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台湾发动的舆论战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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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台湾发动的舆论战是成功的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12月10日
作者 台湾网友
我们军人不喜欢把内部的事情摊出来讲，怕打击士气；但打不了仗的八旗军，空有士气也没什么用，把问题讲出来，至少还知道该怎么改善。我也不怕会洩漏什么内部祕密，毕竟最大的祕密就是“内部壹无所有”。
心战：现代国家的主战场
壹般人以为“心战”根本不重要，以为这是飞弹和按钮主宰壹切的时代。实际上，心理作战才是当代国与国间极少数“可以打”而且“有价值”的战场──妳不能随随便便把飞弹打出去，但假新闻可以想发就发，壹则假新闻对国家的破坏力可能比壹枚飞弹还大。近期因为关西机场事件的缘故，部分国人终于开始注意到了当代心理作战的威力。
在现代世界，出兵的代价非常高昂：后勤成本高昂、政治风险高昂、经济制裁代价高昂。因此，壹支正常的现代军队，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准备战争”：训练、操演、军购，是为了准备下壹场战争；即使是透过网络技术窃取敌国军事机密，那也是在替还没开打的战争做准备。
心理作战不是在准备下壹场战争，心战能够在未开战的情况下直接冲击对方国力。有效的心战可以影响敌方国内局势、颠复敌方国家政权（轻则扭转选情，重则引爆革命），進而削弱敌方对本国的威胁，为本国带来国家利益。凡是军事手段以外的作战方式，都是“政治作战”（简称政战），而心理作战正是政治作战的精华部分。
普鲁士将领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壹种暴力行为。”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可以不动用暴力行为，而是只透过释放壹些讯息、交换壹些条件，就能让敌人分崩离析、屈服于我方意志，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政府部门和有良知的媒体必须尽可能服膺于新闻伦理，军人则没有这个束缚，军人要服膺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插手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心理作战，就成为了现代军人的工作之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看看美国起诉了哪些俄国人？12名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军人。
这就是21世纪10年代兴起的壹种战争型态。
被蔑称为“五毛”的对岸网军、流窜在LINE上的政治宣传图文、足以撼动国家局势的“假新闻”，其实这些都只是最表浅的东西。这壹切的行动，背后都有壹个宏观的政治算计与布局：中国共产党要去思考，当他们透过末稍释出特定讯息时，台湾民众会有什么反应？台湾舆论会有什么反应？台湾媒体会有什么反应？最终能为台湾的政、军情势造成怎样的打击？这样的细腻程度，堪称战争艺术。
这里要注意到：虽然都叫作“网军”、“网络战”，但是负责洗舆论、带风向的心战网军，和负责盗取国安、军事机密的资通电网军是截然不同的，涉及的技术层次与面向都天差地远，不可混为壹谈。军方目前比较重视后者，对于前者则没什么头绪。
当过兵的人为什么嘲笑心战？因为我们只联想到自欺欺人的样板式心战喊话，联想不到发生在国家层级、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战略层级心战。大概可以这样形容：在心战这领域，人家已经在丢飞弹了，我们脑子里却还联想到丢鸡蛋。
两岸心战部门：是他们的党和我们的军在对决
作为意识型态宣传工作传统丰厚的党国体制，对岸参与执行对台心理战、舆论战的部门层级高、规模庞大，部门横跨党、政、军三界，包含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乃至于各级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外围组织。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络舆论攻势，基本上也是由这几个部门在筹划和执行。至于共军的心战部队，则是着眼在战术层级的心战（战场心战喊话、抱宣弹），比较少直接参与对台湾的战略心战。
反观已经脱离党国体制的台湾，有哪些相对应的部门在反制对岸的心理战和舆论战？我们也从党、政、军三个面向来看看：
党的方面，台湾的壹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有网军，但这种网军是用来对付政敌与竞选对手的，了不起就是挨打时出来护航壹下，不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共网军，所以在此忽略不计。
政府机关方面，只有用于公开发布讯息、公开作出澄清的新闻部门，没有专司舆论战与宣传战的部门。毕竟对于民主国家而言，由公家机关直接去插手和影响民间舆论，可想而知会成为众矢之地。
