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极权统治对法治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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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极权统治对法治的破坏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4月1日
作者 郭罗基
没有宪法无从实行宪政；但有了宪法不壹定能实行宪政，要看宪法有无权威。这就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提供实行宪政的有权威的宪法？什么样的宪法才能对社会具有实行宪政的权威？研究的目的是在中国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
壹. 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世界历史進入近代，壹些先進国家在实现生产工业化的同时走向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宪法。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自由已经确立，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治，但时时受到君主专制的威胁，于是发生了立宪运动。当事实上出现了民主政治或至少具备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之时，才需要宪法；有了宪法，又進壹步促進和巩固民主政治。宪法不能产生民主，但它能保障和发展民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宪法确认的民主就是宪政。宪政的实施不是从纸上设计、构思宪法开始，相反，宪法的产生必须以现实中的壹定程度的民主为前提。
宪政国家的宪法，多数是成文宪法，也有不成文宪法(例如英国)，总之必须有宪法，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但不是所有的宪法都能实行宪政。当代世界上有壹百五十多个国家有宪法。据亨廷顿的估计只有三分之壹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1] 另有壹种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二十壹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三十个左右国家维系著不太稳定的民主制度。[2] 说法与亨廷顿差不多。相当多的国家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研究宪法和宪政的关系特别是有了宪法如何过渡到宪政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学中的重大课题。
先進国家从政治民主化到立宪，从立宪到实行宪政，是自然历史过程。后来的国家往往只是接受结果，没有创造前提。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竞相仿效立宪，从外部引進了宪法并寄希望于壹部宪法带来壹国宪政，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宪法虽有了，却没有发生作用的土壤。国民党在大陆颁布的壹九四六年宪法并没有能够改变壹党专权，未几又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四十多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事实上走向民主，才又回归宪法。
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宪法存在的现实前提。立足于民主社会的宪法才有实行宪政的效力。
民主的三个层次
民主表现在三个层次：提出原则，建立制度，形成程序。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协调彼此的意志和利益。少数强制多数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才是合理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决定，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原则总是最壹般、最抽象的，原则的实现还要加上诸多的条件。牛顿力学提出“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实际上没有壹件事情直接符合这壹原则。民主政治也是这样，原则上是多数决定，实际上组成政府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必须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但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了按民主的原则处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持有者的关系，又要建立壹系列的制度，例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弹核制度等等。制度执行的结果，可以很不相同。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转，还要形成适当的操作程序。美国的民主不是体现在什么人当总统，而是体现在按什么原则、制度、程序产生总统。
中国大陆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当然也是因为立宪的过程缺乏相应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在批评国民党的时候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壹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3] 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还是在“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的条件下忙于立宪，宪法颁布了四部之多，依然没有宪政。之所以说“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表现在原则、制度、程序脱节。程序和制度脱节：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序、领导人更叠的程序等，体现不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度和原则脱节：原则是“高度民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不出民主。壹九七五年宪法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根本不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自主，谈何民主？黎安友教授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试验，不同时期建立的壹些民主制度都失败了。原因何在？这些制度不是按民主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外国搬来的，在中国还往往包含着与民主的原则相反的原则。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每壹个政治运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给自己披上壹件用民主的神话织成的外衣。但在这些运动的驾驭者的内心深处却把民主理解为‘国家与平民百姓这两者奇妙地合为壹体’；实际上这是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4] 这里提出了壹个深刻的问题：怎么会“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民主怎么会变成相反的东西？在中国还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首先在原则上弄清究竟什么是民主，然后理顺原则、制度、程序的关系，才能造成民主政治的事实，从而求得宪法的实施。
中国人应该理解民主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是“民之主”。“民主”壹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暴君夏桀不配作“民主”，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才是“民主”。在后来的春秋时代，词意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也有接受近代民主的思想基础，但在“民主”的概念之外，那就是“民为重，君为轻”、“仁政”、“爱民”、“载舟覆舟”等等。汉语中“民主”壹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因此，虽然运用相同的“民主”的词汇，很容易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中国人追求人民自己作主的近代民主壹百多年，竟出现了返祖现象，“民为主”又变成“民之主”。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就是“民之主”吗?
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壹八九四年十壹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壹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壹九壹壹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壹九壹九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壹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進行启蒙运动的战斗旗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后来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民主和科学”的旗手在共产党内却成了“老头子”，实行的是家长制。壹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又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后是国民党的壹党专权。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所進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还加上壹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既往，以示彻底。毛泽东说过：“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5] 壹九四五年黄炎培在延安谈到历史上朝代兴亡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壹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 但壹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走上这条新路，还是走了壹条老路。反对国民党壹党专权，结果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壹党专权。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屎”。秦始皇和马克屎怎么能相加？不过是披上了马克屎外衣的秦始皇。毛泽东走的还是壹条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老路，反对秦始皇的陈胜、吴广取得政权以后自己又转变为秦始皇。
壹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第壹，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第二，谈论民主，不壹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这两条教训，还值得当今新壹轮的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深思、三思。
在民主的旗号下实行不民主以至反民主，具有极大的迷惑力。但这不是壹个伦理学问题，如果仅仅以“虚伪”、“欺骗”等等来進行谴责，是极其肤浅的。在反对国民党时，共产党的民主理念不可谓不真诚。壹批又壹批的知识分子，冲破封锁线，奔向解放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苦，所为者何? 无非是为共产党鼓吹的民主所吸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够了苦头的邓小平总结教训时，也不可谓不真诚。壹九七八年，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 可谓语重心长矣！人民对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寄予莫大的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加步枪。邓小平还讲过壹段很精辟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射秽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壹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8] 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吗？不是说射秽主义社会有高度的民主吗？人们有理由向邓小平提出：为了防止象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射秽主义法制的事件，为了避免象毛泽东那样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请妳们先实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虚伪的民主、低度的民主。邓小平的这些话把斯大林、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关系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破坏射秽主义法制，毛泽东认识到了，但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的问题严重得多。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认识到了，但他制造的“六四”流血事件又比毛泽东导演的天安门事件严重得多。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自以为是民主的。这就要从政治学上進行分析，民主的原则怎样发生变异，引出现反民主的结果。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类型的民主。中国确实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但只要是民主，必定反对专制、独裁；因此，不同类型的民主又有共同点。中国官方的理论总是强调射秽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只讲民主的特殊性不讲民主的壹般性。几十年中起劲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结果是没有任何民主。专制、独裁都是少数人或壹个人的专横。与专制、独裁对立的原则是多数决定，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不同类型民主的共同点。研究就从这个简单明了的原则开始。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壹：少数服从多数成了多数任意处置少数。
民主反对少数人的专横不是代之以多数人的专横，少数人的专横和多数人的专横都是专横。民主原则不是仅仅把少数和多数的数量关系颠倒过来，更重要的是反对、否定、取消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专横。
从苏联到中国流行壹种理论，认为少数压迫多数是不合理的，而多数压迫少数就是合理的了。毛泽东在回答“妳们独裁”的责难时说：“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壹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9] 这就是理直气壮地主张多数人的独裁。毛泽东的惊人之语是壹个矛盾概念，什么叫“民主的独裁”？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又发明了“独裁的民主”，异曲同工。“民主的独裁”和“独裁的民主”虽然都想和民主非法偷情，终究是独裁。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区别多数人独裁还是少数人独裁、好人独裁还是坏人独裁；而且，毛泽东认为多数人独裁就是民主，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好人独裁就会产生民主。其实，凡是独裁必定反民主。
斯大林滥杀无辜，人所共愤。毛泽东总结了教训，提出两类矛盾的理论，即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认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壹点，被说成是壹个巨大的贡献。“固然，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承认了，这是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但是，承认了又怎么样？毛说，专政的手段不适用于人民内部。这并没有阻止他滥用专政的手段。如果要对壹个人实行‘专政’，只要先把他定为‘敌人’就行了。这不是壹样吗？”[10] 问题在于：没有适用的法律，只要多数人同意就可以把壹个人或少数人定为“敌人”；壹旦成为“敌人”，也不需经法庭，又可以由多数人执行制裁。正是直接运用毛的这种理论，壹九五七年在每个单位都宣布少数人是“敌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進行处理。被称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全国来说竟有五十五万之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就是多数人独裁，也可以算是好人独裁。“群众”判定某人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就可以進行抄家、劳改、打入“牛棚”。当时称之为“大民主”，其实是大不民主。这种多数人独裁、好人独裁比之少数人独裁、坏人独裁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有过之无不及。在中国，经常抓“壹小撮”。“壹小撮”并不是壹个法律概念，但落入“壹小撮”就成了“敌我矛盾”，免不了遭受打击、迫害的命运。今天抓“壹小撮”，明天抓“壹小撮”，久而久之就成了壹大片。
只要容忍多数任意处置少数，就会发生惊人的变故：少数可以魔术般地变成多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斗争。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党内是处于少数地位。他在壹定范围内造成多数，并利用多数镇压和消灭壹两个“反对派”。壹次得手再来壹次，零敲碎打，各个击破，把“反对派”──从托洛斯基到布哈林全部清除掉。到最后回头壹看，原本是多数的“反对派”消失了，而大策略家斯大林则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因为多数可以任意处置少数，人们就不愿意成为少数，怕当“壹小撮”。什么决定都是“壹致通过”、“壹致拥护”，这就没有少数了。没有少数，也无所谓多数。没有多数和少数，民主的原则根本不起作用了。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二：谁的意见正确就代表多数，服从多数变成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是行动的原则，不是思想的原则。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壹个群体、壹个社会行动上怎样才能合理，并不是思想上怎样才能正确。在采取共同行动时，多数决定是合理的，少数决定是不合理的。多数的意见并非总是正确的，即使不正确，多数决定仍然是合理的；少数的意见未必不正确，即使正确，少数强加于多数仍然是不合理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对这壹点是很清楚的。刘少奇在论述白区工作中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说：“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11] 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同了。毛泽东经常强调发扬民主是为了集中正确的意见。邓小平也说：“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2] 如果“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最终还会“集中”成为要求大家服从的意见；如果“不正确的意见”是多数呢？也只是“给以适当解释”。这就和当年说的不壹样了，共产党不再“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手中无权，强迫多数服从少数也办不到；手中有了权，就不在乎多数或少数了。
要求服从正确而不是服从多数，这是要求服从“党的领导”的壹种论证。共产党是由人民中的少数人组成的。为什么人民的多数必须服从少数？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封为“光荣、伟大、正确”，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正确。通过表决作出决定，通过投票進行选举，这是铁定的民主程序，但在中国壹度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协商壹致”更民主。为什么？因为在“协商”中可以按“正确的意见”达成“壹致”。不需要表决，不需要投票，重大决策和候选名单只要“协商”就行了。“协商”到没有不同意见，壹次性鼓掌“通过”；不壹致再“协商”。有了不同意见要求服从正确，只能壹致不许不壹致，没有多数和少数，民主的原则又不起作用了。
为什么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不能以服从正确代替服从多数？民主是政治，政治计较利害得失。讲究是非对错，是哲学。区分善恶好坏，是伦理。不同的领域不能互相侵犯，不同的范畴不能互相混淆。民主追求的是合理；所谓合理就是按多数人的意志协调利害得失。合理不等于正确。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厂里比较普遍地选举“老好人”当车间主任。当时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工人的“素质”差，不能搞选举。“老好人”当选虽然不壹定正确但完全合理，因为工人害怕“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所以看中不“整人”的“老好人”，是为了运用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好人”当不了家，搞不好生产，再壹次选举就选出了能人。民主的错误，民主自身可以纠正。而独裁的错误，独裁自身是不能纠正的，只有等待独裁者身亡或被人打倒才算了结。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必然会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权利。错误的东西、坏的东西只要它并没有丧失存在的权利是不应当任意消灭的。如果以“错误”和“坏”为理由侵犯权利，就是破坏民主的原则；而民主的原则壹旦遭到破坏，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存在的权利也就没有保障。强制服从正确，恰恰是走向不正确。民主只能提供平等的竞争，让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好的东西克服坏的东西。所以，实行民主要求相应的宽容精神。有了不同意见，谁来判定正确与错误？这就是下壹个问题。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三：把民主制改为民主集中制，民主就屈从于集中。
民主制和集中制是对立的。集中制即集权制。民主集中制究竟属于民主制还是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但是必须认清，民主集中制壹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壹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多么大。”[13] 民主集中制同不要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当然有很大的区别。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集中制虽有区别，但同样都是集中制。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壹直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从苏联引進了民主集中制，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壹拍即合。
中共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具体化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不是制度。作为制度来说，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层层服从，集权中央。取得政权以后，民主集中制又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现行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具体解释。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据说是“联系关系”。[14] 《宪法》第壹百壹十条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壹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壹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国家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实际是行政集权制。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壹开口便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国务院之上还有党中央。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行政集权制，最终是共产党集权制。
民主本身本来包含着集中。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是民主又是集中。而民主集中制则是确立壹种民主之上的力量来执行“集中”的职能。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变了质，只是有权发表意见、无权作出决定。作出决定的权力在于民主之上的“集中”。民主集中制不过是以民主为装饰的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不同就在于允许人民发表意见，然后由民主之上的集中作出决定。所谓集中，是集中“正确意见”，不是多数意见；如果由多数意见作出决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而所谓“正确意见”，又是符合集中者的意见。官僚主义集中制即专制集中制，人民连意见都不许发表，直接由官僚和君主作出决定。专制集中制是直接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同它的区别只是间接集中制，也就是多壹道“发扬民主”的手续，再進行集中。或者说，是以民主为手段达到集中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了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说了，“好话坏话都要听”。也只是“听”而已， 既然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就不包括已经被断定为“坏话”的话。所谓“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只是“让人讲话”以后進行选择；“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又可以为“让人讲话”规定范围。而且，有权让人讲话，也有权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就集权，这是专制；让人讲话再集权，不过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下的民主，是壹种无权的民主，类似于清朝官僚张之洞所言：“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15] 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祈求“开明专制”，其实，固已有之，何必祈求？毛泽东、邓小平比起慈喜太后来，都是“新权威”。在“开明专制”下，人民不能“揽其权”，所以无法保证它开明下去。只要是专制，从开明到不开明易如反掌。壹九七八年，邓小平说：“过去壹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6] 可见，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和“集中”不是不可分割的，“集中”可以离开“民主”，成为直接集中制。“离开民主讲集中”，就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邓小平说“民主太少”，不合逻辑，乃掩饰之词。
