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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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困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7月4日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進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里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制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制不住它制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進“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复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沈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進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進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進这番言论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進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進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進、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制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進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進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制”。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复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制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進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制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進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進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制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射秽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進、沈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注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射秽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污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麽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污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仿佛他们通过污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污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進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里，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進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著层层“规矩”的压制，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污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屎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射秽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岳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制。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射秽主义，而中国的女性注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進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里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制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制不住它制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進“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复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沈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進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進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進这番言论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進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進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進、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制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進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進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制”。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复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制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進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制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進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進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制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射秽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進、沈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注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射秽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污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麽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污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仿佛他们通过污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污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進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里，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進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著层层“规矩”的压制，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污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屎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射秽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岳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制。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射秽主义，而中国的女性注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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