至于所谓的“防范”或“防御”对岸舆论战攻势，这种思考方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面对“假新闻”，不管是监控问题粉专与社团，还是透过大数据系统来掌握舆情，甚至要求发言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反应及澄清，都不可能发挥多少“防御”的作用。当代的心理作战防不胜防，而且难以透过事后措施来弥补伤害。真正的舆论战攻防，就是拿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讯息去和敌方讯息冲撞、抵消对方攻势，甚或转移焦点。
这样看下来，只有军方与相关情报部门有可能出手反制对岸心战攻势。在现有的职能分配下，国安局着眼于反间谍、反渗透与战略情报蒐研；军情局着眼于蒐集军事情资；真正专司文宣、心战工作的，唯有国防部下辖的政治作战局。
在两岸心战的战场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对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军”，是中共对上国军。或许不成比例，但也不代表台湾必败，还要端看国军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国内唯壹的正规应敌战力、该采取怎样的作为去应战。
政战局底下设有文宣心战处，文宣心战处对下则指导理应实际制衡对岸心理战的心理作战大队（简称心战大队）。
可以这么说：当前全台湾专司对抗对岸心理战、舆论战、宣传战的指挥官，就是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文宣心战处处长陈育琳将军（2016年10月接任）。而负责执行心理战、宣传战工作的，则是陈育琳将军的嫡系子弟：心战大队大队长陆军政战上校张景泰（2017年9月接任）。心战大队的壹切工作方向，基本上由文宣心战处决定。
也就是说，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在台湾的官方对手，就只有政战局文宣心战处和受其指导的心理作战大队而已（以下合称为台湾心战部门），这两个单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却埋下了两个恐怖的祸根：
第壹，艺工队（艺宣大队）和汉声广播电台（播音大队）这两个本来和心战工作无关、不属于心战大队的单位，却在2013年时被降编并入了心战大队。这就像妳把壹只猫和壹只狗缝進壹个人的身体里，三者无法整合也无法互通，后果可想而知。
这衍生出了壹个非常变态的现象：妳把跳舞、做美工的人招進心战大队，告诉他可以進入艺工队服务，结果他却被送去情报部门做研究，当然什么都研究不出来，而单位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师资去培训他，最后这个人做什么都不专精。类似的情形层出不穷，两岸文宣心战实力的差距，就从这种小地方飞也似地拉开了。
第二，在如此混乱的基础上，倘若上级存在私心，把“既不懂心战、也不懂艺术、更不懂传媒”的自家人马安插到心战大队领导干部的位子上，那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岗位对国家安全有何重要性，不会分辨手上的幕僚、心战人员、表演工作者彼此间有什么差异，只要不断地把人员摆到错误的位置，就能轻易地把台湾的心战部门摧毁于无形。
台湾的心战部门如何应付对岸攻势
这边先来检视结局：近两年来，当对岸向台湾逐渐增强心战攻势并取得战果时，政战局领导下的文宣心战处和心战大队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对岸的心战部门指挥大批网军進驻台湾各大新闻网站、网络论坛、社群媒体，成功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壹定程度克服了自2014年起对台湾舆论动向“手足无措”的情形。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没有建置自己的舆论网军，甚至连主动在Facebook和LINE投放讯息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投稿报刊社论或透过机关粉丝专页发布讯息。花钱建置了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上级却连对岸网军的存在都没意识到，甚至把对岸网军的留言计入本国民众的舆情声量，拿来作为施政参考。
对岸的心战部门已经洞悉台湾舆情各“同温层”的差异，学会收买台湾人当五毛，学会打正体字和使用台湾用语，学会“假扮成蓝军来打击蓝军”、“假扮成独派来打击独派”，学会选择性炒作，压抑特定议题。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的领导者不要说去了解对岸网络生态了，连自己国内的网络生态都不太清楚，更无意去分析各议题背后的政治族群与意识形态脉络。因为对于第壹线的分析者而言，“就算写出来，上面的人也看不懂，高层只想要有数字帮政策背书”。
对岸的心战部门抓住台湾各年龄层流行趋势，开始制作大量正体字图文投入Facebook和LINE，至少已经抓住了部分族群的政治脉动。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还被迫要划壹些划风过时、配色吊诡、文字冗长、既没美感也没幽默感的老式政治讽刺漫画，这些漫画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也不会正式投入社群媒体使用，只是为了迎合外行领导的喜好而划。
