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专政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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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专政的文化根源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26日
作者 王裕延
此文，是我研究人类思想认识史的壹篇心得，是发自肺腑用来感谢我的母校江西师院的培育之恩的论文。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神往祟拜教授学者的风彩，对学术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1960年我進入江西师院（即今日的江西师大）念书。江西师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令我兴奋不已，惊叹不已。每天除上午四节俄语专业课之外，其余时间，包括星期日，节假日和寒暑假，我都沈浸在图书馆，读我喜欢的书。我如饥似渴像牛吃草般地浏览阅读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努力编织我的学术研究梦。匆匆的两年大学生活，使我的胃兜里装满了来不及消化的草料，这是我对江西师院、我的母校感激不尽的原因。
1962年暑假，我被分配到会昌中学工作。在老少边穷，“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的闭塞山区渡过了我的青春岁月。繁重的教学工作，继之生儿育女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扰，长期让我疲惫不堪。其艰苦情状，就是19世纪长期生活在德国乡村的费尔巴哈也很难想像。加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多次被置于险象丛生的危险境地。我曾经心灰意懒，几近绝望，学术研究梦早己抛之九霄云外。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和网络平台的出现，遂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居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使我们曾经拥有梦想的人又燃起了希望。退休后，使我有充裕时间去反刍学生时代胃兜里装满的草料，反思自己经历过的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使我有机会去品味年轻时代无法接触的世界学术大师的专著。这使我眼界大开，找到了朱熹说的“壹以贯之，豁然开朗”的感觉。
现在我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八小时以上。我叹服曹操“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笃信胡适“思起于疑”。我常因释疑，深夜醒来展转反侧不能寐。感谢改革开放为我提供的网络平台，使壹位曾经心灰意懒，几近绝望于学术研究梦的老人又有幸赶上了第二个春天，使其有机会为圆梦继续奋斗。
祝我的母校蒸蒸日上，永远青春！
只要翻开历史壹看，壹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便展现在妳的眼前：20世纪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代表，可以概称“X代表”诞生的世纪，是X代表泛滥成灾的世纪。这类代表的发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俄罗斯名目繁多的“苏维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种文化现象是喜是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本拙着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现象的结果。现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是非曲直，吁请读者评述。我深知，本拙着中表述的观点肯定会引发歧义，会被习惯向左看齐的中国人指责为离经叛道，有悖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奇谈怪论。但愿读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在疑义相析的过程中，我乐意接受读者最严苛的评判。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说起“代表”的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隐藏在动物群落的生存竞争的残酷斗争中。动物群落中的雄性强者为了独占性的支配权利，往往展开妳死我活的嘶咬武斗，胜者成了兽王，如猴王，狮王，虎王是也。它们成了适者生存，成了负责继续藩衍后代和传递香火的代表。兽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据达尔文的進化论，人是从灵长类的高等动物中進化而来的，最初的人类社会是从灵长类的群落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都是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与异族部落的同仁進行拳打脚踢加嘶咬的搏斗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代表。可见人的“代表”和“兽王”的产生有相似之处。
原始社会尽管存在部落酋长这类代表，但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壹律平等的社会氛围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会崩溃，文明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余产品，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等级制，即马克思主义认定的阶级。等级制和阶级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于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区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这种制度性代表的产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长的产生，和兽王的产生的条件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暴力产生的，通过激烈的社会冲突斗出来的。正如古代希腊极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
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战争崔生出来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隶”，类似我们今天所称的“被代表”，被统治被专政的阶级。从此，等级制度也随之成了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壹张名片。
二 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绝非上帝派来的美丽天使，他们是由战争和暴力崔生出来的怪胎，从头到脚浑身充满血污，龇牙咧嘴，半人半兽令人可憎。为了漂洗这类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饰这类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现了著名学者思想家为其包装打扮。古代希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图极力把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张正义平等的聪明人，把因战争失败沦为奴隶的“被代表”贬称为无知的人。可见，柏拉图伸张的正义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是属于自然主义或具体的正义平等，如列宁在《国家与本命》壹书中伸张的那种阶级的正义与平等如出壹辄。柏拉图由此提出了壹条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这条政治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大有人把其捧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大约比柏拉图稍早的年代出现了壹们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极力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成功者捧为“知天命”的君子，捧为“圣人”，视为聪明的上等人，视为“上知”；把其失败者贬称为“小人”，愚蠢的“民”，视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图相似的政治原则是“学而优则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这类政治原则几千年来壹直被中国的统治者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宝，其影响至现在乃经久不衰。柏拉图和孔夫子不约而同的见解耐人寻味，使人深深感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孔夫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柏拉图则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柏拉图的“聪明”与“无知”不可逆的认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独裁专制的精神支柱。依靠这种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国，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识半斗的凶横和尚，弱智残障和三岁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宝坐，成为“真命天子”而为国人顶礼膜拜。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工具。而“谁应当统治”，这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问题。可惜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灵长类这种高等动物進化来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着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历代人类中的强者和“代表”像“兽王”壹样，视权力为命根子，对独占垄断权力充满著贪婪的欲望，这是人类最坏的恶劣习俗。
通常说，为了牢牢掌握手中权力，历代统治阶级都采用列宁说的靠“暴力和欺骗”，靠后来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把这些名人的主张对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确壹些。因为控制政权不能全靠欺骗。林彪说的“笔杆子”是指学者文人，不能把他们和骗子混为壹谈。学者文人创造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的進步发展，不完全是负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对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必须進行科学具体的鉴别和分析；把这些理论知识用“欺骗”壹词概括否定，或把其视为“马克思主义”而完全肯定，都是违背了科学的认知规律。
三 论“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对人的思想方法的影响
只要对人类的历史稍加研究，便能发现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支柱，就是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的理论，这也是“代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所以最初的国家被称为部落主义国家，或城邦诸侯国家，其首领被称为国王或诸侯王。
由于奴隶制部落主义国家规模小，人口少，彼此还保留浓厚的血缘关系，基本上属于壹祖之子孙。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或阶级划分显得很简单，仅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此时虽然产生了社会等级和阶级，但还未形成等级制度。此时虽然产生了人死后魂魄还存在的观念，但还未形成灵肉分离的理论。
随着诸侯国之间为掠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战争，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国。有的地区，比如我们中国，最后只剩下壹个统壹的秦帝国。大国的特点是版图大，人口多。国家的首领不再以“王”称呼，而是以“皇帝”称呯了。随着统壹大国的出现，各地的乡土宗教开始融合，最后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要统治壹个大的国家，绝不是治国如像烹小虾那样简单，这绝不是皇帝壹个人所能为的。皇帝必须依靠自己精心挑选的团队，赋予他们大小不等的权力，组成壹个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塔尖是皇帝，接着是内阁首辅大臣，地方诸侯和骑士，这些人被皇帝授权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壹切权力，他们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中世纪欧洲世俗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实际的代表制度。与此相随，宗教王国里也产生了等级制度，上有教皇，下设大小不等的主教和传教士，分别在各国各地区代表教皇行使传教布道的权利。
法国是欧洲等级制最典型的国家，第壹等级是宗教界里的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第壹等级控制了思想意识支配权，第二等级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是最重要的纳税大户；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没有话语权。第壹第二等级便成了法国的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就成了被统治阶级。
中国长期流行壹种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是统治阶级。比如恩格斯就说，国家“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法国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最强有力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证明恩格斯说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错误的。这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伙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政客组成的。依财产的多寡来区分谁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谁应该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这是产生“红眼病”，社会仇富心态的社会根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红眼病”主义，是“仇富”主义。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大原因，是导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秦始皇统壹中国后，皇帝之下中央设立宰相三公，地方设立郡守县令，里正乡长，由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汉朝中后期出现了士族参政，逐渐形成了士族集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级职务被高级士族垄断，以至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等级结构，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其影响直至现在乃隐然可见。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等级制度最终被确立起来了。这种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壹，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利益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壹个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特权阶级集团；壹个是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正当权利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水浒传》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里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王公孙子把扇摇。”充分反映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撕立族群撕立社会的祸首，是引发官逼民反之社会动荡的祸根。
第二，等级制度把社会个体分为两种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和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权利的。众所周知，刘邦就是根据这种理念把其所属分成“功人”和“功狗”。刘邦的“功人”是指运筹帷屋，搞战略顶层设计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冲冲杀杀的受令人。这种等级代表制度把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实践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为特权阶级，即行使大小权力的各级代表垄断是非，愚弄欺骗百姓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
代表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崔生了人肉分离之理论的形成。这种人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宗教上，这就为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狱。上等人的灵魂上天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壹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即权力之谓也。下等人的灵魂，即平民百姓的灵魂進地狱，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宗教就为人的命运的不可选择做出了默认安排。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们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惯用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最初萌芽。
灵肉分离理论反映到哲学或人的认识理论上，便产生了两种“本体论，壹是精神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心论”；壹是物质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物论”。
认为皇帝是老天爷在人类社会的代表的中国神传文化精神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决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为都必须遵照老天爷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物质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和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圣人说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物质本体论认为，客观规律能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不能废除或创造规律，只能顺应和适应它。在中国这叫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人必须接受客观规律的命运按排，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唯心论和唯物论表面看来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质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灵肉分离论的产物。它们都承认人的命运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选择，必须由超越于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观规律来安排掌握，彻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经验对物质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
