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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应克复 写于 二零一五年

所有制与当代中国

——公有制、私有制的价值重评


引 言


所有制的格局极大地关系著当代中国的走向。
毛泽东建构了公有制壹统天下。这是他创立的重要历史伟业。他断言，“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事实与毛唱了反调。公有制专政下的中国，经济萎缩，物质匮乏，百姓贫穷。说贫穷还不够到位，是饥饿，是恐惧，是屈辱，是苦难，是人的权利的失落与剥夺，……
改革启动之后，“万恶之源”的私有经济复苏，再生，并且掘起，成为市场经济的宠儿。中国已成了另壹个样子。遗憾的是，在官方的话语中，至今将私有经济称之为“非公有制”经济，视为异类，决不明媒正娶。
毛和毛后时期中国的变迁，都证明著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有制状况）。马克屎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定律对中国似乎失灵了。
中国的悲哀在于把马克屎主义作为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马克屎在30岁之年向世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壹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是《共产党宣言》（1848）中最重要的结论，毛泽东对此自然刻骨铭心。他在登上权坛高位之后，不遗余力地实践马克屎的这壹旨意，结果把中国引向绝路。
不过，马克屎倒有关照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列宁却无视马克屎这壹关照。十月革命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小生产者身上，频频地向这个群体发起攻击。例如，1919年他这样认为，农民“是壹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 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進行极其残酷的斗争。”1 毛泽东信仰马克屎，更热衷于列宁。更何况，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小生产汪洋大海。早在立国之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就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见，他在那时就注意到农民会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难怪1951年当壹些农民才分得 土地时，毛就倡导互助合作、土地交公运动，从此壹发而不可收。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向公有化方向不断地跳跃，时间不过6年（1952—1958）。“共产”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其速度不可谓不快。这个过程无非是农民的权利 不断地遭受“剥夺”的过程。毛确实超过了马克屎。至于对资本家的“剥夺”更不在话下了。
现在，这样的岁月离我们已渐行渐远。马克屎、列宁的话语已经淡出，“左”的风暴已经平息。公有制壹统天下也已不再。但我们不能忘记苦难的过去，这里曾经有几千万人在绝望中死去。我们要为他们铭写碑文。公有制与私有制，恩恩怨怨，是非功过如何评说，应该有壹些值得记取的教益。更重要的，近30年的经济改革可称之为是壹场“改造之改造”，是对当年改造之主体—公有制的改造（政治改革也是如此），这可又是人类史上的壹件新鲜事。时下，对“公”改造深化艰难，如何前行，达到较为理想的目标，十分值得探讨。
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研究，其意义还不限于上述所列。它与人类的生活切切相关，它规定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道德、法律与制度的元法则。我们如何对人们行为的善和恶作出最基本的道德评价呢？如何对善法和恶法作出最基本的法理判断呢？如何对制度的文明与野蛮、先進与落后作出最基本的历史评定呢？如果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历史上的功过表现、特别是20世纪这两种制度在人类四分之壹的国家中的兴衰起落的历史不作出壹番理性的考察，那么，对上述的基本问题就会作出错误甚至荒谬的回答，从而使人性扭曲，人权失落，人类社会的文明也会因我们的无知而受到野蛮的蹂躏。对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研究不为人们所重点关注，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从马克屎到毛泽东已有了“权威性”的结论，人们提到这类问题就不加思考地以他们的结论作为标准答案。譬如，中国的新“左”和老“左”们为中国在改革中公有制地盘的收缩而愤慨而已。他们要把私有制永远打入地狱，以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升入“天堂”。再如,对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壹些国家为确定其社会性质在中国学者中争论叠起，壹些学者根据其私有制的“主体”结构，因而轻蔑地认为，还不是壹些资本主义国家嘛，与射秽主义还差着哩！因此，这个问题，对于认识人类的文明史，对于中国人认识当前的世界与当代的中国，实在是壹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共和国史上所经历的几次灾难已成定论，那就是：“反右运动”（1957），“大跃進”与“大饥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六四”屠城（1989）。本文研究表明，以公有化为目标的“三大改造”运动后患无穷，也应列为共和国史上的壹大灾难。

公有制的基本矛盾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私有制的谴责连绵不断。到了资本主义早期，批评私有制形成了壹种思潮。17世纪就有莫尔的《乌托邦》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叙述对公有制生活的梦想。卢梭则明确提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蒲鲁东的名言是“什么是财产？财产就是盗窃。”空想射秽主义者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壹切罪恶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三大空想射秽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也都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欧文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到处是贫困！”他设想的新制度下应当没有剥削与贫困，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权力平等，义务统壹，为此他到美国的印弟安纳州创建了“新和谐公社”加以示范，不久以失败告终。
马克屎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進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们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它为自己准备好了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射秽主义社会。
马、恩的学说至今称为“科学射秽主义”。因为“科学”，其影响超越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尤为深刻。马克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所作出的若干结论，对中国人来说成了金科玉律，是人人信仰的国教。“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批判资产阶级为纲，因此，灭资、批资、斗资的运动此起彼伏，“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宁要射秽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狠斗私字壹霎那”，“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壹切，充分表明毛泽东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十分无知，又十分野蛮，导致中国愚昧、专制与贫穷。幸好，马克屎的科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与大本营 没有产生颠覆性挑战，这是令人深思的。