民主集中制产生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的年代，还有壹定的历史理由。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它比专断和密谋较为合理。但取得政权以后，作为壹种国家制度是不合理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法有了改变，他说，苏维埃国家机构“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1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集中制应当被直接民主制所代替。作为职业革命家集团的共产党，列宁主张集权；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列宁主张分权。列宁指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应享有中央委员的壹切权利”，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壹个重要职能是“经常检查政治局的壹切文件”。[18] 这就是分权制衡。套用邓小平批评美国是三个政府的说法，列宁的主张就是共产党应有两个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力的分化，就没有民主。但列宁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共产党的分权、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分权远没有制度化，列宁就抱恨终天了。斯大林上台以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更加集权，无法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也是职业革命家集团，而且是武装集团。在战争年代形成了集权制，那是无可奈何的事。问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的党内集权推广成为国家集权，又演变成为个人专权。在夺取政权时实行党内集权，还可以说是为了向国民党争民主；取得政权以后的党内集权、国家集权、个人专权完全是反民主的了。
防止民主的变异在于对权利的尊重
实行民主，必须承认壹个群体、壹个社会的成员具有同样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根据同样的权利才能自由发表意见；根据不同的意见，才能区分多数和少数。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权利的运用；运用权利的结果，不能反过来成为剥夺权利的理由。少数强制支配多数，固然是对权利的侵犯；多数任意处置少数，同样也是对权利的侵犯。对权利的侵犯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在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时不予制止，发展下去，必将殃及多数人。坚持民主的原则，首先就在于对权利的普遍地肯定；根据普遍的权利，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是同壹原则的两个方面。
实行民主不仅要肯定普遍的权利，而且还要肯定权利的平等；发表正确意见和发表错误意见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作出决定时必须坚持“壹人壹票”，不能允许某些大人物因为“壹句顶壹万句”而“壹票顶壹万票”。普遍的权利、平等的权利都是完整的权利。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将权利分割。壹些人只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利；作出决定的权利交给了另壹些人。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保障。
实行民主就是维护人的或公民的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权利。
五四时代的民主启蒙者是有局限的。他们启蒙的是“国”，不是“人”；民主仅仅是救国、爱国的手段，没有進壹步指出救国的根本是救人，爱国的根本是爱人。提倡爱国而不同时提倡爱人，代表“国”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人”对“国”的依附关系，就会导致人的权利之丧失。国民党利用了爱国，蒋介石说：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19] 共产党也利用了爱国，同样要求个人为国家作出无条件的牺牲。爱国者不为国所爱，这是在中国发生的爱国的悖论。在中国实行民主必须强调“人”，人的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制。壹九二七年以后的国民党壹党专权，壹九四九年以后的共产党壹党专权，都是党主制。从君主制到党主制，“家天下”变为“党天下”，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多少有壹点革新，但远远跟不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在中国实行宪政，艰难的、重要的壹步是将党主制再度革新为民主制。
二. 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進行有组织的活动。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進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君主、国王、皇帝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到了近代，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宪法权威所代替。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控制壹个权威人物就可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壹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城头变幻大王旗”。确立了宪法的权威，不管总统、首相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物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宪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法治离不开人，人治也并非没有法；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宪法权威是契约权威。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宪法就是全社会最高的契约，通常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的权威不仅表现在法律体系中它是根本法，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包括人民和政府都必须遵守。
并不是按立法程序通过的宪法都有权威，所以需要研究宪法何以有权威？
人民遵守宪法和服从王法是不同的。服从王法是被迫的、暴力强制的结果。王法的权威来自于法之上的更高的权威──王权。中国古代称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了不起的德政。那麽，王本人犯法呢？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就是王为别人制定的。王的意志就是法，所以说“言出法随”。否定了王权才出现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如果在宪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没有宪政。人民服从王法没有为什么可言，遵守宪法就可以问个为什么？
人民需要守法
卢梭认为，法律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所以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壹点上，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契约论贯彻到底，离开了契约关系又从意志关系来解释守法，变成了道德自律。他不能说明，违法同样也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孟德斯鸠弥补了这个缺陷。他认为，如果壹个公民不守法，他人也可起而效尤，反过来又使本人受损失，自己势必非制止不可。破坏了契约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他说：“如果壹个公民能够作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会有这种权利。”[20] 壹个公民可以用违法的手段取得某些特殊利益，前提是别人都守法，也就是说违法者得益即守法者受损。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违法手段取得补偿或攫取更多，结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遍违法，社会混乱，必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文化大革命”中，发明“打、砸、抢”的人起初占了便宜；别人也搞“打、砸、抢”，自己就惶惶不安了。打来打去，壹场混战，大家都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了。社会不能壹次又壹次地重新制定规则。在社会陷入混乱之前必须制止违法者，给予制裁。
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但法律和道德不同，它是强制性的。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自由的，企图得到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就会遭受制裁而变得不自由。封建社会臣民的守法是出于对王权的恐惧感，民主社会公民的守法恰恰在于宪法所赋予的安全感。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调查，在壹千个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最足以体现自尊、值得自豪的是宪法以及由宪法带来的民主和自由。[21] 美国人对宪法的尊重，统计概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权威，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是‘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人们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22] 对个人来说，确认守法有好处、违法有坏处，才会乐意守法而避免违法。宪法之所以能为人民遵守而具有权威，就在于它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但它所保障的是普遍的权利，不是特殊的权利；如果追求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权利，恰恰是失去了普遍的权利。违法是为了得到超过别人所有的自由，结果连与别人同样的自由都没有。这就是人民守法的利益机制。
宪法不为人们所尊重，有两种情形：壹种是宪法规定了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另壹种是宪法没有规定或虽有规定而没有保障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在中国，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被判为违法，就是属于后壹种情形。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必将遭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对，舆论和法制发挥的作用，结果是加强了宪法的权威。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受到挑战的是宪法。终有壹天，宪法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作出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正是为了以有权威的宪法代替没有权威的宪法。
公民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实际是政府违法。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守法。
政府需要守法
政府是权力中心。在历史上，社会的稳定总是靠强大的权力中心来维持的。缺乏权力中心或权力中心失控，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权力的滥用，同样会使社会发生混乱。“壹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壹条经验。”[23] 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临天下，大权独揽，更是不可能不滥用，所以历史总是壹治壹乱，周而复始。在没有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要求建立政府权力；在有了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又要求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如何建立政府权力，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经验；如何制约政府权力，人类几千年没有解决。近代的宪政就是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仅仅凭借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社会的稳定是暂时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更有利于维护持久的稳定。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稳定压倒壹切”就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压出来的稳定。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壹切都被压倒了，壹切都将起来反抗。压倒壹切的稳定，孕育著壹切都不稳定。
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是十七、十八世纪先進思想家的主张。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的天然权利。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的天然权利而建立的，因此获得正当的权力。卢梭认为，人们交出自己的权利，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权力。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权利的形式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人们就可以重新订立契约。卢梭忽略了壹点：人们不能交出全部的权利，最终必须保留是否愿意交出权利的权利，也就是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如果人民必须交出全部权利或者交出权利以后无法收回，政府权力就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孟德斯鸠又進壹步提出壹个命题：“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4] 只有权力的分化，才便于人民的制约。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从社会科学来说，是有缺陷的。以“天赋”论证人权，等于什么也没有论证。以“社会契约”来说明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过于宽泛，也是不适用的。恩格斯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5] 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肯定了人的权利高于政府权力，得出壹个千古未有的结论：损害人的权利的政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这对于追求民主、制定宪法、实现宪政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被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壹种政府损害这种目的，那麽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
在专制社会，法的权威来自王的权威。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威来自宪法的权威。宪政的力量就在于使政府不得不服从宪法。不服从、不遵守、不尊重宪法，政府就丧失它存在的合法性。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问题是他们想逃法、枉法、违法，制度和舆论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后，陷入四面楚歌：国会弹核，报纸谴责，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就因为总统丧失了合法性，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他伟大领袖的权威去奚落宪法的权威，表现了中国式的权威和美国式的权威格格不入。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解释，以宪法权威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才是实践的结果。马克屎主义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但对实践的结果是十分肯定的。马克屎在《壹八四八年至壹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愤恨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26] 恩格斯直到老年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27]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思想告诉人民；相反，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还在那里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恩格斯逝世前壹年又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進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还要马上去建立。所以他以德国人的口气对法国人拉法格说：“妳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妳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28] 很明显，迄今所有的射秽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射秽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恩格斯所羨慕的象法国那样的以宪法为权威的民主共和制，而且应当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建立，多么紧迫！二十世纪建立了壹种以政党为权威、以个人为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符合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始人的原意。
政府权力的合法性
最早的宪法文件所要求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是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怎样统治？只有通过多数人同意和认可的政府来行使权力，才能進行统治。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旬(Lucian W. Pye)作了壹点重要的补充：人民的认可赋予政府合法性，而政府的合法性也会导致更高程度的认可，互为因果。[29] 政府不遵守宪法，当然就丧失了合法性；遵守宪法也不能壹劳永逸地具有合法性，政府必须定期地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才具有连续的合法性。表达同意和认可的有效方式就是选举。
中国人如何说明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对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有三个方面：第壹，符合正统。从合法性的政权继承而来，所以也有了合法性。皇帝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身分，往往是从“高祖太宗”说起；祖宗太多了，数不过来，就说“列祖列宗到而今”，表示壹脉相承，正统所在。第二，符合道统。以思想理论的正确性来加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了千年道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改良主义的鼻祖，就是为了争道统。第三，符合天命。改朝换代，继承断裂，合法性从何而来？来自天命。《易》记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武王汤是第壹个变革天命的人，为后代所效法。推翻壹个政权，取而代之，就说受命于天。故皇帝称“真命天子”。连农民起义也要借老天的名义来创造合法性，汉朝的黄巾起义打的旗号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正统、道统归根到底也是符合天命。“天何言哉？”天命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实际上不是根据合法性取得政权，而是取得政权以后用壹种合法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专制政权存在的真正的根据是暴力，无非“打江山者坐江山”。
传统的合法性的论证，在当代中国还在起作用。华国锋得了毛泽东的壹张条子：“妳办事，我放心！”就足以代表正统，当上了“伟大领袖”之后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道统。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提倡“完整准确”，表示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更高，是争道统。道统的祖师爷当然是马克屎，马克屎在中国充当了现代的孔夫子，成为共产党政权思想理论正确性的象征。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壹项就是从马克屎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都要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是“革命”。序言中写道：“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革命”是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反革命”就是非法、违法，被定义为刑法上的严重罪行。“革命”的含义和古代不同，但论证的方法和古代相同，认为壹次短暂的革命可以成为政权长期存在的合法性根据。革命是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相反，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才能充份证实革命的正义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由群众广泛参与、得到人民拥护的，但垄断政权并未为人民所同意和认可。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论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壹切”。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不能出人权；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就有可能不讲民主。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看到了此种弊病，提出“还政于民”，这是他开明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指挥枪、用枪杆子取得政权以后还是用枪杆子掌握政权。壹九七五年宪法居然赤裸裸地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壹九八九年，以调动军队、向人民开枪的办法来处理政治风波，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权力以及权力的本质作了充份的自我揭露。用军队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决无民主可言。“六四”流血事件以后，人民要求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的呼声更高，就连领导人当中也有人清醒了。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壹个政府不能靠军警来维持。”[30]
壹个政权是否经人民认可，首先可以用相反的命题来证明：它是否允许人民不认可？如果不许不认可，认可也就没有意义。只有允许人民不认可的政府，才需要和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革命”的既成事实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当然就不再需要人民的认可。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壹个不许人民不认可的政府。人民面临壹个不能选择的政府，任何不认可的表示都被认为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反革命”，成了政府镇压人民的理由。当然，少数人不认可不能废立政府，而且也许不认可的理由并不正确，但他们有此种权利。其实，有时不认可的表示不过是对政府的正当的批评。不许人民不认可，这就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公民权的根源。认可和不认可是同壹种选择的权利。只许认可、不许不认可，是侵犯了选择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另壹种偏向。“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对某些地方政府只许不认可、不许认可，打击、迫害政府的支持者，这也是侵犯了选择的权利。在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改革派、民主派要学会尊重人民选择的权利。
壹个不尊重宪法的政府照样能够存在，这说明宪法是没有权威的了。政府镇压反对派、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否有好处？壹时可以维持表面强大，从长远来说必将内囊空虚。镇压行动即使消灭了人，并不能消灭思想，同样的思想也会在别人的头脑中出现。镇压行动又会引起更多的不同政见。为了维护第壹次镇压就需要進行第二次镇压，形成加大的恶性循环。壹个政府走上了侵犯公民权利的道路，终究要爆发合法性危机。历史已经证明，对权力的滥用必将导致权力的丧失。
宪法权威的基本要素
宪法的权威就在于两个方面：保障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法国的《人权宣言》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确立分权的政府权力才能够加以制约。在十八世纪可以说没有这两个方面就没有宪法；在二十世纪还可以加上壹点补充：没有这两个方面有了宪法也没有权威。宪法越能保障人民权利，人民就越守法，而宪法就越有权威；宪法越能制约政府权力，政府就越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宪法也就越有权威。
宪法的定义就表明宪法权威的源泉所在。
中国的法学家张友渔搜集了有关宪法的众多定义：
“宪法是规定政府的重要职权、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根本法。”（詹姆士）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包含政府成立的原则，规定主权的划分，指明行使各部份权力的人物和方法。”（库力）
“宪法是壹部根本法，政府依据它而组织，个人和法人的权利也依据它而确定。”（查里士）
“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及人民和政府间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本规则或法律。”（蒲莱斯）
“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孙中山）[31]
对宪法还可以下更多的定义。无论怎样下定义，总是离不开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是专制制度的特征。人民权利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是民主制度的特征。
专制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政府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多少有壹点权利是政府给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壹点：权力决定权利。