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壹种被扭曲了的认识论，是为独裁专制主义培养造就良民和驯臣服务的，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惜自古以来，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产生的弊端祸根，未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反而以种种方式受到推崇袒护，这就更需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理论，是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两根台柱子。千百年来，百姓大众对等级特权制度怒不可遏，对利用权力致富的官僚特权阶层特别恼火，这几乎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基本根源。可见，农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对“等级特权”。但是由于柏拉图包装的自然主义或等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太深了，以至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根本无法动摇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观念。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到底就是要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生存竞争自由，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等级或阶级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义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至于什么叫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读者可以参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在这壹节里反复阐述的所谓具体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平等，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萌发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经验，设计壹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游戏规则，去取代由上帝启示安排之下的圣人确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通过这种游戏规则，使本来不自由的变成自由，本来不民主的变成民主，本来不平等的变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推翻了千百年来人的命运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规律主宰的专制主义理念，变成了人类有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见，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乌托邦，不是神话，而是人的理性经验发展到壹定时代的产物。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英国于17世纪爆发了革命，美国18世纪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于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从而使文艺复兴运动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成了普世价值观。因此，那种把自由民主平等说成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美国的乌托邦的中国人，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是中国典型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灵肉分离的理论并未因18世纪的欧洲革命受到触动，反而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袒护，还被广大百姓民众当成抚慰心灵创伤的灵药。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哩！法国革命结束后，崇尚灵肉分离论的思想家和学者还用更精致的方法把其包装起来，用来复辟巩固独裁专制主义政权。其中最名气的思想家和学者莫过于德国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用神奇万能的辩证法，轻而易举地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绝对观念”，创造了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本体论”。他运用“绝对观念”解释了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普鲁士王朝是怎样产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样成了普鲁士的皇帝，怎样成了绝对观念的载体和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壹句话，黑格尔用他发明的“绝对观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王朝装备起来了。他用运动，矛盾冲突斗争的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称霸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后来卑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人类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黑格尔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谓的“壹切现实”，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合理现实的，都是有效的，是万万不许变动的，这和中国的“实事求是”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强权政治服务的，是为历史的必然性，为独裁专制的普鲁王朝辩护的。
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著名论断，是反对理性主义的自由，是伸张具体的自然主义的自由。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是属于壹种必然的权力或权力的必然。谁掌握了这种必然的权力，谁就能获得为所欲为什么都能干的自由，就能像毛泽东说那样，可以像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可惜，能认识这种“必然”的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人。所以黑格尔鼓吹的自由，是为少数人的等级特权服务的自由；他主张的自由是少数独裁专制者无法无天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犯了把人的认识方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混为壹谈的错误，犯了用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之自由民主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壹种反动口号， 是黑格尔反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种理论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黑格尔说的“必然”，是指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毛泽东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壹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这是天大的谎言。布鲁诺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局如何呢？被野蛮专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彭德怀认为“大跃進”是小资级的狂热病，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实践证明彭德怀和林彪都认识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这两位开国功臣该“自由”了；结果如何呢？他们都非但没有实现毛泽东认为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反而最终都丧失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终身而获得的自由，最后竟滑落到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必然王国”的灭顶之灾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是都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果又如何呢？他们都和布鲁诺的下场壹样可悲。
由此可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要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就能到达自由的彼岸，这是十足的谎言。再次证明，壹切谎言，不管是谁鼓吹的，不管是什么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么文学家，还有什么天真烂漫的诗人，不管其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为独裁专制主义服务的反动口号。
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中脱胎而出的壹种思潮，这是由马克思本人承认了的公开秘密（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黑格尔主义刚好相反，是属于崇尚“物质本体论”的壹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按壹定的规律运动的。这种规律能被人认识，但人不能违背它，只能顺应它。否则，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马克思根据这种物质本体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壹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神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神话。马克思说：“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 《共产党宣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去取代上帝创造历史，取代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就是用“物质本体论”去取代“精神本体论”，用壹种神话去取代另壹种神话。这种理论或神话更替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捧上了天，认为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实是如此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壹下。
主张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只有先進的，革命的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是没有资格创造历史的。而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是什么呢？看其能否代表先進的生产力。
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类少数人群体才能代表先進的生产力，其他阶级都是行将没落的阶级。至于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先進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这是否定壹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主张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为众人熟悉的极左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内极左派的老祖宗。这不是我造谣，请读者读壹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定壹切的极左运动。这是无须解释的自明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无产阶级视为是先進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创造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列宁则干脆把创造历史的重任赋予给“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的身上(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幼稚病》)。这也是列宁津津乐道的“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只有区区少数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组成的。因为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中的少数）是使用机器生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代表先進生产力，代表先進科学技术和先進思想文化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是“代表”理论的始作俑者。可见，这种少数先進分子创造历史的理论和上帝创造历史的理论大同小异，其区别无非是五十步与壹百步而已。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却把管理组织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把研发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人员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是多余的人，而被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或改造对象，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工业革命后使用什么工具当成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从而把因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为革命与反动，先進与落后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扭曲为“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把这种对立关系视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与“奴隶”不可移；如同柏拉图的“聪明人”与“无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与下愚不可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不疑的阶级分析论。正是这种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悖而行，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而行。这是壹种被精心包装的灵肉分离的理论，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理论。
在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引下，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统治世界的宣言；它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壹篇运用物质本体论和阶级斗争论创造历史的观念，论证“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涉及“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理论，壹定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壹定是把理论和经验视为两截不相联贯的灵肉分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灵肉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壹种哲学。
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筹划、由恩格斯执笔写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晚年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的哲学文献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专著之上。这些哲学经典专著的立论基点就是“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灵肉分离之理论。这种处处以“物质本体论”“壹以贯之”的人肉分离的理论，主张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神圣理论，从而否定理论与经验的有机联系；把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真理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视为是“唯我主义 ”“唯灵论”，视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严加批判；把主张真理有待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的科学家，视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学位的奴仆（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灵肉分离的“物质本体论”，即“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理论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扛着“物质本体论”的旗号，在灵肉分离论的支配下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遵循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从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学术讨论搁置壹旁；却专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杀戮的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派”，即政治哲学理念不同于自己的“反对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進代表”，这里所说的“先進代表”，其实就是把持苏共政权的特权派。这些特权派还自诩是由“特殊材料”铸造的共产党员，列宁的忠实信徒。全书沾满著用“武器的批判”产生的斑斑血迹，是为“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写的教科书。
《联共（布）党史》后来被毛泽东捧为“圣经”，捧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导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成了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指南，成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理论源泉。这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而现在还执迷不悟阶级斗争和热中权力的人，还处处以“特殊材料”自诩的“联共”式的党员和“苏维埃代表”们，即被众多中国人鄙夷的“唱红派”“左撇子”，则成了阻碍当今社会進步开放的最大阻力，这难道还不够壹目了然吗？
四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这只是针对中国人而言。
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壹场大革命。显然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没有脱离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认识理论的窠臼，它充斥着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论的神秘主义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阶级烙印。它的价值取向是特定的阶级利益和最大的权力，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对世界和人类社会進行科学理知的论证和理性的认知评估。这是壹种诉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
美国的实验主义和以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它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反对等级观念，反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它的价值取向是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这是壹种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价值观念长期受到被马克思主义支配的中国人的非难，亵渎和污名化，被视为是腐朽没落的垄断寡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被视为是鄙弃神圣真理的“唯我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著名学者胡适被定为“战犯”之后，实验主义竟也成了“纸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取缔。这极大地妨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把中华民族长期置于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幸。
当今的中国，要想顺利地实现和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正确认知美国，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利益纠葛。要正确认知美国，必须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因为美国的实验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壹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不仅能正确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还能使我们从美国的实验主义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来丰富充实中国的文化。
