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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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7日
作者 方圆
民主党成立后将自己定位为代表全民。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政治主张。国家应当是全民的，政党不可能是全民的。政党只可能是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当时我们认为，1998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代表，中国民主党应当成为中产集团和劳工集团的代表。由于民主党坚持自己代表全民，我们不得不离开民主党，建立了代表劳工集团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称中国工党，并建议中国民主党争取成为中产集团的代表。
下面，我将从效率与公正、前進与倒退、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三个方面向大会作报告。
壹、效率与公正
在中国工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我们第二次修改了党纲党章。其中壹个极其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原来所提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修改，明确宣布了社会主义是本党的理念，宣布了我们将用民主的方法来追求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而是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大同思想，基于当今我们新发现的钟摆法则，崇尚民主宪政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
我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作出这样的界定，是因为“社会主义”壹词，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希特勒主义者糟蹋得不成样子。在此，我们必须为“社会主义”正名，并作出我们的定义。
根据众多文献介绍，“社会主义”壹词的词根是“社会”壹词，源自拉丁语social，意指联合或共享。随着时代的進步，“社会”壹词，被赋予两种清楚分明的含义，既可以指自由公民之间的壹种契约关系，也可以指伙伴之间的壹种情感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由独立个体的人之间组成的社会，其成员应该拥有公平地位。
“社会主义”壹词的最早使用，壹般有三种说法。第壹种说法认为，德国神学家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在1803年写的《驳社会主义》壹文中，指“社会主义”是壹种上帝安排的制度。第三种说法认为，欧文的信徒于1827年11月在他们主办的《合作杂志》上及法国的乔西叶尔于1832年在圣西门派主办的《地球》期刊上，用“社会主义”表达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谁第壹个使用“社会主义”壹词，尽管这个词含有顺乎天意、社会契约及自由民主等等内容，但它与众不同的根本特征是强调社会公正。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明确定义为追求社会公正的壹种政治主张。
日本学者福地源壹郎在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邪说之危害》壹文中，第壹次用汉字意译“社会主义”。
中国第壹个使用“社会主义”壹词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2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上，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壹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壹词在我国得以流行并广泛传播。
苏联是世界上的第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和史达林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加无产阶级专政。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时代的中国，基本上都遵循这壹模式。这个模式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贫困。这个模式导致贫困的原因，比较壹致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力低下。但这个模式为何导致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此就其说不壹了。国人的普遍说法是大锅饭导致大锅清水汤，因为大锅饭制度使人们失去生产的兴趣，故而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工党认为，这个模式导致生产力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片面追求公正，用公正对抗效率。
邓小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如果邓小平不立即改革，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如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壹样，最多熬到“苏东波”。但是聪明而有气魄的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宁愿马列主义破产，也不愿中共破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民间兴起的“包产到户”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让步政策，尝到解放生产力的甜头后，進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果断扔掉了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加壹党极权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左们攻击邓小平修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是倒退。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壹个问题：有错误为何不能修正？不修正错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在壹个贫困而缺乏效率的社会里，主张壹部人先富起来也就是主张提高社会效率，不是复辟倒退，相反是進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的重大進步。邓小平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种举措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由于追求效率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说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也没有说错，但邓小平此时搞资本主义更没有搞错，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核心价值根本没有错。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社会主义追求公正。这两种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基本追求。
