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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独立工会

民主射秽主义宣言

Ⅰ.我们的意愿

　　我们社会民主党党人，妇女和男子，努力为创建壹个和平世界与壹个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为建立壹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我们要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抵御威胁生存的危险，并且鼓起勇气通过斗争而获得進步。
　　我们希望和平。
　　我们为创建这样壹个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这个世界中，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们之间的冲突不是通过战争或军备竞赛，而是在为了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而進行和平竞赛中得到解决，
　　― 在这个世界中，通过壹种伙伴政策和壹种争论文化来消除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 在这个世界中，欧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种保障民主与社会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并以南部民族的希望与和平为出发点，
　　― 在这个世界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于壹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公平机会。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世界社会，它通过壹种新型经济而使我们星球上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护。
　　我们希望实现男女社会平等，希望建立壹个没有阶级、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没有排挤的社会。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使所有妇女和男子都享有从事人道的职业工作的权利、壹切形式的劳动都得到同样尊重的社会。
　　我们希望通过团结互助的努力实现所有人的福利，并進行公正的分配。
　　我们希望，文化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丰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们希望在整个社会，包括在经济界、企业、以及工作岗位上，都能实现民主，限制经济权力，并实行民主监督。
　　我们希望经济的基本决策，首先是在哪些应当增长和哪些应当萎缩的问题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们希望公民能参与技术改造，从而改善劳动和生活的质量，并减少技术风险。
　　我们希望建立壹个获得男女公民政治热情参与和支持的现代民主国家，它有能力实现社会目标，并且不断根据新的任务進行变革和经受考验。
　　仅仅延续以前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希望实现壹种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以人类生活的更高质量为目标的進步。它要求首先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改变思维，改变方向，精心选择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临威胁，这种進步就越有必要。谁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价值观念，就必须進行变革。我们需要这样壹种進步，它能确保国内外的和平，保护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惧并唤起希望。我们需要这样壹种進步，它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没有这样壹种進步，就势必出现倒退。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同所有国家的民主射秽主义者壹道为实现这壹進步而努力。

Ⅱ.我们的政治基础

1.基本经验和基本价值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与它的誓言承诺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工人运动提出控诉，要求兑现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个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团结互助的社会。这壹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对资本主义進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壹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继承了 19 世纪人民民主运动的传统，所以它希望做两件事：民主与射秽主义，即人们在政治和劳动世界的自决。
　　然而，他们的历史未能摆脱缺点和错误：在第壹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使许多希望这壹运动能够强制实现和平的人深感失望。这壹运动在涉及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此后，那些假托工人阶级名义建立起壹党专政的共产党人，同那些致力于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改良建立壹种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民主射秽主义者分道扬镳。那种自称是用射秽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曾经唤起人们的希望，却又令人痛心地使这壹希望破灭。他们不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会，而是建立了壹种特权官僚统治。这种统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首次承担民族国家政府的责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并且开始建设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曾经抵制、但未能最终阻止民族射秽主义的暴力统治。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帝国时期付出重大的牺牲的反抗斗争，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权利要求对第二个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建设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与专制和恐怖進行斗争的经历，使我们对于粉饰民族射秽主义罪行的企图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重新复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运动深化了这样壹条经验：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够为同壹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
　　政治力量的对比，被低估的资本主义生命活力，还有社会民主党人缺乏动员多数居民的能力，这壹切都阻碍了社会民主党改革政策对于传统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非民主基本结构進行深刻变革。大经济财团的权力、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理所拥有的优势地位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并没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纲领》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它把民主射秽主义理解为壹项任务，即通过社会民主化、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表述了自己长期以来就已经具备的身份，即它是壹个左翼人民党。它将继续保持这种身份。
　　社会民主党曾经作为执政党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扩大了企业男女雇员的权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参与权利；扩建了社会福利国家，并消除了对壹些居民集团法律上的歧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人也曾作出错误估计或者错误的决策；对于保障自然生存基础缺乏必要的重视；反对极端分子的法令[1]与其说是消灭了，不如说是造就了我们对抗民主制度的壹批反对者。这壹期间的突出成就是：同东欧国家和解与保障和平。
　　在德国东部，1945 年以后苏联军事当局和德国共产党禁止迅速掘起为最强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发展。在欺骗、压力和强制下成立了成为未来民主德国执政党的德国统壹社会党，在这里，共产党人滥用了在民族射秽主义专政时代人们的迫切愿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号下消除工人运动的分裂。当时和在以后年代，很多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共产党专政的牺牲者，许多人受到迫害、监禁，被剥夺政治生命，被迫离开民主德国，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
　　德国东部的社会民主党被查禁长达 47 年之久，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壹种被紧张关注的意识形态敌人形象。但是，在柏林东部地区，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会民主党人还在坚持党的工作。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领导的联邦政府从政治现实出发，通过它的缓和、对话和小步推進政策使得东西德国的边界变得容易渗透，并为民主德国的男女公民扩大国内的自由活动空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壹党专政和官僚化的计划经济证明自己并不能把民主德国的国家和经济引向壹个有保障的未来。1989 年 10 月 7 日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重新建党，他们向德国统壹社会党的无限权力提出彻底挑战。他们在民主德国革命运动内部最先决定支持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就为从内部瓦解德国统壹社会党的国家制度发出了关键性的信号。
　　经济上也严重失常的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由于 1989 年中东欧国家的革命运动垮台了，对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具有深刻影响的东西方矛盾对抗消失了。由于共产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民主自决权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国实现，最后，德国男女公民的自由决策结束了德国的国家分裂。
　　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国历史在和平革命中实现了转折；他们对于统壹的成功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自己在专政下的艰难经历、沈静而顽强的斗争精神、令人可信的新开端，丰富了整个党的精神财富。自从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时它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整个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1990 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壹成为消除德国分裂后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务就是减少继续生效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为此需要团结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志的形成。为东西部所有德国人创造同样机会，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赋予我们的应尽义务，我们党是壹贯支持实现为所有人服务的法律和社会公正的。
　　作为国家和政党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工人运动曾经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主要流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种分裂的后果也对 20 世纪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失败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信仰，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坚决维护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个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将永远是无法与作为政治社会平等前提条件的人权保障截然分开的。民主射秽主义者决心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实现壹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这也已经被证明是壹条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首先是中东欧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壹部分共产党人也对上述思想承担了义务。他们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射秽主义政党，他们把社会党国际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园。社会民主党人欢迎这个目前还没有最终完成的转变，并且推动它继续進行下去，如果这种变化是与真实可信地同壹党专政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划清界限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男女社会民主党人引以为骄傲的是，我们继承了这样壹种运动的传统，即它从未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战争、压迫或暴力统治，而是使毫无权利的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国家公民。
　　社会民主党从它存在之日起就坚持争取和平与国际主义合作。在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际主义已成为惟壹能够承担起责任的现实政策。
　　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植根于我们的历史。今后它们也将是我们改革政策的基础。

我们的历史渊源


　　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進行合作。他们的协调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欧洲的民主射秽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屎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纪就已被工人运动接受，并且得到進壹步发展。我们用了壹百多年的时间才使上述这些思想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们欢迎并尊重个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决不会让它们屈从于党的决议。

我们关于人的概念


　　不论我们如何解释人的尊严，它都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联合国《人权宣言》开头的第壹句话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享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应以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相待。”
　　我们共同把人理解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个性和社会性的人。人作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并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个性只能在与自己同胞组成的共同体中得到发展。
　　人并非注定要成为好人，也并非注定要成为坏人，他们都有学习的能力和运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制是可行的。人可能会犯错误，误人歧途和倒退到丧失人性的状态。因此，实行民主制是必需的，由于人是开放的，并且具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关键取决于他生活在何种环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种新的和更好的、对维护人的尊严负有义务的社会制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严要求每个人能够在同其他人合作共处中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妇女和男子应具有同等权利，并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责任创建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人的尊严的获得，不取决于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权


　　我们对实现人权负有义务。国家和经济应为维护人和人的权利服务，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权得到充分实现，就需要对自由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给予同等保障。这些权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应被用来相互排斥。集体权利应有助于个性的发展。
　　只有在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和运用的时候，人们才能作为自由人、平等人从事生活和实行民主。只有在实现社会基本权利的时候，才能对所有人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给予重视。只有在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得到尊重，从而允许進行自由的意见争论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共同实现所有这些人权，才能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风俗、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确定壹种同联合国的人权相协调的少数民族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对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们進行共同生活的壹个必要范畴。它并不局限于国家机构。当人们传播或者隐瞒信息的时候，当意识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人们形成意见、表达意愿、行使权力或者代表某种利益的时候，都是在从事政治。
　　政治行动应该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错误与罪过，疾病与灾祸，痛苦与绝望，过失与失败，即使在壹种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会中，这些也都属于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为实现壹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如果它想自己创造幸福和满足，它就有误入极权主义歧途的危险。
　　然而，政治必须超出并且不同于仅仅管理已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做到并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须确保自己行动的活动空间，并且提出新的任务。如果它听凭经济利益决定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那麽，它只能去做客观事物强制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制国家的内容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民主制国家并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会的手段。政党既是倡议者，又是中介人。它们通过把握社会的脉搏和需要，并将其转化为立法和政府行动，在社会和国家之间進行沟通。政党必须自己提出新的思想并且拿出决策性建议提交讨论。
　　政治不仅仅局限于履行真正的或所谓的客观事物强制力量的要求。它必须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积极参与才能贯彻执行。政治有可能作为自由的、其结果是公开的公民对话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对话要求并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参加，传播信息，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促進判断能力，并最终形成共识或获得明显多数。
　　公民对话是民主文化的表现。当必须做出关系所有人利益、并且在以后很难改变（例如技术的改造）的决策的时候，公民对话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舆论自由和新闻媒介自由是公民对话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须有权利并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后代的生活机会的问题形成并宣传自己的意见。国家、学术界、新闻媒介必须为有牢固基础的舆论形成以及为民主的争论文化创造前提条件。
　　公民对话意味着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国家干预。

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我们判断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壹种新的和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男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指南。
　　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这样壹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能负责地参加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
　　人作为个体，必须并且有能力获得自由。使个人获得发展自由的机会，始终是社会的壹项应尽义务。我们认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权。
　　他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界限和条件。自由要求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摆脱困苦与恐惧；自由也要求获得施展个人才能和负责地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机会。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实现自由的机会。而为了实现自由，我们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以及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机会。它要求实现男女社会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财产和权力分配方面，还有在教育、培训和文化生活方面实现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机会并非意味着千篇壹律，而是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发挥个人爱好和个人才能的发展空间。
　　团结互助作为超越法定义务的彼此之间承担义务的意愿，不能强制实行。团结互助对于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精神振奋。没有团结互助，就没有人道的社会。
　　团结互助既是弱者争取自身权利斗争的壹个武器，同时也是从人与人相互需要这壹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只有我们彼此承担责任，并愿意使其他人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过着人道的生活。陷于困境的人必然会指望得到社会的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也意味着这样壹种要求：让第三世界人民获得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机会。我们今天决定着以后世代的生活机会，他们有资格要求我们与他们团结互助。
　　为了扩大个人发展机会，也需要進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动，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和确保个人自决的前提条件。
　　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它们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释、相互补充以及相互限定，它们相互充实各自的意义。
　　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射秽主义的持久性任务。

2.我们生存的世界

　　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在世界壹些地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大和工会的政策，这些财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为了克服我们的物质短缺，在世界范围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从而使人和大自然面临新的威胁。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继续存在，此外还造成了对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胁。
　　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用基因技术控制進化过程。核能的释放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然而，提升责任感的意识也在增强。
　　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人类的危险还没有祛除。
　　然而反对疯狂扩充军备的反抗却加强了。裁军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观念正在消失。
　　由于土地、水源、空气受到污染，森林、海洋、动物和植物正在经受死亡的折磨，我们正在剥夺自身的生存基础。
　　然而，生态主义思想已经获得力量支持。新的技术和工艺程序以及壹些过早被宣布为过时的技术和工艺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种有利于自然的经济。
　　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生存。气候变化或者臭氧保护层变薄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越国界的。战争会使未参战民族受到影响。地球的壹部分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或获得经济成就，也会对所有其他地区发生影响。世界社会已是壹个现实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种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还十分遥远。
　　但是，认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认识正在增长。共同的任务迫使人们实现和平并進行国际合作。
　　经济权力似乎不可阻挡地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和紧缺资源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全球资本流动的周期日益缩短。庞大的跨国康采恩在国际范围内制定赢利战略计划，破坏民主监督，并且强制政治决策。势力扩张和追逐利润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却使无数个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们限制了我们民族国家的活动空间。全球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结构危机迫使壹些经济地区崩溃。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成功地组成了区域共同体，在工会消除民族国家边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国家依附于北部的银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国家，南部国家的独立发展受到工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它们沦为东西方冲突的练兵场，又常常受到腐败精英的剥削，这些南部国家正在争夺它们的未来机会。贫困压力越重，人口增长越迅猛，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日益加速，独立养活自己的机会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于北部的决策。然而，穷国正在奋起反对监管与剥削，它们联合起来并寻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开始认识到，对于所有人来说，南部的贫困潜伏著什么样的危险。共同的责任意识在东方和西方与日俱增。
　　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劳动世界、公众舆论、并且越来越多地对私人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它们对劳动质量、就业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构成威胁；凡是在新技术被片面用于谋取利润或权力的地方，它都加强了操纵和监视的发展趋势。
　　另壹方面，它们又为建立更加人道的劳动组织、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参与开辟了新的机会。
　　国家正在变成力不胜任的修理厂。它要通过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事后补救和滞后的环境保护来修补那些对生态和社会福利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预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些没有固定社会联系、而且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个人，常常感到自己单独面对壹个陌生的和神秘莫测的社会。与此同时，这个社会不断提供新的选择机会使他们既感到神往，又觉得力不胜任。
　　然而，自由选择的机会，只有纳入个人生活设计，并且在与其他人团结互助的情况下加以利用，才会导致更多的自由与个人发展。
　　我们始终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在劳动和社会生活组织中受到歧视。
　　但是，妇女正在日益加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许多人为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苦恼，他们不再对政治抱有希望，退缩到私人和小团体的圈子内，或者逃避现实，陷入新的依赖性。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证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为之努力的。我们挺身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危险。我们不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吓倒，我们努力寻求同那些敢于和我们壹道调整方向、制定规划和实施改造的人進行对话。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务


　　人类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毁灭。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择要求人类重新采取新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决不允许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这壹点首先适用于当今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和平不仅意味着停战，和平还意味着各国人民在没有暴力、没有剥削和没有压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经济、生态、文化和人权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利。
　　和平政策必须缓解大国冲突，寻求各方利益平衡，考虑共同利益，通过地区性联合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霸权行径，并且以和平竞赛和政治争论文化来解决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之间的对立。
　　和平政策必须打破军事官僚利益集团和军火工业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并将军火生产转为民用商品生产。
　　和平政策必须以和平教育与和平研究为支柱。争取和平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和平需要人们为了实现民族和解、裁减武器和消除敌对形象而在世界范围的积极投入。
　　在爆发冲突的时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毁灭本来想要保护的对象。我们主张消除军事威慑体系，建立跨越集团的安全体系，其中包括没有武器的宇宙空间。我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得生产、拥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它必须摆脱壹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不得谋求与别人分享这些武器。应以宪法的形式确保联邦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与化学武器。
　　我们要遏制扩军备战的势头，推动裁军進程。
　　我们的目标是阻止武器和军备物资的出口。

共同安全


　　东西方都曾经试图通过扩军备战实现彼此的相对安全，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给所有人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
　　在欧洲，任何壹个单独国家都不会比可能交手的敌人更加安全，因此每个人不得不为了自己利益而替别人的安全承担责任。共同安全的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维护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進缓和，也需要缓和。共同安全希望减少威胁恐惧和消除集团之间的对抗。
　　我们的目标是以欧洲和平秩序取代军事联盟。在此之前，联邦德国依然要在大西洋联盟中寻求可能实现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条件是，它既能在联盟中体现并贯彻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实现共同安全利益。东欧的变革削弱了联盟的军事意义，增强了它的政治意义，并赋予联盟壹个新的职能：它必须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自行安排解散，并且有计划地向欧洲和平秩序过渡。这也为结束美苏两国在其领土之外的欧洲驻军开辟了前景。
　　在联盟中必须贯彻主权平等的原则。联盟必须具有防务能力，是防御性的，并且具有缓和愿望。这些政治意愿必须凌驾于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和军火工业的经济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项政治任务，而不是武器技术的任务。
　　共同安全旨在销毁壹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迅速减少并改组常规武装力量，直至双方在结构上失去進攻能力。应通过有限度的单方面采取措施和发出信号来加速这壹進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军备开支、减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试验等。
　　在欧洲建立没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地区有利于共同安全。我们希望建立这种地区并且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应有联邦军队的地位。它的任务仅仅是保卫祖国。它的使命是，在结构上失去進攻能力的情况下，以自己的防御能力阻止战争的发生。联邦军队机构必须支持和促進裁军進程。只有政府才能担任联邦军队的政治领导，对它们的议会监督是联邦议会的责任。
　　士兵是身穿军装的国家公民。我们拥护联邦军队和义务兵役制。我们拒绝对妇女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平政策的目标就是，使军队成为多余。
　　我们尊重那些谋求没有暴力的民族共同体乌托邦的和平主义者的责任感。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合法地位。我们保证人们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权利。我们主张取消所谓良心审查。拒服兵役者的补偿勤务不应令人望而生畏或为军队服务。