我们反对盲目崇美，但是我们要诚心诚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为知美派，正确认知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是绕不开的壹道坎，这对化解中美两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歧见，这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这对不断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迈向新的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来在中国的学术界流行壹种什么中美两国的矛盾，是制度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判断，是继续运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认知中美两国的矛盾，非常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于两国建立壹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我们只要通过对两国深层次的文化渊源的研究，找到两国人民心灵深处之间相通的人性共识，就壹定能破解中美两国命中注定冲突的宿命论和化解两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方式不是不可选择的，并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种非冲突不能相处的方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向美国文化学习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这在改革开放前处处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样说，不向美国学习，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三十多年左右时间，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忘记了这壹点，中国人势必犯大错误。现在因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呼声跟官方意识形态真空的邓右开始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有些支持邓右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了，“纸老虎”的观念又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里作祟，胡适批评过的东方民族夸大狂又开始发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国的优秀文化抛之脑后。另壹方而，学美国是否学过了头，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无穷忧虑；但是，“怎样才算学过了头”，也值得全国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这对消除学美国引起的忧虑很有必要；这对素来有“吾从先進”的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对渴望改革开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单是壹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种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现在，我想根据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推介文章，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掀起的巨大变革谈谈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实验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自己的壹点绵薄之力。
首先我声明，我未学英语，孤陋寡闻，从未接触实验主义的原著。我对实验主义的了解都是通过胡适大师的介绍；所以本拙着大量引述胡适的著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仅此而言，我是名实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为耻，诚然也不以此为荣，只是出于尊重事实，尊重胡适大师的纯真。但在“抄袭”的过和中，也夹叙着我个人的壹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忧虑，寄托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无限希望。
反对等级制和灵肉分离的理论，不是美国实验主义的首创。古代农奴和农民发动的无数次起义，目标就是要摧毁万恶的社会等级制。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的政治理念，每次起义非但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進行的革命，也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也是用壹种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用什么行政二十七级或二十八级去代替中国历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样，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在过去不是没有人反对批判，只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认知手段做支撑，致使他们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批判像昙花壹现稍纵即逝，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能为人知晓。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范缜写的《神灭论》，即使用今日的学者眼光来评判，他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当代人惊叹不己。
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贡献，在它紧紧依靠文艺复兴以来培植的格外坚牢的科学政治理念，紧紧依靠19世纪众多科学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学认知手段，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度观念和人肉分离的理论做了颠复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类认识历史上的深刻革命。这对社会的進步开放，对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念的推广普及产生了持久的积极的影响。
美国的实验主义反映了19至20世纪欧美科学家群体的壹种思想方法论。它不是指某壹个人的主义或思想，而是综合了美国的著名学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的化学家）、马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等人的学说。实验主义的发起人皮耳士，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名学家、物理学家；给“实验主义”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的教授；后来成为实验主义领袖的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他的教育学说在美国影响极大，被美国人称做“教师的教师”。
把美国的实验主义和其他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比如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实验主义更像壹座硕大无比的熔炉，综合和融合了许多世界壹流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精华，提炼出壹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是科学家的思想方法论，是为科学家认知评估客观世界服务的壹种方法理论；不是服务于权力斗争的政客理论。因此，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而已。由此可见，实验主义尤其说美国科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说它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学家怎样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于水火为宗旨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那样，容易和乌托邦结缘，容易和诉诸情感的非理性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仅在美国和欧洲壹些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级制的国家和地区的推广水平却要逊色多了；而在马克思主义占治治地位的国家，即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强调得过了头的国家，实验主义却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敌视。
美国实验主义的壹大功劳，就是发现了壹种“历史的真理论”。据胡适的介绍，这种真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
我们所谓的真理，原不过是人的壹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壸是壹样的东西；和农民手里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的观念不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们就该找别的真理来代替它了。胡适的的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写得何其好，是何等地发人深思。
美国的实验主义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纱，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为之壹新。实验主义把真理视为和教师用的粉笔，农民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变更真理这类思想观念，像教师换壹根粉笔，农民换壹把锄头，掏粪工人更换壹只粪桶壹把尿杓那样简单方便。这种理论给美国人创造了壹种变更思想观念的良好宽松的社会氛围，使美国人稳稳当当站到了变更思想观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国人成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创造性的民族。
我们知道，壹个民族，壹个国家的進步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观念能否不断更新与世俱進，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价值观念。有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就能创造出壹流的政治体制，创造出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美国的实验主义为美国创造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壹流的政治体制，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有人说，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但我认为，20世纪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思想方法，这就是美国的实验主义。我坚定地相信，在人类未找到比实验主义更好更先進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国民族将能继续保持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会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这样表述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功绩，并非要肯定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评和愤慨。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和美国的学者科学家群体信奉的实验主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国的学者科学家信奉的实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科学，这是两股南辕北辙的思想意识流。美国的霸权主义最终要以损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终，最终要为美国人民抛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壹种争夺权力归谁所有的理论，是服务于壹种争夺权力的政客理论。归根结底，这是属于阶级斗争的壹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持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学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缘：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权力。美国的霸权主义为了追求世界统治权，到处拉帮结派，制造颜色革命；《共产党宣言》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旨在处处制造颜色革命；不过它的“颜色革命”被称为“红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罢了，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党管理统治全世界。两相比较，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追求的目标与主张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伸张的世界共产主义都是属于乌托邦。
那末，什么是乌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办不到而非要办到的主义思想理论都属于乌托邦。历史证明，对上帝创造世界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这是乌托邦；独裁专制主义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骂，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伤是乌托邦；这就是说，凡是推行壹个政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治国治民的，不管其动机出身如何，都是乌托邦；任何壹个民族，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壹个国家要想称霸全世界，这是乌托邦。可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前苏联推行的世界共产主义都属于乌托邦。
现在中国理论界有壹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纠正了苏联的乌托邦，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过了头，现在我们又陷入了美国的乌托邦。所以现在的改革开放必须纠正美国的乌托邦，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和美国的乌托邦，走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权主义视为乌托邦，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走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美国的实验主义、美国的优秀方化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混为壹谈，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实验主义是科学家认知评估世界的方法理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利益，超越阶级种族群体的意识主义的普世价值。目标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识和社会共识，创造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这绝对不是乌托邦。
众所皆知，美国是壹个移民国家，种族矛盾曾为世人最为诟病的丑陋现象，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但通过两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的种族矛盾得到极大缓和，许多杰出优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鲍威尔和赖斯成了美国的国务卿。这充分说明，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绝不是乌托邦。
尽管美国和我们中国壹样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美国的先進思想理念，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進步。如果我们无视美国的实验主义和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势必把这两者混为壹谈，势必会把反对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变成反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就会误导我们对美国实验主义的正确认识，减损我们对美国人民善良品质的信任，减损我们对美国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信念，就会动摇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怀疑美国民族的先進思想理念，我们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倒退，退回到过去封闭的社会状态中。这对渴望改革开放，渴望能过上有尊严而又富裕体面的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现在，我们把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样举步为艰，比从古代的蜀道登天还难。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则认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被视为是永久不变的“天道”或“天理”之类的东西。这种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为人造的，不是造出来供人用的，而是从天而降用来约束或规范人的行为，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天道”或“天理”。谁违背了它，谁就要受到惩罚，如孔夫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在中国真理是神圣的，是不能随便变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中国要想改变所谓的“天道”“天理”或“真理”，这是壹件天大的难事，这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事，必须动刀动枪，杀他壹个天翻地复妳死我活，才能获得天老爷的垂青，才能唤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灭人欲”；为了真理，中国人必须放弃壹切欲望，忍饥挨饿是小事，捍卫真理是大事。这种传统文化的真理观壹直保留到现在，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核心，成了当今中国人思想行动的根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间变成了权力。为权力而战就是为真理而战，为了权力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枪齐鸣。妳杀过来，我杀过去；为了权力和真理，中国人自相残杀，短短二十年，弹指壹瞬间死人5000万。诚如李宗仁所说：“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卢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壹惨绝人环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在中国，真理是不容批评挑战的。谁要批评真理，谁就是搞资阶级自由化挖政治墙脚，谁就得准备接受专政了，甚至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真理观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观念和体制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是阻挠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的绊脚石。
在中国，我们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人那样，把主义、理论、思想和政治体制之类的真理看成和教师使用的粉笔，农民使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壹样的东西，看成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我深信这壹天的到来之日，中国人再也不要为观念的变革动刀动枪杀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观念的变革彼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这是中华民族插翅腾飞的基本条件。
美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难道不能办到吗？“天道”“天理”之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观”就不能允许变更吗？我们中国人难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隶吗？“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这话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韩愈如果能活到现在，肯定会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温《原毁》壹文，我们不妨学壹学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国的实验主义，就其如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才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国大丈夫！
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必须了解杜威对实验主义的卓越贡献。正是杜威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美国实验主义中的龙头地位。那末，杜威的贡献是什么呢？
第壹，杜威发现了古代以来的知识论的最大病根，在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区别太严了。造成这种病根的原因，由于古代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的种种阶级。古代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和身，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和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总之，在杜威看来，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使古代以来的知识论和道德论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产生灵肉分离论，知行脱节论，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种种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检查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病根，更可贵的是他找到了治疗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方法和途径。其方法是实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壹）壹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交互影响。