对岸的心战部门精准掌握到台湾的政治要人与意见领袖，甚至多方从网络上或现实生活中刺探台湾民间情势，在台湾扩展关系网络、参酌在地观点，進而弥补既有资讯的不足。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对于对岸政、经情势的蒐整，却受限只能使用“公开来源情报资料（OSINT）”──说穿了，绝大多数都是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官方完全不打算与“人”建立联系、拓展自己的情蒐网。公情资料不是不能用，问题在于这些关于对岸情势的中文资料当然多半是中共官方自己放出来的，所以都和事实存在壹定程度的出入，倘若没能力分析资料的真伪与意图，就只能被中共给的讯息牵着鼻子走。
由于过度仰赖二手资料、不培养自主情蒐能力，长期吸收中共释出讯息的台湾心战部门，反倒成为了最先遭受对岸心战的壹群人。所有工作重点都随着北京的宣传步调在起舞：人家炒壹带壹路、我们就跟风研讨壹带壹路；人家派辽宁号出来晃晃，我们就跟风研讨辽宁号。就这样，台湾的心战部门基本丧失了主动开创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
以上是台湾目前心战能力的大致面貌，充分呈现了非专业领导专业的代价──拥有全军最专业的人才，这些人单打独斗时各个都能大放异彩，汇聚起来给上级指导时，却什么都发挥不出来。
国军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官僚积习深重的地方，但是在心理作战这个领域上，国军的官僚作风竟然还远胜中共，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美国人怎么看？老美其实很期待妳们台湾能不能玩出壹点真功夫，毕竟理论上讲中文的妳们应该最懂中国。老美没有政战制度，但他们知道政战的厉害，兰德公司今年曾经就俄罗斯、伊朗与“伊斯兰国”对美国及其盟邦的政治作战攻势（诸如假新闻、干扰舆论等）发表过研究报告，鼓励美方积极应对。所以老美也想看看妳们台湾的政战都怎么玩，结果看了几次以后，美国人却只能翻白眼笑笑。
老共又怎么看？内部盛传，对岸的情报部门曾经给他们的情蒐人员下过壹道指示：蒐集国军情资时，不要去蒐政战的东西。如果属实，那表示连老共都知道台湾政战做的东西几乎没有价值，毫无刺探的必要。
现实如此，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把真话说出来而已。至于各领域的详细情形，留待以后的篇章详述。
全台湾能用来对抗对岸心战攻势的公部门正规战力，只有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文宣心战处（对下指导心理作战大队）。国军以外的其它公家机关，都只有“澄清谣言”和“监看舆情”的能力，并没有“打心战”的能力。
然而，国军的政战系统却从未发挥实力去反制中国共产党的心战攻势；追本溯源，首先要检讨领导层面的问题。用比较口语化的说法来讲：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但为什么会让不适任的人去领导台湾的心战部门？
2018年迄今，台湾面对8次攻势，政战8次旁观
以下撷取ETtoday近期壹篇报导中的片段：
政战系统在历经约两年的改造与训练后，从文宣心战处长陈育琳、新闻处长陈中吉应对反应上，党政人士坦言，相关工作与危机处理上，已经越来越成熟，而此时共军频频来犯，且台海掀起文宣战，“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
在此先不讨论新闻处，单就文宣心战而言，这段文字叙述几乎“完全悖离实情”，甚至被我们内部人员讥笑为“平行时空”。我们不知道文中所谓的“党政人士”是指谁，但如果党政人士真的对如此悲惨的心战成果感到“满意”，还对领导层级“赞誉有加”，这已足以令我们第壹线心战人员心寒。
借用学者的整理：今年以来，台湾已经遭遇对岸8次较明显的心战攻势，依序是1月M503航线争议、4月全球航空公司改名运动、5月多米尼加及布基纳法索与我断交、7月东亚青运主办权取消、8月金厦通水典礼、85度C事件、萨尔瓦多断交、9月关西机场假新闻事件。
事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岸心战部门借力使力，抓住民间痛恨的点（金援外交、推卸责任、施政无能、不知民间疾苦等）去扩散虚实相杂的讯息，并引导国内意见领袖去发表意见，進而改变台湾的舆论流向。
回顾几次事件，有些引发了国内政治的混乱，有些甚至成功重创了中央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对岸心战部门有效开创形势、利用环境，战术战法上确实可圈可点。
如外交部之类处在风暴正中心的当事机关，自然只能疲于奔命地应对外界压力，没有多少还手的余地，惟可倚靠专业心战部门在台面下進行反制或反击。回过头来看我方，台湾心战部队是否也像对岸心战部门那样，采取过些许缜密谋略或积极作为来反制中共？
还真的没有。
除了做些舆情数据分析与投稿社论以外，台湾心战部队没有采取其它作为，甚可说是几乎没打算要去引导两岸舆论。明明对岸每壹次心战行动都有许多可供揭露的点，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浑身上下都是可以攻击的靶，上级却从来不曾下令去主动反击。
这就是所谓的“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吗？国家的心战部队，没有被用来具体抗击对岸攻势，反倒被高层要求去为军人年改做政策护航。不仅弃守了本该坚守的战场，这根本称得上是跑错战场了。
