有者的收益权和处置权。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其集体经济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的村委会是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混合，而人们目前所理解的民主，都是针对行政组织，即政府而言，政府权力须来源于政府管辖地城范围内的民众赋于。经济组织不是壹个地城组织，它的管理权力不是来源于居住地的民众，而是经济组织中的个体，如果是资本合作的经济组织，权力来源于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劳动合作的经济组织，权力来源于劳动者。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实行民主，比如股东大会，成员大会，这是因集体经济组织是自由自愿组建起来的，没有民主，个人的所有权，或收益权不能得以具体化，集体经济组织无法组建起来，民主是个人经济权利的表现。
问题是，乌坎村民既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居住地的居民，村委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组织，所以人们很容易把经济组织中的民主，即个人经济权利的落实，与行政组织中的民主，即公共事务中的民主相混淆，把争人权与争民主相混淆。乌坎村民是在争人权（财产及财产处理权），而非是争目前学界所理解的那种民主。当然，从广义民主上看，争人权也是争民主，即自已的事自已作主，自已的财产自已作主，而不由政府作主。但人们还是壹般的把争公共事务的民主，理解为民主运动。
政企不分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土地所有权仍不明晰，行政权力渗透于农村经济组织，经济组织或受行政权控制，或依附于行政权，无法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不单是农村经济组织，那些改制后的国企，以及政府强制组建的劳动组织（如城市出租车公司等），都完全在行政权的控制之下。它在带来政府完全控制资源，控制社会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所有矛盾都表现为官民矛盾。如果村委会是脱离行政控制的经济组织，村民与村政府的矛盾是经济组织内部的矛盾，政府完全可以持中立，并运用法律调节矛盾。但村委会又是行政组织，村民与村官的矛盾就表现为村民与政府的矛盾（这种经济组织内部矛盾表现为官民矛盾的另壹个典型例子是出租车司机与政府的矛盾），并由经济体内部的利益纷争演变为壹场反政府运动。而在私有制经济组织中，利益矛盾比如劳资矛盾是不会演变为反政府运动的。
显然，把经济组织与行政组织分开，行政权力从经济组织中撤离，是经济改革的范畴，当然也可说是政治改革的范畴，却不是民主改革。村委会作为行政组织，当然也承担壹些村级公共事务，比如公共道路，公共水利设施等，也要通过民主选举，使这些公共事务的处理符合村民的意志。但村民对这种民主的诉求，在现阶段很微弱。也不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四、乌坎能实行自治吗？
中国的体制是壹个政府领导指挥管控社会的体制，村委会只是这壹领导指挥管控系统的末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既是这壹体制的特征，也是这壹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能够有效的调动资源（比如土地），有效的指挥人民（比如农业生产），有效的控制思想（比如進行思想教育），都依赖于权力自上而下的指挥，和自下而上的服从。乌坎实行民主选举，村官要对村民负责，但村官又必须对上级负责，两者相矛盾，在中国这种政府领导指挥管控社会的体制没有彻底改变之前，自治无法实现，民主也很难持续。
中国政府为什么征收农民的土地？因为中国现在的政府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主体，为了实现各级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必然要求并且实际上拥有调动土地资源的权力，村委会既是政府的末端，又实际控制着土地，按政府的指令给土地（当然也按政府政策得补偿），就是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职责。所以后来查乌坎卖土地，也是查那些未经政府管理程序批准，只是少数官员私下决定的卖地。那些经过管理程序批准的卖地，则不在清查范围。但经过政府管理程序批准的卖地，就符合村民的意志吗？如果象土地处置这样的大事，村民或村民的代表还是村官都不能作主，而要政府决定，那乌坎的民主还是真正的民主，乌坎的自治还是真正的自治吗？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困惑，实行了真正的选举，就实行了民主自治吗？
村官通过选举产生，他要代表村民，同时他又是政府各项政策指示，甚至是上级官员意志的具体落实者。村民意志与政府意志（包括上级官员意志）的矛盾，民主自治与政府领导指挥管控社会的矛盾，交织在村官身上。这就是乌坎民主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在体制末变之前，乌坎民主肯定走不下去。
学界有壹理论，认为中国民主可由基层开始，逐步向上延伸，此即所谓的渐進，初看，似乎很实在，但这只有在私有制和政府不是领导指挥管控社会的体制中，才有可能。比如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的制度。在政府是经济发展主体，是社会行为指挥主体，是思想推行和控制主体的条件下，任何层级的民主都是虚幻的，即便因某种原因在某个层级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选举，也决难持续长久。
所以实行私有化，使政府领导指挥控制社会的工作，转变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是现阶段比之民主更紧要之事，也是实行真正民主的前提。但是中共不愿放弃权力，不愿放弃对资源，对社会的指挥控制，或只有通过选举，才能逼其放弃权力。如果民主不能达到迫使中共放弃权力，只是选举，在政府（官员）权力仍然很大的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权力含金量过高，会使权力的争夺白热化，也使权力掌管者在权力争夺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手段大大增加，阴谋与不择手段就会盛行。这种民主确实可能产生混乱。中国政治前景堪忧。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及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可以真正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掠夺土地

共匪建立的所谓的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不合理，近年来，农民的境况问题在民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益得不到保护、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身份得不到落实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并不仅仅是由某些特定的政策因素、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是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这里要讨论的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以及土地财产权在农民问题中的重要性。
说到土地问题，人们常常联系到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问题，不只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而是中国公民，尤其是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如果个人的财产权是天经地义的，那麽，这样的财产权中是否应该包括对作为财产的土地所有权？当今中国这么多的土地是属于谁的？明确而言，根据中国现行宪法，中国所有的土地只有壹个所有者，且姓公，即壹切土地最终归国家所有。这样壹来，农民没有寸土，必须向国家缴纳“地租”，才能获得土地的使用权。由此可见，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在中国由于土地被完全垄断而显得极其严重且迫切。然而国家有什么理由占有所有的土地呢？只是因为国家手中拥有暴力机器就该独占壹切？难道公民，尤其是农民的财产权中不应该包括占有土地的权利吗？时至今日，还能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续认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个人就不应该享有包括占有土地在内的私人财产权吗？
有人提出疑问，土地壹旦私有，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如果落实公民的土地所有权，现行的土地应该如何分配？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也就是说，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有权利珍惜它的人没有能力。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壹定比国家向农民出租土地的效率低吗？我们相信每个人会更珍惜他们自己的东西，绝大多数人会珍惜自己的土地。但国家做不到这壹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国家独占了所有土地，却没有能力来兼顾、来管理。
有壹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即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壹样，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就像壹个人拥有壹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壹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很多人都担心，如果把土地给了农民，农民破坏性地使用怎么办？这壹假设的前提是，农民没有能力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权利。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壹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壹个效率和效果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就像不能因为刀子可能被用来伤人就剥夺拥有刀子的权利壹样，不能因为土地可能会被滥用，就剥夺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后者的不当不能影响到前者的正当性。不能因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使用不当就剥夺其土地所有权。再比如，壹个人拥有壹台电脑，我们能够因为他使用不好就剥夺其对电脑的所有权吗？壹个学习电脑出身的人能对壹个拥有电脑但是不会使用的人说：“妳不配拥有这个东西，妳是学电脑的，另外壹个人比妳用电脑用得好，电脑坏了他还能修，所以，妳的电脑的所有权必须属于他的。”这样的立论成立吗？
现实中，由于中国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中国政府就自动获得了支配农业生产的特权，表现为政府强行命令农民栽种某种农作物。这样，农民就丧失了自主使用土地的正当权利。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农民没有所有权。如果农民拥有所有权的话，他会决定自己的土地种什么。如果水果赚钱，他们自然会种水果；如果不赚钱，政府强行让他种，他肯定会赔钱。政府的这种行为已经大量坑害了农民。例如在壹些地方，当地政府命令只准种苹果、猕猴桃，到最后卖不出去，政府又不提供担保。政府即使担保也是拿农民的钱担保，因为政府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当地政府凭什么这样做？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如果土地是农民自己的，政府就失去了瞎指挥的权力。所以现在的土地制度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反而对农民造成伤害。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如果实施土地彻底私有，会不会导致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土地兼并和过分集中的现象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历史上许多豪强地主依仗政治权力来兼并土地，这正说明土地所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障。中国的土地兼并壹直是以权力为依托的。历史上，平均而言，靠自己致富的人拥有的土地不会比官员拥有的土地多。假如某个无官职的商人很有钱，他甚至不能比当地的最高官员更气派，否则的话，他就倒霉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恰恰反映了土地财产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充分尊重土地的产权就意味着，把权力从土地的交易当中排除出去，杜绝利用权力来强行兼并土地。土地财产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之后，强行兼并应该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有人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国有可以保证每个农民都可以承包到壹些土地，这可以保证农民之间的公平。如果土地私有的话，会不会使很多人因土地的买卖、没有土地种而陷入贫困？土地稀缺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台湾有没有因为土地集中造成民不聊生的情况？没有。那麽为什么在中国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之后就壹定会造成这种情况？只要土地所有权落实得好、保护得好，应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土地所有权已经充分集中了，已经集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所以任何打破这种土地高度集中局面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比国家是土地的唯壹拥有者要公平。如果说让每个农民都能从国家那里租到壹些土地耕种，这看上去很公平。其实这种公平是非常脆弱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假如人均只有三分地，那麽壹年到头来从土地中收获的产出，不够交付地租和各种税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负担。所以这样的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原不少地方，很多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壹亩都不到，这些地方生活费用相对很高，可是粮食的产量却有限，每年把有限的收成全部卖出去，也不能够反过来抵消各种农业税费和各种摊派。
在国家是土地唯壹的拥有者的情况下，每个农民都是国家的佃农，而且农民没有权利解除这种租赁关系。联产承包责任制划归农户的田就归农户使用，农户使用也得使用，不想使用也得使用，不使用也得缴租，这是公平的吗？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有的地方负担得起，比如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土地的产出除了缴地租以外还有剩余；可是有的地方壹家四五口人只有壹两亩地，他即使种经济作物收成也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肯定就倾向于不租赁这个土地。那怎么办？他们不能把承包的土地卖掉，同时还必须向国家、各级官员缴纳各种摊派和赋税。这是平等的公平还是平等的不公平？壹般都认为，搞土地公有制主要是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但是，把所有人的田都剥夺了为国家所有，所有的人都失去土地，这是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
有人提出，国家已经把土地租给农民使用，实际上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让渡给农民了，已经没必要去争论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样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租用土地不等于拥有土地。每个地主都是把田租出去让佃农耕种的，没有壹个地主自己种壹百亩地。既然地主是把田租出去，国家也是把田租出去，那就看不出国家和地主有什么区别？区别是这个国家只有壹个地主，所有的佃农都没有其他地主可以选择，国家这个地主可以任意设定地租。如果国家无偿地让农民耕种土地，那麽国家比地主慷慨。如果国家收的租金比地主收的租金还高，那麽这公平吗？还是仅仅是以公平的名义？如果公平已经实现了，人们为什么要讨论三农问题？
有人担心土地私有化，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如果这种担心有道理的话，目前的情形最值得担心。现在中国的土地已经集中到了壹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任何私人连立锥之地的所有权都没有。所有的人在土地上都依附于国家，尤其没有迁徒自由的农民。所以，打破国家的土地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打破国民、尤其是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
有人提出，现在若要進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就是应该按照目前每壹个农民耕种土地的多少，把土地分给农民。那是落实土地所有权的具体方案问题。在制定方案之前应该把道理探讨清楚。道理讲清楚之后，再去探索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道理在前，实施方案在后。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财产权的立法的问题，而财产权的核心是市民、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这壹条，如果土地不能私有，那麽财产权就会大打折扣。土地所有权作为公民基本的生存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人身自由权更为重要。政府的设立就是为了保护财产，只有为保护财产而设立的政府才具有正当性。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财产权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土地所有权。所以，在宪法和法律上肯定和保障拥有土地所有的权利先于在政策层面上的土地私有化具体方案。
当然，把土地所有权的道理讲明白了，不等于就自动有了合理的土地私有化方案。而且合理的方案也未必能有效贯彻下去。但是，不论能否贯彻下去，土地财产权的道理都必须讲好、讲透。
追溯历史的根源，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把全部的土地都收起来归国家所有？共产主义思想帮了很大的忙。共产主义主张壹切东西归大家所有。可壹切东西归大家所有是抽象的，脱离具体个人的大家没有办法具体拥有这么多东西。结果，归大家所有就变成了归国家所有，归国家所有就变成了归党所有，最后变成归各级政府官员所有。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经过了两个步骤：第壹个步骤是，用共产主义思想解除了农民的道德武装，放手让农民去抢富豪的土地和财产。按照中国人本来都有的道德标准，壹个人去抢另壹个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但是，按照共产主义价值观，“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仅不是不道德，而且是最革命的、最高尚的。夺取别人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本来是壹种野蛮的、违反法律与道德的抢劫行为。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把人性中最恶的壹面调动出来。人性中本来也有无偿占有别人东西的冲动。共产主义思想为这种冲动解除了壹切法律与道德的羁绊。它先鼓励妳去抢别人的，它不说妳抢来以后归谁，也没有说抢来以后不归妳。农民的理解是，我抢来以后就归我，农民都去抢。等农民抢完了以后，毛泽东说是我让妳们去抢的，妳们得接受我的指挥，抢来的东西壹切要归党。毛泽东把农民抢来的土地通过建立所谓的合作社先集体化，再通过人民公社国有化。
任何壹部民法都绝对不允许打土豪分田地的，哪怕土豪的田地来历不当，也不能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应该用法律在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的基础上来解决。“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号召既冲垮了法律的防线，又冲垮了道德的防线。先放纵妳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反过来全部没收妳的赃物。农民先是被骗去打土豪分田地，后来又成了受害者，失去了所有的土地。
还有人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来就对中国农业和农民有严重影响，在此刻提出土地私有化无疑是雪上加霜。的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使得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中国的农业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的土地国有制落后了。迎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的最好办法是让农民真正享有土地所有权，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不是挑战，而且是变革的契机。如果用国有制把农民進壹步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处境，当然会雪上加霜。这是壹个最根本的方面。
壹个国家的农业固然要依赖自然条件和人口素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制度。中国有很多有利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优势，是在土地国有条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焕发出来呢，还是在民间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能够最大限度地焕发出来？是让市场来自由配置的情况下能够激发出来，还是靠乡党委的指挥能够焕发出来？中国农民之所以受害，就是受害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在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政策下，农民被迫高价租种国家的土地。农业生产的成本由于高额税费本来就很高，世界贸易组织使这个成本变得更高。所以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获得土地，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这个时候他会用自己的创造力来迎接这个挑战。他们会找到最适合他们种的农产品，或者选择把土地卖掉，到城市工作。
土地的流转可以加速中国的城市化。在中国现代化的進程中，只要农民永远是农民，中国就没有现代化。农民卖掉土地得到壹些钱到城市去，即使壹时找不到工作，也能先租个房子住下。所以妳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对农民的束缚是双重的，壹方面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壹方面又用户口把他们捆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中国农业要应付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只能是彻底地解放农民，把土地还给他们，把人身自由权、迁徒权还给他们，恢复农民作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身份。
有些人已经察觉到，中国的农村制度本质上是为共匪掠夺农民服务的。比如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常常是走过场，村委会的产生，要么是根据上面指派，要么存在很多腐败现象。村委会的威信也不高，村民也不怎么服从。如果土地还给农民，整个农村的治理方式要有彻底的变革。有人把新的治理方式称为村镇共和制。首先让农民成为自由民，然后让自由民通过选举自己管理自己，使每壹个村庄都成为壹个小的共和体。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也才会有真正的选举。不然中国的选举就会失去选举应该有的意义。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要接受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乡党委乡政府的指导，这样的村委会是“仆人的仆人”，不可能有威信。
这种村镇共和制与过去的乡绅自治的相似的地方是自治。但在乡绅自治中，很多人没有自由民的身分。这样的自治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充分自由与自主的基础之上，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没有落实。这样的自治，通常由壹小撮人来包办代替。在村镇共和制下，每个人都是自由民，与市民有平等的自由。公民个人之间在身分上是完全平等的。与中国土地所有权的缺失密切相关的壹个问题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壹统政治秩序。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后，农民拥有了自由民的身分，就应该在农村实行自治。所以切实改革土地所有制，不仅牵涉到农民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政治秩序。中国原来的政治秩序是壹个由上至下的秩序，下面对上面基本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发言权。土地所有权改变了之后，这壹套就行不通了，它就变成了逐级上升的秩序。在中国，要归还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就要破除大壹统的政治秩序，就要实行农民自治，就要建立壹个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
即使实现了这种自治以后，农村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国家来解决，比如要国家提供某些公共设施、保障安全等。的确，要修建壹条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是当地人无法做的。但当地修水管、建学校、架电线、管治安等，这些是他们自己可以做的。
另外，中国老百姓和政府都非常关心政治稳定的问题，历史上中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之壹就在于中国农村。共匪对农民的掠夺可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缺乏自治。如果让农民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让农民真正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利，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处理自己的事务，这对于中国的安定、社会的進步、人民的福祉，都是壹件善莫大焉的好事。农民在取得所有权和人身权之后，他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比较透明的治理体制下進行管理，腐败相对会减少。而不自治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有效监督统治他们的人。中国落实农民土地所有权与破除中央集权大壹统、确立联邦主义政治秩序是联系在壹起的。

中共剥削农民

毛左思恩写了壹篇题目叫做《凤阳小岗村的现状》的文章，把率先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作为私有制失败的例子進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在作者眼里小岗村成了又脏又乱的落后典型。作者指出，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小岗村的变化都是编造的谎言，他说要是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小岗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小岗村的“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为了证明射秽主义的优越性，作者列举了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几个至今仍在实行所谓的“射秽主义”公有制的村庄，用它们的变化远远大于小岗村的事实来证明私有制不如公有制。作者故意漏掉壹个射秽主义制度的典型，就是天津市的大邱庄。他为什么要漏掉这个曾经红极壹时的射秽主义典型是大有深意的，我将在稍后的议论中指出其原因。



我决不否认，今天的小岗村确实不如毛左所说的那些射秽主义典型，可是，用它们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来证明射秽主义的优越性，只能说明毛左完全缺乏经济学常识。读者只要上谷歌地球搜索壹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岗村和那些典型村庄的差别。除了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以外，其它村庄都位于城市的近郊，与城市紧密相连：河北省的周庄乡位于晋州市城东，江苏省的华西村位于张家港市西南，湖北省的洪林村位于洪湖市城北，河南省的刘庄村位于新乡县的城南，南街村位于临颖县城南。这些村庄与城市发展连为壹体，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了城中村。有这样的区位优势，其经济怎么可能不发达？昆明市六甲乡的福保村，由于有同样的区位优势，不搞射秽主义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2002年，福保村工农业总产值超过6亿元，上缴利税1500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创造税金就达到1万元。事实说明，福保村的经济发展并不比毛左列举的那些射秽主义典型差。纵观全国，像福保村这样迅速发展的私有制农村，可以说成千上万。如果非要比较所有制的优劣，毛左列举的这些典型村庄不应该和小岗村比，而是应该和1978年以前它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比。那时中国是纯粹的射秽主义公有制，而且这些村庄同样占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如果公有制真的优越，它们怎么会都是些“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它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完全得益于邓小平打破公有制铁饭碗的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射秽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小岗村与它们不同，远离城市经济圈，离最近的小港口城市明光市也还有20公里，不具有区位优势，没有人愿意到小岗村去投资，经济当然难以发展。由于这些典型村庄紧邻城市经济圈，在市场、人才、信息、管理、交通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筹集到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必需的启动资金，经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村里的土地是不是集中管理根本就没有关系。由于这些典型村庄的党委书记都是些狡猾的政坛骗子，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射秽主义的招牌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因此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从而获得银行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据网友揭露，仅南街村就获得了银行高达16亿元的贷款，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试问，如果小岗村也能得到16亿的政治性贷款，经济怎么可能发展不起来？毛左“谁是照妖镜”质问我说：“那妳解释壹下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小岗村的原因吧。”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让我通过分析银行选择性贷款的动机，让我明白土地集中使用才能得到银行的信任，正因为小岗村分散使用土地，所以银行才不愿意给村民贷款，这就使小岗村的经济发展失去了银行的支持。如果银行贷款的动机真的如此简单的话，那麽毛泽东时代全世界的银行都会争着向中国贷款了，因为那时全国的土地都是集中使用的。既然土地壹集中使用，银行就会贷款，那麽中国广大的农村，早就把土地集中起来了。他们之所以不集中使用，是因为农民太傻，还是因为真的是像康帕内拉所说的，是因为国王包藏祸心故意不让农民集中使用土地？这些都是毛左无法解释的。然而，他们要想以理服人的话，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毛左肯定会说：“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不是也远离城市经济圈吗？它怎么就发展起来了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小岗村和兴十四村的差别吧。



这里借用壹下马克屎的观点：扩大再生产需要壹定的原始资本积累。正是在原始资本积累方面，小岗村的条件远逊于兴十四村。兴十四村面积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人，人均耕地17.57亩。小岗村下辖23个村民小组，拥有849户人家，3823人，耕地面积8713亩，人均耕地2.28亩。不算1.13万亩的树林和4000亩的草原，光人均耕地面积这壹项，兴十四村就是小岗村的7.7倍。小岗村人和兴十四村人同样都耕作壹年，前者只能解决温饱，后者却可以進行原始资本积累。由此可见，兴十四村有足够的自然资源進行原始资本积累，而小岗村却不具备这个条件。由于自然资源不足以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小岗村人就只能外出打工挣钱，依靠辛勤的劳动壹点壹滴地积累资金创业。如今，已经有壹些过去外出打工的小岗村人回到家乡创办了企业。这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奋发图强优良品德的体现，毛左们却诬蔑小岗村人是“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毛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是多么的巨大啊！



毛左不懂经济学，不知道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把南街村、华西村等的发展归功于公有制，是无知无识的集中体现。思恩在文章中极力赞扬公有制，他说：“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進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進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壹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从以上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左对射秽主义是彻底无知的！他们以为土地的集中管理和生产的统壹经营就是公有制了，殊不知，这是对马克屎主义的亵渎！



马克屎主义的精髓是反对剥削、消灭剥削，公有制就是实现其目的的直接手段，南街村等示范村搞公有制也不能违背这个马克屎主义的根本目的吧，否则就不值得毛左去称颂了。那麽，我们来看看这些共产主义示范村有没有剥削。

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共有848户人家，3180人。思恩说：“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壹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后，70多个人就干完了全村的农活。问题是，那些没有参与农业劳动的村民，要不要分享那70几个人的劳动成果？如果不让他们分享，那麽凭什么要把土地无偿送给那70几个人使用？如果让他们分享，那不是对70几个劳动哲的剥削吗？



也许毛左会辩解说：“其余人并不是不参加劳动，他们被分配到工业领域去了。全村实行统壹分配，不分工业还是农业，所以就不存在剥削了。”这种回答并不能使人感到满意，就算本村人没有受到剥削，难道剥削就不存在了吗？南街村有26个工厂，职工总数11000人，远远超出了南街村3180人的人口数量，这说明大部分工人是外来务工人员。村民共有三块收入来源，壹是工资奖金；二是油、米、肉、鱼之类食物；三是分红。第壹项是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都有的，后两项就只有本地村民才有资格享受了。所谓分红，就是分配资本利润。资本利润靠什么作保证？靠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保证。



法国射秽主义宣传家普鲁东说，所有权就是盗窃！如果这句话对个人所有权来说是正确的话，那麽对集体所有权难道就不正确了吗？按照马克屎主义的观点，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因此，马克屎主张用暴力革命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抢夺到劳动者的手中，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社会。按照马克屎主义理论，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应该归那11000名劳动者所有，因此外来务工人员也有权享受分红的待遇！本村农民除了劳动工资以外分到的实物和红利都是非劳动所得，违背了马克屎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可是，如果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南街村村民的收入就会大幅下降，免费医疗等公共福利也将难以为继，射秽主义的神话就必然破产。出于这样的考虑，所有射秽主义示范村都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对待外来务工的劳动者，都在悄悄维持着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剥削。对于这样壹个明显违背马克屎主义原理、存在着严重剥削现象的社会制度，毛左们还在为之欢呼赞颂，是眼睛有毛病还是大脑有问题？难道他们可以说，壹个人剥削工人算剥削，壹群人剥削工人就不算剥削了吗？



毛左的共产主义示范村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当地村民不仅剥削外来务工人员，而且还剥削周边其他村的村民。江苏华西村只有2000人，也剥削著壹万多名外来务工者。当地村民住的确实是环绕鲜花的别墅，可外来务工者住的却是围着铁丝网的四个人挤壹间的工棚；当地村民的孩子上幼儿园确实不要钱，可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上幼儿园却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2001年，华西村的土地不够用了，就打起了周边其他村的主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是个比黄世人还狡猾的老狐貍，他利用周边村民对华西村富裕生活的羨慕又不明底细的条件，诱骗他们合并到华西村。合并完成后，吴仁宝就悄悄地把新合并進来的村民的土地据为华西村所有，使得那些村民都成为失地农民。过了六年村民们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村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原来清洁的环境也受到了严重污染。“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村民周毅感叹道：“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2010年8月18日，受骗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向吴仁宝讨回公道，可是政府出动警察，为吴仁宝保驾护航大肆抓捕村民，周边村民的土地就这样被吴仁宝成功侵占了。吴仁宝把华西村规划成三片，合并進来的那些村庄被规划成“钱庄”和“粮仓”，华西村被规划成“天堂”。是啊，“钱庄”和“粮仓”都是为“天堂”服务的，这就是吴仁宝的真实想法！天堂和地狱是壹张纸的两个面，有人在天堂享福，就壹定有人在地狱受苦。毛左的眼睛只看到了在“天堂”享福的吴仁宝，却看不见在地狱受苦的芸芸众生。



实行射秽主义的那些示范村还有壹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上推行独裁主义。不管是华西村的吴仁宝，还是南街村的王宏斌，或者是洪林村的叶昌保，村里的壹把手几十年没有更换过，村民连选票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领导任职实行着事实上的终身制。他们乾坤独揽、任人唯亲，俨然成了封建王国的土皇帝。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华西村所有重要的领导岗位都被吴仁宝的家人占据着。号称中国最后壹个人民公社的河北省周庄共有10个队，由周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進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所谓不称职不过是指不合领导心意而已。合作社主任韩建明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老是换人也不好。”当然，所谓好还是不好，都是领导说了算，村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现在我来回答毛左思恩为什么在提射秽主义示范村时有意漏掉曾经红极壹时的天津大邱庄。大邱庄的党委书记叫禹作敏，此人好冲动行事，长期的帝王生活使得他忘乎所以，以为他就是天下的老大。1992年12月大邱庄里的壹个公司在查账的过程中，禹作敏的心腹非法拘禁并打死了业务员危福和，死者全身创伤380处。因为危福和是外来务工人员，在禹作敏的心目中自然低人壹等，因此他决定包庇罪犯。1993年1月，当检察院来调查取证时，禹作敏又犯了壹个致命的错误，他舍不得化钱收买办案人员，像现在的地方干部驾轻就熟的那样，让办案人员去为他编造借口开脱罪犯，却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六名检察官关了13个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事态由此恶化。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壹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这当然是鸡蛋碰石头，最后禹作敏被以多项罪名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死于监狱。大邱庄这个射秽主义示范村从此退出了毛左的视线，这就是思恩不好意思提大邱庄的隐情。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已经知道了毛左推崇的射秽主义是什么东西了！那里没有公平、没有民主，有的只是壹部分人对另壹部分人的剥削，以及土皇帝的为非作歹！把专制主义当作射秽主义来崇拜和宣传，难道不是祸国殃民的行为吗？当然是，中国农民有充份的理由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压迫农民

所谓“三农”问题，按官方和主流媒体（包括学术刊物）的说法，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影响国家和经济社会向现代化展开的阻滞因素，因而也成了政府和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实，“三农”问题早已存在，并非时下因学术讨论热烈之故而产生。当壹个“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注目，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已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因素。



近年来，以若干个中央“壹号文件”为标志，中央开始提倡“反哺农业”，取消了两千余年壹以贯之的农业税，并对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增加财政投入。这些固然是可喜的变化。然而，虽然“三农问题”学界谈得很多，论者的视角大多集中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农村的宪政建设与法治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与社会落后的结果，同样也是经济和社会落后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壹直是壹个被宪政和法治“遗忘的角落”。不仅农民的宪法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而且制度性歧视加重了农村的贫困，导致了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宪政制度安排和行政法治的实质性改善，那麽无论如何重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建设，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中国大陆的农村建设离不开宪政与行政法治的制度保障。



中国农村究竟涉及哪些宪政问题？



壹、 农村的土地问题，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村土地征收与补偿等问题。土地制度可能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征地补偿也壹直是近年来引发激烈社会冲突的首要因素。周其仁教授曾经说过：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剩下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壹）的财产，因而完善土地制度是农民致富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手段。



二、 农民的自由权和平等权，包括迁徒自由、户籍制度、计划生育、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受教育权、医疗和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的分配等壹系列问题。现在，户籍制度对人身自由的束缚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也是宪法经常讨论的话题，更何况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现代宪法所要全力保障的终极目标。需要在此强调的是突出农民的结社自由以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关注的农村的制度建设，最终目标就是让农民通过有效的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用事事依赖自上而下的中央保护。这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农民选举自己中意官员来管理自己，农民组建自己的团体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基层选举壹样，结社自由也是村民自治的壹个组成部分，或至少是其必然的延伸。只有充分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农民才能彻底摆脱自己的“弱势”地位，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和社会过程保护自己。这才是农村建设的长远之计。当然，许多农村资源相当匮乏，农民自治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诸如基础教育等关系农民和农村命运的事情，中央该管的还得管起来。



三、 村民自治和农村选举，涉及村民选举、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委会行使权力的法律保障、村民监督、宗族等传统因素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的壹系列问题。人言“人多力量大”，但是为什么人数最多的中国农民反而成了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根本上，它说明民主机制不完善，因为民主程序是壹种多数主义规则，多数选民通过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统治国家，因而多数人在民主国家应该是强势而非弱势群体。近年来，村民自治与村庄层次上的“多数人暴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引起宪法学研究的关注。相对来说，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的选举也开始突显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但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在中国目前多达壹两亿的农民工当中，有些长期居留在城市，有的则和当地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如何对待这个群体的选举权？他们究竟应该在实际工作和居住地的城市投票，还是通过某种方式在户籍所在地投票？要求农民工回到户籍所在地投票固然是不现实的，而目前所采用的委托投票制度又是基层选举不规范的壹个重要因素。



四、 农村治理模式的改善与改变。选举固然重要，但是壹次选举显然不能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在选举后必须对村干部和基层官员保持有效的监督，否则就如卢梭所说的，他们只能在选举的那壹天做壹次主人，其余的时间仍然是奴仆。在这方面，壹些地方的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值得关注。我们之所以主张农村民主自治，无非是因为中央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全国各地地方官员；如果农村宪政和法治有缺陷，那麽无论中央的法令如何完善，农民的权利必然遭到侵犯。



尽管中国的“三农”问题所处的制度环境属于宪政稀缺类型，但是通过政策安排或制度转型还是能实现对农民的利益保护的。在现代化進程中，政策安排与制度转型只能依靠前现代方法与机会型的现代宪政之路。所谓“前现代”，就是寄托于“小岗故事”及科思所及的“边缘革命”的再现，借助政治权能来推开与因应农民的愿望；所谓“机会型”的宪政之路，则取决于知识精英是否愿为建立壹个真正自由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中国是壹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权益不容漠视，这也是壹个最基本的社会正义问题。

农民宣言

我们，中国农民--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忍辱负重地过了五六千年，跨進新千年之后，我们再也不愿沉默，再也不能沉默，再也不会沉默了!

　　中华民族过去所有的历史，说到底是我们这个群体受人摆布的历史。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领主制度下，我们曾是农奴；在豪强统治下，我们做过徒附；在公社体制下，我们成了完全受禁锢的社员。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扮演着附从的角色：在历次起义中，我们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近代革命中，我们是被联合的对象；在建国以后，我们是"二等公民"。

　　在过去所有的历史中，不管形式有何不同，我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在领主井田制下从事自然生产；皇权社会时期，我们在地主租佃制下从事自然生产；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在集体经营制下从事自然生产。

　　因此，过去所有的历史我们都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马铃薯般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治上受挤压经济上受盘剥的命运就难以避免。

　　但我们又是过去所有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我们为过去所有的历史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我们在过去所有时代中都是反抗暴政、抗击侵略的基本力量，我们在过去所有的革命中差不多都是主力军。

　　中华民族过去所有的历史说到底是我们农民创造的历史。连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包括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大都是从我们农民中产生的。

　　过去有人将我们说成是有种种缺点的群体，诸如自私、狭隘、保守、落后。等等，等等。可恰恰就是这样壹个群体支撑了中国几千年。其实，壹些所谓的缺点恰好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点，如果要人为地消灭这些特点，就必然扼杀这个群体的创造力，造成民族大悲剧。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哪壹个群体没有自己的局限性呢?而哪壹个群体能和我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呢?

　　这是壹个没有炮火硝烟但却撼天动地的时期。改革开放加上市场经济，再加上全部的新时代因素，就推动我们走上历史的大舞台。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创造舞台。在改革时代我们创造的新生产力可能超过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我们创造的新经济现象是过去所有时代不敢梦想的，我们创造的新政治事物给乡村社会注入了生机，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因素给乡土氛围带来新气象。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舞台。从经济关系到人情关系，从所有制到产业结构，从乡村政治到社会基础，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家庭组合到社会组合，从农民到牧民，从劳作到思维，从观念到现实，都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壹切都在变动，壹种变动接着另壹种变动，壹个变动引出壹系列变动。所有据说是不可能变动的东西都在或迟或早地开始变动，连我们几千年来壹直居住的村落也开始摇动。

　　我们走上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舞台。经济的分化，人群的分化，文化的分化，社区的分化，思想的分化，行为的分化，农村所有的壹切，我们所有的人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分化，连居住在偏远落后山区的山民也在卷入分化。

　　我们开始向马铃薯的存在状态挑战，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寻求联合的途径，这种组织是农民自主基础上的组织，这种联合是保持农民个人自由前提下的联合。

　　迄今为止发生的壹切变化都建立在我们有了财产权利（尽管是不完全的）和独立人格（不完全的）的基点上。我们有了财产权利，才有了发展的权利；我们有了独立的人格，才有了选择发展的自由。

　　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开始意识到农民是壹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群体。其实，我们历来就有独立的群体利益，但过去壹直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明确意识到，现在终于明确意识到了。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民这个群体有任何阶层、任何集团也代表不了的独立利益。而我们壹旦意识到这壹点，也就意识到了这个群体的历史使命，我们才正式有了群体的自我意识。

　　过去人们认为农民不开化，我们确实有不开化的问题。但那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壹旦获得这种意识，我们也就开化了。

　　过去人们认为农民只能依附于人，我们确实有依附于人的问题。但那是因为很长时间内没有意识到独立的群体利益，壹旦意识到了，我们就不会依附于任何人了。

　　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所有進步表明拉开了千年蜕变的序幕。我们在变动中遭受的种种痛苦必将成为更大变革的催化剂，我们正在改变受人摆布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受人摆布。我们所获得的自主权仍然是不充分的自主权。我们的改革还任重道远。

　　然而改革的总趋势是无论如何不会逆转了，我们这个群体是无论如何不会走回头路了。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英勇和智慧为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必将用自己的才智和雄猛将改革带向更新的境界。

　　走進新千年，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贫穷向富裕、从愚昧向文明、从封闭向开放、从村落向城市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我们要告别传统时代，我们要在脱胎换骨的新生中彻底结束受人摆布的历史。

　　伴随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从农的人数将大大减少。但无论怎样减少，我们都必须牢记农民是壹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社会群体，都必须牢记自己要有独立的群体意识，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头脑，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治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伴随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整个农村社会也将告别村落传统。公民化的现代农民必须牢记自己有四大基本权利：这就是财产权利、土地权利、民主自治权利、组织起来的权利。这四大权利是不可让予、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让予了我们就失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剥夺了我们就会遭到更严重的剥夺。

　　在新千年里，我们将要失去的只是传统农民的枷锁，而要获得的却是整个中国和世界。

　　全中国农民联合起来解放自己!

　　

　　壹 我们农民的第壹次宣言

　　

　　世世代代，中国农民就壹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东北面这块广袤的大陆土地上。在中原的黄土地上，在东北平原的黑土地上，在东南的丘陵地带，在青藏高原，在蒙古高原，在四川盆地，在连绵的太平洋西海岸带上，在整个中国的田野大地上，到处都有我们先民活动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可以远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历史就是河域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我们从远古走来。从那大大小小的远古村落、帐篷、渔舱中走来，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走来，从领主制度下、皇权统治下、公社体制下走来，走進新千年里，汇集成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公民群体-中国农民群体。

　　现在，这个群体就要发表自己的宣言了。

　　这是中国农民也是世界农民有史以来的第壹次宣言。

　　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宣言或类似宣言的文件，但没有壹件是我们的，或是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的，包括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写的文告也是以别的名义发出的。

　　历史上的宣言大都是某种社会组织和会议的产物，这次宣言不是任何组织和会议的产物，而是我们这个历史最古老、人数最庞大的民族农民群体的心声，是几亿中国农民的心声。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壹个宣言出自这么大的人群。

　　有人可能会问：妳们既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壹个群体，为什么以前壹直没有而迟迟到现在才发表这个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改革前的几千年里，我们壹直没有或基本没有自主意识，而老是处在被别人认识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改革前的几千年里，我们壹直是作为其他群体的附属物出现的。从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宣言呢?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越来越有了自我意识，有了自主意识，有了自我反思的意识，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作为壹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独立群体的存在，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好恶，因此也越来越意识到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宣言正是壹种自我表达的形式。

　　这是我们体现历史主体精神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是事实上的民族主体，但是我们过去壹直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主体的表达意识，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要通过宣言表达出来。

　　这是满载我们几千年来甜酸苦辣情感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流了多少血．洒了多少汗，受了多少屈，经受了多少磨炼，付出了多少代价，才终于走到今天这壹步，我们终于等到将长期的郁闷壹吐为快的时候了，我们终于等到向世人倾诉的时候了!

　　这是高扬我们这个群体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宣言。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反抗压迫，为了追求幸福，坚韧不拔、顽强不屈、舍生忘死、壹代接壹代地奋斗着，开拓著，摸索著，才终于达到今天这样的進步，我们终于能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精神旗帜了。

　　这是凝聚着我们这个群体几千年来乡土道德的宣言。我们这个群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几千年来，我们坚守自己的道德传统，如勤劳、勇敢、智慧、节俭、信义、仁爱、尊老抚幼、亲戚相助、邻里相友等。我们正是依靠这些道德力量的支持克服了壹个又壹个的困难，才终于走到今天这壹步。

　　这是我们走向解放的宣言。寻求解放，走向解放，为解放自身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追求，也是我们几千年来奋斗、付出、牺牲的冥冥指向，是最高天意的召唤。我们实在经受了太多的束缚、压迫和桎梏，我们必须打破枷锁，我们必须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这种解放是指人身、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解放，是公民权利的完整体现和高度张扬。

　　我们这个群体所有的历史情感、历史精神、历史意志、历史道德，包括我们的包袱和缺点在内，都凝结在这个宣言里了。

　　我们在时间上已经从过去的千年進入新的千年，因此，这也是我们的跨千年宣言，是我们告别旧千年、跨進新千年的划时代宣言。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抒发新千年的壹点情感，壹点憧景，壹点理想，壹点信念。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介绍新千年的壹些打算，壹些念头，壹些筹划，壹些想法。

　　在这个宣言里，我们想倾吐新千年的几点希望，几点请求，几点切盼，几点期待。

　　我们要通过这个宣言和新千年進行对话，将自己对新千年的心里话宣示出来，昭告于天下，昭告于世人!

　　我们再不请别的阶层作我们的代言人了，我们要自己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发布我们的宣言了。

　　这是我们农民的第壹次宣言，这是我们这个最大最古老的民族农民群体的第壹部宣言，这是中国农民走向解放的宣言。

　　

　　二 关于财产的宣言

　　

　　财产是财富的物质形态。分为生活和生产资料两大类，但不少财产兼有两种性质，用作生活便是生活资料，用作生产便是生产资料。如房屋、粮食、包括土地在内都是如此。

　　人们只有拥有壹定数量的财产，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要生活就得有起码的生活资料，要生产也得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的财产越多，质量越好，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所以，人们不断改善生存条件和追求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不断获取财物的过程，离开财产谈生存和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

　　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人类拥有这种权利和其它动物拥有生存本能壹样，是天赋的、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与此相联系，获取和拥有财产则是人类保证其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本权利，人类拥有这种权利和其它动物拥有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以保证其生存壹样，也是天赋的，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

　　反过来说，人们壹旦丧失了获取和拥有财产的权利，也就同时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如其它动物壹旦丧失了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也就同时丧失了生存的权利壹样。由于其它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惟有人类具备发展自己的潜力，所以人类的财产权利与动物的食物权利相比，前者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壹，而后者只有自然属性；前者具有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发展的意义，而后者只有维护生命延续的意义。

　　从天赋的角度看，既然人们的财产权利是不可让予和不可剥夺的，也就不应该丧失。但从历史和现实看，对人们财产权利的剥夺却是时有发生的，有时在个别人之间发生，有时在群体之间发生，有时甚至以国家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名义進行大规模的剥夺。所以人们财产权利的时有丧失又是现实问题，正如其它壹些动物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由于某种原因时有丧失也是现实问题壹样。

　　丧失了财产权利也就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由于人的发展是全面的，所以丧失了财产权利就不但丧失了物质和经济上发展的权利，往往同时连精神、政治、文化的发展权利壹道丧失了。这就提出了壹个问题：即人们天然的财产权利和现实社会中这种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矛盾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惟壹出路就在于：人们在享有财产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拥有保护财产的权利。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其壹是法律的，即获取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受到法律保护；其二是能力的，即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如果既没有受到法律保护也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那麽这种财产权利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权利，随时有被他人侵犯的危险。正如壹些弱小动物觅食和积存食物的权利随时有被其它大动物(包括人)侵犯的危险壹样。所以享有财产权利和拥有保护财产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

　　既然财产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那麽我们农民当然也就享有这种权利，这是我们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可让予、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其实，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拥有自己财产的群体，不管这份财产有多么微薄，都是我们能独立于世、生存发展的基础。不然怎么被称为小私有者呢?没有财产的农民严格地说不是农民。

　　可是，我们的财产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到过这样那样的侵犯：劣绅地霸的巧取强夺，贪官污吏的苛捐勒索，昏君权贵的横征暴敛，军阀土豪的打劫榨取，都对我们的财产造成直接间接的侵犯。特别在王朝末落时期、战乱时期、外族入侵时期、酷烈的阶级搏斗时期，这种侵犯更是频仍地赤裸裸地发生。历史上的"跑马圈地"就是利用权势公然抢夺农民地产的"典范"。

　　但集体化时期借助国家政权对农民财产侵犯的全面性、快速性和大规模性，可能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仅土地充公，其它基本生产资料充公，不少地方甚至连生活用品都充了公。

　　集体化运动乃至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处境雄辩地说明了财产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对我们的重要性。失去了这个基本权利，我们就不但失去了发展的权利，而且必然要导致壹系列相关权利的失去，最终连人身自主权也没有了。并在壹定情况下严重威胁起码的生存权，20世纪60年代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就是突出例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壹方面因为财产权利是基本权利，其它种种权利都建立在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壹个失去财产权利的农民就必须仰仗他人(包括集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谈到其他权利；另壹方面，既然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能被剥夺，其他权利直至起码的生存权利遭到威胁就是应有之义了。

　　集体化时期我们的财产权利遭到全面剥夺的教训是极为沈痛的，而改革以来农村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农民已经成为壹定意义上的财产主体。

　　集体化时期的最大教训不是我们丧失了财产权利，而是我们缺乏保护财产的权利，我们的财产既没有受到法律保护自己也没有保护的能力，遭到剥夺是必然的。改革以来我们的财产权利得到相当恢复，但没有全部恢复，土地应当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但我们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们作为财产主体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认，我们仍然缺乏财产的法律保障也缺乏保护财产的实际能力。因而直至现在被剥夺的威胁并没有根本解除：我们的承包地屡被侵犯，壹些基层干部以种种借口侵犯甚至强占我们其他财产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所以，我们在希望恢复完全财产权利的同时也希望从法律上确认我们作为财产主体的地位，保障我们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侵犯我们的财产权利。除非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放弃和转让这种权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由法律来认可而不能由任何个人和团体去判断。

　　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自己保护财产的能力。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这种能力，因而财产屡被侵犯，现在我们要自觉地培养这种能力。

　　我们必须树立财产权利是基本权利、天然权利的意识，认识到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须树立财产权利是作为其他权利基础的意识，认识到我们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人身权利乃至整个生存发展权利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树立财产主体的意识，认清我们农民、也只有我们农民才是农村财产的主体。

　　我们只有树立深刻的财产权利意识，才能理直气壮地保护财产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我们作为农村财产主体的地位。

　　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就要掌握保护财产权利的武器，包括法律武器、组织起来的武器、民主自治的武器。没有财产权利，也就不可能有民主法制的权利，但有了财产权利，却必须依赖民主法制的武器去保护；失去了财产权利的集体化组织是我们农民的桎梏，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必须依赖自己的组织去保护，马铃薯的存在状态是难以保护自己的财产的。

　　我们只有掌握了保护财产权利的武器，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才有能力维护我们作为农村财产主体的地位。财产权利意识和保护财产的能力应该是统壹的。

　　我们获得了财产权利，也就获得了致富的权利。我们要运用财产权利不断获取财产，积累财产，发展财富，追求富裕。我们农民富裕了，农村富裕了，整个国家也就富裕了。并不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相反，是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我们获得了财产权利，也就获得了不断发展自己的权利。我们要在拥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追求政治、文化、精神的全面发展。民有财产不是万恶之源，恰恰相反，是我们自身和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

　　没有财产权利或丧失了财产权利的农民不成其为农民，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不能滥用这个权利。我们不能在行使这个权利时危害他人的、国家的和社会的利益，我们拥有的财产权利只能是相对的、受制约的、合法的权利。

　　没有财产权利或丧失了财产权利的农民不可能获得发展，但有了财产权利的农民却不能保证肯定获得发展。现实给我们提供的情况是：壹方面大多数农民凭借有限的财产权利摆脱了贫困，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另壹方面是群层差距在扩大，相当壹部分农民仍然在生存线上挣扎。

　　财产权利既是相对的，就不是万能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有壹定缺陷。

　　纠正这种缺陷既需要我们农民努力，更需要政府的调节。

　　我们要在拥有完整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克服财产权利的局限性，走向无限的发展。

　　

　　三 关于土地的宣言

　　

　　土地是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土地远比财产具有更广大、更深沈的意义。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本源，是地球上所有物体的承载者。地球上的陆地占3／10，海洋占7／10，海洋的面积比陆地的面积大得多，但是不要忘记，海洋也是在土地上奔腾不息的海洋。

　　人们可以消灭壹切财富，但是如果还有土地的话，人们就可以重新获得需要的财富，然而如果人们毁灭了土地，那所有的财富都得跟着毁灭而且人也就毁灭了。

　　人们可以发展壹切壮丽的事业，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丰功伟绩，可以制造成无比辉煌的物器，但所有这些都得以土地为基地，最后都得回归土地。

　　人们探索太空，已登上月球，还会登上火星，然后再登上什么别的天体，但所有这些探索都以地球为大本营，而且都要返回地球。当然，人们探索太空就是为了开发太空，向太空发展，在遥远的将来人们可能会离开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而且可能不止到壹个星球去生活，人们将在星球之间来回穿梭。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地球是人类出发的基地，另壹方面，人类到任何壹个天体去生活也得在土地上生活，人类还是离不开土地。

　　有位哲人说：比陆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因为人的思想可以不受任何空间限制地自由遨翔。但是我们却要说，任妳的思维自由想象，但妳的思维是妳头脑的思维，而妳生活在土地上，妳的思维即使超出宇宙最后还得落到脚下这块土地上。

　　海洋常常波浪滔天，怒涛汹涌，所以人们慑于海洋的威力而不敢轻视海洋；大地是沉默的，是那样的恭顺和温柔，所以人们敢于轻视大地。但不要忘记，海洋的怒涛汹涌不见得能对人造成多大威胁，可是沉默温柔的大地壹旦怒吼起来，那肯定会对人类造成大的危害：大地震可以将整个城市变为废墟，巖浆喷发可以将壹座城池埋于地下。真正能翻洋倒海的不是海洋而是承载海洋的土地。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土地是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土地是地球上所有物质和财富包括人类在内的母体和承载体。

　　3．人类可以藐视壹切，但是不能藐视土地，藐视土地就是藐视人类的本根。

　　4．地球产生了人类，人类反过来成了地球的主人，但迄今为止包括将来相当长的壹段时间内，人类的命运还掌握在地球的手中(思维的命运还掌握在物质的手里)。

　　5．人类即使将来逐步脱离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地球还将是人类的重要基地，而且人类终究不能脱离土地而生活。

　　6．所以人类必须尊重土地，必须爱惜土地，必须按土地规律和土地相处。

　　如果说土地是整个人类的本根，那麽土地就不仅是我们农民的本根，而且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整个人类是土地的主人，那麽我们农民就不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是维护者。

　　现在，经过了几千年对土地的爱恨悲欢感受，又经过改革以来几十年对土地种种现实问题体验的我们，進入21世纪之后，在土地问题上要说些什么呢?