其途径是推行平民主义的教育：（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的习惯。“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
平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壹个个地实地证验，对于壹切制度的习俗都能存壹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
总之，杜威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壹齐改革，抚平千百年来由于阶级观念造成的社会裂痕，使人类社会成为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受阶级制度的制约影响，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实践论》中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壹个人都在壹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他对此观察的结论和杜威的结论完全不同。杜威认为这是知识论和道德论的病根，必须通过平民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来消除。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消除阶级制度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影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占领各个思想领域的阵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宁的著名论断：“壹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因此，“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壹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壹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见《青年团的任务》）在列宁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之下，中共毛泽东壹贯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是争夺接班人的舞台。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教育始终贯穿壹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谁应统治”，贯穿应当由谁来扛旗引路的红线。从而使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教师身心备受摧残。这是导致中国教育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60多年来中国教育不能出“大师”根本原因，这是当今中国人无限怀念西南联大在其极其艰困的环境中竟能培养出壹大批学术泰斗大师的根本原因。
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中国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中，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发现了近代哲学的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物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么叫做经验。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于“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对于我们研究旧派哲学的种种争论之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全文录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 ，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的世界，走進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连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穿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杜威把经验看作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使得旧派哲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唯物和唯心的争论变得毫无价值了。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壹齐抹煞，壹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壹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壹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壹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举如同横扫千军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壹个大革命家的地位。
经验既然就是思想，经验的活动是要变换现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质是联络未来。可见，经验是应付环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环境，征服它，约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因此，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它含有无数的推论，每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人类的经验全是壹种“应付环境”“约束环境”的“应付行为”。可见，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经常感慨“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
杜威对经验的科学解释，赋予了每个社会个体拥有進行思想推论的神圣权利，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些处处以先進思想文化，先進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论为专利的“X代表”，企图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论的意图，是壹种典型的专制主义的自然流露。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观念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几千年来尊卑长幼贵贱的等级界限之严格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中国的尊者长者贵者向来以“君子”相称；卑者幼者贱者向来以“小人”相称。“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言义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权；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利，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论产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所以在中国思想推论长期成了君子圣人的特权，小人贱者是不允许染指的。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于古代社会阶级区别很严，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和小百姓的种种区别太严的缘故。这份社会负遗产为20世纪的毛泽东完全继承，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执着严格的阶级分析论，把经验和思想看成绝对相反的东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说，毛泽东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把经验视为是“主观”的，是“靠不住”东西，“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是细碎不连络的分子”，“是细碎的记忆账簿”，是属于“壹孔之见”，这种种观点反映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
毛泽东不知道经验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经验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任何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论乃是每壹个人“无时无刻不做”的大事。毛泽东把平常人的“经验”仅仅看做是供圣人供大人物進行思想推论的材料；把平常人的头脑视为是堆积思想原材料的仓库；把圣人大人物的头脑视为是生产思想理论主义的加工厂。
总之 ，毛泽东对“经验”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旧派哲学的思想认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泽东只允许别人给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许别人自己加工推论，这已成为了中共的党纪。毛泽东把别人想根据自己的经验進行思想推论的人，壹律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進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彭德怀就是因此闯了大祸。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共种种思想文化代表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束缚13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见，中国要想顺利地推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事业，必须开展壹场“实验主义”的启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壹个“经验即是生活，生活是应付环境”的基本哲学观念。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应付种种环境的过程中取得充分满意的效果。
杜威说的思想创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论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论有两大特性：（壹）须有壹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通常人都知道“寻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壹个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推论分做五步说:（壹）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可见，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容易为广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比如什么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的既对立又统壹呀，什么认识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啦，什么“飞鸟之景”，“又动又不动”啦，还有什么“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类晦涩难懂的经院哲学概念，还有什么“眉头壹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类上等聪明人的认识理论通通壹扫而光，像拨开乌云见太阳，真是大开人心事，使人有点像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胡适针对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做了精彩点评。现在我把自己认为的精彩部分摘录如下：
思想的起点是壹种疑难的境地。杜威壹派学者认为，思想是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壹个疑问符号。壹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頣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认定疑难存在什么地方。第三步，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第四步，决定那壹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方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進行第五步的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壹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见，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预备将来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在胡适看来，杜威壹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因此，杜威思想推论的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壹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壹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妳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识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的来源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壹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
综合胡适介绍的以杜威学派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实验主义，在彻底進行思想方法变革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个重要特征：
第壹，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对人类认识论产生的错误影响，为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平台。我们知道，在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甚嚣尘上的专制社会里，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受到严重的压制，都有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美国的实验主义诞生之后，使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保证了美国社会在自由和谐的轨道上运行，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進步发展扫除了前進的障碍，这都应归功于实验主义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的结果。
第二，彻底摒弃了灵肉分离论对人类认识论的错误影响。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把实践和理论看成是不相联贯的两件事。而杜威的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为摒弃灵肉分离论提供了轧轧实实的科学根据，为思想解放扫除了壹大障碍。特别是杜威强调的“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从而确认了思想推论是每个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现代科学的认识理论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彻底摒弃了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杜威在其思想推论的五步说中，把认识真理的过程概括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从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这种探索真理的过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语呈述出来，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痕迹，充分展示了实验主义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的风彩。
把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坚信等级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制每个公民像和尚念经做功课壹样，每天必须刀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阶级分析论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任何新观念的出现，都会使权力阶层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认为这是变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变天”防止“道变”，便成了第壹要务，那管百姓大众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不断诱发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还把百姓大众封闭在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汉魏晋”的远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笃信灵肉分离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把精神意识视为第二性。这种把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视为两种相反不相连贯的观念，就是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知和行的关系上，就出现了把理论认识和行动实践看作不相连贯的两件事，这特别表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的公式上。这种灵肉分离论造成的社会后果，把人分成了两部分，壹部分（少数人）专门从事思想理论加工的人，他们不仅能拟定调查纲目，还熟悉口问手写的奥妙，是思想理论加工厂的总管和技术骨干，是属于劳心者；壹部分（多数人）专门从事实践的人，专门给思想理论加工厂提供经验思想原料的劳力者。前者成了先進生产力，先進思想理论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后者则成了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无声的“被代表”。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各种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权利被漠视，人格被蔑视，尊严被贱视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進到人的认识论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是壹种精心包装的神秘主义。波普尔说，黑格尔“作为壹个逻辑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壹种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的变戏法。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哲学论断，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表述。
毛泽东关于物质和精神互变的理论，早在《实践论》就已经提出过：“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壹个飞跃。”毛泽东认识论中的“两个飞跃”和“两个变”充满著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著佛教禅宗派鼓吹的“顿悟”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辩证法”，用波普尔的话说，“可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说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说成假的。就是说，可以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可以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导致苏共和中共出现了壹系列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这是导致苏共解体和苏联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义的辩证法，是壹种祸国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当今有壹批向左看齐的中国人，对这种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还存在壹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千方百计把其包装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坚守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吗？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要在中国实现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必须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践已经证明，靠马克思主义是万万不行的。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无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无非是缘木求鱼而已。我认为，只有借鉴美国的实验主义，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等错误观念，才能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
