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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第一红歌《义勇军進行曲》的作者，晚年患糖尿病，文革中遭到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牢狱之中。死后连自己的名字不能用，被化名“李伍”火化。就像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一样，“国歌”也保护不了田汉。

刘炽，电影《上甘岭》主题歌《英雄颂》、插曲《我的祖国》的作曲者。他创作的歌曲还有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作品在艺术和美感上达到了红歌的顶峰。文革中刘炽成为辽宁省最早被抛出的文艺界人士，1968年被押往盘锦农村，一面劳动、一面批斗，一度被列入36名等待处决的反革命名单。

贺绿汀，《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文革中造反派指他写的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因此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被逼迫在地下学狗爬。

李劫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文革期间被关入“学习班”，一审查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瞿希贤，《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者，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了三个大人物的加持。第一个是毛泽东，北京文艺界层层传达毛泽东听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赞扬说这歌“震撼人心”；第二个是江青，她把瞿希贤单独请到中南海她的家中，一起吃饭加散步，表面她在向瞿希贤请教音乐问题，实际上她要告诉瞿希贤她是个“文艺战线的哨兵”；第三个是周恩来，他通过秘书给造反派打电话说：瞿希贤为人民写了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然而这三把大保护伞也没能保护得了瞿希贤，文革中她依然身陷囹圄，经历了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

张光年，《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文革时期被打入“牛棚”，《黄河大合唱》歌词被认为属于“王明投降路线”，在相当长的时间，《黄河大合唱》处于只奏曲不演唱的状态。

《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

《浏阳河》的作者唐璧光，1952年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被打成右派，作为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才平反。

可见当红歌的作者，不管是真心信仰射秽主义，还是投机歌颂政治领袖，都的确是个高危的职业。当年没有网络，他们的作品占领了广播电影舞台等一切媒体，无论是个人声望、社会地位还是文化影响力都比今天的五毛们强得太多了。然而当政治运动的红潮袭来，他们的命运比普通的老百姓还要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