　　我们必须像爱护财产那样爱护土地。土地具有财产的属性，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财产组成形态。我们承包的耕地和使用的宅基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生活资料，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财产那样爱护它，看守它，使用它，防止别人盗窃它，强占它，危害它。

　　我们必须像爱护生命之根那样爱护土地，时时护理它，侍弄它，浇灌它，给它增加营养，使它不断强壮，让它保持青春。

　　这就需要我们和土地建立更稳固的关系。目前的土地承包使土地关系难以稳定，农民也就难以对土地進行有效的保护和建设，相反却滋生了许多侵权和破坏问题，造成土地的大量流失和大批失地农民。我们希望進壹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议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让地权真正稳定下来。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我们对耕地和宅基地获得了永久使用权和所有权，有了地契法律保障，不用再担心土地的调整或收回了。才能真正像对待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之根那样对待它，以主人和维护者的身分对待它，对土地的养护和建设自然就能作长远打算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会细心地爱护土地，使用土地，保管土地，调养土地，不断使它肥美起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土地，任何人也难以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剥夺我们的土地使用权了。

　　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处置自己的土地了。土地作为最大的不动产，我们可以出售，可以出租，可以抵押，可以置换，还可以入股的方式進行土地投资经营。土地作为我们最大的不动产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向非农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如果转移出去后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我们就可以把土地转让出去，如果在外面站不住脚，我们也还有退路。

　　我们认为，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是改革以来承包制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从根本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

　　中华民族的土地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维护好这个共同的家园需要政府、其他社会群体和我们农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尊重土地规律，尊重农民和土地的历史关系，按照土地规律管理土地。

　　改革以来，尽管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本根这壹点没有变；尽管我们对土地的感情因人因地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大多数人还得靠土地为生这壹点没有变，看重土地、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的思想没有变；尽管前前后后转移出去的农民从数字来看比较可观了，但其中还有相当壹部分人是属于不稳定转移。这就是现实。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现实。我们希望能出台壹部反映国民意志的《土地法》。

　　土地是沉默的，但土地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农民不是能言善辩的，但我们对土地的脾性是深知的。我们喜欢土地的沉默，我们要尊重土地的运动规律。

　　改革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业绩，获得了不少财富，但我们必须牢记，所有这些业绩和财富都是凭借土地的宽厚和支撑取得的。

　　在新千年里，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土地，告别土地，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土地是我们前進的基地，而我们走得再远、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土地。

　　

　　四 组织起来的宣言

　　

　　组织，这是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人类所以有力量，从壹定意义上说就是由于他善于组织和善于利用组织。

　　整个人类就是壹个有组织的属类，是壹个拥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并不断发展组织的属类。

　　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人类才有组织。事实上，不少其它动物也有某种组织或类似组织的东西，组织对这些动物来说同样也是谋求生存的壹种手段。比如，蜜蜂就有严格的组织，猿猴群内部也有壹定组织。不过，和人类比较，动物的组织是壹种生存本能，它们不懂得也不需要随时地发展组织，因为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没有发展意识。

　　由此可以得出四个结论：

　　1．组织对人类和其它不少动物来说都是谋求生存的手段。

　　2．由于只有人类才有发展意识，所以也只有人类才需要也才能自觉不断地发展组织。

　　3．由于人类在发展意识的驱使下不断地发展组织，所以人类也就善于利用组织维护自己和发展自己。

　　4．人类和其它动物比较的重要优势是：人类懂得并善于发展组织和善于利用组织发展自身，而其它动物既不懂得也不善于这样做；人类中壹部分人群和另壹部分人群文明程度高低不同的重要依据是：文明程度高的人群，其组织的意识和利用组织发展的能力要强，文明程度低的人群则要弱。

　　由此可见，组织的权利乃是人类和动物谋求生存的天然权利，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的天赋之权。

　　人类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而人类中某壹群体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也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

　　我们农民要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当然也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组织，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是我们天然的权利，也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

　　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改变自己在政治经济上软弱无力的地位，就必须改变自己的马铃薯存在状态，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我们也正在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我们再也不愿做马铃薯了。我们既发展了壹些经济组织，如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也发展了壹些自治性组织，如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这些组织在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保护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马铃薯状态只能造成我们的贫弱无力，即使人数再多，也既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发展自己。历史和现实也已多次证明，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我组织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发展我们自己，而仅靠传统的基层组织既难从经济上也难从政治上做到这壹点。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村民自治是法律授与我们的权力，但村民自治必须有壹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能充分地表达我们的政治意志和管理村社大事的意志，而类似"村民议事会"这样由我们选举产生的民议组织才能做到这壹点。

　　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由农民向公民的转变。传统农民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上的马铃薯和政治上的马铃薯，没有组织意识更不会自我组织，也就谈不上表达自己的意愿，为自己作主。而现代公民的重要特征就是以有组织的壹员而存在，通过组织表达自己的意志，为社区公民作主。

　　我们追求的组织是为了共同利益的自愿合作式组织。经济上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政治上是民主基础上的联合关系，是我们自己组织自己，而不是过去那种行政强制或包办的组织，为了别人的某种目的来组织我们。

　　我们正在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我们正在组织起来。但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现有的组织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组织得还很不够，我们还必须進壹步组织起来，進壹步发展我们的组织，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我们要发展更多的经济组织，发展能适应我们参与市场竞争需要的具有多方面的经济组合功能、服务功能的组织，巩固和提高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提高组织的契约化、制度化、整体化、社会化水平，多发展壹些能将专业服务和全程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高度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

　　我们要发展更有利于实现民主自治的政治组织。发展能充分传达我们农民对村务村政大事意见的民意代表组织，能充分集中农民的政治智慧、管理意志的自治组织，能充分反映我们选举意志的自治班子。

　　我们要发展将经济和政治功能合为壹体的群众自组织，比如建立农民协会。这种农民协会既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同于单纯的自治民议组织，而是将农民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融为壹体的群众性组织。

　　这种农民协会在经济上要为我们提供全程性、社会性的服务，在政治上要传达我们的要求，保护我们的权益，反映我们对村务国政的意见，能代表我们和政府沟通对话，和部门進行谈判，和企业订立契约。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建立农民协会，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认为不但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为什么我们农民这个最大的公民群体不应当有自己的农会?我们多年来深受没有能直接代表我们农民利益的组织之苦，我们需要这样的组织，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今天，在经过改革开放的风雨磨炼后，我们深深感到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而且这是农民应有的权利，是我们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天然应有的权利。

　　我们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同时也希望政府支持我们组织起来，有关部门为我们组织起来提供便利条件，社会为我们组织起来创造宽松环境。

　　

　　五 农民自治的宣言

　　

　　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我们农民享有以村自治的权利。而自治，只能是民主的自治。民主，说到底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但这种决定并不是由每个农民直接去决定，那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选出能体现我们意志的领导人，推选民议组织并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表达我们的意志来实现的。自治，说到底就是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但这种管理并不是由每个农民直接去管理，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委托由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去管理，并通过民议组织监督管理来实现的。民主是自治的基础，没有村民民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自治也只能是以村为范围的民主治理权限。

　　我们农民有自治的能力吗?有些人是怀疑的。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任何壹个群体天生就具备自治的能力，但任何壹个群体也可以通过实践获得。农民以前也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工业训练，但乡村工业不是也引入注目地掘起了吗?有人可能会举出农民文化程度低以及诸如此类的缺点，我们认为这些缺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践，是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乡村就是自治的乡村，不过壹般是由乡村的地主、绅士来治理，多数穷苦农民缺乏参与权，现在我们追求的是大多数农民参与的自治。事实上，今天的农民有没有自治能力已不是壹个理论问题，而是壹个实践问题了。近年来，部分农村实实在在开展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已经证明了农民的自治力。至于壹部分农村出现的贿选和少数人操纵选举的现象，毕竟是村民自治初期难以避免的问题。况且此种现象即使在有长期基层自治传统的国家也很难完全避免，借此否定农民的自治能力就更说不通。

　　农民搞自治会出乱子吗?有些人像害怕农民组织起来壹样，也害怕农民搞自治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的回答是，通过村民自治的办法可解决过去难以用行政手段解决的许多老大难问题，从而消除积累矛盾，净化乡村政治，使大家气平心顺，只能有利于乡村秩序建设而绝不是相反。

　　其实，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农民想不想自治和能不能自治，问题是我们在长期的历史磨炼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必须搞村民自治，我们必须走民主自治的道路，我们必须学会自己管理乡村。就像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壹样。

　　组织起来、村民自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壹方面，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村民自治；另壹方面，村民自治的進程也就是不断完善农民组织的过程。

　　我们已经开始的自治实践距全体农民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还有很长的路程。但我们既已走上了这条符合历史必然性的道路，就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那麽，我们在通向自治的進程中有哪些希望和打算呢?

　　我们希望進壹步健全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比如需要進壹步明确村民自治和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自治村村政府和乡以上政府的权限划分。再比如，需要進壹步明确自治村内部有关组织的地位和权限，如村民委和村议会的地位和权限，村议会和村民委究竟哪个是自治村的最高权力机构，各有哪些权限?村议会要不要有常设组织以及如何行使监督权?还有党组织和村民委、村议会的关系问题。现在相当壹部分村由支部书记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等于虚设，这很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亟须规范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村民自治的理性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我们农民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自治素质。我们虽然有自治的信心，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已经完全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水平了。我们还需要通过实践加强素质培养、技巧训练，另壹方面也要向书本学习，向好的经验学习，在培训中学习，掌握全面的自治本领。

　　我们要在推進自治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农民大选、村务公开、村民议事复决、罢免不称职的村委领导人等实践活动都要不断扩大范围，并要逐步走向制度化。壹方面要推动国家的有关法制建设，另壹方面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构建更为具体、更能体现村情社意的选举、罢免、施政、村务公开、代议和复决、日常监督等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全面的自治，不仅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文化和其他村社事务等各个方面。我们要逐步学会以自治宗旨处理整个村社事务。培养每个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心、理解力、参与热情、监督责任、奉献精神。只有成为敢于自治和善于自治的农民，才能成为既有自由独立人格又有国家整体观念的公民。村民自治必将成为改造传统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伟大政治工程，随着这种改造，农民的政治观念和农村社会将会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六 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宣言

　　

　　几千年来，我们农民壹直和贫穷作斗争，摆脱贫穷壹直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梦想，变穷为富壹直是我们追求奋斗的目标。这个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个梦想从未间断过，这个目标从未放弃过。

　　可几千年来，贫穷又壹直和我们相伴为生，农民走过的历史，就是壹部贫穷史，我们壹直没有摆脱过贫穷。

　　但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的社会地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实现不了富裕，我们的命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也许我们能在壹定的情况下获得某些社会权利，但如果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获得做人的权利。

　　也许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翻了身，但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可能在根本上翻了身。

　　也许我们能在壹定时间内获得某种尊严甚至权威，但如果我们摆不脱贫穷，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树立起我们这个群体的尊严。

　　几千年的历史、近代的历史、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共同教导我们说：壹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必须首先在经济上站起来；壹个公民群体要想在整个民族中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壹切，包括个人人格和群体人格在内。"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敬的富的、狗咬的破的"。这是乡下人说了多少年的口头禅。穷，妳就得矮三分，妳就难以昂首阔步地做人。

　　所以我们必须摆脱贫穷，所以我们必须奔向富裕。

　　农村改革给我们开辟了和贫穷作斗争的新道路，这就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改革以来，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和贫穷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斗争。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后，我们取得了明显成果。加上政府的帮助，行之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壹些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多数农民生活宽裕了，其中壹少部分人富了起来，我们整体的经济形象和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改善。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站起来，我们还有相当壹部分兄弟处在贫困之中，其中壹部分人甚至还过著赤贫的生活。另外，经济差距在扩大，包括地区差距、社区差距、群层差距、城乡差距都在扩大。

　　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和贫穷作斗争。

　　我们必须進壹步加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力度，组织起来向大市场挺進，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挺進，全方位地开发市场，利用市场，向市场要财富。

　　我们必须将农业资源的全面利用、充分利用和节约利用、安全利用结合起来，发展集约型、循环型、绿色型农业。将传统的精耕细作和现代的集约经营结合起来，将少数地区的经验转化为多数农民的自觉行动，向集约经营要效益，向充分利用、发展利用、持久利用资源要财富。

　　我们必须继续走好"科技兴农"的道路。改革以来我们在科技兴农道路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的科技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科技在帮助我们脱贫方面已做出重大贡献，但科技在今后帮助我们致富方面还是不可替代的利器。

　　我们必须继续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发展。以我们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农业现有的可利用资源，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大多数农民光靠农业实现富裕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進壹步扩大转移、深化转移和稳定转移。扩大转移就是要开辟更多的非农业转移空间；深化转移就是要提高转移的档次和层次；稳定转移就是要由不稳定的兼业性转移向稳定的分离性转移发展。

　　有壹种说法：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许多农民转移了出去，才能谈得上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出现小型农场主，以农为业才会真正致富。

　　我们壹定要提高自身的素质。人的素质提不高，致富的路子再多也用不上。提高素质是指提高整体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素质、交往素质等。我们要积极主动，想尽壹切办法，采取壹切措施提高自己，学文化、学科技、学经营、学交往、学开放的市场思维，学我们过去不熟悉现在必须熟悉的壹切知识，要想人富，必须 "脑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青壮年的大量外出，好多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甚至辍学的儿童成为从农的主力军。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素质在下降。这种情况亟须改变。

　　我们壹定要将勤俭持家和经营求富结合起来。自力更生、勤俭持家是我们农民几千年来的传统，正是依靠这种传统，我们才壹代又壹代顽强地生存下来。但要从贫穷走向富裕，光有这个武器还不够，过去不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更不够。必须将这个武器和经营的武器结合起来。把劳力用到更能赚钱的地方，把资金投到更能带来资金的地方，把资产活化起来变成更多的资产，这样财富才能逐步积累起来。

　　我们壹定要走联合起来共同致富的道路。像联合奔市场才能提高竞争力壹样，只有联合起来求富致富，才能克服壹家壹户势单力薄的局限性，容易富也好共同富。这种联合不是行政的捏合，而是共同经济利益、经济取向下的经济要素的结合，是农民自发自愿互助互利的经营性结合。劳力的联合，资金的联合，技术的联合，销售农产品或购买农资的联合，或这些因素兼而有之的联合。

　　然而光有我们这个群体的努力还不够，我们的努力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社会支持是根本不行的。我们渴求出台更有利于农民求富的大政策。比如進壹步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让种地真正有利可图。再如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财富，但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就不可能成为这种财富。我们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才能拥有最基础、最基本的发展和求富权。

　　

　　七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宣言

　　

　　几千年来，在壹些人的眼里，我们农民不仅和贫穷联系著，而且和愚昧联系著。

　　我们真的愚昧吗?

　　几千年来，我们农民讲忍让，讲诚信，讲礼节，讲乡风道德，讲为国为家的责任，我们反抗压迫，抵抗侵略，進行革命，多次扮演了推动历史前進的主力军角色，多次为促進中华民族的昌盛、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做出重大贡献，怎么能说我们愚昧呢?

　　从另壹方面看，我们也确实存在文化落后和开化程度低的问题。这是贫穷、闭塞、教育贫乏、生产力落后造成的。从壹定意义讲，文化落后和开化程度低就是壹种愚昧，壹种文化性愚昧。

　　但我们正在改变自己，我们在改变落后的文化形象方面已取得不少成绩，许多农民已不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再是见识短浅、不讲卫生、不知文明为何物的"乡巴佬"，我们正在从愚昧走向文明。

　　另壹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身上仍然存在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包括在壹些地方壹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物质進步和精神愚昧的反差。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進程中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但我们必须从愚昧走向文明，正像必须从黑暗走向光明壹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犹疑，不能徘徊，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形象，就必须彻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

　　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前提是要从贫穷走向富裕。富裕虽然不等于文明，但没有壹定程度的富裕就谈不到文明；贫穷的人不见得没有文明行为，但不摆脱贫穷就难以从根本上走向文明。富裕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富裕的精华，只有文明的富裕才能光芒四射。所以我们要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首先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走向共同的文明。

　　从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高扬市场经济文明的大旗。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当代的文明说到底是市场经济下的文明，也只有市场经济大潮才能荡涤壹切愚昧污浊的东西，才能粉碎壹切陈腐落后的习惯。市场经济创造著新的文明而淘汰着落后过时的文明，创造著现代大农业文明而淘汰著传统的小农业文明，创造著商品经营的文明而淘汰著自然生产的文明，举凡过去在我们农民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顽固的土、昧、陈、偏、狭等缺点，都属于市场经济大潮的淘汰之列。

　　从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破除愚昧。如不信科学、不懂法律的愚昧；固守传统不接受新鲜事物的愚昧；闭目塞听、孤陋无知的愚昧；为履行种种陈规陋习不惜倾家荡产的愚昧。等等。这些愚昧在不少农民身上还不时地表现出来，它毒化著农村风气，制造出壹些可笑可悲甚至骇人听闻的愚蠢行为，严重妨碍我们走向文明，所以必须進行破除。

　　壹些农民兄弟要勇敢地起来破除陈旧习俗。不少规矩和习俗从历史看是壹种民俗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就成为陈规陋习，而当履行这些习俗的行为演变成攀比之风时，就干脆成为壹种愚昧了。如因大操大办婚丧事负债累累的；因贺寿随礼严重影响生活的；为死者建奢侈阴宅的；烧冥钱焚化人民币的。等等。这些愚昧习俗使不少人深受其害，知其弊而不能脱其苦，必须团结起来，合力破除，奋起冲决罗网才行。

　　全体农民要向形形色色的愚昧和落后宣战。向迷信赌博之风宣战，向文盲科盲法盲宣战，向不讲卫生的习惯宣战，向孤陋寡闻宣战，向落后的老传统宣战，向小生产者的偏狭保守宣战，向种种陈规陋习宣战，向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土包子"、"乡巴佬"宣战，向昨天的农民形象宣战!我们要在向愚昧和旧我宣战中走向文明。

　　我们要走向科学的文明。科学既是愚昧的克星，又是化解愚昧的灵明之星，科学是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地走向科学，才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文明。而要走向科学，就必须学习科学，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头脑，用科学的灵明来化开愚昧的心灵，用科学的智慧来战胜迷信的邪秽，用科学的圣水来浇醒沈醉的灵魂。

　　我们要走向民主的文明。民主和科学壹样，既是战胜愚昧的武器，又是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地走向民主，才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现代文明。而要走向民主，就必须学习民主，在实践中推進民主，弘扬民主，用民主精神来净化乡村空气，用民主办法来治理乡村环境，用民主风气来取代封建性愚昧风气。

　　科学和民主，这既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要高扬的两大文明旗帜，也是我们农民在21世纪要高扬的两大文明旗帜。我们越来越深信，越来越坚信：文明就是科学+民主。我们要走向文明，就必须走向科学和民主；而我们走向了科学和民主，我们也就走向了文明。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兼而有之的文明。没有物质文明，精神就文明不起来；而有了物质文明，却不等于就有了精神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加上精神文明，才能构成光彩夺目的文明。我们既要向物质困乏和精神贫穷宣战，也要向物质富有和精神愚昧宣战，我们要拥抱的是繁华似锦的物质文明和光芒耀眼的精神文明。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人的文明和环境文明相互融合的文明。人改变着环境环境也改变着人。破破烂烂的传统村落和现代化的文明村民是难以统壹在壹起的；可有了现代设施的村庄，也不等于就有了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村民，住在现代设施村庄里的意识落后的村民还可能有意无意地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只有现代型的村庄和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村民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现代村庄文明。我们追求的是花园式村庄和精神美好的村民的统壹。

　　我们要走向的文明是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统壹起来的文明。经济文明不等于政治文明，经济发达的乡村也会有腐败的乡村政治现象；但政治文明必须有经济文明作支撑，很难设想壹个经济贫穷落后的乡村有文明的乡村政治；经济文明是文化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推动着文化文明，而文化文明又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政治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富裕的乡村经济、清明的乡村政治和健康蓬勃的乡村文化的结合，才是完善的现代乡村文明。

　　我们在追求新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学会转化传统文明。传统的乡土文化中有过时的东西，有愚昧的东西，但还有不少需要弘扬和转化的东西。通过弘扬可延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通过转化可使传统文明改变形式获得新生。

　　

　　八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宣言

　　

　　我们这个群体封闭了几千年。

　　这几千年的封闭和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生活是壹脉相承的。几千年来，我们已习惯了这种封闭，习惯了封闭的村落，封闭的土地，封闭的人际关系。从壹定意义上说，传统的我们已与封闭融为壹体。

　　农村改革打破了我们的封闭。不!农村改革首先是打破了我们的自然经济生活，使我们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打破了我们的封闭。于是我们走出大山来到平原，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走出内地来到沿海，走出国门来到国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大。

　　我们壹旦尝到了走出封闭的甜头，我们对过去那种封闭生活的弊病也就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封闭就意味着不开化，而不开化就意味着愚昧。长期的封闭生活同时也就封闭了我们的观念，我们既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也谈不上对别的群体的了解。我们缺少比较意识，对任何事物的判断超不出社区经验范围，然而我们自己对这种判断却很自信。在别人看来我们不开化，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不开化，所以我们也最容易受人利用，甚至会被壹些野心家疯狂地利用，沦为牺牲品自己却浑然不觉。

　　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由于封闭，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和各方面的交流，我们的村社与村社之间也缺乏交流，不少经验难得推广，这就必然造成落后，落后又往往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的全面落后，而封闭又使我们不知道这种落后，这就必然要挨打。这种挨打包括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人格歧视等，既包括挨外国人的打，也包括挨国内其他群体人们的打。

　　封闭就意味着贫穷，而贫穷就意味着卑贱。封闭性的自然经济壹方面造成生存空间狭小，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越来越狭小。外面丰富的资源我们利用不上，社区内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不好利用的资源又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利用不了；另壹方面因为缺乏市场，本来很有限的产品还卖不上价钱，甚至卖不出去，加上其他种种社会原因，就造成我们农民几千年来的贫穷，而几千年来的贫穷又是我们几千年来地位卑贱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要克服不开化的愚昧，我们要避免落后的挨打，我们要消除贫穷的卑贱，就必须走出封闭，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在开放的道路上已迈出重要步伐，但我们还要進壹步开放，深化开放的程度，拓展开放的广度，走向更好更大的开放。

　　迄今为止我们的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在新千年里，我们的开放要向经济、政治、文化、思维意识全面扩展。

　　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加强和政府、社会的政治沟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自觉参与国内政治生活，提高我们的政治参与度和发言权。加强社区之间、地区之间政治建设的交流，借鉴国内外农村政治管理的经验。

　　文化上的开放就是要走出传统乡土文化的圈子，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及其他途径，加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视野，丰富文化生活，引入现代文化，学习借鉴城市文化，改造升华乡土文化。壹般来说，文化开放依存于经济开放的進程，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开放程度也相对要高；但文化开放又有自己的独立性，有的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却现出壹种滞后和退化性。因此，要按照文化发展规律结合经济开放来推动文化的开放。

　　思维开放既是整个开放的先导，没有思维认识上的开放，壹切开放都无从谈起；同时，思维开放和其他方面的开放又表现为壹个相互推动的过程。当政治、经济、文化开放到壹定阶段，就要求思维有新的突破，就要求全面地清算传统的封闭思维和封闭观念，以期发挥更大的牵导作用。在新千年里，我们农民的思维必须从村落局限、乡土局限、亲族血缘局限、"壹亩三分地"的局限、农业农村局限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要彻底摒弃那些坐村观天、守家在地、守田为业、穷窝难舍、离土不离乡的观念，从根本上树立乡国壹体、城乡同家、市场交流、四海取财、各业皆为我业的观念。我们要确立全新的开放式思维，我们要和传统的封闭思想進行彻底决裂。

　　我们要在开放上更为主动，变适应性开放为出击性开放，变引進来的开放为输出去的开放，变他人开发我的资源的开放为我开发他人的市场的开放。要充分利用农民和农村可以利用的壹切开放优势，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将产品打出去，将资金输出去，将企业办出去，将政治、文化影响扩散出去。

　　在新千年里，我们要树立更宏伟的的开放雄心，更新式的开放思维，更博大海涵的开放精神。同时我们期望社会的理解，政府的支持，其他群体的共同参与。我们的农村向全社会开放而我们也希望整个社会向我们农民开放，消除壹切传统的或现实的人为障碍，在共同开放中振兴我们的共同家园--中国。

　　

　　九 从村落走向城市的宣言

　　

　　不管我们农民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村落开始了它的瓦解过程。

　　这个瓦解过程是伴随乡村企业发展、小城镇(农民城)掘起、村庄改造以及打工大军的出现而开始的。

　　由于各地发展不同，所以瓦解的進程也大不相同。在沿海发达地区，许多传统村落事实上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农村已经变成了都市式的村庄；在次发达地区的壹些农村，传统村落正在瓦解；在落后地区的壹些农村，瓦解过程刚刚开始。

　　传统村落开始了瓦解，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开始了瓦解的進程，这对世世代代居住在村落中的农民来说，不能说不是壹件惊心动魄的事。传统村落的瓦解意味着我们要失去世代居住生活的家园--这怎能不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呢?

　　但传统村落的瓦解毕竟体现著历史性的巨大進步，我们不能害怕这种進步，我们不应拒绝这种進步，我们只能欢迎这种進步。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将会有根本性改变。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传统的乡村文明将会有根本性的蜕变。

　　伴随传统村落的瓦解，我们传统的农民形象会消失，新的农民形象将会塑立起来。传统村落瓦解过程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从村落走向城市的开始。换句话说，我们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传统村落的瓦解过程。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圆我们几千年来的梦。共和国成立前的几千年里，我们农民壹直用仰视的目光看城市，那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另壹个世界；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壹直用羨慕的目光看城里人，那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另壹个天地生活的人群。从乡村進入城市，从乡里人变为城里人，那曾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憧景之梦。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生存环境的根本性转变。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的生存环境就大不相同，近现代工业社会的降临更使两者拉大了差距。城市不仅意味着繁华的生存环境，而且代表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农村不仅意味着单调的生存环境，而且代表着落后的生活方式；从村落走向城市，也就意味着从单调传统的生存环境走向繁华现代的生存环境，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

　　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完成文明转换的壮举。在古代人眼里，乡村和城市的文明等级差别很大；在现代人眼里，城市体现著现代文明，而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传统和落后。所以，从村落走向城市，这是从落后走向先進、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宏伟壮举，是文明的巨大跳跃。

　　而且我们的人口压力、环境压力、资源压力和改变生存条件的趋势动力共同推动着我们从村落走向城市。不是我们想不想实现城市化，而是我们必须从城市化中寻求出路，必须通过城市化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越来越坚信：从村落走向城市最终实现城市化既是我们的发展趋势，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农民的伟大使命，更是我们集几千年的梦想和奋斗的归宿。

　　我们正在从村落走向城市。先是通过发展小城镇、或通过被动的城中村走向城市，后是多向的、大规模的涌向城市寻求就业门路。包括向县城涌动，向大城市的卫星城涌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涌动

　　这是壹场空前的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运动。这场移民运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其持续性和规模性都是历史上没有的。每年卷入这场移民运动的人口有两三亿之多。

　　这是壹场十分奇特的移民运动。奇就奇在这是壹种候鸟式的移民，即在城乡之间来回移动。其实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面对现实又只能这样做。大量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就是这种流动的副产品（按官方的数字，2008年农村的留守儿童就达到5800万）。

　　所以从村落走向城市的过程既是改变我们命运的过程，也是充满艰辛不乏悲情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包括在家留守儿童教育的荒废，随父母打工儿童教育的边缘化，正常抚养、家庭伦理的缺失。流动打工者年老后归无所养，归无所依等等。这种代价不仅是我们农民的，也是民族的。

　　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社会对我们的城市化运动多些关爱，多提供些人性化的政策，多创造些接纳的条件。包括落户条件、安居条件、就业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养老条件等等。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稳定的、有幸福感的城市化。

　　从村落走向城市的运动，也是整个民族走向文明的运动，带来的不仅是新生的公民，也是新生的民族。让我们壹起来参与和实现这壹文明转换的壮举！

　　

　　十 从农民走向公民的宣言

　　

　　我们是农民。

　　我们是中国农民。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

　　我们正在从农民走向公民。

　　农民不是公民吗?

　　传统农民不可能是公民。从传统的角度看，"农民"这个词本身就是壹种歧视性的称呼。在古代西欧，英语peasant(农民)是指卑贱、附庸、不开化的小农，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在古代中国，从官方态度看，农民、农业长期被尊为"国本"，但在人们的成见中，农民往往和愚、懵、氓、草、土联系著；在传统体制下，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这个称呼的身分歧视更为明显，社会上流行的"二等公民"的说法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歧视。直到后来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的称呼，仍然延续著这种根深蒂固的身分歧视。诸如此类的称呼表明：作为壹个农民，妳的职业变了，但身分不能变，即使妳当了国务院总理也是个农民总理。而公民首先意味着身分地位上的平等，传统农民在身分地位上和其他阶层的人就不平等，怎么能说是公民呢?

　　传统农民事实上也不是公民。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欧洲农民不包括在公民社会之内，在革命中，农民只是公民(资产阶级及其他城市阶层)的附庸而已，革命后的很长壹段时间内，大多数趋于破产的小农充其量也只能是下层公民。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谈不上公民权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公民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权和极左运动的侵扰。农民在公社内部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而言，在公社外部又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长期在经济、社会身分上遭受着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

　　但我们要决心告别这不是公民的传统农民时代了。

　　我们中国农民要决心告别愚民、懵民、草民、土民和二等公民的历史了。

　　我们这个最大最古老的农民群体决心向民族公民群体迈進了。

　　我们也正在向民族公民群体迈進，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催逼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在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精神的鼓舞下，正在开辟自己的公民通道，树立自己的公民地位，塑造自我的公民形象，我们正在从农民走向公民。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从身分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迁跃。多少年来，作为农民的我们首先感到的是社会地位的卑下，身分的不平等，这种感受常常压倒职业区别的感受。而别的群体也首先是从身分角度看待我们，因身分地位而卑视我们。特别是在公社体制下，这种感受尤其强烈。身分决定壹切，农民身分就决定了妳壹生不可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只要改变了农民身分也就改变了壹切，而争取农民身分的改变也就成为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壹切。走向公民，消除了我们传统的不平等身分，加上经济等条件的改变，今后的农民就只剩下壹种职业的含义了。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着彻底告别苦难屈辱的传统农民史。几千年来，我们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受欺负、受歧视，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没有权利，文化上落后，是壹部充满苦难和屈辱的历史。从农民走向公民，社会地位得到全面提升，社会处境得到根本改善，从而结束苦难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传统的时代。

　　从农民走向公民，这意味着农民的全面解放，包括身分的解放，经济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环境的解放，全面的社会解放，在解放中追求公民群体的自由，追求群体中每个人的自由。

　　从农民走向公民的意义巨大，前景美好，但最终完成这壹转变却绝非易事。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充满自我与非我、新我与旧我、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传统与现实的斗争与磨合的过程，是我们农民的自我分化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是壹个痛苦的新生过程。要充分估计到这壹过程的艰难性，学会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强化素质训练，加速转变進程。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因素、经济民主因素塑造公民成长的经济基础，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公民成长的政治条件；我们要将经济基础的塑造和政治条件的创造结合起来，浓化公民成长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运用经济民主手段与民主法制武器和壹切不利于公民成长的社会因素作斗争，和乡村那些专断的、腐败的、毒害生灵、遏制自由的种种恶势力作斗争。只有这样，健康因素才会生长起来，有利于公民发育的环境才会形成起来。

　　我们必须逐步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从农民到公民，主体意识的转变既是内在动力又是主要标志，公民意识不可能突然生成而需要逐步培养，培养公民意识必须和破除农民意识结合起来。要破除仰仗父母官、盲目从众、迷信权力、家长专断的农民意识，培养自主自强、独立判断、相信法律、自治民主的公民意识；要破除我附庸别人的农民意识，培养我和别人平等合作的公民意识；要破除别人为我当家作主的农民意识，培养我为自己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要破除家是家、村是村、国是国的农民意识，培养家村国壹体的公民意识。如此等等。

　　我们必须逐步培养自己的公民素质。公民素质包括公民意识、公民知识和公民行为能力在内。其中，公民意识是公民素质的主要体现，没有公民意识或没有完整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但仅有公民意识不具备壹定的公民知识和公民行为能力，也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力，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要加强对公民知识尤其是民主法制知识的学习，掌握行使公民权责的武器，积极参与公民活动，通过实践锻炼能力，培养能力。我们必须将组织起来、农民自治和从农民走向公民的進程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三位壹体的东西：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农民自治，而只有实现农民自治才能完成从农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农民走向公民的進程就体现为自觉组织起来的过程，就体现为农民自治的实现过程。

　　我们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从农民走向公民是关系到世界上最庞大人群改造的伟大工程，光靠农民的努力不可能完成，只有农民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协力配合才可能完成，而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学习实践环境，帮助我们提高素质，支持我们履行公民职责。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的再生工程正在拉开序幕，旧的农民在死亡，新壹代的公民性农民正在成长起来。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不想再做农民，也不想再做"二等公民"，我们要做真正的公民。

　　从农民到公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的公民前途。

　　当我们最终不但成为中国公民、也成为世界公民时，历经几千年之久的古老的中国农村巨影也就隐退，现代化、青春式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将展现在世界面前！

侵犯农民

近年来，中国违法违规征用、占用农民承包土地所引发的土地纠纷案件日渐增多，失地农民上访、反抗事件也不断发生。以四川省为例，2003年3月以来，四川省检查机关立案查处与破坏《土地承包法》有关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的罪犯53人，仅2004年1至10月全省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1,664件。被国内媒体称为“新圈地运动”的“后遗症”已经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稳定的社会问题。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已从农民增收转向农地的征占纠纷。

　　近几年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强调稳定农民土地承包制，但为何此类事件不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笔者认为，从社会结构演变中不同利益群体为获取资源而发生利益冲突的角度来分析这壹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答。乡村农地作为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的基础，其产权势必成为难以回避的话题。

　　壹、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乡村农地产权问题的争议，有如下壹些主要观点。

　　温铁军认为，无论解放前或解放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如土地改革前农村的土地占有权与农民租佃使用权的“两权分离”，以及80年代农村改革以来的土地村社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两权分离”，都不过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种内生制约因素下的农村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而已。中国目前“城乡分割对立的结构”也不过是在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下，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结构。因此温铁军反对农地私有化，其理由是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农地私有化不能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李昌平与温铁军持同样看法，也反对乡村土地的私有化。（温铁军，2003；李昌平，2000）

　　秦晖认为，温铁军关于农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因而不能私有化的观点，在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指的是社会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国家必须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必须承担转移支付的义务，但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来就是个人的；而现在在土地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国家义务可言，国家既未行使任何转移支付功能，也不承担任何保障义务；政府规定土地不能买卖，强迫农民自己种田保障自己，这本身就和取消公费医疗、但强迫人掏钱看病是壹样的。他还认为，温铁军有关农村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土地兼并而造反的观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神话。事实上，每次王朝末世的状态都和现在的情形有些类似，不是农民没有土地，而是农民不愿种地；王朝危机都是农民主动抛荒，离开土地逃离故乡，而绝对不是农民没有土地可种而造反。（秦晖，2002）

　　已去世的澳籍华裔教授杨小凯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土地制度。在“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问题──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壹文中杨小凯强调：“中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从心理上，农民不认为自己种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打算。”杨小凯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国农村改革必须正视的焦点问题，这是主要矛盾，其它是次要矛盾。（杨小凯，2002）

　　党国印认为，土地“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中国土地承包权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的存在便证明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作用；承包权对应所有权的价格越高，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也就越高。他指出，“只要使用权与所有权发生分离，就有使用权“蚕食”所有权的可能性，甚至使所有权完全丧失”，“承包制也因此包含了蜕变的可能性，其表现是在承包权与所有权关系的人为操作中，弱化承包权，强化所有权（其实质是乡村权势阶层的所有权），并使土地转移的过程受到更多的非市场力量的控制。”他还列举了承包制蜕变的4种具体形式。（党国印，1998）党国印强调，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中国大部份农民很穷，如果连壹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没有土地财产权，农民就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这个社会还能稳定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越是得到尊重，就越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党国印，1999）但党国印不主张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如果仅仅考虑新古典主义通常涉及的变量，那麽，将耕地所有权完全划归农民无疑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大大促進中国农村進步。但是，在当前中国国情之下，如果推行这壹制度，会加强改革反对派的符号资源优势（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认真研究过的变量），可能阻碍中国改革。土地私有化还会大大加快普通农民从土地上被抛出的速度，从而引发极严重的社会后果。”（党国印，1998）

　　姚洋则“将农地制度看作是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国家在农地制度中仍然保留壹定的角色，是因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等，可能因为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损害……，对农地使用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也是国家粮食采购所依赖的重点产粮区。在与粮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土地的调整，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给予了高度的忍耐”（姚洋，2000）。姚洋将乡村农地产权制度选择与资源的（农民）个体稀缺性、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程度联系起来并作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他用自己构造的“壹般均衡模型”对1981年至1993年间4省83个村的土地调整作了经验研究并证实：当土地非常丰富时，生存不再成为问题，土地调整因此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当土地资源适中时，调整土地才对最贫穷的农户摆脱生存压力有所帮助，因此才成为集体决策的选择。姚的模型预测：地权的个人化程度随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提高，因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户摆脱生存压力的能力，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姚洋，1999）

　　申静、王汉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四川中部壹个村庄集体产权的实证研究表明，乡村产权关系并非如经济学者认为的“划分明确且壹经形成便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而是“个体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故乡村“产权作为行动者基于对经济品权利的相互认可而形成的行为关系，必然是壹个动态的均衡过程。”(申静、王汉生，2005)

　　二、本文的研究假设

　　针对上述有关乡村农地产权制度孰优孰劣的讨论与争议，笔者认为，首先，当前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乡村农地制度安排或者供给具有决定意义，而中国各区域──大到省区、小到村庄──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行整齐划壹的制度安排。对于任何壹个地区乃至村庄，只要能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农民的权利，使农民满意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是好农地制度安排。其次，很多地方“三农”问题的突出矛盾已由过去农民费税负担过重转向农民承包地被征占后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这类现象的日益普遍化表明，现行农地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为此应当研究乡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土地与乡村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性。再次，鉴于中国各区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因此应该对此问题有多种区域比较模式的实证性研究。

　　笔者以西部发达农业区──成都平原乡村的农地制度安排与征地中的社会冲突的关联性为目的作实证性调查研究。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提出如下需要通过经验事实加以检验的假设：

　　1. 村庄里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农民失地诱发的社会冲突相关联；　

　　2. 制度安排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决定失地农民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影响城乡社会秩序；　

　　3. 实现公平博弈的制度安排之核心是乡村农地产权问题。　

　　三、农地资源减少与村民的态度

　　素以“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著称的成都平原，是中国西部人口稠密的农业发达地区。近年来，这壹地区乡村土地资源锐减乃是不争的事实。1997年3月至9月，笔者及其课题组在成都市所辖的12县（市）乡村地区从事有关劳动力就业问卷式抽样调查时，平原农村的人均耕地尚有1.03亩/人（何景熙、罗蓉，1999）；而2004年7至8月在成都平原的大龙村（绵阳郊区）、新生村（成都青白江区）和世丰村（成都新都区）做抽样调查时，却发现这3个村庄（以下简称“三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为0.6亩/人。在63个样本农户中，与1982年第壹次土地承包时相比，土地减少的有43户，占全部样本的68.3%；土地没有变化的为20户，占31.7%。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样本中，无壹农户的土地面积增加。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三村”人均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导致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再就是建企业、道路和学校征占土地。如世丰村耕地的减少主要缘于修建学校、工厂的征地（14%）；新生村则因为人口增多（11.6%）以及修建学校、道路（7%）；而大龙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25.6%），建企业和修建道路各占征地的7%。在“三村”中，大龙村人均土地最多（0.85亩），其中30.5%的农户人均耕地都在1亩以上；而新生村农户土地最少，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4亩，其中最少的壹户人均仅为0.1亩地，人均承包土地面积少于0.5亩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的71.4%。新生村农户土地的减少始于1980年代初期起土地被大量征用，目前全村耕地仅余570亩，人均只有约4分地。2003年新生村被征用的土地为160亩，镇上建中、小学、医院等都是占该村的耕地。征地后整个村耕地不得不重新调整，以确保每户的土地基本均等，村民获得了壹些土地补偿费[1]，以及其他补偿，如减收水费、农税等。土地被征用后部份村民在原日新镇（2001年撤销镇建制，归并弥目镇）的周边建起商铺，就近经商；但也有部份村民因耕地减少，经济状况更差了，这部份村民主要是壹些家庭负担重、无本钱做生意、又不能外出打工的人。

　　通过“三村”调查，笔者还发现，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与村劳动力的农业工时呈反向关系，而与非农工时呈正向关系，即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农业工时越少，非农工时则越多。换言之，耕地面积减少导致劳动力在农业上的不充分就业程度增高，从而迫使农民在土地以外寻找就业出路。这是否意味着农民不再依恋土地并自愿接受征地呢？事实并非如此。

　　在“三村”调查中，笔者发现村民对征地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几类态度。在新生村和世丰村，村民对征地壹般持无所谓或反对两种态度。世丰村的壹位妇女说，她并不在乎征多少地，经追问才知道，她的壹儿壹女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在成都市有壹个家具厂，小儿子在成都市开了壹个纯净水店，她和老伴留在村里，每天花壹小时打理庄稼，农忙时就请人帮忙。新生村壹位中年妇女也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她的独生女儿加入了壹个歌舞团，在全国巡回演出，每年寄回家1万多元钱；这位妇女在村里在开了家缝纫店，老伴又干搬运工，还能兼顾自己田里的庄稼。用她的话来说，种承包田只是壹种责任──不让土地荒芜而已。也有不少村民对征地持反对态度。世丰村的壹位妇女对耕地的不断减少很是担忧。当她估算今后土地不能养活壹家人的时候，激愤地说：“现在和国民党的时候有什么区别？”这位女村民不到40岁，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并未经历过国民党统治年代，她对国民党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新生村另壹位年轻妇女对笔者说，由于身体不好，她不能外出打工，只好在家种田；但2003年后她家的土地锐减，以前她壹个人忙都忙不过来，而今却有好多时间闲着无事。她忧心忡忡地说，靠丈夫壹个人在外打工的钱怎么够家里的开销？女儿壹天天长大，上大学的学费该到哪里去找？

　　上述访谈记录表明，对家境不同的村民来说，承包土地的价值是完全不壹样的。在那些劳力少、体质差、子女教育负担重或无壹技之长的村民家庭里，土地是他们唯壹可以指望依赖的生存保障，也就是说，土地对他们的稀缺程度极高，因此他们对家庭承包地日益减少感到揪心，自然对各种形式的征地流露出不满乃至抗拒。反之，那些家境很好，特别是家庭成员有技术有能力且已在城市取得稳定的职业和较高收入的村民，对征地的态度就比较缓和壹些。由此可以推断，农民个人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越高，对征地经济补偿的期望值越大，从而与征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农民、乡村干部与政府官员三方对征地的不同看法

　　多年来，笔者壹直从事成都平原乡村社会调查，在1996年至1997年抽样调查期间仅记录到个别乡村土地被征用、占用的案例（何景熙，2000：198－214）。2000年以后的调查却发现，乡村农地被征占现象已较为普遍，由此引发冲突事件也时有所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征地已经成为访谈中壹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调查往往需要依靠相当熟识的人士协助。2004年10月，获悉C市郊区发生乡村征地“风波”后，笔者与调查小组借助熟人关系，终于获得了发生在C市郊区乡村征地的3个案例的相关资料。应当事人的请求，我们在叙述这些故事时隐去了真实的地点和人名。

　　访谈实录1：乡村干部对征地的看法

　　时间：2004年10月5日

　　地点：D镇某某园

　　访谈对象：X村A村民组长H

　　1. 征地的基本情况　

　　A村民组共有农户87户，村民230人左右。征地是在1995年左右开始的，最初征地较少，到2000年11月以后开始大量征地，当时征了78亩耕地，加上非耕地共计82亩多。目前A村民组剩余土地不到100亩（含自留地、非耕地等），剩余土地中只有15亩左右缴纳水利费，基本是无田可耕。

　　土地征用由国土局出面，有壹部份是电力局搬迁占用，剩下的卖给了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H虽然听说过土地拍卖，成都的报纸上也登过拍卖公告，炒地皮的人员也来考察过，但实际运作起来的并不多，常见做法还是开发商或企业看中土地后由国土局按照省、市政府相关文件出面征用。另外，由于该村地处市政府统壹的规划区内，当地政府为避免今后征地纠纷，故不支持土地流转，A村民组也就没有土地流转的情况。

　　征地补偿共分3类，壹次性的土地补偿费为2万8千元/亩，青苗补偿费半年为7百元/亩，另外还有壹些房屋拆迁的相关费用。H向我讲述了这样壹个征地奇闻：2000年大量征地刚开始时，政府对农民装修的墙砖、地砖、吊顶等损失给予壹定补偿；为了获得这多赔的15元/平方米，家家户户都在半夜三更赶着在墙上多贴些瓷砖，甚至连猪圈内也贴得满满当当，敲壹下空空作响；当时路边挤满了出售劣质瓷砖的摊贩，生意火爆。后来政策变了，这类损失不再赔付。通常村民的壹处住房拆迁会亏2万元左右。

　　2．征地后农民的就业

　　A村民组征地后，农民都自谋职业。失地农民中现在未就业者约占壹半，其中女性和老人居多，也有年轻人。政府未组织失地农民外出务工，但曾安排他们参加再就业培训，不过参加者很少，农民普遍反应培训项目不实用，纯粹是“走过场”。H说：“对我们来说，象电脑这样完全是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可能在几天、十几天之内就学得很好嘛！要不就是木工、水电工壹类的（培训），早就滥市了，学了也没什么用场。”村里外出打工的人通常有壹定文化和技术，不愿意走得太远，就在本镇或邻镇打工，出了本区的只有3个人，其中两人在成都，还有壹个在北京，干的是餐饮行当。村里还有壹些外出的人属于中专生、大学生，他们毕业后不愿意回家乡，他们的家人基本上留在本地，村里只有壹户人跟随子女到了成都，其土地未被征用，请了熟人帮忙照应，户口也未转出去，以便保留今后分配集体资产的名额。H说，现在村里的乡镇企业已名存实亡，集体经济积累（资产）还有，但是已经不多，最多也就是在每年年底发点“过年钱”。