此文，是我研究人类思想认识史的壹篇心得，是发自肺腑用来感谢我的母校江西师院的培育之恩的论文。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神往祟拜教授学者的风彩，对学术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1960年我進入江西师院（即今日的江西师大）念书。江西师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令我兴奋不已，惊叹不已。每天除上午四节俄语专业课之外，其余时间，包括星期日，节假日和寒暑假，我都沈浸在图书馆，读我喜欢的书。我如饥似渴像牛吃草般地浏览阅读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努力编织我的学术研究梦。匆匆的两年大学生活，使我的胃兜里装满了来不及消化的草料，这是我对江西师院、我的母校感激不尽的原因。
1962年暑假，我被分配到会昌中学工作。在老少边穷，“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的闭塞山区渡过了我的青春岁月。繁重的教学工作，继之生儿育女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扰，长期让我疲惫不堪。其艰苦情状，就是19世纪长期生活在德国乡村的费尔巴哈也很难想像。加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多次被置于险象丛生的危险境地。我曾经心灰意懒，几近绝望，学术研究梦早己抛之九霄云外。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和网络平台的出现，遂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居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使我们曾经拥有梦想的人又燃起了希望。退休后，使我有充裕时间去反刍学生时代胃兜里装满的草料，反思自己经历过的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使我有机会去品味年轻时代无法接触的世界学术大师的专著。这使我眼界大开，找到了朱熹说的“壹以贯之，豁然开朗”的感觉。
现在我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八小时以上。我叹服曹操“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笃信胡适“思起于疑”。我常因释疑，深夜醒来展转反侧不能寐。感谢改革开放为我提供的网络平台，使壹位曾经心灰意懒，几近绝望于学术研究梦的老人又有幸赶上了第二个春天，使其有机会为圆梦继续奋斗。
祝我的母校蒸蒸日上，永远青春！
只要翻开历史壹看，壹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便展现在妳的眼前：20世纪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代表，可以概称“X代表”诞生的世纪，是X代表泛滥成灾的世纪。这类代表的发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俄罗斯名目繁多的“苏维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种文化现象是喜是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本拙着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现象的结果。现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是非曲直，吁请读者评述。我深知，本拙着中表述的观点肯定会引发歧义，会被习惯向左看齐的中国人指责为离经叛道，有悖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奇谈怪论。但愿读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在疑义相析的过程中，我乐意接受读者最严苛的评判。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说起“代表”的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隐藏在动物群落的生存竞争的残酷斗争中。动物群落中的雄性强者为了独占性的支配权利，往往展开妳死我活的嘶咬武斗，胜者成了兽王，如猴王，狮王，虎王是也。它们成了适者生存，成了负责继续藩衍后代和传递香火的代表。兽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据达尔文的進化论，人是从灵长类的高等动物中進化而来的，最初的人类社会是从灵长类的群落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都是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与异族部落的同仁進行拳打脚踢加嘶咬的搏斗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代表。可见人的“代表”和“兽王”的产生有相似之处。
原始社会尽管存在部落酋长这类代表，但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壹律平等的社会氛围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会崩溃，文明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余产品，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等级制，即马克思主义认定的阶级。等级制和阶级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于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区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这种制度性代表的产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长的产生，和兽王的产生的条件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暴力产生的，通过激烈的社会冲突斗出来的。正如古代希腊极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
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战争崔生出来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隶”，类似我们今天所称的“被代表”，被统治被专政的阶级。从此，等级制度也随之成了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壹张名片。
二 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绝非上帝派来的美丽天使，他们是由战争和暴力崔生出来的怪胎，从头到脚浑身充满血污，龇牙咧嘴，半人半兽令人可憎。为了漂洗这类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饰这类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现了著名学者思想家为其包装打扮。古代希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图极力把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张正义平等的聪明人，把因战争失败沦为奴隶的“被代表”贬称为无知的人。可见，柏拉图伸张的正义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是属于自然主义或具体的正义平等，如列宁在《国家与本命》壹书中伸张的那种阶级的正义与平等如出壹辄。柏拉图由此提出了壹条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这条政治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大有人把其捧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大约比柏拉图稍早的年代出现了壹们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极力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成功者捧为“知天命”的君子，捧为“圣人”，视为聪明的上等人，视为“上知”；把其失败者贬称为“小人”，愚蠢的“民”，视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图相似的政治原则是“学而优则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这类政治原则几千年来壹直被中国的统治者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宝，其影响至现在乃经久不衰。柏拉图和孔夫子不约而同的见解耐人寻味，使人深深感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孔夫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柏拉图则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柏拉图的“聪明”与“无知”不可逆的认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独裁专制的精神支柱。依靠这种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国，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识半斗的凶横和尚，弱智残障和三岁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宝坐，成为“真命天子”而为国人顶礼膜拜。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工具。而“谁应当统治”，这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问题。可惜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灵长类这种高等动物進化来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着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历代人类中的强者和“代表”像“兽王”壹样，视权力为命根子，对独占垄断权力充满著贪婪的欲望，这是人类最坏的恶劣习俗。
通常说，为了牢牢掌握手中权力，历代统治阶级都采用列宁说的靠“暴力和欺骗”，靠后来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把这些名人的主张对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确壹些。因为控制政权不能全靠欺骗。林彪说的“笔杆子”是指学者文人，不能把他们和骗子混为壹谈。学者文人创造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的進步发展，不完全是负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对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必须進行科学具体的鉴别和分析；把这些理论知识用“欺骗”壹词概括否定，或把其视为“马克思主义”而完全肯定，都是违背了科学的认知规律。
三 论“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对人的思想方法的影响
只要对人类的历史稍加研究，便能发现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支柱，就是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的理论，这也是“代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所以最初的国家被称为部落主义国家，或城邦诸侯国家，其首领被称为国王或诸侯王。
由于奴隶制部落主义国家规模小，人口少，彼此还保留浓厚的血缘关系，基本上属于壹祖之子孙。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或阶级划分显得很简单，仅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此时虽然产生了社会等级和阶级，但还未形成等级制度。此时虽然产生了人死后魂魄还存在的观念，但还未形成灵肉分离的理论。
随着诸侯国之间为掠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战争，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国。有的地区，比如我们中国，最后只剩下壹个统壹的秦帝国。大国的特点是版图大，人口多。国家的首领不再以“王”称呼，而是以“皇帝”称呯了。随着统壹大国的出现，各地的乡土宗教开始融合，最后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要统治壹个大的国家，绝不是治国如像烹小虾那样简单，这绝不是皇帝壹个人所能为的。皇帝必须依靠自己精心挑选的团队，赋予他们大小不等的权力，组成壹个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塔尖是皇帝，接着是内阁首辅大臣，地方诸侯和骑士，这些人被皇帝授权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壹切权力，他们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中世纪欧洲世俗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实际的代表制度。与此相随，宗教王国里也产生了等级制度，上有教皇，下设大小不等的主教和传教士，分别在各国各地区代表教皇行使传教布道的权利。
法国是欧洲等级制最典型的国家，第壹等级是宗教界里的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第壹等级控制了思想意识支配权，第二等级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是最重要的纳税大户；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没有话语权。第壹第二等级便成了法国的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就成了被统治阶级。
中国长期流行壹种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是统治阶级。比如恩格斯就说，国家“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法国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最强有力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证明恩格斯说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错误的。这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伙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政客组成的。依财产的多寡来区分谁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谁应该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这是产生“红眼病”，社会仇富心态的社会根源。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红眼病”主义，是“仇富”主义。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大原因，是导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秦始皇统壹中国后，皇帝之下中央设立宰相三公，地方设立郡守县令，里正乡长，由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汉朝中后期出现了士族参政，逐渐形成了士族集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级职务被高级士族垄断，以至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等级结构，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其影响直至现在乃隐然可见。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等级制度最终被确立起来了。这种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壹，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利益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壹个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特权阶级集团；壹个是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正当权利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水浒传》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里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王公孙子把扇摇。”充分反映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撕立族群撕立社会的祸首，是引发官逼民反之社会动荡的祸根。
第二，等级制度把社会个体分为两种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和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权利的。众所周知，刘邦就是根据这种理念把其所属分成“功人”和“功狗”。刘邦的“功人”是指运筹帷屋，搞战略顶层设计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冲冲杀杀的受令人。这种等级代表制度把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实践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为特权阶级，即行使大小权力的各级代表垄断是非，愚弄欺骗百姓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
代表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崔生了人肉分离之理论的形成。这种人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宗教上，这就为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狱。上等人的灵魂上天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壹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即权力之谓也。下等人的灵魂，即平民百姓的灵魂進地狱，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宗教就为人的命运的不可选择做出了默认安排。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们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惯用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最初萌芽。
灵肉分离理论反映到哲学或人的认识理论上，便产生了两种“本体论，壹是精神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心论”；壹是物质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物论”。
认为皇帝是老天爷在人类社会的代表的中国神传文化精神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决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为都必须遵照老天爷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物质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和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圣人说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物质本体论认为，客观规律能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不能废除或创造规律，只能顺应和适应它。在中国这叫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人必须接受客观规律的命运按排，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唯心论和唯物论表面看来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质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灵肉分离论的产物。它们都承认人的命运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选择，必须由超越于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观规律来安排掌握，彻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经验对物质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