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和平秩序


　　社会民主党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纲领》中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们的目标。各民主国家必须将自己的力量汇聚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致力于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
　　欧洲共同体是划分为不同区域的世界社会的壹个基础。它是实现和平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机会。整个欧洲必须成为壹个和平地区。
　　欧洲共同体应通过共同外交政策为和平效力，使它的众多民族在国际关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对付世界大国的对抗。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前景并不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它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是在发展贸易和工业、科学技术、创造无污染的环境和促進第三世界持续发展方面成为世界范围内深受欢迎的伙伴。欧洲共同体必须随时准备接纳壹切欧洲民主力量作为自己的成员，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与所有东欧国家的合作，克服欧洲的分裂。
　　欧洲共同体必须通过与地球南部国家的伙伴政策，偿还欧洲殖民主义列强欠下的历史旧债和目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欠下的新债。因此，欧共体必须支持南部国家和力量谋求独立、自决发展的努力，并积极建立壹种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
　　我们希望欧洲共同体继续发展成为欧洲合众国。这个合众国将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保证所有公民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同样的发展机会。
　　这就要求欧洲议会具有充分权利，要求壹种具有行动能力的、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要求明确确定职权范围和实现欧洲的经济民主。我们要在整个欧洲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制度。
　　我们的目标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边境、尊重所有欧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整个欧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欧洲国家必须按条约规定实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各项原则。
　　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迅速推進的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希望。我们愿意对这些国家的改革提供帮助。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保证实现人权，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秩序。
　　发展全欧合作应有助于消除南北对立，通过全面保护环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继续生存，实现个人和集体的人权，把经济合作扩大到相互依存状态，保护欧洲的共同遗产并促進文化交往。为此我们还需要建立全欧性的机构。

德国


　　德国领土必须成为和平的发源地。我们要建立充满生机的德国人民的责任共同体，要谋求实现两个德意志国家在裁军、缓和与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国人同所有民族壹样拥有自决权利。民族问题服从于和平的需要。我们努力使欧洲保持壹种和平状态，使德意志民族能够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统壹。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人们将对他们在走向统壹的欧洲过程中所建立的机构共同体的形式作出决定。德国人的历史经验以及他们关于壹个共同欧洲的决策不允许德国再走壹条特殊道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不可更改的。
　　随着人们不断增加跨越边界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柏林作为德国和欧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
　　四大国对整个德国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权必须被全欧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壹种平衡，整个人类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在被饥饿和困苦统治的地方不会有持久和平。南方国家不应成为东西方冲突的战场，相反，东西方应通过裁军节省更多的资金，为世界上生活贫困的三分之二的人类开辟发展机会。
　　北方工业国家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南方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经济结构依然沿袭五百多年来的殖民主义传统。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视性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影响，并且把负担推给第三世界。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所有南方国家必须最终获得机会，自己养活自己，保护或恢复本国的自然生存基础；找到适合本国农业、能源供应、教育、就业、工业化、卫生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模式；通过高效能的国内市场满足本国基本需求以及保护自己的文化认同。
　　只有当妇女的劳动不再被过低估计的时候，南方国家的发展才会成功。必须承认妇女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妇女必须在所有层面上权利平等地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发展项目的实施。她们必须能够参与决定发展道路。这种发展必须也以她们的利益和需要为目标。
　　地区性联合可以有利于加强南部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促進全球合作。
　　在反动力量阻止独立发展的地方，我们支持当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废除。
　　南方国家的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因为我们在自己国家正在通过生态革新对我们的工业社会進行纠正，鼓励开发再生能源或技术，这些对于南方国家也是很有益处的。
　　因此，发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为某壹职能部门的孤立任务，在進行所有政治决策的时候，包括宏观经济控制、降低关税、促進出口，以及制定环境政策、农业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它们对发展援助政策的影响。
　　北方和南方国家必须首先找到壹种能够促進持续進步、尊重生态负荷极限、并同今天的和未来的世代的需要相协调的发展道路。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在利用资源、确定技术革新方向、确定投资规模、地点和目标的时候以长远发展目标为方向，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短期利润。为此，必须改造现有国际机构，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利。我们努力谋求建立壹个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它将使所有国家都能持续发展。
　　在通往这壹目标的道路上，必须使交换条件向着有利于南部国家的方向改变，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制还债劳务，鼓励从北部国家向南部国家的资源转移，扩大公共发展援助的资金筹措和在世界范围内对跨国康采恩進行监督。
　　如果发展中国家为了世界社会的利益，错过了有益于保护环境的经济机会，工业国家必须对于它们的财政损失做出赔偿。
　　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国际组织中以权利平等的伙伴身份推动这些组织的改革时，所有这些才能成功实现。这里主要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组织。

国际共同体


　　世界社会必须建立这样壹种秩序，通过这个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经济权力从政治上得到监督，原料、技术与知识得到公正的分配，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能够得到持久的保护。
　　联合国可以使我们接近上述目标。因此，它的作用必须加强。它必须成为不使用暴力处理世界内务政策的工具。我们希望从政治和财政上加强它的力量。
　　联合国受东、西方对抗的牵制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進和平，抵制全球性威胁和维护穷国利益。只有在各个民族国家准备赋予联合国更多权限和任务的时候，联合国才能应付这些挑战。我们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强国际法院，改革安理会和设立国际军备监督委员会。必须改组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结构，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动能力。
　　社会党国际致力于团结和加强壹切民主射秽主义力量。它必须進壹步发展，以便能够为壹个民主的世界社会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壹种共同生活和共同协作的新文化

壹种共同生活的新文化


　　文化 ― 任何社会都有多种文化存在 ― 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人与其他生物和事务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于思想 ― 世界观传统和宗教传统。在这些遗产具有生命活力并在对话中经受考验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伦理和社会方面产生推动作用。
　　文化表现在各种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现在对弱者的关注中。社会福利国家和法治国家，还有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须在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经受考验。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规律性。保护和爱护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劳动质量的影响，包括职业劳动、家务劳动、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的质量的影响。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壹种为经济利益所操纵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领域都商业化。我们希望建立壹种能够与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适应的经济。
　　对大部分城市和市镇的人们来说，社会文化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体现在劳动岗位、邻里之间、以及就公共利益進行讨论和愉快聚会中的文明交往和团结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种能够把必要的基本共识和必要的争论结合起来的政治文化中经受考验，并且不断强化。对此，宽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个团结互助的社会中人人平等

妇女和男子的社会平等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团结互助地生活。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选择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能发挥作用，他（她）们在完成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及职业工作以后，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从事艺术、体育或社会活动。
　　我们要建立这样壹个社会：
　　― 它不再把人们分成是具有所谓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
　　― 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职业工作划归给男子，而把受到歧视的家务和家庭劳动留给妇女，
　　― 在这个社会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则甘居从属地位。
　　现实状况是：
　　― 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始终打着男性烙印，
　　― 关于男女社会平等的宪法要求并没有成为现实，
　　― 妇女更多地受到贫困打击，
　　― 妇女在接受培训和从事职业方面依然受到歧视，
　　― 她们在经济、科学和艺术、政治和新闻媒介领域仍然受到冷落，
　　― 依然把私人领域的事情，把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推给妇女，
　　― 对妇女的历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谈或加以歪曲，
　　― 职业工作和义务兼职工作的时间长短和组织形式依旧根据男性的需要确定，
　　― 妇女成为男人暴力的牺牲品，她们的性生活自决权利遭到藐视。
　　但是，妇女意识正在迅速变化。他们比多数男人更加痛苦地体会到，男女双方的部分愿望、能力和才智不断地受到压抑。许多妇女开始反对这个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对那些要维护这个世界的男人们。男人也日益认识到，所谓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从于理性和自我实现能力，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贫乏，甚至沦于病态。
　　男女双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双方扭曲变态，彼此疏远。
　　我们要克服这种分裂状况，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在实现法律平等之后必须实现社会平等。这并不意味把妇女整合到壹个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这个社会。
　　教育应使年轻人为進人这个社会做好准备。它必须帮助人们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断使这种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劳动，并且進行另外壹种不同的劳动分配。谁若想不仅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务、家庭劳动和个人劳动，谁就必须首先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我们首先力争实现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时的工作制，以便使妇女和男子能将职业工作、家务和家庭劳动、义务兼职活动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需要制定壹个男女平等法，结束工资歧视，制定支持职业妇女的计划。通过由妇女提出要求和帮助她们重返职业生活来实现她们在社会保障权利和公务员权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须通过家庭负担平衡[2]来保护孕妇及产妇，为产假及护理病人而损失的工作时间提供经费，这样就不会因为各企业增加额外负担而造成妇女丧失工作岗位的风险。国家的财政资助和订货必须以实现男女平等为条件。
　　日间托儿所和全日制学校是使男子和妇女的职业与家庭工作协调壹致的前提条件。新的居住形式，对于儿童、老人、病人以及伤残人的分散的社会服务可以帮助家庭工作摆脱孤立状况。
　　在政党、工会、各种协会和联合会从事义务工作的时候，作为陪审员、监事会成员或家长代表，妇女必须具有同男子壹样的参与机会。在所有委员会中，妇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须各占壹半；在劝说工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需要制定法规。为了实现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时可修改联邦、州和乡镇的选举制度。
　　未来要求我们大家，妇女和男子们，从事许多长期被当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关心他人，用智慧战胜突如其来的困难，尤其要同他人進行伙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会，必须克服男性统治的世界。

几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同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条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社会中，建立壹种团结互助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必须维护、扩大、保护和支持这种关系。
　　文化和技术方面的迅速变化可能加剧几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旨在使这种紧张关系转化为有益于全社会的成果。决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应是隔膜和竞争，而应是经验交流和团结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


　　社会的变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两性关系形式的变化中。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共同体中寻找爱情、安全、承认和温暖。为此，他们建立了多样化的长期的结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见的。它同家庭壹样受到基本法的特别保护。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体都有资格得到保护和法律保障。不允许歧视它们，包括不能歧视同性生活共同体。
　　作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体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担责任为条件的，子女长大成人并不意味家庭的结束。不应该把属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任务推给家庭这个互助性团体。
　　对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过份要求也会对家庭产生冲击。并非所有在无情竞争的职业世界中无法实现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对劳动世界進行变革，以便使妇女和男人能够在家庭中以伙伴的身份为双方、为他们的子女承担责任，为维持生活、教育和家务劳动做出同样的贡献。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体对每个人的个人发展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们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保护和支持。国家和基层行政机构有义务对家庭的物质负担至少给予部分补贴，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亏待，特别要准备向单身抚养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伤残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护理家属的家庭提供帮助。
　　我们要建立壹种不要使妇女感到非堕胎不可的生活环境。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解决人际之间的壹切冲突。对堕胎進行法律惩罚并没有达到保护胎儿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导致妇女受到更大的威胁和侮辱。刑法并不是解决堕胎冲突问题的合适手段。因此，我们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规定。
　　我们要保护胎儿，但必须遵从而不能违背妇女的意愿。因此，我们承认妇女的责任和自决权利。

儿童


　　我们要建立壹个关爱儿童的社会。儿童需要鼓励，以便使他们能在壹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们需要壹种符合他们爱好和兴趣的教育制度，从中得到帮助和激励。他们需要游戏和活动的空间。他们需要保护，以防止身心受到过重的压力，免遭暴力，并防止他们无节制地沈迷于媒体消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儿童能够作为独立法人受到尊重。在進行政治决策时，要比以前更多地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对家庭進行资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框架内，首先是在住宅建设、交通规划以及在提供足够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方面确保实施壹种坚持不懈的关爱儿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来


　　青年人的现实生活现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上学的时间更长了，所拥有的学历更高了，许多青年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可以独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业、环境破坏以及核威胁使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要求发生变化和分化。青年时代已成为壹个独立的生活阶段。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要求发生了变化。目前，绝大多数青年对社会改革和个人生活前景的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妇女更是这样。青年人受新闻媒介和业余消闲工业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义力量企图把青年中的社会分裂固定下来，并使个人的生活要求转化为贯彻个人主义化的战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个人的发展只有在所有人都获得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机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欢自己塑造生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试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为此，他们需要拥有物质上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主张实行壹种符合青年需要并且不依赖父母的教育资助。最低社会保障也应包括那些没有工作的青年。我们将给予所有青年人独立生活的机会。因此，必须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个接受培训的位置，并且在接受培训之后有壹个劳动岗位。所以我们要通过分摊税款筹措经费的办法创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来的培训位置。为了使年轻妇女有同样的机会，必须把全部培训名额的壹半留给妇女。
　　为了使青年能自己负责安排业余时间，而不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我们要扩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业余活动机构和文化机构。同时也需要促進青年社团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们希望，中学生、接受职业培训者以及大学生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增進德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我们要为建立壹个超越欧洲范围的团结互助的多民族共同体做出贡献。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于传播知识。政治教育应当培养实际行动能力，树立同情心、团结互助精神和责任意识。我们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强政治教育，就是因为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把握未来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们对于進入老年的感受已与过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发展并不会由于退出职业生活而告结束。确切地说，老年人从此开始了壹个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新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壹个充满新的内容和新的生活机会的阶段。
　　对老年人来说，继续接受教育和社会参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应该能够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表达和维护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阐述和检验自己的观点。老年人也必须有机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为了能在几代人之间進行合理的任务分工和协作，必须打破那种关于教育时期、就业时期和退休时期的僵硬划分。
　　同以往壹样，老年人的生活仍与社会风险及个人风险联系在壹起。生活早期阶段获得的社会福利国家资助和团结互助的资助也会提高老年阶段的机会平等。
　　使所有人获得有保障的养老金，确保抵御风险的关怀，提供多种居住形式，对于城市与社会福利進行计划，使人们能够具有壹种独立生活和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将有利于老年人权利平等地、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必须扩建社会服务并使之网络化，这样可以使老年人尽可能长时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对于老年人的家内护理来说，对家庭采取补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们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独。我们要力争使他们的个人尊严受到保护，使他们的生活成就得到社会承认。

各种文化之间的团结互助


　　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联邦共和国。欧洲各国已成为具有跨国文化的国家。正像很多外国人生活在德国壹样，很多德国人也生活在国外。在德国的很多外国公民仍旧深受文化和社会孤立的痛苦，常常成为歧视的牺牲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觉痛苦。
　　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尽壹切努力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使它们能够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们要改善外国人的居留权，使他们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对于受政治迫害的人来说，政治避难权必须继续成为壹种不受限制的基本权利。这包括由于性别和种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双方均享有独立的居留权。

消除阶级社会


　　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着旧的和新的特权。收入、财产和机会的分配不公使社会分化为两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别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别人支配，他们的自决权和政治参与权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制。这影响到政治和国家事务方面的意志形成。
　　我们谋求建立壹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射秽主义所谋求实现的那种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是壹种摆脱阶级限制的社会。我们要通过取消特权和完善民主制来实现这个社会。

2.未来的劳动和业余时间

劳动的意义


　　劳动不仅是生存条件，也是人类存在的决定性维度。人们通过劳动不仅创造生活所必需的资金和服务，同时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劳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并带来了新的需求。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劳动，如何去组织、设计和分配劳动，这壹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这也同样适用于职业劳动、家庭劳动、集体劳动和自由个体劳动。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共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劳动时间和劳动范围、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都是由人来实现的，因而是可以通过政治進行改造的。任何壹种形式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使人们致富，但也造成了异化并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种劳动形式都要依赖其他劳动形式，它们共同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
　　劳动的苦与乐始终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机器，通过劳动设计、规划和组织，通过履行职务以及通过与社会、企业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与分工，人的个性得到了发展。劳动的痛苦是由于负荷过重或要求过低，由于健康伤害和有损尊严的劳动，由于劳动的压迫和异化。非人道的劳动分工或与社会隔绝的劳动所产生的后果也能造成劳动痛苦。
　　劳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技术的历史。技术能够带来财富和人道的舒适条件，能够减轻劳动强度。但是，技术的社会应用也会给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几乎壹无所有的人们带来贫穷、疾病、依赖性和异化。
　　我们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从事劳动。我们的社会把劳动分成职业劳动和无报酬的、但又是社会所必需的家务、家庭与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分工和评价都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表现为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两性之间不同的发展机会。
　　职业劳动对于人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人们获得独立并得到社会承认，它决定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有利于人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热情投入，保证了人的物质独立性。
　　社会必需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必须得到同等评价，必须在男女之间進行平等的分工。在职业生活中，不允许对从事家庭劳动和集体劳动的人進行歧视。
　　通过发展生产力所获得的社会财富使我们能够大大缩短职业劳动时间并增加改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机会。这样，就能够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
　　― 普遍富裕和社会安全；
　　― 扩大社会基础设施；
　　― 公正地分配劳动和生活机会；
　　― 在男女之间公正地分配各种形式的必要社会劳动；
　　―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机会；
　　― 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闲和社团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
　　― 从事创造性活动和分享文化生活；
　　― 在劳动中谋求自我实现；
　　― 改善劳动质量；
　　― 增加多种可供选择的劳动组织形式；
　　― 扩大经济领域的参与决定权和民主化。

职业劳动的结构变化


　　今天，劳动正经历彻底的结构变化。在职业劳动中，结构变化表现为在生产、服务、管理方面实现灵活自动化，表现为新的通讯技术和控制技术的采用，生物遗传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产程序、新产品和新式服务的迅速传播。
　　人们必须处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适应日益迅速的变化。计划和发展、控制和监督、发现和纠正错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将来，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质量、富裕程度及业余时间，但另壹方面也会引起失业率上升，把许多人排挤出职业生活，使人们增加新的肉体和精神 ― 心理负担，结果造成来自劳动世界的新的风险和威胁。

劳动者面临的风险


　　由于这些变化的规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没有自觉地对劳动权承担义务的新的劳动政策，大规模失业就会始终是壹个核心的社会问题。那时，长期失业者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越来越多的老人或残疾人、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妇女、青年和外国人都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并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的数量日益增加。
　　这些将导致生活状况严重两极分化，使我们国家分化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男女雇员之间的竞争将尖锐化，团结互助变得更加困难，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断发展：与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性别、国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国的北部还是南部，是生活在农村还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 ― 相比，学习技术和创造成绩的意愿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不仅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职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在逐渐提高。
　　资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鉴于我们的社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鉴于尚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规模失业只能表明社会失灵，这种状况长期持续将危害民主制度。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需要从事的劳动。