军方没有心战人才？还是“所讬非人”？
外界对国军与政战系统的官僚作风，大多抱持着负面印象。但与外界想像或有差异，政战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心战专业人才：虽然国军的人才养成方式仍有進步空间，但在文字、情报、语言、新闻、网络、美术、音乐、影视等领域，确实还是有壹些不逊于外界的顶尖干部。
国军也不是没有肯做正事的干部。实际上，政战体系底下壹直都有许多想为国家做出壹点实际贡献的军人，其中也不乏中校、少校这种较资深的军官。许多政战人员心中更是都有壹个共同的痛，就是不愿看到政战被各兵科军事干部视为“没有实际用处的存在”。若无此心，我的上壹篇文章也不会在政战圈和各院校的相关群组里被国军同仁大力转传。
人员优秀、装备精良、资源充沛，面对中共攻势时却什么也发挥不出来。不要说虽败犹荣了，根本连战场都没有踏上去。可想而知，高层的用人方针、领导统御与国家意识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两年来，为什么战院毕业成绩敬陪末座的人，可以被政府拔擢升官、领导文宣工作？为什么不懂对岸、不懂宣传战、不懂情报价值、不懂艺术层面的人，会被派去指挥心战部队，取代真正了解相关领域的前任者？总不该让政治问题、派系问题和滥用私人的弊病，去限制住台湾的应敌战力。
为什么只有中共有官方网军，台湾却没有
台湾的心战部队，目前是被怎样的人给领导著？
谈到网军，台湾的心战部队也不是完全没考虑过要建立网军。当相关单位开始思考创办社群网站帐号、组建网军去反击对岸“五毛”网军时，领导却否决了这个提案，因为怕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说，“成立网军”这种能创造实际战果的工作，非但无法向上级展现单位绩效，还可能导致单位被责罚。
这是很可怕的壹件事，不单是领导只求表现、不愿冒险的官僚心态，更反映出壹个结构性的问题：台湾竟然不把对敌作战成效视为绩效。
被蔑称为“五毛”的网军为什么存在？当然是共青团里的干部为了在上级面前求表现而积极发展的，网军“爱党爱国”的发文就是绩效所在，每则贴文人民币5角钱就是对绩效的奖励。对岸的官场把打击台湾的成效视为绩效，台湾却不把反击对岸的成效视为绩效。
什么才是长官眼中的绩效？但愿不是办活动和拍微电影。如果政战拍几部微电影、办几场活动就能讨政府高层欢心，让当局者心满意足、无视接二连三遭受的重创，那就真的没救了。如果台湾的官僚体系都是这种思维，那也不难了解为什么当年会祭出“征文比赛”来应对钓鱼台纷争。
我们心战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
谈到情蒐，心战情报部门自然要定期将情报蒐研成果汇报给上级单位。在汇报之前，总是要经过单位主官审核内容，针对情报价值、推论合理性与工作方向進行指导。然而，当领导没有能力针对情报工作做出评论与指导时，就只能针对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文字位置、图标位置）耗费大量时间去鉆牛角尖；到后来，甚至发生领导长期不参加审核会议的情况。
在壹次聚集长官与学者的研讨会上，有内部人员起身提到了中国大陆境内多元性别族群遭受压迫的情形。会后，在场的壹位领导竟然唸了他壹顿，要他不要在长官面前“标新立异”。
我们心理作战都讲求设定“目标对象”，为的是在执行心战作为以前，预先设定好要影响的群体为何。然而，某些上级对“目标对象”壹词的认知，好像跟我们不太壹样：某壹次会议上，就有某领导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我们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这种露骨的话。
原来“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对于军人而言，专业素养是个课题，国家意识也是个课题。我们内部确实有想过要对中共采取心战反击，例如向对岸释出特定讯息、加大中共内外压力等。但是，当有关计划与意见呈报上去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那心战大队到底要对谁心战？于是，提议的人换了壹个方向，建议采取壹些作为巩固国人的心防、提升民众御敌信心。结果得到的结果却是：我们也不能对民众采取心防作为。
我们就困惑了，那国家养我们心战大队做什么？
上面的解释是，我们并没有被“授权”对中国大陆心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讬之词，但如果“心战大队真的没有被授权進行心战”，那揭示了壹项更严重的问题：
中共授权他们的心战部门去攻击台湾，台湾却不授权给我们的心战部门去反击中共。人家已经侵门踏户，把我们扫射得血肉横飞了，我们却还没从长官那里获得对敌开火许可。在我的认知中，这叫作“间接助敌”。
是谁没有授权？是政府没有授权给国防部？还是国防部没有授权给政战局？还是政战局没有授权给文宣心战处？抑或是文宣心战处没有授权给心战大队？台湾在两岸心战中不战而败，这责任归属是该厘清的。
或许根本问题不在于“授权”，而在于“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与操守”。毕竟，负责研发战场留置文宣品的部门，都可以被经常性地要求制作印有高阶长官大头肖像的应酬礼品了，难道这种事情反倒能够获得授权？公器可以被淮许用来逢迎拍马，却不淮被用来抵御外侮。
不知道上面是“不敢”对中国大陆心战，还是“不愿意”对中国大陆心战。无论是哪壹种，听在军人心里都是很难受的。
我们写的东西，台北不看，北京会看