民主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民权利有了保障，所以政府权力才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壹点：权利决定权力。
宪法权威的源泉就在于权利和权力的这种关系：以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这是实行宪政的根本关系，由此又决定了两种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权的，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权的。
历史的镜子
宪法权威的这种逻辑关系在立宪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份证明。
英国是立宪成功最早的国家。壹二壹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后世启示了壹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权利。开始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壹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向王权展开了斗争，争取人民的权利。壹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是第壹个宪法性文件。壹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進壹步保障人民的权利，以对抗王权。壹六八八年发生“光荣革命”。壹六八九年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成为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权利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逐渐从主权在君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被至高无上的宪法权威所取代。英国虽然没有壹部成文的宪法，壹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是实行宪政的保证。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宪法都明文规定君主必须服从宪法。日本宪法指出，天皇的诏书违反宪法的条款壹律无效。比利时宪法第七十八条写明：“国王除由建国法及归附于建国法所特别揭示的法章外，不得有其他权势。”
法国的立宪道路不同于英国，是革命立宪。法国国王和贵族拒绝妥协、不肯让步，资产阶级只好领导人民把他们推翻。壹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立即发表《人权宣言》，它的第壹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还强调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壹七九壹年通过的法国第壹部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言。革命立宪与君主立宪的不同就在于手段──暴力或非暴力；目的相同，都是争取人民的权利。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在壹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未成为事实，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也不能实现，又出现拿破仑称帝、王朝复辟的动荡局面。从壹七九壹年到壹八七五年，八十多年间法国制定了十壹部宪法，就是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本来是不需要暴力的。统治阶级抗拒人民的权利要求，不得已只能用暴力把它推翻。所以，应当说非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才是正常的，而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是必要的、但不是正常的。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总是颂扬暴力，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使用了暴力，因而民主革命是彻底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用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不彻底了。他们往往把革命和妥协变成道德概念，似乎革命就是好，妥协就是坏。革命和妥协必须以条件为转移。旧的政府权力愿意、允许、可能接受制约，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立宪就是好；相反，滥用暴力就是坏。有些历史学家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而加以责备。英国曾废除王室，后又恢复。现代的英国资产阶级已足够强大，若要废除王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资产阶级是很精明的，拿出壹大笔财政支出来供养王室，想必是这个王室对维持社会稳定有用。连壹部成文的宪法都不需要就能实行宪政，难道不是说明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很巩固的吗？
美国的立宪道路也使用了暴力，但又不同于法国。美国的宪法和宪政优于法国，但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走出立宪的道路，这方面不如法国典型。北美人民是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進行了独立战争之后立宪的。壹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产生的《独立宣言》，为追求独立而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人的权利。马克屎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壹个人权宣言”。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壹个半世纪后中国的五四时代仅止于呼喊民族救亡而没有進壹步提出人的权利的局限性。独立战争胜利后，壹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实行联邦制。美国的政治家们最初只是注意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宪法上没有关于人民权利的明确规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壹七九壹年在宪法中增加了十条权利法案，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又从另壹方面证明了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而后美国宪法虽作了几十条补充，壹直有效。它是世界上第壹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壹部宪法，对其他国家的制宪具有示范作用。
成功的立宪，有如下的共同点：第壹，无论君主立宪还是革命立宪，都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实现于自下而上的努力。第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得到协调，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宪法秩序的确立。第三，经历了漫长的连续性的过程才能完成立宪。君主立宪当然是漫长的，革命立宪取得政权可以成功于壹旦，而完成立宪仍然是漫长的。立宪的过程不仅是漫长的，而且必须是连续的，形成了历史的惯性才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力量。
中国的教训
中国的立宪已有近百年，至今未能实行宪政，也必须从历史中寻找教训。
中国的立宪道路是曲折的。英国式的道路、法国式的道路都走过了，而且出现多次交替。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是英国式的道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是法国式的道路。但两种道路都没有走通。究其原因：
第壹，立宪局限于上层，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立宪的第壹次尝试，有進步意义。但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抗争，不是满足人民的权利要求。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京师竟有壹万多人去“看杀头”，可见不关人民痛痒。光绪三十三年(壹九零六年)，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上谕”中说：“时至今日，唯有……仿行宪法，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之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耳。”立宪是为了保证“大权统之朝廷”，当然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的立宪运动往往缺乏群众性，而暴力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却最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暴力革命的目标，重在权力的转移，而不是权利的实现。权力转移之后，立宪活动又回到了上层。上层的立宪主要是制约民众，而不是制约政府。
第二，每壹次立宪很快被否定，下壹次又另起炉灶，因而立宪的过程缺乏连续性。晚清的君主立宪被辛亥革命所否定；民国初年的立宪又被袁世凯所否定；国民党的立宪否定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立宪；共产党的立宪又否定了国民党的立宪。壹百年的立宪，过程不短，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
第三，立宪不是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反，总是壹方排挤另壹方、壹方压倒另壹方。所以立宪的结果非但没有形成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反而加剧对抗，不能形成稳定的宪法秩序。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立宪不成功有许多复杂的原因。研究历史的教训，可以在未来的宪政运动中创造条件加以避免，超越过去。
三. 中国应该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说不起作用，但是否具有权威的作用？壹九八壹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却是壹种权威的看法。
权威在哪里？在“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权威在宪法之上。壹党专权，有了宪法也不能实行宪政。
壹党专权的两种出路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到壹党专权有两种出路：壹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壹党专权在猛烈的冲击下顷刻瓦解；另壹种是象台湾的国民党那样，逐步开放报禁、党禁，放弃壹党专权，走向宪政。
苏联剧变以后，共产党连同它的壹党专权都崩溃了，但社会也陷入了困境，用尽“振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中国如果步苏联之后尘，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掌权的历史，总是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人民对共产党的批评监督，往往被说成觊觎权力。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惴惴不安，神经过敏，这是压制民主以至镇压人民的壹个重要原因。“六四”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说：“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马克屎主义的这个真理，现在并未过时。这壹点，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又壹次得到证明。”[32] “马克屎主义的这个真理”用得不是地方。“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列宁说的，是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说的。取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有壹种说法：“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33] 政权问题有两方面：壹是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壹是取得政权以后正确地运用政权；而后者比前者困难得多。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列宁也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讲这话的时候，取得政权才四年多。谁知过了七十多年，苏联共产党还是不会运用政权而又丧失了政权。苏联共产党专注于垄断政权，没有象列宁提出的那样去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所以当它失去了垄断地位连自身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而且，好像和列宁的意思正相反，在中国通常认为夺取政权非常困难、运用政权十分容易。如果继续沿着壹党专权的路走下去，能否象苏联共产党那样走到七十多年，还很难说。
正确地运用政权，必须树立宪法权威，实行宪政民主。
树立宪法权威的前提是放弃共产党的壹党专权。中共领导人常说：“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说的也对。壹党专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可以决定垄断政权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马克屎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只有壹个方面，就是夺取政权、为我所有。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需要公民投票，不需要人民授权，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论共产党怎样腐败，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掌权？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是可以的，但应当允许反对党存在，接受反对党挑战；只能在平等的竞争中去争取，而不是固守自封的、天然的、绝对的“党的领导”。放弃壹党专权也不壹定就是共产党下台。政党政治的民主并不在于机械的“轮流坐庄”，而是在于平等竞争；经过平等竞争，即使出现稳定的壹党获胜，也还是民主的。在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壹党专权，事实上仍然壹党独大。树立了宪法权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很可能出现象瑞典、日本曾经有过的多党竞争、壹党独大的民主制。维护宪法权威的共产党执政和超乎宪法之上的共产党壹党专权是不同的。共产党在多党竞争中取得“党的领导”，必须克服由专权而导致的腐败。首先是共产党自身得救了，与此同时国家生活也進入民主化的过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以后说：“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壹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34] 这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的明智人士的看法。如能“自觉地、主动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利国、利民、也利党，何乐而不为！
走向宪政的道路选择
目前，中国到达宪政有多大距离？相当遥远！存在的问题，有两个层次：第壹个层次，宪法与宪政精神不壹致；第二个层次，现实又与宪法不壹致。这就是说，宪法不能充份体现宪政精神；而不能充份体现宪政精神的宪法又没有在现实中兑现，得不到尊重。走向宪政民主，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壹条是，首先修改宪法，或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以壹部完美的宪法为根据来实行宪政。这是从修宪到行宪的道路。另壹条是，首先力求现有宪法的兑现，然后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宪法，不断增加宪政精神。这是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在宪法得不到尊重的地方，无论怎样修改，无论修改得怎样完美，还是得不到尊重。文字上完美的宪法，不可能改变不尊重宪法的现实；相反，只有能够兑现的宪法，加以修改才会有意义。从到达宪政的目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第壹个层次的问题，必须创制壹部能够规范宪政的宪法；但从到达目标的途径来说，必须从第二个层次做起，首先是以厉行宪法开始。所以，切实树立宪法的权威，只能走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壹般来说，树立宪法的权威，没有争议；具体来说，树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是否可行？
如果抛弃现行宪法，必须進行壹场革命。革命以后又重新面临如何向民主转型的问题。在缺乏宪法传统的地方，变革宪法并不能立即树立宪法权威。宪法的稳定性是它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维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为了确定壹个造就宪法传统的现实的起点，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全盘肯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主张：“中国大陆的宪政改革，应从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发，而不是另外制定新宪。”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支持这样的主张：“尽可能地以现有的宪法为基础加以发展。”“我个人也认为应从真正实行现在的宪法开始，然后考虑到壹些变化。变化要小壹点，逐步来，不要壹下子作很大的改变。”[35] 香港的宪法学家研究所得也是如此：“在现阶段，比较重要的课题是切实实施宪法，把它落实。至于修改，则应当极端审慎，千万不可轻举。只要能把已经定下来不尽完善的宪法予以落实便善莫大焉。壹旦宪法威信建立起来，以后再作必要的小修也较为容易。这样，中国的宪政也就可能有稳固的基础和长远光明的前程了。”[36] 实际政治生活中，已在努力树立现行宪法的权威。乔石上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以后说：“要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统壹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37] 通常总是说“和党中央保持壹致”。按乔石的说法，全党全国就应当和宪法保持壹致。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和反对党活动，也应当以宪法为武器，迫使当权者实行民主；同时，自己还要善于在宪法的范围内提出诉求。如果为了反对政治上的不合理而不顾宪法，以为只要诉求合理就可为所欲为，即使诉求壹时实现也没有宪法的保障。進壹步说，藐视宪法权威的反对派上台，同样不会实行法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走向宪政的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文字上明确地宣布了宪政主义的立场。序言中说：“全国各族人民、壹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总纲第五条指出：“壹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正面和反面的规定都有，问题是没有严格实行。
常有人说：“现行宪法是为壹党专政服务的，因此不值得尊重。”这是凭想象所作的断语。其实，共产党的壹党专权并无合宪的根据，恰恰是违宪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壹条虽缺乏可操作性，但它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垄断权力、终身享用，属于“必须予以追究”之列。
“宪法不是写上‘党的领导’了吗？”共产党领导人把宪法当作护身符。问题是什么叫做“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進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又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進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己宣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领导。”“在国家领导体制中，党不能代替政府的职能。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权力。”但事实则不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中心，党组织本身也变成了权力机构。政党可以夺取政权，但不能垄断政权；政党可以执政，但政党本身不是政权。宪法上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现实中被歪曲成中国共产党站在政权之上发号施令。除了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改变壹党专权？只有运用现有宪法。首先消除现实和宪法的矛盾，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来意义；然后修改宪法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代之以政党政治的平等竞争。
行宪和修宪靠谁？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主要的责任在政府；但要改造政府、塑造壹个好政府，主要的责任又在人民。行宪和修宪都必须显示人民的力量，监督政府去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应当“眼睛盯着政府，双手推动人民”开展壹场持久的宪政运动。宪政运动的内容是争取权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
争取权利运动
中国的宪法依样画葫芦写上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为什么？孙中山说宪法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宪法只能保障权利，不能产生权利。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了权利，宪法才可加以保障；本来无权，从何保障？中国的立宪没有从争取权利开始，所以必须补课，行宪还是要从争取权利开始。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学会争取权利。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黑人“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進。壹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了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
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是夺取权力，妳下台我上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围绕着夺取权力而无休无止地進行政治的或军事的、宫廷的或草莽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礼仪的或流血的斗争。无论统治阶级内部还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壹切纷争总是在权力问题上见分晓。人民平时安于忍受没有权力的生活，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起来暴动、造反，针对压迫自己的政治权力進行打倒、推翻，以取得政权作为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这种取而代之的夺权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当自己的命运改变的时候，不过是把自己的不幸转嫁给别人；自己被压在下面就要求翻身，翻过身来又把别人压在下面。第壹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被全国大起义所推翻，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取而代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揭示壹个秘密：“汉承秦制”。改朝换代，权力转移了，原来的制度照样延续下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说没有進步，但以夺取权力、垄断权力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波澜起伏，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壹以贯之。
马克屎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接受，因为它主张通过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而政治革命的第壹步就是夺取政权。中国人对于夺取政权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暴动，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屎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中国人对马克屎主义的理解也仅止于第壹步，以后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起事的时候，空有壹番改造中国的雄心，壹旦政权到手，还是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林彪作了壹个总结：“有了权就有了壹切。”有权力的人壹切都有了，那麽，没有权力的人呢？
夺取权力的运动，特别是暴力夺取政权，常常是不择手段的。用了不民主的手段很难达到民主的目的。而且夺取权力的运动不免会发生社会动乱。中国最近的壹次夺权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壹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号召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派”的权，结果导致“全面内战”。原苏联也是因为改革运动演变为反复的夺权运动而陷入困境。
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的运动，而是争取权利的运动。是人就应当有人权，是公民就应当有公民权。在壹切权利之中，首先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了言论自由才能充份表达人民的意志，向着其他的权利延伸。冲开报禁是实现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人民有讲真话的权利，不必对政府作违心的表态。讲真话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争取权利的运动比夺取权力的运动更具广泛性、群众性，人人可以参与，时时可以進行。人民也将在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学会民主，受到民主的训练。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可以状告政府、状告共产党。当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有缺陷的。唯其如此，广大的人民起来以身试法，才能确知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有力地迫使宪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总之，争取权利运动的做法是：充份利用已有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充份利用现存的并不完善的法制去达到更高更好的法制。既然几个世纪之前，中世纪的英国通过争取权利运动可以使君主制变为民主制，在当代的民主潮流下，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争取权利运动使党主制变为民主制？
政治改革运动
共产党的壹党专权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在于人民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冷漠和对丧失权利的容忍；壹旦人民起来争取权利、保卫权利，不能不震撼壹党专权的地基。争取权利运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必将有力地推动政治改革运动。中国宪政运动的战略方针是从争取权利出发，以权利包围权力，最后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