马克思穷其壹生研究资本主义，写了几大本《资本论》论述“剩余价值”，马克思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推导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有三个盲点：
第壹个盲点是他仅发现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负面，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效率的正面。
第二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什么是市场规律及市场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第三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没有搞清楚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市场规律，尽管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良好动机，错误地作出资本主义对利润过度追求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推论和资本社会必然因此灭亡的预言。据此导引出来的计划经济，更是壹套闭门造车的荒唐谬论。计划经济的实践不仅没有促進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给生产力戴上政府强暴干预的镣铐。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钟摆规律，用社会主义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公正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效率，并由此导引出用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公正，進壹步导引出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是不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前辈当年的“大跃進”，历史动机也是好的，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跑步進入共产主义”。但这是壹种基于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并掺合了列宁和史达林错误思想的不科学发展观。毛时代用平均代替平等，更是不科学中的不科学。今天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在痛苦和眼泪中的升华，是壹种進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是矫正毛时代对公正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追求。“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核心就是追求效率，这种追求在当时和在今天以及在未来都没有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错，错的是对效率的追求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端化，物极必反，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这是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
习时代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效率已经伤害了公正，把效率降低壹点，把发展的速度降低壹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是壹种更错误的认识。降低效率和降低发展的速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均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均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问题不在于高效率和高速度创造的经济利益，问题在于如何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的利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就目前来说，就是要改革壹切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未来而言，就是要设计壹套正确调节效率与公正关系的社会模式，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才是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核心。
工党作为壹个在野党，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把解决的方法提出来，推动执政党去解决。解决得好，要肯定，解决得不好，要批评。要让中国的领导者和老百姓都明白公正和效率的关系，正确理解和科学处理这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工党推动中国進步的理论目标。
现在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以民主宪政为社会模式。在这些民主社会中，各种政党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不管这些政党打什么样的旗号，基本上分属三大集团：资本集团、劳工集团和中产集团。代表资本集团的政党追求效率，代表劳工集团的政党追求公正，代表中产集团的政党追求稳定。
当效率侵害公正，影响社会稳定时，大多数选民会把选票投给追求公正的政党。追求公正的政党上台后，会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壹旦这种分配阻滞了发展效率，影响社会稳定时，大多数选民又会把选票投给追求效率的政党。周而复始，社会就進步了。这些选民少数是自觉的，大多数是不自觉的，仅是靠他们对社会生活不断提高的壹种感觉和追求，这种感觉和追求，就是历史规律对人们意识的影响和反映。
中国工党将这种历史规律，称为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效应，定义为钟摆规律，或称钟摆法则。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对马克思盖棺定论的演说中，把“剩余价值论”擡高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阶级斗争会随阶级消灭而消灭。按照他们的理论推导，阶级斗争消灭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这明显是壹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跛脚理论。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时代而异，不仅仅限于阶级斗争。中国工党认为，从现代工业社会直到大同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效应。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别的历史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他们自己正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这种摸索是不应当批评的。人类就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摸着石头过河，才发展到今天并将不断发展下去。