制定壹项新的劳动政策


　　劳动权利是壹项人权。力求实现充分就业是壹个民主的和社会的法治国家的责任。失业不是个人的暂时依靠保险就能解决的问题。失业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个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
　　大规模失业给各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越重，人们就会越加经常地试图利用贸易保护主义，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为本国经济捞取好处。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有关国家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大规模失业是绝对必要的。而联合行动的前提是：我们要准备在自己的国家里实施壹种有效的就业政策。
　　采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为所有人创造有意义的、长期的就业岗位，
　　― 有效而迅速地减轻环境负担，特别要减少能源消耗，
　　― 创造人道的劳动条件，
　　― 坚持联邦共和国作为国际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工业基地的地位，
　　― 鼓励人们提高知识水平、劳动热情和创造性，
　　― 推动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实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为了实现社会平衡，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生态革新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样，清理陈旧设施，以及发展环保措施、发展有益于大自然的农业、改造交通设施和能源系统都会增加就业机会。在节约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分散化、進行垃圾再处理、用有益于环境的产品替代有害于环境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对城市和农村必须進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实现住宅现代化，扩建城市间短途交通网络，保护文化古迹。
　　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我们希望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要扩大对那些受歧视的人们和集团所提供的服务。教育、继续教育、文化、科学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须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来做，病人和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护理，外国人和他们的孩子需要有人帮助去适应环境，残疾人需要人的照顾和康复，预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来治疗，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帮助重返社会，帮助实现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来组织。这些社会服务必须组织成壹个覆蓋面很大的、流动与定点相结合的协作网。

缩短劳动时间 ― 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自主支配时间


　　我们希望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短劳动时间。但是，在这里，缩短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自动缩短机器运转时间。缩短劳动时间就是在将来也是对于進壹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大贡献。它减轻了职业劳动负担，为职业劳动之外的必要活动创造了活动空间，为消遣、文化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时间，它创造了就业岗位。
　　如果全体妇女和男子都有可能从事职业劳动，缩短劳动时间就更为必要了。要实现家务劳动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职业劳动时间就必须减少。因此，我们力争实现每天工作 6 小时，每周工作 30 小时的法定职业劳动时间。
　　在减少法定劳动时间的同时進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为重要。因此，应当对不同收入集团的工资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为了雇员的利益、而且为了使集体利益得到保障而实行的灵活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支配时间的自主权。同时，要注重保持有益于健康、有利于发挥个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劳动节奏。星期六不得成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劳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夜间劳动有害健康，所以，我们要把它限制在例外情况的范围内。对于加班加点必须从法律上予以限制，如果人们在非正常时间劳动，劳动者有权要求得到相应补偿。
　　所有男人和妇女都应该获得缩短或中断职业劳动的机会。这是
　　― 为了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 为了接受继续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时间，
　　― 为了照顾老人、病人或残疾人，
　　― 为了顺利地向退休过渡。
　　我们将设法在上述情况下使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险能够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们将制定资金筹措的模式并与劳资协议各方共同贯彻实施。除此之外，我们希望通过劳动法创造壹种机会，使就业者在暂时脱离劳动生活以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不允许缔结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必须禁止租借劳动。我们要求制定壹部劳动法典，以便将所有就业关系置于统壹的劳动法律保护之下。对于各种形式的职业劳动必须作为正常劳动关系给予保障。这并不意味维持壹成不变的劳动时间结构，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职业劳动都得到劳动法和社会法的法律保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不要为失业、而要为创造劳动岗位提供资金。我们希望为每个失去工作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训机会。

创造人道的劳动环境


　　我们对于塑造职业劳动的要求是：人道化、专业技术化和民主化。这三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劳动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损健康的劳动条件的伤害。不能接受有损健康的劳动材料、噪音、高温、煤气、射线和尘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单调感和神经负担、加强控制和异化并使自身责任感降低的技术。在所有职业中，劳动条件和劳动要求也必须适应那些因缺少专门技能、健康受损或由于年老而处于弱势的人。
　　因此，我们要继续发展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促進符合人道的技术工艺和组织形式。国家的任务是：在试验用新的方法解决企业问题的时候，对于劳资协议各方，经济界和科学界给予支持，同时要注重传播关于人道地塑造劳动世界的知识。
　　为了实现劳动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还要求关注培养人的创造性、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人们需要有意义的劳动内容，扩大活动空间，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专业技能以及加强共同决策和参与。
　　所有职工只有通过更好的专业培训，才能改善劳动质量。所有职工应该在从事职业劳动期间享有终生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应该像延长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样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新技术使创造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应改变单调劳动和过细的劳动分工，伙伴式的合作应该成为准则。这些不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产效率。只要技术革新能使等级强制下的劳动变得多余或者被废除，从而使企业劳动实现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须利用这种机会。在职业劳动的很多地方，人们已经用集体的和个人的创造取代了异己决定，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职业劳动中筋疲力尽、麻木不仁或受尽屈辱的人们，是不可能在业余时间弥补这些创伤的。因此，本着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原则来组织劳动是使人们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劳动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个层次的技术和组织部门创造符合人尊严的劳动条件。同时，必须考虑到人们不断提高的要求。
　　实行民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劳动解放。它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在扩大参与决定职权的情况下实现，使自己从经济奴仆变成经济公民。
　　因此，男女雇员必须对于以下问题進行参与决定：按照什么目标、以什么组织形式、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工作？当需要对新的就业机会、对工作岗位的生态和社会标准作出决策时，参与决定依旧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为此，包括为公共服务业，创造法律的先决条件。

家庭劳动


　　儿童教育和家庭劳动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它们必须得到社会承认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保证。职业劳动人道化、劳动时间的减少以及职业工作的合理分配，这些都有助于搞好家务劳动和家庭劳动。同职业劳动壹样，家务和家庭劳动也是男女双方的共同任务。家务和家庭劳动同其他劳动形式壹样，向人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如果负担过重也会妨碍人的自身发展。
　　在住宅附近的职业劳动岗位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并便于职业劳动与家务和家庭劳动的衔接。必须保持并重新创造这样的联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购物机会和扩建地方基础设施有助于使职业劳动与家务、家庭劳动之间的关系相互协调。
　　必须把教育和护理子女的时间计算在养老金条件之内。儿童 3 岁以前，父母应该有权得到带薪的家长休假。为教育子女而暂停职业工作的人有权要求重返工作岗位。在招聘和职业晋升时要考虑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时间。此外，还有继续接受技术培训以及鼓励才能和爱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动和休闲


　　人们的生活是在劳动与休息，紧张与松弛之间有节奏地進行的。随着职业工作时间的缩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我们不想听任娱乐商业完全占据这些新赢得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用于改善邻里关系或环境，完成工会工作或政治任务的机会。必须使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发挥创造力。社会必须为此改善前提条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们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职业和继续晋升对人们進行教育和技术培训，教育的自身价值在于人的发展。
　　教育应唤起人们对自己传统的认识，并使人们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应该开辟这样的机会，即：自主地从事劳动，利用职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外的业余时间去从事个人工作、艺术和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教育必须使人们有能力批判地对待社会和劳动世界的要求，并共同对社会和劳动世界的参与改造施加影响。教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我们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帮助人们明智地利用技术和生产资料并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教育应该促進创造力的发挥并使人们能够对付消闲娱乐业和信息的泛滥。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了解人类的基本经验并从中吸取经验，不断成长。
　　不论是情感还是理智，不论是思考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离不开教育。教育应开发人的天性，使人们能够为他人承担责任，磨练团结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须使人们能够用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帮助人们为劳动生活和职业工作進行合理的准备工作：在壹个需要团队工作和共同思考并且不断完成新任务的劳动世界中，教育内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职业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必须在财政上对中小学生、受培训者和大学生给予资助，使他们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独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职业道路。合格的学校教育和初级技术培训将为人们终生学习和参与社会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动创造机会。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我们认为，教育事业中机会均等是不能放弃的原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更加接近了我们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这壹目标。我们为所有阶层的儿童打开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门，延长了义务教育的时间。妇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训。
　　我们的教育事业面临新的挑战。随着质量的提高，数量也必须扩大。
　　我们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职业教育融为壹体。这种做法适用于所有教育机构。
　　我们希望开办全日制学校，因为这种学校促進机会均等，使社会化的学习以及使传授知识、集体工作和娱乐的交替成为可能。
　　学校必须面向劳动世界，必须向城市和乡镇实行开放，同地方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希望，在学习生涯的选择方面，当事人能有更多的参与决定权，在教育机构中能有更多的师范教育活动空间。国家制定的框架条件必须是根据当地形成的意愿能够加以满足的。我们鼓励尝试新的学习和授课形式的实验学校。
　　我们希望男女青年、外国儿童和德国儿童、残疾儿童和健康儿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见和歧视。
　　我们要求传授知识同社会学习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对付劳动世界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
　　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促進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选尖子。我们希望学校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教育机会和结业形式，能够考虑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分别给予不同的鼓励，并更多地实现机会均等。综合性学校最适合于实现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职业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每个年轻人都有权利接受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必须使他们有能力从事壹项职业，定期接受继续教育并共同建设我们的公共事业。因此，培训必须包括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既要传授职业的特殊能力，也要传授跨越各种职业的壹般能力。国家对于双轨制的职业教育负有特别的责任。
　　已婚和未婚妇女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進入劳动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视。
　　迅速的结构变化需要对继续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及初级职业教育同等地加以促進。因此，必须扩大壹般性的、职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继续教育，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并成为教育事业的第四大支柱。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活和职业培训方面遭受歧视的人们，或者由于技术发展使其职业知识贬值的人们，国家必须使他们获得能够从事新职业的技能。
　　作为与企业组织的继续教育对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国家兴办或国家资助的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业必须承担壹部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费用。
　　职业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至少应相当于初级职业培训时间。

高等院校、科学与研究


　　开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们的目标。那些在职业工作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获得才干的人也应能顺利地進入大学和接受继续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须比以往更多地重视劳动世界的问题。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体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参与决定权。我们希望扩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动空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必须得到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同样的资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可分割地同属于壹个整体。
　　我们要尽壹切努力，使科学和研究的质量保持国际水平。
　　学术自由和责任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作为科学家，有资格向社会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须准备为研究成果的应用后果承担责任。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保障每个科学家免受国家和经济权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无阻碍的学术争论以及不断公布研究成果都属于科学自由的范畴。
　　我们忧虑地看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迫使研究服从于军事目标或单纯经济目标的研究机构。它们束缚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潜力，妨碍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科研投入。由于这些机构从不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碍了对问题的认识过程。
　　按壹般规律，科学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应用时才会接受社会监督。但是，如果科研计划违背伦理标准或导致无法承受的风险，立法机构必须禁止这类研究方法和程序。这主要是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用活人進行医学实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遗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改变人的遗传基因。
　　我们希望公开讨论科学程序的审批并建立伦理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些途径对那些在伦理道德方面存有疑问的实验進行社会监督。如果是人的尊严、生命权利或自然保护的需要，国家就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发布禁令和命令对科学研究進行干预。

民主制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运动从壹开始就被理解为也是壹场文化运动。它继承了欧洲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主张艺术风格的自由，并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分享文化财富。实现上述目标依然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文学、音乐、艺术和科学的范畴。正是在壹种广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这些社会边缘领域已经移到社会的中心。
　　不断增多的业余时间增加了人们从事自己文化活动的机会。通过个人的文化活动，人的思维能力和感情认知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发展，并从中形成了也决定我们民主未来的价值观念、榜样形象和思维模式。我们将竭尽全力同那些蔑视人的价值的思潮和派别，例如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進行斗争。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们遵循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传统。我们要鼓励批判意识，提倡便加积极、更加团结友爱地建设生活，推动个人和社会的解放。
　　我们知道，只有从自己党的内部，从党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种文化推动的能力方面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文化工作，我们才能对社会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响。
　　我们鼓励在不同集团和方案、不同市区和住宅区所呈现的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艺术必须成为尽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们要排除阻碍人们享受艺术和教育的障碍，只要这些障碍不是存在于文化作品本身。
　　壹种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与产业标准化的休闲消费相对抗的。我们认为，文化生活并非仅仅是各种彼此没有联系活动的总和。我们要使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局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辩论和挑战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艺术和文化需要公开展示的场所。为此创造前提条件并对艺术家给予鼓励是政治应尽职责。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国家的壹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国家决不是文化监护人，而应该是文化多样性的保证人。

媒体的责任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影响。与此同时，由本国和国际康采恩统治的新的媒体产业对文化生活、人们的情感和思维的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加。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文化和新闻工作的多样性。我们要保证和扩大媒体摆脱国家、摆脱强大经济和社会集团控制的独立性。我们要求所有在新闻部门工作、特别是从事节目制作和编辑工作的人们拥有参与决定权。
　　报纸、杂志和书籍能向人们透彻和广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也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意义。我们的文化依赖于读书，我们要鼓励读书。
　　具有公法性质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责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务。它包括广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见形成、娱乐、教育、咨询和文化等方面的节目。因此，必须继续保证公法广播电台的存在和发展。这类广播电台首先应保证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我们期望这类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时做到：不要把播放节目的收视率作为惟壹的标准，不要为了相安无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评性的和引起争论的文章。在新闻和娱乐性节目中，我们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审视现实并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须促進德国和欧洲的电影事业。电影的发展有助于保持欧洲的、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认同感。

体育


　　体育是文化的壹个重要部分。它能促進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乐趣的增长。为此，我们从工人体育运动中接受了发展全民体育的基本原则，并由此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及体育运动和伤残人体育运动上。与此同时，我们也支持不损害人的尊严并保证运动员自决权的竞技体育。为了保证这些条件，有时还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联邦、各州和市镇必须同承担相应责任的体育组织建立壹种伙伴关系，共同促進体育事业的发展。

3.实现社会公正，建立团结互助的社会

体现团结互助的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要使作为整个社会主导思想的团结互助精神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壹种社会结构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动的壹个维度。
　　团结互助并不能代替个人自身责任，它也不会忍受任何监护。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工人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我们将维护和发展它。
　　在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中，青年人为老年人、健康人为病人、健全人为残疾人、就业者为失业者承担责任。我们反对把抵御基本生活风险变成壹种纯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会福利政策仅仅局限于消除已经出现的伤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财政上将很快无力承受。最有效的保护是通过预防来实现。社会福利政策不应只起修补作用，仅仅应付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应防患于未然。它应使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符合人的尊严。旨在保护健康的生态政策、劳动人道化、克服失业、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预防性社会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务。
　　我们要求提供数量足够的有益于健康和价格低廉的、适合于家庭或单身需要的各种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样，是壹项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必须以壹种符合社会福利的租赁法对租房者给予持久、切实的保护。帮助那些不能凭自己力量满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场上遭到拒绝的少数群体，这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因此，建造社会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样，始终是不可放弃的。

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基本法》关于社会福利国家的规定责成国家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义务。
　　社会福利国家的支柱包括：由国家担保的社会保障和分享，可以诉诸法律的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合法要求，获得法律保障的雇员地位。
　　人们是根据合法权利还是作为接受慈善捐赠而获得社会福利金，它们在劳动关系中是屈从于雇主专制，还是完全像企业主那样履行自己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涉及到人的尊严。享受社会救济的人不应受到歧视。
　　社会保险必须是可靠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应彼此协调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会福利国家规定为标准。

用改造社会福利取代削减福利


　　社会福利政策也适用于质量优先于数量的原则。要想阻止削减社会福利，就必须推动它的改造。
　　必须遏制赢利企图，打破官僚主义的僵化。必须使社会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社会保险在经历了壹个世纪之后衍生出众多的分支机构。社会福利法种类繁多，很难让人们壹目了然。职业等级的划分导致对相同情况不能壹视同仁。我们要克服这种状况。
　　我们的目标是要实行这样壹种社会保险：
　　― 在情况相同的时候，对所有人同等对待，
　　― 对所有人都应要求按其实际财力承担费用，
　　― 积极加强自我管理，
　　― 通过帮助实现自助，
　　―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 促成家庭与职业之间的协调，
　　― 将独立经营者纳入保险体制，
　　― 保证残疾人加入保险者行列。
　　我们要建立壹种与收入挂钩的社会基本保障，它是对那种把个人缴纳保险与享受福利相挂钩的保险制度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壹基本保障应能在人们年老、伤残和失业时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社会基本保障应使社会救济回归到对于那些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资助，并简化社会福利法。这种社会保障的附加费用应从税收中筹措。
　　我们将力求使养老金继续得到保障。因为领取养老金者越来越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越来越少，所增加的负担必须在正在缴纳保险费的人、退休者和国家之间合理分担。不利的年龄结构对于特殊护理和补充护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逐步使几种老年保险体制相互协调。所有人都必须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合理安排养老金和劳动收入的比例。
　　用资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劳动的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少，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雇主缴纳的社会福利保险费能够以企业的效益、即创造的价值为依据。

卫生事业的改革


　　我们谋求建立这样壹种医疗保险，它使投保者的利益优先于临床医生、牙医、医药工业、康复药品和辅助医疗手段的供应商、以及医院经营者的利益。医疗保险机构必须做到维护投保者的权利，使它不致受供应商利益的侵犯，并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预防和享受价格低廉、富有成效的医疗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
　　我们的卫生事业在防治传染病、抢救重伤者、实行外科手术方面是极有成效的。但面对数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却常常壹筹莫展。克服各种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会的壹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壹方面也应实行帮助先于惩罚。
　　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必须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卫生宣传教育应作为中心任务。这些工作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对那些导致肉体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必须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强有力地加以改变。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住宅建设和适应自然的农业，必然会有助于保健预防。
　　各种有效的医疗手段，包括自然疗法，不得受到某种利益权势的压制。
　　每个病人，不论其收人多少，都应得到符合医学科学水平的治疗。
　　壹切人都有权自由选择医生和治疗方法，包括另类医学[3]的医生和治疗方法。
　　紧急救护医学能够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长了死亡过程并使死者丧失尊严，它就成了问题。高效能的技术、器械医疗、化学疗法不应排斥廉价便捷的治疗方法。
　　对疾病的社会和心理方面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不能推开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离起来。他们应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得到关心体贴、受到尊重、并尽可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为此，必须在市镇附近提供各种形式的门诊和住院治疗，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精神病患者和肉体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顾的权利。应增加人员，改進康复机构，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与肉体疾病患者同等的护理。
　　我们要使门诊医疗优先于住院医疗。为此，需要建立壹个尽可能面向市镇的、由个体或集体诊疗所、保健中心、扩大的社会服务站、日间医院和康复机构组成的网络。
　　在卫生事业上必须降低医疗费用，这不仅要求权力关系发生改变，也要求用人道主义精神理解疾病。问题的关键不是暂时消除病状，恢复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来。为此我们需要在医生、病人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关系。
　　法定的医疗保险不允许投保者负担超出医疗保险费以外的费用。