我们曾经在对岸网络上刺探与套话，确认出某几个使用正体字的脸书粉专和内容农场是中共中宣部在经营的。我们把相关资讯汇报上去，过了两、三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长期抨击台湾政府的几个粉丝专页，忽然不约而同地调头过来讲中国大陆坏话，甚至还发文赞扬了壹下前总统陈水扁（我不太懂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故意要洗清自己身为统战粉专的嫌疑。
“不要再说我们写的东西没有长官要看了。台北政府不看，但北京政府会看，还马上就有动作。”我们只好这样安慰彼此。
我不知道是上面哪个层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真的是巧合？或许吧，希望如此。但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真正敏感的资讯，是不能报上去的。
在俄军多次有效干涉外国选情以后，据传共军战略支援部队也开始把影响台湾选情列为重要的“信息战（即资讯战）”任务。“干涉选举”是目标，达成的方式就是从民主国家内部发动舆论攻势，“舆论战”本身才是关键课题。
这边要再强调：在资讯传播快速的当代，舆论攻势是防不胜防的，监控与澄清都无法挽救已经造成的伤害。因此，惟有组建壹支与敌人同样专司战略层级心战的专业部队，借由主动投放讯息来冲击敌方，才可能抵销境外势力不正常干扰，维持国内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自然运作。
想要打好舆论战，自然就要熟稔掌握舆论环境。目前看来，对岸心战部门恐怕远比台湾心战部门来得更加了解台湾舆论。
当我们的心战部门不懂台湾舆论，也不懂对岸舆论
若先撇开层级较高的国际舆论不谈，两岸舆论战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大战区：
其壹，是我国政府治下受言论自由保障的舆论生态。
这个战区有着重视市场偏好（有时甚至会出现“市场失灵”）的复杂媒体文化，舆论与选举制度和政权更叠息息相关。战场环境瞬息万变，舆情走向不受政府引导，而是被金权、传媒与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所交互影响。
虽然这是我们的主场，但我们近壹年来却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因为入侵者竟然比防守军更加对台湾舆情“熟门熟路”，甚至打得“左右逢源”。摸着良心讲，专司台湾心战工作的单位（国防部政战局文宣心战处与心战大队），内部领导干部对于台湾舆论生态与政治脉络的了解，恐怕还远远不及国内许多寻常网友。
其二，是中共当局治下被“防火长城”环绕、由官媒与“评论员”引导舆情、网民自成壹套特殊文化的半封闭舆论生态。
墙内虽然号称受到严密控管与发文审查，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监控系统与巡查人员再怎么厉害，都永远无法控制住每天数以亿计的讯息、影音、思想与情感传散。在那里，每天都有人示范给妳看该如何和党中央打舆论战：要用“捧杀”的方式去打击对手，要擅长“说反话”，要用字母、符号、同音字或谐音掩饰敏感词，要融入红色群众之中打“游击战”。
壹些民间朋友以为：中共要渗透言论自由的台湾很容易，台湾要打入言论受到严控的中国却很困难；其实未必如此，只要了解对岸的网络生态，就不难去干涉对岸的舆论甚至地方政治。和核武壹样，舆论战也可以玩“相互保证毁灭”：拥有足够的反击能力，才能让对方知道攻击我们不划算，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可惜，我们的心战部门不但根本没有踏上这个战场，甚可说是对这壹大片战场几近全盲。作为台湾的心战专业部队，绝大多数在位者对微信公众号与新浪微博的生态并不熟悉，搞不清楚QQ、知乎、天涯、人人是什么东西，更不要说去认识乌有之乡和科学网这种相对生硬的东西。至于香港、澳门的舆论生态就更不用提了，主事者对港澳不关心，基本上是壹无所知。
可以这样形容：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脱节，我们与群众脱节的情形比他们还严重，这群众战是要怎么打呢？我们不只和对岸的民众脱节，和自己民众也脱节。畏惧舆论如洪水猛兽的台湾官僚，口口声声自称重视舆论，为何还能对舆论如此无知？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态度与方法去检视舆论的？
对“科技感”的迷信：完全不懂舆论脉络，就在看数字编故事
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都壹窝蜂地流行起了大数据系统，心战大队也不例外。公部门想要利用大数据来掌握国内舆情（甚至两岸舆情），有些还声称要借由大数据来“反制对岸的假新闻攻势”。可是，单靠系统和设备就能了解舆论吗？
大数据系统不是不能用，但当妳想借由系统来观察复杂的人文世界时，系统自然会存在不少侷限。大数据系统在搜寻网友舆论时，没办法精确判断发话者的情绪，系统对于发话者情感正、负判定的准度，通常落在40%到50%左右。
也就是说，像“反讽”、“反串”或“带葬话的激赏”这类网络上常见的表达方式，发话者对意提的真正立场就很有可能被系统误判。要有具备舆论敏感度的分析人才，才能正确运用这种分析工具，否则恐怕会从数字身上推导出更加错误的结论语政策建议。
举壹个经典的例子：去年1月时，莒光园地节目播出了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单元剧《彩虹》，让许多年轻网友大感惊喜。由于会对此议题发表意见的网友大多是对多元性别抱持开放态度的年轻世代，社群网站上（尤其国防部发言人脸书）赞扬军方此举的舆论明显居多。