公有制在未经实践之前，对公、私两种所有制的孰优孰劣，壹直是个悬案，难以定论（从人类的思想资料看，对公有制的评说比私有制要好得多）。现在好了。有了大面积几十年的实验，人们对两种所有制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因而获得了比较性的认识。人们如梦初醒：公有制并没有像理想家们所想像的那么美好。在实践中对它的责疑四起，它的弊病在世人面前壹壹暴露。射秽主义公有制无比优越性的神话被打破了。
壹些经济学家评说射秽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就其结果是物质匮乏，社会贫穷。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是壹个“票证的时代”。每个人、每个家庭失去票证就寸步难行。购买各种生活必须品除了人民币还必须支付相应的票证：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蛋票、豆制品票，等等，还有购买某些工业品的工业卷。经济学家还评说射秽主义经济体制患有“投资饥饿症”。壹个企业、壹个部门、壹个地方政府，总是不断地伸手向上面计划经济部门要钱、要设备、要项目。不要白不要，管它是否急需、要来是否用得上。掌握着人、财、物大权的政府主管部门源源不断地将各种资源调拨各处。但是，妳无论下拨了多少，总是满足不了众多“儿女们”的需求，他们永远表示处于“饥饿”状况。这其中浪费了多少资源，谁说得清。射秽主义计划经济自称为“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有计划”不假，但这种计划不以市场(那时压根没有市场)需求为前提，不以社会消费与社会需求为目的，而是从长官意志出发，以经济指标的增长为目的，官方的金字招牌是“为了建设射秽主义”。“按比例”也是主观设定，因而常被“比例失调”所嘲弄，结果计划经济常常成了调整计划的经济。而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在实践中往往壹再碰壁，欲速反慢，不得不放慢速度，压缩指标，吞下浮夸的苦果。
上面说的，只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经济现象。那么，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讨射秽主义公有制内在的基本矛盾。
射秽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前者是其主体。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把壹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的那种经济形式。因此，全民所有制又称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的概念，从逻辑到实际运行都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
全民所有制，其概念之意即生产资料属全体人民所有。从理论上说，只要妳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妳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可是，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人民，或作为全体人民中的壹部分，或某个个人都不可能直接地亲身占有、支配、运用、享受属于他们所有的那部分资产。因此，全民所有制下的资产为人民所有，便只具有名义与道义的意义。实际掌握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制定计划，下达指令，调配资源，指派到各企业指挥生产经营的官员，聚集并分配利润。所以，实际情况是，全体人民同归于他们所有的资产是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全民资产的命运与他们无切身关系。他们每日所忙碌的是自己那份工作与生活琐事。至于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倒是与这些全民资产朝夕相处的，而且，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可是，这也仅仅是壹种名义。实际情况是，他们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与领导者的领导，并没有发言权，只有私下发点牢骚而已。主人的义务与权利是完成任务，安全生产，不出废品，领取微薄的工资，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劳保。由此可见，与其说是主人，不如说是国家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除了有壹个好听的名声，他们同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并无多大差别。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与全民所有制发生著另壹种关系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情形。他们是全民资产的主宰者。他们无须经过所有者的同意，对这壹资产就拥有占有权、支配权、分配权、处置权以及经营活动中的决策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官员在运营这些资产时所采取的方法与措施，并非都会十分正确与正当。知识与经验，道德与修养，主观意志，个人好恶，都会影响其中。他们的领导与管理，其后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当然，不好也不坏，政绩平平，是谓常事。对于国有企业的业绩不佳至今开不出可以应对的药方。曾经尝试过“自负盈亏”即承包制（短期激励）的方案，但行不通，因为亏了，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还诱发承包期内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往往为后任者留下不少遗留问题。所以，国企的老总与政府有很大的权力，但都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权与责不对称，也不可能对称。这同私营企业存在莫大的差别。私企老板必须承担亏损的责任。当然，在私企那里，如果盈利了，就是妳老板的。对于国企老总，企业的利润不能落入他的口袋。这里，权力、责任、利益三者，互相脱节，无法联结成壹个整体。他们有投资决策权，但不承担投资风险。他们有经营管理权，但不承担亏损责任。他所管理的企业如果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必须如数上缴，他的收入依然是那份定额工资。他是个经济人，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完成经济指标。他又是壹个政治人，不但因为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更因为他是政府指派的壹个官员。他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这同政府机构中的大小官员并无差别。这种具有双重色彩的身份说他是实业家不如说他是壹个行政官员。作为行政官员，服从上级，对上级负责，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他若要仕途通达、平步青云，必须以相当的精力去应酬他的上司。更何况在“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极左”口号下，国有企业能正常运转就算是不错的了。实施市场经济之后，如果企业属于非垄断性行业，那么，他必须以市场信息来运筹企业的经营。那就是，市场导向是每个企业最权威的“上级”（所谓企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但因为他是壹个受制于政府的官员，当市场信息与上级指令相矛盾，或上级指令滞后于市场信息的情况下，他的选择只能是舍弃市场，服从上级。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是市场经济的宠儿，不适应市场经济或被之淘汰，也属情理之中的了。