帮助实现自助


　　我们要建立壹个由独立的人组成的社会，人们既对自己、也对别人承担责任。我们要向那些力图依靠自己力量、或与其他人共同处理自己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因此，应当支持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和自助机构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们要鼓励自助运动，并使它的思想和经验为社会福利国家所利用。
　　自助不会使大型团结互助团体或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多余。但是它能够减轻它们的负担，成为它们的补充，并使它们能够能更灵活地适应新的需要。从自助意愿出发，产生了诸如工人福利会等福利团体或教会慈善救济工作，对此，我们予以赞赏和支持。

4.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

　　经济应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应当对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保障劳动权利，爱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础。资本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
　　在现代民主制的工业社会，出现了通过混合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竞争与国家干预行动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则上优越于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经济。
　　竞争制度的壹个历史的基本问题就是它同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相联系，这种联系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失控的经济权力以及对劳动、收入和财产的不公正分配。
　　要对资本的经济权力進行民主监督，就要求有壹个具有行动能力的国家、强大的工会和参与决定。
　　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要实现对收入、财产和时间的公正分配，就必须实现劳资协议自治，落实国家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鼓励职工购置资产。
　　竞争制度不适于向人们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主要是国家的任务。
　　竞争经济由于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失控的技术革新趋势，导致了对原料的浪费和对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国家必须抵御各种对生态的危害，并且推广有益于环境的产品和生产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约束资本利益的框架条件，就可以在不损害效益能力的情况下引导竞争朝着有利于共同福利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国家，这可以通过国家调控、工会抗衡力量、决策分散化，以及通过也包括新社会运动在内的广泛改革联盟基础上的社会共识来实现。

国际框架条件

紧密的国际联系


　　国家规定的框架条件迄今为止几乎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然而，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因此跨国康采恩能够通过加重社会负担获得优势，逃避应尽义务。
　　大多数工业产品和大量服务业的竞争已在世界范围内進行。我们要在世界范围的竞赛中保护联邦德国的机会，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我们拒绝扩张性的出口方针。为了给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机会，减少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我们必须加强国内经济和开放本国市场。
　　为了阻止各经济空间的生产基地竞争导致世界范围的压低工资，以及劳动条件、社会福利和环保标准日益恶化，对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作出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资本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進壹步削弱了民族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金融投机使汇率急剧波动，扭曲了国际竞争，并对工业基地造成威胁。市场的国际化使民族国家的利息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活动空间日益狭隘，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国家的职权损失没有得到国际规定弥补的时候，强者的权利就会得逞。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很容易遭受危机的伤害。因此，我们要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建立框架条件，恢复和扩大调控经济的能力，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不会因此而免除责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经济秩序


　　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加依赖世界经济新秩序。它们备受屈辱地依附于地球北部的银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对它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惟命是从，在这里，西方工业国家占据绝对优势。
　　为了满足债权国要求，债务国不得不采取破坏本国自然生存基础和加重普遍贫困的措施。对热带雨林的开发，对山林地区破坏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扩大，这壹切都对整个地球的气候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让世界经济听任那些经济上最有权势和最肆无忌惮的人的摆布，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国家与国际的监督机制必须得到保证，在国际范围活动的资本不能逃避它在社会福利和生态方面的责任以及纳税义务。
　　我们主张制定旨在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保护森林现状、大气层和海洋系统的协定。必须保护南极周围地区免遭因开发经济而带来的环境破坏。
　　要使地球南部的发展既不因负债过重、也不因我们实行保护主义而被扼杀，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须解除最穷困国家的债务，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国家的偿债付息义务。南方国家必须能够在不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护的情况下，共同就自身发展的优先步骤达成壹致。免除债务时不得附带提出使这些国家陷入社会贫困的条件。
　　必须通过国际原料基金组织减少发展中国家对于原料价格波动的依赖性。越是鼓励满足自身需求的农业生产，就越能避免刺激过度生产。
　　公正的世界贸易必须借助有制裁能力的国际法规来保证。单方面地提供优惠条件可以使工业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成品商品开放，使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的年轻行业暂时得到保护。
　　为了减少货币投机和有害的货币波动，壹种民主监督的国际货币秩序是非常必需的。这种货币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与预算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变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过南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改革，开辟通向持续发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债台高筑和单方面的经济依赖性，壹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能得到良性发展。
　　没有强大工会的密切国际协作，壹个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作为区域联合的欧洲共同体


　　通过区域联合将会促進建立壹种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壹些国家把它们的力量和利益联系起来并协调壹致的时候，它们也就为建立壹个更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
　　欧洲共同体开辟了活动空间，提供了自我保护和对世界市场施加影响的机会。它必须融合为壹个统壹的经济、货币和社会活动空间。
　　欧洲共同体应当：
　　― 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实现欧洲内部大市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 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消除地区性的不平衡；
　　― 在共同体的贫、富成员国之间实行有效的财政平衡；
　　― 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 使各国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福利成就造福于整个共同体；
　　― 就业者和他们的工会都能实行参与决定；
　　― 实现欧洲经济民主，阻止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
　　― 在科学和研究中整体协调成员国的力量；
　　― 有效地帮助妇女；
　　― 通过税收、收费和确定严格的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标准来促進生态革新；
　　― 通过共同体农业政策的改革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确保消费者利益和农民农业；
　　― 通过促進区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确保多样化的欧洲文化认同。

民族责任


　　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动空间。它对国际经济决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越是坚决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动空间進行生态和社会改革，我们就越能有力地影响国际决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欧洲或世界范围的统壹规定，最终将壹无所获。
　　尽管我们的某些设想只能在欧洲范围、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才会充分实现，但我们的行动必须从我们直接承担责任的地方开始。

生态革新


　　环境危机是世界范围的。我们要在国内克服这壹危机，并且要以此推动国际性紧迫间题的解决。必须把保护自然生存基础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基本法。
　　地球大气层不断遭到破坏，海洋受到污染，出现了可怕的气候灾难，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开采，环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这壹切令人触目惊心地表明，我们的自然生存基础正遭受全面破坏。对我们的工业社会進行生态改造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是工业国家使自然生存基础的破坏日益严重。它们生产和消费的长期影响伤害了海洋，它们消灭了世界范围的动植物种，并且破坏了地球大气层。
　　因此，工业国家应对世界范围恢复自然生存基础承担主要责任，并为此承担费用。它们必须率先对自身社会進行生态改造，并且停止对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费。它们必须使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能力为保护自然生存基础做出自己的贡献。
　　即使在那些对人们没有直接好处的地方，我们也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爱惜大自然。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动物是我们的团结互助社会观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保护自然必须成为壹切政治领域的任务。
　　凡是在生态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个经济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态并不是经济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责任感的经济行为的基础。因此，解决紧迫的生态间题，也必须是企业经济行为的原则。我们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长期损害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必需品。我们必须生产和使用与自然界物质新陈代谢相适应的产品。对于我们经济所進行的这种生态改造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过程、原料消费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质新陈代谢过程的链接。这种生态改造要求人们从生态角度评价使用的原材料、联系和生产程序。它还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获取和能量转化。生态改造的重点必须是化学工业、交通业和农业。
　　我们的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因此，就更加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规划生态改造。
　　生态改造具有明确的目标：
　　― 废除损害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代之以有益于环境的产品、生产和体系；
　　― 为此加速必要的技术革新；
　　― 加强废物利用；
　　― 有效地组织不可避免的废物处理；
　　― 及时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破坏；
　　― 节约和爱护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节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无法進行生态革新。我们要通过确定价目表、价格、捐税、收费和环保标准使这件事成为经济上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鼓励废热利用，电能与热能的配合使用，鼓励分散的，特别是地方的能源供应，而首先是开发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载体。它们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帮助它们实现突破。在无法放弃使用本国煤炭的时候，必须采用有益于环境的技术。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安全的、有益于环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应。我们认为，核能经济是壹个歧途。
　　由于伤害自然界的物质所占比例日益增长，自然界的负担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也在日益增长。因此，生态改造也必须给化学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学产品和生产方式必须适应物质新陈代谢。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必须成为化学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的最重要原则。对基因技术的利用也必须按照这壹标准加以限制和控制。
　　自然界以及我们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负担，已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公路、铁路、航空和内河航运的失控竞争导致重复投资、破坏自然风景和增加生态负担。我们要开发出在经济和生态方面同样使人放心的交通载体。我们要使竞争条件朝着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的交通载体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在货运和客运交通中，铁路运输必须居优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级公路和住宅区内实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够减轻环境负担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区建设规划壹定要迅速减少对自然风景区的损害，同时也要避免危害生态的布局过密。修复、维护和改建应优先于新建。应鼓励有益于环境的建筑。不允许无条件扩大加重自然和环境负担的、用于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土地需求。发展城市内部和有节制地利用土地，必须作为具有生态意义的城市发展目标而居于优先地位，必要时应加强对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会义务的监督。
　　必须使农户从这样壹种经济窘况中摆脱出来：因超量使用化学物质和外来能源而生产了大量滞销的过剩农产品，既耗尽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饲养动物方面既不值得、也无需实行集约化。农民的家庭经营也是壹种符合生态的经营形式。我们将通过规定与耕地面积相适应的存栏牲畜最高限额来保护农民，使他们的利益不致因农工联合企业大规模饲养牲畜而受到损害。
　　壹种有益于环境的农业经营可以实现有机循环过程，能够以满足动物要求的方式饲养牲畜并保持动植物种多样性和保护风景，这样的农业经营需要付出代价。应对农户为我们的文化景观做出的成绩给予适当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阻止农业工业化，并使农户的经营形式作为壹种对生态负责的农业基础长期保存下去。我们的食品也将因此更加有益于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不用行政单壹决策，而是通过建立政治框架条件来促進生态革新。必须使伤害生态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使适应生态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好处。为了做到这壹点，壹方面要靠征收捐税和费用，另壹方面要靠财政刺激。必须提高能源价格。
　　同以往壹样，我们需要制定规则、禁令、限价和保留批准的权力。此外，我们需要对环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检查，需要壹个更为严厉的环境破坏惩治法和新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4]的责任法。我们主张实行集体上诉，加强环保专员的地位，以及扩大在健康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参与决定。
　　环境保护要从地方开始。市镇和县必须成为生态改造的推动力。为此，要加强它们的财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长和结构


　　并非任何增长都是進步。凡是能确保自然生存基础、改善生活质量和劳动质量、减少依赖性和促進自决权、保护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机会和未来机会、鼓励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经济，都必须增长。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础、降低生活质量、毁坏未来机会的经济，都应该缩减或完全取消。
　　选择增长领域的政策必须认真考虑人们的愿望、需求、忧虑、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这壹政策必须改变生产的、分配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结构。
　　合理的结构变化不会自行产生。结构政策必须影响和调节结构转变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
　　― 对工业社会進行生态改造，
　　― 消除大规模失业，
　　― 改善劳资关系，
　　― 保持经济效益能力，
　　― 在各地区创造同等的生活条件，
　　― 裁减军备，把军事生产转换为民用商品生产。
　　具有预见性的结构政策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发挥人的创造力和开辟未来前景。我们必须对结构转变的不利后果从社会福利角度加以约束。
　　为了使结构转变有利于增進地区之间的机会均等，我们将在财政调拨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结构计划都必须促進薄弱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革新能力，创造有可靠前途的劳动岗位，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改造


　　人们通过使用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界并创造了社会财富。然而，由此也破坏了自然界并使人类文明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并非每项技术革新都是進步。
　　技术能力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扩大。然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是中性的。技术、科学和市场化日益紧密地交织在壹起。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跨国公司和跨国研究机构。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实是，科技发展日益脱离社会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过了现已实现的能力，无论如何都应对它進行选择。关键在于依据什么标准和谁的利益進行选择。迄今为止优先考虑的是赢利企图和军事利益。因此，技术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务。
　　我们不赞成让人去适应技术，我们要的是壹种符合人的尊严、符合社会福利准则和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技术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经济不可缺少的，它应有助于推动生态革新和实行合理化，促進劳动人道化，保护基本权利和实现基本价值。它应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缩短劳动时间，保证竞争能力，节省能源和原料，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促進对劳动过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术的改造和应用必须保证能对失误加以控制和纠正，并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对错误的发展趋向加以纠正。我们要阻止那些可能会制造出无法估量的风险、而且无法進行民主控制的技术革新。由于在壹国范围内往往无法做到这壹点，因此我们要求订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监督的国际协议。
　　在对新的、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风险的开发研究進行资助时，必须同时从政治角度進行技术评定。在制定研究计划阶段，必须对技术发展和应用可能产生的后果進行评估。在这里允许对研究计划提出各种替代性方案，并提交公民对话進行讨论。
　　对于决定技术体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措施進行决策，从而对经济增长领域做出决策，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务，而是政治的任务。这些决策只能通过男女雇员的参与，并且像能源政策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只能作为公民对话的结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围绕技术替代方案進行对话的时候，需要科学界的帮助。社会必须保障科学自由，科学界则有义务向社会报告他们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及可能实现的应用。这些都要以加紧新技术后果研究为前提条件。
　　首先应在议会中建立技术后果评估机构。咨询委员会应使人们便于通盘了解研究课题情况，汇集信息并使人人都能获取这些信息，还要指出机会、风险和替代选择方案，并将自己的评估提供讨论。我们要鼓励关于技术体系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研究。
　　对于围绕科技革新风险所進行的公开辩论来说，在议会中建立壹个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评定机构是必要的开端，但还不够。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扩大从事技术鉴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机构，使它们网络化，并使它们对公民对话实行开放。

经济民主


　　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化。
　　经济民主本身就是壹个目标，因为它保证并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时又是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可以：
　　― 向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并且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
　　― 在这样做时，从有益于社会的角度利用科学技术進步，
　　― 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
　　― 在壹切生活领域实现民主、参与决定和自决，
　　― 保护自然生存基础。
　　经济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财产负有义务。它的使用应同时服务于公众福利”。
　　在经济民主中，社会目标优先于私人经济资本增殖目标。不允许经济权力或控制市场的公司预先给政治划定行动框架，相反，必须通过民主合法的决策，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经济行动设定框架和目标。
　　只有在民主决策优先于赢利企图和经济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对生态和社会负责任的经济。
　　经济权力的表现形式是：
　　― 作为大公司的市场权力，它们以牺牲客户、供货厂家和竞争者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
　　― 作为资本对于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市场上的人所拥有的统治权；
　　― 作为使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
　　― 作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过投资政策影响整个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能力。
　　经济民主有利于公共福利利益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对各种形式经济权力的监督并组织经济发展。它必须是开放的和形式多样的；它将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个人首创性和对公共事业的责任以及国家行动结合起来；将竞争和国家总体框架设定、企业自由和对权力的监督、参与决定和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经济民主是使社会尽可能摆脱危机而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民主的任何壹个内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价值和意义只能依据壹个社会的和民主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来确定。
　　我们要使壹切人都拥有发言权和财产占有权。这意味着职工和他们的工会在壹切层次上拥有参与决定权，以及所有人都参与分享生产财富。

全社会的民主调控


　　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要按照质量标准发展。它首先应有利于充分就业，维持生态循环，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对此必要的全社会调控必须从政治上進行决策和实施。
　　由此产生了政治的、国家的和经济的任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要对经济施加影响，而仅仅在于它施加影响的目标和手段。
　　它必须有预见性地规划自己的行动，推动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避免明显的错误趋向，并且使自己的计划能够不断地得到修正。它应该贯彻实施在本国公民讨论中形成的多数派政治意愿。
　　国家确定经济发展的框架条件。它必须设法做到：将公众负担的社会福利成本和生态成本尽可能地纳入企业的决策和成本计算之内。
　　国家 ― 联邦、州、市镇和欧洲共同体 ― 对于自己和经济有关的行为進行计划。这包括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计划，特殊专项计划，地区发展计划和相应的壹系列措施。只要这些规划是确有成效和切实可行的，就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跨地区的发展规划。这些法定的框架条件和计划是企业自主决策必须遵循的预先规定。
　　无论民主调控，还是对各种计划的协调，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协调手段：
　　― 必须進壹步扩大结构报告制度和预测；
　　― 对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大企业应及时和定期地向国家和地方行政机构通报对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的计划和生产基地计划；
　　― 经济委员会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应当享有从地方、州和联邦各级议会、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信息以及向它们提供咨询和倡议的权利。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工会和雇主代表外，还应当包括消费者协会和环境组织推举的代表。这样的委员会能够有助于明确表达公众利益，使政治框架条件以及企业、国家和地区规划之间的协调更加切合实际，更加灵活。

市场和调控


　　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框架内，市场和竞争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场能够有效地协调大量纷繁庞杂的经济决策。
　　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公共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
　　经济民主需要企业开创精神和效益。我们承认它们并且鼓励它们。它们也必须在履行社会福利责任和生态责任方面接受检验。
　　效率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和他们的自由消费选择。市场是壹种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将市场纳人壹个适当的总体框架内，它也是壹种调控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诉人们可能出现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发展的情况。然而，市场既不能创造充分就业，也不能实现公正分配或保护环境。
　　尽可能开展竞争，必要时進行计划！
　　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会被过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会使中小企业丧失竞争能力，并且使国家民主合法调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们支持企业的多样化，尤其要加强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具有革新能力，并且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多种多样的需要。在克服地区结构缺陷方面，它们也起著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加强中小企业。我们鼓励建立新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大企业就不能维持。大企业的实力在于有能力长期从事研究与开发，合理進行生产。它们的威胁在于它们的这样壹种发展趋势：通过扩大市场强权造成中小企业的依附性，自己却不受政治框架条件的约束，甚至自己来确定这些框架条件。
　　由于竞争可以对市场强权進行监督，我们要制定更为严格的竞争法。资本的统治权力必须受到强大工会的制约。应当发动尽可能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抵制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公众舆论是社会监督的基础。
　　为了遏制银行和保险公司对经济基本决策的影响，我们要通过分散资本股份来限制它们对企业的权力。我们也要限制银行在企业监事会中的席位以及它们根据代企业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决权。
　　不仅市场，而且国家也可能失灵，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两种危险。
　　我们致力于对国有经济产业部门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经济進行改革。当权力制衡原则或公共经济利益原则需要这种企业的时候，当公认合理的需求面临私人积极性不足或过分巨大的风险时，国有企业和公共经济企业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这些企业不单纯考虑赢利，它们往往能够最佳地满足社会公认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许把它们仅仅限制在那些不赢利企业和行业范围内。
　　我们特别感到有义务实现把团结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结合起来的合作社思想。为了便于创立新的合作社，我们要改善经济和法律的框架条件。
　　在以其他手段无法保证建立壹种符合对社会负责的经济力量对比秩序时，在不能保证贯彻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时，公共所有制是合适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制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发展的空间，它只能与现行秩序条件相适应。社会化必须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员参与决定