但心战大队的大数据系统不知在统计上受到什么因素干扰，就是跑出了“网民负面声量居多”这种与事实相反的结果。虽然单位同仁据理力争，负责大数据舆情分析的指挥者仍坚持依照数据来向上级报告：多数网友不喜欢这部单元剧。
我不知道国防部最后有没有受这份报告所影响。至今快两年了，莒光园地似乎真的不曾再推出过类似议题的单元剧或节目。如果对舆情的错误解读导致国防部宣传政策上的误判，这会是壹大悲剧。倘若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是为了迎合上级而导致真实舆情被扭曲与掩盖，那就更是丧失了借助系统来分析舆论的意义。
也有另壹个极端的案例：自从新疆加强监控穆斯林、大规模兴建再教育中心以后，心战大队的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也试着去统计中国网友反应，最后得出了“对岸网友大多支持加强对维吾尔人控制”这样的数据。
得出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中国许多汉族本来就对维吾尔族存在严重的负面刻板印象，所以会支持中共当局采取高压手段防阻恐怖攻击。但负责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并不了解对岸这种民情，觉得“舆论怎么可能普遍支持打压人权”，最后干脆决定不要分析这个议题了。
说到底，台湾心战部门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用大数据系统来认真了解舆论，只想把大数据系统当成可以朝自己脸上贴金的“高科技装备”。在政战局行将交接之际，上级竟然急着要在现任长官离开前完成大数据作业室的标案，相关规划更是以“陈展”作为主要考量，为求华丽展现、替长官留下美好政绩；至于舆论分析上的实用性，反倒在决策过程中被牺牲。
高层使用大数据系统的立场，也显得本末倒置：几乎只要国军壹挨骂，就要求动用大数据系统分析，已经到了浮滥的地步。分析出来的结论却壹点都不可靠，因为指挥者总是会用长官喜欢的话语来美化数据。这让人有种感觉：国军的大数据系统，仿彿是为了安慰高层长官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而建置。
这让人不禁感慨：对于壹支军队而言，官僚思维远比装备不足还要可怕。
研究机构把大数据系统用在学术性的民意探究上，那会是很有价值的量化研究工具；企业把大数据系统用在消费者调查上，那会是很棒的商业工具；但如果政、军之类的公部门想仅凭大数据之力来掌控台湾复杂的舆论走向，还想拿统计方法纰漏百出的数据来替政策背书，那真是癡人说梦话了，原因大致如下：
“同温层”让数据难以反映舆论形势
这年头都在讲“同温层”了，怎能妄想单靠几组数字来解析各大舆情板块？打个比方：在台湾，LINE可能代表了壹个世代（或群体），PTT代表了壹个世代，Facebook代表了壹个世代，Instagram代表了壹个世代，抖音现在搞不好也自成壹个世代。
Dcard、巴哈姆特、Mobile01等舆论平台，也代表着彼此特性截然不同的族群。各同温层彼此间交流程度不高，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壹样，对各类议题发表意见的频率更是不同。
网络上谁比较大声、谁比较多话，绝对不代表民意就比较倒向那壹方。而对于特定议题能产生影响力的群体，也可能不是多数的壹方，而是掌握了关键话语权的少数。
光靠系统与数据，不可能看懂舆论的政治脉络
要对壹个议题做量化分析，首先还要了解这个议题的两造在吵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在根本不清楚双方在吵什么的情况下，连变项都无法划定出来，这样要怎么去分析壹项议题的舆情？这是国军在面对新时代舆论战时的重大难题，绝对不是靠着时髦的大数据系统就能解决的。
以统独问题为例：基于行政中立，军事系统的教育不敢深谈统独问题，军事院校先天具有保守倾向，军校生也没经历过民间院校热衷于政治、社会议题的氛围。因此，即使是军人也难以理解“统独到底在吵什么”。偏偏台湾绝大多数的政治议题（尤其那些会被中共拿来操作的议题）都是围绕着统独议题在发想与延伸，存在历史包袱的国军自身更是难以从统独争议中脱身。
对于舆论战场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却忌讳去谈论与了解，自然就会陷入不利形势。我们要面对的对手，至少还懂什么叫作社会主义，多少接触过壹点唯物辩证法。大多数军人连国军理论上信奉的“三民主义”与“革命精神”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更不要说左派／右派、环保、民族、性别、文化这类细腻、前卫的当代议题。
军人不必去支持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但如果政治思想薄弱到壹贫如洗的地步，只会空喊“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那样的思想韧性是极度脆弱的。军人无法和关注国家议题的民众沟通，这样要如何去从事舆论战？如何在自己土地上抵御敌人所擅长的政治攻势？
如果心战部门的指挥者真的把舆论战当成壹回事，他们应该会看重对于判读者的政治教育。但他们不知道严重性，在他们幻想的世界观里面，所谓舆论就只是由“不理解政府与国军辛劳的酸民”与“支持政府与国军的理性民众”这两种生物所简单构成的。这些人身为政治作战干部，却不重视政治教育，只想着依赖大数据系统。这就像不去磨练自己的手艺，却拼命喊著买漂亮电锅。