　　3．征地安置情况　

　　在H看来，补偿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住房安置问题。作为失地农民，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万3千到1万4千元的安置费。2001年以前，安置农民的办法是由农民自己出钱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建安置房。当时在D镇的中心区域新建了几条街道，统壹建造上层住屋下层商铺模式的安置房，生意兴隆，人气旺盛，本村民组有23户人家修建了安置房。

　　后来政策变化了，不允许再这样自建安置房，而是由政府统壹修建居民小区作为集体安置房，让农民购买，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额，配额以内的面积按每平方米2百元购买，超过配额的面积再给20平方米的优惠（5百元/平方米），超出此数的房屋面积就按市场价格计算。以4口之家为例，若这家人选择住150平方米的房屋，其中1百平方米配额的价格是200元/平方米，然后还有20平方米能以5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其它30平方米就得按市场价（大约800元左右/平方米）购买。现在，集体安置房还未建好，失地农民或租房或投亲靠友，在10个月内可以得到每月8百元的过渡费，最近又改为每年800元，而实际操作时只给了壹年过渡费，超过壹年的就不再补了，由农民自行负担。

　　4．社会保障问题

　　H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早期失地的农民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政府只是鼓励劝说而没有强行要求其缴纳社保，但实际参加社保的人少之又少。农民觉得，没了土地就没了稳定的基础，安置费是以后的生活来源，现在子女教育费用又高，舍不得拿来买社保。后期失地的农民不再有土地补偿费，只有安置费，政府将这笔补偿费用于缴纳社保费，同时失地农民也要缴纳部份社保费用。其具体方案是：男性满60岁、女性满50岁，每月在社保局领取社保费；不到年龄者自行缴纳，男性40岁、女性30岁以下，自己缴纳10年（政府补贴10年）；男性40岁、女性30岁以上，自己缴纳10年、政府补贴5年；医疗保险包含在社保之中，只要缴纳社保费用就可以纳入医疗保险，不受年龄限制。因为社保缴纳和领取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农民对社保的态度仍然不积极。

　　5．H对征地的态度

　　H认为,本队村民还是愿意土地被征用而不愿种地：“田里挖不出金娃娃，壹亩田壹年赚不到2千块，还要赔人工、精力，最多也就是勉强维持，在镇上或附近打工机会多，零敲碎打赚的都比这个多。”村民还是愿意迁移到镇上，只不过在补偿及安置费用问题上有意见。H说：“农民大道理懂得不多，但钱这个字还是认得很清楚，地没了，不能钱也没有啊!不然二天（注：四川方言中“二天”指今后或将来之意）吃啥穿啥呢？”当我问H对现在农民频繁上访、闹事问题的看法时，H说，这是事出有因的，现在的政策说变就变，农民又不可能把政策推翻，“虽然明明知道，最后还是只有吃下哑巴亏，但是闹壹下说不定政府会给点儿优惠条件，不闹就啥都没有。”

　　访谈实录2：农民对征地的看法

　　时间：2004年10月3日

　　地点：C市郊区某某厂轨枕车间

　　访谈对象：车间主任B、农民工A、L。

　　某厂轨枕车间现有工人3百多人，其中农民工占壹半，失地农民则占这些民工的壹半以上。该厂不招正式工，厂里所有打工的农民工统壹由包工头（相当于民工中介）管理。包工头负责民工的所有伤残赔付，承担壹切风险，厂方向包工头支付壹定的民工用工款项和农民工工资。厂方与农民工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农民壹般通过熟人或已在厂中工作的亲友介绍，与包工头搭上线。他们参加企业组织的短期培训后便开始上班。目前企业开始改制，今后工厂将与农民工建立直接的契约关系，不再由包工头管理。由于农民工能吃苦且工资较低，所以该厂有扩大招收农民工的趋势。

　　B是X区人，家里有不到2亩的土地。1992年为建企业征地，给出的条件是壹次性赔付每人1万元；40岁以下的青壮劳动力安排在征地企业中工作，40岁以上的则壹次性赔付；不愿意接受安排就业的人可以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免费培训（电工、焊工之类的初级技能培训）。当时B中专毕业，被招進该厂，从此住在D镇上。当我问他对征地的态度时，B反复强调政府政策的刚性作用：就算自己有疑惑，有不满，也只能作罢，更何况自己文化程度不算低，也就没有过多地去争什么。

　　农民工A本是D镇某村村民，家中有5口人（父亲、母亲、妻子、女儿和A）。从2003年9月起，A所在的村民组征地用于果园栽种、花卉盆景种植，如“黄金梨”等。A家有3亩左右的地被征，征地条件是每年每亩给予青苗补偿625元，所有农业税收费用还得自己缴纳，现在A家余下大概6至7分地，送给壹位本村朋友种蔬菜。全家人已搬到D镇，住在出租屋里，壹家人靠干临时工维持生计。A的女儿在市内的壹所中专上护士专业。A在该厂当焊接工，月收入6百元左右；妻子在厂里做清洁工，每月有2百元的工资；母亲在厂医院中药房打杂，父亲在D镇蹬三轮、打些零工，两人每月有7百元左右的收入。其家庭总收入每月为1千5百至1千6百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费和女儿的学杂费外没有余钱，勉强维持生活。

　　A说，当初征地时有统壹的政策，附近邻居家家都壹样，不存在满不满意的问题，政府怎么赔偿，就怎么过日子。现在农产品涨价，税费减少，如果能返还承包土地的话，还是愿意回村务农；因为在镇上无固定工作，工资也就不固定，不如那份土地来得实在。家人希望女儿以后能留在城市工作，这样以后若条件允许还可以去投靠女儿。但是A说，他不稀罕城市户口。

　　车间农民工L原系D镇污水处理厂附近的村民，家中4口人（老母亲、妻子、女儿和L），有2亩左右的耕地。2003年他家的地被征用来办厂，现已建成的厂区内有机械厂等。当时征地开出的条件是壹次性给予补偿每人1万3千元，因为占用的土地还包括自己的私房，因此额外获得住房拆迁补偿及住房安置费共计10万多元。此后L开始自谋职业。最近当地政府要求失地农民退还那1万3千元补偿费，用于缴纳社保费，具体办法尚未最终确定；初步通知说是男性满60岁、女性满50岁后可每月领取210元社保金。L壹家现住在D镇购买的商品房中，其购房款来自于10万多元的住房补偿和安置费。L在厂里是临时工，收入不稳定，壹般在4百至5百元左右，最多不超过6百元；妻子无业，与老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女儿已工作，在M镇壹家台资厂当会计，每月工资6百元。

　　L说，他对家里的地被征并不满意，怕的是坐吃山空，不愿意失去唯壹的生活来源保障；但是在政府面前没有争取更多补偿的可能，也只能接受。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再务农时，L只是反复说，既然已经没有土地也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我问，假如能够把土地返还给妳，妳作何打算？他非常肯定地回答，宁愿卖掉现有房产，留下傍身的救命钱，有了土地，油盐柴米至少不缺！在镇上生活，花销大；居民小区与自己的生活习惯不符。L对自己的女儿期望不高，不过还是希望她以后就在镇上成家。

　　访谈实录3：国土局官员对征地的看法

　　时间：2004年10月6日

　　地点：C市郊区某国土局

　　访谈对象：国土局土地储备办干事W

　　W向我介绍了当前征地的壹些情况。

　　1．土地征用基本情况

　　目前D镇征用的土地主要用于办企业（如台资厂、××钢厂厂区迁入等）、房地产开发、居民安置房建设、道路扩建、学校扩建等。征地中涉及的赔偿和安置问题严格按照市级文件和市级统壹标准执行。现在区政府已取消了安置费和土地赔偿费，但在操作过程中各镇都是根据征地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条件来决定是否支付这些费用。换言之，现在对农转非失地农民来说，只能获得住房拆迁补偿费和青苗费。

　　2．征地补偿

　　按照农民房屋构造的不同，住房拆迁补偿从每平米50元到240元不等，例如，砖瓦房结构的住房是230元/平方米；青苗费壹次性赔偿7百至8百元，持有专业种植户证明的农民会得到更高的赔偿。农民对今后的住房安置可有两种选择：壹是购买政府统壹修建的集体安置房（居民小区），每人有25平方米的配额，配额内按每平方米2百元购买，超过25平方米的另有25平方米的优惠（6百元/平方米），余下的面积按市场价格计算；另壹选择是农民自行解决住房，可与政府签订住房货币化安置协议，则获得每人25平方米、每平方米6百元的补偿费。

　　3．社保安置

　　最近政府取消了壹些赔付项目，用于支付农民加入社保所需的费用。主要分为几个等级：未成年级别，即16至18岁以下的农民（各镇的实际执行标准不同），政府壹次支付每人2万元，社保由本人自理；青壮年劳动力级别，即男性18至45岁、女性18至30岁，政府负责缴纳其15年的社保费用，余下年份的费用自理；退养级别，即男60岁、女50岁以下农民，政府全部负责支付社保费用；最后就是男满60岁、女满50岁的农民全部纳入社保。

　　4．农民对征地的态度　

　　W认为，从现有情况看，本镇农民愿意搬迁，其实在土地征用之前纯农户已经很少了，非农从业人口越来越多。另外，因为D镇集中了化工、钢铁、机械、化肥、洗衣粉等大型企业，噪音、粉尘等污染问题严重，农民为自身健康着想，也盼望能换个好壹点的环境。但是W说，由于农民素质的限制，在经济赔偿方面与政府有很大的分歧，总觉得政府工作人员、基层干部欺骗自己，希望人多势众会得到更大的好处。作为政府工作人员，W感到为难，因为某些农民的难处显而易见，但政策制定并非自己说了算，而且土地征用后对地方经济的改善确实有帮助。他感慨地说，这真是“耗子鉆风箱，两头不是人啊！”。

　　W认为，现在农民最迫切的愿望是政府能包揽今后的所有问题，那些上了年纪和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人主要希望解决其社保和就业安置。农民们认为，“妳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负责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农民的这壹“低”要求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也不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所以矛盾突出。

　　5．上访、闹事情况

　　现在，只要在拆迁补偿或安置上壹有分歧，农民就闹事，采取围堵政府大门、堵截交通、阻碍施工等过激手段来表达不满。2004年初开始，小规模闹事不断，规模大、闹得满城风雨的也有3、4起。该年5、6月D镇某村农民闹事，当时拆迁费、补偿费都已支付，各项协议也签好，连房子都开始拆了，施工队進场建了围墙，农民把砌好的围墙推倒，阻止施工，还多次上访，因为村民们觉得入住集体安置房不合算，要交物管费、清洁费等，而且不能象私人修的住宅那样在底楼建商铺，因此要求自己修建安置房。最后逮捕了几个人，其中壹个妇女还被判刑。中秋节前后，某村10人集体到北京上访，因为有1百多亩田未拿到壹笔补偿费。他们要求象另壹个村壹样，每人每亩多拿7千元，但开发商不愿额外支付。这事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解决。

　　五、访谈分析

　　上述3个访谈从不同角度描述了C市郊区同壹地域发生的征地“风波”，体现了不同角色对征地事件的看法或态度。如果说国土局干部W代表征地壹方，那麽农民工A和L是被征地的壹方；村民组长H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他既是分享集体土地利益的众多村民中的壹员，又是必须按上级政府指示办事的基层干部。H的角色决定了他在接受访谈时既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事件的来龙去脉，又表达了村民的某些不满情绪，同时也能看出他对此事谨慎小心的态度。

　　3类角色对土地征用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但有壹点是共同的，即乡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非农民个人所有，因此都能接受政府征用土地的既成事实。H认为,村民还是愿意土地被征用而不愿种地，因为“田里挖不出金娃娃”；村民B、A和L都承认政府政策的刚性作用，就算有疑惑，有不满，也只能作罢，A的看法还反映出个体对群体行为的从众心理。村民的态度表明，他们对自己承包土地的最终归属没有信心，因为土地是集体的，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处置权，不能自行转让、出卖而获得收益；面对强势政府，农民在征不征地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与政府博弈（谈判）的焦点只能集中在征地补偿的条件上。由于征地补偿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了补偿款在时空上和政策上的差异，这便成为引发村民不满和“闹事”的原因。

　　国土局工作人员W壹方面是基层办事人员，甚至可能出身于农民家庭（许多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本地农家出身），深知农民的疾苦和农地对他们的重要性，所以承认“某些农民的难处是显而易见的”；另壹方面W必须按上级指示办事，而站在政府的立场，W就将征地“风波”归咎于农民素质不高，“妳拿走了我的地，就要负责我進棺材之前的生活”，希望“政府能够包揽今后的所有问题”，这种“要求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所以矛盾突出”。在W的身上可以看到在征地事件上他所面临的角色冲突。

　　从上述分析可见，土地被征的农民壹方觉得政府的补偿不公平；而政府则觉得农民的要求太高，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不切实际，甚至归咎于农民的素质问题。其实，对于这样的争议是不难找到答案的，如果是产权明晰的市场交易，无论价格高低，只要交易双方自愿成交，就是公平的，何须闹事、上访？即使有交易上的纠纷，双方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簿公堂，与政府部门无干。从调查的情况来看，D镇的征地“风波”问题恰好出在这里。

　　首先，该镇的征地用途是工业、商业、住房壹类，按照国家规定，土地应当挂牌在市场上拍卖，拍卖后应当给予农民足额补偿（包括应缴纳的农民社保费）。

　　其次，市场拍卖意味着出卖方是村集体而买方是用地的开发商，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只应充当“裁判员”。但在D镇政府（国土局）却成了土地的买方，直接与农民对局，于是农民有意见或有不满，要求政府包揽壹切就很自然了。

　　再次，由于乡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只把使用权落实到农户，而未界定土地的个人处置权（出租、转让、继承权）。这种产权虚置使政府面对土地纠纷时不得不随时制定新的政策和办法。如果新政策、措施和办法比过去的壹套对农民有利，农民当然乐于接受；但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农民就觉得不公平，会找政府论理，达不到目的就会发生纠纷乃至上访、闹事。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预期的不确定性，并在壹定程度上引发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于是农民就只能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来应对征地政策频繁的变动。

　　最后，由于D镇的征地未通过市场公开交易，其结果政府和村民都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政府工作人员为“说服”村民、处理纠纷等费尽心力；村民为此付出了“闹事”代价（成本）。事实上，这类交易成本甚至高到难以用钱来计量（对社会秩序的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用经济价值来量化）。当征地工作结束时，双方都可能会有得不偿失之感。

　　六、简短的结论

　　第壹，当前成都平原乡村农地征占中的纠纷或冲突与农地资源对农民家庭的稀缺性，即承包地是否农民是唯壹的生存保障密切相关。失地农民家庭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征地中冲突发生的频率及冲突大小密切相关，农民家庭承包地越少且无其他可以凭籍的谋生手段，则他们期望获得农地的补偿费越高，因而与政府博弈中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发生率）越大。而乡村人口增加以及人均农地资源的减少，又提高了农民家庭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增大了土地纠纷和冲突的发生率。

　　第二，当前成都平原乡村农地征占中的纠纷或冲突与现行农地制度安排存在关联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对农地的分割、出让具有最终支配权。现行乡村权力结构为政府通过行政权而不是通过市场征用农地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征地问题上，农民只能在征地的补偿费数额上，而不可能在征地的合法性问题上与政府博弈。而征地补偿政策的变动导致农民对政府信任度下降。鉴于当前区域性征地系当地政府行为而非公开的市场行为，故农民通常不承认征地的公平、公正、合理性。这就是现行农地制度安排易于引发土地纠纷和冲突，从而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欲消除当前日益增多的乡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必须推行以下两方面的改革：

　　其壹，政府应提供新的农地制度安排，即修订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民家庭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期延长至70年至99年，并严格保障在承包期内农户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处置权（出让、继承）和收益权；为了保障之承包期内农户这壹权利，应由政府依法（《宪法》关于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文）颁土地证予以确认。

　　其二，在乡村农地承包权明晰的基础上，建立统壹、公正、透明的土地市场，实现公平的市场交易。征地、拆迁到定价和支付的全过程应由土地承包人与用地方直接议价或者由土地承包人委托民间中介机构進行。政府部门壹定要退出土地市场，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2] 政府在未来土地市场发挥的外部监督机制，将保证交易的自愿性、公正性和公平性。　

中国农民面临的困境

权利贫困是中国农村贫困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农民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本文分析了农村土地产权的三大特征，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和多元，国家垄断的土地处分权的膨胀和随意性，以及农户实质享有的土地财产权的被剥夺，这三点构成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笔者進而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贫困分为土地的使用权利、处分权利和收益权利的贫困等3类，逐项加以分析，从而讨论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缺失与农民贫困化的因果联系，认为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失地、失业、贫困、无家可归、苛捐杂税以及失去社会保障。笔者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本文中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贫困的3大方向和选择。

　
　　土地使用权是土地财产权的基础，土地处分权是土地财产权的象征，而土地收益权则是土地财产权的实质。所谓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就是“农民使用土地、处分土地和获取土地收益的权利被排斥或剥夺，因而缺乏获取土地使用权、处置土地财产、决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转让收益的应有权利”。　

　　壹、中国农民土地产权贫困的制度因素　

　　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农民的土地产权经历了3次历史变迁。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使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好景不长，1950年代中期推行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又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完成了由私返公的土地集体化[6]。直到19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对土地产权作了壹次不彻底的变动，于是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但仍然没有完整的所有权[7]。19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大规模的征地、各利益集团无止境的圈地，导致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日益丧失，广大农民再度沦为无地无业的赤贫者[8]。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和经营权利正面临着来自三大方面的威胁，即政府征地、利益集团圈地和所在乡村干部卖地。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原因首先在于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虚置，导致其农村土地法人地位的模糊和土地产权主体的多元，农村集体不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在法律上，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规定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其基本要旨是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9]。而农村集体所有的涵义包括3方面，即村农民集体所有[10]、乡镇农民集体所有[11]、以及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12]。但在现实中，“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是壹个看不见、摸不著的“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13]，它不同于农民集体组织，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于是，在具体执法中，有关部门就把“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组织混为壹谈，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赋予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这壹非经济组织以法人地位，让它掌握实际的土地所有权，控制所有“农民集体”的意志，而“农民集体”中的每壹个农民却失去了直接的参与权与决策权。这样的制度环境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的腐败、专权提供了条件；壹个村的土地权利“含金量”越高，土地的所谓“集体所有权”就越有可能转化为村干部的个人支配权。[14]

　　其实，村民委员会并非集体经济组织，它仅仅是壹个社区自治团体，并不具备作为产权主体的法人资格。[15] 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剥夺村民委员会的经济权力，还村委会作为壹个村民自治组织的本来面目。[16]

　　除了村民委员会以外，其他壹些集体经济组织如乡镇企业等也要求行使土地所有权，它们可以不经农民集体的同意，擅自分割和瓜分农村土地，由此既导致农户利益受损，也鼓励和促使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对乡镇企业進行行政干预[17]；而这种干预对农民集体而言往往是“前门拒狼（乡镇企业）、后门進虎（乡村政府）”，因为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乡镇政府，都可能是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者。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和模糊，必然导致责、权、利的边界不清，影响长期投资土地的动力，鼓励各级政府随意低价征用农村土地，影响农民对土地收益和风险的不稳定预期，并最终推动多元主体对农民巧取豪夺。[18]

　　这种不正常的制度架构导致农村的土地产权出现了两个荒诞现象。其壹，作为“农民集体”组成要素的农民个体事实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权。尽管农民无时无刻不想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但在政府眼里，这些现实存在的“个体”是完全可以忽略的，政府只承认那看不见、摸不著的“农民集体”。因此，被那个抽象的“农民集体”取代了的农民个体及其群体就始终无法成为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主体。其二，由于法律上规定的土地所有者是壹个虚幻的“农民集体”，它自然不可能具备法律人格，更不可能具体行使对土地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这样就事实上造成了司法意义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19]

　　针对这种荒诞的现象，有人提出，应该在法律上将“农民集体所有”解释成“农民共同所有”；然而，“农民共同所有”的实质就是私人所有，这与宪法坚持的“射秽主义公有制”性质是对立的。[20]

　　显然，如果不改变现有宪法的所有制规定，法律上土地产权规定的故意模糊、法规执行的随意性和行政部门的专断，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被侵犯，并且由于农民土地权利的贫困日益导致农民物质生活上的贫困，也就难以避免。除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多元、虚置和模糊以外，无限膨胀的国家权力和随意无常的政策法规，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组织代表农民、保护土地的能力，导致村民与国家机构在土地权利博弈的游戏中往往处于必败的地位。[21]

　　表面上，中国的宪法规定“农民集体”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但宪法的修正案、《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对这种虚拟的所有权作了致命的限制，导致“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成为壹种摆设。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买卖和转让土地[22]，也不能出租和抵押土地[23]，但国家可以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24]。除了国法之外，壹些由政府、政党和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土法”和政策法规对“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还有种种干预和限制，不仅无所不包，而且随意性极大，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25]

　　这样，在各类法律和法规的重重限制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徒有其名，并无其实。首先，名义上的“土地所有人”其实没有土地的处分权，不得自由买卖、租赁、转让和抵押土地，而实际上控制着农村土地最终处分权的是政府，只有经过政府征用之后，“农民集体”才能转让所属土地；其次，土地所有者并没有土地的收益权，因为政府征用土地时发放的补贴只是壹种政府单方面规定数额、用行政强制手段迫使农民接受的壹次性“补偿”，由于“农民集体”根本无法对属于自己的土地自主和自由地定价，政府计算“补偿”时往往会低估土地真正的市场价值，农民却不能拒绝接受这种按十分不公平的价格计算的“补偿”；再次，在政府与农民就土地权益所作的博弈中，政府永远处于超越法律的绝对优势地位，具有“天然”的自行赋予的强制力和决定权，农民无法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土地是否征用、土地征用的用途和征用价格，只能而且必须服从政府的意志。

　　由于“农村集体”的土地产权法律上的模糊和虚置，导致农民难以利用现有的法律与法规抵制各利益集团利用“国家”的名义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侵犯，结果“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有限、虚拟和无力自保的特征；而政府或壹些滥用“国家”名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成了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最高仲裁者和绝对控制者。[26]

　　影响农民土地经营权利的另壹基本因素是农民所拥有的实质性的土地产权不被尊重和承认，影响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导致农民经营土地权利的贫困。目前在理解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上，存在壹个流行的误区，以为由于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他们就没有土地的财产权。

　　其实，所有权不等于财产权，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土地财产权。[27]

　　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28]

　　也就是说，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和处分权。由此可见，目前农民所合法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是壹种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应该被界定为壹种特殊的和实质的土地产权。[29]

　　既然“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那麽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就应当具有相对的实质性和独立性。土地使用权应该作为独立的财产权，可以创造财富、收获地租、索取剩余。随着现代产权理论的发展，财产权越来越倾向于被定义为控制权[30]；谁拥有控制权，谁就拥有实质的产权。既然农户所合法地拥有土地使用权、承包权和流转权，这些法定权利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弱化，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了实质性的分割。[31]

　　但是，在征地和非法圈地的狂潮中，农户的土地产权遭到了无情的剥夺与侵犯，农民们不仅难以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更无法维护自己应有的对土地的处分权和收益权。而且，由于现行法律对“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也未作明确规定，更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免遭侵犯，结果依附于土地所有权的农户土地使用权和承包权，自然也就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同时，在现实中，壹方面农民日益将土地的使用权视为实际的所有权，视地如命，誓死保卫；但另壹方面，面对政府的征地和外力的“侵犯”，农民往往只能消极性地抵制，“表达他们对社区之外占有土地的不承认，造成保护合法产权的高额成本，并因此使土地贬值”[32]，最终的受害者其实还是农民本身。

　　由于“农民集体”事实上无法履行土地所有者的法人职能，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又得不到保护，加上政府和各利益集团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用，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和经营土地权利不断受到排斥和剥夺，农民的贫困也因此成为必然。[33]

　　二、农民土地使用权利的贫困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和核心。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农民的土地产权就成为空话，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和收益权也就无从谈起。显然，农民使用土地权利的有无、多少和长短，直接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与物质利益。尽管在理论和法律上，中国的农户好像合法地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但在现实中，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处处受到侵犯和歧视。[34]

　　首先，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利经常被剥夺和歧视。目前，农村妇女不仅在土地承包的数量上与男性农民不同，而且在土地承包期内，若妇女出嫁，她们的承包地往往被没收。[35]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责任田、土地入股分红、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这4大权益是农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农村妇女却往往难以享受，其应有权利还常常遭到侵害。尤其是适龄未嫁女、有女无儿户、外村娶来的媳妇和“农嫁非”的出嫁女，这4种妇女群体是农村土地承包和承包调整中权益最容易遭到剥夺的壹群。“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课题组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有7.2%的受访妇女目前没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出嫁后失地”(占45%)，“国家征用后失地”(占17%)，从未分配过土地(占31%)。進壹步的分析发现，在出嫁女、离异妇女、丧偶妇女这3类妇女群体中，每个群体的土地权益依这壹排序由前向后递减。[36]

　　其次，对承包土地的变动实行行政强制手段，土地的发包和调整程序不公正、不透明。例如，对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往往非法剥夺，抵顶欠款。同时，随意改变农民的承包土地现状，往往行政性地任意规定几年重新调整壹次承包地，经常在村委会负责人变更时随意解除、改变土地承包合同。另外，当第壹轮耕地承包合同期满后，地方当局拒不落实第二轮承包的政策（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30年），并拒不发放土地承包权证书，导致农民的承包地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壹些地方还对农民的承包地实行双重强制，壹方面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强迫实行“土地流转”，强制租赁农户的承包地，或迫使承包方放弃或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另壹方面又强力阻止农民依法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这方面人为设置重重的行政障碍，不许农民的土地脱手。[37]

　　再次，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利往往保护不力，导致农民的冤屈无处伸张。[38]

　　壹些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和村级自治组织对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承包权的现象，故意搁置不处理，实行“五不”政策（壹是基层法院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诉讼；二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管理机关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请求；三是乡（镇）政府不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四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受理农民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来信来访；五是村级组织不执行仲裁、司法结论，或名义上执行，实际上拖延不办）。[39]

　　最后，曾经流行过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在壹定程度上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理念是农民将所承包的土地在相关企业中入股，长期分红。例如，自1996年起，四川省三圣乡红砂村采用土地入股方式，参与花卉公司的花卉种植；到2003年8月，红砂村将所有的1,100亩土地以出租形式入股，农民的好处包括各大花卉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亩1,500元的租金、村民将获得由土地承包权入股的保底分红、出租土地的农民还可以在花卉公司工作。[40]

　　但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财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股份。这样，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过去建立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有了很大差别。后者的保障相当于物权的保障，而前者的股份收益保障仅仅是壹种债权保障，其保障程度取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很不稳定。壹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效益不佳，股份分红很低，而农民又难以收回自己的土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然受到侵害。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效益很好，在“集体股”壹股独大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少数村干部“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也同样会受到侵害。[41]

　　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口粮田是农民的保命田，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社会保险，而责任田则是农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壹旦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遭到剥夺或使用权受到侵害，农民的贫困就难以避免。

　　三、农民土地处分权利的贫困　

　　农民是否享有对土地财产的处置权利和对土地用途的决定权利，是农民土地产权的象征，也是土地使用权的壹大标志。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常常严重侵犯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

　　首先，农民缺乏自主决定土地用途的权利。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同时法律“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42] 另外，依照《土地承包法》第17条的规定，农民有义务“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43]

　　这样，农民的土地就只能用于农业，哪怕是无利可图、增产不增收、赔本经营；而且各级政府部门都有权干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或强迫农民购买政府部门指定的农用生产物资，乃至规定农民必须按政府部门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44]

　　限制农民改变土地用途的此类规定已经成为农民贫困化的壹大原因，因为目前中国农村的耕地收益呈边际递减状态，无论农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在现有土地上的耕作收益仍然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若强行规定农民只能将土地用于农业经营，无异于强迫农民维持贫困的生活。权利的贫困影响了机会的贫困，而机会的贫困直接导致财产的贫困。　

　　其次，农户转让土地的权利也受到法律限制，制约了农民转营其他行业或迁居進城的机会。在东南沿海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居民另有谋生途径，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农业生产，但还是要承担由土地带来的税费，因此土地已成为负担。[45]

　　尽管《土地承包法》允许土地流转，但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虚拟的问题并未解决，而且土地的最终处分权仍然为政府及其代理机构所控制。所以，农民的承包地能否自由和公平地流转，显然面临相当多的障碍。[46]

　　《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同时又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47]

　　这样的制度限制要求农民進城时必须无偿地放弃承包地，这样就使進城农民以往在土地上的投资无法通过土地买卖收回，也令尚未進城的农民失去在土地上投资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壹限制实际上是对進城农民土地流转权利实行不公平的剥夺，结果是他们壹旦進城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无产者，甚至可能沦为城市贫民。[48] 这样的规定事实上阻碍了农村居民進城谋生。　

　　再次，越演越烈的政府征地也严重剥夺了农民处分土地的自主权，成为造成农民贫困的壹大根源。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圈地运动”造成数千万农民失地失业，平均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为1,000万亩以上，人为征、占耕地数量为500万亩，按人均2亩耕地计算，13年间失地农民数量至少达6,500万人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1987年至2001年，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276万亩耕地由原来的农民“集体所有”变成了政府所有。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这意味着失地农民的队伍还将急剧扩大。[49]

　　这种运用国家权力对农民及其“集体”土地产权的征用，充满了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行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且“任何单位和个人進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50]

　　这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随时可以被政府以“征用”为理由而变成“国家所有”，然后政府再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单位[51]，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处分权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各国都有政府征用土地的制度和实践，但中国这种“征用”却与各国的正常情况不同。在中国，“征用”农民的土地常常是借助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农民强制性剥夺，而且“征用”的目的也未必是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而可能是政府部门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强占民地图谋暴利。

　　例如，山东省升华玻璃厂需要建厂土地，当地政府于2003年2月强行征用山东省新泰市谷里镇北谷里村壹百余户村民的口粮田。农民的这些承包地原来都有长达30年的承包合同“保障”，但当地壹位土地管理部门的官员认为，虽然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征地需要经过每个村民的同意并签订协议，但只要政府认为必要，哪怕只有村委会干部的认可，国土管理部门也照样可以发放征地文件和证书。在新泰市的这个强制征地案中，当地派出所竟然还出动了6辆警车，将不同意征地的农民拘留了十几天。于是，尽管征地手续尚未办妥，升华玻璃厂就在这块抢占的土地上举办动工的奠基仪式了。

　　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急于取得政绩以谋求升迁，所以往往在资金和土地尚未准备妥当、项目可行性研究也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强行推动壹些工程项目的开工，于是就出现了对农民的土地“先用后征”的违法用地情形，甚至到了工程剪彩时征用土地的手续还未完成，就连壹些国家重点工程也是如此。[52]

　　第四，农民的土地产权日益成为私营企业“圈地”的牺牲品。目前将农民的土地纳入私人的公司化经营已经成为壹种趋势。不少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越俎代庖，搞“捆绑式”的土地流转，不让农户与有关的公司或企业直接谈判，侵犯了农民的自由意志与参与权利，这样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农民却不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利。

　　在农民与公司的谈判过程中，任何彻底放弃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合同都会伤害农民的根本利益。有专家指出：如果能够通过“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方式组织生产经营和配置土地，就应该尽量不实行土地租赁或土地转让；如果适宜与农民签定产品合约的，就应当尽量不签定土地要素合约；如果适宜短期土地租赁的，就尽量不签定长期土地租约。[53]

　　但在许多情况下，公司与农民谈判时并不遵行这3条原则，经常损害农民的权益。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齐景发也认为，正在兴起的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发展模式，将使这些“基地”上的农民从此演变为“基地”的依附，其产品的供销渠道完全由这些公司控制，农民将失去选择权和自主权，仅仅成为“基地”的生产工具。[54]

　　在推進农业的公司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中，壹些公司、企业進入农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经营、开发农业，而是为了圈占并长期支配农民的土地。这些公司、企业与乡、村干部合谋联手，以“促進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将农民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强制收回或租回后，再长期承包或租赁给这样的公司、企业，从而达到长期控制农民土地的目的。农民试图收回自己的这些承包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可能失去保障。[55]

　　另外，公司化的农业经营可能会构成对家庭经营的不公平竞争，将打击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经营者，使其难以生存而日益走向贫困化。[56]

　　第五，农民的土地处分权还不断遭到基层农村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侵犯。由于农民在土地流转和处置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被剥夺，结果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组织在这方面的权力膨胀，“黑箱作业”大行其道。[57]

　　据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齐景发介绍，至2000年年底，中国已有98％的村民组实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确认土地承包期为30年的占92％；然而，此后3年中，全国农村已有5％以上的土地被转包、出租或出让，在东部省份更达到10％以上，这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多以强制流转和超期流转的方式進行，为农村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温床。[58]

　　这方面的壹个恶劣的案例是，湖南省临澧县陈二乡政府强行收回了农民的1万亩承包地，廉价租赁给湖南洞庭白杨林纸有限公司种植杨树，交换条件是这家公司支付的土地租金交给乡政府支配。该公司和陈二乡政府签订的合同明显不利于农民。按照乡政府签订的这个合约，陈二乡必须为企业提供相对集中连片、而且适宜三倍体毛白杨生长的土地1万亩，租赁时间为20年，土地租赁价格仅为每亩128元，土地经营权证交企业持有。为了“落实”合同，陈二乡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法，先让各村报了壹份“土地租赁签约委托书”，从而命令各村“全权委托乡人民政府与湖南洞庭白杨林纸有限公司统壹签订租赁合同”；接着各村委会又对农户承包地作了大调整，每人仅留7至9分口粮田，其余土地壹律交给村委会，并要求农户在统壹印制的“土地流转申请书”上签字、按手印。乡政府从该公司取得了这壹万亩土地的租金后，根本不给土地的合法主人──农民，而是用抵销农民“欠”乡政府和村委会税费的名义，把这笔地租留给乡政府开支了。[59] 显然，农民壹旦失去了土地的处分权和自主权，必然在生活上沦为贫困群体。　

　　四、农民土地收益权利的贫困　

　　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质，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拥有土地收益权利，对他们来说土地就只是壹种没有价值的摆设。由于土地是有值物品，所以土地使用人和承包人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处置土地和转让土地使用权而获得土地收益。[60] 但在现实中，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无法得到保障，土地流转的真正价值不能得到切实体现与补偿。　

　　首先，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无法参与征地费用补偿的决策过程，补偿多少、何时补偿、补偿多久，完全由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确定。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61]，但在现实中，多数村委会往往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就将土地转让，并机动地长期用于对外发包，甚至故意泄露土地招标、承包标底的秘密，取悦于征地单位，从而让村委会的经办人获取不当利益。[62]

　　其次，农民失去了被征用土地补偿决策的参与权利，其经济利益必然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征地的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63]

　　而在浙江省湖州地区的白雀乡，当地农民每亩得到的征地补偿还不足2万元，仅相当于白雀乡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的4.2倍，比国家规定的少了壹半。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失去的是永久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征用者在二级市场上把低价征来的土地再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壹亩有70年使用权的土地地价就高达几十万元，这是壹种超过容忍极限的对农民的残酷剥夺。[64]

　　第三，征地单位和农村集体肆意克扣农民的土地转让收益。目前，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壹般是对村民集体和农户这两方面实行补偿，许多征地补偿费经过村委会截留后，实际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的已经很少。这种借助国家权力对农民的土地财产進行不对等补偿的国家征用，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例如，湖北省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每亩500元，仅为法定最低标准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仅为可怜的591万元，只占总数的2.7%。而且，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层层克扣，湖北省襄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费下拨后，被省襄荆公路指挥部克扣837万元、被荆门市指挥部克扣1,502万元、被荆门市东宝区克扣190万元、有关乡镇共克扣1,192万元，这笔补偿费到农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65]

　　第四，有关部门还极力压低地价，推行“廉地引商”政策，慷农民的血汗利益之慨，以“改善”所谓的投资环境。目前，不管是体现公共利益的国家重点工程，还是以营利为目的房地产开发，壹概都是由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强制性征用农村的土地，土地的这种低价流转往往以低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租或发包，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远小于政府收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样做是不等价、不平等的土地产权交换，严重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同时，许多地区不惜牺牲农民利益，压低地价，以地引商，普遍以“优惠政策竞赛”来招商引资，他们只讲“为老板铺路”，不讲“为农民服务”，宁可得罪农民也不愿得罪投资商。[66]

　　而且，由于土地征用成本低，部份地方出现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等现象，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而且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67]

　　中国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2年上半年群众反映的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人诉说的是征地纠纷问题，在这之中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国家信访局2003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次来信来访案件高达4,116件，大部份也是集中在失地失业问题上，其中沿海地区的浙、苏、闽、鲁、粤5省占了41%。这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愈快，失地农民问题就愈突出。安徽、江苏等省土地问题专家和基层群众普遍认为，“货币化安置”的通行做法不能使农民“失地有业”，农民也无法用这么低的补偿去创业。[68]

　　第五，不仅征地的决策不公开、征地的补偿不公平，而且征地的补偿标准不统壹。中国农民长期信奉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对同壹地区不同补偿标准的现象尤其敏感。目前，壹些村民委员会往往对同壹区块或同壹项目内不同用途的征地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旨在取悦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换取更多的特殊优惠，其结果是农民为此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例如，199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湖织公路建设的沿线乡镇，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从0.45万元/亩到0.60万元/亩不等，而在同壹区块内的高速公路征地，则执行了1.35万元/亩的征地标准；更有甚者，浙江省湖州市区的壹个镇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名，用土地置换户口的办法把934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镇政府所有，而农户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补偿费。这样，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随意性和不壹致性，导致农民持续不断的集体上访，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69]

　　农民土地的价值在于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农作物及其它物品。如果壹亩农地生产作物的预期产出价值是每年1千元的话，那麽，这块农地的实际价值至少相当于今后几十年内预期产出价值的总和。征用具有长期使用权的农民的土地，不仅意味着取消农民当年的农产品预期收益，也剥夺了农民在这块土地上今后几十年的预期收益。[70] 土地乃农民的资产，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利，就是剥夺农民的资产，而资产被剥夺就必然导致农民生活的贫困。　

　　五、农民土地产权贫困与农民的生活贫困　

　　事实证明，哪里有侵权，哪里就有贫困，权利贫困与生活贫困密切相关。上述的农民土地使用权、土地处分权和土地收益权的贫困，直接导致农民的生活贫困，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71]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农民的失地首先直接导致失业，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被政府征用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意味着收入来源渠道的减少、甚至断流。据浙江省湖州市城市规划区内42个行政村的调查，2001年底集体耕地比1992年初减少41%，人均减少0.41亩。同期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1.12万人，但通过政府协助安置的劳动力仅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后自谋职业者外，这42个行政村仍然有0.59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占53.1%。　

　　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因知识水平、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差异，无法与城市劳动力竞争较好的职位，在劳动力市场上必然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失地、失业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72]

　　例如，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潘墩村1千多农民当中，有700多人因征地而失去耕地。该村的失地农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骑摩托车非法拉客，有的则到处上访。该市马尾区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说：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们现在是农民不像农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擡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　

　　各级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征地，是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财”。[73]

　　例如，上海市开发浦东地区时，每征壹亩粮田向当地农民补偿2.3万元，每征壹亩菜地补偿2.8万元，然后平均每亩地再投入6至7万元完成“七通壹平”工程，土地征用及开发成本每亩不过10万元，但政府将开发后的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时的售价却是每亩20至30万元，每亩获利高达10至20万元，是农民获得补偿费的许多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估算，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业“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至8,000亿元的损失，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74]

　　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潘塘镇两山口村的农民1997年以前人均有1.3亩土地，1998年当地政府兴建“食品城”开发建设项目，大量征用该村土地，现在村民人均只有0.4分地。当地壹位农民于刚永久失去了3亩多土地的使用权，得到的补偿费仅为1.5万元，现在全家居住的地点虽然在行政区划上改属潘塘镇街道办事处管辖，但是他们还是农民身分，而且没有了土地，只能靠打工生活。[75]

　　失地、失业必然导致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前新宅村，过去全村人均1亩多地，当地为兴建飞机场而征地后，每人剩下不足2分地。村干部征地前保证每亩补偿6,500元，但占了地后就变卦了。虽然补偿费前后追加了20多次，但每亩补偿额仍然不足3千元。而且，地壹占，农民就被“壹脚踢”了，全村无壹人被安置就业。壹位66岁的农民张桂生只好到城郊蹬三轮车拉货，壹天只能挣3、4元钱，他住在低矮潮湿的小屋中，屋里只有壹袋面粉和壹碟霉味扑鼻的腌咸菜。安徽省阜南县三塔镇扩建、办厂占去了大量良田，塔北村农民余立军的5亩承包地被占掉2亩多，被镇政府用于建设保鲜库供3家企业之用。征地后起初由工厂每亩补贴余立军300公斤粮食，按集市价格抵交他该纳的税费。但后来这个工厂垮了，7年多来失地补贴成了泡影，但他的2亩多承包地仍被企业的住宅区占用，他四处奔走却投诉无门。[76]

　　失地、失业、苛捐杂税不仅导致农民的收入减少，而且逼使他们离乡背井、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的主力。农民失去土地财产权利的直接后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着无家可归，许多当年有地有业的农民现在不得不加入城乡的贫民阶层。[77]

　　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1993年该市开始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当初计划征用土地10平方公里。10年来自贡“高新区”已经征用了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紧邻自贡城区的红旗乡有上千户农民因此离开了生养了几代人的土地。红旗乡处在城乡结合部，原来这里的农民较为富足。以白果村八组为例，全村280人拥有土地303亩，主要种植粮食和蔬菜，再加上壹些副业，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2千元。自从1995年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来，农民领取的每人8千元安置费早已用完，现在只能自谋生路。例如，黄永农和村里的几个农民只能靠在高档住宅“蓝鹰花园”的建设工地附近拣垃圾度日，每天最多挣5至6元钱。1995年征地前黄永农有1亩地，种植水稻和蔬菜，衣食无忧，再加上养猪养鸡，每年能有2千元纯收入。土地被占用后他每个月只能领到80元左右的生活费，这个数额比自贡市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143元还低得多。[78]

　　而且，从1997年开始，该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失去世代居住的住房。几百户农民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暂时搬進了周转房，但周转房阴暗潮湿，屋顶漏雨，道路泥泞。失去土地的红旗乡农民曾经把今后富裕的希望寄托在“高新区”新开办的工厂身上，期盼能早日進厂打工挣钱。可是，土地被征用5年多了，在这个所谓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并未出现农民们期盼已久的工厂，反而是盖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79]

　　过去几十年来，各地政府推动的“万亩果园基地”、“中国蔬菜之乡”、“某某开发区”等现象非常普遍，这都是以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为条件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政出多门，对农民不合理的集资、摊派、提留名目繁多，也构成了对农民权利的侵犯和对农民收入的掠夺。

　　除了失地、失业、税费、贫困、无房以外，农民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样，失地、失业农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难。[80]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村长期以来就从未建立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们即使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地失业，而政府通过低价征地获得了大量收入，但仍然没有充份的把失地失业的农民纳入健全的社会保障的范围。现在，壹些地方尚在局部试验的农民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复盖率很低，而且这些试验往往采取“农民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支持”的做法，农民们基本上不认同。壹项统计表明，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1.5%。于是，大批失地失业的农民正持续不断地加入底层贫民的行列，成为城市化進程中壹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81]

　　无形的权利很容易被忽视，但权利贫困必然导致有形的生活贫困。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只从表面上探讨“三农”的危机，将“农民太苦、农村太穷”的原因归结为摊派太多、税费太重、官员太腐败、农民太无能等表面现象，从如此角度来观察“三农”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事倍而功半。

　　六、农民土地财产权力贫困的治理方向与选择　

　　鉴于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贫困，鉴于“富也权利、穷也权利”的现实，可以认为，解决农民贫困的根本之道应该而且必须是赋予农民权利、维护农民的权利、发展农民的权利。为了解决目前农民在土地财产方面的权利不足，笔者提出三个治理方向与选择。

　　第壹，土地征用规范化。国家征地是任何壹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象中国目前如此模糊的法律、随意的执法和不公的补偿，古今中外确实罕见。鉴于征地问题已经成为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重要“元凶”，所以，建立国际公认的土地征用规范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美国的土地征用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笔者以为，中国需要在制度上和技术上作出壹些必要的安排。首先，中国的宪法需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作出明确规定。美国很注重在宪法层面上保护公民的财产。如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规定:“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没有公平的补偿(just　

　　compensation)，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82]

　　尽管中国农民的承包地在法律上不属于“私有财产”，但如前所述，农民承包地所具有的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已经构成了特殊的土地财产权，应该如同私有财产壹样得到宪法的保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正当的程序”以及如何界定“公平的补偿”。　

　　根据美国的经验，有关政府征用土地的正当法律程序应该涵盖下列原则和步骤，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其壹是正当性。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评估国家征地的正当性。在美国，政府无偿征地的范围十分严格，只限制在土地区划(Zoning)、建筑与健康法规(Building　

　　and Health Code)、转移要求(Set-back　

　　Requirement)、土地分割(Abatement)、污染(Pollution)以及出租管制(Rental Control)等。[83]

　　根据中国国情，政府征地必须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国家的强制性征地权主要应是公益性的，包括水利、交通、国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检法设施等，而商业开发和企业行为不能借助国家的行政权力强行征地，而是必须通过向国家、向农民购买租赁等市场方式取得，其价格也应由市场决定。[84]

　　尤其是应该防止“权钱勾结”，阻止那种借政府的行政资源和司法强制以公益性目的为名低价征用农业用地，然后再把征用来的土地高价出售于商业用途的做法。[85]

　　二是公开性。政府必须以公告的形式书面陈述需要征地的具体理由，并需要提出反证，说明如果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征地将产生什么负面后果。同时，政府机构必须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农民可以在听证会上质疑政府的征地理由，并有权要求政府放弃征地行为。[86]

　　三是互利性。政府机构对所征的农民土地要作财产评估，并向农民提交评估报告、提出补偿价格，而农民则有权讨价还价(counter-offer)。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政府可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独立于政府的法庭可以要求双方聘请独立的资产评估师(Appraisal)，提出评估报告，并由法庭作出调解。如果双方仍然不能达成壹致，法庭负责组成民事陪审团，确定合理的补偿价格。判决生效后，政府必须在30天内支付补偿金，并同时取得被征收的土地财产。[87]

　　除了正当的法律程序以外，土地征用的公平补偿（just　

　　compensation)问题也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壹大主题。结合美国经验，中国土地的公平补偿主要应该体现在三大方面。其壹是主体的公平。尽管中国农民承包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农民集体（村委会和村民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如乡镇企业）及农户本身，但征地补偿对象必须以农户为主，对农户实行全额、对等的补偿办法，因为农户才是土地的实质使用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必须防止农村基层干部对征地补偿费用的层层截留、克扣和盘剥。[88] 同时，还要考虑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用土地换社保[89]，对农民的补偿可采用按年分期补偿的办法，为农民建立长期受益的社会保险机制[90]，并由此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壹次性货币发放的办法，应该在农村按年龄段分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91]

　　其二是客体的公平。征地的补偿不能仅限于土地本身，还应包括土地之上的壹切附加物，如庄稼、建筑和水井等；还需要包括与土地有关的无形资产(goodwill)，如特定土地的形像和声誉等。[92]

　　鉴于失地农民无屋可住的悲惨情景，征地部门需要实施留地安置政策，按壹定比例向土地被征用的村核拨建设留用地，为失地无屋农民建造商住楼，提供农民就地创业的机会。[93] 其三是估价的公平。其基本准则是法律要求补偿的价格应当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为依据。[94] 在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这主要依靠独立的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95]

　　所以，制定中国财产评估师的考核规则、推动财产评估师的产生机制、培育财产评估师的人才环境，已经成为国家征用土地能否公正、公平和公开的重要条件。　

　　第二，土地市场化。土地征用的规范化可以为土地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化环境，而推动和实施土地的市场化则是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壹大保障。[96]