　　经济民主要求男女雇员和他们的工会在進行经济和社会决策时能以平等的权利参与并行使特定的共决权利，这包括：
　　― 在劳动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规划，以及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组织形式進行决策，
　　― 在企业中，对于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健康保护、培训教育和继续教育，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对于产品和生产進行决策，
　　― 在所有大企业和康采恩中通过劳资双方人数对等的代表机构和通过监事会的特定共决制度進行决策，
　　― 经济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進行跨企业的经济决策，男女雇员利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的要求都应提交给这些委员会，
　　― 通过欧洲范围的共决对跨国公司的共决制度作出国际规定。
　　经济民主只有在实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竞争法的基础上，在拆散银行和大企业的紧密关系的基础上，以及在为了加强共决机构的监督权和决策权而改革企业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在保持资本所有者和雇员双方代表对等的情况下，监事会和决策机构的权力应進壹步扩大，使它们有可能代表社会利益。
　　劳资协议自治是实现经济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为使劳资谈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须从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罢工者的规定。

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


　　男女雇员对生产性资产的参股也可以成为经济民主的壹个内容。雇员通过这种方式分享利润，并且分享他们共同劳动而获得的资本增长，但并不会因此减少必要投资的资金。这样，职工和他们的代表机构就会对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越来越大的支配权。
　　我们主张确定壹个法律框架，在这壹框架内，劳资协议双方能够就设立促進雇员参与生产性资产的跨企业基金订立协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养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换，也不会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财产投资和投机活动的对象。
　　我们需要有壹个能够在市镇和地区的空间规划中贯彻生态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的土地法。这壹法律首先适用于住宅建筑和住宅区改造。为此，我们需要：
　　― 制定壹个更为简明的没收法和赔偿法，
　　― 确定壹种限定价格的市镇优先购买权，
　　― 对因区域规划而增值的土地，地方当局应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费用，
　　― 确定土地增值税，
　　― 在使用地产时实行继承建筑权优先。

消费者参与协作


　　经济民主必须使消费者的以下权利得以实现：
　　― 保护健康，
　　― 受到保护以避免经济损失，
　　― 赔偿损失的权利，
　　― 获取信息的权利，
　　― 通过代表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 拥有壹个健康环境的权利。

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是经济调控的壹个重要手段。税收和收费、预算计划和财政激励，国家订货和投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都必须相互协调，以使它们服务于设定的政治目标。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穷的国家。[5]为了大家的利益，国家不断增加新的任务，因此即使在采取最严格的经济措施和节约措施的情况下，今后也很难减轻总的税收负担。我们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确实需要的开支。
　　国家提供资助资金必须同时提出目标明确的条件并進行相应有效的效果监督。
　　国家投资必须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为生态革新做好准备，创造就业岗位和使所有地区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此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政策必须承担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不得缩减开支。持续稳定的开支，即使需要借贷，也必然会稳定经济发展。要削减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非公平合理的补贴。
　　在重要增长领域，完全或者主要通过贷款筹资的国家投资计划可以缓解短期的经济滑坡、推动生态革新和创造就业岗位。全面和长期的就业计划和投资基金只适用于具有结构意义的、准确界定的生态或者社会福利目标，必须主要通过向非投资利润或者向高收入征税的办法为上述计划和基金筹集资金，为此進行的法律调整应当同税法改革壹起鼓励将利润用于有意义的投资，阻止将利润用于投机活动。
　　税收法需要彻底改革。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们主张对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实行免税，减轻中低收入的税收负担，用子女补贴费取代子女免税金额。取消不合理的税收补贴。对用于再投资的利润的征税要明显优惠于提走的利润。对于金融投资收入在税收方面不应比劳动收入更加优待。
　　此外，税收法必须成为生态革新的手段。我们要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加重征税，首先是扩大能源税征收范围并逐步提高税率，与此同时，减少对于劳动收入的征税。

5.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种生活方式


　　我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必须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体现对人的尊严和人自身承担责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当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承担责任时，自由才会存在。在国家和社会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参与之外，或者说，不得通过社会限制阻止他们的民主参与。
　　民主从社会和社会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经济权力或新闻媒体权力的过分集中，统治术[6]在私人或国家手中的积累，都会使民主受到威胁。

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建立在它的全体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作为公民自由权利和参与权利的基本权利是预先为国家规定的，它们为壹个受价值观念约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础。保障和维护基本权利，使它们免受威胁，这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国家应当在社会和经济中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为此应保证决策过程必要的公开性。但是，国家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如果对国家要求过高，就会导致急剧膨胀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监督，财政上也无法维持。我们反对社会的国家化。
　　当个人或团体自身无力承担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或者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务以其他方式无法提供的时候，国家就必须承担义务。辅助性原则，小单位优先于大单位的原则[7]，只要运用适当，就能够限制权力，鼓励社会参与。

法律与政治


　　法治国家以法律制约所有行使权力的行为。遵循民主宪法、三权分立、权力相互监督，也就使国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垄断的职权和义务合法化。法治国家不仅会由于个别公民违犯法律、而且也会由于国家滥用权力而受到损害。
　　现代信息技术使官僚机构的影响不断加强。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国家得不到保障和扩大，民主化也就无法实现。
　　我们承认我们是服从法律的，即使在拒绝批准壹项法律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了能够修改法律，我们为议会多数而斗争。价值评估和对比衡量原则也属于法治范畴。为了实施和保护高位法律，必须经过负责任的价值评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并非每壹项违背法律的做法都触犯了法治，相反，通过运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开性


　　民主依赖公开性原则而生存。国家和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有透明度，对公民则不能提出这种要求。公民必须监督国家，而不是国家监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须享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对于涉及公共事业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务，男女公民必须要洞悉内情并能够做出判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监督以他们名义行使的国家权力。因此，只要数据保护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会因此受到利益损害，就应该对于公民查看档案和使用国家数据库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规定。
　　对于自身数据的处理实行自决是壹种基本权利。因此．搜集数据工作必须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必须不断改善对于官方机构和私人机构所掌握的涉及个人数据的保护。数据收集和它的网络化必须限制在极端必需的范畴内。
　　新闻自由和广播自由也需要内心思想自由。我们要确保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游行示威、结社和集会的权利。

多层次的国家结构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对公共事业的认同主要取决于市镇的行动。因此，我们要加强和扩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镇自治。强有力的市镇自治需要在政治领导和监督下的现代管理。国家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要根据分派给它的任务来确定。国家收入必须随着任务的发展而发展，国家收入分配给地方政权的份额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拒绝在没有相应资金筹措规定的情况下给市镇分派任务。市镇的财政筹措能力必须改善。它们必须能够对于自己的预算收入独立自主地進行决策。不能用财政平衡取代独立的地方税收。必须扩大宪法所规定的市镇机构的活动空间。在進行涉及市镇的决策时，必须在法律上保证它们参与决定的机会。
　　联邦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国家权力，促進了与公民的接近和地区的多样化。宪法规定的联邦、州、市镇所拥有的行动自由和财政自由必须得到保障。联邦制也必须成为塑造欧洲共同体的原则。通过各民族国家所進行的跨越国界的区域合作，各种成熟的传统将能使面向未来的行动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要把欧洲共同体進壹步发展为欧洲合众国。按照《基本法》第 24 条的规定，把国家主权转交给欧洲共同体，将会使传统的国家结构得到补充。共同体的男女公民应能参与共同体的决策。欧洲共同体必须由壹个经济共同体变成壹个公民的欧洲，在其中，国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制定壹部将民主与法治国家及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宪法。

议会民主和多数原则


　　我们宣布承认议会民主。
　　在议会民主制中，自由选举赋予受到监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权力。
　　多数派的权力需要自我约束。多数派必须同自己的批评者保持长期对话，包括议会外的对话。多数派也会犯错误，因此，多数派的决策必须是能够收回的，特别是当触及到生存基础和危及未来世代幸福的时候。必须使后代人能够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自主地做出决策。
　　议会民主并没有减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责任。因此，我们要扩大公民参与，更有效地实施请愿权利。在市镇、州和联邦所進行的全民公决和全民决策应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对议会决策進行补充。宪法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也适用于公民直接参与。
　　应当加强议会和议员在政治意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所以，议员必须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应公开自己的经济联系。妇女和男子应根据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议会中各自保持相应数量的席位。
　　如果没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断成为可能的政党，议会民主是无法设想的。为了实现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需要党内民主和党内意向形成过程的透明度。政党的意向形成、政党行为和政党组织必须与我们的基本改革目标相壹致，并能满足关于扩大公民参与决定权的新的社会要求。
　　公民倡议组织和社会运动反映了壹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们的出现使民主的意向形成过程更为活跃。它们经常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们迫使人们对于壹些重要题目進行辩论，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们的民主充满活力，并且丰富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它们能够并且应该不断向政党提出挑战，但不能取代政党。
　　社会团体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合法体现。当它们以共同幸福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寻求同它们合作。当它们不顾壹切地谋取局部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对它们進行抵制。

工会


　　没有自由工会就没有民主。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目标将我们与工会联系在壹起。工会自主确定自己的任务。我们认为，工会的自由活动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员利益，工会就应参与社会和政治任务的完成。我们尊重它们在党派政治上的独立性。
　　我们支持工会关于雇员公平分享自己劳动所得的要求，参与决定经济决策的要求，以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要求。在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方面中我们对工会寄予厚望。
　　我们支持和维护从痛苦经验中成长起来的统壹工会，并把它作为联邦德国的壹项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维护。
　　劳资协议自治是民主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维护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并加强雇员法律地位的劳资协定需要具有罢工能力的强大工会。组织自由和罢工权利是不能放弃的。
　　我们敦促在企业和管理部门中的社会民主党雇员积极参与工会工作。

教会和宗教团体


　　社会民主党承认基本法赋予教会和宗教团体的特殊意义和法律地位。在宣讲布道、灵魂帮助[8]和举行祭祀方面，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独立的，不屈从于国家施加的任何影响。
　　我们维护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讲布道的自由，如果教会和宗教团体、教会小组和个别教徒通过批评、建议和实际参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响，并因此接受公众批评，我们将采取欢迎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对于社会政治对话所做的壹种重大贡献，在这种对话中，必须保证对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也是自愿寻求对话的，凡是在我们与教会、宗教团体和教会小组双方认为存在共同任务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视。普遍生效的雇员权利也必须在各种教会、宗教团体和世界观团体的机构中得到保障。

贴近民众的行政管理


　　我们需要壹种贴近民众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必须摆脱专制国家的传统，在所有层面都是透明的，能够受到监督的。这种行政管理不应使公民丧失進行自助、承担责任和积极参与的勇气，而应鼓励他们这样做。
　　我们主张在行政管理机关编制计划的时候公民应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参与。司法机关对于反对行政管理机关决策的行为所提供的法律保护必须得到保障，并且应通过实行集体起诉扩大这种法律保护。凡是感到自己受到决策弊端伤害的人，都应能够向壹名专门调查社会弊端或负责听取民众意见的官员求助。
　　对于公共服务部门就业人员的法律关系应统壹做出规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权，罢工权也应包括在内。对于忠于宪法的要求必须依据基本法的自由精神来進行解释。我们要摒弃反极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实践。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壹切权力都要用法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受到法律制约。法律判决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我们要运用法律来实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特别要用于保护弱者和维护自然生存基础。
　　法院必须对所有人壹视同仁，我们希望处于辩护时期的男女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重视。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参加审判的人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加强男女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机会。联邦和州的宪法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须在程序透明的公开听证会之后，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或州议会的民主合法机构以特定多数选举产生。
　　警察机关在执行保护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为和保障法治国家的任务时，需要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批评。不得依靠警察解决政治冲突。
　　刑法和执行判决也是为维护我们的法治国家秩序服务的。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公民和团体，使犯法者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進行报复。对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必须给予特殊的社会照顾。

联邦德国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议和任务，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同其他政党壹起在竞争中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感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共和国。它有许多缺陷。因此，我们希望它的现实情况接近于宪法规范。我们把民主射秽主义带進了这个共和国，为的是使它能够成为宪法规定的那样：壹个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为此，需要持久不断的改革。我们是改革的政党。
　　改革工作经常以小步進行。对我们来说，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为重要。
　　改革工作必须克服强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仅是政府、议会和政党的任务。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公民对话获得多数人积极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没有争论的政治是无法想像的。我们的争论方式必须体现出我们为之争论的目标。即使是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也不能为了神圣目标而不择手段。
　　没有基本共识的争论会导致思想领域的内战。我们赞同与那些承认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规则的社会力量达成基本共识。在各种形式的争论中，这种共识应是清晰可见的。
　　如果未来构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会变得十分虚弱。只有当千百万具有自我意识的男女公民在未来构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这种未来设计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
　　只有当人们能够负责地参与设计和体验政治，能够不受约束地将自己的设想引入政治的时候，才能释放出团结互助社会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力量。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摆脱被动执行客观强制的状况，采取必要的行动，实现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过排除危害，而是在公开对话的启示中产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拯救的时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负责任的政策。
　　我们的未来构想是：建议成立壹个新老社会运动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与工会合作。但是，它也必须包括壹切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或者通过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而坚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们需要壹个包括尽可能多的团体和力量的广泛的改革联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战胜这样壹些人的反抗：他们将壹切有利于自己盈利企图、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事情统统宣布为進步。只有许多人形成共同意愿，并且大力宣传各种特殊利益如何损害公众幸福，才有助于抵制少数人的权力优势。
　　我们并不许诺在地球上建立壹个天堂。但是我们能够共同抵御危险，减少风险，壹种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包括：
　　― 壹个众多民族的民主共同体，它将为地球繁荣昌盛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
　　― 壹个摆脱了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疯狂、不以武力解决冲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保护自然界和消除饥饿的人类，
　　― 壹个公正分配收入，扩大雇员在生产性资本中的股份，始终具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的社会，
　　― 壹种在生态和社会领域進行革新的经济，它节约地使用有益于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时代遗留下来的负担，
　　― 这样壹个社会，它在降低经济增长率、减少职业劳动和增加个人劳动的情况下，提高社会富裕程度，通过更加健康的环境、更少的恐惧、更人道的劳动世界和更多的个人支配时间来改善社会的生活质量，
　　― 壹个使所有人都能从事符合人尊严的工作的社会，它在两性之间公正地分配职业劳动和家务与家庭劳动，促進劳动中的参与决定和自决，
　　― 壹个在妇女与男子、青年人与老年人、德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实现了平等与团结互助的社会，
　　― 壹个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时能够权利平等地作出决策并能贯彻实施的社会。
　　我们的纲领只能在批评性的对话中实现。我们呼吁壹切愿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人，用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声援、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想像力来激励和加强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主义宣言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射秽主义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壹次代表大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冰岛社会民主党、以色列工党、日本社会党、卢森堡射秽主义工人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等民主社会主文政党参加了该次大会。该次大会以“民主射秽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为题，发表了对人类社会進步有着重大深远影响的“法兰克福宣言”。这篇宣言向整个人类社会表达了要建立壹个“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的“和平与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个关于“人权”与“公民权”的宣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進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党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本国人民为“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为和平而奋斗，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恐惧与忧虑”，初步实现了射秽主义。不过，这篇宣言所提出的关于“公有制”化的要求，如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公有制可采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法兰克福宣言——

民主射秽主义的目标与任务

序言

（壹）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其代价则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它创造了壹个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的、靠工资生活的新阶级。它使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虽然世界蕴藏的资源足以供每个人过像样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未能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证明了，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失业，它就无法运行。它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别。它诉诸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手段，从而使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更形剧烈。在某些国家中，强有力的资本主义集团帮助过去的野蛮主义，使之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形式重新擡头。

（二）射秽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病的运动在欧洲诞生。因为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受资本主义之苦最深，射秽主义的最初发展乃是壹个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运动。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民--专业人员与办事人员，小农与渔民，手工业者与零售商，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开始认识到，射秽主义对所有相信必须消灭人对人剥削的人们具有号召力。

（三）射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

（四）射秽主义在世界事务中已成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从宣传走向实践。在某些国家中，射秽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射秽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

（五）在许多国家中，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正让位于壹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需要计划化。社会保障、自由工会运动和工业民主都正在取得進展。这种发展多半是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在射秽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壹个新的社会秩序。

（六）近年来，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发现射秽主义是争取民族自由与提高生活水平这壹斗争的可贵手段。在这里，在各种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射秽主义正在逐步得到发展。在这些地区里，射秽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当地金融寡头的寄生性剥削和外国资本家的殖民剥削。社会党人为政治与经济的民主而奋斗, 他们谋求通过進行土地政革与工业化、扩大公有制和发展生产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七）正当射秽主义在全世界進展之际，新的力量也在兴起，威胁著争取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运动。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射秽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

（八）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射秽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种僵硬的、同马克屎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学。

（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实现自由与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壹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

（十）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壹）射秽主义是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壹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屎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壹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十二）科学与技术的進步，赋予人类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毁灭自己。为了这个理由，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布，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尊重个人保持个性的权利。射秽主义主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事务，都要有自由和计划。

（十三）射秽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个人的贡献。它的做法不同于集权主义，并不强使人民充当被动的角色。相反，若没有人民全面的、积极的参与，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