“低等五毛”与“高等五毛”壹起编织出的舆论假象
中共网军在台湾网络生态中，是铺天盖地的存在。包含各大媒体的讨论区，到许多重要的脸书粉丝专页，乃至于不少脸书社团内，都存在着大量的“假帐号”。这壹点，许多台湾网友都早就查觉了，但台湾心战部门的长官似乎并不在意。
“五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绝对不是可以被这样“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存在会让许多重大议题的网络舆论分析效益大打折扣。然而，从结果来看可以这么说：过度依赖大数据系统的台湾心战部门，似乎经常把中共网军炒作出来的网络舆论当成纯粹的本国民意来参考，并且浑然不疑有它。讲白了，在每壹次上给政战局的提呈单中，所谓的“网民舆论声量”里面不知道都掺杂了多少被五毛灌水出来的假舆论，但上级却没打算要处理这个盲点。
五毛也是有分等级高低的。最低阶的五毛，就只是中国各省市想要打工、赚外快的廉价网络评论员，他们许多人教育水准极低，只能照着SOP来创办假帐号，照着SOP来谩骂共产党的壹切敌人。这些人不只在台湾、香港讨人厌，他们在对岸也同样令人憎恶。
他们喜欢对台湾人喷粗话，因为喷粗话最能浅显易懂地向上级表明“我有骂他们了”，而且不需要动脑。他们打字时甚至也懒得切换成繁体字，大头贴上偶尔会放个五星旗或共军武器照片来表明爱国立场，根本不打算伪装。和他们在网络上争辩也没多大意义，因为他们就只是领钱办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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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是“高等”五毛，也就是真的训练有素、了解台湾舆论的职业带风向部队。他们的目标是炒作他们想放大的议题，压抑他们不想宣扬的议题；为了遂行任务，他们可以伪装成任意立场的网友，也不必忌讳在伪装的过程中谈及某些敏感词（如“六四”、“藏独”等）。
他们擅长运用阴谋论，把真实的消息打成“不实讯息”。他们有些甚至还会模仿台湾网友的口吻，把他们不希望曝光的对岸人权问题说成“它国事务，干我屁事”。为了制造阵营内部的对立，他们还会假意为候选人护航，质疑网友“转移焦点”与“恶意抹黑”。
他们也会掌握各平台的浏览巅峰期，以PTT为例，虽然全天候都有网军（有些可能是外包给公关公司）驻板，但他们主要活跃时段大概落在每天晚间10点半至凌晨1点半之间。跟这种网军比较起来，透过群组和内容农场散播不实讯息图文的网军，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除非经过专业试探或调出发文纪录，这种网军是无法被壹般民众辨别出来的。
台湾的舆论环境正在高速地复杂化，境外势力的干涉已非单靠培养国民媒体识读能力就能克服的，必须要有积极且有系统的反制计划。在中共舆论战能力突飞猛進的同时，如果台湾有关部门还继续原地踏步，那就和就地弃守简直没两样。
在新时代下，面对俄罗斯、中国和壹些穆斯林国家这种借由操纵网络和舆论来遂行的心理作战，壹般西式民主国家目前还很难找出有效方式去抵抗，因为它们国内普遍缺乏于法有据且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
台湾因为保留了苏联式的军队政治作战系统，所以还有个现成的心理作战部门可以反制敌方攻势。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高司政战系统在应对中共对台心战攻势时却严重失能，究竟台湾政治作战工作方向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要强调两点：第壹，本文要反思的是中央单位的战略层级政战，不是基层部队为战时而准备的战术层级政战工作；第二，本文要探究的是政治作战的原始功能：政治教育、文宣工作、心理作战、群众战。早从北伐时期开始，政战人员就是用来散播革命思想和鼓吹敌后群众抗争的，这才是本务。因此，这边不讨论辅助性质的心辅、监察、保防、福利、眷服与民事工作。
可以这样理解：真正发挥作用的政战，就像是《世纪帝国》里面的僧侣壹样，对外要能拉拢敌方（招降），对内要能恢复及稳固战力（治疗）。军队政治工作是壹套源自苏联红军的制度，早年被国、共两军同时仿效。在国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作战（政战），由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统辖；在共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工作（政工），由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辖。
共军的政工玩到多大？相较之下国军政战有多消极？双方差距简直是石器时代与石油时代的差异，只差壹个字，等级却天差地远。举壹个例子就能让妳感受到双方的巨大差距：
妳可能听说过王炳忠疑似获得了对岸的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但妳大概没意识到，和王接触的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下辖的单位（上海联络局，对外自称“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也就是“共军版的政战系统”。先不讲王的“星火T计划”收效如何，这就是壹次真枪实弹的政治作战行动：货真价实的群众战与思想战，货真价实的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情报网。