本人带领中国工党，在黑暗中摸索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正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之发现，正是本人和中国工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中国工党认为，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壹。
二、前進与倒退
今天中国的某些政客，无视马克思主义失败的现实，主张使用倒退囘马恩列斯毛原教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代表，被某些人指称为不久前被判终生监禁的薄熙来。到目前为止，包括在座的某些朋友，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薄熙来。对此中国工党可以理解，但无法茍同。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是理解这些朋友出于壹种良好的愿望，那就是把薄熙来当成可以解决公正问题的旗帜，或者把薄熙来当成可以引发中共内讧的工具。针对这些朋友的良好愿望，应当提出两个问题:
第壹个问题，薄熙来是否能成为这面旗帜？薄熙来没有李大钊在北洋军阀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大义凛然；薄熙来也没有汪精卫面对摄政王的屠刀，饮刀成壹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气概；薄熙来更没有那些绿林好汉临刑前大喊二十年后又是壹条好汉的江湖胆量；薄熙来缺乏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智慧韬略，薄熙来仅能拿壹顶绿帽子当挡箭牌。薄熙来能承载这些朋友对他的拳拳之心，切切期盼吗？不能。他在法庭上精心但弱智的表演，证明他这种人根本没有资质才具成为任何壹种政治力量的领袖，遑论成为某些朋友心目中的社会公正旗帜。
第二个问题，就算薄熙来是壹条铁血汉子，他的“打黑唱红”路线，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吗？“打黑”确实能化解民怨，不管是红打黑，还是黑打黑。这壹点，中国工党不反对。中国工党反对的是“唱红”，唱回红海洋，唱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江山壹片红，唱回永不落的红太阳把老百姓炙烤得皮开肉绽的毛时代。这不是推动历史前進，反而是开历史的倒车。盼望均富的人民绝不愿倒退回均贫的大锅清水汤年代去。有朋友说，我们不倒退回1957年后的悲惨时代，倒退到1956年的青春时代如何？
邓小平上台之初，打的并不是“改革开放”大旗。当时他分分钟不离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他要返回之“正”，就是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回荡在昆明湖上的童真时代。返也者，倒退也。历史上也有不少政治家长叹“人心不古”，企盼返回远古的朴实纯真。如果真能返璞归真也是很好的。问题是返不回去了。妳想回去，别人不想回去。当今民智已开，今天的老百姓，还会敲盆打桶吓唬无辜的小麻雀吗？今天的老百姓，还会敲锣打鼓迎接腐烂的小芒果吗？1956年的老百姓能够自由来泰国旅游吗？1956年的老百姓有手机，有电脑吗？小朋友的开裆裤里露出的两个小屁股蛋是可爱的，但叫壹个成年人倒退到穿开裆裤的可爱童真时代，那开裆裤露出的两个不小的屁股蛋壹点不可爱。倒退是解决不了社会公正的问题的。不管是薄熙来自己，还是打着别的旗子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都不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根本原因在于，前進不了人民有气，倒退回去人民有恨。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進了近四十年。十五年前，我在《北京之春》举办的中共执政五十年研讨会的发言中，将这段经历也就是“壹部分人富起来”的过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壹个阶段，我称为“勤劳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万元户年代”。这个阶段应当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由于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当时先富起来的那批“万元户”，大多数是依靠恢复名点小吃，恢复地方特产，或长途贩运，或提高生产率如名噪壹时的步鑫生等。他们是靠体力和脑力致富，他们走的是壹条勤劳致富的正路。
第二个阶段，我称为“投机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倒爷年代”。这个阶段以中共推行“双轨制”为起点。所谓“双轨制”，是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有人瞄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想方设法把计划内的低价物资“倒”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从中赚取不菲的差价而致富。
第三个阶段，我称为“权力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批文年代”。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和形形色色的掮客的交易中，自己的签字转瞬之间就变成沈甸甸的钞票。以其让妳赚，不如我自己赚。愚蠢的赤膊上阵，奸猾的带上白手套。这时最时髦的话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发展到今天，不去讲薄书记的若干亿，那些小小派出所长大都成为百万富翁。
第四个阶段，我称为“回扣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红包文化年代”。这个阶段起于“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政绩建设”。由于大量工程的出包和承包，回扣就成为壹种应运而生的致富手段，進而传染到各行各业。连被视为春风化雨的教师和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能免。没有赞助费不能進学校，没有补课费不能進教室，没有红包不开刀，没有红包没病床，甚至还滋生出壹群群“医托”“药托”。顶礼膜拜的师尊，万众敬仰的医德，在金钱大潮中变成大大小小的红包。
第五个阶段，我称为“欺诈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假冒伪劣年代”。假烟，假酒，假茶，假药，假鸡蛋，假车票，假记者，假将军……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而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柴油米，硫磺馒头，注胶牛肉，农药韭菜，尿素豆芽，烧碱辣椒，硼砂萨其马，三青聚胺奶粉，逐渐构成当代中国人的身体了。“假冒伪劣”，不仅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而且已经登堂入室，升格为“中国特色”了。
第六个阶段，我称为“暴力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现代版的“打砸抢年代”。在绑架亿万富翁而闻名的张子强伏法后，罕见地出现壹股对张子强的崇拜热。随着，小偷小摸发展到强抢豪夺，抢行人发展到抢汽车，抢汽车发展到抢火车，抢火车发展到抢银行，就差壹点抢政府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成功的真正法宝。用暴力得到天下的中共，同样依靠暴力重新分配财富。今天，历史在更高壹级的螺旋圈上回到原点，不仅有人依靠暴力致富，進而有朋友出来“替天行道”，要学着中共的样子，走当年暴力打天下，暴力重新分配财富的路子。这是行得通的壹条道路吗？用暴力来解决社会不公，是前進还是后退?