综上所述：成千上万、星罗棋布的国有企业，虽然实行了人类自古就梦想的公有制，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病，更无良策克服由这个制度所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人民与国有资产是相分离的，这份资产好比是自己的孩子，但不能亲自去抚育、培养他。作为经营管理者的政府官员，虽然可主宰国有资产，但却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也不会悉心地去照管与关爱他。这样，所有者与管理者对国有资产（公共财产）都漠不关心，浪费、失策、亏损、流失等都不会痛心，也无人负责。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国家这个总老板，妳能怎么样！于是，整个国有经济大动脉缺乏动力，缺乏活力，也因此缺乏效率与效益。这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与痼疾。中国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至今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马克屎若地下有知，也只能直摇头，叹息道：真没想到呀！还要补充壹句，共产极权国家的国有企业，上述的现象与矛盾，都是在所难免，只是大同小异而已。这壹点，“中国特色”恐怕说不通。


公有化在中国农村的惨重失败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申明，中国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之后是有多种经济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的《共同纲领》也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第三条）。但开国不久，毛就将当年的理论妄自作废。1951年8月间（此时距全国完成土改尚有壹年时间），毛就组织起草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他针对《共同纲领》中关于“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权”（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为，壹边保护，壹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他责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2 毛泽东此言颇有皇气与霸气，也是他毫无法律意识的表白，他可以轻率地推翻《共同纲领》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庄严承诺，这是以后农村公有化与国家壹系列灾难事件的祸根。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0月、11月，毛两次谈话，都明言要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现在，私有制和射秽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3 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他还说：“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射秽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4 10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这是由注重互助组转向合作社的壹次转折性会议。1954年全国掀起了办社热潮。由于出现了贪多求大、强迫命令的倾向，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于是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進行整顿。
1955年7月，毛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开展了建国后全党范围 第壹次“反右倾”斗争。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贬斥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于是势如破竹。至1956年底，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6.3%，其中高级社占87.8%。另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又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的射秽主义改造的热潮。至1956年底，合作化的手工业人数已达91.7%；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达7万户，总产值占原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9.6%。5 毛泽东原设想在10—15年实现三大改造的任务，却在短短的四年之内实现了。毛多次向人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6
合作化后，粮食从绝对数看虽有所增长，但从增长速度看，却呈下降趋势：1955年为8.5%，1956年下降为4.8%，1957年再下降为1.2%。7 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此情况是不可能引起重视的。他的逻辑与此相反：“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 变为射秽主义集体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8 毛大概从此时开始，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
合作化运动实质上是对农民的壹场“剥夺”。基层干部和农民把集体化称为“归大堆”，“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农民的长久期盼，也是积极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动因。他们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只是过了壹下手而已，立即被“共产”了。而且，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土地、牲畜和农具，还有自主经营权。从此，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成为被动者。土地等财产权和自主生产权的丧失，也是人权的丧失。当然，在毛的意识中是没有人权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对农民的“剥夺”，还仅仅是初级阶段。
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進”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壹场更激烈的“剥夺”风暴 来临了！8月，毛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道德大为進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不要计件工资，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他还说，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 ，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他还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壹曰大，二曰公。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了不起。公，就是射秽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如自留地、私养的牲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9 可见，“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壹场“共产化”、“国有化”运动。
北戴河 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至9月底，《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此时距《决议》公布仅20天。