（二）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射秽主义。射秽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射秽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

（三）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

每壹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其代表。
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
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
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前通过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
（四）社会党人壹贯为人权進行斗争。必须使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每壹个国家中生效。

（五）民主制要求不止壹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制也有权利与责任来保护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保卫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六）以保护资本家利益为基础的政策，不可能使为保卫民主不受极权主义攻击所需要的力量与团结得到发展。只有在工人的积极帮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维护，工人的命运有赖于民主的保存。

（七）社会党人表示声援壹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八）任何独裁统治，不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对所有自由国家的威胁，从而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凡是对强迫劳动進行无限制剥削，不论是在私人利润还是在政治独裁统治下，都是壹种对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义标准的威胁。



经济民主

（壹）射秽主义谋求用这样壹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射秽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而计划的。

　　这种计划化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進行有效的民主监督。

　　因此，民主射秽主义既同资本主义的计划，也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计划尖锐对立，因为后两者都把对生产的公共监督和对生产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射秽主义的计划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应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采用的计划化形式。

（四）公有制可采取把现有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

（五）射秽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国家必须防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国家可以而且也应该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帮助私有者，使其对增加生产和福利作出贡献。

（六）工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因素，决不能让它们蜕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或成为壹个僵硬的社团性体系。这些经济组织，在不侵犯宪法承认的议会特权的情况下，应当参与制定总的经济政策。

（七）射秽主义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壹切经济决定都置于政府或中央机构手中。只要与计划的目的相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進程，防止公营或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部门民主地联结在壹起。

（九）民主射秽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与文化進步

（壹）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私人利润，而射秽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产成果时，应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这并不剥夺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积极性。社会党人认为还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绩优良带来的自豪感和当人们为共同利益工作时得以加强的团结互助与协作精神。

（三）射秽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后者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有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四）社会党人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壹切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

（五）射秽主义的意义远不止于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凡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的经济与進步，都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

（六）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它违背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

（七）射秽主义为使人类从恐惧和忧虑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因为恐惧和忧虑同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安全是分不开的。这壹解放将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和在文化上逐渐形成完整的个性开辟道路，射秽主义是促進这种文化发展的有力因素。

（八）射秽主义力求给人们以壹切手段来提高文化水平和促進人类精神中的创造愿望。艺术与科学的宝藏必须向全人类开放。



国际民主

（壹）射秽主义运动从壹开始就是壹个国际性的运动。

（二）民主射秽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民主射秽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独地解决它的全部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必须超越对民族主权的限制。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国家之间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社会党人所争取的新的世界社会才能在和平中繁荣昌盛。因此，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的规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

（六）民主射秽主义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它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七）民主射秽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它为反对压迫和剥削任何壹国人民而斗争。

（八）仅仅消极地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广大地区遭受极度贫困、文盲与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著其它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财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这些地区物质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关系。民主射秽主义应鼓励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不然它们就会沦为新压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射秽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只有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障和平，为国际裁军创造条件。

（十）维护和平的斗争同争取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人民独立的威胁，直接导致战争危险。



　　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社会民主的发展，乃是壹种历史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不断反省修正理论观点，以因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灵活弹性的调适能力，可以说是社会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尽管不同的国家，社会民主的发展不尽相同，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时间来看时，仍然能从中区分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作为我们了解社会民主的概观。

起源：改良主义（reformism）的兴起
　　社会民主的发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以前，总是在“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之间摆荡，壹直要到“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于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后，社会民主运动才算真正确立改良主义的发展方向，因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脱离了社民党，转而加入共产国际。


　　改良主义的兴起，最早应该是源自德国。壹八七八年，俾斯麦提出了“射秽主义镇压法”，逼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面临党的瓦解危机，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因而对党的生存策略产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开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义，这壹种新的呼声，自然引起了党内正统马克屎主义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击，引发了往后壹连串的论战，不过在镇压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则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镇压法取消，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获得新生，并随即将党名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且通过了著名的“爱尔佛特纲领”。这份纲领由于理论纲领部份是由考茨基执笔，因而在原则上是以马克屎主义为准则，但是行动纲领部份则由伯恩斯坦负责，所以实际上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主张议会路线与渐進改良，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则被略而不提。

　　“爱尔佛特纲领”，可视为是第壹份标举改良主义行动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响力十分深远。壹八九壹年，成立刚两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正式通过以爱尔佛特纲领作为党的首份发展纲领，显示出瑞典的社会民主运动，从壹开始便是以改良主义作为行动方针，当然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以“无阶级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时，也是十分明显的是以改良主义为建党基准，强调透过选举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来進行改革。

　　改良主义不但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屎主义理论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阶级两极化与劳动价值论，更主张在实践手段上，以渐進式的方法，累积改革力量，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后，再進行社会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义者的这些主张，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统马克屎主义者，如考茨基与卢森堡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改良主义者只关心手段（社会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会革命）；同时，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式的代议民主政治过度乐观，将使工人阶极无法坚持根本的改变，误以为不必透过阶级斗争，便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较为激進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导致分裂，党中的急進派获得投票胜利，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党中的和缓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则回流到社民党。至此，德国社民党乃正式确立了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从壹个体制外的革命党转变为体制内的选举党。社会民主运动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过渡：改良主义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的议题，成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的首要实践任务，特别是在社民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而首先進行这项工作的便是北欧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党在未掌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组阁，为了实践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因此瑞典社民党在执政后，便实施了国有化及工业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国的工党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壹九四五年上台执政，并实施国有化政策；此外，北欧的挪威与丹麦等国也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施了国有化，将私有企业转为国有。虽然各国的国有化政策，在实施时间与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基本上，却均是以此壹政策作为首要施政目标。

　　然而，这波国有化的风潮，却明显遭到了挫败。最明显的例证，便是瑞典社民党在壹九二八年，由于企图强化国有化政策，而在大选中失败，首次下台；同样的，挪威的社民党也在同年下台，国有化政策维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终止。两国的社民党虽然在四年之后，再度得以执政，但是却都已改变策略，不再提起国有化问题了。

　　为什么国有化政策会遭到挫败？壹项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党本身并未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同时民众也不了解国有化的内涵与意义，甚至于连工人阶级也是如此。然而，更为重要的壹个原因，应该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会化意指将私有产业转为该产业的工人阶级拥有，而国有化则是意指将私有产业转移为国家所有）而事实上，依照马克屎原本的意涵，应是指社会化，而不是国有化。

　　由于国有化政策的挫败，导致社民党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将国家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１．国家只能介入控制非营利性及社会民生必要的产业，而其目的是要维持整体的经济发展。
２．国家可以干预调控私有产业，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的恶性循环，以及经济资源的合理运用。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韦格佛斯（E.Wigfors）曾为此种修正作出辩护，他认为壹旦私有产业完全国有化，将导致射秽主义国家成为另壹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形成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市场混乱，然而，倘若国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控制私有产业，则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运作，并将部份资源移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利事项。

　　这样的修正，实在是十分重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承认私有制，以及社会化范围的自我设限，甚至于后来还以效率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观念作为国家调整的标准。整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道路，至此可说已再度修正，因为这种修正几乎等于已不再将转化私有制结构，视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已经走到大幅转变的时刻，同时再加上外在情势产生了新的变化，更促使社会民主主义必需采取新的因应策略。
转变：福利国家的诞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爆发了。欧洲各国受到美 国的经济危机影响，面临了空前的经济衰退，不但失业人口激增，国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瑞典社民党的重要理论指导家韦格佛斯，乃参考了凯恩斯早期的经济理论，并综合了传统的马克屎主义理论，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党内提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不久便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正式失业政策。因此，这比凯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论名著－“壹般经济理论”还早六年。


　　同样的，英国的工党，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党内理论家主张采行凯恩斯的充份就业理论，并且在壹九四五年工党执政后正式采行，同时工党并对外宣扬英国是“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具有几项重要的意义。
第壹，这代表了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为： 调整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不是直接国有化。
第二，这代表壹种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针对薪资所得進行再分配，而是借由赋税改革与建立社会安全制度，间接進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壹种“去商品化”的过程，使消费领域受到商品市场的控制能够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党再次执政，便采用韦格佛斯的扩大 公共投资理论，以挽救经济危机。但是由于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因此社民党便与农民党联盟，而为了同时稳定工农阶级的支持，因此就先从“再分配”与“扩充高等教育”两项政 策方向着手，因为工农阶级的共同特征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准不高，而不同点则是所有权之有无，故而社民党回避了所 有制问题，将焦点集中在分配及教育问题上。

　　至于其具体内容，在社会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费健康医疗照顾、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业金制度等；而在英国，工党也实施了“公医制度”、住宅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工党在壹九五壹年下台，但是接着执政的保守党，却并未取消这些制度，因为这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国、瑞典与西德的社民党除了扩大教育管 道，提升工农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设有“综合学校 ”，即学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后，便可依照兴趣進入不同的 职业或壹般教育。

　　福利国家的模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更進壹步创造出壹种新的社会民主成功典范，特别是世所称羨的北欧斯堪地维亚模式，更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对象，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期。
调整：工业民主的实施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不但农民阶级的人数降低，同时新兴的白领受薪阶级相对快速增加，迫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提出新的策略，寻求新的阶级联盟。因此，社民党自六○年代开始，便企图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以广大受雇阶级为主的政党，而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藉以与新兴的中间阶层進行结盟，扩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便采取了壹连串的劳动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劳资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迈進壹大步，实施“工业民主制”，使受雇者也能参与产业的经营，将产业的经营权予以社会化，進壹步使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实施，可说是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壹个里程碑，使社会民主主义向前跨進了壹大步。

　　同样的，法国自从六○年代末期，发生了学生大革命之后，在左派及社会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产业民主的呼声十分高昂，他们主张将民主扩大到各种产业的领域，甚至于包括媒体、大学及教会等特殊领域，以彻底落实社会权的理念。而在西德，经由社民党与工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工业民主的浪潮也同样相当高涨，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后便于“企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并于壹九七四年通过“共同决定法”，扩大实施共同决定制。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党乘胜追击，推动“受雇者基金”，以给予受雇者更大的保障，不过这项创举随后便因资本家的联合上街头抗议，而被取消了。这个挫败，却促使社民党与工会结合起来，進行研究，终于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项新的方案，主张：透过营利所得税与薪资所得税的法案，建立众多的薪资所得者基金与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则是产业中的受雇者与同壹郡内的其他受雇者。由于基金不可出售，同时乃是集体拥有，因此将可以保证：五百人以上的产业受雇者，至迟三十五年，便可以将基金逐渐转移给受雇者。

　　事实上，这是社民党为了团结白领与蓝领劳工，所采取的策略，同时其实也是壹种迂回的团结基金手段，以谋求资本家的妥协，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進壹步尝试推动经济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经过多次的协调，瑞典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规定：企业应提拨20%的利润，存入中央银行，用于科技研发，使用时则需与工会先行商量，这项新制度虽然已与原本的想法有所距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進展。
结语
　　社会民主的发展，历经百馀年，其间虽有过数次的理论与策略转变，从国有化到福利国家，再转变到工业民主，甚至于也曾尝试经济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应社会变化，但是其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始终保持，就是：促進社会平等、维系社会团结以及人性自主的尊严，而其实践方式则是要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扩充到劳动生产领域以及消费领域，使社会的其它领域也能够更为民主与平等，达成社会民主的目标。

西方先進资本主义社会自十九世纪工业化以来， 发展形成工业社会，“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逐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 称之为“福特主义（Fordism）”。而面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统社会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立基于民主政治，针对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不平等与剥削问题進行改革，而为了达成改革，便必需借由“国家（State）”来启动与实施管制性的政策，才能够降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社会问题（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过历史之演变发展，“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对于“国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来呈现，同时国家的主要角色任务，在于進行社会资源的重分配，以达到社会平等与社会团结的目标，国家施行的具体政策包括：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扩张政策，建立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等社会福利政策，强化工会组织与落实团体协商，以强化统合主义。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规律，则是立基于“资本投资－劳动经济－ 过度积累－ 降低需求－ 失业－提升效率－再投资－弹性积累－弹性化劳力运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繁荣与萧条中交替循环，全球化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会导致企业组织处于存货过多等危机中，因此迫使企业必需采取所谓“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弹性运用劳动力，以及改变生产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弹性积累策略思惟下，传统工业社会“福特主义（Fordism）”的“标准化大量生产模式”已不再适用，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丰田主义（Toyotism）”的“少量多样化生产管理模式”（Waters,2000）。



　　从福特主义时代将国家定位为福利国家，转变到全球化时代的后福特主义，“传统社会民主”理念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影响，同时也使得福利国家的运作，出现了问题，可分为二方面来说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后期起，社会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国家借由税收方式，来支持福利体系高额财政支出的意愿，已达到极限，导致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的扩张受到明显影响；其次是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体系，执行效能出现下降的问题，导因于“传统社会民主”理念下的社会安全体系，是以“生产者”为核心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消费者”为协助对象，使得尽管“传统社会民主”宣称是基于民主理念来制定政策，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是采取“有差别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落差导致“传统社会民主”难以因应变化，持续扩张其影响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经济管制形式下，“国家”的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从“社会民主”的立场来看，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国家”的角色？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分析说明。


1. 全球化下“现代化社会民主”国家的角色变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民主”运作形式面临了挑战，有部份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如英国、荷兰），逐渐转而采取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部份观念，比起“传统的社会民主”理念， 更加强调市场自由竞争， 形成“竞争性统合主义（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时认为国家难以再扮演如同过去的积极性角色，即使采取高度管制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显限制（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点。第壹项理由是因为在全球化下的多数国家，仍然是站在国家自利的立场，只有局限在反应与处理全球化经济竞争对国家境内公民权益产生影响的情况发生时，才会采取政府干预主义，而不是基于对国内公民加强社会保障的立场来進行市场干预；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运作下，国家的管制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国组织影响力持续扩大趋势的影响，国家对于国内事务本身的掌控能力与程度均明显下降，使得国家难以有效地针对国内事务進行管制。



　　因此，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制约下的单壹“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 也日益采取所谓“竞争国（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来進行国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于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对抗性心态，進行跨国性策略运作，对外更加强化参与国际间的权力策略运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竞争的优势位置与资源；另壹方面，则是借由将国家资源移转至国际竞争的理由，对内向国内公民要求必需提升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相对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国家在经济上的“生产性”角色
　　国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产性角色（Productive role）”，来自于国家作为各种社会与经济组织间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進行直接的经济生产活动。即使当国家成为直接生产者角色时，国家虽然因此自然会進入竞争行列而改善其生产效率，但这并不是意指国家从此必需遵循市场法则，而是公民必需改变对于国家進行社会服务活动的控制方式。例如社会保障虽然是壹种非直接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但是其作用正是在于平衡市场竞争活动造成对个别公民的社会风险扩大问题，此种社会生产活动便不能依据市场法则运作，其运作与存在有赖于公民团结（citizenshipsolidarity），因为关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正义原则，必需在公民的控制之下，经由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应该提供的承诺与资源，特别是必需提供给不平等机会处境的公民，享有社会资源协助的机会（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制形式下，会出现与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相反的管制形式，使得国家原本决定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势将历经冲击与再发展。同时因为受薪者阶级将发现，面对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这种竞争压力， 更必需透过国家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中介，才能够扩散力量，而要想影响国家的决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强调“在公民控制下，经由民主方式来决定国家对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承诺”，避免国家基于国际竞争的理由，减轻了国家在社会安全上的责任，同时也自然地减少了社会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国家在“就业”上的社会性角色
　　关于国家在面对失业问题时，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存在着二种相反立场的极端理论（Nadel,1999:11）。壹是“负所得税”理论（negativetax），假定市场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则，依照此壹法则自然会将个人就业能力安置到最适合的职位上，只有当无就业能力的个人失业者出现时，才可获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财源来自于负所得税，而国家的角色是将收取之税金，做出适当分配给个人失业者，使个人获得基本收入。在此，“个人责任”仍然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角色，而国家则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极性角色。



　　另壹种立场相反的理论，则视国家为失业者“最后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国家并不是借由市场运作规律与提供最低收入来安置失业者，而是国家直接雇用失业者，也就是由国家提供有薪工作给市场视为无就业能力的个别失业者。在此，国家被赋予壹种义务，认为国家必需积极提供失业者工作机会的特别责任义务。



　　实际上，多数国家在失业问题上所担负的角色，介于这二种极端理论之间。因为每壹国家的福利体系，在实务运作时， 均需同时透过市场诱因与制度性架构来运作， 而这二个面向的运作， 多少都会受到意识型态、政治与社会支持力量、劳工阶级的影响， 因此国家必需取得制度性妥协（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够实施就业政策。而“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强调国家应该提供“最低机会（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给受到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业者（Martell,2001:6），例如荷兰已发展出“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强调兼顾雇主的市场竞争需求与劳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扩大解除对于各种非典型工作的管制，同时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给非典型工作者获得政策协助；而英国则是实施“新协定计划（New Deal）”，强调领取寻职者津贴的失业者，有义务与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签立协定，接受国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体制之下，“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市场弹性化的趋势，如何调控（Steering）对于经济市场与就业关系领域的管制程度，各有不同，同时如何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在不同体制的扮演角色，藉以因应高失业率与非典型工作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Esping-Anderson（1999）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在面对“平等－工作”之间的交换难题时（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现出不同的选择途径，自由主义体制国家采取去管制化的策略，放宽就业保护规范、扩大弹性工作与弱化工会力量，但是此种过度顺应劳动市场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积极性公共训练计划，会明显产生社会风险扩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问题；而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基本处理原则均是根据“社会保障”的传统，即使是所谓“现代化社会民主”的国家，也是采取扩大积极性劳动市场政策，以吸纳过多劳动人口，降低社会风险，积极处理“不平等”问题，因此与自由主义体制国家采取的去管制化的策略，有明显不同，而这也正是社会民主体制国家继续维持的珍贵原则与精神。

传统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能否与全球化的经济需求（demands）互相协调？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优良的社会民主传统是，不论经济的全球化与否，必须总是为人们提供经济上的工作机会，所以，不必为世界的经济新环境与现况所限制，应使其为我们所用。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让步。但是首先必须摆脱旧的、不合时宜的部份。必须停止经由借贷来建立的福利国家，依此观点，全球化反而对财政上的限制是有帮助的。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现在并非描写社会民主正站在面临选择全球化与否的转折点上，问题毋宁是，我们是否要带着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来？