中国工党认为，这是壹条行得通的路子，但不是壹条好路子。使用暴力方法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个方法可以把历史推向前進，也可把历史拉向后退。在今天，使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本身就是壹种后退。在小米加步枪的过去，共产党牺牲了几千万生命才打下江山。在坦克加飞弹的现在，要把共产党的江山打下来，牺牲的生命不是几千万而是几万万。
有的朋友认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中共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是美日联盟的下饭菜。壹方面，美国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威胁，急剧扩大军力以遏制中国；另壹方面，日本的掘起与中国的掘起已经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日战争难以避免。今年是甲午年，日本急于发动第二次甲午战争，以期在美国支持下挫败中国。中国壹旦战败，必然引起中共内讧，中共可能因此分裂，甚至引发内战。那时，日本就可以如同美国在星条旗下正气凛然将民主自由送到伊拉克和利比亚壹样，在太阳旗下堂而皇之将民主自由送到朝鲜和中国。这些朋友认为，日本可以利用美国战胜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推翻中共？这样就可以避免牺牲，减少流血，火中取栗，曲线救国。
我们不怀疑这些朋友的智慧超过汪精卫，胆量大过黑旋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更不会认为他们是大话吓人。我们也不怀疑美国称霸世界遏制中国的战略和输出民主自由的决心，我们更不怀疑日本征服中国，将“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民是刁民，兵是兵痞”的中国，改造成“君是儿皇，臣是降将，民是皇民，兵是伪军”的满洲国之既定国策和武士道精神。中国工党要提醒这些朋友们正视的是，不论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打中国人，中国都要死人。
我们希望这些朋友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那些蜜罐中长大的独生子女的浪漫青春染成血色黄昏。我们诚心诚意希望这些朋友，不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无饭可吃无衣可穿的万不得已的时刻，不要拿起武器，走上那条重上井冈山的不归路。我们更要诚心诚意劝告这些朋友，不要妄想踩踏在同胞的尸骨和鲜血上，步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汉奸路。
综上所述，在革命与改良的老问题上，中国工党强烈主张走改良道路，这是理性地把社会推向前進的道路。有朋友问，如果中国发生向毛时代不可逆转倒退的假改良怎么办?
本党壹大已经有了回答：我们将用真革命去对付假改良。
三、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
香港最后壹任港督彭定康，在他前不久发表的壹篇文章《中国拿不出“中国模式” 主宰不了全球》中，提出了壹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尽管中国的国力迅速强盛，如果拿不出壹个像样的中国模式，仍然无法主宰世界。
中国工党认为，中国的掘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在于主宰世界。但中国必须在国力强大后拿出在壹个让世界人民眼晴壹亮的中国模式，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和肯定。因为今天的中国模式，的确不是壹个好模式。
今天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加壹党极权。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因此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可是壹党极权不但受到人们的诟病，而且如同壹块顽固的巨石，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前方。
壹党极权的基础是封建家长制。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家长制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只有儿女的不是，没有父母的不是”的父子关系，而非平等的兄弟关系。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家长制的核心，因此有其温馨亲爱的壹面。但父母之命不可违，又酿成数不胜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在家长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永远要在承受家长无私关爱的同时，必须承受家长的严厉管教，也就是要葡匐在家长的专制之下。孩子到了青春期，要形成自己的自主意识，因此产生青春逆反。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到达青春期了，适应于中华民族童年期的家长制已经不适应于青春期的中华民族了。所以，封建专制的根必须刨除，在封建专制根上嫁接的马列主义壹党极权也必须抛弃。
抛弃壹党极权的中国模式后，我们要拿出和能拿出壹种什么样的中国模式？
这里我们拿世界汽车市场作壹个比方。美国车的卖点是坚固实用，欧洲车的卖点是安全豪华，日本车的卖点是省油廉价。如果我们中国人要進入世界汽车市场，我们的卖点是什么？
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晚，基础远不及他们雄厚。若干老牌汽车生产商早就着手研究新能源并已获成功。但他们为何不推广于市场？关键在于他们旧能源系统的生产厂家遍布世界，壹旦采用新能源，这些厂家和设备怎么办？中国没有这个沈重包袱，可以壹头扎在新能源上，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优点。所以，中国车的卖点是新能源，靓款式，好价钱。简而言之，中国车的卖点是环保实惠。
习近平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纪念大会上，用了十二个字来概括毛的精神遗产，那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春节上演的剧码中，久违的小铁梅，李玉和又粉墨登场。壹些朋友将此解读为习向毛靠拢，向左转。但这些朋友为何不将此解读为习的宽宏和包容？
毛泽东长期以来，残酷迫害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近平也因此有幸当上“黑狗崽子”。今天习肯定毛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不是毛那套排除异己，整人害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以包容在十年动乱中差壹点亡党亡国的毛泽东，为何不能包容竭尽全力推动中国前進的民主派？邓小平可以搞壹国两制，习近平为何不能搞壹国三制，壹国五制，壹国良制？毛泽东只能在壹元社会里称王称霸，习近平为何不能在多元社会里纳谏亲民?壹个既不输出革命，又不输出贫困，独立自主，强大坚挺，宽宏包容的中国，应当让全世界人民眼晴壹亮。
我们期盼着公正和谐的中国特色与宽宏包容的中国模式早日出现。我们但愿这不是如同过去对胡温那样的过高期盼。