　　中国的《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户自由流转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为土地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土地流转只是土地市场化的萌芽，离成熟的土地市场化要求仍然存在相当距离。大致而言，土地市场化至少需要满足下列三大要素。　

　　壹是土地用途自由选择。既然农民在法律上享有土地的使用、处分和收益等权利，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经营用途的自由选择，包括种什么、种不种、种多少、种多久。没有农民对土地用途的自由选择，土地市场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同时，由于农民处于天然的弱势，国家不能阻碍农民运用上述权利，而且应当运用适当的法律手段积极保护农民行使自主的权利。当外力侵犯农民自由选择土地用途的权利时，国家要通过法律法规加以制止和惩处。[97]

　　二是土地自由交易。土地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土地市场的自由开放，目前中国的土地交易基本上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正规的市场条件，“壹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长期不许农民進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排斥和被剥夺的地位。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壹道防线，也是是否出现“陈胜、吴广起义”的关键因素。若政府长期、持续地低价强制购买农民的土地，农村的稳定就无法保证。[98]

　　推动土地市场的开放和土地交易的自由，有助于减少政府、企业、村民自治组织的中间盘剥，提升农民在土地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又能发展壹支专业的地产经纪人队伍，可严格地按照土地市场的专业规范推动农地的自由流转。　

　　三是土地自由抵押。土地作为壹种商品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农民拥有抵押土地的权利。所以，目前中国必须赋予农民土地的物权，允许农民用土地抵押，促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变成壹种准商品。[99]

　　问题是目前农民需要贷款时能抵押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权而不是所有权，而银行允许土地承包权的抵押是壹种很大的金融风险，这种承包权在现实中的不稳定更增加了银行的抵押风险。因此，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演進为所有权是推动土地抵押的必要保证。　

　　四是土地自由兼并。土地市场化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而农村土地只能通过市场化的兼并才能达到优化组合和规模经营。目前，城市中的企业兼并比比皆是，并由此必然导致企业所在的土地的大量兼并，为什么城市可以兼并，企业可以兼并，而农村土地就不可以兼并呢？目前农村的兼并仅限于土地的承包权，其弊端在于，承包权只有30年，而投资的收益是不受承包年限约束的，30年后的资产增值谁来受益，又如何计算？于是，土地私有化又是壹个难以回避的议题。[100]

　　第三，土地产权多元化。政府征地的规范化、土地经营的市场化有助于推动土地产权的多元化，为中国出现壹个充满活力和选择的农村土地结构创造条件。土地产权的多元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产权的多元化意味着农民选择权利的自由化，既包括选择参与，更包括选择“退出”。[101]

　　土地产权多元化主要涵盖三个创新土地制度、保障农民权利的因素。首先，它对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构成挑战。过去几十年来土地承包制阻碍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利和自由，因为它模糊了土地所有者的主体地位，三十年到六十年的期限限制了土地投资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小块土地的分割特点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且承包合同导致农民税费义务的刚性化。这种“壹刀切”的壹元化土地使用体制窒息了土地制度的生机，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无法提供财产安全和激励机制，抑制了农民财产积累的冲动。所以，急需设计与实施壹种与农村多元化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土地产权制度。[102]

　　人们需要建立壹种基本的观念：不管壹个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是多么完美、有创意、又得人心，只要它是壹种强制的壹元化制度，就不是壹种有生命力的制度。壹种好的制度设计必须容许民众具有选择的权利和退出的权利。　

　　其次，土地产权多元化能够促進新土地制度的实践。壹旦土地承包制的壹元选择能够打破，将有助于推动各种新土地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例如，土地租赁制能提供农民租赁收成的新选择，取代土地承包制所规定的刚性义务，有助于土地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选择分成经营和租赁经营的方式，而不是“壹刀切”地实行劳动计酬的经营方式。这不仅能够照顾弱者、激励强者，更是体现农民土地经营权利的壹大象征。[103]

　　另外，土地股份合作制也能促進土地产权的多元化选择。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为名、以按股分享土地资本收益为实的财产制度，农民以交出土地使用权为代价，获得按照人口分配的企业收益的成员权，由此能够体现土地农转非的增殖收益和社会保障的股权。但是，它的主要弊病是企业的收益分配权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交换并未通过公开的市场交易，所以多数农民所拥有的股权只是“虚股”，不能转让、继承、抵押，属于残缺产权，它与1953年至1955年推行的“以土地入股、按土地分红”的初级社类同，但又与初级社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相违背，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行的是人去股消，没有退出权。但是，有缺陷的多元实践毕竟比僵化的壹元统制要好。[104]

　　再次，土地多元化提倡价值中立的制度选择，不论制度形式的“好”与“坏”，只讲制度效能的高与低。土地产权多元化意味着农民有权选择任何壹种制度形式，包括土地的人民公社制、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制、租赁合同制、永佃制、股份合作制、甚至私有制。在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下，土地私有化或土地公社化的两极制度都应该成为壹种选项，但不应该是唯壹的选项，国家不仅应该允许壹些地区保留集体劳动的工资计酬制，也应该允许个别地区试验土地私有制。允许“左中右”不同体制的存在、提供农民切合自身需要和条件的土地制度，才是土地产权多元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例如，基于中国各地区土地状况、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土地的产权形式也必须具有相应的灵活性和变动性。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民种地的经济成本高、比较利润低，但农民流转土地的市场价格高、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多，这样，土地的租赁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于农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双重转型，而且由此产生的土地抵押和兼并也有助于加速东部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105]

　　但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贫瘠、农民困苦，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壹资源，贸然推动土地私有化将导致两极迅速分化；而且，由于西部土地的价值较低，愿意兼并西部土地、投资西部土地的企业和个人相对较少，所以，维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体制、维护西部农户的合作传统，不失为目前适宜中西部农村土地产权的较好模式。[106]

　　总之，征地规范化、土地市场化和产权多元化是三大相互关联的土地制度安排，因为只有规范了农民土地征用的程序、保证了土地交易的公平，才能推动土地交易的市场化、促進土地租赁、抵押和兼并的健康发展；同时，只有在土地征用规范化、土地经营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下，理性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产权多元化才有可能。尤其是，规范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能够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因为规范的征地能够保证农民土地转让的公平、公正与公开，自由的土地市场能够有助于农民在市场机制下自主选择土地的占有方式、使用途径、处分方法和收益多寡；同时，产权的多元化能防止壹元化的强制，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能力的农民自主选择土地的产权形式。这样，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保障最终有助于在根本上减缓和根除农民的贫困，有利于中国农村运用权利的杠杆，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

十九大之后，中共《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审议，在将耕地承包期再延30年的基础上，将以法律形式确定农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中共官媒宣称这将使农民的身价上涨。不过外界认为，这种做法会使本该非常简单的土地复杂化，同时，还会造成新壹轮圈地运动升起，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

壹部关乎6亿人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给十二届中共人大常委会初审。据称将以立法的形式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進行所谓三权分置。

根据这个修正案，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则只拥有土地的承包权，也就是使用权。但经营权归实际经营者，也就是说，农民可以把耕种或经营的权利转让给其他人。

实际上，由于农民進城打工，在中国2亿3千万户承包土地的农民中，早已有1/3将土地转给了别人经营。因而这次的修正案，只是将既成事实加以所谓法律追认。

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这可能引发新壹轮的圈地运动。

土地就是拥有权和使用权，为什么这样做三权，可能跟中共利益集团想侵占农民的土地有关系，让城市的资本，让中共官僚的资本得以去大规模的收购农民承包权中的壹部分经营权，到时候承包经营的时间慢慢延长，原来承包的人他的权力就没有，最后取得经营权的人取得大面积的土地后，就可能不需要管原来的农户了，跟所谓的集体来承包，这就是圈地运动。

这还会造成本来壹些不愿意把自己土地转包出去的农民，由于自己周围的土地转出去造成大量的机械化生产，或建成其他东西，也不得不失去自己心爱的土地。

中共党媒称，这个修正案草案会使6亿农民的身价上涨。

不过有学者，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这在前些年已经有了前车之监。

就像以前把农田变成开发商的地后，赚的大钱实际上都被土地开发商和政府拿去了，农民可能开始发壹点小小的财，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别人拿走，农民最后还是被剥夺了自己的财产。

另外，草案规定，承包权和经营权都可以用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也就是说，壹处土地可以两次用来担保贷款。

长期关注和报导土地问题的中国学者认为，经营权用来融资，等于用租来的房子進行抵押贷款，是完全错误的。

目前中国农地抵押贷款规模越来越大，外界认为，这不但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银行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这为高利贷者搜刮农民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最终造成土地兼并。

壹些专家认为，农地制度安排本来需要简化，现在反而更复杂了，这种所谓农地〝三权分置〞，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部份学者认为，这个草案因为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壹些实际问题。

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里，就不能根本的改变国家强行收回农民土地的做法，也不能改变现在这种乡镇、县在开发项目过程中霸占农民的土地，它也解决不了环境保护的问题。

中国本来自古就私有的土地，在中共治下已经经过了几番折腾。

1950年，中共为了拉拢农民，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当时中共党魁毛泽东估计因此死了2-3百万人。但分给农民的土地却好景不长，不到3年又被中共合作化，变成集体统壹管理和经营。1978年，又改为把土地分给家庭耕种，有了所谓的农民土地承包制，并延续至今。

要想解决土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各种矛盾，只有把农业用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才是根本。

十九大之后中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中共将实行住房供地和宅基地改革，他有关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说法，引发外界关注。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共权贵在强拆民宅遭遇抵制后，采取的迂回馋食农民宅基地的办法。

姜大明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实行宅基地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以后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户拥有资格权、使用权则适度放开。

他声称，这是壹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不过，部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认为，这次所谓的创新等于是在剥夺农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

这些东西都是中共在玩弄文字游戏，在愚弄中国人民，它的集体就是中共，就是村书记，就是中共基层官员。

农民的所谓资格权也不能说是壹种权力，中共的所谓集体拥有权才是真正的权利。

妳如果是拥有者的话，妳就有使用权力，也有资格去转让，这些都是在蚕食农民的权利，使用权转让出去，就使得其他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去大肆的收购，把宅基地转为其他用途，这样农民又壹次被盘剥。

中共在打江山时用耕者有其田哄骗农民为它卖命，不久就全部收回，后来通过人民公社把土地变成所谓集体所有后，还给农民留下了宅基地，这壹次宅基地也要拿走了。

根据中共党媒的报导，宅基地改革后，政府不再为农民无偿提供宅基地，而农民可以有偿退出宅基地。

有学者认为，这个措施，除了剥夺农民的宅基地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

壹个目的就是给地方政府它们的财政做壹些充血，因为目前中共这个体制下的很多乡、镇、县这几级的地方政府都处在壹种面临破产的状态。

中共这壹次的宅基地改革所涉及的，应该是经济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

这些农村的住宅用地，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它让农民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得到壹定的利益，它就不会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周边引起比较尖锐的官民矛盾。

前些年的壹次又壹次血腥的强拆圈地运动，给中共的执政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现在通过这种软手法把宅基地收走后，让农民在壹栋大楼里享有壹点点的所谓资格权，到时候再赶妳走，壹张白纸的资格权，影响就不大了。

据报导，姜大明还称，他们将研究制定在权属不变、符合规划的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要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中共这种做法是为了缓解中共权贵在城市制造出的房地产泡沫。

他们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从中赚了很多的钱，造成现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把中共中央政府、银行、财政金融都绑在壹起了，让宅基地進入市场流转，進入市场来延缓这个泡沫。

目前，中共官媒正在高调宣传这种所谓〝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壹提供者〞，〝住房供地，政府将不再垄断〞的宅基地改革，是重大利好消息。

不过，大陆壹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土地专家却认为，这并不是真正打破了垄断，只是打破了原来住房供地都是国有建设用地而已，因为以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也需要经过政府征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而这次等于明确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将参与住房用地供应。

四川泸县正在尝试通过宅基地改革，打破按户无偿分配、探索跨区分配和有偿退出等等方法。

这次宅基地改革，将完成中共对农民土地的全面掠夺。

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

中国是壹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壹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進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壹次又壹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壹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壹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壹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壹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沈重。

　　壹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壹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壹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壹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壹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著指头给我们算了壹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壹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壹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壹点壹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壹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壹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壹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壹百八十人，贫因人口也占到壹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壹。可是，就在这样壹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沈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壹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二OOO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壹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壹个大国总理的心，朱镕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壹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壹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壹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壹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壹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壹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壹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進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壹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壹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壹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壹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壹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壹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進，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壹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壹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壹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OOO年十月壹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壹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壹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镕基就曾不止壹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進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進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壹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妳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壹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進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壹样的激动人心，壹样的悬念丛生，壹样的充满著坎坎坷坷壹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壹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壹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壹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壹件事情。可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壹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壹词：“妳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壹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壹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進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学校门的；即便就是生在别的壹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壹种命运。但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壹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壹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壹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壹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壹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壹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壹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壹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壹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妳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妳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壹个清帐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壹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壹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壹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壹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壹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壹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壹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堿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壹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壹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壹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壹百0三元壹角七分。壹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妳”。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壹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壹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壹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壹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著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壹次，随着壹阵沈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妳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壹字壹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 ’。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壹说，”壹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壹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壹笔糊涂帐。

　　不壹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妳壹句我壹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著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壹九九壹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壹帮人咬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壹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壹下，两天给妳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壹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妳们穷，活该！想跟我搞，妳们怕是不想活了！”

　　壹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壹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壹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沈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壹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沈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壹个人应该有壹种精神，也总要有壹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妳八角、我壹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著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壹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進行清查；对妳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壹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壹分壹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壹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壹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壹日，农历二月初壹，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壹种 “土围棋”。他们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壹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著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妳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妳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壹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壹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進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妳想打人？我给妳打！我给妳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壹头跌進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進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壹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壹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壹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著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壹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帐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妳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壹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進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壹道，将丁言乐安排進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帐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進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壹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進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進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著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帐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壹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壹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壹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壹句话就是：“妳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妳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妳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壹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壹，妳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妳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伤在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壹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妳，我的裁决已经下了，妳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壹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妳下了这样的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著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可以把妳关起来，妳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妳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妳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妳，我可以关妳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妳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妳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進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壹九八九年和壹九九二年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丁作明当然听不懂由彭志中嘴里说出来的这些所内平日的惯用语，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却是心知肚明。说丁作明“兴”，是指他“不服气”；所谓“加加温”，就是要给丁作明壹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壹切手段，总之，要被处理者招供认帐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不过，壹向善于察言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 “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来，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感到了壹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壹种刑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進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進军手拎壹根桑树棍進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進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進军壹听指著丁作明厉声喝道：“在这里嘴硬没妳好果子吃！”说著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依然执意不从。

　　王進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壹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 、腰上连遭猛击，每中壹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進军就壹下比壹下更凶狠地抡着手里的桑树棍。

　　同样也是农民的联防队员王進军，为什么对自己的农民弟兄做如此凶残的事情？壹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人从爬行动物進化到今天，虽然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最灿烂的现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残暴的劣根性，仍会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现象出现，这说明人性進化的缓慢。此时的王進军，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進军这已不是第壹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但他仍然不罢休，擡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進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摸起壹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壹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壹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

　　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妳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妳们壹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到了地上。王進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妳他妈的孬种，干嘛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壹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爽性找来壹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進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3 案惊中央

　　当清帐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是奄奄壹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信；有的，就指著派出所的警员发泄著愤懑：“妳们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壹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著也不喊声“疼”，壹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还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妳，请妳放了我的儿子吧！---- --”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擡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作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壹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帐小组的村民壹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進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壹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妳咋这么傻呀，妳有理他们有权，妳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壹边哭，壹边喊：“作明呀，他们把妳往死里打，妳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妳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幺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帐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芬不要太伤心，劝著劝著，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妳那麽聪明，昨天为啥就那麽糊涂？他们这样毒打妳，妳咋就不叫喊壹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樊篱，壹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涌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她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壹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進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壹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

　　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壹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進军，壹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壹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的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壹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帐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壹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壹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挚声、喇叭声、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壹个特殊的群体，可是，壹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壹支队伍！

　　壹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壹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壹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麽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進壹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壹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壹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壹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壹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作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壹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壹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麽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著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壹件大事，而纪王场乡壹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壹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壹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壹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妳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妳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壹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壹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壹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壹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壹九九壹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丁作明壹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壹起，剩下的，壹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壹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壹丝不茍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麽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壹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壹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壹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壹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壹路南下，直接开進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壹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也囿于壹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壹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辩得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壹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壹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壹趟進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壹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壹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在人们的想象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壹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所闻，感情竟壹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壹边流着泪，壹边甩著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壹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被就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著，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壹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壹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壹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沈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壹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壹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被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壹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壹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壹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進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作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撒销党内外壹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撒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進壹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二00壹年早春二月，我们走進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壹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著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壹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壹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壹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進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壹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壹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至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

恶人治村

　　1壹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随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们普遍对有着“发”的谐音“8”这个数字，产生了喜爱之情。

　　壹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认为是个大吉大利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这壹天，它却永远成为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的忌日。

　　小张庄地处淮河岸边壹个低洼地段，这些年涝灾不断，村民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村干部没完没了横征暴敛，家家户户几乎就变得度日如年。对村干部的胡作非为，小张庄的村民并不都是逆来顺受，张家全、张家玉、张洪传、张桂毛几个血性汉子，没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意见反映到乡党委和村支书那里。去年春天，村民张家昌还把举报信送到了固镇县人民检察院。

　　对于村民接连不断的上访和举报，张桂全恨得咬牙切齿。虽说他在村里只是个“副村长”，但没谁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爷”是个啥事都敢做绝的恶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们的怨气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可仗着乡里有人替他撑腰，就从未把这些村民放在眼里。壹天，他把乡里的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然后假惺惺地让人通知到处告他的张洪传到他那算账，张洪传不知有诈，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赶去。张洪传刚進门，张桂全便破口大骂，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对张洪传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把张洪传打成血人。要不是张洪传的侄子张桂应闻讯赶去解救，张洪传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张桂全的暴力威胁，非但没能压倒村民，适得其反，小张庄的全部党员、老村干部和八十多户农民空前团结起来，先后两次去乡政府、五次到村支书家，强烈要求查处张桂全，彻底清查村里的财务账目。

　　村民们的反复呼吁，多次请求，终于引起了唐南乡党委的重视。恰在这时固镇县政府正布置各乡镇对乡村的经济账目進行壹次全面清查，乡党委书记左培玉就对小张庄上访的村民说：“正好，借咱们县这次清账的东风，我们已经研究决定，由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乡财政部门的三名会计，就先从妳们村开始清理。”

　　这消息，让小张庄的村民欢欣鼓舞。

　　这壹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進驻了小张庄。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清账工作不会壹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壹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麽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胳膊折!” 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壹回事。

　　谁也不会想到，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壹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这天，不大不小的雨点儿，不轻不慢地敲打在小张庄农舍的屋脊上，好像没完没了的催眠曲。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壹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壹个村民代表壹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谁知丈夫张桂玉和儿子张小松围着桌子刚坐定，家里的那台旧闹钟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分，张桂全便领着他的五儿子张余良和七儿子张乐义，出现在门洞里。接着出现的，还有村会计张家会及其子张杰。

　　因为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对村民们的查账同样有着抵触情绪的张杰，首先冲著张桂玉说了句讽刺挖苦的话：“账算得怎么样了，俺们可能分两个?”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不去吗?”

　　张桂全马上接茬道：“骂妳不多!”遂向两个儿子喊道：“给我打!” 。

　　由于这事来得太唐突，听到了张桂全壹声喊打，张桂玉居然呆住了。　

　　这时张乐义已从张桂玉的屋中抓起门旁的，壹根木棍，张余良也随后拾起张桂玉家的壹把镰刀。

　　张乐义挥起木棍就照张桂玉舞过来，站在边上的会计张家会不但不制止，反倒将张桂玉拦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张桂玉拼力挣脱后，见对方开始下毒手，便迅捷从地上拣了块红砖。魏素荣发现村干部的儿子将自己男人往死里打，慌了手脚，忙从灶台上掂过菜刀。

　　双方持械怒目相视，犹如箭在弦上壹触即发。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张桂全显然不甘心，就朝张桂玉的屋后走去，边骂，边叫阵：“小桥(张桂玉的小名)妳个狗日的，有种跟我过来!”

　　张桂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红脸汉子，见村干部如此张狂，毫不示弱，就跟着来到屋后，责问道：“这次是乡里要查妳的账，群众选我做代表，我有什么错!张桂全，妳嘴巴放干净点，我就是查了妳的账，妳又能把我怎么样?”

　　争吵之中，张桂全已暗下指使张乐义回家喊人。不壹会，张桂全长子张加志和六子张超伟，都暗藏凶器来到现场。张超伟上来就打张桂玉，张余良趁机夺下张桂玉手中木棍，张超伟见赤手空拳的张桂玉依然顽强地反抗，迅速从胶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时从怀里取出菜刀，凶狠地向张桂玉的头上、胸口又砍又刺。

　　张桂玉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喊叫壹声，就重重地扑倒在地。

　　村民代表张洪传和张桂毛闻声撵到现场。见张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张洪传怒不可遏地责问张桂全：“妳们怎能这么狠毒?还不赶快把人送医院!”

　　这时的张桂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见张洪传和张桂毛赶了来，阴险地笑道：“妈的皮，来得正好，就等着妳们呢!”然后冲著张加志大声喊道：“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

　　离张洪传最近的张余良，立即扑上去，疯狂地朝张洪传的胸部、腹部和股部连刺数刀，张洪传没有来得及反抗，便当场倒地断了气。

　　就在张余良扑向张洪传时，张桂全也将雨伞壹摔，从后面抱住了奔过来救人的张桂毛，骂道：“妈的皮，妳不是到处告我吗?算我的账吗?来吧!”张桂毛虽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马大，毫不畏惧地和张桂全厮打着。张桂全自知不是张桂毛的对手，大声呼喊：“乐义来把他放倒!”

　　张乐义举起手中大菜刀，跳起来就向张桂毛的头部砍去，直将他砍翻在地。此时，杀红了眼的张加志也赶过来，依然不放过张桂毛，骑在张桂毛的身上，用杀猪刀又向张桂毛的背部狠扎三刀。据事后法医鉴定：张桂毛头部砍伤五处，创口深及颅骨，颅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见杀人者的凶残。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壹息的张桂玉，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呻吟著，丧心病狂的张加志发现张桂玉没死，猛扑过去，向其胸腹部又连砍五刀。

　　转瞬之间，张桂玉的屋后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著血水，红了壹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

　　张桂玉哥哥张桂月听说弟弟被暗算，悲愤交加，操起壹根平日给牛拌草料用的细木棍奔过来。由于他的眼睛不好，壹直奔到了张加志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这不是桥子吗?”壹句话未落音，张加志手中的杀猪刀已刺人他的胸口。

　　十六岁的张小松，于混乱中来到爸爸张桂玉的身边，想把他搀扶起来送医院抢救，张超伟拎着已经沾满鲜血的菜刀，不容张小松救护张桂玉，挥手便向张小松的头上砍去。在场有人壹声尖叫，惊醒了张小松，张小松意识到什么，将头壹偏，张超伟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张小松的膀子上。张小松慌忙逃开，总算幸免壹死。

　　前后只有五分钟，小张庄的腥风血雨之中，竟是四死壹伤!

　　当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也提着壹把砍刀气喘吁吁地奔到现场时，村头上的广播大喇叭，正响起村支书张店风催促村民代表继续清账的咬喝声……

　　2可怕的村霸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壹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壹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正是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当地唤著“副村长”)的实权，同时借助著壹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壹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

　　壹九九七年，他明知县里下达的征收小麦的数量与壹九九六年的数量‘样，他却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为了聚敛财富，他可谓生财有“道”，“五税壹费” 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税杂费：谁家饲养壹头猪，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钱；谁家盖了新房，就要多交壹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说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户都要交五十元；谁家种花生，壹亩便交十元钱；谁家添了拖拉机，每辆就是五十元。张桂月倾其所有刚刚购置了壹辆“小四轮”，还未启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这辆崭新的“小四轮”正静静地躺在防雨棚里，似在为他的主人默哀。至于“计生扶育费”，谁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计划生育罚款的钱数更是由着他随心所欲，并且大多数是打白条子不入账的。

　　壹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财，多多益善；另壹方面，按规定应上缴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设的“五税壹费”，张桂全全家却又是分文不出，壹毛不拔的。

　　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这样的壹个恶棍，怎么就当上了村委会的头头呢?再说，他只不过是个村委会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书又干什么去了?是与他壹起同流合污还是做了闭口菩萨?对于这些，采访中我们始终困惑不解。

　　后来，了解了张桂全的历史，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原来，小张庄存在的问题，远不止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基层组织建设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吃惊。壹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当时已是小张庄村委会主任的张桂全，就曾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壹年，缓刑两年。这期间，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还正在刑期之中，却摇身壹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虽被判刑仍在刑期，这样壹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却照样可以被两级党的组织委以重任，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张桂全非但恶习不改，反而变得有恃无恐，更加凶残。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壹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壹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3悲剧还在延伸

　　固镇县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报警不到二十分钟就包围了小张庄。涉嫌故意杀人的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和张余良当即落人法网。只有张乐义除外，据被害人家属和在场的证人说，当时张乐义手拎壹只提包，包内装着他们父子行凶的凶器，就从村支书张店凤和实枪荷弹的防暴警察面前，从从容容地走过，村支书张店凤不指认，防暴警察不知情，这就使得张乐义沿着村民黄自先平房后边的壹条小路侥幸逃脱。

　　小张庄发生凶杀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去。但是，无论是固镇县委县政府，还是唐南乡党委乡政府，对于案起于农民要求民主的权利和减负问题，全都避之如洪水猛兽。案发第二天晚上，整个小张庄还沈浸在巨大的惊骇和悲痛之中，固镇县有线电视台突然播报了这条“新闻”。报道称，本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因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发生了壹起重大的误杀案件。画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从现场收缴的“凶器”，其实，那全是公安人员因为壹无所获从被害者张桂玉家里找来的镰刀、菜刀等器物。

　　整个壹个假新闻!

　　这条“新闻”壹播出，小张庄即刻炸了营。

　　在这起凶杀案中失去父亲的张桂毛的独子张亮，失去张桂玉、张桂月两个弟弟的张桂菊，以及众多的现场目击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发集结起三百多人，于播出电视新闻的第二天壹大早，找到县有线电视台，质问台长：壹个刑期未满的犯罪分子当上村长，变本加厉地欺诈村民，大家不堪重负，依凭自己的民主权利要求清账，再说这还是县里部署的，乡里批准的，却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报复，什么叫“错杀”?“错”杀了谁?杀谁才不算“错”?被害者作为村民代表与张桂全之间究竟是什么之争?

　　台长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确实不知道其中会有这么多的情况，案件的性质又会是这样的恶劣与严重，不得不如实“招认”道：这是县委领导指示这样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复生，但死了总归要有个说法。被害者是为维护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托惨遭杀害的，这悲惨的壹幕已让人无法接受，而如此荒诞的“新闻”无异于火上浇油。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县委和县有线电视台门挨门，虽是两个大院却只隔了壹道墙，当村民们涌出电视台大院时，才发现，大街上已围了个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条“新闻”了，都觉得这事太惨，凶手太狠，壹听说小张庄的村民为“新闻”的事找到电视台，便料定“新闻”有诈。现如今，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塞著市场，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信度也已 经不高，特别是壹些重大事故的新闻，老百姓对它的真实性统统是大打折扣的。于是不少人围过来就想闹个究竟，不多会，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说了，县委就在边上，早看出了动静，赶到小张庄的村民找到县委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早已不见了踪影。

　　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小张庄的村民刚丢下饭碗，村支书张店凤就通知全庄人到庄西黄自先家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开会。那是黄自先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正空着，村民陆陆续续赶了去。赶去才知道乡里来了人。唐南乡副乡长何井奎、乡政法委书记邱亚以及派出所警员壹行人，是来“封嘴”的。

　　会上的气氛严肃得令人窒息。何副乡长首先选读了几条《刑法》规定，然后宣布不准上访，不准闹事，不准乱说乱讲。大家都很紧张，尤其是被害者家属，他们闹不明白，亲人已遭杀害，可受害的亲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过去的“四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都将有警惕的眼睛在盯着妳，壹下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壹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著嘴巴，看到的那触目惊心的壹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壹家省报就在二版的位置发表了壹篇题为《村主任壹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文章恰恰发在蚌埠检察机关正要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的关键时刻，试图抢占社会舆论“制高点”的目的就十分明显。

　　文章开宗明义，作了这样混淆是非的表述：“壹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备阅读汉语言文字能力的人，从这样的表述中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村民的激烈言辞”在先，张桂全“极为恼火”在后，村民，包括被杀的村民，才是造成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过细心的读者还是会注意到：既然是“相互殴打”，为什么死亡的尽是村民呢?这位“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为什么对自己的村民这样歹毒，欲置死地而后快呢?村民“激烈言辞”又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会“极为恼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开杀戒?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统没说。在这里，村民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村民们不堪重负的严酷事实，全被回避。回避就是有鬼。

　　于是，壹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残暴、進步与颠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这样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间的口舌之争，愚昧无知的壹场“相互殴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张庄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报社的编辑当然不可能对每天要编发的来稿都去现场调查核实，解释，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有了检察机关公章的，因此他们就未做也无须再做什么核实便发表了。

　　眼前的形势明摆着：这事是发生在壹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发生在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丁作明事件”的壹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农民负担，而现在的问题是，小张庄的张桂全，非但不是壹般意义上的村委会副主任，此人竟是个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罪犯，这事情已够复杂，他的问题又远不是仅对村民横征暴敛，居然杀了人!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凡因农民负担问题导致壹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体上访的，都必须向中央报告，张桂全父子不是杀了壹个人，而是造成四死壹伤，严重得耸人听闻!无论是固镇县委书记、县长，还是蚌埠市委书记、市长，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也许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气，但是眼前这种近乎严酷的事实，对于他们不仅太突然，也显得太残忍，甚至没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丁作明事件”震惊中央的故事，谁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谁都十分清楚承担这种责任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显然都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和代价的人。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壹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妳呢?”

　　受害者家属惊得目瞪口呆。

　　按县委书记这个说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强暴了，要喊冤，岂不是谁都可以对她厉声责问：世界上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么没强奸别人单就强奸妳了呢?这还是人话吗?

　　清查账目的三位群众代表被杀，其余九位代表自然万分悲痛，但小张庄查账的工作并未停顿下来，而是查得决心更大，也更加认真了。

　　应该说，张桂全父子被抓，给清查账目的工作带来极大方便，村干部的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很快便露出冰山壹角。毫无疑问，小张庄的问题不止是张桂全壹个人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也都不可能就那麽干净，他们对这次清账骨子里是恐惧、抵制的，可这项工作毕竟是县政府统壹部署，小张庄的清账小组又是乡政府决定成立的，他们虽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还不至于像张桂全那样愚蠢地去杀人。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就都对清账的事儿闭口不提了，对张桂全父子杀人的真相也是在极力掩盖，于是他们的胆子就又大将起来。

　　清账小组清出壹九九七年小张庄征粮时每人多收了六十斤，显见是违反了国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书记张店风，张店凤却壹副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错，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妳们就不要过问了。”态度十分蛮横。 ‘

　　清账清出四名村干部私分卖地款两千六百元，张店凤竟也从这笔卖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张店风，张店凤平静地说：“事我知道，这是操心费。”追问该不该拿这个钱，他居然理直气壮：“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壹次清账会议上，村民代表问村委会主任张风知：“小张庄的四千元水稻浇水费已经缴纳了，为什么又从我们庄卖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浇水费?”张凤知大发雷霆，清账会无法清账，不欢而散。

　　不久村子里便传出风声：小张庄的财务账结清了，张桂全“没有贪污”，“没查出张桂全的经济问题：剩下的九个清账代表县里还得逮几个!”

　　接着，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气焰嚣张地扬言：“这庄子消停不长，还得有几条人命赔著来!”：

　　壹阵阵带有血腥气的阴风在小张庄迷漫开来，令人透不过气来。

　　共产党员张家玉是条硬汉子，积极反映村里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有他；清账小组中敢于当面锣对面鼓较真的也是他。张桂全父子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张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后，张桂全的六子张超伟当时曾大声叫嚷：“上张家玉家去，给他斩草除根!”幸亏张家玉当时出村报警去了，并不在家，才幸免壹死。但是现在，张家玉发现，他仍然处在凶险之中。在他家的门口和地头，时常有人暗中窥视、盯梢。

　　张桂全家庭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况且还有张乐义在逃，面对壹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逃犯，壹个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的凶手，村民们，特别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无忧。张桂玉和张桂月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提到这事就泪流满面，她壹个早上痛失两个儿子，孙子还被砍伤，壹个原本充满生机的家庭壹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噩梦远没结束。她面色惶恐地说：“没人晚上敢出门，地里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种权力，妳在哪里　

　　以后事态的发展，就越来越出乎小张庄村民的意外了。

　　乡里派人威胁被害者家属及现场目击人不许“乱说乱讲”，县有线电视台和省里的报纸把这事说是“错杀”，或是愚氓间的“相互殴打”，这些，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便是并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张庄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说了的才真正算数。奇怪的是，案子進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就叫小张庄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了。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案子开庭审理，事先根本就没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赶听到风声要开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连找个律师的时间也没有了。

　　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村民代表张家玉，以党籍保证，他说检察院自始至终就没人進过庄，也没谁找过他们，更没听说找谁了解过案发现场的情况，检察院在《起诉书》上都写了哪些事实，无人知道。死者亲人和现场目击人从“小道消息”听说要开庭，慌慌张张地赶去时，也只准带个耳朵“旁听”，没有发言权，而作为被告的张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头接耳，这把被害人亲属的脸都气青了。

　　公开宣判时，被害人亲属同样没得到正式通知，闻讯赶去才知道，作为这场凶杀的主谋和指挥的张桂全、杀死张桂月的张加志被判死刑；而杀死村民代表张桂玉和张洪传的张超伟和张余良，只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显见缺乏公正。这壹判决可以说达到了张桂全“数子之罪由壹子承担”的目的。

　　死者亲属强烈要求看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给；他们委托律师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词，就是不给。

　　固镇壹中的高中毕业生张家玉，是小张庄村民代表中读书最多的壹个，他找来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发现这部法律的第壹百八十二条白纸黑字写着： “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壹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依此国法，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里。剥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显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够解释清楚的。

　　于是被害者亲属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们终于得到了“蚌检刑诉(1998]21号”的蚌埠市检察院有关这事的《起诉书》。

　　不看不知道，壹看真奇妙：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妳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壹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壹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

　　“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壹个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总之，“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壹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 “壹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壹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壹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壹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壹点面子。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壹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性’——笔者误)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壹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壹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壹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壹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张桂全在那个阴冷潮湿的早晨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场的所有目击者永世不会忘记：“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这是《起诉书》不该遗漏或不敢正视的兽性的嚎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检察院并不是以“杀人罪”起诉张桂全的，但张桂全在听完宣判后竟当庭大骂法官，声言等他儿子出狱后要拿这几位法官开刀!杀人者的气焰如此嚣张，不知《起诉书》上落下姓名的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作何感想?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意思是说壹个社会并不担心没有法令，而是担心没有坚决执行的法令。无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执法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而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壹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壹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壹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为制止小张庄的村民進京上访，固镇火车站甚至对购买北京车票的农民严加盘问。·连城郊两个农民只是去京看亲戚顺带看病，也遭到拒绝，二人好生解释，最后确认不是唐南乡的农民，又确实不是为了上访，才得以买票上车。

　　封锁显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岂可壹禁了之。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发生的血案，终于还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地媒体广泛的关注。

　　首先赶到现场采访的，依然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记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访后写了壹篇《张桥村干部如此敛财，壹种负担两本账》的新闻报道。虽然只字没提发生在张桥村的“小张庄惨案”，文章中甚至没有多少作者主观的议论，但是，这篇被转发到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却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将小张庄所以会发生凶杀案的背景壹丝不挂地裸露在国人面前。其叙事的风格，极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让事实说话。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央划定的是否构成“农民负担”的界线是：“三提五统”不准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这里已明显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接近国家规定的四倍!更为严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夺，却要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壹种负担两本账。其手段之恶劣可见壹斑!其文章最精彩的壹笔，还是在村民和村干部贫富差别的交待上，这是壹幅绝妙的图画，画龙点睛地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

　　接着《工商导报》的记者也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张桂全枉杀四人法难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标出了壹行引人注目的提示：“刑期未满，又任村干部；心中有鬼，反对查账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疯狂行凶，杀死四名查账的村民代表。”可谓壹针见血!

　　只有壹点需要更正：枉杀的确是四人，但查账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壹人张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张桂玉的兄长。

　　紧接着《工商文汇报》也在壹版显着位置，披露了“固镇发生特大命案”的真实情况。

　　被严严实实掩盖著的“小张庄惨案”的真相，终于被撬动，射進了几缕温馨的阳光。固镇县委和蚌埠市委壹手遮天的神话被击破!

　　这壹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中央电视台四位记者顶着烈日、扛着沈重的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远离公路的小张庄。他们是看到新华社转发全国的那个电讯稿后做出这次专访决定的。進了庄，他们就开始随机采访和录像。

　　记者首先走進村民黄自先的家，问黄：“妳们的负担重不重?”

　　黄自先显然是有顾虑的，犹豫良久，才说：“确实很重。”他随后找出村里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以及村组开出的壹张张白条子给记者看。

　　记者提出要见村民代表张家玉，正在田里干活的张家玉被喊回村。张家玉不仅照实说了小张庄“壹种负担两本账”的情况，还谈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张桂全副村长的贪污账，张桂全父子连杀四人砍伤壹人的事件经过。

　　后来，记者请张家玉带路，他们分别对被杀代表张桂毛、张洪传的两个孤儿進行了采访。

　　最后记者又让张家玉把他们带到张店凤家，要采访壹下这位村支书。不过，当时书记不在家，便决定采访书记老婆陈云侠。不曾想，陈云侠的态度十分恶劣，先是将记者拒之门外，然后，把门壹锁，管自扛着锄头扬长而去。记者却并不介意，手中的摄像机也并没有放过这难得的镜头，壹直跟拍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记者们刚准备要离开，就发现张店凤推著自行车正巧往家赶来，远远地，他发现壹群村民向他喊话，还有人扛着录像机已经对着他，感到不妙，掉头想跑，也许觉得这样子太狼狈，跑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记者迎上去问：“妳是这村的书记吗?”

　　“是。”

　　“我们想了解妳壹些问题行吗?”

　　张店凤显然调整好了情绪：“行，回家谈。”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门口才注意到门上挂著锁，钥匙也被老婆带走了，很是尴尬。

　　记者于是就在门口進行了采访：“妳们村的账目都公开吗?”张店凤接口说：“公开，全公开。日清月结。每个月的五号张榜公布。”记者问道：“张榜都贴在什么地方?”张跟着就说：“三个自然庄都贴。”记者盯住不放，又问：“贴在什么地方妳看见了吗?”张顿了壹下，这才说：“我没看见，反正我都安排了。”

　　记者露出了几分幽默，正准备再问，在场围观的村民见张店风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都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中，不知谁大嗓门叫了壹声：“书记胡说!”张店凤顿然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逼视著在场的村民。

　　村民代表张家玉这时站了出来，当着张店凤，毫无惧色地走向摄像机的镜头，实话实说：“我们小张庄就从未看见张贴过公开的账目!”张店风壹听，咬牙切齿地指著张家玉说：“妳张家玉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妳失职!张贴妳看不见，这不是失职是什么!”

　　在张店凤看来，村里的每壹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五条件地和他这位村支书保持高度的壹致性，否则，就是不称职。

　　中央电视台来人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唐南乡壹位领导还把电话打到村支书记张店凤家里，询问记者進庄后采访了哪些人?调查了壹些什么事?有没有谁说了清账的村民代表被杀的事?

　　如临大敌。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会主任张风知跳出来开骂了。这位文盲主任在村里的广播大喇叭中喊道：“有个别共产党员，弄几个臭记者来采访，说我们搞的都是假的；还弄来个中央‘焦点访谈’记者，‘焦点访谈’不‘焦点访谈’，我看这是有些群众在起哄!我让妳们好好在下边起哄，到时查出来非得治妳不可!”他把广播喇叭的音量调得很大，他的嗓门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聋。村民们刚从睡梦中醒来，听着这样壹个大字不识的“村长”在广播里张牙舞爪，真不知小张庄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电视台就在《社会经纬》的栏目中，把小张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予以“曝光”，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地，《南方周末》也拿出头版壹整版的版面，直击小张庄惨案，发表了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五父子称霸固镇小张庄，四村民查账惹杀身之祸》。且图文并茂地配发了评论与漫画，漫画作者方唐，画得简约而辛辣：壹个村委会领导人物酒醉饭饱之后，从放著酒瓶的办公桌子上，不可壹世地又踏到诚惶诚恐向他顶礼膜拜的村民头上和身上，嘴巴里烟囱似的喷吐著云雾。评论文章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印之手，他的震惊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我们有壹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又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不过，他提出：“对壹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壹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

　　这期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郑苏、福殿和成远三位记者，也从“民主”与“法制”特有的视角，深入到小张庄，并于这壹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现场纪实报道。题目极平实：《村民代表查账惨遭毒手》，文章却写得内容详实、引人人胜，不乏雄辩之笔、警策之句。令三人甚为诧异和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们采访之时，潜逃在外的张乐义使用过的那把带血的杀人凶器，依然静静躺在溧涧村医院办公室的抽屉里，壹直无人问津。是他们，把拍到的这张照片，触目惊心地展示于世人。

　　随着各种新闻媒体的相继介入，特别是在全国极有影响的几家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小张庄村民代表因为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惨遭杀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渐渐有了转机。

　　人们首先看到，唐南乡政府派人把张洪传的两个孤儿接到了乡里的敬老院。

　　接着，这壹年的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固镇县政府安排给遭难的几家每家发了壹百元的慰问金。

　　午收大忙时节，固镇县委机关下来了几位同志，帮助几户受害者家庭抢收麦子。他们从上午壹直干到下午壹点多钟，没吃农民壹口饭，没喝农民壹碗水，这让死难者的家属多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壹丝温暖。

　　壹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桂全父子壹案下达了终审裁定。终审《裁定书》上“审理查明”的“事实”，其实与蚌埠市检察院《起诉书》上当初“审查表明”的“事实”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使得小张庄广大村民再壹次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失望。

　　不过，有壹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就是省高院终于裁定张桂全父子“不存在防卫问题”，亦非“伤害(致人死亡)罪”；“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张余良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明确，诉称其没有杀人故意的理由无事实根据，不能采信”。

　　这让小张庄已经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户农民，终于感到了壹点欣慰。

漫漫上访路

　　1享受冷漠

　　壹九九四年十月壹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壹件事。事情走到这壹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壹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進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壹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壹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壹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壹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壹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壹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進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壹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著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壹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壹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壹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二OO壹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壹路看过去，没有壹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壹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壹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著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壹问价钱，不免吃了壹惊，壹斤仅卖六分钱，壹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壹点，也只卖到壹斤壹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進村的时候，看见壹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著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莱，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壹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壹斤不就少赚了壹毛钱吗?”

　　二OO壹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人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壹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壹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壹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妳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壹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壹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壹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壹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壹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壹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進王家，又推走了他家壹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壹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壹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壹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壹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壹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壹元五角六分。在另壹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壹角整，又变成了九十壹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壹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壹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壹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壹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壹百八十四元零壹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壹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壹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壹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壹文钱不能少；壹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壹条心，决定去找壹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擡起头，发现闯進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妳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壹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妳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妳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妳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妳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妳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壹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著两臂，像轰赶壹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壹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妳落实，妳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壹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壹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壹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壹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進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壹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進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壹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壹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壹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壹个严峻的事实是：進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壹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壹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壹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壹个‘人头’!” 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進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進京的代表时，村民们壹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著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

　　2感受温差

　　壹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壹天，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经过简单的准备，把收集上来的“三乱”证据小心地整理停当，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当三人第壹次步入北京车站的月台，壹种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怀抱的冲动，使得他们异样的激奋。他们多么想去看看魂萦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看看雄伟壮观的英雄纪念碑和金水桥畔的华表、看看中南海的红墙啊，但是，他们知道大伙凑出的这点上访经费来得太不容易，壹角壹分都必须花在当紧的地方。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没有想到事情的進展会如此顺利，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接待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情况反映，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允诺将很快给安徽有关部门发去专函，促成这事的调查处理。

　　北京如此严寒的气候，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的，迎面卷过来的又冷又硬的风，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里却都像揣進个腾腾燃烧的火炉子，打心里往外冒着热气。

　　“既然来了，”王洪超说，“能找的地方咱都找壹找，不枉此行。”

　　于是三人壹路问过去，又跑了壹趟国家农业部。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壹个单位。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壹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壹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壹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壹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壹热。

　　尽管，在北京的每壹天，他们都沈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壹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壹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壹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壹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壹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壹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壹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壹九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進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壹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三人接过县委书记的条子，认真看了看。因为字比较潦草，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看了壹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不过，又好生纳闷：“多提的款”，这是个什么概念?作为党的壹级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减负办那样，按照党中央文件规定的精神，指出这件事的严肃性?既然下决心要镇里解决，为何不通过组织的程序，而是随手写了个白纸条子交于上访群众?再说，“群众上访”了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来找县委，县委就是装聋作哑；如今，上边批下来了，马上“笑脸相迎”，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管怎么说，从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访，到壹九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签字画押”，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十九天，总算看到了结果。当村民们听说张西德书记表态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壹个村子顿时沸腾了。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他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闹到这壹步，不用说，是他们为县委、县政府捅了娄子。不过，村民们拿到的，毕竟只是壹张白条，细细揣摩，他们既从张西德的“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壹句中听到了不满，却也从“请努力做好工作”这句话上读出了县委书记的无奈。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進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壹下镇村两级壹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壹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壹张表格上，仅“壹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壹笔，就隐瞒了壹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壹件是，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壹直为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進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壹顿毒打。

　　退款不过是虚晃壹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壹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

　　张西德壹看来了这么多村民，而且带有明显责怪的口吻，首先就变了脸，再不提如数退给加重农民负担的那部分钱款的事。他的话壹下就变得十分严厉，也很难听：“有本事，妳们只管狠狠地闹，我就是不给妳们处理!”

　　村民们问：“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吗?”

　　张西德越发火冒三丈地说道：“有本事妳们就往上找!”

　　张西德显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妳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

　　村民们百般无奈，于是又去找县纪委。因为县纪委曾经派出过调查组，并且查出了白庙镇和王营村“提留统筹”上的不少问题。可是，纪委书记李树成听说下面就是不愿清退多收的钱款，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让他们退，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主管壹个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书记，对下面干部的胡作非为感到无能为力；统管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又是这样蛮横不讲理，村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气愤。

　　不过，这时候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已经有了壹定的承受能力，他们表现得十分冷静。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人下了也许是这辈子最大的壹个决心：壹定要和这些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的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壹个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消息，是白庙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施灿洲透露给他的，王洪超同施灿洲私下交情不错。这年三月三十日这壹天，施灿洲把他拉到壹边，悄悄给他打招呼：“妳不要再插手上访的事了。”还用了当地壹句土话，叫他“赶快‘薅手”’，意思是说“赶快收手”；并严肃地提醒道：“马上要抓人!”