面对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经济

　　这样的计画需要健康的经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人Felipe Gonzalez曾说，这样的计画不需脱离与右派份子在通货膨胀上的斗争，通货膨胀就像是对低收入者的税壹样，对它的斗争应为左派的首要任务。别想要我们的政敌与我们有共识，而是要作的比他们更好。

　　社民党在1994秋天执政时，瑞典的经济是沈重的，预算赤字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3%，国家负债增加到失控。市场与企业要求政府的财政正常。社民党同意并实行了壹个庞大的预算强化计画，使预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没有赤字，瑞典成为欧洲经济强国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维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经成为关键，但不是唯壹；社民党也增税，尽管有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以及降低投资意愿。但社民党坚持每个人都应共体时艰，经由降低给付或增税。政策起效用时，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通货膨胀同时也消失了，工业投资增加到70%。

　　在政策实行的同时，社民党回复了瑞典对社会民主价值的追求。对过度通货膨胀的对抗就是为了福利国家的延续而对抗。虽然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点出财政的困难并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财政的危机最终带来了失业、国家负债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这是起源于不良的家庭稳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两年，社民党将预算削减至边缘，乃企图在未来能继续保有基本的福利体系核心。社民党认为这是左派壹个重要的计画，并为之骄傲。预算赤字、公共负债、通货膨胀与财政上的失职，不是与社会民主有关的价值。

　　有些时候，修改作风是痛苦的，社民党被迫修改原本优良运作的计画，去适应财政。其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摆脱那些代价高昂却不起效用的部份。我们调整福利以国家适应现代的状况。现在这种调适看来如何？它并不是壹种决策上主要的与大的转折而是许多小的、突然出现在每壹个政策制订面向。在壹个时常变化的环境中，必须时时适应与熟悉。要将它做好，社民党同时必须依赖社会民主意识型态与表现出壹些实用主义的风格。



私有化不见得有效率

　　壹个重点是，社民党不是像对手那样在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那种实用主义，在许多状况下，他们的对手常常见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重要性时，他们就说私有化能够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与民营化的运作会比国家公营的运作来的有效率。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跳跃地结论。社民党认为只要比较瑞典与美国的健康照护体系，就可以明白公开运作的体系会比民营的体系来的有效率多了。同样的健康照护，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国却需要14%。社民党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比较愿意少付出7%的税，而不是14%的保险给付。而且其体系并没有含纳進更多的人口，品质也没有更好。当然，公立体系必须令人满意。但社民党主张公营系统应有很好的机会成为那样，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若其是为了每壹个人而付出的话。

　　社民党认为，瑞典经验告诉我们：当系统令人满意并且有效率时，每壹个人都会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是狭隘的。当人们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价值时，他们会愿意付出必须的税金。如同壹位学者所说：“对人们来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的”。

　　社民党固守着这个原则，将福利计画的预算削减，维持在会危及品质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党也拒绝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福利计画之外，而且拒绝尝试福利体系中存在着平行、针对不同团体有不壹样的品质的状况。在普遍性的原则上我们绝不妥协。



对抗贫穷必须吸纳中产阶级

　　至于常被提出的个问题：“将富裕的人纳入公共安全体系是否会侵蚀对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别是在资金稀少的时候，将至少比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标之外是否更好”？社民党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个跨国的比较发现，若要真正对抗贫穷与不平等，就必须策略地将中产阶级纳進福利国家的体系中来。

　　要真正援助穷人却又要给予富人福利的理由为何？“社民党称之为再分配的吊诡”。简单讲，因为经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广泛分享，有机会让他们喜好这样的政策，为了留给穷者更多，最好是透过社会安全体系给予更大多数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党从科学上的证实与政治上的教训，认为若将政府的资源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保留着，事实上反而可能帮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数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们付出的，而没能让他们得到回馈，这个政策注定失败。



让人们感觉没有被利用

　　在瑞典过去就将失业与疾病津贴削减至薪水的75%，但这对低收入的劳工在失业与疾病来说，并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党要提升水平到80%的工资，但不认为能提升到100%的水平，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劳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党认为执政时，重要的有两项：要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福利国家的壹份子，还有让他们没有被利用、占便宜的感觉。



只有最好的，对人才是足够的

　　当社民党在管理福利国家的财政时特别注意，对于纳税人公帑的配置有几点需要注意：

1.钱与财货的使用必须公开使每壹个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资金不可浪费，效率是指针。

3.绝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门的腐化，必须成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对人们才是足够的”，品质是招牌。



　　若人们认为是税收支配着福利系统，则社民党这些要点就是重要的。因为，税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样是作为壹种主要的部份。广泛的福利体系不必成为为了对企业有较佳环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对欧洲21成员国家作了调查，对企业的环境较佳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爱尔兰、荷兰与瑞典。

　　有人认为这样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税收的压力，或许要他们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难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时期中，确实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国家（OECD）中税收最高的国家。

　　但以“总税收偏高”这个指标来衡量壹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粗糙不严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时拥有高税收与高经济成长的国家。另外，还有更恶劣的说法，谓“总税收偏高”的福利国家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指标。其实就整个国际的观点来看，瑞典的公司税（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还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税有多高，他们就有更多的公平与效率。在如此高税收的体系中，以税收构思成长是重要的。



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信赖的基础

　　1980年代瑞典的税收立法系统是混杂的。特别是资产税，非常不稳定。税制使之在借贷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润，故若要避免被课税，只要在交易买卖上仔细地动手脚就可以达到。当变成所得税时，也没能变的更清楚。不良的税制与通货膨胀使人们在经济上作了错误的。不具生产性的行为。人们投资在不动产与休闲观光等事业替代生产、成长与就业。但对社民党而言，这些都不是社会民主精神应该有的。这不是建构福利国家之健康的经济基础。今日，瑞典已经摆脱凌乱并取得健全的税收体系，有较少的漏洞，较广泛的税基与更低的税率。公平的税制是获得人民支持的基础。

确保社会安全因应全球经济

　　同时，好的税收政策也可提升市场经济的动力。部份是因应全球化经济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变，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清楚知道，福利与改变是可以齐头并進的。事实上，两者还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许我们被灌输了太多，说福利与安全是过时的现象，不是用于全球化的经济脉络。可笑的是我们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但瑞典的历史告诉我们，福利国家是成长主要的推动者。福利国家带给巨大变动中的人们以安全与稳定。这样使人们在变动中能够利用机会（工业发展）得利。强大的国家激励人们改变生活却不会危急生活安全。改变使产业持续成长。

　　这是瑞典的壹个重大的传统，这种观念是说：当人们面临变迁时，若能感到安全，则他们会欣然接受变迁。这个传统也结合生产的利益与福利国家两者——企图使人们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会民主的意涵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选择或价值内容，与工会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用语或名词，但是所谓的社会民主路线，泛指壹种明确的政治政党取向，其内涵就是企图结合射秽主义与民主的原则，所标榜与追求的价值，也即是射秽主义与民主。

　　以社会民主的先驱德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前叶，主张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毕其功于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称之为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en），以别于拥护自由主义式议会民主，未着眼或甚至否定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以及坚决主张社会革命的共产党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萨尔（F. Lassalle）领导下的德国工人总会（ADAV）在莱比锡成立，这个组织结合拉萨尔阵营掌控下的工会人士及工人，其纲领主张射秽主义的民族国家路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国家（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平等的实现。数年后，1869年，与拉萨尔阵营打对台的马克屎阵营，其旗下的主要工会领导者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与倍倍尔（A. Bebel），在艾森纳（Eisenach）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该党首度使用所谓的“社会民主”的名称，主张国际的射秽主义及阶级斗争，也就是全盘接受马克屎主义作为其政治与意识型态的基础，以有别于德国工人总会的“民族国家的”及“和平方式的”，双方互别苗头，虽然该会在领导人拉萨尔1864年去世后，似有积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国工人总会与社会民主工人党，为了团结工人与工会的政治力量，两派所谓的“拉萨尔信徒”（Lassalleaner）与“艾森纳人”（Eisenacher），遂共同携手合作，在哥达（Gotha）共组“德国射秽主义工人党”（SAP），该党遂又在1890年，改组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皇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团结作为工人的政治力量。从党纲上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折不扣的马克屎主义式的，也就是仍然标榜射秽主义与阶级斗争。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茁壮，不但在党的内部，也在由其所领导的“共产第二国际”（Kominter II）之中，逐渐兴起了论战，也就是辩论如何解释马克屎的理论（此时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马克屎的马克屎理论与马克屎主义理论的分野），以及如何实践的问题。在经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路线，逐渐占了上风，主张以在现存国家之下的“改革主义”（Reformismus），来取代、来放弃革命的目标。影响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时，受德国工人组织政党风潮所鼓舞、所推波助澜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政党运动，特别是在西欧及南欧，内部也都出现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争。各国情形也大致与德国近似：壹个主张积极的宪法政策与社会政策路线（普遍选举权、劳工保护法令、8小时工时、团体协约、肯定工会的合法性），也就是坚持“修正主义的思考”及“改革主义的实践”的主张，最后都获得胜利。当然，继续捍卫革命理想的罗莎卢森堡（R. Luxemberg）与列宁（W. I. Lenin），渐渐的与社会民主的射秽主义运动、工人政治运动脱离，在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兴起所谓的“新的射秽主义政党类型”，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

　　总而言之，今日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依循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其最典型的特征都是：“肯定议会民主体制”＋“愿意与其他的民主力量/势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射秽主义的平等理想”。当然，今天许多欧美国家的射秽主义政党，许多主张与价值内涵上，其实或与社会民主政党相去不远，但仍在基本的意识型态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欧与南欧的射秽主义党，其党纲就经常特别强调所谓“工人阶级的壹体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纪“改革与革命”路线之争的残余吧。

　　观察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极为肯定的说道：社会民主政党，以及抱持同样价值内涵与主张（议会民主、自由改革、射秽主义平等）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催生者，无疑的，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劳动者，是工人的团结组织 - 工会，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动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劳工，除了工会，也别无他求。壹个社会民主运动，壹个社会民主政党，乃至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没有工人的发起，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携手的共同努力，是没有诞生与实践的可能的。社会民主的价值壹但清晰，或许可以有不同的阶层阶级支持，但社会民主运动的主体却很单壹而明确：只有劳动者，只有工会。

社会民主政党既然出现，在如何的条件之下，才会形成壹社会民主体制的政府，才有从施政上落实社会民主理念的机会呢？究竟从专制君主政体，亦或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体制，在何等的时机之下，才有可能蜕变为标榜“社会团结”、“扶助弱势”、“实现社会正义”，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会的”（sozial）、变为社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呢？

　　观察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 – 德国威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历程，也许我们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统帅下的帝国军队已呈强弩之末，节节败退，军事上虽未显露全线溃败之势，但社会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全面崩盘，帝国政府已心知肚明，战争恐怕将以败战、或至少和局收场。1918年10月，由返乡的士兵及知识分子所组成之“斯巴达团体”（Spartakusgruppe），举行全国性之集会，决议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导向壹射秽主义革命路线，这壹次的集会，通过所谓的“人民革命纲领”（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开德国“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尔（Kiel）军港帝国舰队的水手们，拿起武器，支援当地的工人总罢工行动，随后数日，德国各地纷纷兴起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工人罢工，士兵声援保护，双方壹起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员会”与“军人委员会”，着手接管各地政府、企业及治安机关，试图稳定后战争时代的社会秩序；这便是史称的“11月革命”或“委员会运动”（R?tebewegung）。行动的最高峰，出现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当地工人发起总罢工，并与返乡的士兵肩并肩，发起武装起义。行动开始后没有多久，德皇即透过最后壹任帝国总理巴登王子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逊位，逃往荷兰，政权移交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艾柏特（F. Ebert），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专制君主时代，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在聚集于柏林总理府之政治人物们焦头烂额，苦商如何应付紧接之乱局之际，社会民主党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台边，向外头等后的群众高喊：“共和国成立！”，从此刻开始，历史上所称之威玛共和国正式诞生。历经同壹日的密集协商后，艾柏特宣布组成“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为临时政府，并在数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义的政治纲领，确立自由民主的议会路线，拒斥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余孽，赋予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强调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同参与权，加强社会保障。

两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战，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务必落实11月革命所诉求的民主权利。12月19日，在德国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所召开之全国会议上，决议参加共和国政府依11月30日所颁布之命令而即将举行之全国大选，放下武器，参与议会民主体制的选举，“委员会运动”正式宣告结束，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权趋于稳固，1919年1月19日，德国大选，各地选出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于首都柏林的极左派继续暴动不断，国民大会遂决定改于中部的威玛市召开。1919年2月6日，国民大会于威玛正式开议，经过六个月的冗长讨论，同年8月11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草案，8月14日，“威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权，伴随着它社会民主宪法基础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实验之路。

从以上的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呢？首先，历史学家都承认，没有11月革命，没有各地工人及军人委员会的风起云涌（而显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而非贵族的军官），普鲁士的专制君主体制不会被划下休止符，因为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并未战败，只是军事的失利，逼迫必须选择停战，政权并不壹定要垮台，然而，德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压力下，才逼使旧政权必须黯然退下。从另壹个角度来说，在委员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社会必须被迫面对抉择：要不就走向壹射秽主义的体制，要不就与资产阶级合作，选择壹妥协的社会民主体制，虽然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射秽主义式的共产或政治社会秩序，但至少在议会民主的体制下，加入重视社会正义、参与、共同决定的结构特征。当然，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肇因于所谓人民的自主选择，而经常来自于政治阴谋或合纵连横（例如艾柏特与陆军将领秘密签定、用以镇压委员会运动的所谓“艾柏特-哥罗内协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進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

我们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第壹个社会民主政府-德国威玛共和，那个惊心动魄的诞生过程，理解到壹个或许放诸四海皆准的现象：没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施压，没有实力的展现，没有必要时诉诸街头、诉诸暴力的牺牲，壹个進步的社会民主政府与体制，是无由诞生的。其实，虽然本质上如此，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都像德国那般的充满张力与戏剧性。让我们来看看另壹个例子，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英国。

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党 – 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于世纪交替的1900年，与德国的发展极为类似的，它亦是在工人运动发展到壹相当的时期及阶段，亦即理解到：必须投入资产阶级的体制内政治结构中，寻求对运动更有利的出发基础（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现法权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从体制内达成改变体制的改革路线时，由工会与支持工人运动的知识份子所组成。不例外的，知识份子的参与与催生，居功厥伟，但是工人运动所累积蕴发的社会力量，方是背后真正的实力基础。英国工党曾经在1923及1924两度执政，成立合计不到三年的少数政府，政事的推行并不顺利，壹项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工党在J. R. MacDonald的领导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线不清，而且不断试图组织联合政府，也就是结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份子，以解决自己少数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党内部工会阵营的反对，乃至全面退出。换句话说，在如此的政治现实之下，壹个所谓真正的“社会民主”，其实是无从实现的。

　　历史给了工党及社会民主第二次机会，虽然是代价惨重的机会：第二次世纪大战的玉石俱焚。英国虽然战胜，但却处处残破，民不聊生，人民处于饥荒、濒临死亡的边缘，如同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记中所记载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发生之最悲惨的情况…”。国家财政破产，国内与国际金融秩序瓦解，百业面临全面的崩解，经济显得毫无活力，似乎无法从战争的惊栗与破坏中回复，当时的人们相信，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英国的处境：摧毁、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来工党执政（1945年波兹坦会议期间大选的拉下邱吉尔）、乃至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有着关键性影响的现象：英国人民意识中，资本主义的全面破产。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Alan Taylor写道：“在欧洲，没有人相信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为它就是大企业主的同义词。或者，更精准壹点的说：那些还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弃的政党，是壹群没有未来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命运，跟1688年雅各宾党人没有两样…”。在普遍的国民认知中，资本主义道德败坏，只谈贪婪，不知何谓理想，盲目的支持社会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会的期许，更赤裸壹点的说：世界大战的元凶根本就是资本主义工党接下了这项历史任务。获得政权之后，工党真正塑立了壹个英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政府路线，简言之，就是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理性坚持（raison d’etre）。工党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无能，它投资太少，没有企业伦理与道德，只知贪婪获益，赚取暴利，并不忘掠夺劳动者。工党的决定是：放弃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远离作为英国经济哲学的十九世纪传统自由主义。执政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谓的国家健康服务医疗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并且采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创造充分就业。相对于欧洲大陆希特勒式的“权力国家”（Machtstaat），工党把自己的理想国度，除了称之为壹次大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傲称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党在选战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连的实践与行动，又替英国发明了壹个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英国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進程，当然完全不同。德国经常呈现断裂式的时代交替，社会必须去面对天崩地裂般的变天，某个程度上来说，英国人是较为幸运的，不论历史的挑战为何，英国总是在内国秩序的和平状态下，完成时代的更叠。但同样的，在国家与社会面临剧变，遭逢生死关头的挑战时，壹个以工人运动为后盾，壹个反资本主义、以崇尚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与尊严为目标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国家与社会，在存亡的关键壹役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吾人又回到壹个相似的历史逻辑：时代在巨大灾难之后的转折点，要挽救国家与社会，唯壹的凭借，恐怕仍是自主觉醒的大众劳动者，集结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国的以武力对抗反动，亦或英国的以选票投下不信任，以社会民主的价值为后盾，落实自己的社会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国与英国社会民主政权的出现历程，虽然壹个充满戏剧性张力与爆发力，另壹则是缓進中带着坚毅的决心向前，然而，历史的规律某个程度是壹致的：资本主义体制出现危机（战争），它被证明不但无能解决危机，甚至自己就是危机的制造元凶。某种角度上来说，社会民主政权解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它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价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义”，乃至真正的“繁荣”与“自由”的实现。这壹期中，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例子。