与此而来的是“五风”狂潮袭击广袤的农村。“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是实行共产的手段，浮夸风、干部特殊风是共产风的某种结果）。“五风”的风源来自毛泽东在视察中和党的会议上的壹系列讲话。
所谓“公社化”就是将各合作社的全部财产为公社所有。公社壹级享有极大的调拨权。它可以调拨各大队的劳力、资金和财产。这种调拨，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兴办工业、大炼钢铁等。这种调拨还用来填平穷队与富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平均分配。公社还享有生产指挥权。公社化之后，原来农业社的生产要听从上级的命令，生产经营权也被“共”了。“共产风”还刮到每家每户，不仅“共”生产资料，还“共”农民的私人生活资料。作为人民公社示范的样板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简章规定：“社员入社后，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资料转为全社公有”。10 河北徐水县的壹些地方连社员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归公有。社员说，除了壹双筷子、壹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安徽凤阳县组织“专业队”到各家各户搜查，看中什么拿什么。干部公开扬言：“什么是妳的，只有壹口牙是妳的”。11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泽东关于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乃至 生活资料進行“共产”与“剥夺”的言论，大大“发展”了马克屎关于剥夺资本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正面地说，则是对马克屎关于消灭私有制思想的恶性扭曲（这并非说马克屎的思想正确），也是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基础和基本构成。群众说得好：“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12
面对“共产风”的袭击，农民无力抵御，他们的反抗只能是“怠工”。人民公社宣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民对此以“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加以对抗。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好坏不分，强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结果是懒汉欢天喜地，青年人大不满意，老汉们唉声叹气，于是：出勤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质量下降。基层干部出于来自上面的压力，采取强迫手段，像赶鸭子壹样叫农民干活。有的干部动不动打人，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由于实行 集体食堂制度，干部以控制食品分配的权力胡作非为，动辄以克扣饭票来威胁农民。干活迟到的、误工的要克扣饭票，因饥饿或生病不能干活的，或讲干部坏话的都要克扣饭票。干部们就这样掌握了群众的生死予夺之权。
由此可见，公社化期间的农民实际上已沦为农奴。他们有限的财产被“共”了，他们的自主生产权被“剥夺”了，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也失去了保障，最后，人身的自由权、生命权也难逃厄运。因此，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共产制度下的农奴制(说农奴制还算是轻的,因为没听说历史上的奴隶制下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悲惨记录。共产农奴制的某些特征，如野蛮性与无人道性，值得進壹步研究)。这是至今研究这壹段历史的学者们所没有看透的。
众所周知，大跃進 、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三年（1959——1961）的“大饥荒”。1960年粮食产量仅1435亿公斤，跌到1951年1437亿公斤的水平。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口粮极度困难。农村人口因饥饿而大量死亡。面对饥饿、死亡的威胁，农民逼迫吃树皮、野草、观音土，乃至食人，令人惨不忍睹。据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2005年壹项研究成果，1959—1961年中国饿死人计3755.8万人。他的这壹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跃進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关键的壹步。这比中共上台执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气候灾难的死亡人数之和2991万人还要多764万人。特别需要说明，三年中饿死近4000万人，既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的能力所致。13 “大跃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倒退”、“大灾难”。
1959年，毛泽东与中共上层 开始纠错，这种纠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正工作中的壹些偏差，纠正“壹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九个指头”）。毛不能容忍对他所掀起的“共产风”的批评。1959年彭德怀等为民“鼓与呼”，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1959—1960年安徽等地试行“包产到户”，虽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又遭毛的严厉批评，指责是“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毛的秘书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汇报，认为“包产到户”对恢复生产明显有利，深受农民欢迎，对此毛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4 这样，“包产到户”壹直成为壹个禁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的底线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经营体制壹直勉强维持到1978年。虽然在人们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早已成为壹具僵尸，但只有到毛去世后才能退出历史舞台。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包产到户”、恢复 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竟成为中国改革的带头羊，这是毛生前所不可预料的。


通 向 富 裕 之 路

公有制经济体制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其试验结果势必是贫穷，普遍的贫穷！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1955年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下降为2.5%。15 这说明，中国在实行大壹统公有经济时期，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呈现出衰退状况。长期生活在这壹体制下的人们深深地感受到，这壹制度绝非人类的福音。这壹点，到上世纪80年代初即“文革”结束后也为中共上层人士中壹些具有开明思想的领导人所认识，邓小平以至愤愤地说，“贫穷不是射秽主义。”但在他们面前首先遇到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公有制经济已经试验了，不行，只有召唤私有制经济壹策了。这壹点大家肚知心明，但都不说。80年代初，个体雇工现象露面了，邓小平对之很谨慎，他的态度是，不禁止，也不宣传。实际上给了壹条生路。到1988年，国家通过宪法修正案：“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初步获得了合宪性。那时候，强调的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性”与个体私营经济的“补充性”。维护“主体性”是不能动摇的射秽主义原则，这使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层层制约。人们对“资”与“私”心怀余悸，如履薄冰，如涉雷区，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其鸣锣开道。包括邓小平也只能使出“不争论”壹招为他的改革政策护驾。若公然号召发展私有经济立即会被指责“复辟资本主义”。于是邓小平迂回地找到另壹条路径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开辟通道：那就是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虽也争论多年，但其敏感性弱于私有经济。92年邓下了个决心，在南巡中大力鼓吹市场经济，且辨明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即使是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再生也不得不力避姓“资”姓“社”之嫌。可见我们这个民族要消除对私有制的偏见是何等之艰难！