　　当时，王洪超心中壹惊。他知道施指导员不是和他开玩笑，也不是在吓唬他。他壹点不敢怠慢地就把这壹消息告诉了王向东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东听了似信似疑，却也不得不马上通报给广大村民。

　　壹时间，王营村笼罩在壹种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以防不测；王洪超干脆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村民们虽然思想上有了准备，却没有想到“抓人”的这壹天来得这么快。

　　3 天高皇帝远

　　壹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壹点多钟了，这在有着夜生活的城市里或许不算太迟，但在这偏僻的王营，村民们差不多全都熄灯上床了。就这当儿，壹辆客货两用车鬼鬼祟祟开進了村。

　　车在村西头悄然无声地停下之后，打上面跳下五个人。事后才知道，他们分别是白庙镇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民警王树魁、张复春，治安队员王俊和刘凯。他们交头接耳壹番后，五人就行动诡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们的出现，立即引起巡逻的村民的注意，于是远远地尾随着。后来发现这些人，尽在领头上访的几个村民代表家的门口探听动静，有几次竟试着上前推门，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门，边敲边喊：“村里来了几个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当时正住在王洪超家里，门外的响声首先把她惊醒了，她壹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村里来了偷偷摸摸的人，冲到放有广播器材的房间，打开开关就喊起来：“王营来贼了!王营的老少爷们，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让他们跑了!”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壹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壹个个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个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壹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壹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壹脚低壹脚，摸著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树魁、张复春以及司机赵灿龙因为躲避不及，最后被村民们壹个个分割包围。

　　村民们喝问道：“妳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壹个民警说：“我们是瓦店的……”

　　另壹个民警说：“我们是……黄岭的。”

　　三个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王营村地处安徽和河南两省边界，王营小学校长王天基住的村西头，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两省两县的地界，有人说王校长的孩子出门撒泡尿，就浇湿了两个省和两个县的地皮。处在这么个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带，突然冒出三个来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样说法，其中还有穿警服的，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们的警觉。怀疑这是壹伙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乘着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壹下，三个人变得越发紧张起来，趁著混乱，落荒而逃。这壹逃，村民就觉得问题更大，当然更不能放过，当即追了上去。

　　三个拼命逃窜，的人，因为没有村民们的路熟，眼看难以逃脱了，这时；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从腰间拔出手枪来，指著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许动!再追，我可就开枪了!”

　　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壹跳，纷纷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两个人，发现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来。

　　村民们人多势众，面对枪口并不怕，倒是更加肯定这是壹伙乘夜打劫的刁徒。情况明摆着：既然谎称是“城丝绸厂”来王营“联系业务”的，城怎么就变出手枪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为什么要说是“城丝绸厂”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说干吗要逃，慌慌张张连个汽车也不要了?

　　村民盯着司机问：“妳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司机吞吞吐吐不敢说。

　　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壹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壹顿痛打。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壹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说著，忙把口袋里的十块钱和壹包烟交出来，求村民们放他壹码。

　　村民们听说这其中真来了抓人的民警，忙问王树魁和张复春，二人只得坦白：“我们是白庙镇派出所的。”

　　村民壹听，炸了营：

　　“妳们凭哪壹条来抓上访代表?”

　　“抓人为啥偷偷摸摸?” 。

　　“妳们明明是白庙派出所的，为啥要说是‘瓦店’的、‘黄岭’的、‘城丝绸厂’的；为啥壹追问就逃?”

　　问得两人壹时语塞。

　　村民们显然不会放过：“说!”

　　壹个小声解释：“我们是来抓赌的。”

　　壹个却说：“我们是来巡逻的。”

　　这么壹说，更糟糕。来抓赌，为什么专找村民代表的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说是“巡逻”，就更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因为从解放的那壹天算起，四十五个年头了，王营村的父老乡亲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啥时下乡巡逻过。早不巡逻，晚不巡逻，镇里刚为王营清退了壹点点加重农民负担的多收款，就“巡逻”到了王营?又偏偏是摸著上访代表家的门鼻子夜半“巡逻”。

　　村民们越听越冒火：“巡逻为什么不开警车?”

　　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几人全喝多了“猫尿”，壹个个酒气熏人。农村派出所的许多公安人员，本来就没给群众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与村匪路霸吃到了壹块去，啥坏事都干得出来。为防止对方借着酒性胡作非为，村民们搜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手枪和手铐。特别是发现有四副手铐后，進壹步证实司机吐露的是实情：他们确实是心怀鬼胎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的。想要抓的四个人，不用问，这就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外加壹个王洪钦。 ’

　　村民们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来治称为“大个子”的民警张复春，在王来治的追问下，他曾懊恼地承认：“谁知道妳们庄是有准备的，谁叫我和王树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他承认这酒是在王天玉那儿喝的，王天玉是王营村与县里某些人有着特殊关系的壹个人。蹊跷的是，王营村村民后来写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壹封信上特别指出，当夜少数村民情绪激烈，并非事出无因：混乱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干部的带动下，壹拥而上，发生了冲突，车也砸了，人也打了，枪也打掉了。” 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有这个王天玉!这或许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给端了出来。

　　总之，民警王树魁和“租来的”司机赵灿龙，不久壹个个狼狈地逃出村去；被说是“打成重伤”的大个子民警张复春，这时候的酒性早就被惊醒了，他逃得最快，几个青年农民追了壹截地都没撵上。后来，村民王洪军把民警们丢下的枪支、子弹和手铐，集中起来交给了镇武装部长王东良，王东良就是王营人，当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过后，村民们便陆陆续续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觉了。谁也想象不到，壹觉醒来，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進行了壹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

　　壹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壹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缄开出。

　　车上驾着机枪，壹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壹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厂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壹喊叫，有着壹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進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壹進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壹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

　　壹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王洪岭的妻子周敏，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公安人员扑上去要抓她，站在壹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这个边远的小镇上也進行了布控。

　　四人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作为村民代表，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 ，

　　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在众多村民的掩护下躲过了临泉县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壹辆去河南省沈丘县城的公交车。三人经沈丘赶往郑州，然后转乘火车直奔北京。

　　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進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壹带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正著。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声地抗议著，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壹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壹切都是徒劳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進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壹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壹天二十四小时就那麽被铐著。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壹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著的壹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壹身冷汗。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射秽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 而且，这壹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这天，他利用壹个星期日，乘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壹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县邮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知道大老远跑到外省拍发这种电文的良苦用心。但是电文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县的事，因为与她所在的地方无关，自然可以泰然处之。

　　于广轩的电报，当天就被河南新蔡邮局发往北京。

　　可是，于广轩没有想到，这份电报由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竟然到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手里。

　　张西德勃然大怒。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進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壹番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文的落款处留了壹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壹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

　　临泉县公安局已将王洪钦在京抓获，现就同王向东、王洪超壹道关押在太和县，吃喝拉撒睡双手都被从背后反铐著，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县去发这样的电报。因此，电报上虽然写着王洪钦的名字，王洪钦首先还是被排除了，于是公安人员就在“王营村退休干部”上寻找线索。然而，查遍王营，也没发现有壹个“退休干部”，最后就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县供销社下属壹个联营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尽管“退休工人”与“退休干部”完全是两码事，临泉县公安局还是认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这天，联营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单位领工资，很久没有发工资了，听到这消息，王洪章当即兴高采烈地奔县城而去，壹進单位，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扑倒在地。为防止意外，也没将王洪章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但是，因为王洪章压根儿就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被打得皮开肉绽了，他还是说不知道。公安人员对这样的口供不可能会满意，壹口咬定他是个沙锅里煮驴头的主儿，肉烂了嘴还是硬的，于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壹天因为替兄弟媳妇周敏说了壹句公道话，就被公安用电棍打得血流满面的王洪彬，至今还躺在床上；现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岭割头不换颈儿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关進看守所时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脚铐，也受尽了折磨。这壹桩桩，壹件件，全都发生在王洪岭的身边，使得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王洪岭，也终于拍案而起了!

　　在这之前，王洪岭壹直在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上的铜管厂打工，每月有着壹千多元的丰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辞去铜管厂的工作，拼出性命要为王营村的父老兄弟讨个公道!这壹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协同村民代表王俊彬，冲破临泉县在省内省外设下的重重暗卡，带领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达北京。

　　王营村这次是集体進京上访，在整个临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县委书记张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营村村民对不堪重负的强烈不满，显然还是相信高压乃至镇压，才是杜绝上访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派出了有壹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县委工作队，浩浩荡荡，开進了王营村。壹下去了这么多人，生活费以及烟酒费，又全叫当地的干部群众摊派，这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王营村民，雪上加霜吃饱喝足了的工作队员，像“文革”那会壹样，开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村子里哇啦哇啦到处转，搞得王营人人自危，连邻省的老百姓也过不上安静的日子。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壹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不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还措词严厉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壹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壹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進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壹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著拳头，高喊道：

　　“妳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進壹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壹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质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发生不久，县委工作组就已经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县公安局到处张贴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将其称为“打砸抢”，甚至提到了“大肆進行反动宣传”的高度；县纪委做出的《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已构成抢劫罪”。显而易见，县委工作组、县公安局和县纪委都在县法院正式审理之前，就各自确定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性质，这本身就是壹种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

　　如果临泉县法院不给抓到的上访代表安个罪名，判上两年，这对当时的临泉县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县法院中途休庭之后再没有重新公开审理，却于这年的十二月壹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壹年缓刑二年。至于二人究竟“妨碍”了什么“公务”，判决书竟比天书还难让人读懂。

　　5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被“判壹缓二”放出，终于又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進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李兰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无法继续读书，至今呆在家里，不能听到警车的响声，警笛壹鸣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过去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壹位信访工作人员说的壹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壹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麽‘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当时看到这段话，王洪超确确实实被感动了。但是，此时此刻，王洪超想到这段话时不仅感到的是亲切，更多的还是吃惊，他发现那位信访工作者的论断，就像在评说临泉县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進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壹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壹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壹找吓壹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壹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壹惊。她说，“四二”那天，天壹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著材料上的名单问他：“妳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壹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妳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壹宣读，内容全变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鉆，他们这是栽赃!

　　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别愤然地写出了申诉材料，说明他们当时压根就不在村里，壹个在河南，壹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这种狗屁“证词”实在是无中生有!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这已到了壹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心中揣了壹盆火的王洪超，迎著岁末寒彻肌骨的西北风，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的父老乡亲，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车。

　　他们暂且把“农民负担”放置壹边，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壹次集体進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壹条胳膊，也要和妳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壹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调查组既然有临泉县委参加進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壹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壹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壹万壹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壹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壹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進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农民再次進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壹个鼻孑L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壹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壹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壹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進壹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壹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壹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壹次的飞来横祸。九月壹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壹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壹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壹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壹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著、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壹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壹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壹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征乱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壹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進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壹副“破釜沈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進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壹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壹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進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壹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壹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進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壹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会，并陈述了進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鲜明：农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而且还不断地激化这种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不应该再拖了。涉及到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国法的，必须以法论处。不论涉及到谁，都要壹查到底，绝不姑息!

　　王洪超在会上就“四二”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咨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问：公安人员夜间巡逻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公安人员执法时应不应该公开身份?几个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進村，既不说明身份，壹盘查就跑，还掏枪威胁群众，群众把他们当成壹伙冒充公安的刁徒给打了，车也砸了，这叫不叫“妨碍公务”?

　　公安部到会的同志回答得十分干脆：“巡逻主要是在闹市区，或是发生过诸女口拦路抢劫等情况的事故多发地，农村不是巡逻范围。公安人员执法时不出示证件是违法的，老百姓不知道妳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应该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尽管他极力地克制着，却依然忍不住眼窝子壹热，流下泪来。

　　十壹月十壹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壹个调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阳地委行署两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十二位同志，深人到白庙镇和王营村实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认真回访上访群众，并及时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向群众作了公布，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壹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报告首先确认，临泉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四二”事件发生前的壹九九三年，白庙镇仅增项加码的农民负担就是十三万壹干六百五十九元，此外，还平调村提留十三万五千壹百七十六元，挪用集体资金三十四万壹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开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七，并指出：“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关于“四二”事件，调查组说了真话：“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向农民提取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难度，就动用公安干警出面协助，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壹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在执行任务中，少数干警和武警行动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怨气，长欺(期)不能息诉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壹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壹天，被关押了壹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村里的老少爷们像过大年壹样地喜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红匾，上书“为民请命”，庆贺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胜利归来；东躲西藏，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紧接着，王营也从邵营行政村中划出，单独设村，王向东就在村民们的民主选举中，当上了王营行政村村委会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开除的党籍也得到了恢复，并在随后不久，出任了王营行政村党的支部书记。

　　壹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壹听说张书记要“走人”，这消息，壹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县。这天，白庙镇的王营、邵集、贺庄，田桥乡的赵庄、任庄、三河庄、半拉庙、于营的农民，开出了几十辆机动车，赶到县委大院，把张的家团团围住。

　　人们直呼其名地怒吼著：“张西德，妳出来!”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县委、县政府的许多干部也在围观，却无人再替张书记“保驾”。

　　张西德十分尴尬地走出来，正想表达他愧对临泉县父老，他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就被积怨已久的农民的队伍裹挟進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农民还只是大声责问，甚或夹带几声咒骂；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张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动了手脚。

　　曾经不可壹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县委书记，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

　　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张西德，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妳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

　　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壹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壹条为官之道。

天平的倾斜

　　1怪圈

　　我们有这么多无辜的农民兄弟为争取“减负”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而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是源源不绝，这是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進了壹个怪圈。

　　应该说，党和人民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工作时就发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通知，颁布的条例，做出的决定，发出的通报，不但旗帜鲜明，而且许多措词也是十分严厉的。虽然，中央的态度如此坚决，下发的红头文件壹个接壹个，却依然还是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为此，我们大惑不解。其实早在壹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壹九九O年二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做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有令不行，农民负担的问题仍然扶摇直上。有资料显示：到了壹九九壹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鹏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明确地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做出了许多硬性规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布壹年之后发生的。

　　壹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壹个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壹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暂停审批壹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壹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壹个接壹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進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壹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壹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壹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导讲话，为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壹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壹个省独有的。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说过：“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麽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机构和人员就壹年比壹年膨胀，农民负担就壹年比壹年沈重。中央政策对壹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

　　壹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壹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沈重。

　　据国家农业部统计，壹九九五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壹年全国三分之壹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壹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妳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妳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壹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壹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壹层壹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壹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形成了壹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壹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壹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進壹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壹年，中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壹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壹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吴昭仁，是壹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沈重地说：“中央有个‘十三号文件 ’，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更为严厉的文件，即壹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壹个村‘提留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市)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壹个县(市)书记、县(市)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壹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会去吸取教训。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领导机关要有威信，得自己树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壹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OO壹年六月壹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可壹谈到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壹次会议。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壹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壹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已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几个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妳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妳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妳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起来给人参观。妳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妳张春生衡量干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乱征，乱罚，乱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妳呢，却把这种干部挪个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壹本：“妳方壹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妳就没有——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妳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该国家花钱的，妳怎么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妳开的?妳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壹圈之后，痛心疾首地冲著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于部‘只看楼房壹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 我们的农民日子刚刚过得好壹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麽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壹点壹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壹点是自己的!’”

　　说著，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来壹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壹下，再这么‘三乱’下去，农民还能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砧上，壹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壹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壹点面子：“妳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壹踏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妳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壹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壹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中，渐渐流行开了壹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之壹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官成熟的壹个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壹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著泪光说：“都说妳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妳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妳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妳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壹回妳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壹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妳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壹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壹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壹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壹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妳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壹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壹种什么心态?壹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壹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课题。”

　　2 税费如牛毛 达标价更高

　　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壹直想弄清壹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壹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壹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压根就是乡村干部们的随心所欲。有些，妳壹听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还带有几分黑色幽默，似在开玩笑，但征收起来妳少缴壹文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虽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个县(市)跑了壹遍，现在坐下来清点壹下农民负担的那些科目，也还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壹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壹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壹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妳养不养猪，壹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壹事，就得征收十四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壹讨就又冒出壹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革”时流行的壹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 “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妳喊大爷。

　　当壹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壹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壹级壹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壹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壹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四十三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壹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壹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壹毛不拔的，即便给壹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壹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壹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壹项，就把农民压得擡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壹壹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壹辆摩托、壹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壹壹工程”到了下边，十三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壹幢楼；壹辆摩托壹部对讲机也就成了壹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壹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人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人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壹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叠。

　　“乡官”们为此编了壹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

　　

　　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壹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壹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壹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

　　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壹大新闻!

　　这壹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壹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3龙多作旱

　　舒城县水利局离休老局长李少白，是当年大军渡江时舒城十大支前模范之壹，因为这种殊荣，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时，他便有幸被选为这个县第壹位“民主乡长”。谈起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充满蓬勃朝气的那些岁月，他至今还十分激动。

　　他说，刚解放那会儿，百废待兴，即便这样，舒城县政府也只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四个科，壹个科不过五六个人，最多十多个人。“县委和县政府的人围在食堂吃饭，几张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时壹个乡，除了乡长、指导员，就是文书和财粮员，加起来总共不过五六个人。人虽少，当时的事情却不少，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壹个乡的各种工作，也就生龙活虎地干将起来了。就是到了壹九五六年，扩大了乡的规模，那时，乡党委就只有正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委员，群众组织也只有团委书记、妇联主席、武装部长、农协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乡政府相应配有正副乡长，下设少数几个委员会，乡长依靠这些委员会开展工作，委员会配备文书和民政、财粮、生产、武装、公安、农业、工业、商业助理或干事，也就八九人左右。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加在壹起只是十四五个人。

　　我们也查阅了当年的壹些资料，结果发现，壹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進，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壹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政社合壹的体制，当时，党、政、武装、经济合为壹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進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壹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壹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旦发展成为壹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壹九九O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由于管理上没有相应的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壹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壹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壹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壹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壹级中央政府；二十五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非但机构的层次多，每壹级的机构设置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过细。仅在同壹县级机构中，与“三农”有关的，过去只有壹个农业局，现在除有农业局；还分别设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门，业务相近，却是部门林立。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这种交叉重复，注定产生扯皮推诿现象。

　　壹个人就可以干完的事干吗非要这么多人去干呢?

　　那麽多部门根本不管农民的事，却为什么都要农民出钱养活呢?

　　单说乡镇。现在的乡镇已同县级机构设置保持对应关系，除“六套班子”外，工、农、商、学、兵、财、青、妇等等二级机构壹应俱全。原来人民公社时的“八大员”，如今都已经升格为站、所、办，而且许多人头上戴上了执法的大盖帽。有人戏言：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壹样齐全。

　　庙多，菩萨就多。壹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壹千人。这些人不创造壹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壹个县也不过壹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壹顶破草帽。”

　　壹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壹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壹个官员，清朝壹千人养壹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壹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

　　4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

　　探究农民的负担问题，不能不正视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就无法回避壹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亿万农民至今还生活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他们每天都面对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强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沈重的思想苦闷。绕开农民负担制度上的原因，来谈减轻农民负担就等于没说。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决城市失业和通货膨胀，用在了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发展等重大经济问题上，无力照顾地方财政开支，也无暇顾及地方建设，因此，中央对地方政府参与农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宽容，允许各地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同时，按壹定比例征收农业税地方附加。这种地方附加，尽管有着最高限额的规定，但它显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各种各样的变着花样的摊派随之而出，不久便相当严重。

　　通过查阅当时的文件我们了解到，解放以后第壹个提出“农民负担”的，是那时负责农业工作的廖鲁言。壹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壹日，他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报告的《关于乡村财政、农民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反映，各种乱收费现象已经在各级新政权中开始出现。根据六十壹个乡的实地调查，他发现，国家公粮、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献和乡村摊派四项税费合计，就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壹点五三，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数目难以估计的项目，例如，银行、贸易、合作社、邮政局、新华书店等涉农系统，都以“发展业务”为幌子，强迫农民“认购”与“乐捐”。群众意见很大，说乡村干部已经成了卖画的、卖邮票的、卖红茶的、卖粉条的、卖税票的，影响极坏，已经造成农民“苛重的负担”。

　　廖鲁言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中央政府随之做出专门规定，严格控制农业税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并随同农业税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于有着地方利益的驱动，不但如数向农民征收中央规定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还要严重。

　　毛泽东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后，甚为不安。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当即指示政务院做出壹个釜底抽薪的断然决定：取消壹切附加税，把乡村干部的津贴、乡村政府的办公费及教员薪资统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坚决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摊派；乡村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必须基于群众的完全自愿，有条件地允许自筹经费，并规定这种自筹经费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七。

　　当时政务院的这个决定，被简称为“包”、“禁”、“筹”的三字方针。这壹措施不但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刚翻身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充分体现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的优越性，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不期而遇，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再不可能做到从容和妥善地走進射秽主义。

　　而且，迫于那种形势，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似乎也就只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国家工业化的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外又是别无选择的。可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没有壹种特殊的制度和组织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决从高度分散的四亿农民手中获取农业税剩余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国农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壹步步走上了集体化，用毛泽东壹句十分形象的话说，“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于是，服务于国家城市工业化的农村高度集体化的基本制度，逐渐形成了。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体制下，为了不让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在城市的就业制度方面，壹开始实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就只是负责“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進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粮油供应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别办法”，随着壹九五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中国开始实行了粮油计划的供应制度。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上的“特别办法”便也随之产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的第十条第二款则对农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这壹规定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在这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负担是巨大而沈重的，却又是隐性未发的。因为，农民负担由“台前”转移到了“幕后”，从此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就由原来的壹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進而减少成七十九万个农业社；“大跃進”的壹九五八年，只用了三个月，就在壹片锣鼓声中，又将全国农民壹个不漏地组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壹个人民公社里。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都无壹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就变成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从此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壹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壹切资源和劳动力。

　　中国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城乡分治“二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壹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势必导致现代化在壹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壹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从此，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天壤之别，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扩大。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发端于安徽省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大包干”，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中国农村很快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壹家三代人，都在忙生产”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县原大柏公社党委书记王／—友曾打了壹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过去，社员就像壹笼鸭子，被关久了，急得嘎嘎叫。现在，包产到户，就像鸭笼打开了，被关久了的鸭子到了塘里有展翅拍水的，有鉆猛子翻跟斗的，有相互追逐嬉戏的，多欢实啊!”

　　这个县金牛乡上圩村六十多岁的农民廖自才，也高兴地说：“责任制就是好，我家阴沟里终于漂油珠子了。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会城乡不分，咱乡下人就会过上城里人壹样的日子!”

　　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场大变革，是新中国继土地改革之后又壹次伟大的农业革命。它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壹九七八年至壹九八四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绩。当然，这只是带有恢复性的发展。无论是公社书记王广友，还是老农民廖自才，他们对大包干后的农村都显得过于乐观了。面对中国农村开始出现的这种喜人景象，这场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十分冷静地提醒说：“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其“文章”之壹，就是指从建国初期便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

　　二OO壹年早春三月的壹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访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这是壹位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更是壹位农村工作研究的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长，潜心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以后又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正因为他有着此番特殊的人生经历，研究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就站在了壹个崭新的平台上，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那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沈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壹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壹套，对农村、农民又是壹套的“壹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壹个农民，打娘胎壹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时，壹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启动，从理论上看，它既可以向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也会为农村改革特别是涉及城市的问题创造出新的机遇，壹个城乡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局面即将出现。可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理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改革重Jb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向中国的城市倾斜，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次陷入壹个极端困难的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从壹九八二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制定壹个指导农村改革的“壹号文件”，连续五年，下达了五个中央“壹号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進作用。

　　人们或许还记得，壹九八四年，首都举行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时，京郊农民擡著“中央壹号文件好”的巨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可是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经不多了，这以后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壹号文件”就只能越写越抽象、越写越原则，没有了新内容和新措施，最后，用来指导农村改革的“壹号文件”便悄然消失。于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壹个事实，重又浮出水面：旷时三十二年之后，建国初期由廖鲁言提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就在壹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转移当年的年底，被在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了出来。

　　当时农村经济才刚刚开始活跃，先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但各级政府居然就认为农民都已经很富了，许多部门便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增加税费等途径，纷纷从农民腰包里去掏钱。

　　中国的农民就在这无休无止的行政事业费及各色各样的摊派、集资和罚款的沈重负担中，正在丧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依赖，当年大包干引发出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已荡然无存。

　　曾在安徽亲自领导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就曾在壹次会议上强调：“农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壹定要再出壹个继续给农民鼓劲的文件，否则，农民就不会再听共产党的话了。”

　　但是，农民已经得到的利益，壹点壹点地还是被收回了。

　　尽管，这期间，邓小平曾提醒：“农业上如果有壹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而且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壹个恰当位置上。”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为了解决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同时，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向农民获取税收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后，接着就改制为九万二千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力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拉越大，不仅建有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于是，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食品、渔业，应运而生。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日益膨胀的单位和日益庞杂的人员，无壹例外地都是需要由农民来养活的。

　　农民的负担从此就由“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趋严重!

　　这以后，国家非但没有把臃肿的机构及大量冗员下决心精简，而是为满足地方党政组织及下设部门不断增长的开支需求，不断地又以各种“红头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多种负担：比如，不但从农业税中派生出了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甚至还把村级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村干部的报酬和管理开支，以及乡村两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乡统筹”也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并做出征收标准的刚性规定。这其中有许多本该是政府拨款解决的，最后却都发展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陆学艺说，纵观实行“城乡分治、壹国两策”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倒霉的总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把“贡献”在嘴里咬得很重，听起来实际上就成了“牺牲”。

　　他说，壹九八八年，通货膨胀，国家進行了壹次宏观经济调整，由于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就使壹九八九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减少，并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第壹次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又壹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比历次都更大。当时国家下决心進行国企改革，宏观经济调整的动作很大，全国各地就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登记失业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人员甚至超过百分之十，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粮食等产品的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从两元降到壹元以下，鸡蛋从三元五壹斤降到了壹元八，蔬菜瓜果的价格更是连连下跌，所以，职工下岗后发的津贴虽然很少，生活却还能过得去，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壹九九六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为壹万零九十亿斤；壹九九七年为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壹九九八年为壹万零二百四十六亿斤；壹九九九年为壹万零壹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壹万亿斤计，壹九九六年十壹月，大米、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壹点零三五五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便是壹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壹九九九年十壹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减到每斤零点七零七五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是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是说，壹九九九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并不比壹九九六年的少，但增产不再增收，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除粮食而外，其他的壹切农副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仅壹九九九年与壹九九六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也要减少四千亿元。二OOO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就比壹九九六年减少得更多。

　　可以说，仅从壹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就至少在壹万六千亿以上!

　　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顺利实现援助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著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壹次“增产不增收”，出现在壹九八九年至壹九九壹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壹九八九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百分之二，壹九九壹年就成为负增长；第二次出现在壹九九六年之后，人均纯收入的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六，壹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加剧地显现出来。

　　有人曾做过这样壹件工作，将壹九八六年以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开的文件中有关政策与评论性的文字，输入电脑進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文字部分，出现了壹批新的词汇，这是中国汉语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农业”、“吃大户”、“打白条”、“口头农业”、“农民负担”等等；而使用得最频繁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

　　这确实是壹个耐人寻思的分析。

　　就在我们动手写这部作品时，壹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不少专家呼吁：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進行重大调整，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减税。各国普遍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人为地压低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而我国不但是少数几个不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壹，还是为数不多仍在向农民收税的国家之壹。壹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壹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著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合理通货紧缩尚能够做到壹方面降息，壹方面降税，大幅度裁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壹个射秽主义国家就只能降息，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

弄虚作假

　　1罕见的电报

　　目睹沈重的农民负担，走在壹个又壹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壹位朋友讲过的壹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壹次，他陪壹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壹家宾馆又同居壹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壹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壹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壹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進，后想方设法進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著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壹级级壹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壹个“壹九八O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壹位伟人的壹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壹项是“要让淮河水在二OOO年变清”；壹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壹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壹九九六年七月壹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壹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壹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壹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壹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著壹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進行的壹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壹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壹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壹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壹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壹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壹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壹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壹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壹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壹条小路就壹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壹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壹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妳们这是干什么呀?”

　　壹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言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壹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壹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著，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壹边认真听着，壹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壹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壹样地作著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壹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壹壹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妳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壹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壹楞，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壹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妳最穷的壹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壹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壹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妳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妳们都很年轻，我希望妳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壹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壹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壹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壹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壹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妳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進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壹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著，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壹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壹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進了壹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壹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壹下。心想，妳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進去，妳至少也要停得远壹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壹下進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鉆進去……’搞得我们壹个个灰头土脸，硬著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進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壹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壹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沈。

　　又壹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壹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壹眼，就拒绝進村去看。 ·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進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妳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壹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著其中的壹人问：“妳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 “那我就问问妳，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壹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壹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進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妳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壹个群众，不知道妳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壹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壹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妳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妳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妳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妳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進去吧，那麽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妳带路，我要進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壹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壹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壹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壹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壹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壹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壹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進壹个村，有时要谈壹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壹天。最长的壹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壹，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壹个普通的胡同里走

　　出来的，有着壹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壹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壹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壹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壹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壹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妳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壹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壹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妳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壹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骗妳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壹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壹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壹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壹次是壹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壹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壹九九壹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壹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壹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壹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壹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壹，“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壹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壹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壹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壹千零三十壹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進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壹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壹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壹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壹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壹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壹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壹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進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壹切问题。

　　于是壹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壹行浑然不觉地走進了壹个诱人的骗局。

　　壹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壹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壹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壹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壹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妳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妳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壹年都在壹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妳这个粮站收壹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壹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壹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壹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壹年产量壹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妳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妳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妳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壹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壹个欢迎总理進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進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壹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壹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壹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著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壹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妳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壹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妳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壹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壹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壹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壹。”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壹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著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壹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叼，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壹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壹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壹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壹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壹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壹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進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壹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壹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壹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4 火爆三个月

　　壹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还了解到发生在小岗村“火爆三个月”的故事。面对这样壹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我们感到的，已经不仅是悲哀，而是震惊!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现在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了，因为它率先在全国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十八户农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决心，更是激荡过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说到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儿就得多说几句。

　　公正地说，壹九七八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安徽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那壹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的二十壹名共产党员开了壹个惊动省委、事关亿万农民命运的支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大会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这比凤阳县小岗村出现的那个后来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秘密契约”早了两个多月。汤茂林主持召开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仅仅五天之后，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就势如破竹，风靡了壹千零七十三个像小岗那样的生产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当然，肥西县山南区也还不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风阳县同属壹个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因它离县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胆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产到户”的，是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 ’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又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今天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成了凤阳县小岗村，而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并不复杂，这就是，党的十壹届三中全会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壹次再伟大的全会也不可能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阴影，不可能不继续影响着新颁布的党的政策，因此，就是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在十壹届三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还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而肥西县和来安县搞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正是和十壹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悖，于是就应了壹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个别人竟也慑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再坚持，自己下了个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结果，功亏壹篑。相比之下，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更聪明，他不说小岗村是在搞“包产到户”，而是说包干到组，组里再悄悄地分到户。凤阳县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滁县地委的支持，地委书记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王郁昭，他不仅亲自参预，还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壹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这就在策略上高了壹招，而且总结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开了“包产到户”这个字眼，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岗村的经验壹经宣传，自然风靡全国。再说，凤阳县还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历史上又出过朱元璋，再加上有那麽壹个凄凉悲怆的凤阳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卖儿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穷到这个分上的凤阳县小岗村敢于率先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并且显得十分的典型。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按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麽平展，几无皱折，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晶”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壹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连续多年的粮食大丰收，这是与推广他们的经验分不开的。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壹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壹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壹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壹九八O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妳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妳们干了，因为妳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妳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壹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壹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壹所学校，没有壹家企业，甚至，没有壹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壹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壹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壹“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政府，均无人问津。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壹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壹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壹点上来看，认真解剖壹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不过，就在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临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它有了壹个崭新的变化。变化之大，就连小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壹场梦，确实又不是梦，恰恰验证了当下壹句时兴的话：梦想成真。

　　变化是从这壹年的六月开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壹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给小岗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因为这么多年来小岗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他们来这儿转转、看看、问问，来来往往，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可是，这壹回大不壹样。壹场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岗村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壹所可容师生壹百六十人，从壹年级到五年级壹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壹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壹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壹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三部门平摊的五十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十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四十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风阳县水务局垫付。

　　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壹点不拉地刷上壹遍涂料，涂料壹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壹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壹家壹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 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二十三万元原是由本县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供销社、人武部和县建委大家伙壹道“擡石头”，谁知五家变了卦，建委赖不掉，咬著牙垫付了其中的二十壹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壹万七千多元就不愿再出，害得施工单位多次上门讨债，直到我们采访结束，此项“狗头账”尚未扯清。

　　要说，还是风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壹百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

　　有壹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壹条像样的路。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壹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壹条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现在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進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由此撰写出的论文，后来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進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壹千四百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壹项又壹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了壹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小岗村，小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偏偏总是发生这壹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说，小岗村的这种变化跟南陵县弄虚作假原本两回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壹面红旗，接受壹点支持和惠顾，算不上过分，而且也是受之而无愧的。

　　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壹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为迎接“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总书记视察，对小岗村面貌進行壹次筹划和必要投入，没什么不对，不过是例行必办的公事。

　　可是，小岗人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水塔建成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岗村却有人站出来制止，说，那不行，拿啤酒来换!修路植树要用土，对不住，要动小岗土，每平板车要付十元钱，少壹文也不成，这比在风阳县城用土贵上壹倍!好像这些工程与小岗村毫无关系。 ·

　　当然，这只是个别小岗人干出的不体面事，但饮水者不壹定思源，却让贴钱帮扶小岗的人伤了壹回脑筋。这恐怕是对帮扶者只帮物不扶志的壹种报应吧。

　　小岗人显然还感到委屈，他们说：妳早不帮，晚不帮，单拣江总书记要来看望小岗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开办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壹下成“小康”，显然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

　　最初听到小岗村的这段故事，我们确实感到过震惊。静下来壹想，这事发生在安徽，但类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别的省市自治区，又有多少人会感到大惊小怪呢。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敢于乐此不疲，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甚至这样想：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个“火爆三个月”的故事，江泽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说不定会使总书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样，必将会给九亿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好处，给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来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实是，没有假如。总书记和我们看到的，都是壹个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的小岗村。

农民的出路

　　1税费改革第壹人

　　公元壹九八九年，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安徽电视台录制了壹部名叫《土地·人·乐园》的电视专题片，片中有这样壹段解说词：

　　“大包干的实行，使农业摆脱了令人焦虑的困境，但也把农业置于这样壹个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后向哪里去，如何再進壹步发展生产力?”

　　这部荣获了全国电视文艺专题片节目展播壹等奖的片子提出了问题，却并没有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实行大包干已经十多年了，安徽的农村确实处在了壹个新的十字路口，整个中国的农村无疑也都处在这样壹个十字路口上!

　　人们期待着中国农村出现第二次飞跃，中国农民渴望再壹次笑起来。可是，农村中不断加深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让人焦虑不安：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就在那部电视片播放的壹年之前，就在安徽，在与安徽电视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办公厅的调研室里，已经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人就是高级农艺师，后来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壹人”的何开荫。

　　这是壹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他长得有些特别，很瘦，清臒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壹只高耸的鼻子，和壹双仿佛每时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这是壹个爱较真，敢说实话，又爱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特殊的性格，壹九五七年，还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了北大荒壹个几近蛮荒的青年农场，在那里壹呆就是二十年。后来，右派改正了，四十三岁的何开荫终于回到了安徽省天长县的家乡。本来，他完全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农村的伟大改革又壹次点燃了他的激情，加上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是他的老领导，又比较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当王业美全国第壹个拍板在来安县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紧随王业美，走到了农村改革的第壹线；以后又追随积极支持风阳县小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国赢得成功，王郁昭作为那场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长，随后也就把他调進了省政府办公厅。壹个农业科研技术干部，跑到行政机关能干什么呢?打那他就开始了宏观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说来也巧。壹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壹次“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昭已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门牵头搞起的这样壹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何开荫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兴奋。于是他紧张地行动起来。他找到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的金進和朱文根，还有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顾咸信，四个人壹道，進行了壹番深人的调查研究。

　　也就是从那壹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现，使何开荫敏感地意识到，种田已经人不敷出，农民的收入增加趋缓，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种各样的矛盾越积越多，已经严重地阻碍著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因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农民担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种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没有了，纷纷涌向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说出现了土地的大面积抛荒，留在农村中的，因为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开荫想，要找准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须闹清出现的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综合四人调查研究的结果，何开荫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

　　壹、承包耕地所有权、使用权与产权的矛盾；

　　二、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壹体化的矛盾；

　　四、小生产与大市场，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加重的六、封闭的社区结构与大开放大流通的矛

　　七、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八、相对贫穷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矛盾。

　　当然，还可以梳理出壹些别的矛盾并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以上矛盾，就必须拿出各项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时，由于小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响，安徽省学术界的思想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开荫在下面调研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中都出现了壹批想干事、能干事又敢干事的领导干部，他们已经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分别進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尝试。

　　那段时间，何开荫变得异常地亢奋。在认真分析了其他几位同志下去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后，何开荫觉得，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壹个长期的使用权；其次就是必须改革农业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这壹切变成文字之后，壹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便已经完成。他把它定名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后寄往北京。

　　因为这篇文章，何开荫开始踏上了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泥泞，但他却壹直没有回头。

　　何开荫撰写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层官员的重视，还在那次征稿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壹些极“左”思想的再度擡头，有壹股否定农业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动，发现这壹点，他感到吃惊不小。他正费尽心机地研究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连第壹次改革的成果也要壹笔抹煞!

　　何开荫心重如铅。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十亿人口，就有八亿农民，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历来事关重大，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应当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欠农民太多；尽管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壹役，可是，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壹种报效祖国献身农业的欲望使得他热血奔涌。

　　于是他坐了下来，旗帜鲜明地写了篇针对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

　　他建议：“我们宜及时采取壹个大的动作，这就是对耕地的所有制進行壹次改革，将土地壹律收归国家所有。国土国有，理所应当。同时把耕地的所有权(田底权)与使用权(田面权)彻底分离，实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现有承包地的基础上签订契约，长期承包给农民耕种，并对零散土地進行适当的串换调整，使每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而且，使用权可以继承，也允许转让，但转让决不是出卖，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门鉴证下收回该地块的农田基建投资和相应的承包权益。如果耕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让农民上缴各种农业税，就有违法理；由于耕地是国家的，农民向国家承包耕地，那麽，农民向国家纳粮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农业税征实的具体办法应该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亩产计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粮直到本世纪末不变，增产也不增税，以刺激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以后每十年签订壹次契约合同。考虑到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极不规范，农民普遍反感，叫喊负担过重，我们不妨把农村各项提留负担与公粮合并在壹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亩产的百分之十五，壹并作为公粮和提留，原有的农业税金和各项提留负担就都没有了，乡村干部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由公粮的三分之壹按定购价款返还乡财政统壹使用。从此以后，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摊派或征收壹分钱，这样，农民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获得了相当于法人的地位。”

　　他认为，走好这两步棋，全盘即活。这样做，非但激活了农村经济，农民不堪重负的局面也将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税费改革。

　　唐代推行的“两税法”可以说是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两税法”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收费全部改为正税，壹同并入两税之中。集中了征收时间，壹年分夏、秋两次，这样就改变了 “科敛之名凡数百”以及老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壹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又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壹钱”，否则，同样要以贪赃枉法论罪。

　　明代的“壹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后又壹次较大的税费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壹种，以田亩为对象，壹次征收，征课的田赋壹律折合成银两交纳，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允许农民照章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这种“壹条鞭法”化繁为简，税费合壹，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纳了“火耗归公”的税费改革，将暗取改为明收，各省统壹了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壹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壹上缴国库，然后再由中央F拨壹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实行查核和督察，严厉肃贪，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火耗归公”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非但使壹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整饬了吏治，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而且使得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种地交皇粮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耕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耕种，但“皇粮”也还是要缴的。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公粮实物税。

　　何开荫认为，恢复农业实物税国家可以用无偿征收的公粮供应城镇居民的平价口粮，卸掉财政补贴的沈重包袱，同时彻底开放粮食市场，让农民从发展商品粮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他把自己设想的这种具体办法，简化为壹句话：统壹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这样，他就把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壹步改革作了有机地联系，使用了同壹句话。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称作“第二次大包干”。他认为，这恰恰是对当年“大包干”的進壹步完善和发展。

　　为進壹步说明他的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何开荫还算了几笔账。

　　“以安徽为例。安徽全省年产粮食约五百亿斤，按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无偿得到租粮七十五亿斤，而现在每年的定购任务为七十壹亿斤，加议转平部分同样为七十五亿斤；如按耕地面积计征，全省六千五百万亩耕地，除去贫困地区暂时核免田赋外，至少可有五千万亩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亩收壹百五十斤 (南北不同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差别)，则五千万亩耕地同样可收地租粮七十五亿斤，保证了正常的需要。这样做，不但可使省财政卸去每年粮食补贴十二三个亿的沈重包袱，而且以无偿取得的田赋粮按现在的平价供应非农人口，多少还可以取得壹点收入，壹来壹去，对国家的好处就大了。”

　　“再从全国来看。全国每年粮食总产量约八千亿斤，按总产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赋粮国家可得公粮壹千二百亿斤；若按田亩计征，全国十六亿亩耕地，去掉贫困地区的四亿亩暂不计征，还有十二亿亩耕地，平均每亩收壹百斤公粮(各省各地区自当有别)，同样可收公粮壹千二百亿斤。而目前国家每年定购不过壹千亿斤，还不容易收上来。如实行租赁制度，国家每年就能掌握壹千二百亿斤粮食，并且都是无偿获得的，用它去供应全国非农人口，总比现在的壹千亿斤宽裕得多。”

　　何开荫算罢了安徽省和全国的大账，回头又替农民算了几笔细账。

　　“那麽，农民向国家交纳无偿实物田赋粮是否会减少了收入呢?结论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产粮最多、定购任务最重的天长县为例，天长县农民人均耕地壹点九三亩，产粮两千五百斤，人均定购任务六百壹十斤，按提价后每斤稻谷两角两分两厘钱计算，就可得壹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亩向国家无偿交纳地租粮二百斤，人均应无偿交粮三百八十六斤，则原先定购的六百壹十斤中余下两百二十四斤可以卖议价，按目前集市贸易价每斤五角五分计算(市场价高时曾达每斤七角)，就可卖得壹百二十三元两角，比原先的定购价款少收十二元两角两分，可是，人均两千斤粮食中，去掉这六百壹十斤，每个农民手里还有壹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壹千斤卖议价，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规定，余粮必须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价卖给粮食部门，只能得三百五十元，农民余粮卖议价可多收入二百元，补足定购部分少得的十二元两角两分，每个农村人口可从议价粮中净增收益壹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这就是说，取消粮食定购，彻底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天长县每个农村人口向国家无偿交纳田赋粮后，多余的粮食自由進入市场，农民得到的好处很大。”

　　当然，天长县产粮多，是个突出的典型，对其他县农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开荫便又以定远县为例，算了壹下细账，即便像定远县这样落后地区，也是能够多收入三千五百万元的。

　　这些，还是明账，是明摆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他指出，特别是实行了“什壹税”法，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又明确了耕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舍得增加投入，進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农民打的粮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于实行税费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优越性，何开荫壹下子就归纳出十二条。诸如：“国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权，使用权长期归承包农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再滥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经过批准外，还必须解决该地块承包户的生活出路，同时每年要交纳相当于该地块应交公粮款的耕地占用税，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减少；农民自己占地建房或养鱼挖塘，烧窑建厂，每年照样要交纳规定的公粮数量，这样，农民也自会十分珍惜耕地。”诸如：“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征收壹分钱，就能有效地刹住乱摊派乱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乡村干部不再伸手向农民要钱，工资补贴及提留等壹应费用由公粮中返还乡政府，干部的任务就只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只服务，作贡献，不向农民伸手索取，自然会极大地改善于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然，这种改革牵涉面广，必然会触动壹些部门的利益，何开荫在文章最后又写道：“这就需要国务院出面進行协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建议国家先在壹省或数省选择不同类型的县作为试点，進行探索。”

　　文章写好以后，何开荫决定仍然把它寄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因为，那儿是中央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门，况且，兼任这两个部门要职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领导。

　　他先给北京打了壹个电话。

　　不打则已，这壹打，他差不多吃了壹惊。原来，壹九八九年以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降格为农业部的壹个下属部门。就是说，属于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高规格、高层次的农村政策与农村发展的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王郁昭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有人正组织文章，准备对他上次应征获奖的那篇论文進行批判呢。

　　何开荫更是吃惊不小。

　　这次的文章，不仅把上次那篇论文的有些观点作了更充分地阐述与论证，其设想之大胆无疑也走得更远了。既然有人已经要组织批判那篇论文，这个文章还能再寄吗?

　　如果要寄，又该寄到哪里呢?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没有了，直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农业部，可他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许多设想又岂能是农业部就可以解决的?

　　何开荫壹时犯了难。

　　2 進了壹回中南海

　　何开荫思来想去，最后下了壹个决心：直接進谏中央。

　　最后他把这篇新写的文章再次定名为《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壹些设想》，交给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沈祖润。他认为，这种文章交给这样的新闻机构比较合适。

　　果然，新华社很快就出了“内参”，《人民日报》还为此编发了专门的“副页”，接着，国务院研究室壹九九O年二月十七日以壹期《决策参考》的篇幅，将他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作了最详细的综述。并醒目地写道：

　　“何开荫同志认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定能使农业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这是壹个较大的动作，当前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他要求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选取壹个县试点，相信必能与‘大包干’壹样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欢迎，至少是在粮食产区可以不推自广。”

　　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转发“内参”与“副页”，国务院研究室编发《决策参考》的同时，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学涛也将何开荫的这篇文章刊发在他们办的《政务内参》上。转发给中央决策层的那些内参，省里不壹定就能看到，但刊发在本省《政务内参》上的这个《设想》，还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卢荣景作了批示，建议有关部门的同志论证壹下；省委副书记孟富林明确指出“何开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请省农经委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研究壹次。常务副省长邵明、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汪涉云，都希望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在小范围试点。主管工业的龙念副省长更是旗帜鲜明，在看到《设想》文章的壹周时间，就先后作出两次批示，充分肯定：“这是壹项重要的建议”；明确表态：“我赞成在个别地区试试。”

　　总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形势正如国务院研究室编发的《决策参考》上所说：“这是壹个较大的动作，当前的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由安徽省农委牵头的专家论证会虽然召开了，会上，论证更多的并不是何开荫的那些改革设想对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有实际意义，而是它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治理整顿”工作是合拍还是相悖。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治理整顿期间，还谈论什么“深化改革”呢!

　　于是，省农委以组织名义，向省委写了壹份论证报告，报告认为，何开荫同志关于深化农村

　　改革的那些设想并不符合现行的政策法规。

　　由于论证会的否定，省委主要领导再没出面过问。其他想问的省领导也就不便再问。何开

　　荫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何开荫感到壹种报国无门的无奈。

　　壹九九壹年元月，何开荫论述“科学技术是 第壹生产力”的文章荣获了国家科委征文二等奖，進京领奖期间，他被意外地邀请前往国务院研究室汇报工作。这消息使得他兴奋不已。

　　那壹天，是壹九九壹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壹次走進了神圣而又神秘的中南海，来到紧靠紫光阁的工字楼。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

　　何开荫汇报了進壹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進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壹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壹些设想》壹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壹”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壹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壹税，将来产量到了壹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壹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壹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壹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余国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思路变成壹个可操作的方案。对于总理‘要从长计议’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前仍处于治理整顿期间，不宜采取大动作；而且对这个思路也还存在着壹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议，妳可以作進壹步的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拿出壹个可操作的措施方案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先搞试点。最好在壹个县范围内试点，或者先搞壹个乡镇也行。如果试点成功，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国耀的话说得何开荫格外的振奋。只是考虑到自己壹个人跑到中南海，接下这么大个任务，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就问：“能不能请总理签壹个文字意见，这样我回去好有个交待。”

　　“不合适。”余国耀解释说，“如果领导签字后，那就变成中央的意图了，不仅妳们安徽可以搞，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搞，都搞就会出乱子。用妳的思路，定妳的方案，搞妳的试点，效果会好壹些；别人没有这个思路和设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芦画瓢，就不壹定会搞好。”

　　何开荫想想，也有壹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余国耀又鼓励道：“农业‘大包干’就是妳们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先搞起来的，壹个小岗村试点成功，很快就风行全国。从这壹点看，只要符合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哪怕只是壹个村试出的好办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广的。”

　　谈到大包干，何开荫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他壹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对大包干的壹种完善和发展。想到社会上正在刮起的这股企图否认大包干的“左”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国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则退，而改革是没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余国耀很赞同何开荫的看法。在农村改革的话题上，两人有着很多共识。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在首都壹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壹个身居要职，壹个不过是地方上的高级农艺师，两人却十分投缘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十分兴奋。

　　临了，余国耀握著何开荫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说：“希望安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壹次好头!”

