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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党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7年3月28日 中共元老李立三一家的生死劫难
1949年李立三一家搬進一号院。安定下来后，夫人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后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动”计划，被称之“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立三路线”。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春起，对李立三的批斗升级，二个月批斗14次。他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两天后死在他们私设的牢房里。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死去的。
当时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有关他的死因至今疑团未解。
李立三离世的当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后关進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几天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软禁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
1914年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与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
1946年她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没有加入中共。
李莎的父亲是被苏联契卡抓捕后自杀的。
李立三的父亲是被湖南农会“干掉的”。
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8月释放，转到农村。
李英男2009年65岁时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俄语学院前院长。
李雅兰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不见她从事和哲学有关的职业，而是像母亲、姐姐一样，选择了语言教学和俄罗斯文史的研究。
－－www.epochtimes.com/gb/17/3/27/n8972824.htm

2004年7月18日 骆晓会：苏联背景与李立三的政治生涯
一 代表全党充当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也就是说隐在“左倾盲动主义者”李立三后面的实际责任者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一隐性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从而又代表全党充当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一件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参与者。
“立三路线”的产生有重大的苏联这一“隐性背景”，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时间上不是一种并行关系，而是一种有先有后的完全替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后来人们杜撰的。
二 居留苏联十五年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从此铸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苏联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苏联“汇报和检查”，被扣苏联达15年之久。在这个直接的“苏联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倾盲动错误；而是因为李立三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甚至还提出要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
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贯于以打击别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过起了“小媳妇”的生活。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一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本是件小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将一些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指控他为“托派”、“日本特务”、“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在苏联30年代“肃反”的最恐怖的日子里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终于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狱，死里逃生。但仍被当作“可疑分子”。
三 回国热心报效祖国却被污“里通外国”
李立三一回到中国东北，立即带着“补课”的心情，开始了解情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1946年3月，接替饶漱石担任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同苏联的关系。后由于与之打交道的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就是原参与过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员，双方产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情报和敌军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为东北局工委书记，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52年前，他的实职是主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劳动竞赛，亲抓企业管理、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同时还進行工会方针和理论问题的探讨。
1951年12月，几次检查批判会，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狭隘经济主义”等“极右”错误的调子，李立三为此被迫离开总工会；1954年9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还乡休假，后改任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然主张要区分所谓两种个人崇拜，此说一出，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就有人出来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极大助长了个人崇拜。特别是，李立三自己对毛泽东也如同敬神一样：被免职还乡竟然不敢去安源这个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为“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当着李立三的面，将其列举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之一，并将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并提。李立三听了报告后“很难过”，立即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毛泽东将他与王明应有所区别；但毛在4月11日一次谈话中仍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来临，李立三这位“老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当时虽还是华北局书记，却早已没管事没实权，本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关照”。但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起利用他这个“活档案”，要从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刘少奇的“罪证”时，就在劫难逃了。结果李莎重新被污为“苏修特务”，李立三则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帽子，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用尽了文革中所有批斗方法，甚至私设牢房，轮番批斗、审讯。1967年6月22日，68岁且患有高血压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最后“自杀叛党”，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亲笔遗书中，其称呼仍用的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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