政治改革运动应当改什么？正象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最终归结为“改革官制”，现在中国政府的政治改革也只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行宪政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变革权力结构。
目前，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壹切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作为“伟大领袖”、“核心人物”的个人。政府权力是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绝对的定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果然腐败了，它所领导的政府也腐败了。为什么会腐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从制度上找原因，总是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生了腐败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只能等待上级来整顿下级。但无论怎样整顿，收效不大。“六四”以后惩治腐败，似乎决心很大，强调“壹级抓壹级”。殊不知问题就出在“壹级抓壹级”的体制上。这种体制，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壹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以高层的权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乡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区壹级来抓，区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县壹级来抓，县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市壹级来抓，市壹级的腐败只能由省壹级来抓，省壹级的腐败只能由中央来抓。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壹，上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败谁来抓？集权体制有壹个假定，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不会腐败的。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本来很正确的人，壹旦成为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就变得不正确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扶正？毫无办法！
中国是壹个头重脚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力量十分强大，社会下层的力量非常软弱。社会的动荡大多源于上层权力机构的争夺，社会下层的力量非但难以制止，而且往往被裹胁進去。争取权利运动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下层的力量，营造民主制度的基础。再加政治改革运动，变革权力结构，头重脚轻的社会就可以颠倒过来。
政治改革运动应当尊重宪法，不能超法而行，改革的结果才能树立宪法的权威。改革和护宪有时会发生矛盾。美国的经验表明，二者可以相洽。“如果宪法史对我们有所教导，那就是改革者和护宪者之间的相互猜疑必须终止。……要补救不公平或滥权情况就不得不有所改革；要使这些改革有效而且持续，就不可不把它们化为法律程序。”[38] 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并没有认真实行。首先应当以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代替共产党集权制。有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经验，考察其优劣，才能在宪法范围内加以改革。
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应当建立和健全护宪的制度、机构；以宪法保障体系促進政治改革，随着政治改革的進展而加强宪法保障体系。
第壹，宪法监督
中国的宪法生效后，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制，以致发生了违反宪法的事实无人追究、无法追究。
壹九五四年宪法颁布以后不到壹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起因是胡风对文艺问题有不同意见，写了三十万字，但并未发表，而是上书党中央。当时的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即使有错误也不属于违法犯罪。后来又将胡风与友人的来往信件公诸报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证据。这又侵犯了宪法第九十条所规定的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的权利。胡风本人被判十四年徒刑，后又加为无期徒刑。“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判了徒刑。自此，开以言治罪之先河。
刘少奇是按宪法产生的国家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内斗争而“靠边站”，未经合法程序就被停止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并接受群众批斗。国家主席都失尽尊严，何况普通公民？壹九六八年十月三日，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决议，对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党的决议只能在党内有效，但在中国竟可无视宪法，任意废立国家主席。撤销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又未按合法程序补选。后来连国家主席这壹职务都被废除了。
现在，胡风、刘少奇都平反了，但违宪者并未受到追究。今后如何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也没有保证。
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壹次，实际上无法行使经常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均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壹次，有可能较为经常地关注宪法的实施。但每次会议议案甚多，事实上也从未厉行宪法监督的职权。因此，为了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必须成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
赋予立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还有壹种弊病，很难纠正立法中的违宪现象。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壹机关。”而壹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壹次会议却“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壹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这样的授权就表明全国人大不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壹机关”，因而不符合宪法的规定。现行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份的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壹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作了修改和补充，将六种只能判处徒刑的罪犯改为“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修改和补充是否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壹九七九年通过刑法时，主持起草人彭真说明，刑法贯彻“少杀”的方针。如果“少杀”的方针是“基本原则”之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无权增补“多杀”的条款。[39] 立法机关兼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就不可能提出立法活动中的违宪问题；即使有人提出，它也可以解释为不违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游行示威法》之后，合法申请的游行示威没有壹次被批准。《游行示威法》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的“游行、示威的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不认为是违宪。所以立法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宪法监督包括对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面监督，不仅是对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進行违宪审查，还应当接受宪法诉讼。国务院关于“收容审查”的行政法规是违宪的，行之多年，国人非议，但在现行体制下无处告诉。为此，宪法监督必须做到：壹，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二，规定严格的监督程序；三，提出违宪的制裁措施。这三者之中，首要的是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但目前持异议者甚多。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進行监督，则表明前者的权力高于后者；而常委会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有任何机构凌驾其上。这种说法，理论上的迷误在于：对权力只是作大小、高低的划分，否认不同性质的区别。这是壹种全能主义的权力观，掌了大权就应当壹切都管，哪怕管不了、管不好也得管。监督和被监督是制衡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大小、高低；而且越是权力大、位置高的越需要监督。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的理论根据是：宪法监督这种特殊的权力可以分离出来，独立化，实体化。但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也仅有宪法监督这壹种权力，没有其他权力，因此不可能发生凌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上的问题。当然，这种方案也难以壹步到位，首先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司宪法监督的工作委员会作为过渡。
第二，宪法解释
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争议，就需要对宪法条文作正确的解释。宪法解释也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职权。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宪法解释的实例，因为宪法并未认真实行，宪法和现实的脱节已习以为常，对宪法本身倒没有发生争议，所以就不需要解释了。
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实施”，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的职权所属。壹九七五年宪法对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没有任何规定。壹九七八年宪法恢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的权力，第壹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的权力。壹九八二年宪法仍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宪法解释的职权，或是没有规定，或是赋予立法机关。立法机关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容易流于解释立法意图，或者用补充立法来代替宪法解释。宪法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实践中发生了问题，只能用宪法本身来解释宪法，限定它的客观作用。在宪法和法律的实践中最有发言权的是司法机关。宪政国家通常都是由司法机关作宪法解释。中国的宪法保障体系，也可以考虑将宪法解释的职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
第三，宪法修改
宪法的严肃性、稳定性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要条件。频繁地大修大改，不能不影响宪法的效力。法学家佛讷甚至认为整个宪法的法制精神取决于“修改过程”，壹个国家的宪法到了极易修改的时候，倒不如没有宪法。[40]
壹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后，不到三十年经三次全面修改、形成了四部宪法。每壹部宪法都规定了修宪程序，每壹次修宪似乎也并没有违反修宪程序。四部宪法都将“修改宪法”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壹九五四年宪法和壹九八二年宪法还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壹九八二年宪法又增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壹以上代表提议”。在中国要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宪法多变，就因为修宪程序太简单。在宪政国家，议会虽有修宪权，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关可以加以制衡。中国也应当规定严格的宪法修改程序，并设计有效的制衡机制。中国学者曹思源建议，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的修宪，应在其后的半年内“经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予以批准，方能生效。”[41] 这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设计的制衡。
仅仅遵守修宪程序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当强调在行宪的基础上修宪，修宪是为了更好地行宪。
中国的现行宪法不能满足实行宪政的要求，因此不能不修，但又不能速修。宜审慎行事，逐步修改，积小修为大修，以至根本改观。
思想启蒙运动
争取权利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都必须思想先行。西方民主国家在实现宪政之前和之初，都有长达壹、二百年的启蒙运动，为之扫除思想障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但進行得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重新進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实质不是划分人群，而是转变观念。中国的宪政运动至少要求树立三种新的观念：
第壹，权利观念
中国人向来缺乏权利观念，而且往往认为是权力产生权利。这是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症结所在。如果不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颠倒过来，不以人民拥有权利为当然前提，就不可能发动争取权利运动。
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但不会自动产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培育了利益观念，还不是权利观念。在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利益取决于上面的分配。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活跃起来，但人们担心政策多变，因此只顾眼前，能捞就捞。为什么不能制止政策多变？就因为人民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制约权力。经济上的利益需要政治上的权利作保障。人们对自己所追求的利益有切身的体会，但这只是壹个起点。从市场经济到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将利益观念提升为权利观念。
第二，法的观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法是政府制约人民的工具。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42] “目无王法”、“目无国法”就是官府对人民的语言。所谓“法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现代宪政国家的法是人民和政府、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埃尔曼说“近代初期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国家中通过斗争和论战而发展的立宪主义哲学，在于将法律理解为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契约。”[43] 这种契约主要是为了制约政府。民主政治总是假定政府是会弄权犯规的，因此需要制约。现在，中国的政府总是声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需要制约。事实是掌权的人违法者多于老百姓。已故前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说：“人民群众违法多还是干部违法多？后者多。受多年封建统治影响，人民不敢违法，干部却敢于作威作福。”[44] 如果政府不为人民服务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既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法也只是政府治理人民的工具。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在观念上将法的工具性转变为契约性。
第三，宪法至上观念
树立宪法权威的根本观念是宪法至上，人民只能对宪法表示忠诚，不能对任何政党和个人表示忠诚。
在中国，发生过“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壹九七九年，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说，法是党中央领导下制定的，任何地方党委都要服从党中央制定的法律，因此，法比地方党委大。[45] 法比地方党委大，是因为制定法的党中央比地方党委大。那麽，党中央和法哪个大？法学家张友渔说：“宪法是根据党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方针政策，通过权力机关制定的，就这壹点来说，‘党比宪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就要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就这壹点来说，‘宪法比党大’。”[46] 宪法大还是共产党大，问题的提出是荒唐的；荒唐的问题产生于荒唐的现实。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它规定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等等“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共产党的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文件规定是宪法至上，实际活动是共产党至上，所以才会发生问题。问题的解决还是荒唐的：立法是共产党至上，执法是宪法至上。共产党可以立壹个法领导人民去执行，结果执法也是共产党至上。壹九五八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成立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改变了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执行的时候宪法就搁在壹边了，哪有什么“宪法比党大”？立法和执法可以分权，但宪法至上的原则不能分裂。
由于经济自由化的冲击，加上共产党自身的腐败，事实上共产党的权威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正在衰落。树立宪法的权威，此其时矣！如果出现权威的真空，社会失控、发生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宪政运动应以思想启蒙为先导，以争取权利为中心，通过政治改革的途径，实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没有宪法无从实行宪政；但有了宪法不壹定能实行宪政，要看宪法有无权威。这就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提供实行宪政的有权威的宪法？什么样的宪法才能对社会具有实行宪政的权威？研究的目的是在中国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
壹. 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世界历史進入近代，壹些先進国家在实现生产工业化的同时走向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宪法。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自由已经确立，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治，但时时受到君主专制的威胁，于是发生了立宪运动。当事实上出现了民主政治或至少具备出现民主政治的可能之时，才需要宪法；有了宪法，又進壹步促進和巩固民主政治。宪法不能产生民主，但它能保障和发展民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宪法确认的民主就是宪政。宪政的实施不是从纸上设计、构思宪法开始，相反，宪法的产生必须以现实中的壹定程度的民主为前提。
宪政国家的宪法，多数是成文宪法，也有不成文宪法(例如英国)，总之必须有宪法，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但不是所有的宪法都能实行宪政。当代世界上有壹百五十多个国家有宪法。据亨廷顿的估计只有三分之壹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1] 另有壹种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二十壹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三十个左右国家维系著不太稳定的民主制度。[2] 说法与亨廷顿差不多。相当多的国家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研究宪法和宪政的关系特别是有了宪法如何过渡到宪政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学中的重大课题。
先進国家从政治民主化到立宪，从立宪到实行宪政，是自然历史过程。后来的国家往往只是接受结果，没有创造前提。在缺乏民主的条件下，竞相仿效立宪，从外部引進了宪法并寄希望于壹部宪法带来壹国宪政，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宪法虽有了，却没有发生作用的土壤。国民党在大陆颁布的壹九四六年宪法并没有能够改变壹党专权，未几又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四十多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事实上走向民主，才又回归宪法。
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宪法存在的现实前提。立足于民主社会的宪法才有实行宪政的效力。
民主的三个层次
民主表现在三个层次：提出原则，建立制度，形成程序。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协调彼此的意志和利益。少数强制多数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才是合理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决定，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原则总是最壹般、最抽象的，原则的实现还要加上诸多的条件。牛顿力学提出“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实际上没有壹件事情直接符合这壹原则。民主政治也是这样，原则上是多数决定，实际上组成政府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必须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但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了按民主的原则处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持有者的关系，又要建立壹系列的制度，例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弹核制度等等。制度执行的结果，可以很不相同。为了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转，还要形成适当的操作程序。美国的民主不是体现在什么人当总统，而是体现在按什么原则、制度、程序产生总统。
中国大陆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当然也是因为立宪的过程缺乏相应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在批评国民党的时候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壹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3] 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还是在“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的条件下忙于立宪，宪法颁布了四部之多，依然没有宪政。之所以说“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表现在原则、制度、程序脱节。程序和制度脱节：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行使权力的程序、国家决策的程序、领导人更叠的程序等，体现不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度和原则脱节：原则是“高度民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不出民主。壹九七五年宪法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根本不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自主，谈何民主？黎安友教授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试验，不同时期建立的壹些民主制度都失败了。原因何在？这些制度不是按民主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外国搬来的，在中国还往往包含着与民主的原则相反的原则。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每壹个政治运动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给自己披上壹件用民主的神话织成的外衣。但在这些运动的驾驭者的内心深处却把民主理解为‘国家与平民百姓这两者奇妙地合为壹体’；实际上这是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4] 这里提出了壹个深刻的问题：怎么会“把民主等同于专制主义”？民主怎么会变成相反的东西？在中国还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首先在原则上弄清究竟什么是民主，然后理顺原则、制度、程序的关系，才能造成民主政治的事实，从而求得宪法的实施。
中国人应该理解民主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是“民之主”。“民主”壹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暴君夏桀不配作“民主”，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才是“民主”。在后来的春秋时代，词意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民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也有接受近代民主的思想基础，但在“民主”的概念之外，那就是“民为重，君为轻”、“仁政”、“爱民”、“载舟覆舟”等等。汉语中“民主”壹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因此，虽然运用相同的“民主”的词汇，很容易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中国人追求人民自己作主的近代民主壹百多年，竟出现了返祖现象，“民为主”又变成“民之主”。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就是“民之主”吗?