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壹种被扭曲了的认识论，是为独裁专制主义培养造就良民和驯臣服务的，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惜自古以来，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产生的弊端祸根，未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反而以种种方式受到推崇袒护，这就更需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理论，是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两根台柱子。千百年来，百姓大众对等级特权制度怒不可遏，对利用权力致富的官僚特权阶层特别恼火，这几乎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基本根源。可见，农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对“等级特权”。但是由于柏拉图包装的自然主义或等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太深了，以至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根本无法动摇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观念。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到底就是要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生存竞争自由，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等级或阶级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义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至于什么叫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读者可以参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在这壹节里反复阐述的所谓具体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平等，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萌发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经验，设计壹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游戏规则，去取代由上帝启示安排之下的圣人确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通过这种游戏规则，使本来不自由的变成自由，本来不民主的变成民主，本来不平等的变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推翻了千百年来人的命运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规律主宰的专制主义理念，变成了人类有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见，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乌托邦，不是神话，而是人的理性经验发展到壹定时代的产物。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英国于17世纪爆发了革命，美国18世纪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于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从而使文艺复兴运动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成了普世价值观。因此，那种把自由民主平等说成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美国的乌托邦的中国人，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是中国典型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灵肉分离的理论并未因18世纪的欧洲革命受到触动，反而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袒护，还被广大百姓民众当成抚慰心灵创伤的灵药。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哩！法国革命结束后，崇尚灵肉分离论的思想家和学者还用更精致的方法把其包装起来，用来复辟巩固独裁专制主义政权。其中最名气的思想家和学者莫过于德国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用神奇万能的辩证法，轻而易举地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绝对观念”，创造了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本体论”。他运用“绝对观念”解释了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普鲁士王朝是怎样产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样成了普鲁士的皇帝，怎样成了绝对观念的载体和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壹句话，黑格尔用他发明的“绝对观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王朝装备起来了。他用运动，矛盾冲突斗争的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称霸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后来卑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人类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黑格尔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谓的“壹切现实”，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合理现实的，都是有效的，是万万不许变动的，这和中国的“实事求是”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强权政治服务的，是为历史的必然性，为独裁专制的普鲁王朝辩护的。
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著名论断，是反对理性主义的自由，是伸张具体的自然主义的自由。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是属于壹种必然的权力或权力的必然。谁掌握了这种必然的权力，谁就能获得为所欲为什么都能干的自由，就能像毛泽东说那样，可以像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可惜，能认识这种“必然”的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人。所以黑格尔鼓吹的自由，是为少数人的等级特权服务的自由；他主张的自由是少数独裁专制者无法无天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犯了把人的认识方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混为壹谈的错误，犯了用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之自由民主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壹种反动口号， 是黑格尔反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种理论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黑格尔说的“必然”，是指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毛泽东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壹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这是天大的谎言。布鲁诺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局如何呢？被野蛮专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彭德怀认为“大跃進”是小资级的狂热病，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实践证明彭德怀和林彪都认识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这两位开国功臣该“自由”了；结果如何呢？他们都非但没有实现毛泽东认为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反而最终都丧失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终身而获得的自由，最后竟滑落到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必然王国”的灭顶之灾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是都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果又如何呢？他们都和布鲁诺的下场壹样可悲。
由此可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要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就能到达自由的彼岸，这是十足的谎言。再次证明，壹切谎言，不管是谁鼓吹的，不管是什么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么文学家，还有什么天真烂漫的诗人，不管其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为独裁专制主义服务的反动口号。
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中脱胎而出的壹种思潮，这是由马克思本人承认了的公开秘密（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黑格尔主义刚好相反，是属于崇尚“物质本体论”的壹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按壹定的规律运动的。这种规律能被人认识，但人不能违背它，只能顺应它。否则，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马克思根据这种物质本体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壹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神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神话。马克思说：“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 《共产党宣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去取代上帝创造历史，取代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就是用“物质本体论”去取代“精神本体论”，用壹种神话去取代另壹种神话。这种理论或神话更替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捧上了天，认为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实是如此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壹下。
主张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只有先進的，革命的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是没有资格创造历史的。而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是什么呢？看其能否代表先進的生产力。
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类少数人群体才能代表先進的生产力，其他阶级都是行将没落的阶级。至于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先進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这是否定壹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主张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为众人熟悉的极左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内极左派的老祖宗。这不是我造谣，请读者读壹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定壹切的极左运动。这是无须解释的自明真理。
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无产阶级视为是先進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创造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列宁则干脆把创造历史的重任赋予给“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的身上(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幼稚病》)。这也是列宁津津乐道的“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只有区区少数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组成的。因为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中的少数）是使用机器生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代表先進生产力，代表先進科学技术和先進思想文化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可见，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是“代表”理论的始作俑者。可见，这种少数先進分子创造历史的理论和上帝创造历史的理论大同小异，其区别无非是五十步与壹百步而已。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却把管理组织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把研发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人员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是多余的人，而被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或改造对象，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工业革命后使用什么工具当成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从而把因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为革命与反动，先進与落后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扭曲为“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把这种对立关系视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与“奴隶”不可移；如同柏拉图的“聪明人”与“无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与下愚不可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不疑的阶级分析论。正是这种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悖而行，使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而行。这是壹种被精心包装的灵肉分离的理论，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理论。
在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引下，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统治世界的宣言；它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壹篇运用物质本体论和阶级斗争论创造历史的观念，论证“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涉及“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理论，壹定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壹定是把理论和经验视为两截不相联贯的灵肉分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灵肉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壹种哲学。
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筹划、由恩格斯执笔写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晚年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的哲学文献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专著之上。这些哲学经典专著的立论基点就是“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灵肉分离之理论。这种处处以“物质本体论”“壹以贯之”的人肉分离的理论，主张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神圣理论，从而否定理论与经验的有机联系；把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真理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视为是“唯我主义 ”“唯灵论”，视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严加批判；把主张真理有待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的科学家，视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学位的奴仆（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灵肉分离的“物质本体论”，即“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理论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扛着“物质本体论”的旗号，在灵肉分离论的支配下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遵循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从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学术讨论搁置壹旁；却专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杀戮的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派”，即政治哲学理念不同于自己的“反对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進代表”，这里所说的“先進代表”，其实就是把持苏共政权的特权派。这些特权派还自诩是由“特殊材料”铸造的共产党员，列宁的忠实信徒。全书沾满著用“武器的批判”产生的斑斑血迹，是为“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写的教科书。
《联共（布）党史》后来被毛泽东捧为“圣经”，捧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导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成了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指南，成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理论源泉。这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而现在还执迷不悟阶级斗争和热中权力的人，还处处以“特殊材料”自诩的“联共”式的党员和“苏维埃代表”们，即被众多中国人鄙夷的“唱红派”“左撇子”，则成了阻碍当今社会進步开放的最大阻力，这难道还不够壹目了然吗？
四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这只是针对中国人而言。
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壹场大革命。显然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没有脱离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认识理论的窠臼，它充斥着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论的神秘主义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阶级烙印。它的价值取向是特定的阶级利益和最大的权力，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对世界和人类社会進行科学理知的论证和理性的认知评估。这是壹种诉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
美国的实验主义和以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它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反对等级观念，反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它的价值取向是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这是壹种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价值观念长期受到被马克思主义支配的中国人的非难，亵渎和污名化，被视为是腐朽没落的垄断寡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被视为是鄙弃神圣真理的“唯我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著名学者胡适被定为“战犯”之后，实验主义竟也成了“纸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取缔。这极大地妨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把中华民族长期置于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幸。
当今的中国，要想顺利地实现和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正确认知美国，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利益纠葛。要正确认知美国，必须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因为美国的实验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壹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不仅能正确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还能使我们从美国的实验主义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来丰富充实中国的文化。