民主党成立后将自己定位为代表全民。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政治主张。国家应当是全民的，政党不可能是全民的。政党只可能是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当时我们认为，1998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代表，中国民主党应当成为中产集团和劳工集团的代表。由于民主党坚持自己代表全民，我们不得不离开民主党，建立了代表劳工集团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称中国工党，并建议中国民主党争取成为中产集团的代表。
下面，我将从效率与公正、前進与倒退、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三个方面向大会作报告。
壹、效率与公正
在中国工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我们第二次修改了党纲党章。其中壹个极其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原来所提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修改，明确宣布了社会主义是本党的理念，宣布了我们将用民主的方法来追求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而是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大同思想，基于当今我们新发现的钟摆法则，崇尚民主宪政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
我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作出这样的界定，是因为“社会主义”壹词，被马克思主义者和希特勒主义者糟蹋得不成样子。在此，我们必须为“社会主义”正名，并作出我们的定义。
根据众多文献介绍，“社会主义”壹词的词根是“社会”壹词，源自拉丁语social，意指联合或共享。随着时代的進步，“社会”壹词，被赋予两种清楚分明的含义，既可以指自由公民之间的壹种契约关系，也可以指伙伴之间的壹种情感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由独立个体的人之间组成的社会，其成员应该拥有公平地位。
“社会主义”壹词的最早使用，壹般有三种说法。第壹种说法认为，德国神学家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在1803年写的《驳社会主义》壹文中，指“社会主义”是壹种上帝安排的制度。第三种说法认为，欧文的信徒于1827年11月在他们主办的《合作杂志》上及法国的乔西叶尔于1832年在圣西门派主办的《地球》期刊上，用“社会主义”表达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谁第壹个使用“社会主义”壹词，尽管这个词含有顺乎天意、社会契约及自由民主等等内容，但它与众不同的根本特征是强调社会公正。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明确定义为追求社会公正的壹种政治主张。
日本学者福地源壹郎在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邪说之危害》壹文中，第壹次用汉字意译“社会主义”。
中国第壹个使用“社会主义”壹词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2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上，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壹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壹词在我国得以流行并广泛传播。
苏联是世界上的第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和史达林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加无产阶级专政。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时代的中国，基本上都遵循这壹模式。这个模式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贫困。这个模式导致贫困的原因，比较壹致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力低下。但这个模式为何导致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此就其说不壹了。国人的普遍说法是大锅饭导致大锅清水汤，因为大锅饭制度使人们失去生产的兴趣，故而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工党认为，这个模式导致生产力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片面追求公正，用公正对抗效率。
邓小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如果邓小平不立即改革，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如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壹样，最多熬到“苏东波”。但是聪明而有气魄的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宁愿马列主义破产，也不愿中共破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民间兴起的“包产到户”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让步政策，尝到解放生产力的甜头后，進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果断扔掉了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加壹党极权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左们攻击邓小平修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是倒退。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壹个问题：有错误为何不能修正？不修正错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在壹个贫困而缺乏效率的社会里，主张壹部人先富起来也就是主张提高社会效率，不是复辟倒退，相反是進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的重大進步。邓小平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种举措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由于追求效率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说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也没有说错，但邓小平此时搞资本主义更没有搞错，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核心价值根本没有错。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社会主义追求公正。这两种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基本追求。
马克思穷其壹生研究资本主义，写了几大本《资本论》论述“剩余价值”，马克思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推导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有三个盲点：