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壹八九四年十壹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壹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壹九壹壹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壹九壹九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壹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進行启蒙运动的战斗旗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后来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民主和科学”的旗手在共产党内却成了“老头子”，实行的是家长制。壹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又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后是国民党的壹党专权。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所進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还加上壹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既往，以示彻底。毛泽东说过：“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5] 壹九四五年黄炎培在延安谈到历史上朝代兴亡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壹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 但壹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走上这条新路，还是走了壹条老路。反对国民党壹党专权，结果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壹党专权。毛泽东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屎”。秦始皇和马克屎怎么能相加？不过是披上了马克屎外衣的秦始皇。毛泽东走的还是壹条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老路，反对秦始皇的陈胜、吴广取得政权以后自己又转变为秦始皇。
壹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第壹，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第二，谈论民主，不壹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这两条教训，还值得当今新壹轮的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深思、三思。
在民主的旗号下实行不民主以至反民主，具有极大的迷惑力。但这不是壹个伦理学问题，如果仅仅以“虚伪”、“欺骗”等等来進行谴责，是极其肤浅的。在反对国民党时，共产党的民主理念不可谓不真诚。壹批又壹批的知识分子，冲破封锁线，奔向解放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苦，所为者何? 无非是为共产党鼓吹的民主所吸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够了苦头的邓小平总结教训时，也不可谓不真诚。壹九七八年，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 可谓语重心长矣！人民对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寄予莫大的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加步枪。邓小平还讲过壹段很精辟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射秽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壹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8] 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吗？不是说射秽主义社会有高度的民主吗？人们有理由向邓小平提出：为了防止象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射秽主义法制的事件，为了避免象毛泽东那样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请妳们先实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虚伪的民主、低度的民主。邓小平的这些话把斯大林、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关系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破坏射秽主义法制，毛泽东认识到了，但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的问题严重得多。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认识到了，但他制造的“六四”流血事件又比毛泽东导演的天安门事件严重得多。他们的所作所为还自以为是民主的。这就要从政治学上進行分析，民主的原则怎样发生变异，引出现反民主的结果。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类型的民主。中国确实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但只要是民主，必定反对专制、独裁；因此，不同类型的民主又有共同点。中国官方的理论总是强调射秽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只讲民主的特殊性不讲民主的壹般性。几十年中起劲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结果是没有任何民主。专制、独裁都是少数人或壹个人的专横。与专制、独裁对立的原则是多数决定，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不同类型民主的共同点。研究就从这个简单明了的原则开始。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壹：少数服从多数成了多数任意处置少数。
民主反对少数人的专横不是代之以多数人的专横，少数人的专横和多数人的专横都是专横。民主原则不是仅仅把少数和多数的数量关系颠倒过来，更重要的是反对、否定、取消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专横。
从苏联到中国流行壹种理论，认为少数压迫多数是不合理的，而多数压迫少数就是合理的了。毛泽东在回答“妳们独裁”的责难时说：“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壹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9] 这就是理直气壮地主张多数人的独裁。毛泽东的惊人之语是壹个矛盾概念，什么叫“民主的独裁”？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又发明了“独裁的民主”，异曲同工。“民主的独裁”和“独裁的民主”虽然都想和民主非法偷情，终究是独裁。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区别多数人独裁还是少数人独裁、好人独裁还是坏人独裁；而且，毛泽东认为多数人独裁就是民主，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好人独裁就会产生民主。其实，凡是独裁必定反民主。
斯大林滥杀无辜，人所共愤。毛泽东总结了教训，提出两类矛盾的理论，即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认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壹点，被说成是壹个巨大的贡献。“固然，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承认了，这是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但是，承认了又怎么样？毛说，专政的手段不适用于人民内部。这并没有阻止他滥用专政的手段。如果要对壹个人实行‘专政’，只要先把他定为‘敌人’就行了。这不是壹样吗？”[10] 问题在于：没有适用的法律，只要多数人同意就可以把壹个人或少数人定为“敌人”；壹旦成为“敌人”，也不需经法庭，又可以由多数人执行制裁。正是直接运用毛的这种理论，壹九五七年在每个单位都宣布少数人是“敌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進行处理。被称为“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全国来说竟有五十五万之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就是多数人独裁，也可以算是好人独裁。“群众”判定某人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就可以進行抄家、劳改、打入“牛棚”。当时称之为“大民主”，其实是大不民主。这种多数人独裁、好人独裁比之少数人独裁、坏人独裁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有过之无不及。在中国，经常抓“壹小撮”。“壹小撮”并不是壹个法律概念，但落入“壹小撮”就成了“敌我矛盾”，免不了遭受打击、迫害的命运。今天抓“壹小撮”，明天抓“壹小撮”，久而久之就成了壹大片。
只要容忍多数任意处置少数，就会发生惊人的变故：少数可以魔术般地变成多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斗争。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党内是处于少数地位。他在壹定范围内造成多数，并利用多数镇压和消灭壹两个“反对派”。壹次得手再来壹次，零敲碎打，各个击破，把“反对派”──从托洛斯基到布哈林全部清除掉。到最后回头壹看，原本是多数的“反对派”消失了，而大策略家斯大林则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因为多数可以任意处置少数，人们就不愿意成为少数，怕当“壹小撮”。什么决定都是“壹致通过”、“壹致拥护”，这就没有少数了。没有少数，也无所谓多数。没有多数和少数，民主的原则根本不起作用了。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二：谁的意见正确就代表多数，服从多数变成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是行动的原则，不是思想的原则。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壹个群体、壹个社会行动上怎样才能合理，并不是思想上怎样才能正确。在采取共同行动时，多数决定是合理的，少数决定是不合理的。多数的意见并非总是正确的，即使不正确，多数决定仍然是合理的；少数的意见未必不正确，即使正确，少数强加于多数仍然是不合理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对这壹点是很清楚的。刘少奇在论述白区工作中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时说：“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11] 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同了。毛泽东经常强调发扬民主是为了集中正确的意见。邓小平也说：“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2] 如果“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最终还会“集中”成为要求大家服从的意见；如果“不正确的意见”是多数呢？也只是“给以适当解释”。这就和当年说的不壹样了，共产党不再“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手中无权，强迫多数服从少数也办不到；手中有了权，就不在乎多数或少数了。
要求服从正确而不是服从多数，这是要求服从“党的领导”的壹种论证。共产党是由人民中的少数人组成的。为什么人民的多数必须服从少数？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封为“光荣、伟大、正确”，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正确。通过表决作出决定，通过投票進行选举，这是铁定的民主程序，但在中国壹度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协商壹致”更民主。为什么？因为在“协商”中可以按“正确的意见”达成“壹致”。不需要表决，不需要投票，重大决策和候选名单只要“协商”就行了。“协商”到没有不同意见，壹次性鼓掌“通过”；不壹致再“协商”。有了不同意见要求服从正确，只能壹致不许不壹致，没有多数和少数，民主的原则又不起作用了。
为什么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不能以服从正确代替服从多数？民主是政治，政治计较利害得失。讲究是非对错，是哲学。区分善恶好坏，是伦理。不同的领域不能互相侵犯，不同的范畴不能互相混淆。民主追求的是合理；所谓合理就是按多数人的意志协调利害得失。合理不等于正确。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厂里比较普遍地选举“老好人”当车间主任。当时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工人的“素质”差，不能搞选举。“老好人”当选虽然不壹定正确但完全合理，因为工人害怕“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所以看中不“整人”的“老好人”，是为了运用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好人”当不了家，搞不好生产，再壹次选举就选出了能人。民主的错误，民主自身可以纠正。而独裁的错误，独裁自身是不能纠正的，只有等待独裁者身亡或被人打倒才算了结。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必然会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权利。错误的东西、坏的东西只要它并没有丧失存在的权利是不应当任意消灭的。如果以“错误”和“坏”为理由侵犯权利，就是破坏民主的原则；而民主的原则壹旦遭到破坏，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存在的权利也就没有保障。强制服从正确，恰恰是走向不正确。民主只能提供平等的竞争，让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好的东西克服坏的东西。所以，实行民主要求相应的宽容精神。有了不同意见，谁来判定正确与错误？这就是下壹个问题。
民主原则的变异之三：把民主制改为民主集中制，民主就屈从于集中。
民主制和集中制是对立的。集中制即集权制。民主集中制究竟属于民主制还是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但是必须认清，民主集中制壹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壹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多么大。”[13] 民主集中制同不要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当然有很大的区别。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集中制虽有区别，但同样都是集中制。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壹直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从苏联引進了民主集中制，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壹拍即合。
中共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具体化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不是制度。作为制度来说，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层层服从，集权中央。取得政权以后，民主集中制又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现行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具体解释。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据说是“联系关系”。[14] 《宪法》第壹百壹十条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壹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壹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国家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实际是行政集权制。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壹开口便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国务院之上还有党中央。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行政集权制，最终是共产党集权制。
民主本身本来包含着集中。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是民主又是集中。而民主集中制则是确立壹种民主之上的力量来执行“集中”的职能。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变了质，只是有权发表意见、无权作出决定。作出决定的权力在于民主之上的“集中”。民主集中制不过是以民主为装饰的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不同就在于允许人民发表意见，然后由民主之上的集中作出决定。所谓集中，是集中“正确意见”，不是多数意见；如果由多数意见作出决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而所谓“正确意见”，又是符合集中者的意见。官僚主义集中制即专制集中制，人民连意见都不许发表，直接由官僚和君主作出决定。专制集中制是直接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同它的区别只是间接集中制，也就是多壹道“发扬民主”的手续，再進行集中。或者说，是以民主为手段达到集中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了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说了，“好话坏话都要听”。也只是“听”而已， 既然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就不包括已经被断定为“坏话”的话。所谓“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只是“让人讲话”以后進行选择；“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又可以为“让人讲话”规定范围。而且，有权让人讲话，也有权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就集权，这是专制；让人讲话再集权，不过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下的民主，是壹种无权的民主，类似于清朝官僚张之洞所言：“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15] 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祈求“开明专制”，其实，固已有之，何必祈求？毛泽东、邓小平比起慈喜太后来，都是“新权威”。在“开明专制”下，人民不能“揽其权”，所以无法保证它开明下去。只要是专制，从开明到不开明易如反掌。壹九七八年，邓小平说：“过去壹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6] 可见，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和“集中”不是不可分割的，“集中”可以离开“民主”，成为直接集中制。“离开民主讲集中”，就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邓小平说“民主太少”，不合逻辑，乃掩饰之词。
民主集中制产生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的年代，还有壹定的历史理由。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它比专断和密谋较为合理。但取得政权以后，作为壹种国家制度是不合理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法有了改变，他说，苏维埃国家机构“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1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集中制应当被直接民主制所代替。作为职业革命家集团的共产党，列宁主张集权；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列宁主张分权。列宁指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应享有中央委员的壹切权利”，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壹个重要职能是“经常检查政治局的壹切文件”。[18] 这就是分权制衡。套用邓小平批评美国是三个政府的说法，列宁的主张就是共产党应有两个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力的分化，就没有民主。但列宁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共产党的分权、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分权远没有制度化，列宁就抱恨终天了。斯大林上台以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更加集权，无法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也是职业革命家集团，而且是武装集团。在战争年代形成了集权制，那是无可奈何的事。问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共产党的党内集权推广成为国家集权，又演变成为个人专权。在夺取政权时实行党内集权，还可以说是为了向国民党争民主；取得政权以后的党内集权、国家集权、个人专权完全是反民主的了。
防止民主的变异在于对权利的尊重
实行民主，必须承认壹个群体、壹个社会的成员具有同样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根据同样的权利才能自由发表意见；根据不同的意见，才能区分多数和少数。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权利的运用；运用权利的结果，不能反过来成为剥夺权利的理由。少数强制支配多数，固然是对权利的侵犯；多数任意处置少数，同样也是对权利的侵犯。对权利的侵犯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在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时不予制止，发展下去，必将殃及多数人。坚持民主的原则，首先就在于对权利的普遍地肯定；根据普遍的权利，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是同壹原则的两个方面。
实行民主不仅要肯定普遍的权利，而且还要肯定权利的平等；发表正确意见和发表错误意见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作出决定时必须坚持“壹人壹票”，不能允许某些大人物因为“壹句顶壹万句”而“壹票顶壹万票”。普遍的权利、平等的权利都是完整的权利。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将权利分割。壹些人只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利；作出决定的权利交给了另壹些人。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保障。
实行民主就是维护人的或公民的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权利。
五四时代的民主启蒙者是有局限的。他们启蒙的是“国”，不是“人”；民主仅仅是救国、爱国的手段，没有進壹步指出救国的根本是救人，爱国的根本是爱人。提倡爱国而不同时提倡爱人，代表“国”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人”对“国”的依附关系，就会导致人的权利之丧失。国民党利用了爱国，蒋介石说：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19] 共产党也利用了爱国，同样要求个人为国家作出无条件的牺牲。爱国者不为国所爱，这是在中国发生的爱国的悖论。在中国实行民主必须强调“人”，人的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制。壹九二七年以后的国民党壹党专权，壹九四九年以后的共产党壹党专权，都是党主制。从君主制到党主制，“家天下”变为“党天下”，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多少有壹点革新，但远远跟不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在中国实行宪政，艰难的、重要的壹步是将党主制再度革新为民主制。