我们反对盲目崇美，但是我们要诚心诚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为知美派，正确认知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是绕不开的壹道坎，这对化解中美两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歧见，这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这对不断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迈向新的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来在中国的学术界流行壹种什么中美两国的矛盾，是制度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判断，是继续运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认知中美两国的矛盾，非常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于两国建立壹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我们只要通过对两国深层次的文化渊源的研究，找到两国人民心灵深处之间相通的人性共识，就壹定能破解中美两国命中注定冲突的宿命论和化解两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方式不是不可选择的，并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种非冲突不能相处的方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向美国文化学习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这在改革开放前处处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样说，不向美国学习，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三十多年左右时间，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忘记了这壹点，中国人势必犯大错误。现在因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呼声跟官方意识形态真空的邓右开始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有些支持邓右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了，“纸老虎”的观念又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里作祟，胡适批评过的东方民族夸大狂又开始发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国的优秀文化抛之脑后。另壹方而，学美国是否学过了头，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无穷忧虑；但是，“怎样才算学过了头”，也值得全国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这对消除学美国引起的忧虑很有必要；这对素来有“吾从先進”的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对渴望改革开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单是壹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种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现在，我想根据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推介文章，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掀起的巨大变革谈谈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实验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自己的壹点绵薄之力。
首先我声明，我未学英语，孤陋寡闻，从未接触实验主义的原著。我对实验主义的了解都是通过胡适大师的介绍；所以本拙着大量引述胡适的著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仅此而言，我是名实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为耻，诚然也不以此为荣，只是出于尊重事实，尊重胡适大师的纯真。但在“抄袭”的过和中，也夹叙着我个人的壹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忧虑，寄托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无限希望。
反对等级制和灵肉分离的理论，不是美国实验主义的首创。古代农奴和农民发动的无数次起义，目标就是要摧毁万恶的社会等级制。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的政治理念，每次起义非但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進行的革命，也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也是用壹种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用什么行政二十七级或二十八级去代替中国历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样，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在过去不是没有人反对批判，只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认知手段做支撑，致使他们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批判像昙花壹现稍纵即逝，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能为人知晓。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范缜写的《神灭论》，即使用今日的学者眼光来评判，他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当代人惊叹不己。
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贡献，在它紧紧依靠文艺复兴以来培植的格外坚牢的科学政治理念，紧紧依靠19世纪众多科学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学认知手段，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度观念和人肉分离的理论做了颠复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类认识历史上的深刻革命。这对社会的進步开放，对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念的推广普及产生了持久的积极的影响。
美国的实验主义反映了19至20世纪欧美科学家群体的壹种思想方法论。它不是指某壹个人的主义或思想，而是综合了美国的著名学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的化学家）、马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等人的学说。实验主义的发起人皮耳士，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名学家、物理学家；给“实验主义”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的教授；后来成为实验主义领袖的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他的教育学说在美国影响极大，被美国人称做“教师的教师”。
把美国的实验主义和其他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比如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实验主义更像壹座硕大无比的熔炉，综合和融合了许多世界壹流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精华，提炼出壹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是科学家的思想方法论，是为科学家认知评估客观世界服务的壹种方法理论；不是服务于权力斗争的政客理论。因此，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而已。由此可见，实验主义尤其说美国科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说它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学家怎样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于水火为宗旨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那样，容易和乌托邦结缘，容易和诉诸情感的非理性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仅在美国和欧洲壹些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级制的国家和地区的推广水平却要逊色多了；而在马克思主义占治治地位的国家，即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强调得过了头的国家，实验主义却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敌视。
美国实验主义的壹大功劳，就是发现了壹种“历史的真理论”。据胡适的介绍，这种真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
我们所谓的真理，原不过是人的壹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壸是壹样的东西；和农民手里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的观念不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们就该找别的真理来代替它了。胡适的的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写得何其好，是何等地发人深思。
美国的实验主义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纱，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为之壹新。实验主义把真理视为和教师用的粉笔，农民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变更真理这类思想观念，像教师换壹根粉笔，农民换壹把锄头，掏粪工人更换壹只粪桶壹把尿杓那样简单方便。这种理论给美国人创造了壹种变更思想观念的良好宽松的社会氛围，使美国人稳稳当当站到了变更思想观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国人成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创造性的民族。
我们知道，壹个民族，壹个国家的進步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观念能否不断更新与世俱進，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价值观念。有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就能创造出壹流的政治体制，创造出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美国的实验主义为美国创造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壹流的政治体制，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有人说，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但我认为，20世纪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思想方法，这就是美国的实验主义。我坚定地相信，在人类未找到比实验主义更好更先進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国民族将能继续保持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会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这样表述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功绩，并非要肯定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评和愤慨。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和美国的学者科学家群体信奉的实验主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国的学者科学家信奉的实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科学，这是两股南辕北辙的思想意识流。美国的霸权主义最终要以损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终，最终要为美国人民抛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壹种争夺权力归谁所有的理论，是服务于壹种争夺权力的政客理论。归根结底，这是属于阶级斗争的壹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持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学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缘：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权力。美国的霸权主义为了追求世界统治权，到处拉帮结派，制造颜色革命；《共产党宣言》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旨在处处制造颜色革命；不过它的“颜色革命”被称为“红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罢了，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党管理统治全世界。两相比较，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追求的目标与主张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伸张的世界共产主义都是属于乌托邦。
那末，什么是乌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办不到而非要办到的主义思想理论都属于乌托邦。历史证明，对上帝创造世界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这是乌托邦；独裁专制主义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骂，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伤是乌托邦；这就是说，凡是推行壹个政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治国治民的，不管其动机出身如何，都是乌托邦；任何壹个民族，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壹个国家要想称霸全世界，这是乌托邦。可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前苏联推行的世界共产主义都属于乌托邦。
现在中国理论界有壹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纠正了苏联的乌托邦，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过了头，现在我们又陷入了美国的乌托邦。所以现在的改革开放必须纠正美国的乌托邦，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和美国的乌托邦，走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权主义视为乌托邦，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走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美国的实验主义、美国的优秀方化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混为壹谈，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实验主义是科学家认知评估世界的方法理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利益，超越阶级种族群体的意识主义的普世价值。目标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识和社会共识，创造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这绝对不是乌托邦。
众所皆知，美国是壹个移民国家，种族矛盾曾为世人最为诟病的丑陋现象，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但通过两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的种族矛盾得到极大缓和，许多杰出优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鲍威尔和赖斯成了美国的国务卿。这充分说明，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绝不是乌托邦。
尽管美国和我们中国壹样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美国的先進思想理念，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進步。如果我们无视美国的实验主义和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势必把这两者混为壹谈，势必会把反对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变成反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就会误导我们对美国实验主义的正确认识，减损我们对美国人民善良品质的信任，减损我们对美国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信念，就会动摇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怀疑美国民族的先進思想理念，我们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倒退，退回到过去封闭的社会状态中。这对渴望改革开放，渴望能过上有尊严而又富裕体面的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现在，我们把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样举步为艰，比从古代的蜀道登天还难。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则认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被视为是永久不变的“天道”或“天理”之类的东西。这种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为人造的，不是造出来供人用的，而是从天而降用来约束或规范人的行为，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天道”或“天理”。谁违背了它，谁就要受到惩罚，如孔夫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在中国真理是神圣的，是不能随便变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中国要想改变所谓的“天道”“天理”或“真理”，这是壹件天大的难事，这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事，必须动刀动枪，杀他壹个天翻地复妳死我活，才能获得天老爷的垂青，才能唤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灭人欲”；为了真理，中国人必须放弃壹切欲望，忍饥挨饿是小事，捍卫真理是大事。这种传统文化的真理观壹直保留到现在，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核心，成了当今中国人思想行动的根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间变成了权力。为权力而战就是为真理而战，为了权力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枪齐鸣。妳杀过来，我杀过去；为了权力和真理，中国人自相残杀，短短二十年，弹指壹瞬间死人5000万。诚如李宗仁所说：“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卢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壹惨绝人环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在中国，真理是不容批评挑战的。谁要批评真理，谁就是搞资阶级自由化挖政治墙脚，谁就得准备接受专政了，甚至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真理观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观念和体制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是阻挠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的绊脚石。
在中国，我们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人那样，把主义、理论、思想和政治体制之类的真理看成和教师使用的粉笔，农民使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壹样的东西，看成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我深信这壹天的到来之日，中国人再也不要为观念的变革动刀动枪杀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观念的变革彼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这是中华民族插翅腾飞的基本条件。
美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难道不能办到吗？“天道”“天理”之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观”就不能允许变更吗？我们中国人难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隶吗？“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这话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韩愈如果能活到现在，肯定会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温《原毁》壹文，我们不妨学壹学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国的实验主义，就其如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才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国大丈夫！
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必须了解杜威对实验主义的卓越贡献。正是杜威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美国实验主义中的龙头地位。那末，杜威的贡献是什么呢？
第壹，杜威发现了古代以来的知识论的最大病根，在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区别太严了。造成这种病根的原因，由于古代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的种种阶级。古代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和身，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和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总之，在杜威看来，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使古代以来的知识论和道德论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产生灵肉分离论，知行脱节论，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种种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检查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病根，更可贵的是他找到了治疗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方法和途径。其方法是实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壹）壹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交互影响。