不久，市场经济被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1992年）所接受，从此，私有经济被迅速激活起来，它无孔不入地开拓著自己的生存领地与市场空间，对中国经济的勃兴大显身手。邓小平的战术很是成功。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4%。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财政收入由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16 另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披露，2004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已达42.8%，2005年底上升到50%，预计未来5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17显然，如果不开放民间私有经济并获得迅速发展，中国这近30年中的经济起飞断无可能。
中国某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归结为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对私有经济这壹关键因素有所忽视。人类史上，经济奇迹都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的，这在资本主义时期尤为突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要充分估计市场经济对于推动商品经济与企业组织的作用。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是壹种互动关系；然企业组织是市场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自由的企业就没有自由的市场。我赞同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8 我们可以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正是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应当是指私有性质的企业与两权（中介的法人产权与最终产权）分立的股份制企业。
经过两种所有制的试验与比较，为人们获得新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现在，对于哪种经济形态更利于经济的持久发展，或者说，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促使社会走向普遍富裕的境地，显然是私有制，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无可非议了。

也许，历史上的壹些思想家对私有制的批评都有壹定的道理，但历史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没有能看到人类在20世纪所進行的公有制经济在众多国家中的试验。这个试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它同欧文在1824—1829年间在美国所進行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壹样，都以失败而划上了遗憾的句号。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试验是在国家权力的驱动下强行推行的，扩展到10多个射秽主义国家的10多亿人口，持续达几十年之久，其历史纪录之悲惨比之私有制下人们的生活状况，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与公有制的比较中，人们应当为私有制说几句公道话了。

1、 说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形成贫富对立。可是公有制下难道不是特权
者的天堂，官僚主义者的乐园！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僚们以改革的旗号作掩护，進行暗箱操作，大肆盗窃国民财富，化公为私，纷纷成为拥有千万、亿万财富的暴富者。“权贵资本主义”竟成了“改革”的壹个丰硕成果，是当代中国腐败势力猖獗的集中表现。
2、 说私有制是壹种剥削制度，它对劳动者進行奴役与压榨，从而引起阶级对立。
可是谁能说公有制下杜绝了剥削现象呢？问题是，公有制下的剥削具有新的特点，因而不易为人们所识破。公有制下的剥削以权力为基本条件，因而可称之为“权力剥削”，这种剥削方式具有很大的伪善性。19 这是壹。其二，权力剥削往往在生产过程之外或在分配中進行，是壹种超经济剥削，较之资本剥削更落后，对生产力的发展并无积极意义。其三，权力剥削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弹性，难以有壹个计算尺度，较之资本剥削更无人道，如工人的剩余劳动无条件地被国家占有。这种剥削形式长期来以工人为国家作“奉献”等言辞加以哄骗与掩盖，使工人、农民的生活处于十分贫困的状况（“权力剥削”问题有待進壹步研究。就概念而言，“权力剥削”与“权力剥夺”哪种界定更恰当，更合科学性？尚可探讨）。
3、 说私有制，特别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周期性地爆发了经济危机。可是，公有
制下难道不曾出现过危机？“文革”结束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这难道不是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不是生产过剩危机，是严重的匮乏危机。其实，何止是经济危机，还有信仰危机、政治危机（接班人危机、执政危机）、社会危机。近10几年又出现了生态危机。
4、 说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使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说到浪费，公有制下的浪费则更为怵目与痛心。人们都知道高指标，瞎指挥，劳民伤财；都知道共产风，浮夸风，人心浮动；都知道长官意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都知道公款吃喝、公共汽车消费、公款旅游……如此林林总总，不知浪费了多少国民财富，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
此外，公有制经济还具有私有制经济所没有的壹些弊病。
公有制经济是政府包办的经济。除了经营成本高，浪费严重，管理不善外，它使社会在经济活动中成为被动者、旁观者与依附者，每个人失去了自主权与進取性，失去了对生产活动的兴趣。本来，社会应当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直接经营生产并非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职能。现在，政府倒成了经济发展的第壹动力与唯壹动力，社会动力则让其靠边。包办经济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生产的发展進入慢车道，原先对优越性的期许成了泡影。
公有制经济是命令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指标与重大决策由最高权力者钦定，然后层层贯彻。它不顾客观规律，发动经济建设的人民战争（如1958年的“大跃進”与“大炼钢铁”），大轰大嗡，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发展计划受挫，国家坠入深渊。只缴学费，老不毕业。领导者无须承担过错责任，无下任之虑，反迫害不同意见者。可见，公有制经济不过是为发泄权力意志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百姓深为受害。
