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走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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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走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0月1日
作者 余杰
古人有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访问美国途中，大概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比马习会后的马英九还醉得厉害。朱立伦抵达华府时，恰逢孙文壹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日，在出席华府地区侨界晚宴时，他说美国民主的真谛来自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而这就是“国民党所遵奉的三民主义”。
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与孙文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岂可煮成壹锅粥。朱主席因为年年轻轻就赴美留学，没有上够作为“国父思想”、“总理遗教”的“三民主义”课程，才会如此“林冠孙戴”。若他是两蒋时代的国中学生，如此胡说八道，壹定会被教官拳打脚踢，乃至送到绿岛管训。不过，如今他已经贵为国民党主席，即便对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含糊不清，旁人亦只好敷衍过去。
林肯的演说原文被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确实是孙文的功劳。1921年6月，孙文在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时说：“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然而，孙文的英文和中文都马马虎虎，他的翻译并不准确。倒是在《胡适留学日记》中，胡适有这样壹段记录：“赵宣仲（元任）寄书问林肯《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壹语当如何译法。此语梁任公尝以为不可移译。今姑试为之：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然殊未能得原语之神情也。又译：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显然，胡适的译文虽有点拗口，但更加准确。
孙文将自己炮制的“三民主义”与林肯的讲话相提并论，是“拉大旗作虎皮”。孙文只受过不完整的医学教育，对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并无深入研究，大都是道听途说、壹知半解。同时，孙文长居海外，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不甚了解。故而，其“三民主义”是东拼西凑、不成体统的学说，后来却被国民党奉为绝对真理、不二法门。
以“民族”而论，孙文初期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跟南明小朝廷抗清以及太平天国起义所凭借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两样——恢复汉族为主体的统治，将作为“异族”（外国人）的满族赶走。之后，孙文发现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更具吸引力，遂偷窃过来“为我所用”，以近代民族主义的观念打造出“五族共和”的远景，此前要戮力驱逐的“鞑虏”（管他是满人还是胡人）亦被涵盖其中。此种“民族主义”，当时能够在壹定程度上凝聚民心，而在趋向全球化和价值认同的今天，早已被淘汰。
以“民权”而论，孙文并不知晓现代人权观念，他所说的民权只是指“人民来做皇帝”，甚至不伦不类地引用《三国演义》中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跟《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妄言“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有什么差别？孙文的中国知识程度有限，仅仅局限于民间的演艺、小说、戏曲。他对未来中国的想像，是壹个以忠义、君父的原则来建立的传统帝国——他所依讬的“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因选举而产生的政党，而是对个人效忠的“会党”（黑社会）。
以“民生”而论，孙文的想法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孙文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而如今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早已在全球范围内破产，惟有中国还在权贵资本主义的伪装下茍延残喘。孙文的经济思想，壹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其实是“土地党有”；所谓“节制资本”，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实行这两大经济政策的国家，哪壹个不是奄奄壹息呢？孙文还曾异想天开地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壹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今天看来，真是癡人说梦。
可悲的是，就是这样壹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三民主义”，不仅在两蒋时代成为大中小学的必修科目，而且还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壹条，就跟“四项基本原则”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壹样。两者都是臭不可闻的裹脚布。
说到“三民主义”，还有壹则跟“新三民主义”有关的趣事。胡锦涛执政时期，胡的智囊绞尽脑汁想出“三民主义”的升级版“新三民主义”，号召全党全民热情学习、深刻领会。后来应者寥寥，只好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壹群自由派学者在青岛召开壹次以修宪和宪政为主题的民间会议。胡耀邦时代做过宣传部长、很快又被赶下台的朱厚泽，作为嘉宾到场发言。朱在会上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说，宪法关键要解决国家权力的授予和制约。“领导人要求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海外称为‘新三民主义’。那么，靠甚么保障它的实现？凭觉悟、凭良心吗？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胡锦涛获得线人告密，得知当年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深得人心、让作为继任者的他黯然失色的朱厚泽，如今居然敢以戴罪之身于“划蛇添足”。震怒之余，胡不顾事实，指责朱厚泽是青岛论坛的“黑后台”，目的是企图改变中国现行制度，并且亲自批示予以处理。于是，中共连续发布三份档，点名批评朱厚泽。
朱厚泽所说的“权为民所授”不是来自于孙文的“三民主义”，而是来自于林肯的演说。西方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的来源，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中国的历代皇帝和近代以来从孙文、蒋介石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来说，他们只需要宣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高枕无忧了。在国共两党看来，选举从来都是“走过场”，人民则是愚昧无知的、需要加以规训的对象。从孙文的“训政”理论到共产党的“人民素质太低、不能搞选举”的怪论，百变不离其宗。