第壹个盲点是他仅发现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负面，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效率的正面。
第二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什么是市场规律及市场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第三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没有搞清楚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市场规律，尽管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良好动机，错误地作出资本主义对利润过度追求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推论和资本社会必然因此灭亡的预言。据此导引出来的计划经济，更是壹套闭门造车的荒唐谬论。计划经济的实践不仅没有促進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给生产力戴上政府强暴干预的镣铐。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钟摆规律，用社会主义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公正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效率，并由此导引出用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公正，進壹步导引出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所以，马克思的“科学”是不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前辈当年的“大跃進”，历史动机也是好的，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跑步進入共产主义”。但这是壹种基于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并掺合了列宁和史达林错误思想的不科学发展观。毛时代用平均代替平等，更是不科学中的不科学。今天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在痛苦和眼泪中的升华，是壹种進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是矫正毛时代对公正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追求。“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核心就是追求效率，这种追求在当时和在今天以及在未来都没有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错，错的是对效率的追求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端化，物极必反，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这是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
习时代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效率已经伤害了公正，把效率降低壹点，把发展的速度降低壹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是壹种更错误的认识。降低效率和降低发展的速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均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均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问题不在于高效率和高速度创造的经济利益，问题在于如何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的利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就目前来说，就是要改革壹切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未来而言，就是要设计壹套正确调节效率与公正关系的社会模式，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才是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核心。
工党作为壹个在野党，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把解决的方法提出来，推动执政党去解决。解决得好，要肯定，解决得不好，要批评。要让中国的领导者和老百姓都明白公正和效率的关系，正确理解和科学处理这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工党推动中国進步的理论目标。
现在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以民主宪政为社会模式。在这些民主社会中，各种政党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不管这些政党打什么样的旗号，基本上分属三大集团：资本集团、劳工集团和中产集团。代表资本集团的政党追求效率，代表劳工集团的政党追求公正，代表中产集团的政党追求稳定。
当效率侵害公正，影响社会稳定时，大多数选民会把选票投给追求公正的政党。追求公正的政党上台后，会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壹旦这种分配阻滞了发展效率，影响社会稳定时，大多数选民又会把选票投给追求效率的政党。周而复始，社会就進步了。这些选民少数是自觉的，大多数是不自觉的，仅是靠他们对社会生活不断提高的壹种感觉和追求，这种感觉和追求，就是历史规律对人们意识的影响和反映。
中国工党将这种历史规律，称为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效应，定义为钟摆规律，或称钟摆法则。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对马克思盖棺定论的演说中，把“剩余价值论”擡高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阶级斗争会随阶级消灭而消灭。按照他们的理论推导，阶级斗争消灭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这明显是壹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跛脚理论。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时代而异，不仅仅限于阶级斗争。中国工党认为，从现代工业社会直到大同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效应。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别的历史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他们自己正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这种摸索是不应当批评的。人类就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摸着石头过河，才发展到今天并将不断发展下去。