开启市场经济后 ，公有制经济仍享有“主体”地位，“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第七条）。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仍是“主导者”，操纵种种大权（资源调配权、项目、指标审批权、经济生活的决策权与监督权等），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使市场竞争有失公平，还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贿赂公行大开洞门。国企改制，成了官僚们鲸吞国有资产的盛宴。老百姓为改革、也为腐败埋单，社会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改革改出了壹个“权贵阶层”，其孽生之源是官有制经济。
如果壹定要说坚持公有制有什么重要意义，那就是为国家所操控的庞大的国有资产与滚滚而来的利润是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为极权统治提供物质支持，又是官僚们索取特权享受的物质源泉，因此，作为公有制的国有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官僚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并非谗言。20 所谓“相当程度”，因为国有经济还不得不为社会提供公共需求并承担著国家的前瞻性发展。
但是，私有制是同“恶”相联系的，这壹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吧！
其实，这种恶，作为人性的壹个方面（人性中也有“善”的壹面）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有所表现的。说私有制诱发了人性中的恶，难道在公有制的场景下，人性中的恶就消失了。当然不是。问题是，这种恶的表现在哪种制度环境下能引导到有利于社会的進步，产生较少的消极与破坏作用。这是值得人们仔细思量的。
人都有需求、自利的欲望，需要得到充分的财富。如果他是以正当手段获得的，并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与法律的惩罚。但社会若不确立私有制的法律保护，那么侵占别人的财富并不认为是行为不当（如1958年刮起的“共产风”，1966年掀起的“抄家风”），这无疑助长了偷盗与抢劫等恶行。以平等为原则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壹个样。个人利益受到藐视，个人欲望受到压抑，个人积极性受到摧残。大锅饭，养懒汉。出工不出力。平庸者与勤奋者均是“按劳分配”，活得壹个样，饿不死，也富不了。社会不是奖勤罚懒，实际上在提倡奖懒罚勤。由此可见，在私有财产制不确立或共产公有制的社会里都存在着壹种潜在的消极因素，即人们不愿为个人利益而奋斗。人缺乏热情与激情，社会缺乏生气与活力，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不要说大跃進，连小跃進也是绝不可能。私有制的意义在于，它使个人奋斗所创造成果均可带来看得见的利益，因此激发了人的欲望、热情、智慧与创造力，激励着人们去竞争、去拼搏，乃至去冒险。这就给社会注進了前進的恒久动力。
人的欲望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应当视为正当，却也容易偏离理性，跌入违规的泥潭，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恶，私有制助长了这种恶，产生了欺诈、掠夺、奴役、征战等罪恶，因此它擡不起头，挺不起胸。其实，对这种恶，先前的思想家们并非没有作出过公正的分析。譬如黑格尔，他认为，善与恶，是编织世界历史的经纬，他称赞“恶”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比“善”更为重要。他说：“我们对历史的最初壹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壹切行动的唯壹源泉。”21 这样的意思，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表述的更为直率，他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22我们赞赏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忧国忧民德行高尚的人，但是抱着这种人生目的的人同芸芸众生相比只占十分细微的比数，如果教育和号召人们都要怀抱这壹志向与实践这壹目标，未免是乌托邦的空想与伪善的说教。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壹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23 恩格斯在研究了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文明史后，以十分清晰的语言道明：“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4 恩格斯在此当然不是在宣扬人的贪欲与自私，而是揭示了文明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人对财富的追求，或者说，就是人性。私有制是与人性相通的制度。否定私有制的空想家们，或者无视人性，或者扭曲人性，或者企图改造人性。他们的美好计划结果都遭到人性的反抗而归于失败！由此也使我们明白，私有制为什么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而立于不败之地。
1956年中国的射秽主义改造运动消灭了壹切形式的私人所有制。此后我们经历了壹个无私有制的社会。没有私有制的时代也是个人权利失落的时代。社会在壹切方面停滞下来了。说停滞还算是不错的。更多的是经受着挫折、动乱的苦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2004年国家的宪法终于确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7年国家又出台了《物权法》(称《财产法》更妥)，保护私人财产权开始有了专门的法规。
私人财产的明确界定与法律保护，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立法史上还是第壹次。但是，私产与公产的法律保护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对于公产，宪法强调“射秽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产宪法只称“不受侵犯”而已。前者“神圣”，后者不“神圣”了。法律用语的差别反映主流意识对私产还存在壹定的歧视。这方面同西方国家还落后二百余年（或许能在不大长的时间内消除同西方国家的差别）。我指的是官方的认识水平。譬如，18世纪中叶英国的壹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就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发表过这样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進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進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跨入这间已经破损了门槛的破房子。这就是：风能進，雨能進，国王不能進！这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可谓作了经典的说明。25