　　何开荫点罢头，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余国耀约他汇报工作，提出那些想法，并不是余国耀的个人行为；而他何开荫，却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当时他是无法代表壹个“安徽”的，就连壹个乡壹个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国耀临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开荫暗自下了决心，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他相信，安徽在中国农村的第壹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步改革的历史，也壹定会从安徽的大地上写起!壹九九壹年四月，经过又壹番深入的调查取证，何开荫拿出了壹个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壹些设想》。

　　他在这个《设想》中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十项措施。

　　这已经是壹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已经是错综复杂的，下壹步农村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推進的。为此，他分别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劳动力转移制度、科技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然，整体推進，不是要齐头并進，更不意味着眉毛胡子壹把抓。他明确指出，要将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这些改革措施，他设计得已经十分具体。比如，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上，他建议给农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可以有偿转让，可以作价抵押参与集体经营，部分地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比如，实行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他认为应该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交纳公粮，取消定购，壹定三年，不增不减，税人国家，费归乡村，严格收支，账目公开等等。

　　他的许多改革设想，大都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这多半与他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有关，深谙农民之道。

　　待书面的汇报材料壹打印出来，他就通过省委书记卢荣景的秘书刘学尧和余焰炉，省长傅锡寿的秘书方宁和翟庆党，首先送给了省委、省政府这两位主要领导。当然，他也及时分送给了有关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

　　壹晃，三四个月过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报告，竟然壹直没有任何动静，这使得何开荫开始惴惴不安。

　　他想，这显然与省农委办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见的“论证报告”有关。可是，他已经在报告上把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负责人约见他时的建议，和传达的李鹏总理的讲话，都作了说明呀!

　　何开荫如坠五里雾中。

　　这年七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何开荫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长春市参加壹个由《农民日报》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问题研讨会”。而且，就在这之前，《农民日报》已经把他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刊登在了《农村情况》上，并特地写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壹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進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壹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壹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擡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壹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壹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壹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妳买票了?”何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妳?”“这会妳不能去!”何开荫说：“刘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壹个楞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壹个省级领导，有那麽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壹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壹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壹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壹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壹个政府办公厅的壹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壹天，何开荫刚走進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妳来壹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壹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妳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壹锤定了音。隔天壹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壹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壹呆就是壹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和体改委主任，壹壹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千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壹九九壹年夏秋之交壹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壹场。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壹个疙瘩终于解开了：壹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冬去春来，壹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说得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壹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壹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壹点闯的精神，没有壹点‘冒’的精神，没有壹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壹条好路，走不出壹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壹晃就过去了呀。”

　　读著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妳看我们是否选择壹个县，或者壹个乡進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壹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渗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壹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壹些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妳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壹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壹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壹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壹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壹个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壹趟，现在请我不如叫妳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壹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壹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壹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妳来帮助我们壹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壹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壹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妳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壹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壹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進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壹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壹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壹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壹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進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壹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壹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壹点闯的精神，没有壹点‘冒’的精神，没有壹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壹样”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壹点妳放心，我支持妳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壹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壹分钱。”会从壹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壹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壹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著。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壹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妳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壹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妳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壹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壹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壹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壹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著艰难险阻的。

　　壹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冒出壹个新兴镇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壹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進共和国改革史的壹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壹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麽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壹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壹试“税费壹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壹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壹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壹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壹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壹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壹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壹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壹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壹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壹千元，也得报到壹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壹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壹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壹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壹变!”

　　“是呀，如何设定壹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壹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壹直就在寻找壹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妳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壹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進行了壹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壹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壹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壹年壹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壹亩耕地壹次交清三—卜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壹听壹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壹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壹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壹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壹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著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壹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壹九九二年十壹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壹百壹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壹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壹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壹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壹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壹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壹九九三年壹月壹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壹、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壹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壹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壹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壹切重大事件壹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壹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壹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壹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壹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壹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壹切生机，然而，壹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壹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壹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進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壹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壹听便知大有背景。

　　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 了。同样，没谁不知道，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壹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壹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壹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壹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麽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著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壹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壹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

　　他们当然知道组织原则的重要，也知道“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是有悖于现行政策法规的，这些，他们全知道；不过他们更清楚，江泽民总书记壹再强调要大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口是心非，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这显然是高举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执行不执行江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没有党性的壹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证券”、“股市”，壹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却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射秽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说，“看对了，搞壹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甚至说，“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壹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读著邓小平这些气吞山河的讲话，刘兴杰和李培杰不仅感到亲切，感到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壹种大彻大悟。

　　他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把税费改革的《试行细则》和税费合并后的《收缴结算办法》发到了全镇每壹户农民的手上，并按规定挨家挨户签订了协议。

　　于是新兴镇义无反顾地将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曾经准备和新兴镇壹同進行改革的马店乡，终因党委书记见势头不妙，主动缩手；而同样是由基层人大开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受到新兴镇的鼓舞，依然决定与新兴镇壹起坚持干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三月壹日，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突然兴师动众地派员下到新兴镇检查工作；三月三日，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被调离。

　　有人说，调走刘兴杰，那是对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说，让刘兴杰出任副县级的城关镇镇长，李培杰接替刘兴杰当了新兴镇书记，那是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税费改革正处在十分艰难的起步阶段，刘兴杰的调离对新兴镇来说毕竟是种损失。

　　因为镇长李培杰出任了党委书记，副镇长龚保杰就当上了镇长。龚保杰也是个税费改革的坚定派，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个“杰”字，后来人们便把“新兴二杰”改称为“新兴三杰”。

　　新兴镇的改革并没因此而中止，倒是由于改革的得民心，顺民意，很快便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势就陡然急转直下。这壹天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壹项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议。

　　面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丹城乡顶不住了，退缩了。李培杰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接到正式下达的决定时，人们发现，他把自己壹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墙壁寻思了壹个上午。

　　第二天，李培杰去了趟县城，他专程拜访了县人大主任。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任那儿得到哪怕只是壹点儿松动的口风。但是这种企望最后还是破灭了。得到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县委，提出继续改革的请求。县委书记王保明当然知道，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这壹步，他显然也不便再明确表态，于是就说：“再干，就撤了妳!”说完这壹句，又意味深长地补了壹句：“撤了妳，也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嘛!”

　　李培杰自然心领神会。

　　在回新兴镇的壹路上，李培杰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的那样壹种悲壮。

　　他想：如果有悖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都不加分析地壹概反对，都要坚决制止，壹概扼杀，那麽，中国的农村还会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吗?小岗人不是敢为天下先，没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去闯去“冒”，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

　　他想，这镇党委书记又算个几品官呢?追查下来，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好壹件他们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发配回家重新种田也值!

　　李培杰于是横下了壹条心，要把“这条道儿走到黑”!

　　这以后，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上边询问，李培杰都声称没再改革，干的还是原先的壹套。他抱定是要“瞒天过海”、“我行我素”了。

　　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三十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壹下扩大到壹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两倍和九倍；池藕也扩大到五千亩，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午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壹年午季税费的征收，壹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镇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壹九九二年同期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点六。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杰意外的是，试行土地承包的“税费合壹”之后，土地的合理流转“浮出水面”，土地开始向种田能人手里转移。李培杰派人去摸底，发现全镇自发转包土地的就多达壹百多户，其中壹户转入土地六十多亩，壹茬优良大豆的纯收入便是两万多元。还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逼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了，仅此壹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尽管李培杰和龚保杰，对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这壹切是瞒不过县政府信息科的。科长王伟认为，新兴镇税费改革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他有责任向省里反馈。这壹天，王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壹份几百字的材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壹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壹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小的壹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壹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妳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壹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壹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壹点不矛盾，本来应该是壹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

　　5 墙内开花墙外香

　　何开荫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设想，在颍上和涡阳两个县委扩大会上遭挫之后，并未就此罢休，回到省城合肥后，他壹直寻找著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时间，濒临长江的著名的中国铜都铜陵市，市长汪洋在全市掀起了壹场声势浩大的寻找差距自揭家丑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那场大讨论在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何开荫突发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给汪洋看看?他这么想，马上也就付诸了行动，给锐意改革的年轻市长写了壹封信，同时把有关材料壹并附上。

　　汪洋看了何开荫的信和材料，觉得很不错，就把它批给了铜陵县，要求县里研究壹下实施的可行性。当时铜陵县委书记陈松林虽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但听说了这件事，当即就明确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长唐世定，热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长的批示后，马上给何开荫写信，邀请他亲赴铜陵。

　　何开荫于是满怀喜悦地匆匆南下。

　　他没想到自己的壹封信这么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铜陵县的几大班子的会议上，当他把税费统筹的详细设想作了介绍之后，会上出现的情景，便和在颍上和涡阳见到的壹样，支持者理直气壮，反对者也言之凿凿情绪激昂，各不相让。

　　这使得主持会议的唐世定县长十分为难。

　　唐世定最后为何开荫送行时，壹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铜陵县進行农村税费统筹的试验的，但税费的改革事关重大，没有省领导的明确支持，下面的各种意见是很难统壹起来的。再说政府换届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确态度，也好保持试点的连续性。

　　何开荫又壹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给他的来函，几乎是同时，还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邢录珍写来的壹封信。分别告知，他的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认为他“所提的思路和办法，不单适合河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壹定意义。”

　　读著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信息，何开荫万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时，却也深感悲哀与无奈。

　　“莫非这事也验证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古训?”

　　他念念不忘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余国耀的期待：农业大包干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率先搞起来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壹次好头!

　　虽然他的设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后在淮北和江南的三个县碰了壁，但是他还是再次提笔给自己供职的省政府领导写了壹封信，信中，他恳切地希望“省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以利统壹认识”。

　　不久，省政府副秘书长陈者香、主管农业副省长汪涉云和常务副省长邵明，就先后在何开荫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别是邵明的批示，何开荫见到后非常感动：“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是否选择壹个县，或者壹个乡進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壹起研究，如何?”

　　因为邵明的态度如此坚决，何开荫于是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可是，壹天天过去，直到这年年底，他的报告如泥牛人海，这事再也没有音信。眼看壹年又过去了，送走元旦，春节就又临近了，望着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忙着添置年货，何开荫却打心里感到壹种倦乏和惆怅，丝毫没有壹点儿过年的心情。

　　他是个做事过于顶真的人，自从拿出农业深化改革的壹些设想，到现在，已经五个年头了，可他的那些设想还只能是设想，依然只是在纸上谈兵。他多么渴望能有个试点，好让自己梦想成真啊!

　　听着街上的孩子们不时点燃的喜庆的鞭炮声，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采纳也好啊!”

　　何开荫终于对在安徽能办成这桩事失去了耐心，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尽管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丧。

　　他想，既然河北省会是那样的重视并准备动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省区都会对他的这些改革措施感兴趣。

　　他壹下就想到了邻省省长李长春。

　　这首先因为河南省和安徽省壹样都是农业大省，农业大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都是农民的负担。当然，他所以会想到李长春，还因为李长春的名字，对他，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了。李长春在当沈阳市长、辽宁省长期间，敢闯敢冒敢动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为世人所知晓；沈阳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率先宣布破产，就是他大含细入最精彩的壹笔。

　　何开荫像给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赖的壹位领导汇报工作壹样，他给李长春写了壹封信。他把自己农村改革设想的来龙去脉；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及国务院研究室为此专门编发了壹期《决策参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并引起李鹏总理的重视等等情况，都作了说明。同时，他还随信附了最近写出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发出之后，何开荫并没抱多大希望。他知道，壹省之长，日理万机，需要操心的事太多，况且，自己与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长会不会见到信都是未知数。只是作了这壹番倾诉之后，何开荫倒像了却了壹桩心事，信壹寄出，他顿时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

　　李长春对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视，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很快还给他来了壹封热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开荫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刚刚发出，李长春已不是省长，而是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了。来函写道：

　　“妳给李长春书记的来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长春书记、李成玉副省长分别作了批示，责成我们研究妳的意见并与妳联系。我们认为，妳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壹文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对進壹步深化农村改革有壹定的意义和作用。希望今后继续把妳研究的新成果、新见解寄给我们，以便相互交流、探讨。”

　　随函，他们还寄来了李长春、李成玉批示的复印件。从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决定“农业税实行征实”，并确定先在商丘地区试点。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邮来的来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长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开荫表示衷心谢意的来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何开荫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与此相比，让何开荫备感失望的是，在这以后长达壹年之久的漫长的时间里，他给安徽省政府的报告，却再也没有等到什么消息。

　　当然，这期间，安徽也有让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传来。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作出的壹项决定，将农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权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允许有偿转让、作价抵押，或是作为股份参加集体经营。

　　解决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壹个长期的使用权，这是何开荫五年前就极力呼吁过的。新的决定壹传达，阜阳地委和行署，就在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率先進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在全地区范围内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为单位，按现有农村实际人口，本着“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热火朝天地進行了新壹轮的耕地承包分配，实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也可以由农民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人股。这样壹改，就使得转让土地的农户得以安心外出务工经商，也有利于种田的能手从中扩大经营规模，于是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便纷纷租赁土地从事起专业生产。此举不但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更大大促進了中国今后农村的分工分业。

　　尽管这同何开荫上书中央的《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的设想还不完全壹样，土地的商品属性只有部分恢复，土地资源要素的流传也只是适度進行，但何开荫却已大为振奋，因为放活土地的使用权已不再是天方夜谭。

　　他确信毛泽东的壹句话：“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困扰著九亿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问题获得了初步解决以后，农村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税费制度的改革了。”他想，“这事虽然急不得，可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呀!”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实早在壹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副页》刊出何开荫改革设想壹文时，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长岳歧锋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同样也长期受到农业税费征收工作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因此，岳歧锋认真读罢何开荫的文章，立刻提笔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对何开荫提出的改革设想发生了兴趣，还要把党委和政府两边的政研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结合河北省的情况，立即進行探讨与论证。

　　当天，河北省委办公厅就作出决定，请省委政研室牵头办理。省政研室主任、后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万钧，当即调兵遣将。于是，河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杨文良，这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六八届的毕业生，将注定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上又壹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進了我们的视野。

　　接到这项任务，他就壹头扎進了“公粮制”的研究中，并在三个月之后拿出了研究成果：《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初稿完成之后，他给远在安徽的何开荫写了壹封信。

　　他在信中满含敬慕之情地写道：

　　“我高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些建议基本上切实可行，如被采纳，必将提高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家庭承包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有利于农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实行家庭承包制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国农民感谢陈庭元(原风阳县委书记)；您作为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建议——耕地国有、农民永佃、实行什壹税的首倡者，必然也会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感谢。”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杨文良”。

　　何开荫接到此信，又惊又喜。他绝然想不到，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在安徽无声无息，却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视。

　　视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开荫就杨文良《对实行公粮制的探讨》壹文很坦诚地回了壹封信。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但是，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杨文良，他却从此再也无法从中超脱了。可以说，他在接受这项任务时纯粹是偶然的，是被动的，可壹当他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之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壹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难遇到的重大课题，而且感到了壹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于是，对公粮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最重要的壹件事情。 ’

　　那段时间，杨文良在《农民日报》、《求是》、《决策参考》和《县级综合改革通讯》等省内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什壹税》、《双重负担太重，问题亟待解决》以及《五千万农民呼唤第三次解放——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和何开荫壹样，他也是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关注。

　　壹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壹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麽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炳良已经从政研室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已经批给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时兼任县级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志雄。他在杨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启发。选壹个综合改革试验县将此事与粮油价格放开壹并予以试验如何?请酌。”现在又看到了省委书记邢崇智十分明确的意见，李炳良意欲進行公粮制试验的决心就更大了，于是他再次给吴志雄作了壹个批示：“这是壹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议个意见，择机讨论壹次。”

　　吴志雄接连接到李炳良的两个批示，不敢怠慢，马上找到杨文良，希望他尽快拿出壹个更具体的东西来。

　　终于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杨文良十分兴奋，他很快写出《关于实行公粮制的建议》，觉得不大满意，后又草拟了壹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为慎重起见，方案壹写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农工部、省体改办、省财政厅和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然后又去了产粮大县正定县，征求下面的意见。他发现正定县委、县政府对進行这种试点的态度很积极，于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厅级研究员谢禄生壹道，同正定县综改办的徐祥熙、肖玉良、韩根锁、张银苏、叶正国五人，历经四个月，壹头扎到正定县五个乡镇十个村庄的壹百户农民家里去调查走访。最后，七易其稿，写成了《正定县公粮制改革试点试行草案》。

　　这已到了壹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业已成稿，就准备向省委正式上报了，杨文良却觉得还有壹件重要的事没有做，那就是应该去趟安徽，拜访这项改革的首创者何开荫，听壹下他的意见。 ’

　　壹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杨文良从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安徽省的省会合月巴。

　　何开荫见杨文良不远千里而来，而且还带来了正定县综合改革办公室的肖玉良和韩根锁，以及正定县粮食局的李黑虎，别提有多高兴。本来，他也准备把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间的生活安排得轻松愉快壹点，至少陪诸位到各处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农村税费的改革十分重视和支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何开荫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关起门来，同他们壹心壹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对河北省马上就要试点的这场改革有着实际上的更好的帮助。

　　杨文良壹行在合肥呆了两天，他们也就这样谈了两天。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当杨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最后修改工作。《实施方案》报上去之后，杨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为恰在此时，省委书记由X X X替换了邢崇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不会出现麻烦呢?

　　杨文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至今没有形成壹个不因人事更叠而确保壹项工作连续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异的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书记李炳良还是壹如既往地支持着杨文良，他看了《实施方案》，十分满意，在批请新任省委书记研究决定时，显然出于同样的顾虑，所以特地多写上了几句话：

　　“X X同志：此方案是综改办的同志与正定县的同志壹起搞的，我去听过壹次。其主要特点是将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同时，实行公粮制。对农民由现金税改为实物税，壹道税，壹次清，透明度高，群众易接受，可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证乡村必要开支和国家掌握壹定数量的粮食。先在正定县三个乡试点，拟同意其试行。”

　　事实上，杨文良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新领导仔细读了《正定县粮食购销改革试点试行方案》后，干干脆脆地批了四个字：“同意试点”。

　　省委领导拍板同意试点，这叫杨文良总算松了壹口气。但他依然不敢怠慢，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县的同志壹道，又跑了趟北京。他们分别前往中央政研室，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内贸部，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管理学院等许多部门，广泛征求了壹次意见。

　　当杨文良把他们工作進展的情况告诉给何开荫时，何开荫大为振奋，甚至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几分妒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开荫偶然得知本省涡阳县新兴镇早就偷偷搞起了税费改革的消息，这消息使得何开荫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为这事专门去过壹趟涡阳县，涡阳县委扩大会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半是惊喜，半是好奇，何开荫搭乘了壹辆长途客车，决定去涡阳探听壹下虚实。

　　2不争论，干给他们看

　　在涡阳，何开荫找到了为支持税费改革曾在县委扩大会上摔了笔记本子的汪炳瑜县长。汪县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当何开荫问起新兴镇税费改革的情况时，汪却意味深长地笑了，说：“妳还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后喊来信息科长王伟，要王伟领他去找农口的同志陪着下去。

　　出了县长办公室，何开荫忍不住地问王伟，新兴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伟悄悄告诉何开荫，说新兴镇闹税改风声已传得很远很远，附近县市不说，连江苏省、四川省的调研组也闻风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壹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联袂来此学习取经，但这事在涡阳却至今讳莫如深。

　　何开荫听了越发奇怪。那麽大老远的地方都有风传，他在省城却从未听谁说起，这是不是就叫“灯下黑”呢?

　　何开荫跟着王伟去找县农口的同志。不曾想，听说要去新兴镇，他们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开，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伟也挺尴尬，索性对何开荫说了真话：“现在没人敢陪妳下去，我再找壹个人，真的不行，我就陪妳去!”

　　他想到了从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县农委副主任牛渺。牛渺也只有三十多岁，不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农村调研工作。他用电话找到牛渺，牛渺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很爽快地就答应壹道陪同下去，这才没让王伟感到过于难堪。

　　三人壹道到了新兴镇。

　　在新兴镇，何开荫见到了镇党委书记李培杰。

　　当李培杰知道来的这位省政府参事就是最早提出这项改革设想的人，激动地双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连声说：“这太好了。打着灯笼也寻不到呢，老师今儿个上门来了!”

　　李培杰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告诉何开荫，新兴镇的税费改革壹直是在偷着干，但这种改革事关重大，仅靠壹个乡单兵作战，好比小船闯荡大海，面临的变量太大，风险太大，困难太大。本来，镇里规定，每亩每年只向农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税费”，但上边许多部门依然变着花样压任务，乱摊派，镇里顶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几乎就干不下去!

　　何开荫虽然为新兴镇这样的处境感到忧虑，但他还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想，干起来就好!尽管新兴镇搞的这种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县搞的公粮制改革壹样，说到底，还都只是对旧体制的壹种并不理想的修补，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权力，把目前壹些并不合法的政府部门与集体组织的利益也纳入税费项目壹并征收，甚至随着粮食市场的变化而显得束手无策，但是，这种大胆的改革尝试毕竟遏制住了农民负担增长的势头，调动起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在壹定程度上改善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任何壹项改革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都远不如它所引发出的问题更多，更广泛，更尖锐，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的教益与启示，就比什么都更珍贵!

　　这种空前的突破，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义!

　　使他意外振奋的是，最早建起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阜阳地区原地委书记王昭耀，这时，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这种人事的变动，给了何开荫壹种预感：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在深化农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将会给国人带来壹点惊喜。

　　从涡阳县回来后不久，何开荫去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会议的休息期间，壹个叫马明业的与会者找到他，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太和县县长，说他们已经将这壹年确定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年”，县委县政府还为此提出了壹个“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减负担”的战略，县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最后将着手要進行的改革，确定在“正税除费”上。

　　何开荫听了，自然高兴，说道：“好啊，我可以为妳提供壹些这方面的资料。”

　　马明业说：“这就太感谢妳了。什么时候能让我看到?”

　　“散会以后我交给妳；”

　　“可我现在就想看到。”

　　何开荫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马明业说得很认真：“最好是今天。”

　　何开荫没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壹位跟自己壹样的急性子。

　　何开荫当天晚上回家就找来自己的壹摞研究文稿，交给了马明业县长。

　　更加出乎何开荫的意外的是，太和县的动作快捷得惊人，没有几天，他们就把壹份《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意见报告》报到了省政府。

　　由于这是农业上的事，《报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县的《报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当他还是阜阳地委书记时，他就对税费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并带着老何下去找试点的地方。在颍上、涡阳两县领导班子的思想还很难统壹起来时，他又对老何说：“这事急不得。有壹点妳放心，我支持妳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现在，阜阳地区的太和县终于走了出来，条件显然也比较成熟了，于是，他要站出来为太和的这场改革鸣锣开道了。

　　他当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阅。在太和县進行农业税制改革，我以为可行，请酌。”

　　他的态度十分鲜明：“我以为可行”；作为政府的常务副省长，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还進壹步寻求省委分管这壹工作的方兆祥副书记的支持。

　　方兆祥当时的意见也十分明确：“精心试点，注意总结，保持稳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关领导，同壹天在太和县要求税费改革的《报告》上作出明确批示，而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开论证会的通知连同太和县的《报告》，发到了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和省政府办公厅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这种办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历史上罕见的。

　　他相信，这肯定与从改革第壹线上来的王昭耀副省长有关，也与河南、河北两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势有关。当然，还有壹个不应该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这壹年的春上，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集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派出所，案惊中央；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紧急通知、专题会议以及涉农项目的审定处理，就壹个接着壹个下发，壹时间，“减负”成了当年中国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太和县要求進行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何开荫就觉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这样壹个形势下，召开这样壹个论证会，是不应该再开出个什么意外了。

　　然而，他预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由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主持的论证会在省委北楼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不但有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减负办、省政府办公厅等单位和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省农经委的生产处长、调研处长、办公室主任、经管站党支部书记和站长，都壹壹到会；太和县县长马明业、县财政局局长龚晓黎、县农委副主任邹新华和县政府调研科长宋维春，也都从太和赶到省城，出席了这次会议。

　　何开荫早早地就来到会场。

　　会上，省体改委农村处长潘茂群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对太和县大胆改革十分赞赏，认为他们的《报告》清晰明了，切实可行，操作方便，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進壹步修改完善的具体意见。省减负办书记毛礼和接着指出，当前农民的负担确实太重，又壹直减不下来，因此他对太和县的《报告》是表示支持的，认为是可以试壹试的。省农委调研处长周信生则说，何开荫同志壹开始提出税费改革的设想时，他就是举了双手赞成的，只是觉得太和县现在拿出的这个方案还显得粗糙了壹点，他相信通过不断地摸索，实践，这项工作是会日臻完善起来的。

　　何开荫在会上也说了话。他主要谈了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税费改革的思考，并指出，既然是壹项改革，就必须会涉及到有些部门的具体问题，因此，就特别希望各有关部门给太和县的这项改革多多理解与支持。

　　大家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表明壹种积极的支持态度，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农业税征收工作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的代表，却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见，并且十分尖锐。

　　当时，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是坐在远离何开荫的壹个座位上，只见他突然冲动地往起壹站，手指著何开荫，大声责斥道：“老何妳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乱出主意!妳把税费搞乱了，收不上税来，今后谁给发工资?到时发不出工资，大家不会找妳，是找我!”

　　他的嗓门很大，说得也很激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开荫的举动，全都来得十分唐突，使得与会者无不壹楞。

　　会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当初我们在采访中听到论证会上的这段插曲时，也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农税处是成天和“农税”打交道的，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本该比谁都清楚当前农村中的农民负担；其负担之重，连朱镕基总理后来都不得不大声疾呼：“农民不堪重负，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甚至说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腾”的话来。而壹个专门从事“农税”的政府官员，对九亿农民——中国最众多的“纳税人”毫无恻隐之心，却充当起“工薪族”的代言人，这种感情和责任心的严重错位，让人不可思议。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县县长马明业。

　　马明业十分清楚，太和县拟出的这份《报告》，是参照了何开荫的许多改革的“主意”，但这些“主意”并不坏。在这之前，县里也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的。

　　他承认，《报告》依然要作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来，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却是不应该怀疑的。财政厅农税处长对他们的《报告》不加分析地壹概否定，言词这样偏激，态度如此粗暴，这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

　　马明业正要站出来予以回击，却被何开荫轻轻按住，示意他沈住气。

　　由于这位农税处长持了坚决的否定意见，会上的争论因此变得十分激烈，不过，毕竟支持者众。

　　临了，主持会议的吴昭仁作了几点总结。他说，太和县要求农村税费改革的出发点首先是应该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又能减少干部犯错误，促進农村经济的发展，再说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支持的。至于这项改革究竟起个什么名字?如何改?我们可以学学广东的办法，“先生孩子后起名字”。他说，我同意在太和县進行这项改革试验，但《报告》要重写，可以再搞细壹点，让它在理论上要说得通，实践上要行得通，然后我们再请专家论证壹次。

　　当天晚上，何开荫和留下来的邹新华初步议了壹下《报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两人匆匆扒了几口饭，就坐着马明业的小车上路了。赶到太和县的那天下午，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六大班子全体成员，县直各有关科局长，济济壹堂。会上，马明业先将省里论证会的情况作了汇报；接着，何开荫就如何制定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方案，发表了意见。会开得热气腾腾，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议。邹新华堪称“快枪手”，当晚，他壹夜没睡，就把报告的复议稿拿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长们再次聚首，对新草拟出的《报告》展开了又壹轮热烈的讨论。中午，邹新华把大家的意见進行了集中，下午接着坐下来继续讨论。

　　县委书记王心云就改革的方案问题提出了“三个必须”的要求：“必须达到‘减负’的目的，让农民满意；必须做到‘明白易行，简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必须兼顾到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赢得上级领导的支持。”

　　由于有何开荫的具体指导，又通过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复复的集思广益，壹份有着四个部分十九条条款的《关于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便眉目清晰地产生出来。

　　《实施方案》决定：从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开始，太和县在全县范围内取消粮食定购任务，改为向农民开征公粮，征粮以实物为主，如果交实物有困难，也可以按物价、财政等部门共同核定的当年市场粮价折算交代金。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依章纳粮，取消定购；午六秋四，两次交清，壹定三年，不增不减；粮站收粮，财政结算，税入国库，费归乡村；费用包干，村有乡管，严格收支，账目公

　　总之，《实施方案》尽可能地做到贴近百姓，符合实际，既要有其严肃性，又体现出壹种人文关怀。为切实制止“三乱”、减轻农民负担，方案中专门增加了两条：壹是，“凡违反公粮合同，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者，农民有权拒绝，有权举报、上诉，政府保护和奖励举报人员。”二是，“县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及时审理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对于不服行政机关、乡村干部非法要求农民承担费用或劳务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及时审判。对于不合理的决定依法撤销；因乱摊派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判决予以赔偿；对任意加重农民负担而引发的恶性案件，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方案》送省以后，得到省农经委、粮食厅和财政厅领导的壹致认可。当然，他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壹些十分具体的很好的修改意见，最后，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亲自出马为《实施方案》定稿。

　　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签发了批复意见，从此以后，壹场空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就在广袤的淮北大平原这个有着壹百三十九万人口、壹百七十五万亩耕地的太和县，令人怦然心动地揭开了序幕!

　　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当河北省公粮制的改革仍在正定县三个乡的范围進行试点时，安徽省太和县却已雷鸣电闪般地将这场改革在全县三十壹个乡镇全面推开，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壹县！

　　3 改与不改就是不壹样

　　壹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揭开税费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综改办和正定县政府，联合在京召开了壹次“公粮制改革试点研讨会”。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壹次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理论研究会。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中国农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农业部以及国内贸易部的有关领导和著名专家，均应邀到会。

　　研讨会上，大家都对河北省搞的这个公粮制改革试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研讨会在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中产生的影响，远比它在理论研究上的收获更大。

　　新的壹年刚刚到来，壹九九四年壹月十日，河北省公粮制改革的试点迅速由正定县的三个乡，扩大到全省二十六个县市的壹百八十四个乡镇，其中正定、宁普、故城、新乐和沧县都是全县全面推开的。壹时间，公粮制改革的滚滚热浪，在黄河北岸这壹望无垠的阡陌之间奔突、沸腾；给我国这块重要的粮棉产区带来勃勃生机!

　　令人遗憾的却是，发端于安徽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这时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壹种命运。安徽省省长傅锡寿，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县立即停止税费改革试点的决定。这壹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致许多人闹不清究竟是省长的个人意见，还是有中央的什么背景。

　　何开荫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甚至不敢相信。因为他壹直在与杨文良保持着热线联系，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热火朝天，禁止这项试验显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长要求立即停止税制改革试点的决定，无疑又是有根有据的，不用说，还是当年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所以决定终止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那壹些理由，即这种改革是非法的，因为现行的农业税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尽管那个《条例》还是壹九五八年颁布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与今天格格不人的农业税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当年的《条例》壹天没被废除，它就壹天有着法律的效力，这种税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在采访中无法得知傅省长突然作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但这壹非常决定，对热心支持太和县改革的所有人，特别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壹记当头棒喝!

　　人们困惑，震惊，焦急，痛惜，却又无奈。

　　不少人也在背后提出疑问：如果不敢于革故布新，锐意進取，农村还能有发展吗?或是说，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还会有希望吗?

　　何开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把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河北省委两任书记、省政府两任省长的有关批示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安徽省的党政主要领导。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书记卢荣景，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省政府批准太和县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已签发下去，如果现在再下文否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这样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后还怎么工作?何况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干嘛!”

　　卢荣景当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来的，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傅锡寿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维护税法，也是从工作考虑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着法律依据的。于是说道：“如果没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经下了文了，那就继续搞下去吧，秋后看看效果再说。”

　　省委书记给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留足了面子。话虽说得比较温和，但毕竟壹锤定音，因此，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就得以继续下来。

　　到了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锡寿已经丧失了对太和县改革的发言权。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长职务，消息来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刚从欧美出访归来，人还在合肥骆岗机场，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据说，这是因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对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的意见太大。这壹天，中央将了解中国农民、更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担任代理省长。

　　了解回良玉经历的人都知道，自打他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树县农业局，以后整整三十年，就没远离过壹个“农”字。从公社书记，农牧厅长，到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位够格的农业专家了。

　　回良玉壹到安徽，就对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长后，他召开的第壹个省长办公会，作出的第壹项省政府的决定，下达的“壹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改革的经验，在淮河两岸二十多个县市的范围迅速推而广之!

　　其实，也无须像省委书记卢荣景说的那样，“秋后看看效果再说”，还没有等到秋后呢，那壹年的午季就已见分晓。太和县自从搞了农村税费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壹举创下这个县建国四十五年以来最大的壹个奇迹：全县三十壹个乡镇、九千壹百六十八个村民小组、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午季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见的，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的长蛇阵，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他们说：“过去，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向农民要钱的部门多，向农民要钱的项目多，向农民要钱的数额多，多得连咱这些当干部的也闹糊涂。现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从前壹年忙到头，催钱，催粮，催命，年三十晚上还上门，今天咱是彻底解脱了，又落个清净；从收粮到结账干部两头不沾钱，更落个清白! ”

　　干部清楚了，清净’了，清白了；农民也因为壹次征，壹税清，壹定三年不变，放了心，称了心。

　　这年的秋季庄稼虽然受了旱灾，但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前后也只用了十五天!

　　这壹年全县共征粮六千五百二十七万七千公斤，比原先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还超出了壹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公斤!如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的税外负担就较过去减轻了壹半还多。尤其是，全县大胆地放开了粮食的市场与价格，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单商品粮这部分就让农民增加收入壹亿五千万元，全县人均增收就达到了壹百二十元!

　　改革前壹年，太和县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闹到各级党委政府去的，还多达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壹九九四年，全县两千九百六十九个自然村，壹百三十二万农业人口，再无壹人因“农民负担过重”去上访的。

　　说到上访，阮桥乡马王村马庄的马克中早先是远近闻名的。仅九三年，马克中父子就因负担过重和征缴特产税问题，两次从县告到省，直告到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实行税费改革后，家家壹张《监督卡》，户户壹本明白账，马克中领着壹家人放心大胆地精耕细作，结果，人勤地不懒，午季，秋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带头完成上缴任务后，喜笑颜开地说：“农业税费征实，壹切放在明处，任何人不敢再乱收乱摊乱掏腰包，干部不贪污，粮站不压价，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增加了收入，还上哪门子访呢!”

　　当然，好事多磨。太和县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在他们开始税费改革的那壹年，正赶上全国推行国税地税分税制的改革。实行了中央财经集权之后，中央政府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的：九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亿，九四年当年就猛增到两千九百零六亿，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两千亿；而九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亿，改制当年就减少到两千三百十壹亿。这只是财政收入方面的情况。改制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情况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财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亿，仅为壹千七百五十四亿；而地方财政却壹下猛增了七百零八亿，高达四千零三十八亿，几乎就是中央财政的两倍多!

　　在这种税制改革的壹加——减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全变成了“吃饭财政”，许多地方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难以保证。

　　政府财政的日子不好过，也不能再把这种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动摇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心。太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消肿减员”的办法，大力压缩办事机构和精简富余人员，最典型的壹个例子，就是壹个税镇当年就辞退聘用镇村干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着往下减。与此同时，全县还進行了粮食购销办法和乡村财务制度的改革，進行了农业结构调整、村干部劳动保险、科学种田和加强市场建设等等壹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计调动起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期间，有许多事情却又是太和县委和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妳壹个县搞税改，封死了增加农民额外负担的壹切“漏洞”，可是他们改革试点的第二年，国务院却明文规定农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双基教育费”，许多中央机关也都只给任务不给经费地相继下达了各自的“达标”项目。

　　这些全是“红头文件”，下面都是必须执行的，太和县不可能不执行来自中央机关的这些硬性规定，就不得不对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应的调整，不得不专心地增加了诸如教育、卫生、武装、档案、统计在内的壹些新的征收项目，使得“壹次征、壹税清、壹定三年不变”的承诺，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这样，农村的税费改革，改与不改还是大不壹样。太和县出现的喜人的变化，还是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广大农村引起了巨大反响。太和周边的蒙城、利辛、临泉等县不但仿效起来，偷偷摸摸闹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也不用再躲躲闪闪了，就连当初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还为这事争论不休的涡阳、颍上两县的四大班子，这时也全都看清了税改的好处，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税除费；的改革试验。

　　对太和县闹起的税费改革，在省城合肥，有壹个人壹直忧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后，他都去了太和县。这人便是曾经斥责何开荫“乱出主意”的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他担心这种改革搞乱了对农业税的征收，他这个农税处长最后会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胆地跑到太和县去探听虚实的。结果，他意外地发现，先前自己的那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悬著的壹颗心这才落了地。想想当初在论证会上，自己竟是那样冲动，指名道姓地指责何开荫，张光春竟觉得实在对不住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壹个胸怀坦荡的人，有意见，有看法，就当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今知道是自己错了，倒也是个知错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后逢人便宣传：“太和的那个办法就是不错!”

　　安徽省太和县改革农业税费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国家财政部农财司就来了人，要去太和实地考察。他们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统内的财政厅农税处取得联系；下到太和县后，壹不惊动县领导，二不给乡镇长打招呼，只要求县财政局派人派车，专门跑偏僻的地方、穷地方，直接進村人户，向农民面对面地调查。他 ·们这样做，显然是想更加客观地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别人的话，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张光春的现身说法，却起了不小的作用。壹路之上，张光春不停地在宣传税费改革的好：处。他说，农民负担较过去减少了壹半还要多，财政反而增加了；他说，从前到年底有时税也收；不上来，每年都会有百分之十五的农业税出现：“沈淀”，现在实行征实，农业税缴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县没有壹户不交的，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以后不久，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徐国洪壹行也来到阜阳地区检查工作。他们在了解了这个地区对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建议地委、行署要很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并表示今后将密切关注这里的改革進展的情况。

　　曾亲自为太和县的改革实施方案最后定稿：的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这期间不断听到从太和县传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心里痒痒的，这天，他高兴地邀上省减负办副主任马启荣，先到阜阳，然后和地区农委主任王春魁壹道，也驱车去了太和。

　　为更真实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们也是越过县乡干部，调查了三个乡的二十多位农民，可以算得上壹次“微服私访”了。结果，所到之处，接触到的每壹个农民，几乎是众口壹词地夸赞这种税费改革的办法好。吴昭仁为此大为感动。回去后，他在为《农村改革新探索》壹书作序时，竟动情地写道：“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工作记忆中，农民对某项政策表示完全拥护的，除了包产到户，大概就要算是这次了。”

　　他为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总结出了“六个满意”：“粮站满意，定购任务完成顺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粮源；财政满意，税收及时足额人库；银行满意，统壹结算，减少了货币发行流通，又不打‘白条’；基层干部满意，他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免除了干群磨擦的烦恼。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农民满意，午、秋两季征实任务都在壹周内完成，没有壹户因负担问题而上访申诉。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地区减负办和改革试验办，先后九次派人深入调查，结论都是壹样的：“农民满意。”

　　吴昭仁也认真思考了这场改革成功的原因：“现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设计并不少，难就难在落实，往往是执行中由于工作不力而走形变样。太和县的税费改革，不仅设计周密，而且实施完美。何以如此?关键在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六大班子步调壹致；县乡各部门齐心协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任何壹项工作能否做好，我认为诀窍都在这里。”

　　总结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经验之后，吴昭仁依然感到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壹篇杂文，题目壹目了然：《为“第二次大包干”叫好》。

　　壹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率十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深入到安徽视察，在看了阜阳地区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大变化后，高兴地评价道：

　　“妳们这里抓农村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在几个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经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搞得很好，解决了稳定承包制的问题，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特别是税费制度改革，解决了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很头痛的壹个问题，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改善了干群关系，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谁知这时，陪同视察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突然打断了姜春云的话。他说：“这儿把农业特产税也包在农业税里，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据实征收，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姜春云听了，马上不客气地说：“这个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没有错。我在基层干过，‘据实征收’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可操作性，据我所知，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平均摊派的。这个妳就别再讲了。”

　　李延龄当然不可能同姜春云争执下去，既然姜春云说了“这个妳就别再讲了”的话，李延龄也就不便再讲了。

　　那天，姜春云的心情十分好，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看到安徽农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兴地对回良玉省长说：“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妳们要大胆推广这项改革的试点工作!”

　　随行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也兴奋地接口道：“现在有种说法，好像这几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停下来了，这次来安徽壹看，感觉到的完全不是那麽回事。阜阳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税费收取办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这些对全国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姜春云壹行离开后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长办公会上明确要求：江淮分水岭以北的沿淮壹带，尤其是淮北地区，必须全面推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

　　此后，这项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阳，势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内二十多个县(市)遍地开花。

　　这时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势不可挡，并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贵州、陜西、甘肃七省五十多个县(市)。

　　正是在这个时候，福建省委办公厅编印的《省外动态》载文欢呼：“农业税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4 难忘阜阳会议

　　位于皖西北与河南省接壤的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产粮区，更是经国务院备案的中国第壹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个试验区，还是早在壹九八六年，在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亲自带领下，由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壹大批著名农业专家建立起来的。这次率先進行土地税制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和堪称农村税费改革第壹县的太和县，都在这个地区，因此，壹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壹日至二十五日，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放在阜阳召开，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会议由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主持。

　　来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农业部、财政部：、内贸部和粮食部门等部委办的专家学者，安徽省阜阳试验区、湖南省怀化试验区、贵州省湄潭试验区及河北省正定县、河南省城郾县等七省暨有关县代表共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大家实地考察了太和县试点情况，还就各地试点的具体做法和成效進行了交流，当然，对目前尚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如何進壹步完善试点工作，都作了坦诚而深入的探讨。

　　由于各地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尽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何开荫早先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是壹种“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的模式。

　　总之，在原则和目标大体壹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农村基层税费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会代表们公认，在诸多试点之中，安徽省太和县和河北省正定县的两处试点，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与会专家对这项改革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旧体制的又壹次突破，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对头的，成效是明显的。

　　会上，国务院特区办政研室副主任刘福垣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他说这次会议是朱琳主任让我来的，当然，我也很感兴趣，马上就来了。听了同志们的介绍，对这项改革，我有壹个总的感觉，就是现在试点单位的改革已经获得了基本的成功，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姜春云副总理说这项改革不仅有经济而且有政治意义，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上下都很关心的事。

　　他说，“我认为这项改革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其核心，就是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我们第壹次改革，是以‘大包干’为旗帜，改革的对象是政府，是我们公社化以来的政社合壹的体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包办代替农民决策，把农民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统统卡死了，使我们的农民收入太低，农村经济单壹化，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突破了政社合——的体制，还给了社区和农民壹部分自主权。但是，那种改革并不彻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今天，各级政府都在讨论如何解决农民负担，如何消除苛捐杂税，如何改变干部‘要钱、要粮、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这个费可以收，那个费不能收；哪个税是合理的，哪个税是不合理的；收多少为合理，收多少为不合理；国务院的电话会议也曾明令取消三十壹项费用。其实，在分配关系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个合理，哪个不合理，最后也是划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计划生育费用、民兵训练费用，这全是壹种行政性的费用，是贯彻国家政策所需要的费用，它和农业生产并没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应该由财政来拿的，但是现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统’里面要农民承担。

　　“只有最根本地解决摊派问题，真正做到：明租，正税，除费，我们才能够对农村的分配问题喊上壹声‘立正’。农民和社区之间说到底只有租的关系，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也只是靠税来调整，农民交了租，交了税，其他的任何费用都与农民无关!”

　　最后，他慷慨陈词：“既然我们下这么大决心来搞这项改革，就应该有壹个恒心。搞了这个办法后，就再不开任何口子，即便是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压下来，试验区也要顶。比如教育搞达标什么的，公积金里有这个钱，就拿，没这个钱，坚决不能再向农民要!治本当然要从中央各部门做起，从中南海做起!既然我们承担了这个改革任务，就应该给我们这个权力，以壹切方式加重农民负担的东西，就要敢顶，即便说农民都同意了，也不要听这话!”

　　刘福垣的发言，赢得了各地代表热烈的掌声。

　　财政部农财司李秋鸿的发言，却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大家强烈的反对，以致使得会议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李秋鸿的开场白是显得十分谦和的，他说：“参加这次会议，对我来说，是壹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税费制度改革，我们过去考虑得不是太多。”

　　接下来，他的发言与其说是来“很好的学习”，不如说是来做这项改革的专题报告。

　　“这次税费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他首先设问，继而自答。“我看恐怕有这么几个主要目的。”他在归纳出四个既无新意又未必科学的“目标”之后，便以领导机关的口吻说道：“我不知道各试验区在设计这项改革时，是把这四个目标都考虑進去了，还是只考虑到某些目标。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谈壹谈。”

　　于是壹个毫不谦虚的发言就开始了。

　　此话刚落音，贵州和湖南试点的代表就交头接耳起来，显然觉得这位蹲在国家大机关的农财干部，也太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了。啥才叫“无法承受”呢?正因为农民已经不堪重负，干群关系严重恶化，才“逼”出了这项税费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发言，李秋鸿便是对各地改革试点基本经验的全盘否定。他说：“在中国农村，无论就每户来说，还是每村、每乡，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为壹个负担政策，很重要的壹个依据，应该是经济收入，而不是其他东西，但像安徽太和县每亩耕地基本上壹律征收壹百斤粮食，这样的政策设计，和收人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的分配原则，显然是不尽吻合的。”

　　他的这个看法，使不少人为之壹怔。

　　应该说，李秋鸿说的是壹个理论问题。从射秽主义的分配原则上看，不应该忽视差别搞均摊，而应该是壹丝不茍地，按照各乡各村各家各户实际的经济收入确定负担。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同样，也不可能会有绝对的公平。李秋鸿在用这个看法评价安徽省太和县为代表的农村税费改革经验的时候，首先就与他归纳出的四个“改革目标”中的“降低税费的征收费用”的目标发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县有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真要按各家各户的实际经济收入征收税费，县委县政府需要组织多少人進村人户，才能闹清每家每户真实的收人情况；又需要调动多少人才可以落实这项浩繁宏大的税费征收工作呢?岂不是痴人说梦!

　　大家对财政部农财司这位年轻处长的发言，开始认真注意起来。

　　接着，李秋鸿又以同样的理由，谈到了特产税的问题。“对于农业特产税，税务部门的态度非常明确，绝对刁；能搞平摊。保护粮食增产，调节种植业内部不同作物间的收益，这是设计这个税种的目的，如果平均摊派，那麽征收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更实现不了制定这项政策的目标。”

　　李秋鸿这里所说的，正像姜春云副总理在阜阳视察期间批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时已经指出过的，这依然是个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可操作性。 -

　　来自基层的许多代表听到这儿，就已经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开始了严词责问。—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急转直下。

　　谁都知道，壹九五八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中就有了农业特产税，但那时它只是含在农业税中，课税范围也是指农田以外的山场或水面，针对茶叶、水果、林木、山珍和水产等特产品征收的。因其收入较高，单独征收农业特产税也是应该的，但是壹旦征收了特产税，就不再征收农业税了。至于种粮食的农田从来是没有特产税壹说的。据实计征农田上的特产税也才是近几年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脱离实际的计征政策，已经使得这种农业特产税演变成了“田亩税”和“人头税”，早已丧失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壹种“合法”的农民负担。特别是，这种计税农田上的特产税的本身，也早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广大农村推行农业产业化的羁绊；在传统农业区，它更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大敌，农民奔小康的拦路石!