本人带领中国工党，在黑暗中摸索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正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之发现，正是本人和中国工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中国工党认为，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壹。
二、前進与倒退
今天中国的某些政客，无视马克思主义失败的现实，主张使用倒退囘马恩列斯毛原教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代表，被某些人指称为不久前被判终生监禁的薄熙来。到目前为止，包括在座的某些朋友，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薄熙来。对此中国工党可以理解，但无法茍同。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是理解这些朋友出于壹种良好的愿望，那就是把薄熙来当成可以解决公正问题的旗帜，或者把薄熙来当成可以引发中共内讧的工具。针对这些朋友的良好愿望，应当提出两个问题:
第壹个问题，薄熙来是否能成为这面旗帜？薄熙来没有李大钊在北洋军阀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大义凛然；薄熙来也没有汪精卫面对摄政王的屠刀，饮刀成壹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气概；薄熙来更没有那些绿林好汉临刑前大喊二十年后又是壹条好汉的江湖胆量；薄熙来缺乏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智慧韬略，薄熙来仅能拿壹顶绿帽子当挡箭牌。薄熙来能承载这些朋友对他的拳拳之心，切切期盼吗？不能。他在法庭上精心但弱智的表演，证明他这种人根本没有资质才具成为任何壹种政治力量的领袖，遑论成为某些朋友心目中的社会公正旗帜。
第二个问题，就算薄熙来是壹条铁血汉子，他的“打黑唱红”路线，能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吗？“打黑”确实能化解民怨，不管是红打黑，还是黑打黑。这壹点，中国工党不反对。中国工党反对的是“唱红”，唱回红海洋，唱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江山壹片红，唱回永不落的红太阳把老百姓炙烤得皮开肉绽的毛时代。这不是推动历史前進，反而是开历史的倒车。盼望均富的人民绝不愿倒退回均贫的大锅清水汤年代去。有朋友说，我们不倒退回1957年后的悲惨时代，倒退到1956年的青春时代如何？
邓小平上台之初，打的并不是“改革开放”大旗。当时他分分钟不离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他要返回之“正”，就是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回荡在昆明湖上的童真时代。返也者，倒退也。历史上也有不少政治家长叹“人心不古”，企盼返回远古的朴实纯真。如果真能返璞归真也是很好的。问题是返不回去了。妳想回去，别人不想回去。当今民智已开，今天的老百姓，还会敲盆打桶吓唬无辜的小麻雀吗？今天的老百姓，还会敲锣打鼓迎接腐烂的小芒果吗？1956年的老百姓能够自由来泰国旅游吗？1956年的老百姓有手机，有电脑吗？小朋友的开裆裤里露出的两个小屁股蛋是可爱的，但叫壹个成年人倒退到穿开裆裤的可爱童真时代，那开裆裤露出的两个不小的屁股蛋壹点不可爱。倒退是解决不了社会公正的问题的。不管是薄熙来自己，还是打着别的旗子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都不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根本原因在于，前進不了人民有气，倒退回去人民有恨。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摇摇摆摆地前進了近四十年。十五年前，我在《北京之春》举办的中共执政五十年研讨会的发言中，将这段经历也就是“壹部分人富起来”的过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壹个阶段，我称为“勤劳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万元户年代”。这个阶段应当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由于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当时先富起来的那批“万元户”，大多数是依靠恢复名点小吃，恢复地方特产，或长途贩运，或提高生产率如名噪壹时的步鑫生等。他们是靠体力和脑力致富，他们走的是壹条勤劳致富的正路。
第二个阶段，我称为“投机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倒爷年代”。这个阶段以中共推行“双轨制”为起点。所谓“双轨制”，是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有人瞄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想方设法把计划内的低价物资“倒”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从中赚取不菲的差价而致富。
第三个阶段，我称为“权力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批文年代”。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和形形色色的掮客的交易中，自己的签字转瞬之间就变成沈甸甸的钞票。以其让妳赚，不如我自己赚。愚蠢的赤膊上阵，奸猾的带上白手套。这时最时髦的话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发展到今天，不去讲薄书记的若干亿，那些小小派出所长大都成为百万富翁。
第四个阶段，我称为“回扣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红包文化年代”。这个阶段起于“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政绩建设”。由于大量工程的出包和承包，回扣就成为壹种应运而生的致富手段，進而传染到各行各业。连被视为春风化雨的教师和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能免。没有赞助费不能進学校，没有补课费不能進教室，没有红包不开刀，没有红包没病床，甚至还滋生出壹群群“医托”“药托”。顶礼膜拜的师尊，万众敬仰的医德，在金钱大潮中变成大大小小的红包。
第五个阶段，我称为“欺诈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假冒伪劣年代”。假烟，假酒，假茶，假药，假鸡蛋，假车票，假记者，假将军……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而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柴油米，硫磺馒头，注胶牛肉，农药韭菜，尿素豆芽，烧碱辣椒，硼砂萨其马，三青聚胺奶粉，逐渐构成当代中国人的身体了。“假冒伪劣”，不仅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而且已经登堂入室，升格为“中国特色”了。
第六个阶段，我称为“暴力致富阶段”。这个时代可以用另壹个词来表达，那就是现代版的“打砸抢年代”。在绑架亿万富翁而闻名的张子强伏法后，罕见地出现壹股对张子强的崇拜热。随着，小偷小摸发展到强抢豪夺，抢行人发展到抢汽车，抢汽车发展到抢火车，抢火车发展到抢银行，就差壹点抢政府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成功的真正法宝。用暴力得到天下的中共，同样依靠暴力重新分配财富。今天，历史在更高壹级的螺旋圈上回到原点，不仅有人依靠暴力致富，進而有朋友出来“替天行道”，要学着中共的样子，走当年暴力打天下，暴力重新分配财富的路子。这是行得通的壹条道路吗？用暴力来解决社会不公，是前進还是后退?