现在，我们终于又把私有制请了回来。从废除私有制到重新确立私有制，这壹大起大落的震荡，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是走了壹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才终于驶入了人类的文明航道。正如何清涟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2002年)壹文中所说：“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壹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壹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壹选择付出代价。”历史是否在嘲笑我们：财产权的原则恰恰是在对财产权否定的实践中确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迫使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去开辟国内外市场。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形成了千万企业的外在压力。对于每个资本家，既有攫取更多利润的内在动力，又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这两种力量：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集资本家于壹身。正如马克屎所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壹个资本家。”26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过去世代相比成了壹个奇迹。但是，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为商品交易的前提是交易者拥有对某物的权利。在公有制基础上推行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夹生饭的市场经济。因此，私有权的确立才可望中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
通向富裕之路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不是“劫富济贫”（像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所做的那样），使社会依然贫穷。不是“剥夺资本”（像中国上世纪50年代所做的那样），使大众成为无产者。而是在私有制下人们以不同方式的努力去正当地获得财富。当壹部分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时，国家就有条件通过合理的税赋政策，实行财富的再分配，调节贫富差异。要消灭贫富差别，不是消灭富人，剥夺他们的财产，而是让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富，然后将他们中的壹部分财富流向穷人与弱势者，帮助他们致富，由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如此，社会才能达到总体富裕状态。这是西方国家所走的壹条成功的道路。要消灭不平等，得允许不平等，然后当条件具备时去填补这个不平等的沟壑。

经济体制改革：重建所有制结构

“单壹公有制”已被实践所否定，并不意味着是对公有制的否定。公、私两制，除了性质上的不同规定性之外，各自还因其不同的功能而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任何壹种所有制都不可能独坐天下。
至2005年底，全国民营经济在当年GDP总值中已占50%。须知民营经济这壹可观的成就是在市场竞争有失公正与发展条件不及国企与外企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民企在机制和效率上远优于国企。但从功能方面考察，国企比民企要复杂的多。民企的功能是单壹的，仅追求企业的自身眼前的经济效益，实现利润最大化。那种赚钱少甚至赚不到钱的生产它是不会去经营的。这就是它的局限性。当然，民企通过向国家纳税，客观上也是支撑国家职能重要的物质力量。它生产的商品，满足社会各种需求，还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国企的功能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提供物质力量，即为国家控制社会、服务社会与发展社会提供壹部分物质保障。国企的这壹功能使它追求多重效益：1.除追求经济效益外，还追求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当然不是每壹个国企都能同时实现这三种效益）。2.国企的效益具有宏观性，它不是仅为社会某壹阶层、某壹地区、某壹领域提供服务的，它是面向全社会的。考察国企的效益有的不能单纯地核算其自身的盈亏状况。由于它的效益的输出，促使了其他企业效益的增长，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就是说，国企的效益有的是通过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和发展、通过社会生活正常、健康地发展曲折地反映出来的。3.国企的效益还具有未来性，为了社会的发展，国企承办起某些重大的基础性产业（如南水北调）与先导性产业（如太空工程）。这些产业由于耗资巨、周期长、风险大、见效慢等原因，民企无力、也不愿承办这些产业，这些任务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国企的身上了。
国企与民企在功能上的差别，彼此在客观上存在壹种社会分工，即他们在经营内容、所居行业应有所不同。认识这壹分工法则，有利于形成公、私两制的最佳结构，最大限度地实现各自的功能，使之优势互补，效益互补，协调发展。具有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必定比翼双飞，久享昌盛与繁荣。
对于所有制的认识，人们至今停留于公与私的界分。其实，有的事物的性质具有多重性。对于所有制来说，公与私只是财产归属的差别。笔者所提出的所有制功能的论点就是所有制的重要属性。这壹论点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所有制的本质开阔了视野，对于重建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很有益处。我们必须超越公优私劣、褒公贬私的狭隘思维框架，進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补新的思维境界。
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所谓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化是指公有与私有两制的行业分布合理，使两种所有制各尽所能，使各自的功能与效益得到较为理想的实现。
市场化改革以来，公私两制结构的变化多半是在市场的冲击与催化下发生的，它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壹种自发、半自发的现象。这不妨也可称之为是壹种“市场调节”，理论指导壹直处于缺位状态。国资委在2006年12月作出部署，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要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要保持“较强控制力”。27 国资委还认为，对于不属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资本，可依法转让。就是说，那些在国资委看来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应当由国企和国资来经办。这种观点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大家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是国企的改革，阻碍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困难也在于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
国企的改革，政府的导向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种安排。壹种安排是将相当数量的国企推向市场，即市场化安排。90年代中期，有壹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能与市场经济相容。所谓“相容”，意指国企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这种观点是为了表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的庞大阵线也无需收缩。为了开通这条道路，对国企提出了种种改革措施与口号，如“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负盈亏”，甚至要求其“转换经营机制”。十几年之后这壹大批国企市场化“化”得怎么样？我们知道，“化”得卓有成效者凤毛麟角，从全局看，是“化”多为少，“化”有为无，亏的亏，散的散，国企在市场突围中纷纷败退下来。现在，对上述那些口号，人们不再坚持了，留下的壹句“遗言”是：“抓大放小”。