其途径是推行平民主义的教育：（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的习惯。“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
平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壹个个地实地证验，对于壹切制度的习俗都能存壹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
总之，杜威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壹齐改革，抚平千百年来由于阶级观念造成的社会裂痕，使人类社会成为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受阶级制度的制约影响，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实践论》中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壹个人都在壹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他对此观察的结论和杜威的结论完全不同。杜威认为这是知识论和道德论的病根，必须通过平民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来消除。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消除阶级制度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影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占领各个思想领域的阵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宁的著名论断：“壹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因此，“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壹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壹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见《青年团的任务》）在列宁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之下，中共毛泽东壹贯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是争夺接班人的舞台。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教育始终贯穿壹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谁应统治”，贯穿应当由谁来扛旗引路的红线。从而使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教师身心备受摧残。这是导致中国教育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60多年来中国教育不能出“大师”根本原因，这是当今中国人无限怀念西南联大在其极其艰困的环境中竟能培养出壹大批学术泰斗大师的根本原因。
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中国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中，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发现了近代哲学的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物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么叫做经验。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于“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对于我们研究旧派哲学的种种争论之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全文录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 ，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的世界，走進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连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穿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杜威把经验看作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使得旧派哲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唯物和唯心的争论变得毫无价值了。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壹齐抹煞，壹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壹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壹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壹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举如同横扫千军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壹个大革命家的地位。
经验既然就是思想，经验的活动是要变换现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质是联络未来。可见，经验是应付环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环境，征服它，约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因此，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它含有无数的推论，每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人类的经验全是壹种“应付环境”“约束环境”的“应付行为”。可见，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经常感慨“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
杜威对经验的科学解释，赋予了每个社会个体拥有進行思想推论的神圣权利，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些处处以先進思想文化，先進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论为专利的“X代表”，企图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论的意图，是壹种典型的专制主义的自然流露。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观念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几千年来尊卑长幼贵贱的等级界限之严格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中国的尊者长者贵者向来以“君子”相称；卑者幼者贱者向来以“小人”相称。“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言义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权；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利，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论产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所以在中国思想推论长期成了君子圣人的特权，小人贱者是不允许染指的。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于古代社会阶级区别很严，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和小百姓的种种区别太严的缘故。这份社会负遗产为20世纪的毛泽东完全继承，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执着严格的阶级分析论，把经验和思想看成绝对相反的东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说，毛泽东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把经验视为是“主观”的，是“靠不住”东西，“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是细碎不连络的分子”，“是细碎的记忆账簿”，是属于“壹孔之见”，这种种观点反映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
毛泽东不知道经验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经验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任何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论乃是每壹个人“无时无刻不做”的大事。毛泽东把平常人的“经验”仅仅看做是供圣人供大人物進行思想推论的材料；把平常人的头脑视为是堆积思想原材料的仓库；把圣人大人物的头脑视为是生产思想理论主义的加工厂。
总之 ，毛泽东对“经验”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旧派哲学的思想认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泽东只允许别人给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许别人自己加工推论，这已成为了中共的党纪。毛泽东把别人想根据自己的经验進行思想推论的人，壹律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進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彭德怀就是因此闯了大祸。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共种种思想文化代表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束缚13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见，中国要想顺利地推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事业，必须开展壹场“实验主义”的启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壹个“经验即是生活，生活是应付环境”的基本哲学观念。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应付种种环境的过程中取得充分满意的效果。
杜威说的思想创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论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论有两大特性：（壹）须有壹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通常人都知道“寻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壹个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推论分做五步说:（壹）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可见，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容易为广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比如什么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的既对立又统壹呀，什么认识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啦，什么“飞鸟之景”，“又动又不动”啦，还有什么“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类晦涩难懂的经院哲学概念，还有什么“眉头壹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类上等聪明人的认识理论通通壹扫而光，像拨开乌云见太阳，真是大开人心事，使人有点像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胡适针对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做了精彩点评。现在我把自己认为的精彩部分摘录如下：
思想的起点是壹种疑难的境地。杜威壹派学者认为，思想是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壹个疑问符号。壹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頣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认定疑难存在什么地方。第三步，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第四步，决定那壹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方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進行第五步的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壹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见，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预备将来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在胡适看来，杜威壹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因此，杜威思想推论的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壹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壹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妳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识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的来源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壹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
综合胡适介绍的以杜威学派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实验主义，在彻底進行思想方法变革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个重要特征：
第壹，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对人类认识论产生的错误影响，为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平台。我们知道，在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甚嚣尘上的专制社会里，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受到严重的压制，都有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美国的实验主义诞生之后，使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保证了美国社会在自由和谐的轨道上运行，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進步发展扫除了前進的障碍，这都应归功于实验主义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的结果。
第二，彻底摒弃了灵肉分离论对人类认识论的错误影响。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把实践和理论看成是不相联贯的两件事。而杜威的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为摒弃灵肉分离论提供了轧轧实实的科学根据，为思想解放扫除了壹大障碍。特别是杜威强调的“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从而确认了思想推论是每个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现代科学的认识理论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彻底摒弃了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杜威在其思想推论的五步说中，把认识真理的过程概括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从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这种探索真理的过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语呈述出来，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痕迹，充分展示了实验主义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的风彩。
把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坚信等级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制每个公民像和尚念经做功课壹样，每天必须刀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阶级分析论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任何新观念的出现，都会使权力阶层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认为这是变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变天”防止“道变”，便成了第壹要务，那管百姓大众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不断诱发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还把百姓大众封闭在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汉魏晋”的远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笃信灵肉分离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把精神意识视为第二性。这种把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视为两种相反不相连贯的观念，就是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知和行的关系上，就出现了把理论认识和行动实践看作不相连贯的两件事，这特别表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的公式上。这种灵肉分离论造成的社会后果，把人分成了两部分，壹部分（少数人）专门从事思想理论加工的人，他们不仅能拟定调查纲目，还熟悉口问手写的奥妙，是思想理论加工厂的总管和技术骨干，是属于劳心者；壹部分（多数人）专门从事实践的人，专门给思想理论加工厂提供经验思想原料的劳力者。前者成了先進生产力，先進思想理论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后者则成了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无声的“被代表”。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各种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权利被漠视，人格被蔑视，尊严被贱视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马克思和其信徒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進到人的认识论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是壹种精心包装的神秘主义。波普尔说，黑格尔“作为壹个逻辑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壹种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的变戏法。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哲学论断，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表述。
毛泽东关于物质和精神互变的理论，早在《实践论》就已经提出过：“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壹个飞跃。”毛泽东认识论中的“两个飞跃”和“两个变”充满著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著佛教禅宗派鼓吹的“顿悟”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辩证法”，用波普尔的话说，“可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说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说成假的。就是说，可以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可以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导致苏共和中共出现了壹系列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这是导致苏共解体和苏联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义的辩证法，是壹种祸国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当今有壹批向左看齐的中国人，对这种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还存在壹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千方百计把其包装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坚守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吗？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要在中国实现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必须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践已经证明，靠马克思主义是万万不行的。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无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无非是缘木求鱼而已。我认为，只有借鉴美国的实验主义，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等错误观念，才能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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