　　各地代表不仅强烈要求取消农田上的特产税，还指出现有的农业税政策的缺陷也同样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农业税条例》还是壹九五八年颁布的，如今三四十年过来了，农业税的征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的地方，诸如计税常产与实际常产、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计税土地面积与实际土地面积等等，千差万别，从而产生了“高产低税”或“低产高税”，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或名义税率低实际税率高，以及有税无地或有地无税等等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再加上国家定购粮食任务的畸轻畸重，这实际就等于产粮区在为非产粮区纳税，贫困地区为富裕地区纳税，这种种弊端都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

　　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家财政部农财司的壹个官员，不去设法解决农业财税政策上的这些问题，却对地方上進行的这些难能可贵的改革试验，横挑鼻子竖挑眼，缺少起码的热情，在这样的研讨上引起众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秋鸿说得最为理直气壮的壹段话，也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壹段话，这就是：“从我们接触的农民上访情况看，没有壹起是因为农业税的比例过重而上访的；农民反映的全是税费混在了壹起的。所以我们在业务工作中主张税费要坚决分开!”

　　他说得似乎确可信据，却招来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驳，使会场上趋向了白热化。

　　因为，造成这种税费不清的首先就是国家财政。

　　壹九八五年开始的以乡镇为主的农村办学体制，这是产生中国农民负担问题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着九亿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却是让农民自己掏腰包。财政该出的钱不出，甚至连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工作、乡村道路这些本该政府支付的费用，也逼得乡村的干部挨门逐户向农民强行索取。现在，来自京城的农财官员非但不领下边的情，反而倒打壹耙，嫁祸于人。这确实把基层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规定农田特产税‘据实计征’，”从改革试点第壹线来的代表抓着“特产税”的问题不放，提出反洁。“就应该实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没有，就不收；有多少，则收多少。可为什么财政上年年却又层层下指标，派任务，这不明摆着是说归说，做归做，教人弄虚作假吗?农村干部‘替人受过’，搞坏了名声，搞坏了形象，反过来还说下面不执行政策。这都叫个什么理?!”

　　安徽省涡阳县的代表来了个现身说法。他说，涡阳县为不折不扣执行“据实计征”的特产税政策，专门在耿皇乡做了试点，乡政府从财政所和经管站组织了十九人，進村人户，严格按照规定跟踪这个乡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前后用上两个多月，认真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后征收到四万多元的农田特产税。可是这些人下乡的用品、工资以及误餐补助的支出，加起来也达到了四万多元。结果，征收到的税额，基本上就被征收的成本抵消壹空。就是说，按照现行的制度和办法征收税款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耿皇乡的故事近乎荒诞，但这种试验却把今天脱离实际的税制问题暴露无遗。

　　谁知涡阳县的代表话没落音，李秋鸿就接过话极力争辩。

　　太和县农经委副主任邹新华，壹直冷静地注意著李秋鸿的发言，耐心地听着这位财政部官员对太和县试点的横加指责。因为对方说的就是“太和”，作为太和县试点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驳，至少他要显示出太和人的宽容和大度。但是，涡阳县的代表举出的这个例子，已经是那样的说明问题，对方却依然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邹新华激动地指著李秋鸿，只差没把指头戳到对方的鼻子上；愤然道：“妳们就是不看实际情况，坐在办公楼里瞎想。今天事实就摆在面前了，还死不认账!”

　　他说得过于冲动，声音都变得沙哑，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颤动。

　　接着会场上四处都响起了愤懑的斥责声。

　　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文文静静，甚至是壹脸书卷气的李秋鸿，他在会上极力坚持的，其实是国家财政部的意见，正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发感到，大家正在热心试验著的这场农村税费的改革，其前景并不那麽乐观。

　　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又是太和县试点的直接参加者，何开荫就改革中的壹些问题，也旗帜鲜明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商品的价格差不多都放开了，惟独粮食这样大宗的农产品国家仍限价定购，使得粮食不能成为商品，其比较效益日渐降低，毫无疑问，这种定购制度必须取消，粮食的市场和价格也必须放开，否则中国的农业就无法再進壹步发展。当然这需要条件，我们将税费改革征收的办法用公粮代替定购，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壹是为了让国家最可靠地掌握粮源，保证非农用粮的供应；二是因为农民有这个习惯，征交公粮，对农民来说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们把税费改革和推進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为下壹步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准备好条件。只有取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彻底地放开粮食市场和放开粮食价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场，封闭的社区结构才会最后被瓦解，中国的农村才可以说大有希望!

　　何开荫的发言，有着浓郁的理论色彩，却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很强的说服力，会场上壹下变得安静下来，连喝茶、走动的人也生怕打扰了别人，把动作放得又慢又轻。

　　这气氛显然也感染了何开荫自己，他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说，其实我们搞的，只是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还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假如现在就搞税费制度改革，立法部门说不定马上会来制止，涡阳县新兴镇的改革被县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证。因此，它肯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目的也只是侧重于规范征收的办法，先把农民的负担尽可能地减下来，政策规定上的“杠子”粗了壹点，却简单明了便捷易行。虽然还不全公平合理，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对于过去的乱收费来说，农民已比较满意。

　　当然，他还想说：今天搞的还只是税费征收办法上的改革，就搞得这样艰难，如履薄冰，几近夭折；其实，即便就是真的進行税费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壹个突破口，关键在于由此带动农村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進展，但会上没人这么明说，当然今天他说了也等于白说。

　　主持会议的杜鹰，在作会议的最后总结时，说了这样壹段话。“我总的感受是，我们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壹个关键时刻，研讨了壹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正处在壹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样壹个阶段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将是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现代化命运的壹个重要方面。这两年，‘三农’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是比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这些问题与我们这次会议研讨的内容无疑都是密切相关的。”

　　5 报告進入最高决策层

　　杜鹰回到北京后，就忙着组织人就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试点的情况，给国务院写出报告，并特邀何开荫、杨文良二人参加讨论。

　　报告的题目十分鲜明：《事关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壹项重要改革举措》。

　　姜春云副总理亲自到过阜阳试验区，看了这份报告后十分高兴，很快作出批示：“这是农村工作的壹个重大问题，试点探索出了壹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拟专门开个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

　　就在农业部转上来的这份报告和姜春云的批示，还都没送到主抓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的手上时，朱镕基却先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叶冰男的壹篇《河北省调整公粮制试点方案》的消息。显然这是朱镕基第壹次接触到这类消息，有点诧异，就把文章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副部长项怀诚：“请仲藜、怀诚同志阅。” 同时批给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这个试点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最初从《河北省公粮制改革大事记》中，看到朱镕基的这个批示时，很是感到意外。因为农村税费的改革，从提出到试验，从秘密试验到公开试点，直到发展成七省五十个县的“燎原之势”，已走过了漫长的五个春秋，不说大报小报已对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还在京召开过范围很广的研讨会，国务院许多相关部门的同志都到会了，朱镕基副总理对这事儿怎么可能会壹无所知?

　　后来，细细壹想，才觉得并不奇怪。何开荫改革设想的文章被刊发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引起过李鹏总理的关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可那毕竟是在壹九九O年春天，朱镕基还在上海工作，对这壹切不了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后，他進京主管国务院的经济工作，又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跌人低谷之时，工业生产滑坡，中央财政吃紧，摆在他面前的，仅全国累欠的“三角债”就高达五千多亿，要想在如此重关如铁的困境中走活壹盘棋，他几乎是在拳打脚踢，甚至用出铁腕手段，发起清欠攻势；同时展开了壹场狠打泛滥成灾的假劣伪冒产品的活动。壹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出现壹个加快建设的热潮，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工作还远没从“壹抓就死，壹放就乱”的尴尬局面中走出来，经济的高增长几乎是和混乱同步，开发热，集资热，炒地皮热，已经热到了朱镕基用壹句英文表述 “Crazy”(疯狂)的程度，“过热”发展的经济，引发出了建国以来中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接下来，朱镕基就又大刀阔斧地运用起经济、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种措施，数管齐下，并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力整顿金融秩序。

　　朱镕基确实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像他抓城市的经济那样，去抓农村工作，再说，他对农村的情况又远不如城市工作那样熟悉。在壹九九三年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他对粮价的放与收，就没有像对金融和国企改革那样自信。他说：“去年我们缺乏经验，放开粮价太快了壹点，准备工作不足。没搞过市场经济，不知道厉害，结果，十壹月以后粮价暴涨，没有按照预定的调价步骤来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对中国的农业是重视的，对农民的负担更是感同身受。壹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间，发觉个别地区的夏粮收购资金未到位，向卖粮的农民打白条，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难以为继，他气愤已极，严厉训斥湖南省的主管领导，并对下面地区的负责人说：“我留下电话号码，妳们什么时候凑够了资金，就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看看究竟会拖到哪壹天!”返京后，他深感问题的严重，遂亲自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农业部清理农民负担的三个文件，公开征税的项目和范围，明令不能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当依法处理。

　　就在朱镕基要求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去闹清河北省公粮制试点是怎么回事的四天之后，财政部长刘仲藜即把同样有着朱镕基批示的新华社记者叶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调整公粮制试点方案》批转给·了部里的税政司：“请税政司阅，是否与国办三局联系壹下，农税处也派人参加了解壹下。”

　　刘仲藜部长作出的这个批示，无疑已经是多余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在他还没见到朱镕基的批示，就是说，在他张罗属下“联系壹下”“了解壹下”的壹天之前，朱镕基已经接到了姜春云转给他的阜阳研讨会的有关报告。朱镕基看罢报告，河北省公粮制改革试点是怎么回事，就壹切都再清楚不过的了。

　　尽管姜春云在报告的批示中，已经对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经验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试点探索出了壹些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他的建议也十分具体：“拟专门开今会，总结交流经验，提出今后意见”，也许正是因为姜春云在批示中强调得那样重要，“这是农村工作的壹个重大问题”，朱镕基在看了报告之后，处理得也就相当谨慎。他对“拟专门开个会’的建议绕开不提，将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不过，这回批下去，增加了壹个国家税务局局长金人庆：“请春霖、人庆同志阅处。此事要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综合部门意见。”

　　朱镕基显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意见，只是作出了具体的交待。这壹天，是公元壹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势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進入了他的视野，并引起了他的关注。

　　6“十三号文件”诞生

　　在壹九九五年六月以后的壹年多时间里，中国的传媒机构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宣传，形成了壹个不小的高潮。从《中国改革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到《中国经济时报》、《经济日报》直到《人民日报》；从《内部参考》、《学习研究参考》到《国内动态清样》，直到《领导决策参考》，盛赞这场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

　　壹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河南视察。当他了解到壹些地方在打着教育的旗号向农民乱收费，最终又不是把钱全用在教育上，这引起他的不安。视察期间，他还了解到，现在农村中的村提留、乡统筹的收费办法，随意性太大，本来就是壹种“多收有利”的机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挂钩，这就导致了农村的“三乱”屡禁不止，成了老大难。于是他想这恐怕要从这种收费办法究竟行不行上来考虑壹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视察期间，李岚清又听说有的农村已经实行税费合壹的规范管理办法，这办法不仅受到农民的欢迎，各方面的经费也有了保证，十分感兴趣，要亲自去看壹看。听说这事就发生在邻近的安徽省阜阳地区，他便临时决定，改变行程，弯到阜阳。在阜阳，他听取了当时的地委书记王怀中和专员乔传秀的专题汇报。听了以后，觉得这办法的确不错。从汇报中他还進壹步了解到，全国政协的几位老同志也到阜阳的农村進行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回京后，他就派人要来了他们的调查材料。看过之后，感到颇有价值，于是他就又把要来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见，送给了李鹏总理。同时也送给了朱镕基、邹家华、吴邦国、姜春云几位副总理共同参阅。

　　其实，促成几位全国政协的老同志深入农村搞调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王郁昭。我们前文已经提到，在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那惊心动魄的岁月里，王郁昭曾是万里麾下的壹员大将，后来出任过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说，他是经历’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场中国农村改革的全过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依然是他乐此不疲的壹件事情。

　　打从壹九九五年四月开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的几位曾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从事过经济工作的老部长们，就组成了壹个专题组，围绕着当前农民“减负”的热点问题，在王郁昭的带领下，不辞辛劳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進行认真调查研究；回京后，又与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進行了座谈。为在更大范围，了解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盛夏七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还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吉林、广西八个省区相关部门参加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研讨会”。着重研究了近年来壹些地方進行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改革试点情况，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专题组的壹行八人，壹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沈重的。调查中发现，近年来由于各地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过多过滥，基层党政机构的干部编制严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少数干部横征暴敛，鱼肉乡里，农民苦不堪言，引发出壹批恶性案件。特别是发现农民承受负担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作为国家主要粮源的中国中部农业大省，由于粮棉定购任务较重，农民获得的实际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国家原本是想减轻农民负担的“三提五统费”控制在上年以乡为单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以内的规定，不但掩盖了农村中的贫富差距，也在壹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贫济富”的负面效应，反而加重了低收入农户的负担，成为雪上加霜!

　　每当接触到这些沈重的话题，专题组的同志就感到分外压抑。只是当亲眼看到安徽省太和县、河北省正定县正在搞改革试点，亲耳听到这些改革深受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欢迎，才由衷地感到壹些欣慰。

　　后来，通过与国家有关部、局的座谈交流，经过乐山会议的深入探究，王郁昭亲自主持写出了《关于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还为此在京专门召开了壹次主任扩大会议，对《建议》進行了壹次认真审议。

　　王郁昭在这份《建议》中认为：解决农民负担最根本的出路，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并完善农业税赋的征管制度，坚决堵住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各种调查表明，农民负担过重，往往与政府制定发展目标时的要求过高过急有直接关系，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上面。

　　《建议》几乎是在大声疾呼：要坚决清理那些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凡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都要坚决取缔。

　　《建议》有着十分具体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农村税费征管法》，加强农村税费征管队伍的建设，绝不允许运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队征缴税费；如提出要坚决精简机构，改革干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现有各种经济技术协会的基础上考虑建立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沟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以便于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的法令，又有利于真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壹直很关心，看了由经济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十分高兴。这壹天，他约来王郁昭，明确表态：“妳们提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需要开协商会，请李鹏同志参加，会我主持。”

　　李瑞环还指示，将《建议》分别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建议》按组织程序送出去之后，王郁昭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他考虑到在中央领导中，温家宝是各地农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国的农村工作的，就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温家宝呈送了壹份。

　　当然，王郁昭并不知道，他的这份报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岚清副总理就已经把它直接送给了李鹏总理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参阅，李鹏、朱镕基也都批转给了财政部；更不知道，姜春云副总理在读到李岚清送来的报告后也已经转给了温家宝，并表明了他的意见：“请家宝同志阅批起草小组认真研究。”这时温家宝领导的壹个起草小组，正在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壹个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文件。

　　两份《建议》温家宝都收到了，他和姜春云的看法是壹致的，认为它对正在起草中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即将颁布的壹个决定极有参考价值。按说，这事温家宝已经批办了，对王郁昭个人呈送上来的《建议》，就无须再作处置了，不过，他是个做事认真得壹丝不茍之人，虽已有过交待，却仍然又壹次拿起毛笔，将《建议》批转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和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并且多写了几句话。他的批示，每壹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绝不马虎，像他以往处理任何壹件工作壹样的严谨和认真：

　　“济民、宝瑞同志：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这份建议，对研究和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许多好的意见，在中央起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文件中已经吸收；壹些带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积极進行试点。请将这些情况告政协并郎昭同志。”

　　这份由王郁昭执笔的《建议》被送达中办国办后刁；久，壹个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有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央纪委以及中央电视台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很快奔赴离京最近的河北省進行农业税制改革的专题调研。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省委副书记李炳良，接待了调查组的全体同志，并汇报了河北省三年多来公粮制改革的情况，同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这期间，壹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广大农村流传：江泽民总书记派出秘书，壹竿子插到最早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太和县。这位秘书在太和县的各处進村入户，所到之处，壹概是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看，边听，边看，边认真地往本子上做记录。临了，太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希望他能够谈壹谈调研后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秘书却只是谦和地笑笑，说：“我的任务就是看，就是听，然后回去，如实汇报。”

　　公元壹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最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具体地提出了“三减”：减免贫困户的税费负担，减轻乡镇企业负担，减少乡镇机构和人员的开支；明确提出了“五个严禁”：严禁壹切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之外的集资活动，严禁对农民的壹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而且提出“两个加强”：加强领导，实行减轻农民负担党政壹把手负责制；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

　　《决定》特别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对有些地方進行的负担分流和壹些粮食主产区進行的税费改革探索，可以继续试验。”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壹次在“红头文件”中，对各地正在進行着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公开表明了肯定的意见!

　　“十三号文件”下达的第十四天，即壹九九七年壹月十三日，温家宝便代表中央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取得了壹定的效果，积累了壹些有益的经验。中央认为，这项改革可以继续试验，但目前还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广。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这项改革触及到了壹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壹些重大改革方向，继续改革必须与现行的粮食购销体制和以农业税为主的财税体制的改革统筹考虑，这件事涉及面广，而且较为复杂，需要全面设计方案。试行工作要有领导地進行，已经批准开展试点的地方，要认真试好，并注意总结经验。”

　　温家宝不但肯定了各地税费改革试点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而且精辟地指出这项改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设计方案。

　　温家宝的这个讲话，高屋建瓴，振奋人心；他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诠释，更是高瞻远瞩，人木三分!

　　7是非功过凭青史

　　壹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名和与会代表的选举，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总理。

　　在担任总理两个月后的六月六日，朱镕基签发了壹项国务院令，发布实施《粮食收购条例》。

　　早在四年前的壹九九三年，朱镕基就过问过粮食的收购工作，不同的是，以前是通知，不遵照执行还只是工作态度或认识上的问题；这次却是国务院令，这就把通知上的许多规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不执行就是违法。并且，这次的《条例》，还特别增添了壹些硬性的规定，制订这些新的规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壹千亿斤粮食的定购需要，并对国家粮食部门实行有效的保护。当然，它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条例》上明确规定：除农业税外，粮食收购时“不得接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任何税、费”。这里指出的“组织”，显然包括各级政府；这里提到的“个人”，自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新的《条例》无疑是想从“粮食收购现场”，对愈演愈烈的搭车收费现象予以坚决的狙击，从而彻底减轻农民负担。

　　可以说，制订这部《条例》的良苦用心，是无可置疑的，却又是壹厢情愿的。因为，当今农村基层税费的征收背景十分复杂，比如就像《条例》上提到的“统筹款、提留款”，这也正是国务院过去正式下文要求向农民征收的，而其中的许多费用本来就应该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国家财政该给不给，这才造成农民负担，现在这许多十分具体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却硬性规定乡(镇)村干部不得在收购现场坐收除农业税外的任何税费，这其实就把农村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推向了极端——要么就只有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妳的《条例》上的规定；如果要执行，结果也只能是迫使下面更多地以“小分队”、“工作队”或是“突击队” 的形式，甚或运用司法手段，挨家挨户上门强收强要。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粮食收购条例》明确无误地指出，粮食的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而且要求粮食的收购，必须“户交户结”，资金又只能“封闭运行”，这就与各地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做法有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当时，河北省还正筹划着要将公粮制改革的试点進壹步扩大到全省去呢，作为这壹课题组主持人的杨文良，正劲头十足地张罗著“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当他弄懂了《粮食收购条例》上的那些具体的规定后，等于挨了壹记闷棍，他立刻意识到，这五六年来三任省委主要领导重视的，自己更是倾尽了大量心血的公粮制改革，即将中辍；全国所有的税费改革的试点也都不得不面临在壹个早上完全停止的厄运。

　　杨文良心急火燎地坐下来，把《粮食收购条例》反复地看了又看，试图从中找到对税费改革有利的字句。显然，他无法找到，不过他依然乐观地认为，从总体上和本质上看，公粮制的改革同《粮食收购条例》，都是为了规范农民的负担，确保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

　　于是，他连夜向省委写了壹份专题报告：《公粮制改革试点应当继续進行》。

　　但是，除了像他们这些对税费改革情有独钟者，其他人并不如此认为。就在杨文良将专题报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办公厅金融贸易处也向省委书记程维高、省长叶连松和分管副书记赵金铎写了壹份相反的报告，指出：“‘公粮制’和‘费改税’试点的做法，不符合《粮食收购条例》的具体规定，也影响到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针对上述情况，建议我省应按照国务院颁发的《粮食收购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种特殊的体制下，下级是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令还是畅通的。正因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执行中央的《条例》，于是，就只有放弃才刚刚推行的公粮制改革。

　　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因为同时也兼任河北省县级综合改革小组负责人，他对公粮制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新的气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贸易处送上来的报告，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就在前几天，他刚在杨文良起草的壹个《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议程表》上批出“同意”两字，可是现在，他必须作出相反的决定。

　　赵金铎在后来的壹次会上曾这样说道：“河北省公粮制的改革可以列上十条八条的好处，但除农业税外任何税费不准代扣代缴这壹条，是刚性约束，《条例》就是法规呀，在执行上打折扣是不允许的，我们只能和中央保持壹致。但是停了公粮制改革，并不等于是否定了这项改革，只是因为它与《条例》有了抵触。”

　　杨文良参加了这个会，赵金铎代表省委在会上的这番解释，他听清楚了，但似乎又变得更糊涂‘了。既然公粮制改革有那麽多的好处，值得充分地肯定，为什么就壹定要中止它呢?

　　接下来，省长叶连松也批道：“全省都要统壹按国务院《粮食收购条例》执行”，还特别指出：“即召集省综改办、地税、粮食、农发行研究，并即联合发出通知，依法执行。”

　　在叶连松作出指示的当天，综改办、财政厅：、粮食厅和农业发展银行四家就迅捷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粮食收购条例》。

　　杨文良几乎都要急疯了，就在四单位联合下发通知的同壹天，他再次上书河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就继续進行公粮制，改革试点的问题向中央紧急请示。

　　也巧，这期间，国家计委的壹个调研小组到河北省了解夏粮收购情况，回去后给温家宝写了调查报告。温家宝在调查报告上作出了这样的批示：

　　“‘公粮制’问题可纳入税费改革继续研究，目前应统壹执行《粮食收购条例》。”

　　温家宝的指示其实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了两层意思。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必须强调由朱镕基总理签发的国务院令的严肃性，要求坚决执行《条例》；但过去他曾就高度评价过安徽、河北等七省五十个县進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现在，他的态度依然没有变，他对河北省搞的公粮制改革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加以领会，就会发现，他在两者的提法上还是有区别的。他在“应该执行《粮食收购条例》”壹句前面，加有“目前”二字，也就是说，作了时间上的界定，而提到税费改革时，则要求“继续研究”。因此，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温家宝主张在执行目前的《条例》时，不应该影响到对具有更深远意义的税费改革的试验与探索。

　　遗憾的是，叶省长并没有全面地去领会温家宝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词更加严厉的批示：“要认真贯彻落实家宝副总理批示。必须做到敞开收购、户交户结、不准乡村干部在粮站坐收统筹提留款，以往的‘公粮制’试点县统壹执行《粮食收购条例》，这些问题都要很坚决。如我们的干部不听招呼，查出典型要严肃处理。”

　　于是壹个早晨，壹场轰轰烈烈历时五年之久的，已扩大到了三十七个县市的公粮制改革，就从河北省的地平线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全国七个省已经发展到了六十多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市，也都几尽终止。

　　这消息，使得杨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杨文良如何认为公粮制的改革是在探寻解决农民问题的治本之策，继续進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毕竟由于《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而停了下来。

　　公粮制的改革被停了下来，问题也就跟着来了。在有些人看来，被宣布停下来，等于被坚决否定，而作为这壹研究课题的实际负责人杨文良，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腾了!

　　壹些流言蜚语随之而来，壹些异样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杨文良顷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杨文良万般无奈，壹遍又壹遍地重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固执地想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找到答案。他坚信，农村的税费改革，必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这条不归之路，就不应该继续推行粮食的统购统销，逐步放开粮食市场才是良策。

　　他多么想找壹个志同道合可以倾诉苦闷的对象，可是，除了何开荫，他又能找谁呢?壹想到何开荫，就料定老何的处境肯定也不会比自己好到哪里去，他的心里便充满了牵挂。

　　何开荫此时的处境确实已变得十分狼狈子。十年了，为了农村税费的改革，他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但他无怨无悔，壹直信奉著邓小平的壹句教诲： “不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经受到七个省六十多个县农民的普遍欢迎，现在却突然都相继夭折，他确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不能接受的，还是随着税费改革的被迫中止，他发现，原来的情况全变了：过去热情支持、笑脸相迎的人，壹下子换了面孔，好像不认识他了；而壹向冷眼旁观的，这时却纷纷出来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本来就持有反对意见，等著看笑话的，开始走出来“秋后算账”了，将各种各样的屎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说他的那些改革设想，纯粹就是异想天开；说他写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说八道；说他把国家的粮食政策和财税制度已经搅成了壹锅粥；说他做这壹切都不过是为了自己出风头，为了欺世盗名。随之而来的是，他写出的文稿，因为无人为他签字，在省政府办公厅已不能再打印；早在壹九八七年，由于得到当时的省长王郁昭、常务副省长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并于次年获得“正高”职称，现在碰到工资改革了，却再没人为他兑现，只能享受到科级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在为干部职工解决住房时，何开荫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厅第二，但是，如今办公厅机关的每壹位干部，包括分来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办公厅的住房，惟独他，依然住在原来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尴尬的老房子里。

　　夫人顾咸信，见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著脑袋，怕他出事，更怕他会跑到什么会上，或是去什么场合，像过去壹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就动员老何去学学抽烟喝酒。因为，她听人说，酒可以消愁，烟能助人深虑，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过这段日子。

　　“这些年来，妳身为高级农艺师，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妳去作这方面的技术指导，放著又省心又来钱的好事不干，偏要光着脑袋朝刺棵里鉆，图啥呢?现如今，话已难说，就别说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顾咸信劝著何开荫。

　　不过，在难耐与苦闷之时，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议：抽烟，喝酒。于是，平日从不沾酒也无烟瘾的何开荫，开始正儿八经地抽上了烟，每天晚上喝上两盂酒。谁知，壹抽壹喝，竟然发现，烟酒这东西确实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静了下来。

　　可是，没过多久，他的心潮又壹次涌动起来。他发现，安徽省的税费改革并非全军覆没，发现了这壹点，他又变得激动不已了。

　　原来，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在《粮食收购条例》下来之后，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写了壹份报告，强调安徽省阜阳地区是经国务院备案的全国第壹个农村政策试验区，为探索减轻农民负担新途径，要求继续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为解决税费改革与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相衔接的问题，安徽的试点决定将按耕田征实调整为按人付款。

　　由于回良玉的据理力争，当全国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都停下来的时候，安徽阜阳却是壹花独放，税改的试验工作壹天也没有终止。

　　有了这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何开荫终于放下心来，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满六十应该退休的时候，回良玉省长聘任他为省政府参事。这就是说，只要身体康健，他就可以干到七十岁；给了他深入研究农村改革十年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他在感奋之余，立即又开始酝酿壹个新的计划：那就是，把我们今天的粮食收购政策，作壹次系统的研究!

　　尽管这种研究，在当时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颇多风险的事，可他决心已下，就奋不顾身了。

　　他早就注意到，壹九九三年夏收之前，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就下达了壹个《关于進壹步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粮食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但是，这项旨在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民增产增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随着壹九九四年壹月壹日开始的分税制的推行，各地就难以贯彻了。因为政策规定是中央定价，敞开收购，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问题是，产粮大县连工资都发不下去，哪有钱补贴?没有补贴，文件对粮食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于没说；政策还规定，国有粮食企业只能顺价销售，但中国的粮食系统养了那麽多吃闲饭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顺价销售呢?政策规定的保护价，其“保护”的资金，并不是直接“保护”给卖粮的农民，而是有相当壹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机倒把分子或垄断寻租者渔猎而去。对广大农民来说，这些政策不过是画饼充饥，反而误导农民多产粮食，而粮食又是粮食部门垄断著市场，结果就把农民坑得更苦!这些年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经低于人均负担额的增幅。

　　“这些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是清楚的，不清楚讲不过去啊!”何开荫感到难以理解。这种明显不合理的粮食收购管制政策，过去下达的还只是《通知》，而这次颁布的却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条例》，这就使得它变得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可是何开荫依然对这壹《条例》表示了怀疑。

　　他承认，《粮食收购条例》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有粮食部门的利益。税费，在这壹点上，税费改革与《条例》是有矛盾的。但他并不认为改革的试点在这方面就是错的，相反，正是这种税费改革，触动了国有粮食部门的既得利益，才推進了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这些年，广大农民对国家实行粮食低价定购制早就表现出强烈不满，探索解决农民负担治本之策的税制改革，理所应当地要把取消这样的定购制作为改革的壹项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试验，它在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长期所承担的“隐性负担”的同时，也截断了粮食系统牟取部门利益的壹条主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壹些国有粮食部门依靠著政企不分、官商壹体的管理体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骗：在收购环节上，通过压级压价、扣杂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农民；在销售环节上，通过乱摊成本、涨级涨价坑害城镇居民；在贷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挤占粮食收购资金，或利用少收定购粮、多收议价粮，虚报、冒领政策性贷款；在财务的结算上，又通过“平转议、议转平”等卑劣伎俩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层层截留储粮补贴。总之，这次改革改的就是国有粮食部门官商壹体、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之壹便是“粮食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担风险，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行政职能，国家也不干预其经营行为”，迫使粮食企业转换职能，走向市场。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那就不可能会使所有部门的所有人都满意。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启动的。第壹步改革，基本上是在农村内部進行的，有相当的独立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我们又有着几千年家庭经营的历史，农民有着这种传统意识，只要政策允许去搞就行，农民家家户户都会。可这壹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势必深入到金融、财政、价格、计划、物资、内外贸易等等诸多领域，触及到城乡之间，以及部门之间，大量的深层利益结构的调整，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要在经营主体变革的基础上去建立现代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如何去建立，我们的历史没有这种记忆，农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超经验的，凭以往的经验是无法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以往的改革定义为破旧的话，那麽新壹轮改革，就应该认定为创新，即组织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是在为市场运作夯实基础。

　　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人均不过壹亩壹分多地，永远不可能存在粮食过剩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人均拥有壹千公斤粮食也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而我国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会出现粮食过剩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应该从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几个方面去分析，更应该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粮食的政策上寻找原因。

　　我们经常强调：“粮食是壹种特殊商品，关系到国计民生。”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往往会得出应由“政府统管”的结论，把粮食视为壹种统管产品，但同时应当看到，粮食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又是壹种商品，仍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只是如何调控市场的问题。再说，就全国而言，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来自农业，农业收入中种粮的收入又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种粮收入对今天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而提高粮食生产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优质优价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的两条路，但现在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把这两条道不能说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说，不触动现有粮食体制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就永远只能是壹句空话。

　　何开荫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壹鼓作气，拿出了壹篇《彻底解决粮食购销体制问题，必须進行农、财、粮、价、税、费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沈甸甸的文章，决定再次進谏中央。

　　直言无忌，自是坦荡的君子所为!

　　通过这几年税费改革的风风雨雨，何开荫确实领悟透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

　　党的十壹届三中全会，没谁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忘记，正是在那样壹次伟大的会议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还曾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后来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却正是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实质的“大包干”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当那次会议的精神壹传达，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伤心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

　　三中全会是“不许”，四中全会就改成了“不要”。“不要”无疑比“不许”宽容了许多，严禁变为劝告，变成“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后来，中央三十壹号文件，对“不要”也有了松动：“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网开壹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進壹步扩大，又成了 “三靠地区可以搞”。

　　终于，在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年之后，经过许多次反复，几十遍修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先是中央书记处讨论，继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政治局常委通过，于壹九八二年壹月壹日，将此《纪要》作为该年度的壹号文件，印发全党——明确提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射秽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何开荫后来在给杨文良的壹封复信中，不仅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走过的那段曲折的历程，还试着步杨文良诗作的原韵，和诗壹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欢杨文良诗中透出的万丈豪情，特别是“成败得失靠实践，利弊是非问群众”两句，他觉得是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

　　是啊，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这永远应该是我们壹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上，农民拥护，政策就对头；农民反对，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么叫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欢迎的，就叫好；否则，就不能叫好。

　　他告诉杨文良，他的最近壹篇分析粮食购销体制、希望综合改革的文章，经新华社以最高内参形式，已经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何开荫对“大包干”历史的回顾，以及捎来的安徽继续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闷中的杨文良的兴奋剂。

　　壹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杨文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要求继续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报告。

　　8 中国农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这壹年的九月便有了转机。

　　壹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这是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在领导农村改革的立足点，获得的根本经验，也是我们今后推進农村改革，做好农村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正确对待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

　　对于农村改革，他强调坚持两条：第壹，鼓励试，不争论；第二，坚持“三个有利”的判断标准。在改革的实践中，要不断帮助群众总结提高，加以引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就是了。

　　江泽民还就当前和今后壹个时期要着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课题。其中特别指出：“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这是党的总书记第壹次坚定而明确地倡导和鼓励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深化农村改革是壹篇大文章，我这里只是点壹点题。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统壹部署，从当地实际出发，继续大胆探索和实践。”

　　总书记的讲话像壹股强劲的春风，从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国各地，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团与迷雾。

　　于是，看似停滞已呈胶着状态的农村税费改革，顷刻间，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步伐骤然加，陜了。

　　壹个月后的十月二十七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三人就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专题致信朱镕基总理。他们提出，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论证修改”及“试点实践”三个阶段，并把每个阶段的大体设想也作了汇报，还把实施的时间也作了确定。

　　既然江泽民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着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来，许多地方过去又早已進行过这方面的试点’，并取得许多宝贵壹定的经验，所以，朱镕基对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提出的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满意。他在他们的材料上作了明确的批示：

　　“三个阶段可交叉進行，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个文件，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自定改革时间，争取有几个省明年出台。”

　　那段时间，朱镕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间仍念念不忘税费改革的事。据《广西日报》十月三十日报导，朱镕基在北海和南宁的谈话中就指出：“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壹；有些地方以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这个事不能拖了，妳们要多做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他还说，“几年前我就已经有了个好的想法，思考了许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费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微提高壹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的；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壹思想，统壹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都大有好处的。河北省搞了几年试点，实践证明是不错的。”

　　没过多久，朱镕基再次给项怀诚、陈耀邦和段应碧作出批示：

　　“根据我同许多省市领导交谈，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麽长时间。当然工作要做细，也不必由中央规定壹切细节，划壹实施时间。实际上壹些省已在壹些地区实行。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越多越办不了事，需要哪个部门办事和商量，国务院已授权妳们可以召集。”

　　这壹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信息中心编印的《决策参考》第四十七期《权威论坛》，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壹次说到了税费改革，他说：“河北省壹个地方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采取公粮制，壹律桥归桥，路归路，不向农民收乡统筹、村提留，都在农业税里面收，非常有成效。”这年年底，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再次谈到“乡村费改税”时，又十分明确地说道：“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安徽、河北的这项改革搞得还是好的，要继续搞。”

　　壹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抓紧制定农村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后，国务院办公厅本年度第六号《参阅文件》，就刊出了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三人合写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到了这时候，河北省因《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被推迟了九个多月的“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终于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了。会上，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对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从事公粮制改革研究的杨文良，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文良同志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执著。无论是这项改革顺利的时候，还是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他都是壹往无前的，也确实费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条例》出台后，他写了壹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是有分量的，我看许多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有壹定的现实性。这些文章分别寄给了朱总理办公室、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也应邀前往石家庄并作了专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福音：农业税费改革是农民减负增收、理顺农村利益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的得力措施》。他的发言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壹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壹九九八年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区“抓紧制定并实施农村‘费改税’方案，积极探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

　　至此，农村税费改革终于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和抓紧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改方案，壹个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呼之欲出了!

　　这期间，新华社编印的《半月谈》杂志从全国各地眼花缭乱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这就是：安徽省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总额大包干”模式、河北省正定县的“公粮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岗市的将“三提五统”费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

　　到了十壹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要推進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公开了推進的时间表：“明年国家先在几个省区進行试点，其他省区也可在个别县(市)试点，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现在，朱镕基把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了。

　　确实没有理由不再加快这项改革试点的步伐了。尽管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拟就的改革试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区对这个试点方案持何种意见，而且眼看还有壹个多月的时间便到了“明年”，朱镕基还是把“几个省区進行试点”的时间，定在“明年”，同时宣布，几个省区大约只要壹年的试点，就可以“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朱镕基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来，依然是他那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進的施政特色。

　　然而，当国务院授权财政部长项怀诚等人组成的专门领导小组，拿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将他们拟就的试行方案发到全国各有关的省区以后，因为这个方案并没有集中起各地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执行这个方案，农民的负担可能会被减轻，但地方财政由此出现的巨大的财政缺口，却无力填补。所以，除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因是这方面的专家；显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余各省都先后打了退堂鼓。但就是这惟壹坚持试点的回良玉还因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调离安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这就使得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工作，顿时变得扑朔迷离，陷人僵局。

　　但是，朱镕基的决心没有变。早在壹年前，他在给财政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长陈耀邦、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段应碧的批示中，就指出过：“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 OOO年”，“实际上壹些省已在壹些地区实行”，“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麽长时间”。随后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明确提出：“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显然可以看出，他确定的时间表却壹再被耽搁，最后还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OOO年必须推行改革，这壹点，不能再有丝毫的动摇了。

　　于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我们注意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出的后来曾轰动全国，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壹封信，正是二OOO年三月二日。

　　这既是壹种巧合，却更像壹个寓示，它至少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不仅顺应民意，还是十分及时的!

　　《通知》指出：“中央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少数县(市)试点，具体试点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决定和负责，试点方案报中央备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摸清情况，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积极支持和配合搞好试点工作。要适应改革要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关政策，坚持壹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方针，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不办，能缓办的事情缓办，决不能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求得事业发展。”

　　确立安徽作为税费改革惟壹的试点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徽最大的信任与鞭策，当然更是对安徽率先提出税费改革并连续七年進行大胆探索的充分肯定。

　　这期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当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总理来到了安徽代表们中间。

　　他坦诚直言道：“我壹直关心农业的问题，考虑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已经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办法却又不多，只有‘减负’。这是必须下决心的。‘费改税’，是壹揽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费很多，什么二百种、三百种，我看只有壹种，就是农业税，其他都是属于非法的，不能再叫种田的吃亏了。这项工作，已经搞了壹年的调研，也定了壹些试点，可是到今天却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现在良玉同志还到江苏去了。”

　　朱镕基望着新任省委书记王太华，问道：“妳太华还搞不搞呢?”

　　王太华非常清楚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什么可能都会出现，什么困难都会发生，但是，为了让亿万农民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还是愿意承担壹切风险，迎难而上。也许此刻，他有许多话要说，却只是庄严地壹笑，说了壹个字：“搞!”

　　朱镕基高兴地点了壹下头，说：“有这个勇气，是要表扬的!”

　　接着，他指出：“这条路很艰难，也很光荣。万里同志当年在安徽搞‘大包干’，那是开创了壹个历史；今天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大包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说到这，他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他认真地环视壹周，动情地说：“我是南陵人，南陵县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统。安徽的历史上，有浮夸的‘美名’，当然，全国都有，安徽却是比较严重的，我担心这次税费改革，下面还会搞浮夸。现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粮站视察，他们就对我弄虚作假。今天只有搞‘费改税’这样壹条路了，我们必须扎实工作，壹定要谨防虚报，农民的税费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这壹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职。”

　　他感慨道，“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了壹批会汇报的干部，这些干部不去访贫问苦，不去做调查研究。今天我们搞税改，就是要讲实的，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讲问题。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進壹步改進领导作风，能听得進不好听的话，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后说道：“太华同志比我年轻，风险我替妳担了，但我依然为妳捏把汗啊，因为‘费改税’的工作是会非常艰巨的。我马上要下了，(任内)看不到结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团结起来，勇敢地挑起这个担子!”

　　就在那次全国人大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也来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团中间。

　　他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搞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亲切地对来自家乡的代表们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措施。工作中，会有不少困难，安徽作为试点，我们就壹定要精心组织，认真安排，有步骤地進行。”

　　历史，又壹次降大任于八皖大地。壹场亿万农民期盼已久的，中国农村第二步伟大的改革，就在这世纪之交，在“大包干”的发源之地，终于拉开了序幕!

　　江淮儿女又壹次勇立潮头!

破局

　　1迟到的“新闻”

　　安徽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宣传发动阵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壹千三百万农户印发了《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壹封信》，在三十五万个村及村民组张贴了《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党的政策迅速走進千家万户。

　　可以说，其声势之浩大，铺天盖地，这种场面，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安徽就再没有出现过。

　　紧接着省委又从各部门各机关，抽调三百六十五名干部，组成八十五个督查组，奔赴大江南北，长淮上下，宣讲税费改革的意义，解释税费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实税费改革的情况。

　　这次安徽以省为单位搞的改革试点的方案，是由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确定的。归纳起来，大致是四句话：三个取消，壹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和壹项改革。具体内容是：取消现行的按农民上年人均收入壹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对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用三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壹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的办法。

　　其方案简单地说就是“费改税”。

　　原来的“乡统筹”，即乡、村两级办学经费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费等五项由乡镇支配的资金，改革后被纳入了农业税，乡统筹的名目被取消；原来的“村提留”，即管理费、公益金、公积金三项由村级支配的资金，改革后将其中的公积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壹事壹议”的办法筹集，而管理费和公益金均改为农业税附加。

　　为便于广大农民好懂易记，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壹正壹附，壹事壹议。”“正”，即农业税正税；“附”，是指农业税附加；规定农业税附加的比例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二十。村里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实行“壹事壹议”，壹律由村民大会民主议论决定，并规定此项资金每年每人不得超过十五元。

　　应该说，这次出台的以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第壹位目标的改革方案，将过去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统筹提留”中绝大部分项目纳入了税收轨道，改“费”为“农业税”或“农业税附加”，这就使得原来壹般性的行政行为，具有了依法征缴税收的性质，那些不在此例、无法可循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都将失去其合法性，农民交纳不交纳已并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交。再说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传阵势，上下联动的强力推進，也迫使乡村的干部必须依法行政，这就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了壹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确保改革试点工作顺利進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也行动起来。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对以往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進行了壹次全面而又彻底的清理。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凡与税改精神不壹致，或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不相符的各种规定，壹律予以重新修订，或干脆宣布作废。

　　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涉农案件办公室，三家也联手发出《致全省农民朋友的壹封信》。详细地宣传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以及“壹事壹议”筹资和“两工”的改革政策，并進壹步把涉及农民的行政性收费内容作了壹壹公示。最后他们将准许收费的范围，限定在中小学收费、计划生育收费、农机监理收费、婚姻登记和建房收费等十项，每壹项收费的数字也都规定得十分具体。譬如建房，除允许土地证每证收取工本费五元外，其余的面对农民建房的壹切行政事业性收费，统统取消；譬如婚姻登记，只准向农民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并限定简装本的结婚证工本费为两元，精装本为九元，农民使用简装本还是精装本，均由当事人自愿选择，不得硬性强求，除此而外，就不准再收取保证金、押金和代收其他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强行推销礼品、宣传资料、婚照等等服务项目。

　　在《致全省农民朋友的壹封信》中，三家权威部门还分别公开了各自的举报电话，让农民吃颗定心丸，有了护身符。

　　这种惠民政策，不用说，很快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听懂了，闹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拥有的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的途径，所以，无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

　　我们在凤阳县小岗村，访问了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壹的严宏昌，谈到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变化时，他兴奋地说，这壹年，对小岗来说，正是个难关，春上播种时顶头遇到旱灾，秋里收割时又赶上涝灾，有的地里颗粒无收，还幸亏实行了税费改革，大伙的负担减了将近三分之壹，不然，群众的日子真不知该怎么过!

　　早在安徽省作为试点省以前，还是回良玉任省长时，安徽就在原先阜阳地区進行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沿淮壹带二十多个县市，现在这些县市改革的范围進壹步拓宽，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农民负担减轻的幅度也更大。其中，怀远县的改革还是得到了高层的肯定的。

　　过去，怀远县二十六个乡镇，绝大多数都出现过因农民负担屡屡上访的事件，壹九九八年就发生了二百八十九件(次)，被称作“安徽上访第壹大县”。到了壹九九九年，全县开始搞改革试点，因农民负担引发的上访事件当年就降到了五件(次)。这次试点，算是怀远县的第二轮改革了，减负的成效因此就来得更加明显。

　　二OOO年九月二十壹日上午，《南方周末》壹位记者走進了怀远县包集镇林庄村宋庄村民组，三十七岁的村民宋家全正在自家院子里筛芝麻。虽然那壹年宋庄和风阳县小岗村壹样，都碰上了春旱秋涝，收成低于往年，可壹脸胡子茬的宋家全看起来心情不错。宋家四口人，经营著四亩五分地，上半年他们全种了小麦，午收以后又种了两亩花生两亩玉米，还见缝插针地点了壹些棉花籽和芝麻。小麦亩产六百五十市斤左右，拢共收了两千六百斤，按每百斤五十三元的收购价，合壹千三百七十八元；两亩花生壹千斤，合壹千元左右；两亩玉米壹千壹百斤，合五百元左右。他家全年的种地纯收人大约是两千三百二十元。六月初，宋家全收到的纳税通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根据他家的耕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和今年的粮食收购价格，应交农业正税壹百七十八元八角七分，农业税附加三十五元七角七分，两项相加，共计二百壹十四元六角四分；村里公益事业的‘壹事壹议’按规定最多不过十五元，就是说，把这次税费改革的“壹正壹附，壹事壹议”全算上了，不到二百二十元。统筹款取消了；农业特产税也按“不重复征收，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征收了，除此而外，宋家全按政策有权拒绝再交纳任何税费，于是他很痛快地按时交粮完税，变得壹身轻松。

　　他对记者说，要搁在前几年，镇里村里定的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他家四个人就要交到六百元，大多数的名目听都没听说过，他壹个农民怎能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让人没法承受。

　　包集镇镇长朱兴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宋家全家的负担从六百元降到现在的二百壹二十元，不仅是数量减少，更是质的变化。“以前是用行政手段收费，是无序的，现在是依法收税，农民容易监督，乱收费没了名目和依据，只要认真执行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二OO壹年腊月的壹场冷雨过后，我们也走進了这个包集镇，见到了镇长朱兴年。他是本县梅桥乡人，当过六年民办教师，壹九八四年二十五岁时开始担任副乡长，以后分别在四个乡镇当过领导，壹千便是十七年。我们见到他时，他正舒心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喝着茶，壹边看着上边发下来的文件。提到减负，问到税改，他就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他说马上要到年跟前了，过去逢到这种时候，谁敢这么清闲地呆在办公室，心平气和地喝口茶呢，越是靠近年关越是忙，上门催钱逼粮呀!累断腿不讲，还最容易发生涉农事件，有时，甚至指望雇请的“收粮队”也不行，必要时还得靠派出所扮黑脸。现在好了，给乡镇干部松了绑，农民再也不用担心咬三喝四的“收粮队”上门扒粮搬柜牵牲口了。农民的田好做了，干部也好腾出手替农民实实在在办些事了。

　　我们去的那天，包集镇的党委书记何云刚从常坟镇调过来，这是他在包集镇上第壹天班。何云和朱兴年二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谈起了温家宝副总理到怀远搞调研的壹段佳话。

　　二000年四月十二日，安徽遵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仅仅壹个多月的时间，温家宝就风尘仆仆地来了，要到“安徽上访第壹大县”的怀远县去看个究竟。尽管温家宝来得突然，地方党委和政府还是作了周密安排。那天下午，车从京浦铁路的重镇蚌埠出发，经涡河旁边的五岔路口驰人去怀远县包集镇的公路。眼看就要到包集的地面了，温家宝乘坐的车却故意落在后头，接着壹个冷不防，车头猛地转了向，并且下了公路，直奔没做壹点儿安排的淝河乡常湖村。他要 “突击检查”壹下那儿的农村税费改革的進行的情况。

　　在淝河乡常湖村，温家宝在作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感到确实不错，这才又回到公路上。谁知，车子开出不远，温家宝发现路的壹侧有条简易的机耕小路，他就又要司机拐下去，然后壹直朝前开去，开到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的那个林庄村宋庄村民组。

　　也许是因为在基层的地质部门干了十七年，壹年到头翻山越岭，练就了壹双好脚板；也许是深居高位后仍然经常深入到第壹线，温家宝的精力显得十分旺盛，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他在林庄的村头下车后，疾步進庄，就像那里的常客壹样，同村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随便地停下来和老乡们拉着瓜，再不就是出东家進西家，他要来个眼见为实。

　　谈起那天陪同温家宝的情景，何云不由肃然起敬。他说，四月十三日，县里本来是安排温家宝去常坟镇。车过王庄时，温家宝忽然又喊了声“停车”，车刚停稳他就跳了下去，走得飞‘陜。

　　当时何云还是常坟镇的书记，为了跟上他，居然要壹路小跑，竟累出了壹身的汗。

　　应该说，常坟在怀远县是比较富裕的壹个乡镇，温家宝進了王庄村，却是谁家房子差進谁家，谁穿得不好就专找谁调查。镇里事先组织好的座谈会，泡了汤，在王庄的村委会里，温家宝却开成了壹个由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谈心会。他让大伙放开谈，往实里讲，拣真的说。

　　调研的结果，令他十分满意。他确信，农村的税费改革确实使这个产粮大县、“上访大县”的农民负担正在被减轻。

　　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第壹年，安徽省审计厅对全省十七个直辖市六十二个县(市、区)的八十五个乡(镇)二OOO年税改情况，進行了壹次认真审计。结果表明，这些乡镇人均负担已由壹百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下降到八十三元壹角四分，比税改前减少了四十元八角四分，农民负担明显减轻。

　　省委书记王太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進展，总体上看是比较顺利的。

　　“改革首先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测算，改革后，全省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总计为三十六亿六千壹百万元，比改革前减少十壹亿六千四百万元。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总的税费负担减少了十六亿九千万元，减幅达百分之三十壹。同时，省政府取消了各种面向农民的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五十种，‘三乱’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公元---000年八月五日，壹个周六的晚上，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安徽省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新闻。这显然已经不是这条 “新闻”的第壹时间，而且它与“中央确定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时间，也已经相隔了五个月又三天。这当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失误”，只能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改革的慎重与注重实效。因为这时午收已过，安徽省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开局喜人，已经初见成效了!