二. 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進行有组织的活动。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進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君主、国王、皇帝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到了近代，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宪法权威所代替。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控制壹个权威人物就可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壹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城头变幻大王旗”。确立了宪法的权威，不管总统、首相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物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宪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法治离不开人，人治也并非没有法；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宪法权威是契约权威。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宪法就是全社会最高的契约，通常叫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的权威不仅表现在法律体系中它是根本法，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包括人民和政府都必须遵守。
并不是按立法程序通过的宪法都有权威，所以需要研究宪法何以有权威？
人民遵守宪法和服从王法是不同的。服从王法是被迫的、暴力强制的结果。王法的权威来自于法之上的更高的权威──王权。中国古代称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了不起的德政。那麽，王本人犯法呢？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就是王为别人制定的。王的意志就是法，所以说“言出法随”。否定了王权才出现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如果在宪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没有宪政。人民服从王法没有为什么可言，遵守宪法就可以问个为什么？
人民需要守法
卢梭认为，法律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所以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壹点上，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契约论贯彻到底，离开了契约关系又从意志关系来解释守法，变成了道德自律。他不能说明，违法同样也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孟德斯鸠弥补了这个缺陷。他认为，如果壹个公民不守法，他人也可起而效尤，反过来又使本人受损失，自己势必非制止不可。破坏了契约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他说：“如果壹个公民能够作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会有这种权利。”[20] 壹个公民可以用违法的手段取得某些特殊利益，前提是别人都守法，也就是说违法者得益即守法者受损。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违法手段取得补偿或攫取更多，结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遍违法，社会混乱，必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文化大革命”中，发明“打、砸、抢”的人起初占了便宜；别人也搞“打、砸、抢”，自己就惶惶不安了。打来打去，壹场混战，大家都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了。社会不能壹次又壹次地重新制定规则。在社会陷入混乱之前必须制止违法者，给予制裁。
法律和道德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但法律和道德不同，它是强制性的。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自由的，企图得到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就会遭受制裁而变得不自由。封建社会臣民的守法是出于对王权的恐惧感，民主社会公民的守法恰恰在于宪法所赋予的安全感。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调查，在壹千个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最足以体现自尊、值得自豪的是宪法以及由宪法带来的民主和自由。[21] 美国人对宪法的尊重，统计概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权威，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是‘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人们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22] 对个人来说，确认守法有好处、违法有坏处，才会乐意守法而避免违法。宪法之所以能为人民遵守而具有权威，就在于它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但它所保障的是普遍的权利，不是特殊的权利；如果追求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权利，恰恰是失去了普遍的权利。违法是为了得到超过别人所有的自由，结果连与别人同样的自由都没有。这就是人民守法的利益机制。
宪法不为人们所尊重，有两种情形：壹种是宪法规定了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另壹种是宪法没有规定或虽有规定而没有保障正当的权利，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在中国，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被判为违法，就是属于后壹种情形。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权利而违法，必将遭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对，舆论和法制发挥的作用，结果是加强了宪法的权威。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受到挑战的是宪法。终有壹天，宪法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作出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正是为了以有权威的宪法代替没有权威的宪法。
公民追求正当的权利而被判为违法，实际是政府违法。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守法。
政府需要守法
政府是权力中心。在历史上，社会的稳定总是靠强大的权力中心来维持的。缺乏权力中心或权力中心失控，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但是，权力的滥用，同样会使社会发生混乱。“壹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壹条经验。”[23] 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临天下，大权独揽，更是不可能不滥用，所以历史总是壹治壹乱，周而复始。在没有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要求建立政府权力；在有了政府权力的地方，社会又要求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如何建立政府权力，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经验；如何制约政府权力，人类几千年没有解决。近代的宪政就是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仅仅凭借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社会的稳定是暂时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更有利于维护持久的稳定。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稳定压倒壹切”就是以自上而下的强制压出来的稳定。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壹切都被压倒了，壹切都将起来反抗。压倒壹切的稳定，孕育著壹切都不稳定。
以宪法的权威来制约政府权力，是十七、十八世纪先進思想家的主张。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的天然权利。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的天然权利而建立的，因此获得正当的权力。卢梭认为，人们交出自己的权利，订立契约，才形成政府权力。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权利的形式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权利，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人们就可以重新订立契约。卢梭忽略了壹点：人们不能交出全部的权利，最终必须保留是否愿意交出权利的权利，也就是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如果人民必须交出全部权利或者交出权利以后无法收回，政府权力就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孟德斯鸠又進壹步提出壹个命题：“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4] 只有权力的分化，才便于人民的制约。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从社会科学来说，是有缺陷的。以“天赋”论证人权，等于什么也没有论证。以“社会契约”来说明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过于宽泛，也是不适用的。恩格斯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5] 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肯定了人的权利高于政府权力，得出壹个千古未有的结论：损害人的权利的政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订立。这对于追求民主、制定宪法、实现宪政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被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壹种政府损害这种目的，那麽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
在专制社会，法的权威来自王的权威。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威来自宪法的权威。宪政的力量就在于使政府不得不服从宪法。不服从、不遵守、不尊重宪法，政府就丧失它存在的合法性。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问题是他们想逃法、枉法、违法，制度和舆论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后，陷入四面楚歌：国会弹核，报纸谴责，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就因为总统丧失了合法性，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他伟大领袖的权威去奚落宪法的权威，表现了中国式的权威和美国式的权威格格不入。中国的问题就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解释，以宪法权威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才是实践的结果。马克屎主义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但对实践的结果是十分肯定的。马克屎在《壹八四八年至壹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愤恨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26] 恩格斯直到老年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27]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思想告诉人民；相反，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还在那里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恩格斯逝世前壹年又说，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進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还要马上去建立。所以他以德国人的口气对法国人拉法格说：“妳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妳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28] 很明显，迄今所有的射秽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射秽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恩格斯所羨慕的象法国那样的以宪法为权威的民主共和制，而且应当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建立，多么紧迫！二十世纪建立了壹种以政党为权威、以个人为权威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符合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始人的原意。
政府权力的合法性
最早的宪法文件所要求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是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怎样统治？只有通过多数人同意和认可的政府来行使权力，才能進行统治。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旬(Lucian W. Pye)作了壹点重要的补充：人民的认可赋予政府合法性，而政府的合法性也会导致更高程度的认可，互为因果。[29] 政府不遵守宪法，当然就丧失了合法性；遵守宪法也不能壹劳永逸地具有合法性，政府必须定期地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才具有连续的合法性。表达同意和认可的有效方式就是选举。
中国人如何说明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对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有三个方面：第壹，符合正统。从合法性的政权继承而来，所以也有了合法性。皇帝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身分，往往是从“高祖太宗”说起；祖宗太多了，数不过来，就说“列祖列宗到而今”，表示壹脉相承，正统所在。第二，符合道统。以思想理论的正确性来加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了千年道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改良主义的鼻祖，就是为了争道统。第三，符合天命。改朝换代，继承断裂，合法性从何而来？来自天命。《易》记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武王汤是第壹个变革天命的人，为后代所效法。推翻壹个政权，取而代之，就说受命于天。故皇帝称“真命天子”。连农民起义也要借老天的名义来创造合法性，汉朝的黄巾起义打的旗号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正统、道统归根到底也是符合天命。“天何言哉？”天命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实际上不是根据合法性取得政权，而是取得政权以后用壹种合法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专制政权存在的真正的根据是暴力，无非“打江山者坐江山”。
传统的合法性的论证，在当代中国还在起作用。华国锋得了毛泽东的壹张条子：“妳办事，我放心！”就足以代表正统，当上了“伟大领袖”之后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道统。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提倡“完整准确”，表示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更高，是争道统。道统的祖师爷当然是马克屎，马克屎在中国充当了现代的孔夫子，成为共产党政权思想理论正确性的象征。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壹项就是从马克屎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都要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是“革命”。序言中写道：“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革命”是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反革命”就是非法、违法，被定义为刑法上的严重罪行。“革命”的含义和古代不同，但论证的方法和古代相同，认为壹次短暂的革命可以成为政权长期存在的合法性根据。革命是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相反，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认可，才能充份证实革命的正义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由群众广泛参与、得到人民拥护的，但垄断政权并未为人民所同意和认可。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论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壹切”。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不能出人权；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就有可能不讲民主。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看到了此种弊病，提出“还政于民”，这是他开明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指挥枪、用枪杆子取得政权以后还是用枪杆子掌握政权。壹九七五年宪法居然赤裸裸地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壹九八九年，以调动军队、向人民开枪的办法来处理政治风波，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权力以及权力的本质作了充份的自我揭露。用军队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决无民主可言。“六四”流血事件以后，人民要求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的呼声更高，就连领导人当中也有人清醒了。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壹个政府不能靠军警来维持。”[30]
壹个政权是否经人民认可，首先可以用相反的命题来证明：它是否允许人民不认可？如果不许不认可，认可也就没有意义。只有允许人民不认可的政府，才需要和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革命”的既成事实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当然就不再需要人民的认可。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壹个不许人民不认可的政府。人民面临壹个不能选择的政府，任何不认可的表示都被认为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反革命”，成了政府镇压人民的理由。当然，少数人不认可不能废立政府，而且也许不认可的理由并不正确，但他们有此种权利。其实，有时不认可的表示不过是对政府的正当的批评。不许人民不认可，这就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公民权的根源。认可和不认可是同壹种选择的权利。只许认可、不许不认可，是侵犯了选择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另壹种偏向。“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对某些地方政府只许不认可、不许认可，打击、迫害政府的支持者，这也是侵犯了选择的权利。在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改革派、民主派要学会尊重人民选择的权利。
壹个不尊重宪法的政府照样能够存在，这说明宪法是没有权威的了。政府镇压反对派、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否有好处？壹时可以维持表面强大，从长远来说必将内囊空虚。镇压行动即使消灭了人，并不能消灭思想，同样的思想也会在别人的头脑中出现。镇压行动又会引起更多的不同政见。为了维护第壹次镇压就需要進行第二次镇压，形成加大的恶性循环。壹个政府走上了侵犯公民权利的道路，终究要爆发合法性危机。历史已经证明，对权力的滥用必将导致权力的丧失。
宪法权威的基本要素
宪法的权威就在于两个方面：保障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法国的《人权宣言》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确立分权的政府权力才能够加以制约。在十八世纪可以说没有这两个方面就没有宪法；在二十世纪还可以加上壹点补充：没有这两个方面有了宪法也没有权威。宪法越能保障人民权利，人民就越守法，而宪法就越有权威；宪法越能制约政府权力，政府就越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宪法也就越有权威。
宪法的定义就表明宪法权威的源泉所在。
中国的法学家张友渔搜集了有关宪法的众多定义：
“宪法是规定政府的重要职权、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根本法。”（詹姆士）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包含政府成立的原则，规定主权的划分，指明行使各部份权力的人物和方法。”（库力）
“宪法是壹部根本法，政府依据它而组织，个人和法人的权利也依据它而确定。”（查里士）
“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及人民和政府间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本规则或法律。”（蒲莱斯）
“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孙中山）[31]
对宪法还可以下更多的定义。无论怎样下定义，总是离不开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权利没有保障，是专制制度的特征。人民权利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是民主制度的特征。
专制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政府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人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多少有壹点权利是政府给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壹点：权力决定权利。
民主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民权利有了保障，所以政府权力才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壹点：权利决定权力。