　　与德国英国壹样，壹切的转折来自于战争的灾难。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法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既不是战胜国，也不是战败国，壹些用来描述当时法国的字眼，大概就是社会瓦解、经济崩溃，通敌与反抗，跟战前没有太多的差别。战后法国的首要任务，无异复苏，重建法律的新秩序。显然德国占领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们需要壹个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显然，它的答案不是“资本主义”。

　　如同在战后的英国，资本主义体制被认为是腐化与无能的代名词，它是落伍的、顽固的、僵化的、短视近利而怯于投资未来的。那些只知维护自己私利的家族企业，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们，眼中只有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阻断别人的竞争，以巩固家族企业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早在战争爆发前，法国的资本主义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国的工厂机器的平均寿命，是美国的四倍，英国的三倍，每壹工作时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三分之壹，英国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间，法国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的提升，国民的平均所得继续停留在1919年的水准。

　　战争的严酷考验更不会放过法国：落后的经济组织，无疑就是政治与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旧有的体系无法供应社会与经济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业又以与纳粹通敌、与维琪政府眉来眼去著称。

　　法国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并没有像英国或德国壹般的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现，换句话说，法国经验的重点不在政权的易手，因为，“被盟军解放”的命运，直接牵引法国的命运到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乐虽然顽固，顽固到要抱轰登陆北非法国殖民地的盟军，虽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断宣称自己是战胜国，但是有壹点，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在法国，资本主义体制是无能的，是被证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点在于：“国家必须出来将权力的杠杆掌握在手”。

　　戴高乐警告说：妳们这些养尊处优、享尽特权的人们注意了，我们是可以放弃妳们的，因为妳们的行径，只证明自己的无能与荒谬而已。社会民主的价值，开始取代了战前自由主义的价值，在强调“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倚赖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必须出面担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会民主的体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体制”的思维与共识下，法国真正蜕变了。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宣称自己在伦理道德上没有瑕疵、却只是在赤裸裸的贯彻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其信用是会破产的。

　　在所谓法国重建之父 – 亦有人称他为欧洲统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筹划下，法国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民主与经济复苏之路。曾担任壹次大战后国际联盟代理秘书长的Monnet，出身香槟酒商，还曾到中国筹办多国银行铁路大借款，但除了经营获利之外，Monnet对于宏观的计画、伟大的挑战，总是兴致盎然。二次大战期间，他任职法国流亡政府，负责与同盟国整合有关后勤补给及策划战后重建之事宜，他曾经说了壹句后来成为举世名言的话：“美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虽然之后被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所剽窃过去，成为美国从中立、绥靖政策转向的历史代名词。

　　战后，面临壹片废墟的法国，Monnet认为要展开重建，关键有二：壹是国家预算赤字问题的解决，二是经济体系从头到脚的现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个问题只有国家能做，第二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已证明自己没有办法做，社会与人民也不再相信，私营利部门真有克服难关的能力。

1945年8月，欧战结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着戴高乐到华府访问，壹天晚上，Monnet终于忍不住的跟戴高乐抱怨：“…妳总是说“伟大的法国”， 但我要告诉妳实话：法国渺小的很。只有法国人自己创造出伟大的身形，能够擡头挺胸，法国才会真正伟大起来…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法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因为在当前，法国壹点也不现代。法国必须从头改革到脚，没有退路”。

　　骄傲又伟大的戴高乐，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道：妳说得没错。但是，妳愿意接下“将法国现代化”这个重任吗？Monnet当然不会放过历史给他的机会，他全面设计新的国家经济计划，投资方案、投资手段，乃至于经济龙头工业的重建。藉著“中央计划委员会”（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开了现代化法国经济体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国的成功，标榜著壹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危机充斥的时代，人民与社会所需要的，其实是纪律、方向、前景、信赖与希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片面所谓自由，这也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价值内涵：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仅着眼于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遗留的伦理（韦伯：“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植基于公益之上，在社会正义、普遍繁荣的目标之下，资本主义才能延续，社会方能健康的发展下去。

　　法国的经验，也许不是壹个社会民主政权戏剧性的上台–法国的政治条件并无法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或许不是像威玛德国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权的诞生，但是，就人们面临危机的痛定思痛，回顾过往的教训，壹个社会民主价值的深化、乃至实现，却是与其他国家无分轩轾的。

国际化趋势下的牺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成功试验，也是工会运动的典范。在199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落败以前，瑞典劳资双方 的“历史性妥协”持续了53年之久。但是，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结束了 这种劳资权力的平衡，显示出以壹国为基础的策略已有不足之处。

　　1909年是瑞典工运史上的壹个关键。雇主以经济不景气为由企图压低劳动条件，引发了劳资冲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参加了那次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尽管罢工基金几乎耗尽，工人们面临饥饿却仍坚持 不退。那时资方动员军队与警察，再加上工贼的破坏，使工会遭受空前的挫折。



　　罢工后的秋后算帐使工会损失了近半数的会员。工会学到了壹个教训：只靠罢工是不够的。为了反击反工会的立法以及军警的镇压，工会必须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因此那次挫败反而促使工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密。1921年瑞典实现了普选权（废除了财产及性别的限制）后，社会民主党透过与农民党的结盟，终于在193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掌握多数。



　　以此强势地位，1938年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联盟(SAF)达成了 “和平协议”，终止了半世纪来剧烈的劳资冲突，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国性集中的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及劳动条件；
2.工会坚持“团结工资”，即不分产业将工资拉平；
3.全面就业政策优于提高工资。

　　争议不必壹定透过罢工来对决，而可由谈判或劳工法庭仲裁来解决。由于工会能在团体协约有效期间保证产业和平，但又能保有协约 期满后号召全国性罢工的能力，乃使得工运更为强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渐发展为壹套复杂的经济理论及政治实验，包括：
1.财富的重新分配。
2.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完全就业及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承诺。
3.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工会参与职业训练及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工作。

　　“和平协议”使几十年都有定期谈判，资方关厂与劳方罢工的案例急速减少。由于生产没有中断，工资乃持续提高。

资本国际化
　　到了1970年代，权力的平衡转移成对资方有利。控制瑞典经济的几家出口企业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变成了跨国公司。资金跨过国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动，已非国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在壹分钟内买進几千万的克朗（编按：克朗为瑞典币与美金兑换约为US$1.00=6.35Kr.），然后在几分钟后转手卖出。汇率操作往往比工业生产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瑞典的大企业不再依靠国内的购买力，也不再在乎劳资之 间是否和平相处，雇主联盟更公开背离“和平协议”。社会民主党1976年选举的落败，给予资方反击工会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来首 度的大冲突。1980年夏天，近半数的工会会员遭受资方关厂的挑衅。 当然，工会最后获胜了。因为劳工阶级的实力远比1909年强大，劳工运动再度得到鼓舞。

资本逃逸

但这个胜利并不稳固。劳资冲突加速了资本的逃逸，而执政的保守党，除了将瑞币眨值外，并无因应之道。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掌政权， 面对金钱投机导致外汇消耗殆尽的困境，同样的也被迫将货币眨值。

　　1990年代壹开始，景气持续衰退。为了对付大量的资金外流，社会民主党提议由劳工、资本、国家三方协商壹个新的所得政策，却引起工会的严厉批判，认为此举是要禁止罢工权。社会民主党被迫改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机。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业辅助，却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在资方的强力反扑下， 那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终于鞠躬下台。

同样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壹个国家接着壹个国家重复地发生，证明了壹国的劳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无能。



　　在芬兰，雇主最近要求删减20％工资。面对货币眨值30％的威胁，芬兰劳工联盟只好退让，减薪7％。工会最近以总罢工作要胁、阻止了对失业福利的删减，这是壹个重大的精神胜利。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萧条，瑞典工会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纪的第三次大冲突，其结果将会对全球各地工运的策略有重大的影响。瑞典工会有赢的实力，罢工基金仍然完整无损，组织坚强，政治意识很高。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工运绝不能再孤立于国境之内。工运的发展有赖国际团结。我们不能只是跟着国际资本屁股后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场经济消失。工运需要壹套长远的策略、来规范资本与产品在 国界之间任意游走。



　　目前的国际劳工团结组织有国际自由劳工联盟(ICFTU)以及射秽主义国际。更進壹步的国际合作则有赖各国总工会的投入。



　　工运不能单独作战，还应与其他的人民组织，如宗教、环保、和 平团体，以及反种族歧视，人权、妇女运动合作。我们在各国际组织 ，如欧洲共同体，OECD, GATT, 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国 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联合国本身，都应有壹致的策略。



　　总之，前途困难，但绝非不可能！

国有化、社会福利
　　英国的工党在战后刚结束时，便上台执政，当时的首相艾特里为 解决失业问题，便推动连串的社会保险及医疗服务，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权利。当时工会并且表态支持政府，放弃罢工，壹致希望 借此改善生活及劳动条件。同时也推动第壹波大规模公用事业国有化 政策。

　　然而由于重税政策造成民众难以忍受实质收入减少，再加以严重 的通货膨胀，致使工党于五壹年下台，保守党邱吉尔再度执政，但他 并未放弃福利政策，致使失业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达九十多万人 ，使工党于六四年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

　　竞选期间，工党以“限制加薪幅度”作为承诺，企图藉以缓和物 价，此举并获得“工会委员会”的支持。工党上台后，便成立“价格 与所得委员会”执行“限制工资”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進壹步提出“价格与所得”法案，宣布冻结六个月的薪资， 不淮加薪。工会委员会初期接受该法案，但随后又要求废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弹压力，因为工资始终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同年，发生 海员大罢工，不久工党下台。

　　保守党上台后，立即强制宣布：所有罢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却期 ，同时罢工需经工人投票，工会不可发动。此举引发工人的强大反弹 ，展开马拉松式的大罢工，逼使保守党最后终于在七四年下台。工党 再上台后虽立即取消薪资限制，企图使工资上涨正常化，即依照劳资 协议進行，但却使工资飞快上涨，工党不得已只好再下令制定工资上 涨的上限，可是如此壹来却又陷入“工资赶不上物价”的恶性循环中 。七九年，工党三度下台，保守党的柴契尔夫人上台执政。

　　归结起来，在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里，虽然始终到面临经济方面 的问题挑战，但是它总是维持两项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国有化：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共有两波，第壹次是在战后，当时的重点是要 将水力、电力等公用事业国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国家经 营管理；第二次则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鉴于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 加上英国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为配合技术的研发，提升竞争力而進行 。但是在柴契尔夫人上台后，则致力推动将国营事业私有化。

（二）社会福利：
　　英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有长久的历史，在战前便已有相当的基础。 战后工党执政期间更是加强推行，如年金、公医制、失业金制等，其 中尤以公医制最为著称。这项制度共动用整合有近七万名医师、二十 八万多名护士，十分庞大，同时其支出占总预算的6％多，使私 人医疗大为萎缩，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医疗照顾。

工业民主、自治管理、权力分散

　　战后法国的社会党，历经了壹段长时期的低迷，虽然从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间，社会党在27届的政府中参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却只 有壹成五到两成，不复战前的风光。到了六九年的总统大选，社会党 更是惨败，只得到5%，远不如法共的20% 。
　　这种情形壹直到密特朗于七壹年出任党魁后，才有所改观。密特 朗壹改过去摩勒时代的反共立场，主张在策略上联合法共，以赢得选 举，这项改变在七三年的选举中得到了收获，两党的席次均增加了两 倍，随后七七年的地方选举，社会党更是获得大胜，赢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执政权。到了八壹年，密特朗当选总统，社会党执政。

　　社会党与法共的联合，有其现实上的重要考量，因为法共自四七 年以后，便掌握了两大工会，并且拥有三分之二蓝领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时，法共发动了近八十万的工人罢工，支持学 生，显示其强大的动员力。而社会党本身的工人党员却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数成员均是白领中产阶级与学生，因而这其实是壹项阶级联盟 的策略。



　　密特朗执政后，采取了多项的措施，以实施他所称之“法国式的 射秽主义”，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新国有化：
为了扭转国有企业的高亏损，社会党政府于壹九八二年实施了壹 套新的国有企业管理办法，其特征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计划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与资方代 表共同组成；自治管理则指国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特别是取消 事前审议及监督员，使国有企业在财务、行政上自主；计划合同则是 为了确保国有企业的计划能与国家整体计划相协调所订定。

（二）工业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联合政府，曾为了减缓六八年以来的工 人问题，成立了“促進劳动条件国家委员会”（简称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它的权责只能反应意见与 沟通，不但无法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只是消极地要求劳资双方進行 协议，而它自己却不积极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签订的协议中，法 国的两大工会（工会联合会与总工会）均未签署。

　　八二年，社会党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并获得议会通过。法案 中赋予工人可以反应意见、获知资讯与资方咨商、协商谈判，使工人 获得更大的权利。其中反应意见由“雇员代表”组成；咨商则由“工 厂委员会”执行，此委员会由受雇者代表中选举产生，并由管理阶层 任主席，因此根据统计，施行至八三年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咨商程序。至于工会，在法案中则赋予它每年与资方针 对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進行协商的权利。

（三）经济计划改革：
密特朗上台后，不但继续法国自战后便壹直推行的经济计划，同 时成立“改革委员会”，進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国计划总署的成员，应纳入官员、工会与企业主；
2.权力分散化，即二十二个法国地区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计划署， 同时每壹地区亦可制定该地的自主性计划，强化地区自主权；
3.重视贯彻执行及协调，务使计划具体施行。

劳动人性化、工业民主、共决制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社民党被纳粹宣布为非法，因而流 亡英国，直到战后才回到汉诺威重建。战后的十馀年间，社民党壹直 处于劣势与低迷的状态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党员人数也 由战后初期的87万人降至五○年代的58万人，年轻人纷纷退党，只剩 下老的党员支撑。

这种情况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党接连赢得总统及国会大选， 汉尼曼当选总统，布朗德组阁，才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次国会大选， 社民党获得了超过四成的得票，得以与自民党组成联合内阁。在布朗 德任内，他积极推动东進政策，与莫斯科、波兰签订和约，并于七二 年与东德签订了历史性的“基本法”。后来布朗德因“间谍事件”下 台，使社民党失去了第壹大党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继续组阁，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党转与基民党联合，社民党才真正下台。



　　在社民党执政的十四年间，它施行了不少实践社会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企业的民主化以及劳动的人性化，以下分别说明之。



（壹）劳动人性化：

　　社民党于六九年上台后，有鉴于该年九月发生的大罢工事件，因 此便组成了“研究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建立壹个“更以人为导向” 的劳动条件标准，以做为進壹步之劳动人性化纲领（ＨＤＡ）的依据 。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纲领，不仅规定了最低的合法劳动条件， 使劳工的劳动环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时也为日后新的“共同决定制 ”及劳资争议制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础，换言之，它预先为“劳－资－ 官”的三角统合协商系统铺下了路基，因为它赋予工人有合法的权利 ，可据以争取進壹步的劳动利益。



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国的“工资自主制”，亦即由各行业的 劳资双方每年自行谈判协商，以确定未来壹年的工资变动幅度，以达 成“工资合理化”的目标。此外，并有雇工协议，包括由工会与雇主 协会签订的“集体劳资协议”，以及雇工与雇主直接签订的个人雇工协议，内容包括工作性质、作息时间、各项劳动条件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工业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企业法”，规定五人以上 员工的私人企业，必须成立工厂评议会，该评议会由企业成员中选出 ，并且至少须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参与企业事务，并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决权。虽然这项权利不是由工会行使，但是由于八成以上的工厂评 议会成员是工会中人，因此实际上工会仍保有相当的影响力。



壹九七二年，议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在法律上進壹步加强了企 业内部工人的共决权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 了“共同决定法”，使工人的共决权力正式获得确认。根据德国工会 联合会（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统计，享有不同程度共决权的雇员 约有二千万左右，占全部雇员的87%，涵盖比例很高。

劳工运动、再分配、工业民主

斯堪地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在社会民主的发展经验中是十分独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几项重要的特征。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和其它北欧国家比较起来，是较为平顺且渐近的过程，没有产生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

第二，在这三个国家中，社民党的执政时间均十分长，超过三十年以上，同时其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达四成以上，显示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最特别的是，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的政党与阶级之间有十分强的联系关系，同时各个阶级力量所支持的政党光谱十分相似，资本家多支持保守主义政党，小雇主则支持介于自由与激進间的政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则多支持社民党。



　　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纷纷对其提出解释，希望能从中找出新的启发思考。

　　依照Korpi的说法，斯堪地维亚模式的成功，主要在于社民党壹方面能够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使其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另壹方面则是劳工运动及工会力量的强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政治实践，以具体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劳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党得以长期执政，同时也促成了劳资关系的改变，使社会更为平等与团结。



　　Korpi并从下列指标来说明他的解释，这些指标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统计值。第壹，工人的组织比率分别为瑞典71%、丹麦49%、挪威46%，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国工人支持社民党的比率分别为瑞典43%、挪威41%、丹麦39%，若是只看蓝领工人时，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达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则认为：斯堪地维亚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为社民党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特别是福利政策，借此進行社会再分配，而能获得广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换言之，他强调的是：政策结果对于社民党政治支持的影响程度。



　　Korpi与Castels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堪地维亚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们便以瑞典为例進壹步说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党政府将实现平等分配作为其纲领的重要目标之壹。该党在纲领中明定，国民收入应在个人、社会阶级、集团与地区之间平等地進行分配。二次大战之后，其政府便实施下列政策：收入来源中断、收入不足的失业者、残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过失业津贴、养老金、儿童补助、孕妇津贴与其他形式得到社会保险金；六○年代之后，更是全面扩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二）充分就业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业做为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形成了壹套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从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满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发展出“培训夕阳工业，解雇劳工新技术”，成功移转進朝阳工业，而不再是消极地补助夕阳工业以保持就业。

（三）工资集体谈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资政策，便由其雇主协会与总工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达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这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法律效力，虽然此制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变为“以较低的个人所得税交换工资增加的限制”，但是基本上并未有原则上的重大改变。

（四）工业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其中规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业，工人代表可参加董事会，了解公司的业务活动，对公司重要决策有发言权。同年，工会通过了经济学家迈德纳的“工资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资方反对，八三年，国会通过了折衷案，企业须将20% 的利润上交国家，存入中央银行成立投资基金，用于生产与科技研发，使用时须与工会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