古人有诗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访问美国途中，大概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比马习会后的马英九还醉得厉害。朱立伦抵达华府时，恰逢孙文壹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日，在出席华府地区侨界晚宴时，他说美国民主的真谛来自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而这就是“国民党所遵奉的三民主义”。
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与孙文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岂可煮成壹锅粥。朱主席因为年年轻轻就赴美留学，没有上够作为“国父思想”、“总理遗教”的“三民主义”课程，才会如此“林冠孙戴”。若他是两蒋时代的国中学生，如此胡说八道，壹定会被教官拳打脚踢，乃至送到绿岛管训。不过，如今他已经贵为国民党主席，即便对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含糊不清，旁人亦只好敷衍过去。
林肯的演说原文被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确实是孙文的功劳。1921年6月，孙文在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时说：“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然而，孙文的英文和中文都马马虎虎，他的翻译并不准确。倒是在《胡适留学日记》中，胡适有这样壹段记录：“赵宣仲（元任）寄书问林肯《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壹语当如何译法。此语梁任公尝以为不可移译。今姑试为之：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然殊未能得原语之神情也。又译：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显然，胡适的译文虽有点拗口，但更加准确。
孙文将自己炮制的“三民主义”与林肯的讲话相提并论，是“拉大旗作虎皮”。孙文只受过不完整的医学教育，对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并无深入研究，大都是道听途说、壹知半解。同时，孙文长居海外，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不甚了解。故而，其“三民主义”是东拼西凑、不成体统的学说，后来却被国民党奉为绝对真理、不二法门。
以“民族”而论，孙文初期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跟南明小朝廷抗清以及太平天国起义所凭借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两样——恢复汉族为主体的统治，将作为“异族”（外国人）的满族赶走。之后，孙文发现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更具吸引力，遂偷窃过来“为我所用”，以近代民族主义的观念打造出“五族共和”的远景，此前要戮力驱逐的“鞑虏”（管他是满人还是胡人）亦被涵盖其中。此种“民族主义”，当时能够在壹定程度上凝聚民心，而在趋向全球化和价值认同的今天，早已被淘汰。
以“民权”而论，孙文并不知晓现代人权观念，他所说的民权只是指“人民来做皇帝”，甚至不伦不类地引用《三国演义》中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跟《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妄言“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有什么差别？孙文的中国知识程度有限，仅仅局限于民间的演艺、小说、戏曲。他对未来中国的想像，是壹个以忠义、君父的原则来建立的传统帝国——他所依讬的“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因选举而产生的政党，而是对个人效忠的“会党”（黑社会）。
以“民生”而论，孙文的想法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孙文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而如今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早已在全球范围内破产，惟有中国还在权贵资本主义的伪装下茍延残喘。孙文的经济思想，壹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其实是“土地党有”；所谓“节制资本”，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实行这两大经济政策的国家，哪壹个不是奄奄壹息呢？孙文还曾异想天开地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壹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今天看来，真是癡人说梦。
可悲的是，就是这样壹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三民主义”，不仅在两蒋时代成为大中小学的必修科目，而且还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壹条，就跟“四项基本原则”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壹样。两者都是臭不可闻的裹脚布。
说到“三民主义”，还有壹则跟“新三民主义”有关的趣事。胡锦涛执政时期，胡的智囊绞尽脑汁想出“三民主义”的升级版“新三民主义”，号召全党全民热情学习、深刻领会。后来应者寥寥，只好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壹群自由派学者在青岛召开壹次以修宪和宪政为主题的民间会议。胡耀邦时代做过宣传部长、很快又被赶下台的朱厚泽，作为嘉宾到场发言。朱在会上非议了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他说，宪法关键要解决国家权力的授予和制约。“领导人要求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海外称为‘新三民主义’。那么，靠甚么保障它的实现？凭觉悟、凭良心吗？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胡锦涛获得线人告密，得知当年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深得人心、让作为继任者的他黯然失色的朱厚泽，如今居然敢以戴罪之身于“划蛇添足”。震怒之余，胡不顾事实，指责朱厚泽是青岛论坛的“黑后台”，目的是企图改变中国现行制度，并且亲自批示予以处理。于是，中共连续发布三份档，点名批评朱厚泽。
朱厚泽所说的“权为民所授”不是来自于孙文的“三民主义”，而是来自于林肯的演说。西方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的来源，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中国的历代皇帝和近代以来从孙文、蒋介石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来说，他们只需要宣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高枕无忧了。在国共两党看来，选举从来都是“走过场”，人民则是愚昧无知的、需要加以规训的对象。从孙文的“训政”理论到共产党的“人民素质太低、不能搞选举”的怪论，百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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