宪法权威的源泉就在于权利和权力的这种关系：以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这是实行宪政的根本关系，由此又决定了两种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权的，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权的。
历史的镜子
宪法权威的这种逻辑关系在立宪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份证明。
英国是立宪成功最早的国家。壹二壹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后世启示了壹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权利。开始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壹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向王权展开了斗争，争取人民的权利。壹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是第壹个宪法性文件。壹六七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進壹步保障人民的权利，以对抗王权。壹六八八年发生“光荣革命”。壹六八九年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成为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权利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逐渐从主权在君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被至高无上的宪法权威所取代。英国虽然没有壹部成文的宪法，壹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是实行宪政的保证。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宪法都明文规定君主必须服从宪法。日本宪法指出，天皇的诏书违反宪法的条款壹律无效。比利时宪法第七十八条写明：“国王除由建国法及归附于建国法所特别揭示的法章外，不得有其他权势。”
法国的立宪道路不同于英国，是革命立宪。法国国王和贵族拒绝妥协、不肯让步，资产阶级只好领导人民把他们推翻。壹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立即发表《人权宣言》，它的第壹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还强调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壹七九壹年通过的法国第壹部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言。革命立宪与君主立宪的不同就在于手段──暴力或非暴力；目的相同，都是争取人民的权利。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在壹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未成为事实，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也不能实现，又出现拿破仑称帝、王朝复辟的动荡局面。从壹七九壹年到壹八七五年，八十多年间法国制定了十壹部宪法，就是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本来是不需要暴力的。统治阶级抗拒人民的权利要求，不得已只能用暴力把它推翻。所以，应当说非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才是正常的，而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是必要的、但不是正常的。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总是颂扬暴力，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使用了暴力，因而民主革命是彻底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用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不彻底了。他们往往把革命和妥协变成道德概念，似乎革命就是好，妥协就是坏。革命和妥协必须以条件为转移。旧的政府权力愿意、允许、可能接受制约，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立宪就是好；相反，滥用暴力就是坏。有些历史学家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而加以责备。英国曾废除王室，后又恢复。现代的英国资产阶级已足够强大，若要废除王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资产阶级是很精明的，拿出壹大笔财政支出来供养王室，想必是这个王室对维持社会稳定有用。连壹部成文的宪法都不需要就能实行宪政，难道不是说明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很巩固的吗？
美国的立宪道路也使用了暴力，但又不同于法国。美国的宪法和宪政优于法国，但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走出立宪的道路，这方面不如法国典型。北美人民是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進行了独立战争之后立宪的。壹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产生的《独立宣言》，为追求独立而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人的权利。马克屎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壹个人权宣言”。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壹个半世纪后中国的五四时代仅止于呼喊民族救亡而没有進壹步提出人的权利的局限性。独立战争胜利后，壹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实行联邦制。美国的政治家们最初只是注意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宪法上没有关于人民权利的明确规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壹七九壹年在宪法中增加了十条权利法案，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又从另壹方面证明了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而后美国宪法虽作了几十条补充，壹直有效。它是世界上第壹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壹部宪法，对其他国家的制宪具有示范作用。
成功的立宪，有如下的共同点：第壹，无论君主立宪还是革命立宪，都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实现于自下而上的努力。第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得到协调，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宪法秩序的确立。第三，经历了漫长的连续性的过程才能完成立宪。君主立宪当然是漫长的，革命立宪取得政权可以成功于壹旦，而完成立宪仍然是漫长的。立宪的过程不仅是漫长的，而且必须是连续的，形成了历史的惯性才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力量。
中国的教训
中国的立宪已有近百年，至今未能实行宪政，也必须从历史中寻找教训。
中国的立宪道路是曲折的。英国式的道路、法国式的道路都走过了，而且出现多次交替。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是英国式的道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是法国式的道路。但两种道路都没有走通。究其原因：
第壹，立宪局限于上层，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立宪的第壹次尝试，有進步意义。但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抗争，不是满足人民的权利要求。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京师竟有壹万多人去“看杀头”，可见不关人民痛痒。光绪三十三年(壹九零六年)，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上谕”中说：“时至今日，唯有……仿行宪法，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之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耳。”立宪是为了保证“大权统之朝廷”，当然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的立宪运动往往缺乏群众性，而暴力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却最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暴力革命的目标，重在权力的转移，而不是权利的实现。权力转移之后，立宪活动又回到了上层。上层的立宪主要是制约民众，而不是制约政府。
第二，每壹次立宪很快被否定，下壹次又另起炉灶，因而立宪的过程缺乏连续性。晚清的君主立宪被辛亥革命所否定；民国初年的立宪又被袁世凯所否定；国民党的立宪否定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立宪；共产党的立宪又否定了国民党的立宪。壹百年的立宪，过程不短，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
第三，立宪不是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反，总是壹方排挤另壹方、壹方压倒另壹方。所以立宪的结果非但没有形成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反而加剧对抗，不能形成稳定的宪法秩序。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立宪不成功有许多复杂的原因。研究历史的教训，可以在未来的宪政运动中创造条件加以避免，超越过去。
三. 中国应该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说不起作用，但是否具有权威的作用？壹九八壹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却是壹种权威的看法。
权威在哪里？在“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权威在宪法之上。壹党专权，有了宪法也不能实行宪政。
壹党专权的两种出路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到壹党专权有两种出路：壹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壹党专权在猛烈的冲击下顷刻瓦解；另壹种是象台湾的国民党那样，逐步开放报禁、党禁，放弃壹党专权，走向宪政。
苏联剧变以后，共产党连同它的壹党专权都崩溃了，但社会也陷入了困境，用尽“振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中国如果步苏联之后尘，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掌权的历史，总是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人民对共产党的批评监督，往往被说成觊觎权力。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惴惴不安，神经过敏，这是压制民主以至镇压人民的壹个重要原因。“六四”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说：“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马克屎主义的这个真理，现在并未过时。这壹点，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又壹次得到证明。”[32] “马克屎主义的这个真理”用得不是地方。“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列宁说的，是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说的。取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有壹种说法：“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33] 政权问题有两方面：壹是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壹是取得政权以后正确地运用政权；而后者比前者困难得多。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列宁也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讲这话的时候，取得政权才四年多。谁知过了七十多年，苏联共产党还是不会运用政权而又丧失了政权。苏联共产党专注于垄断政权，没有象列宁提出的那样去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所以当它失去了垄断地位连自身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研究如何正确地运用政权，而且，好像和列宁的意思正相反，在中国通常认为夺取政权非常困难、运用政权十分容易。如果继续沿着壹党专权的路走下去，能否象苏联共产党那样走到七十多年，还很难说。
正确地运用政权，必须树立宪法权威，实行宪政民主。
树立宪法权威的前提是放弃共产党的壹党专权。中共领导人常说：“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说的也对。壹党专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可以决定垄断政权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马克屎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只有壹个方面，就是夺取政权、为我所有。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需要公民投票，不需要人民授权，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取政权的历史，不论共产党怎样腐败，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掌权？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是可以的，但应当允许反对党存在，接受反对党挑战；只能在平等的竞争中去争取，而不是固守自封的、天然的、绝对的“党的领导”。放弃壹党专权也不壹定就是共产党下台。政党政治的民主并不在于机械的“轮流坐庄”，而是在于平等竞争；经过平等竞争，即使出现稳定的壹党获胜，也还是民主的。在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壹党专权，事实上仍然壹党独大。树立了宪法权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很可能出现象瑞典、日本曾经有过的多党竞争、壹党独大的民主制。维护宪法权威的共产党执政和超乎宪法之上的共产党壹党专权是不同的。共产党在多党竞争中取得“党的领导”，必须克服由专权而导致的腐败。首先是共产党自身得救了，与此同时国家生活也進入民主化的过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以后说：“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壹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34] 这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的明智人士的看法。如能“自觉地、主动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利国、利民、也利党，何乐而不为！
走向宪政的道路选择
目前，中国到达宪政有多大距离？相当遥远！存在的问题，有两个层次：第壹个层次，宪法与宪政精神不壹致；第二个层次，现实又与宪法不壹致。这就是说，宪法不能充份体现宪政精神；而不能充份体现宪政精神的宪法又没有在现实中兑现，得不到尊重。走向宪政民主，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壹条是，首先修改宪法，或重新制定宪法，然后以壹部完美的宪法为根据来实行宪政。这是从修宪到行宪的道路。另壹条是，首先力求现有宪法的兑现，然后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宪法，不断增加宪政精神。这是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在宪法得不到尊重的地方，无论怎样修改，无论修改得怎样完美，还是得不到尊重。文字上完美的宪法，不可能改变不尊重宪法的现实；相反，只有能够兑现的宪法，加以修改才会有意义。从到达宪政的目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第壹个层次的问题，必须创制壹部能够规范宪政的宪法；但从到达目标的途径来说，必须从第二个层次做起，首先是以厉行宪法开始。所以，切实树立宪法的权威，只能走从行宪到修宪的道路。
壹般来说，树立宪法的权威，没有争议；具体来说，树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是否可行？
如果抛弃现行宪法，必须進行壹场革命。革命以后又重新面临如何向民主转型的问题。在缺乏宪法传统的地方，变革宪法并不能立即树立宪法权威。宪法的稳定性是它发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维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为了确定壹个造就宪法传统的现实的起点，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全盘肯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主张：“中国大陆的宪政改革，应从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发，而不是另外制定新宪。”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支持这样的主张：“尽可能地以现有的宪法为基础加以发展。”“我个人也认为应从真正实行现在的宪法开始，然后考虑到壹些变化。变化要小壹点，逐步来，不要壹下子作很大的改变。”[35] 香港的宪法学家研究所得也是如此：“在现阶段，比较重要的课题是切实实施宪法，把它落实。至于修改，则应当极端审慎，千万不可轻举。只要能把已经定下来不尽完善的宪法予以落实便善莫大焉。壹旦宪法威信建立起来，以后再作必要的小修也较为容易。这样，中国的宪政也就可能有稳固的基础和长远光明的前程了。”[36] 实际政治生活中，已在努力树立现行宪法的权威。乔石上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以后说：“要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统壹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37] 通常总是说“和党中央保持壹致”。按乔石的说法，全党全国就应当和宪法保持壹致。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和反对党活动，也应当以宪法为武器，迫使当权者实行民主；同时，自己还要善于在宪法的范围内提出诉求。如果为了反对政治上的不合理而不顾宪法，以为只要诉求合理就可为所欲为，即使诉求壹时实现也没有宪法的保障。進壹步说，藐视宪法权威的反对派上台，同样不会实行法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走向宪政的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文字上明确地宣布了宪政主义的立场。序言中说：“全国各族人民、壹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总纲第五条指出：“壹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正面和反面的规定都有，问题是没有严格实行。
常有人说：“现行宪法是为壹党专政服务的，因此不值得尊重。”这是凭想象所作的断语。其实，共产党的壹党专权并无合宪的根据，恰恰是违宪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壹条虽缺乏可操作性，但它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垄断权力、终身享用，属于“必须予以追究”之列。
“宪法不是写上‘党的领导’了吗？”共产党领导人把宪法当作护身符。问题是什么叫做“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進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又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進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己宣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领导。”“在国家领导体制中，党不能代替政府的职能。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权力。”但事实则不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中心，党组织本身也变成了权力机构。政党可以夺取政权，但不能垄断政权；政党可以执政，但政党本身不是政权。宪法上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现实中被歪曲成中国共产党站在政权之上发号施令。除了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改变壹党专权？只有运用现有宪法。首先消除现实和宪法的矛盾，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来意义；然后修改宪法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代之以政党政治的平等竞争。
行宪和修宪靠谁？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主要的责任在政府；但要改造政府、塑造壹个好政府，主要的责任又在人民。行宪和修宪都必须显示人民的力量，监督政府去做。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应当“眼睛盯着政府，双手推动人民”开展壹场持久的宪政运动。宪政运动的内容是争取权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
争取权利运动
中国的宪法依样画葫芦写上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为什么？孙中山说宪法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宪法只能保障权利，不能产生权利。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了权利，宪法才可加以保障；本来无权，从何保障？中国的立宪没有从争取权利开始，所以必须补课，行宪还是要从争取权利开始。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学会争取权利。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黑人“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進。壹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了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
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是夺取权力，妳下台我上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围绕着夺取权力而无休无止地進行政治的或军事的、宫廷的或草莽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礼仪的或流血的斗争。无论统治阶级内部还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壹切纷争总是在权力问题上见分晓。人民平时安于忍受没有权力的生活，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起来暴动、造反，针对压迫自己的政治权力進行打倒、推翻，以取得政权作为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这种取而代之的夺权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当自己的命运改变的时候，不过是把自己的不幸转嫁给别人；自己被压在下面就要求翻身，翻过身来又把别人压在下面。第壹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被全国大起义所推翻，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取而代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揭示壹个秘密：“汉承秦制”。改朝换代，权力转移了，原来的制度照样延续下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说没有進步，但以夺取权力、垄断权力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波澜起伏，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壹以贯之。