那么，这种选择为什么走不通？深层的原因在那里？90年代后期，我在“国有企业的走向与解困”壹文中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目前有壹部分国企在国内外市场中还有壹定的竞争优势。这能否说明国企与市场经济相容呢？壹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有优势大致须有以下因素：规模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与产品优势、机制与管理优势，以及人才优势。纵观那些尚具优势的国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优势，有的也略具后两方面的优势，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业。对于民间企业来说，由于起步不久，作为企业血液的资金还较为短缺，要扩大企业规模，采用先進技术生产新颖产品，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国企面前，民企还不是其对手。但是，待民企与国企的经济实力大致相当之时，那么，在市场竞争中称雄者肯定不再属于国企了(如果是公平竞争)。再过五年、八年、十年，壹批民企强大之后，昔日在市场上曾领风骚的国企恐怕也会遇到今日某些国企的困境。问题只是时间而已。所以，资金困扰民企的发展是暂时的。对企业来说，生命力之源在于企业的机制，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机制。机制之差别是国企与民企的根本差别。民企具有内生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能不断开拓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空间，对国企来说，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内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日趋萎缩。”28
因此，政府对这部分企业 所谓“市场化”的安排，实际效果是通过市场竞争让其自行淘汰之。
所以，“抓大放小”中的“放小”，不是政府对国企改革的原初设想，而是经市场化实践之后，这批企业难以生存，成为政府财政的个沈重负担，不得不作为包袱甩给社会。这批企业破产或长期亏损，就要转让、拍卖企业的资产，这就产生了另壹个问题，即国有资产的流失。这虽令国人心痛，遭到舆论的广泛抨击，但似乎又成为改革中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国有资产流失的另壹通道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国的改革不是两条腿走路。经济市场化走向，政治却仍坚守 计划规则。参与呀，监督呀，公开化呀，统统靠边。加上法制不尽完备，有法也可不依。企业的大事由内部的头头与上面的领导说了算，实行暗箱操作。人民当家作主叫了多少年，结果连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都没有发言权！所以，不论是企业破产或盈利，权贵们都有利可捞。他们既可利用市场，又可以利用计划，颇为得心应手。他们是化公为私的“专家”，是盗窃国资的“明星”。改革培植了壹批暴富者，而民众为改革承担著愈来愈沈重的代价。这条路什么时候才走到头？！
政府对那种大型、特大型的国企则作出了另壹种安排，即由国家垄断经营。国资委在2006年12月所作出的部署就是属于这种安排。为什么要对这类企业作出这种安排？国资委并无说明，只是说，对于不属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资本，可依法转让。言下之意，这类企业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所以要由国家垄断经营，以保持“绝对控制力”与“较强控制力”。这种含糊的说法缺乏明确的边界：什么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没有说明，为什么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由国家垄断经营？实际上，国资委的这种部署自有其深层原因，只是不便坦言罢了。依笔者的分析，内中原因：壹是仍受“左”的观念或传统所有制结构模式的束缚，认为公有制经济应享有“主体”地位，它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占大头。其实，民营经济在全国GDP中的比重以及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突破“主体”框架。二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垄断利益的驱使下，要求对这些行业与领域加以“绝对控制”与“较强控制”，使民间经济不得渗入与染指。三是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已发生显著变化，但离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合理所有制结构还有很大的距离，政府至今对此仍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真正由国家投资经营的行业屈指可数，并且壹般并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失，因为市场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全部需要。而国家却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公共秩序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些领域由于无利可获或无力承办而不为民间企业所光顾。所以，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投向应该是泾渭分明的。那种以“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来划定国营与民营的边界，可以带有随意的倾向，即可以随长官意志的变化扩大或缩小这种边界，因而是不科学的，不利于公、私两种所有制合理结构的形成。必须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只要民间经济愿意经营、有能力经营，都应当壹律开放，让其经营，不应该设立种种禁入边界。即使壹时没有能力经营的，国家也要给予帮助，鼓励经营。美国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有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煤炭大王等，后来又有电力、电信大王。按照我们的观念，这些行业都应当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解决合理的所有制结构，那么，其结果是：第壹，不可能有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第二，垄断企业与市场竞争相隔离，在既缺乏竞争的外部压力、又缺乏内部的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决不可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出的垄断价格以及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这类企业职工所享受的垄断工资与垄断福利，29 必然要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大大有失社会公正，势必引发社会矛盾，这与建构和谐社会岂非背道而驰！第三，以行政权力划定垄断经营范围，既大大缩小市场空间，也大大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抑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须知，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重心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在民间而不在官方。政府应当远离企业，远离资本，远离资源。由国家来操办、经营工商业决不是政府的职能，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缺乏持久的动力。
总之，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抛弃对公、私两种所有制“左”的价值观；必须使政府完全退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承担的职能，当好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而不是与民争利；必须使公、私两制按其各自的功能正确定位，各尽所能；必须使壹切可以進入市场的行业全部入市，使民间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创造与贡献社会财富的主角。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