中国工党认为，这是壹条行得通的路子，但不是壹条好路子。使用暴力方法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个方法可以把历史推向前進，也可把历史拉向后退。在今天，使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本身就是壹种后退。在小米加步枪的过去，共产党牺牲了几千万生命才打下江山。在坦克加飞弹的现在，要把共产党的江山打下来，牺牲的生命不是几千万而是几万万。
有的朋友认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中共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是美日联盟的下饭菜。壹方面，美国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威胁，急剧扩大军力以遏制中国；另壹方面，日本的掘起与中国的掘起已经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日战争难以避免。今年是甲午年，日本急于发动第二次甲午战争，以期在美国支持下挫败中国。中国壹旦战败，必然引起中共内讧，中共可能因此分裂，甚至引发内战。那时，日本就可以如同美国在星条旗下正气凛然将民主自由送到伊拉克和利比亚壹样，在太阳旗下堂而皇之将民主自由送到朝鲜和中国。这些朋友认为，日本可以利用美国战胜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推翻中共？这样就可以避免牺牲，减少流血，火中取栗，曲线救国。
我们不怀疑这些朋友的智慧超过汪精卫，胆量大过黑旋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更不会认为他们是大话吓人。我们也不怀疑美国称霸世界遏制中国的战略和输出民主自由的决心，我们更不怀疑日本征服中国，将“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民是刁民，兵是兵痞”的中国，改造成“君是儿皇，臣是降将，民是皇民，兵是伪军”的满洲国之既定国策和武士道精神。中国工党要提醒这些朋友们正视的是，不论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打中国人，中国都要死人。
我们希望这些朋友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那些蜜罐中长大的独生子女的浪漫青春染成血色黄昏。我们诚心诚意希望这些朋友，不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无饭可吃无衣可穿的万不得已的时刻，不要拿起武器，走上那条重上井冈山的不归路。我们更要诚心诚意劝告这些朋友，不要妄想踩踏在同胞的尸骨和鲜血上，步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汉奸路。
综上所述，在革命与改良的老问题上，中国工党强烈主张走改良道路，这是理性地把社会推向前進的道路。有朋友问，如果中国发生向毛时代不可逆转倒退的假改良怎么办?
本党壹大已经有了回答：我们将用真革命去对付假改良。
三、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
香港最后壹任港督彭定康，在他前不久发表的壹篇文章《中国拿不出“中国模式” 主宰不了全球》中，提出了壹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尽管中国的国力迅速强盛，如果拿不出壹个像样的中国模式，仍然无法主宰世界。
中国工党认为，中国的掘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在于主宰世界。但中国必须在国力强大后拿出在壹个让世界人民眼晴壹亮的中国模式，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和肯定。因为今天的中国模式，的确不是壹个好模式。
今天的中国模式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加壹党极权。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因此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可是壹党极权不但受到人们的诟病，而且如同壹块顽固的巨石，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前方。
壹党极权的基础是封建家长制。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家长制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只有儿女的不是，没有父母的不是”的父子关系，而非平等的兄弟关系。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家长制的核心，因此有其温馨亲爱的壹面。但父母之命不可违，又酿成数不胜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在家长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永远要在承受家长无私关爱的同时，必须承受家长的严厉管教，也就是要葡匐在家长的专制之下。孩子到了青春期，要形成自己的自主意识，因此产生青春逆反。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到达青春期了，适应于中华民族童年期的家长制已经不适应于青春期的中华民族了。所以，封建专制的根必须刨除，在封建专制根上嫁接的马列主义壹党极权也必须抛弃。
抛弃壹党极权的中国模式后，我们要拿出和能拿出壹种什么样的中国模式？
这里我们拿世界汽车市场作壹个比方。美国车的卖点是坚固实用，欧洲车的卖点是安全豪华，日本车的卖点是省油廉价。如果我们中国人要進入世界汽车市场，我们的卖点是什么？
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晚，基础远不及他们雄厚。若干老牌汽车生产商早就着手研究新能源并已获成功。但他们为何不推广于市场？关键在于他们旧能源系统的生产厂家遍布世界，壹旦采用新能源，这些厂家和设备怎么办？中国没有这个沈重包袱，可以壹头扎在新能源上，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优点。所以，中国车的卖点是新能源，靓款式，好价钱。简而言之，中国车的卖点是环保实惠。
习近平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纪念大会上，用了十二个字来概括毛的精神遗产，那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春节上演的剧码中，久违的小铁梅，李玉和又粉墨登场。壹些朋友将此解读为习向毛靠拢，向左转。但这些朋友为何不将此解读为习的宽宏和包容？
毛泽东长期以来，残酷迫害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近平也因此有幸当上“黑狗崽子”。今天习肯定毛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不是毛那套排除异己，整人害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以包容在十年动乱中差壹点亡党亡国的毛泽东，为何不能包容竭尽全力推动中国前進的民主派？邓小平可以搞壹国两制，习近平为何不能搞壹国三制，壹国五制，壹国良制？毛泽东只能在壹元社会里称王称霸，习近平为何不能在多元社会里纳谏亲民?壹个既不输出革命，又不输出贫困，独立自主，强大坚挺，宽宏包容的中国，应当让全世界人民眼晴壹亮。
我们期盼着公正和谐的中国特色与宽宏包容的中国模式早日出现。我们但愿这不是如同过去对胡温那样的过高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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