马克屎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接受，因为它主张通过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而政治革命的第壹步就是夺取政权。中国人对于夺取政权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暴动，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屎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中国人对马克屎主义的理解也仅止于第壹步，以后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起事的时候，空有壹番改造中国的雄心，壹旦政权到手，还是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林彪作了壹个总结：“有了权就有了壹切。”有权力的人壹切都有了，那麽，没有权力的人呢？
夺取权力的运动，特别是暴力夺取政权，常常是不择手段的。用了不民主的手段很难达到民主的目的。而且夺取权力的运动不免会发生社会动乱。中国最近的壹次夺权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壹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号召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派”的权，结果导致“全面内战”。原苏联也是因为改革运动演变为反复的夺权运动而陷入困境。
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的运动，而是争取权利的运动。是人就应当有人权，是公民就应当有公民权。在壹切权利之中，首先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了言论自由才能充份表达人民的意志，向着其他的权利延伸。冲开报禁是实现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人民有讲真话的权利，不必对政府作违心的表态。讲真话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争取权利的运动比夺取权力的运动更具广泛性、群众性，人人可以参与，时时可以進行。人民也将在争取权利的运动中学会民主，受到民主的训练。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可以状告政府、状告共产党。当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有缺陷的。唯其如此，广大的人民起来以身试法，才能确知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有力地迫使宪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总之，争取权利运动的做法是：充份利用已有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充份利用现存的并不完善的法制去达到更高更好的法制。既然几个世纪之前，中世纪的英国通过争取权利运动可以使君主制变为民主制，在当代的民主潮流下，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争取权利运动使党主制变为民主制？
政治改革运动
共产党的壹党专权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在于人民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冷漠和对丧失权利的容忍；壹旦人民起来争取权利、保卫权利，不能不震撼壹党专权的地基。争取权利运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必将有力地推动政治改革运动。中国宪政运动的战略方针是从争取权利出发，以权利包围权力，最后达到以权利制约权力。
政治改革运动应当改什么？正象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最终归结为“改革官制”，现在中国政府的政治改革也只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行宪政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变革权力结构。
目前，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壹切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作为“伟大领袖”、“核心人物”的个人。政府权力是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绝对的定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果然腐败了，它所领导的政府也腐败了。为什么会腐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从制度上找原因，总是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生了腐败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只能等待上级来整顿下级。但无论怎样整顿，收效不大。“六四”以后惩治腐败，似乎决心很大，强调“壹级抓壹级”。殊不知问题就出在“壹级抓壹级”的体制上。这种体制，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壹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以高层的权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乡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区壹级来抓，区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县壹级来抓，县壹级的腐败只能由市壹级来抓，市壹级的腐败只能由省壹级来抓，省壹级的腐败只能由中央来抓。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壹，上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败谁来抓？集权体制有壹个假定，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不会腐败的。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本来很正确的人，壹旦成为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就变得不正确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扶正？毫无办法！
中国是壹个头重脚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力量十分强大，社会下层的力量非常软弱。社会的动荡大多源于上层权力机构的争夺，社会下层的力量非但难以制止，而且往往被裹胁進去。争取权利运动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下层的力量，营造民主制度的基础。再加政治改革运动，变革权力结构，头重脚轻的社会就可以颠倒过来。
政治改革运动应当尊重宪法，不能超法而行，改革的结果才能树立宪法的权威。改革和护宪有时会发生矛盾。美国的经验表明，二者可以相洽。“如果宪法史对我们有所教导，那就是改革者和护宪者之间的相互猜疑必须终止。……要补救不公平或滥权情况就不得不有所改革；要使这些改革有效而且持续，就不可不把它们化为法律程序。”[38] 现行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并没有认真实行。首先应当以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代替共产党集权制。有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经验，考察其优劣，才能在宪法范围内加以改革。
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应当建立和健全护宪的制度、机构；以宪法保障体系促進政治改革，随着政治改革的進展而加强宪法保障体系。
第壹，宪法监督
中国的宪法生效后，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制，以致发生了违反宪法的事实无人追究、无法追究。
壹九五四年宪法颁布以后不到壹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起因是胡风对文艺问题有不同意见，写了三十万字，但并未发表，而是上书党中央。当时的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即使有错误也不属于违法犯罪。后来又将胡风与友人的来往信件公诸报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证据。这又侵犯了宪法第九十条所规定的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的权利。胡风本人被判十四年徒刑，后又加为无期徒刑。“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判了徒刑。自此，开以言治罪之先河。
刘少奇是按宪法产生的国家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内斗争而“靠边站”，未经合法程序就被停止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并接受群众批斗。国家主席都失尽尊严，何况普通公民？壹九六八年十月三日，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决议，对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党的决议只能在党内有效，但在中国竟可无视宪法，任意废立国家主席。撤销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又未按合法程序补选。后来连国家主席这壹职务都被废除了。
现在，胡风、刘少奇都平反了，但违宪者并未受到追究。今后如何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也没有保证。
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壹次，实际上无法行使经常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均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壹次，有可能较为经常地关注宪法的实施。但每次会议议案甚多，事实上也从未厉行宪法监督的职权。因此，为了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必须成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
赋予立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还有壹种弊病，很难纠正立法中的违宪现象。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壹机关。”而壹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壹次会议却“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壹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这样的授权就表明全国人大不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壹机关”，因而不符合宪法的规定。现行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份的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壹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作了修改和补充，将六种只能判处徒刑的罪犯改为“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修改和补充是否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壹九七九年通过刑法时，主持起草人彭真说明，刑法贯彻“少杀”的方针。如果“少杀”的方针是“基本原则”之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无权增补“多杀”的条款。[39] 立法机关兼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就不可能提出立法活动中的违宪问题；即使有人提出，它也可以解释为不违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游行示威法》之后，合法申请的游行示威没有壹次被批准。《游行示威法》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的“游行、示威的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不认为是违宪。所以立法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宪法监督包括对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面监督，不仅是对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進行违宪审查，还应当接受宪法诉讼。国务院关于“收容审查”的行政法规是违宪的，行之多年，国人非议，但在现行体制下无处告诉。为此，宪法监督必须做到：壹，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二，规定严格的监督程序；三，提出违宪的制裁措施。这三者之中，首要的是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但目前持异议者甚多。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進行监督，则表明前者的权力高于后者；而常委会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有任何机构凌驾其上。这种说法，理论上的迷误在于：对权力只是作大小、高低的划分，否认不同性质的区别。这是壹种全能主义的权力观，掌了大权就应当壹切都管，哪怕管不了、管不好也得管。监督和被监督是制衡关系，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大小、高低；而且越是权力大、位置高的越需要监督。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的理论根据是：宪法监督这种特殊的权力可以分离出来，独立化，实体化。但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也仅有宪法监督这壹种权力，没有其他权力，因此不可能发生凌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上的问题。当然，这种方案也难以壹步到位，首先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司宪法监督的工作委员会作为过渡。
第二，宪法解释
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争议，就需要对宪法条文作正确的解释。宪法解释也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职权。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宪法解释的实例，因为宪法并未认真实行，宪法和现实的脱节已习以为常，对宪法本身倒没有发生争议，所以就不需要解释了。
壹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实施”，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的职权所属。壹九七五年宪法对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没有任何规定。壹九七八年宪法恢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的权力，第壹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的权力。壹九八二年宪法仍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宪法解释的职权，或是没有规定，或是赋予立法机关。立法机关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容易流于解释立法意图，或者用补充立法来代替宪法解释。宪法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实践中发生了问题，只能用宪法本身来解释宪法，限定它的客观作用。在宪法和法律的实践中最有发言权的是司法机关。宪政国家通常都是由司法机关作宪法解释。中国的宪法保障体系，也可以考虑将宪法解释的职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
第三，宪法修改
宪法的严肃性、稳定性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要条件。频繁地大修大改，不能不影响宪法的效力。法学家佛讷甚至认为整个宪法的法制精神取决于“修改过程”，壹个国家的宪法到了极易修改的时候，倒不如没有宪法。[40]
壹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后，不到三十年经三次全面修改、形成了四部宪法。每壹部宪法都规定了修宪程序，每壹次修宪似乎也并没有违反修宪程序。四部宪法都将“修改宪法”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壹九五四年宪法和壹九八二年宪法还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壹九八二年宪法又增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壹以上代表提议”。在中国要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宪法多变，就因为修宪程序太简单。在宪政国家，议会虽有修宪权，司法机关、宪法监督机关可以加以制衡。中国也应当规定严格的宪法修改程序，并设计有效的制衡机制。中国学者曹思源建议，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的修宪，应在其后的半年内“经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予以批准，方能生效。”[41] 这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设计的制衡。
仅仅遵守修宪程序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当强调在行宪的基础上修宪，修宪是为了更好地行宪。
中国的现行宪法不能满足实行宪政的要求，因此不能不修，但又不能速修。宜审慎行事，逐步修改，积小修为大修，以至根本改观。
思想启蒙运动
争取权利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都必须思想先行。西方民主国家在实现宪政之前和之初，都有长达壹、二百年的启蒙运动，为之扫除思想障碍。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但進行得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重新進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实质不是划分人群，而是转变观念。中国的宪政运动至少要求树立三种新的观念：
第壹，权利观念
中国人向来缺乏权利观念，而且往往认为是权力产生权利。这是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症结所在。如果不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颠倒过来，不以人民拥有权利为当然前提，就不可能发动争取权利运动。
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但不会自动产生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培育了利益观念，还不是权利观念。在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利益取决于上面的分配。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自己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活跃起来，但人们担心政策多变，因此只顾眼前，能捞就捞。为什么不能制止政策多变？就因为人民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制约权力。经济上的利益需要政治上的权利作保障。人们对自己所追求的利益有切身的体会，但这只是壹个起点。从市场经济到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将利益观念提升为权利观念。
第二，法的观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法是政府制约人民的工具。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42] “目无王法”、“目无国法”就是官府对人民的语言。所谓“法家”，主张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现代宪政国家的法是人民和政府、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埃尔曼说“近代初期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国家中通过斗争和论战而发展的立宪主义哲学，在于将法律理解为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契约。”[43] 这种契约主要是为了制约政府。民主政治总是假定政府是会弄权犯规的，因此需要制约。现在，中国的政府总是声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不需要制约。事实是掌权的人违法者多于老百姓。已故前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说：“人民群众违法多还是干部违法多？后者多。受多年封建统治影响，人民不敢违法，干部却敢于作威作福。”[44] 如果政府不为人民服务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既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法也只是政府治理人民的工具。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在观念上将法的工具性转变为契约性。
第三，宪法至上观念
树立宪法权威的根本观念是宪法至上，人民只能对宪法表示忠诚，不能对任何政党和个人表示忠诚。
在中国，发生过“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壹九七九年，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说，法是党中央领导下制定的，任何地方党委都要服从党中央制定的法律，因此，法比地方党委大。[45] 法比地方党委大，是因为制定法的党中央比地方党委大。那麽，党中央和法哪个大？法学家张友渔说：“宪法是根据党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方针政策，通过权力机关制定的，就这壹点来说，‘党比宪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就要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就这壹点来说，‘宪法比党大’。”[46] 宪法大还是共产党大，问题的提出是荒唐的；荒唐的问题产生于荒唐的现实。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它规定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等等“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共产党的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文件规定是宪法至上，实际活动是共产党至上，所以才会发生问题。问题的解决还是荒唐的：立法是共产党至上，执法是宪法至上。共产党可以立壹个法领导人民去执行，结果执法也是共产党至上。壹九五八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成立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改变了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执行的时候宪法就搁在壹边了，哪有什么“宪法比党大”？立法和执法可以分权，但宪法至上的原则不能分裂。
由于经济自由化的冲击，加上共产党自身的腐败，事实上共产党的权威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正在衰落。树立宪法的权威，此其时矣！如果出现权威的真空，社会失控、发生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宪政运动应以思想启蒙为先导，以争取权利为中心，通过政治改革的途径，实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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