　　2 两份“内参”

　　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县乡财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弥补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壹时成为他们火燎眉毛急于要解决的课题。

　　以最早進行税改试点的太和县为例，在开展这壹轮农村税费改革的二OOO年当年的收入缺口，就达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万元，少了将近壹个亿!

　　钱不够花，要么开源，要么节流。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确保农民负担切实降低不反弹”，从农民身上再打主意这壹重要源头已被堵死。饭不够吃，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只有减少吃饭的人。早在五年前开始搞税改试点时，太和县已经精简过壹茬人，现在的缺口却是比任何时候都大，只有清退所有不在编的聘用人员，于是精简乡镇中所有的超编人员，这些平日下不了决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别无选择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可是，连清退不在编的聘用人员和精简超编人员依然无济于事时，对于在编的人员也要看锅吃饭了，有的，不得不通过劝其病退，或提前退休，来压缩编制。当然，谁退，谁不退，这中间还存在个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种复杂的因素要考虑，但是，将吃皇粮的人数尽可能地压缩下来，已属刻不容缓!

　　减少吃饭的人以后，还要接着过紧日子。太和县委县政府，随后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车子、关机子”的口号，并相应出台了《小车配备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壹系列规章制度。县里的六大班子如此，乡镇干部的小汽车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车，而且中午壹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级更是取消了招待费用……所有的资金都必须首先用于工资的发放，在不能保证工资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其他开支壹律停止!

　　那些过惯了无拘无束快活日子的乡镇干部们，对现在这种缺盐少油的紧日子存有腹诽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尽管这次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和省里的决心都很大，绝大多数地方确实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总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壹套。

　　其中性质最恶劣、政治影响很坏的，当数砀山县程庄镇事件。

　　砀山县，县内其实并无山，倒是邻县附近有’壹芒砀山，秦末时曾为刘邦落难隐藏之处，砀山、县名也许由此而来。它位于安徽最北部的黄河：故道，历来以盛产酥梨而名驰天下，但这么多年了，种梨的程庄镇农民却并没由此富得流油，只因为那里的农民负担壹直很重。仅壹九九七年；到壹九九九年，这三年间，程庄农民人均负担的各种税费，就分别占到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十壹点九九、百分之十壹点四壹和百分之十三点二四，这与中央划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相去甚远! ；

　　年年收获甜梨的程庄人，壹年忙到头，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涩与心寒。 ；

　　二OOO年，按照县里制定的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看，程庄镇农民人均负担仍有壹百六十壹元七角，在实际的执行中，镇里又无视中央和省里关于严禁额外加重农民负担的规定，根本不打算在开源节流上动脑筋，做点儿与这场改革相适应的事情，而是壹切照旧，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壹百五十五万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壹角二分钱。在征收的过程中，不仅违反规定，按亩平摊，而且既不张榜公布，也不下发纳税通知单，更不开具税票，依然乱来胡搞。

　　好在安徽这次试点的透明度极高，党的壹切方针政策都是与广大农民直接见面的，且不说省委、省政府印发的《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壹封信》发到了千家万户，就是《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也张贴得满道皆是，程庄镇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与上边的精神不壹致，许多农民便纷纷站出来抵制。

　　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也并非凡角，他见群众拒不执行镇里的决定，便认定村民们是犯上作乱，就决定给大家壹点颜色看看。于是，壹个由他提议，由镇党委镇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思想政治学校”便正式开办，他们将不能及时如数缴纳税费的农民，集中起来進行“教育”。镇党委书记庞家良亲任名誉校长，镇长傅正勇任校长，其他有关的党政负责人壹个个都分别担任了副校长。

　　要求完成税费上缴任务的时间确定在六月底，这对梨农来说，正是个“青黄不接”的日子，因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陆续上市，不把梨子卖出去，梨农们怎么可能有钱呢?去借高利贷吧，很多人还不起。这样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纳数目的，名单便由村干部提供上来，学校就出车上门去强行带人。人到学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壹百元不等的“乘车费”，然后，每人每天还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

　　打从進了镇里开办的这所“思想政治学校”，梨农们就别指望还有人身自由。当时，正值盛夏，呆在屋里不动弹还要汗流浃背，学校却把大家赶鸭子似的轰到操场上，去晒太阳，还逼着壹个个绕着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骂，甚至受到体罚。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来，责令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往对方的脸上扇巴掌，巴掌必须真扇，且要扇出声，不听响不算，壹次规定三十下。壹时间，亲人相残，巴掌扇脸之声响成壹片。

　　这可是到了二十壹世纪了呀，如此惨无人道强收税款的野蛮行径，自然激起了程庄镇农民的强烈抗争。壹人呼，百人应，二支不讨个说法死不回头的上访队伍，分乘几辆拖拉机，向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奔去。

　　这事当即惊动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平急忙驱车，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里的长丰县曹庵迎到了上访人员。他耐心地听着大家的申诉。他本人就是与砀山县接壤的萧县人，对萧砀地区的农民太了解了，他深知勤劳纯朴的黄河故道儿女，不被逼得走投无路，是绝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张平诚恳地说道：“请大伙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庄去调查。”他大声向人们作出许诺，“请相信我，这事壹定会处理好的。”

　　第二天，省农委主任助理许伟壹行五人，从省城合肥赶到了几百里外的砀山县城。他们首先找到县委书记马骏了解情况，没想到，马骏竟说得十分随便：“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壹贯不好好生产，就会告状!”

　　许伟壹听，知道这位县委书记是太年轻了，到了这种时候，尚不清楚程庄事件的严重性。便说：“我们下去看看。”

　　马骏见省里壹行人执意要到下边调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险性：“妳们这种时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许伟当然不信。凭他的经验，只要让群众讲话，并且尊重群众的意见，绝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相反的，如果壹味回避矛盾，甚至把群众视为自己的对立面，事情就没有不办砸的。

　　许伟等人没在县城逗留，马不停蹄地赶往镇里。

　　程庄镇农民见省里果真来了人，确信省里的领导就是不壹样，言而有信，大伙赶集观灯似地，纷纷迎出村头，然后，齐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泪水。

　　许伟慌忙要大伙站起，忍不住地硬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来听大家的意见的!”

　　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从省农经委的汇报中，了解了砀山县农民集体上访的真相，气愤地说：“这样对待农民群众，还是共产党吗?我们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

　　他当即赶往砀山，要亲自去处理这壹起“程庄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安徽省监察厅，就这壹事件查处的情况，向全党发出了通报。通报指出，砀山县程庄镇严重违背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无视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特别是举办“思想政治学校”，变相关禁体罚群众，极大地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侵犯了群众的人身自由，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对这种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无视党的原则，背离党的宗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严肃处理。

　　研究决定：开除镇党委书记庞家良党籍；撤销镇长傅正勇行政职务并留党察看壹年；撤销镇党委副书记王法洲党内职务；给予副镇长孟凡昌、王巖行政记过；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马骏、县长沈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

　　“程庄事件”，以及后来受到的严肃查处，这在安徽省当时的广大农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给那些因为财政缺口极想铤而走险的乡村干部敲了壹记振聋发聩的警钟!

　　其实，像砀山县这样的反面教材，在安徽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第壹年，也并非独此壹例。王太华书记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回避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特别指出，由于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善，个别地方仍出现乡村干部上门扒粮擡物而引发事端的现象。具体指的就是皖东地区来安县的广大乡。

　　来安县，也是安徽较早开展税改试点工作的县份之壹，各种政策法规的宣传不可谓不到位，然而，这壹年广大乡的负责人，在部署夏季农村税费征收：工作时，用的仍然是老办法。他们在全乡两级干部的会议上公开动员：“对少数有钱不给、有粮不交的难缠户、钉子户、老大难户，必要时，还得采取扒的政策!”

　　乡领导在大会上敢说这种话，村干部的胆子就能大上天。

　　这个乡的农民刘春国，原是本分的庄户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时足额交纳税费的，虽不堪重负，却从不多说壹句话。偏偏全省启动税改工作这壹年受了灾，刘春国壹时拿不出现金来，村干部却认为他是在同税改工作对着干，属于有钱不交的“难缠户、钉子户、老大难户”壹类，于是领着壹帮如狼似虎的征收人员，大呼小叫地强行扒粮，刘春国气不过，当场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税费改革毕竟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这种利益不光是长时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种权力紧密联结在壹起的，因此改革任务的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壹些地方就会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花招，变着法子增加农民负担。

　　鉴于这种情况，省委书记王太华，在大会小会上强调，要求全省各地進壹步健全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法制监督、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作用，畅通农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尽快形成壹个全方位的农民负担的监督体系，以确保农民负担得到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发生的故事，就为王太华的此番讲话作了最好的诠释。

　　壹天，安徽省发行量最大的《新安晚报》社的编辑部，突然收到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以“全体村民”的名义寄来的壹封信。信中说：“党中央、国务院在我们省進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目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我们打心眼儿里表示感谢和拥护。但我们这里在具体执行税费改革政策时却不从实际出发，将‘计税常产’核定为每亩壹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发下来的纳税通知书，规定要公示的‘计税常产’、‘税率’、‘农业税附加率’等许多项目全都空着不填，只填上我们应交多少钱。如果按亩产壹千零四十三公斤计税，我们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壹截，日子将更加艰难了……”

　　接到这封农民来信，报社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调查核实。

　　史守琴算不上资深记者，却是年轻记者中出类拔萃的，虽为女辈，巾帼不让须眉，颇有几分古道热肠，敢说真话，敢碰硬，人称“史大侠”。

　　这次，报社领导派她前往肥东，自然事出有因。从前肥东县路口乡的壹个村，也反映过农民负担问题，就是派她去调查核实的，为此，还闹出个“半碗浑水”的佳话。那天，她因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壹件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大花连衣裙，竟也没顾上换，就风风火火地上了路。当赶到那个村子，向田头的农民说明自己的来意时，发现农民们壹个个瞠目结舌，全好奇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套服装帮了倒忙。她于是取出村民给报社的信，作進壹步说明，谁知，壹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农民突然站起来，拾起身边壹只蓝边大海碗，走到田沟处，弯腰舀起了半碗浑水，然后送到她面前说：“我们怎能相信妳们不搞‘官官相护’呢。这样吧，妳若不怕水脏，敢喝上两口，我们就相信妳也许能替我们说几句真话。”史守琴壹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壹眼，胃里便觉有东西在翻；不喝吧，马上就得走人。她听不得对方说出那样的话，于是，心壹横，毫不犹豫地接过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当快要喝完时，碗被夺了过去，她看到，青年农民脸上呈现出惭愧之色，在场的农民表情也都变了。

　　那次采访结束后，壹村的农民全出来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壹程又壹程。

　　后来她用壹篇报道给村民解决了问题，为表示感谢，壹位七十多岁的农村教师冒着那年少见的大雪，给晚报送来壹幅丈二对联，上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后她坚定了壹个信念：“站在党旗下，尽心尽力为老百姓说话!”

　　这次，当她看完这次村民写来的信，心情很沈重，当即就出发了；实地调查核实后，她变得越发不安。从了解到的情况看，那里的农民，对中央税费改革的大政方案并无异议，对省政府确定的农业税率和农业税附加率也都没啥意见，只是对龙塘乡“核定”的“计税常产”，每亩竟高达壹千零四十三公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着法子加重农民负担。因为亩产数字“核定”得越高，农民按规定税率需要交纳的税金就越多，已经多到了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

　　村民丁有发，拿出过去交的收费卡和今年的纳税通知书给她看，丁有发家两口人种了不到两亩地，以往上缴的是壹百六十壹元四角八分钱，今年税费改革了，却要上缴两百二十壹元五角九分钱，税费改革本来是要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却越改负担越重了!

　　村民杨尚禄给史守琴详细算了他家壹年种田的收支明细账。他说，他家四口人，种著三亩三分田，买稻种花去六十七元五，农药用了二十元，化肥是壹百九，从电灌站打水的支出壹百四，前后两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给了五百，稻谷脱粒八十，这样把投入加起来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将近壹千元。再说这儿壹亩稻子常产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壹季收了壹千八百壹十五公斤，按今年粮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购价，可得壹千六百六十九元八；壹季油菜，收了两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两项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农业税、水费和淠史杭工程外资还贷，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壹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这儿，杨尚禄苦涩地壹笑，说：“这还没算完。前几天，村会计又来要钱，说是清沟费还有壹百二十二元；建电灌站，建在哪儿还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涝费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费的二十二元九角五，乡村道路费的五十元四，总共加起来，就又是三百零壹元壹角八!但这钱我没给。我却特地要村会计写了壹张交费条子，我是存心要告这个

　　史守琴确实看到了那张条子。她也替杨尚禄算了壹笔账：这壹年，杨尚禄壹家四口人，从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劳力且不算，扣除各种税费之后，就只拿到了四百壹十四元八角七分钱!壹家人，壹天竟摊不到壹元二角钱；即便就是算上壹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钱!

　　在壹盒普通火柴都由两分钱涨到了壹角钱的今天，三角钱又能干什么用呢?

　　杨尚禄壹脸无奈地对史守琴说：“负担这么重，叫我们农民怎么过?我们村里的农民都商量好了，‘计税常产’不降下来，乡、村干部还继续背着上边乱要钱，我们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谋生。”

　　史守琴听了，心中壹震。

　　她也纳闷：壹亩田的“常产”能达到壹千公斤吗?她找到龙塘乡党委书记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认不可能达到，“那麽，在核定‘计税常产’时，妳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她直截了当地问。

　　没想到，王文中也是满肚子苦水：“谁也不想定这么高，但如果不这样，乡、村两级政府就运转不灵。”

　　他也为记者算了壹笔账：按实际常产，照税费改革的规定计税，今年乡级财政收入较往年就要减少十多万元；全乡十个村委会的收入，也就比过去减少四十七万八千多元，这样两级干部的工资，办公费用，兴修水利，修路，绿化，报刊杂志的征订费，以及支付五保户的生活费，等等等等，就统统有了困难。

　　他说农民有农民的难处，乡村两级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认为出台的税费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订和补充，方案制定得太死，基本上没有兼顾减负与平衡的关系，下面在操作上就壹点灵活性都没有。

　　乡长李泽芬也想不通：“我个人认为，上边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是对减负面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每户农民都达到减负目的，这在理论上讲讲可以，实际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采访归来，迟迟没有动笔。她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性很强，而且又是在试点阶段，肯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乡、村两级干部遇到的这些困难，确实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当然，税改后的农民负担非但没减，反而加重，这肯定也不是税费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杨尚禄壹脸无奈说出的那番话，更是需要引起上级领导深思的。

　　因此，她认为，肥东县龙塘乡三清村反映出的农民负担，不仅仅是个需要“曝光”的问题，如果写成壹篇内参文稿或许会更加合适。

　　于是，二OOO年十二月十壹日，史守琴以《“计税常产”缘何放“卫星”》为题，将三清村全体村民写给报社的信，连同她的“调查附记”，编成了壹期《新安内参》，直报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长和省政协正副主席，同时，抄送合肥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省市税改办公室。

　　“吏大侠”的此番用心，不仅使三清村的农民“计税常产”，由每亩壹千零四十三公斤，实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内参出来后，常务副省长张平还牵头召开了壹个专门的会议，会上根据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对全省农业税的征收工作确定出壹个雷打不动的“上线”：“计税常产”每亩不得超过八百公斤。有了这壹条 “高压线”，安徽全省类似龙塘乡变着花样儿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随之被彻底根除。

　　晚报的壹次“舆论监督”，不仅引起省委、省政府对乡镇和村级组织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度的重视，進壹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试点工作，而且仅在“计税常产”的问题上，就使得全省四千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证。这消息，传到龙塘乡三清村时，全村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后来，杨尚禄受大伙儿的委托，准备买上几大盘“千头鞭”或是“万声雷”，拿到晚报社门口痛痛快快地放上壹回，以表他们的喜悦感激之情，但壹来“大侠”不允，说即便是感谢，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二来又听说，合月巴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乱来，这事才作罢。

　　3 南极人的喜泪

　　在税改试点工作日益深人人心，各地也不断地冒出些反弹故事的时候，在江南富甲壹方的宁国市，却传出了壹条轰动壹时的新闻：南极乡三十八户摆弄山核桃的农户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

　　接着，就有更详细的消息传来，说要告乡政府的不光是三十八户，准确地说应该是三百壹十八户；说农民不光把乡政府给告了，同时被告的，还有宁国市财政局和林业局；还说农民们又怕宁国本地的法院审理不公，就直接把官司打到了宣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地区法院考虑这是南极乡农民在全省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期间，起诉乡政府强行征收税费的行为违法，这在地区，乃至在全省，都是第壹例，且原告人数众多，影响较大，按照规定就予以受理，只是他们念及这么多农民要从宁国的南极乡，跑到宣州城里来打官司，花销太大，诉讼的又是壹件事，完全不需要这么多人壹齐出庭，推出部分代表就可以了，这依然是从减轻农民的负担考虑，于是就成了现在的三十八尸。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农村税费改革，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

　　案情特殊，但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原来，早在壹九九八年十壹月中旬，宁国市政府为搞好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试点工作，曾组织过壹个工作组开進盛产山核桃的南极乡，对全乡山核桃的税源進行过壹次全面的普查。不过，普查归普查，农业特产税征收计划的数字，还是层层下达下来，宁国市不得不依然像往年壹样下派了税收任务，这任务显然与普查的结论出入太大。就是说，如果按上次普查到的情况征收，南极乡便根本完不成交下来的任务，乡政府也不得不依照过去的老办法，以税定产，把分解后的指标作为任务下达给各村，再由各村如法炮制，最后分摊到户。

　　每年，南极乡政府都是这么干的，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摆弄山核桃的农民，以往也都是这么缴的，虽然不满，胳膊总归扭不过大腿，只好就这么认著。现在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已经同农民零距离接触，情况就有些不壹样了。

　　不按照实际产量收税，首先就背离了税费改革的政策，更何况，接到征税通知单壹看，竟发现在征收山核桃农业特产税的单子上，还被注有“含育林基金”，这就把税费混收，“搭车收费”了；而且有的甚至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重复征收，明摆着是在胡作非为了。

　　农民们气不过，忿忿不平地骂道：“党的好政策，尽叫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乡政府发下来的《农业特产品计税产量核定通知单》上印得明明白白，农户对核定的数额如有异议，可在三十日内向征收机关书面申请复查，征收机关将按规定程序予以复查，并以复查结果作为依据，据实征收。现在，南极乡的农民还真的就要“按规定程序”向乡政府叫板了。

　　第壹个拍案而起的，是南极村下洪村民组三十六岁的青年农民吴深田。先是由他执笔写了复查申请，然后二十多位村民就跟着先后在申请上签了名。但是，当他们把这份书面报告交给乡干部程桂萍和唐承权时，二人却拒收。这下惹恼了下洪村民组的所有农户，他们就把下达给各家各户的核产通知单，统统退还给了乡政府。

　　接着联合村的所有农户，也全把核产通知单退了回去。

　　很快，事态進壹步扩大。关岭村栗坞村民组二十六位村民，也向乡政府递交了《要求实事求是征收农业特产税的申请报告》；没过多久，关岭又有七十位村民再次写出报告。

　　这时南极乡的农民已是群情激昂，强烈要求核查山核桃产量的书面报告，接踵而至，纷纷要求乡政府重新核定山核桃的产量，以减轻因强行下达指标给村民造成的过重的负担。

　　然而，所有的申请报告都如泥牛人海，乡政府既不打算重新核定全乡山核桃的实际产量，更不愿做出任何解释，这使得已经激化的干群矛盾，迅速恶化。不过，南极乡政府并不惧怕干群关系的这种恶化。在许多农户的山核桃刚开始采收，尚未售出的时候，乡里便开始行动。尽管中央壹再强调，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可他们依然组织起有司法机关参加的征收工作组强行征收。还划定出壹个时间界线，超出期限壹天，交纳山核桃的计税价格，就要从每斤八元增加到十三元；征收期间，还对不能及时足额交纳现款，或对计征产量与价格表示不满的，就破门入户扒粮抵税，或扣押东西抵税；稍不顺眼还会当场抓人。

　　对南极乡政府这种滥用行政权力利违法乱纪的做法，许多村民想到去市里或地区上访，请求上级领导机关出面干涉；也想到去地区或省里的报社，甚至想到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取得联系，求助新闻记者下来曝光。但是，也有不少人静下心来作了认真分析，觉得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是中央亲自部署的，既然有党中央为农民撑腰，国家又制定了那麽多的有关规定，民告官已是有法可依，难道说南极乡的大老爷们连个“秋菊”也不如?学壹回秋菊打官司又何妨!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咱也试壹试这话是否就当真!

　　第壹个当众站出来的，是被强行用山核桃抵税、妻子也被抓進过乡政府的南极村下洪村民组四十六岁的红脸汉子吴云凌。吴云凌牵了头，接下去便滚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来三百壹十八户农民，要同南极乡政府对簿公堂。

　　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中国农民了不起的進步。当然，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宣城地区法院很快依法受理了此案，院长刘顺道十分重视，不但多次听取汇报，还指派副院长吴玉才和行政庭副庭长陈卫东，及时深入到宁国市南极乡去协调这件事，后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下，便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原告补正起诉状内容和补充提交起诉证据，同时，要作为被告的南极乡政府提交答辩状。

　　南极乡政府在答辩状中，避而不谈司法机关参与了征收工作组的事实，辩称乡财政所征收农业特产税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出具给村民的完税收据是财政厅统壹印制的，且加盖有“南极乡人民政府专用章”，所收税款还是進了财政金库的，这不能说是乱收费行为；更避而不谈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辩称宁国市政府过去下文要求财政和林业部门，互相代征农业特产税和育林基金，并采取壹张票征收的办法，因此乡财政所在征收农业特产税时代征育林基金的行为，既没超越职权，也不属于“搭车收费”。只是承认，在征收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足甚至失误之处，应当接受群众监督，并及时改進”，但依然辩称：“对少数抗税者采取强制措施行为是合法的。”

　　在以生产“文房四宝”中的宣纸而闻名于世的宣城，我们在地区法院采访了本案的主办人陈卫东。陈卫东庭长说，处理这样的行政诉讼案，就要求法官不但要掌握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些有关的法律，对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也要熟悉，特别是，从这个案子看，中央部署安徽作为税改试点省，这就更需要把税费改革的政策，烂熟于心。总之，他认为，依法为农村税费改革保驾护航，是人民法官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我们赶到宣城时，宣判大会刚开过，陈卫东介绍说，通过调取证据，又案经庭审质证，合议庭最后认为，被告南极乡人民政府提举的有关统计南极乡山核桃产量的证明材料，只属壹般年度统计数字或属预测估产证明，不能作为核定农户山核桃实收产量的依据，原告质疑理由成立，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所述基本事实没有提出反证，仅是对有关性质问题提出辩驳，质疑理由亦不能成立。

　　在公开宣判的那天，正赶上初夏的壹场豪雨。南极乡的五六百号农民，包乘了九辆大客车，顶风冒雨，赶到宣城。陈卫东审判长壹看来了这么多人，不可能全让大家進入法庭，怕会闹出个什么意外，就慌忙迎上去，说妳们懂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很好，说明大家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因此希望今天能够出庭的，和不能出庭的，也都能尽量表现出当今农民良好的素质，模范地遵守法庭的纪律。经陈卫东这么壹动员，他发现，站在雨地的农民群众，顿时秩序井然。只有壹个农民，突然冲动地挤出来，准备要向他提出什么，却顿时遭到大家的反对。这场面，又让陈卫东有说不出来的感动。

　　在宣读长达二十四页纸的《判决书》时，陈卫东曾窥视了壹下站在旁听席上的农民代表，他发现大家就那样壹动不动地站着，没有壹个人交头接耳，甚至听不到壹点响动，哪怕只是轻轻地咳嗽。

　　轰动壹时的宁国市南极乡民告官的官司，以民胜官败而告终。宣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南极乡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核定征税的具体行政行为；宣判强制征收行为违法，未按规定征收育林基金的行为同样违法；本案受理费全部由南极乡人民政府负担。

　　宣判结束时，南极乡副乡长周小平已是眼泪汪汪了，他显然感到委屈，也感到困惑；因为今后南极乡政府依然无法依照规定去“据实征收”农业特产税，而且有些任务压根儿就是上边摊派下来的。许多农民代表更是泪流满面了，他们委屈过，愤怒过，现在当他们拥出法庭，和站在大雨中的黑压压壹片的农民汇合到壹起时，就已经分不清流淌在他们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因为他们运用法律的武器，对乡政府随意征税收费的行为予以了成功的抵制!

　　4 农民的困境

　　细想下来，自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就壹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因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单兵挺進，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壹直没有被触及。这次税费改革却不同，它让农村中长期潜伏著的各种问题先后浮出了水面，这也就为整体挺進、统盘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壹次难得的契机。

　　至少，在乡镇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就被空前地突显出来。

　　首先是，这种体制下的乡镇组织，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它们常常超出实际能力地進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又过多地参与了农民们的市场活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别无选择地被摆上了桌面。

　　其次是，养了许多不该养的人。乡镇如此，村级同样如此，因此精简人员已是不容回避。

　　再就是，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先看村级，别的不说，单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门强要订的报刊费用，就足以耗尽壹个村委会的全部财力，不向农民口袋里掏钱，就啥事干不成，而那些报刊又大多与农事无关，最后全当废纸处理。再看乡镇，在安徽省寿县负债高达壹千壹百多万元的壹个乡，这次税改严格了壹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这笔费用就省下十三万；严格·了壹下电话管理制度，也节支近三万；健全了壹下用车制度，省了十四万；规范了壹下用电制度，又省下十壹万；假如三年内不再安排基础性的建设支出，预计每年仅通过节支就可以减少赤字壹百万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壹改吓壹跳!

　　而其中，尤为突出，尤为紧迫的，还是机构的臃肿，人满为患。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便成了天下第壹大难题。

　　用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在全省乡镇机构改革现场会上的话说，就是：“吃皇粮，横向看，超过了任何国家；纵向看，超过了历朝历代。妳说我们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吗?养不起，最后只有转向老百姓去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当然我不是指现在都是如此，但不坚决管住，发展下去，就难避免这个趋势!” ’

　　也应该看到，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并不就是那麽简单。如果说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现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今天的改革不作综合改革与整体推進的设计，势必会顾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不是设在国务院的综合管理部门，而是放在财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财政、财经和农业三个部办领导牵头制订，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虑到本部门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财政并没有相应地投入，这样做虽然部分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使得农村的义务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比如，这壹方案很少考虑过去各地改革试点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经验，依然毫无道理地保留了无法让人据实征收的农业特产税，无法做到据实征收，就依然会造成乡村干部的随意乱收；同时将原来“村提留”中的公积金，从“农业税附加”里剔除了，好像是把它从农民的负担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还是农民的负担，而且这种“壹事壹议”，就极有可能为以后的乱收费留下隐患。特别是税费改革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乡镇正常运转和村级组织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全省看，税费改革后乡镇的收入普遍减少三成多，村级收入减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仅使正常的工作难以开展，也严重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画饼充饥，改革的目标就会落空；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现实，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开支，减负轻担。

　　安徽省五河县，正是在解决这个“天下第壹难题”中大胆突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敢于率先走出这步险棋的，是当时的五河县委书记朱勇。这是壹位从祖国西部导弹发射基地归来的转业军人。正因为在内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爬摸滚打过，·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让他低头。

　　朱勇以为，要带领大家搞好这样壹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说：“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头上。”

　　五河县也是沿淮壹带过去较早進行税改的试点县之壹，那时试点，他们壹次就清理清退了乡镇不在编和临时聘用人员两千三百五十四人。动作不能算小，由于工作做得细，就没发生上访或是闹事的。当二OOO年四月，安徽将税改试点在全省铺开时，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税费改革简单地理解为税费征收办法的壹次改变，不是大刀阔斧在全县减员，减事，减费，减机构，且不说乡、村两级的正常工作将难以维持，中央部署的这次农试点，五河县也就只能是轰轰烈烈壹阵子，过后又恢复老样子。可是，精简机构，分流人员，需要面对的问题会很多，困难也大，必须动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更要拿出破釜沈舟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今天按下了葫芦，明天就起了瓢，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仅乡镇的机构上已经精简过好几回了，结果都是风声来时雷鸣电闪，事情过后皮蛋轻松，总是陷入壹个“精简壹膨胀壹再精简壹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甚至，越精简，越膨胀，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现在中央和省里都下了这么大决心，革了“费”的命，剩下的问题就看下面各级党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烧身，给自己真正来个“釜底抽薪”。

　　在五河县六大班子的动员会上，朱勇操著浓重的外乡口音说道：“这壹次咱要来，就来点真家伙，胡弄是不管(行)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当然，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可以想出来的，以往的经验也不壹定都是可靠的，惟壹的方法就是深人实际，深人群众，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妳要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

　　采取大动作，须有大气魄，并伴之以周密的计划与安排。为此，县委开展了壹次声势浩大的“進百村、住百天、访百户”的活动，调动起县乡两级上千名干部，下村驻点，拿出了当年闹土改的劲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老老实实做好调查研究，切切实实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现的那些矛盾和问题，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为确保此项工作万无壹失，县委书记朱勇，县长张桂义，以及六大班子负责人，率先垂范，亲赴第壹线。全县二十个乡镇，二十个县级干部“分兵把守”，“驻点包片”，什么时候把负责的乡镇机构改革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什么时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县城。

　　先行试点的最大经验就是：壹个决心不走样，六大班子壹齐上。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决定着这场改革的成败。因此，朱勇特别强调：在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问题上，县级、科局级的领导干部，尤其不准优亲厚友，不准打招呼说情，不准搞人情照顾，必须坚持“壹把尺子量到底，谁违规就查处谁”，而且决不搞“下不为例”!

　　从二OOO年九月壹日开始试点，九月三十日全面推开，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结束，历时五十天，五河县成功地开展了壹次后来影响到全省的“三并三改”工作。“三并”，即并村、并校、并事业单位；“三改”，即改革乡镇机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谈并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学、相对集中、务求实效”的原则，五河县农村中小学，由原来的四百三十五所，合并成为二百四十所，撤销了壹百九十五所，减少面达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数；分流在编教师壹百七十五人，从而使得全县农村中的整体学校布局、师生比例以及师资力量相对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和并校同步進行的，是并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着眼于规模适度和便于管理，大村并小村，强村并弱村，稳村并乱村，把全县四百三十八个村，撤并为二百二十五个村，减少了二百壹十三个村的编制，精简面达到百分之四十九。这样壹来，村干部就由早先的三千壹百九十二人，锐减到壹千壹百二十五人，减少了两千零六十七人，人数精简过半，高达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组也由三千壹百二十二个，调整为壹千七百五十六个，减少了壹千三百七十六个，精简了百分之四十四。

　　并村并校工作的整体推進，为乡镇机构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更提供了保障，接着，全县乡镇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就由二百二十个，压缩到四十五个，砍掉了壹百七十五个，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事业单位也由二百五十六个，压缩到壹百二十四个，砍掉壹百三十二个，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实有人数由壹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简为七百六十八人，精简掉五百二十四人，达到百分之四十壹；其中财政全额供给人员，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简为五百二十人，精简掉四百六十二人，也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称道的还是，在这次乡镇机构的改革中，县委特别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次机构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精简，多是单纯的机构合并或撤销，很少考虑职能的转变，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说得直白壹点，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触及自身内部的利益层，当然，那时更不可能会想到要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三并三改”之后，壹些职能相近、业务交叉、工作任务较为单壹的单位，如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水产站、水利建设管理站、林业站、农业机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并，变成了农业技术服务站；土地管理所、村镇建设规划站也合并成为土地村镇建设站；法律服务所和劳动服务站均改制为社会中介机构。除还保留原计划生育服务站及文化广播电视站两站而外，通过合并、撤销、划转，就将乡镇原有的十三四个事业站所，压缩成了五个。当然，在精简压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为促成政府职能的進壹步转变，各乡镇都增设了经济开发服务中心，城关镇还特地增设了社区服务中心。在党政机构的设置上，乡镇还都将原先门类齐全、分工过细的十余个内设机构，作了较大的压缩：除城关镇和三个中心建制镇，设立了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社会事务办公室(同时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牌子)而外，其余的十六个乡镇，只保留了党政办公室(同时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牌子)和经济发展办公室，而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党政班子成员兼职，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干部的职数。

　　“三并三改”的最大特点，是五河县的乡镇机关从此不再是“五脏俱全”。

　　由于乡镇机构改革的顺利实施，有力地推進了五河全县乡镇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增强了五河县农村基层干部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壹句话：改出了压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产力!

　　有人说：这样“伤筋动骨”，是在削弱基层党的领导。朱勇却说：减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十二月九日，临近年尾，省委书记王太华也来到五河县。他就如何進壹步深入开展农村税改工作，与县里的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谈。

　　他谈得很细。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乡镇分流人员的安置上，壹是三年待岗期间的工资要发；二是到企业以后，企业开展养老保险时，在机关当公务员这段时间也应计算在内。

　　他说并校的工作，现在才起步，我们从数量上，表面上，撤并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進壹步完善。将来在农村，不论中学还是小学，都要强调规模办学，合理办学，并且要通过教师竞争上岗等措施，不断地提高教学的质量。他说现在农村的学生壹年的学费，等于农民白种了几亩地或白养了壹头猪，学校收费高的主要原因是辅导材料太多；过去没有辅导材料、同步试卷，不也培养了那麽多的大学生吗?减轻学校负担，减轻学生负担，就是要从减轻学生的书包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抓起，同时要禁止向学生收取看电影、素质教育等这费那费。

　　他说，税费改革了，农民负担减轻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将所有的村支部书记，都用财政包起来呢?妳们可以试壹试。那些机构改革中比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里任支部书记的。如果他能当好壹个村支书，以后到乡里、县里来工作，就绝对没有问题。村级集体经济下壹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这些同志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脱，就壹心扑在工作上。当然下派要实行任期制，要進行任务考核，完成任务考核目标的，就可以成“飞鸽牌”，再换另外的年轻干部接着干，这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需要，农村发展和农村稳定的需要，更是锻炼干部的需要。

　　他说乡镇机构改革后的转变职能，重点要做到“三个统壹”、“三个为主”。这就是：过去是对上负责，现在要对上、对下统壹负责，并且是以对下负责为主；过去是单壹靠行政命令，现在既要摘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办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为主来开展工作；过去只是完成任务，包括要完成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等任务在内，现在要转变为把完成任务和搞好服务统壹起来，而且，要做到以服务为主。

　　他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壹条，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王太华回到省城后不久，省委就从全省各市县挑选出了三千名优秀年轻干部，派到贫困村、后進村去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加强那里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随后不久，省委又从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抽调出壹万名优秀干部，自带行李，進驻全省壹万个经济相对滞后、基层组织相对薄弱的行政村，帮助派驻村建立健全以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规章制度，完善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群众意愿地帮助那里的农民迅速推進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安徽省各地开展的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农村税费改革同步進行了。

　　5 壹号议案

　　在安徽省全面试点的头壹年，虽然出现过淮北平原的砀山县陈庄镇，江南山区的宁国市南极乡，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南不北，地处江淮之间的肥东县龙塘乡和来安县广大乡，也照旧是我行我素，甚至闹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总体的形势，还是令人振奋的。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推动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上的改革，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也促進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壹句话：开局喜人。

　　也许正因为有了如此喜人的开局，二OOO年十二月十三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就在北京发表了这样壹个讲话：“明年将加快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中央财政也将每年拿出二百亿元人民币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这项改革。”

　　二OO壹年二月十五日，《新华网》接着也发布了壹条有关的新闻信息．：《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消息称，“二OOO年三月，中国政府决定先在安徽全省开始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今年在全国推广，二OO二年基本完成。”

　　这是新闻传媒第壹次公开披露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明白无误地表明：从试点，到全国推广，直到基本完成，每壹个阶段只用壹年时间；整个工作不超过三年。就是说，被称作继土改、“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第三次伟大改革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大功告成。

　　面对如此消息，不少有识之士深表怀疑，觉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项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壹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壹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许多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暴露出来的，有许多我们过去不曾熟悉的东西，还需要進壹步去认识，寻求凸现出来的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待时日。可以说，这场伟大的改革，还只是刚刚破题，现在就宣布此项工作将于二OO二年“基本完成”，无论怎么说都过于草率，而且，让人不可思议。《新华网》上的消息，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新华网》发布这条消息不久，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便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隆重召开。

　　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采取的壹项重大举措，又是事关各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所以，决定将被扩大试点的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国务院有关各部的部长，几乎尽数赶往了中国中部的这座城市。

　　据统计，合肥的会议，仅正部(省)级领导就来了四十八位。因此，这个会，不但成了安徽省历史上规格最高的壹次会议，也成为中国近年来有关农村改革规格最高的壹次全国性会议。

　　会上，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两会期间出现了壹件轰动性的事件，合肥会议的精神肯定就会很快地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得到贯彻落实，就像《新华网》所说的那样，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试点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时间推向全国。

　　但是，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壹件议案，却改变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这种進程。

　　合肥会议这边刚刚结束，那边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在北京拉开了序幕。会上，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十五”期间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许多代表听了朱总理的工作报告，心中的感伤却远多于兴奋。因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这类“常识性”的话，几乎是每会必讲，已经不知讲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当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壹九九O年二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坚决制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这以后差不多年年都下达这样的通知或是决定，但时至今日，农民负担仍是叫人扼腕叹息的壹桩事情!

　　福建代表团的人大代表饶作勋发言时，就坦陈当前农民最担心政策不稳，最怕的是负担过重；四川代表曹庆泽，毫不客气地指出，朱总理的报告中虽然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并没有举出突破性的过硬措施。

　　与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先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共有十位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半数言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

　　两会期间，丹麦记者甚至反诘到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农民，只是城里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在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曾就中外记者关心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大家详细算了壹笔账：

　　“我们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三百亿元的农业税，六百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壹年要拿走壹千二百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壹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三百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五百亿元，也就是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四，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六百亿元和乱收费壹律减掉。当然，农民减负担，地方财政会有缺口，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又会拿出二百亿到三百亿米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的。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亿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地方财政的缺口究竟会有多大?

　　农民负担真的壹年就只有壹千二百亿吗?“甚至还要更多”，这“还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总理都没有具体说。

　　决定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能否真正地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其关键之处，无疑就在于把账算清楚。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壹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向总理说实话》壹书的作者李昌平，对此作过具体的调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负担远远不止壹千多个亿，至少是在四千亿元以上!”

　　他分类列出几笔账：全国县、乡、村所欠债务有六千亿元之多，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需支付七百万名老师的年工资就是八百亿，每年支付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债等就有五百亿；全国县、乡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干部”计有壹千九百多万人，村、组级“干部”两千三百多万人，每年工资壹项就又要两千五百亿。

　　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三千个县，约有近三万个科局，近五万个乡镇，七十万个乡镇所属部门都需要运转，还有四百万个自然村近八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晶的需求，这些每年至少还要三千亿元。

　　总之，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若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每年的实际负担则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

　　与农民的实际负担如此之大，这显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壹直无法根除的原因所在。这也再壹次证明了朱镕基总理在李昌平的壹封信上批过的那句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为税改在安徽试点已经壹年了，壹年里，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着重重困难，可谓竭尽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改革试点之后，乡镇村级组织的经费变得捉襟见肘，还可以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增效节支上来寻求解决的途径，但是，目前实施的这个税费改革的方案，将原有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予以取消，而这个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当多的农村中小学办不下去，农村教师拿不到工资。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试点工作中出现的这种有关义务教育上的问题，及时反映上去，并得到有效的解决，壹旦中央将税改工作在全国展开，农村义务教育受到的冲击，以及造成的损失，那将会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觉得有责任将这件事写成壹个议案提交大会。

　　于是，就在这次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安徽省代表团在认真总结了壹年来农村税费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后，提交了壹份要求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的议案。

　　安徽省代表团提出的这个议案，顿时在各省的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轰动壹时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为这次大会的“壹号议案”。

　　发起这个议案的，是安徽的壹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厅的副厅长胡平平。

　　胡平平几乎是在壹夜之间，成为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胡平平已经当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代言，早已成为她自觉的行动。她所以会想到要提交这样壹个议案，不光因为她是教育厅副厅长，她本人也就是教师出身，再说安徽又是农业大省，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成了她万死不辞、乐此不疲的壹件事。

　　通过认真调查，胡平平发现，安徽在搞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壹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壹项，即“教育附加费”；再就是向农民搞“教育集资”。壹九九四年以前，各地农村基本上都没有欠过教师的工资，九四年因为实行了国税地税分税制，地方上的财力受到了削弱，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就主要依赖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余下的，全省农村每年教师工资还有的三亿元的缺口，是靠向银行借贷发放的。截止二OOO年，仅这壹项的负债，已累计高达十七亿元。实施税费改革之后，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两项收费全被取消，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要求从乡镇财政预算中安排，可乡镇财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粮，这笔经费其实便没有了着落。省教育厅为此作过调查，二OOO年安徽全省乡镇可用财力只是四十六亿元，而全省乡镇负责供给的六十六万人的工资额就已经是四十九亿五千多万元，根本没钱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况，税费改革的两项有关教育的收费，每年空出来的缺口就是十壹亿元。按规定，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改造，每年还需要三亿元，以前这钱也是靠向农民伸手解决的，现在也就不能再向农民收取。这样加在壹起，安徽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的缺口，就是壹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形势壹下变得十分严峻。仅税费改革搞得最早的壹个阜阳地区，截止到二OO壹年春天，就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六亿壹千七百二十七万元，全地区平均拖欠教师十个月工资；有的，是自税费改革以来就再没给教师发过工资!

　　全省农村义务教育欠下的教师工资、银行债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基建费用以及危房改造资金，累}t-高达六十多亿元!

　　胡平平壹想到这些就心急如焚。

　　这么大的缺口怎么办?似乎也只有两条路钉走，要不就是把臼分之四十的农村中小学停办，再不就只能这样继续拖欠下去。

　　农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是，轻了农民的担子，饿了教师的肚子，误了俺们的孩子!”

　　许多农村教师百思不解：国家既然禁止了乡镇政府的乱收费，那麽首先就得保证这笔庞大的开支有“出处”，这道理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麽多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又是如何解决来源的呢?怎么没见哪个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费来办义务教育呢?农民已经交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本就该和城里工作的市民壹样成为纳税人，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中央政府财政收人的支出就应该考虑到全体国民的利益，不应该“城乡分割，壹国两策”。况且，从根本上说，义务教育本就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否则还叫个什么“义务教育”呢?

　　问题的症结当然不在税费改革，只是由于税费改革工作的展开，使得这样壹个长期被农民负担掩盖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突显出来，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严重脱离，以致地方财政收入太少而负责的事务却又太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壹项调查，同样说明了这壹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的投人中，百分之七十八由乡镇负担，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农民“买了单”；百分之九由县财政负担，县乡两级的负担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还负责了百分之十壹；中央负担的，仅是百分之二左右!

　　无论怎么看，这样的政策设计，都是极不合理、也无道理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奋壹个民族的强大动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经费，在公共资金的支出中，大都仅次于军事费用，占居第二位。全球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壹，但其教育经费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国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壹，教育经费却仅占到三十分之壹。这让人难以思议。

　　我们可以花那麽大的气力去争取壹个体育项目的第壹，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建国五十多年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中国的农民中，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万?而且还有那麽多的文盲。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依然如此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在教育上，我们确实是个失败者。

　　中央实行财经集权的初衷，就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而九亿农民义务教育的事还小吗?

　　应该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这不仅是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壹九九三年就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应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壹九九九年，也仅实现百分之二点七九，少投入了壹点二个百分点。二OOO年，我国生产总值实现八万九千四百零四亿元，财政收入达到壹万三千三百八十亿元，如果按照《纲要》规定的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的目标，就应增加壹千壹百亿元以上的教育经费。

　　如果中央财政按照《纲要》的规定拿出壹千壹百亿元，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乃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对农民“发善心”，也不是在对他们搞“施舍”。从壹九五六年到壹九八O年，国家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就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壹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从农民的手里拿走的就更多。

　　我们已经欠了他们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应该再这样欠下去了!

　　胡平平决计要写这个议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四大班子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省里决定将它作为安徽省代表团的壹件议案，提交本次大会。

　　壹号提案壹出现，不仅引起两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还引起出席过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二十个省区领导的格外注意。现在，他们都认真地算了壹下细账，于是先后写出报告，要求中央财政帮助解决试点工作中转移支付所需要的资金。有壹个省，只是要求解决义务教育和机构改革的实际困难，就申请补助壹目零五亿元。各省加起来，少说也有壹千多亿元!

　　改革，改出这么大的缺口，这是朱镕基没有料到的。中央财政也不可能壹下支付出那麽多的。

　　是呀，积羽沈舟，群轻折轴。

　　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长年积累的结果，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显现。问题实在是太多，也太复杂了。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毫无疑问是农村税费改革第壹位的目标。但深究农民负担的成因，其复杂的程度，却足以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就像盲人摸象壹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匮于投入，基础薄弱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流通领域梗塞的原因；有城乡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监管失控，贪污腐败的原因；有社会和经济上固有的，深层次的，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说过：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业上。因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当我们感觉到需要认真解决它时，就可能已经发展成了大问题。

　　二OO壹年四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闭幕不久，海外传媒突然热闹起来，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遭遇流产的报道连篇累牍。

　　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政府的这种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流产，也不可能流产，只是再听不到《新华网》曾经披露过的那个改革的时间表。中央重新作出决定：继续由安徽省進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全国其他省区暂不扩大试点。

　　尽管这种调整，与合肥会议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这种变化，前后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这确实又是极其负责任的态度，是壹种最冷静而又最明智的决策!

　　就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受挫、流产的时候，人们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朱镕基总理正在安徽农村视察，他勉励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再接再厉，努力解决好农村税费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坚决把这项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6 寄希望于安徽

　　我们在采访中获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壹年后的二OO壹年，朱镕基总理就先后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合肥周边的农村调研；五月壹日，国际劳动节，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趁著“五壹”期间的长假，合家老小外出旅游时，他却又是在安徽的农村度过的。两次来皖，朱总理恪守诺言：不照相，不题词，不让陪餐，不准迎送，壹切轻车简从，甚至，不让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