人家的政战情报是玩真的，而且财力充沛，情蒐网直接盖到妳家，壹拉就拉到在地知名人物。我们的政战情报呢？国军政战系统唯壹的敌情蒐研部门就在心战大队辖下，但这单位不要说建立情蒐网了，蒐集敌情的方式基本上只淮透过看电视、看报纸和上网查资料。这里还“自称”不受《情工法》保障，把自己赶出法律的保护圈。
国军政战情报系统蒐集的“中国情报”都是哪些情报呢？真正能用于心理作战的对岸人文情资、社会情况、网民习惯与各地民情，反倒不是我们的情蒐项目；上面的长官只要“中共政工相关资讯（实施作法、人事异动等）”这种无关紧要的相对敌情，给他别的他还不要。
蒐研方式也非常八股，交上去的报告壹定要批评壹下共军政工的缺点；但网络上的资料都是老共自己放出来的，根本不会主动把缺点告诉妳。由于查不到资料，研析人员只好把自己印象里国军政战的缺点（例如“流于形式”“只做表面”之类的刻板印象）硬是套到共军政工的身上，写出无数份“纯粹为骂而骂”的研析。
国军政战的情蒐能力真的那么弱？不是能力弱，是被上级装上了“限制器”，就像奥运国手被某些协会装上了限制器。几年前，心战大队曾经有人无聊混進了新疆军区某支部队的微信群组，这支部队几点操课、几点上哨、几点镇暴都被看光光，共军完全没人发现群组里多了个陌生帐号。
这种那么厉害的才能，有长官要吗？没有。这个人后来也不干了，退伍了。妳如果真的想去渗透中国，还会被威胁要以“正义专案”来惩办。正义专案是什么？是用来防范中共渗透国军的，结果却被用来阻止国军的情报部门渗透中共。总觉得好像有哪里搞错了。
全中华民国国军的网络心战建制，只有壹个没人看的网站
政战系统在本务上的方向错误，还远不止如此。近来上级开始推动心战部队和资通电部队的交流合作，摆出了想要发展网络心战的态势。我想不只是身在心战部队的我满头问号，资通电部队应该也是满头问号，因为这两个单位的功能根本完全不同：
人家是在做资讯安全攻防的，跟网络心战所需要的洗舆论、带风向完全不壹样。这种提议的出现，直接证明了上面至今还没搞清楚网络心战到底是什么。
政战自己建制的对敌网络心战部门，没有网军专用帐号、没有社群网站专页或频道、没有自营的内容农场。全军编制内的网络心战工作，就只有壹个几乎没人会看的某电台官方网站。网站里面放了许多自欺欺人的对中国心战文宣，网页排版风格大概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经营状况更是到达了惨淡的地步，连报上去的浏览人次都是逼不得已用机器人自己跑出来的。
这就是把不相干的部门裁并在壹起后的典型产物，壹个四不像的存在。上级自己也知道经营这种东西没绩效，所以要求做出壹点别的东西；但是不管文宣部门提了什么方案，都不会被上级采用。两岸网军实力的差距就是这样：
人家都弄出好几支航母战斗群了，我们却还抱着壹颗破篮球在海上漂。这种奇蹟似的差距，已经不是单靠双方国力差异就能解释的。
不是没钱没资源：我们有钱到能砸几千万买根本不需要的装备
共军的政工系统能动辄抛出大把人民币收买台湾人、拓展情蒐网络，老共能花大钱把网络心战工作BOT给台湾的公关公司，大家或许会感慨：是不是因为对岸有钱、台湾穷，所以我们才什么都玩得那么悲剧？
其实不是没有钱，而是经常被花到了不明所以的地方。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期预算，台湾的心战部门花了新台币4498万7千元购买了壹系列“几乎只能用来看电视和打电话”的精密设备，这些造价高昂的器材不只不符合单位任务需求，而且容易碰撞损毁，上级却想把这些设备用在野战。
整个单位上下没人能问心无愧地讲出这些设备究竟能发挥什么实际国防用途，但计划就是写了、预算在立法院就是过了、纳税人的钱就是花了、东西就是买回来了。资源运用规划上的常识判断与理性决策能力，显见已经崩坏了。
如果能把这将近半亿的预算拿来从事对中国的网络战、宣传战和开拓民间情报网络，今天就不会是我们的政府抗议中共假新闻干涉台湾，而是国台办跳出来谴责台湾严重影响中国内政。老共除了谴责以外，又能怎么办？受国际形势所限，他们没有办法拿台湾怎样，何况是他们先开始的。为了维持内部稳定，最终只能寻求和台湾壹起各退壹步、降低自身损失。
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年底的大选最终只能任人当成练兵场──以现在作法，监控就是干瞪眼，澄清就是没人听，就算抓到了帮中共制发影音图文和洗风向的台湾公关公司，妳又真能拿内乱外患罪来办他们？他们会说那是言论自由。
妳创造了言论自由，让老共進妳家门安心享用。歹徒闯進妳家了，妳手边明明有和歹徒不相上下的武器（政战），却还不敢正当防御，怕事后被歹徒告《伤害罪》。等到人财两失以后，妳第壹时间召开记者会澄清、钜细靡遗地说出事发经过、分析犯案手法，想证明自己很机智、很勇敢。
政战工作的努力方向错误的原因
如果真的要求台湾心战部门的高阶领导干部去检讨这些问题，大概没人会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多半都会觉得是上壹级（甚至政府）侷限了他们的空间。然而，就算真的存在高层过度保守畏战的问题，心战部门的壹些领导干部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的克尽了自己职权范围内所能做的壹切努力”。
绝大多数的问题不是没有做事，而是努力方向严重偏离了实务需要，甚至起到了内部破坏的作用。从心战部门内部体制来看，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情形：
壹、中央单位部分不具专业能力、缺乏国家意识的资深军、士官干部长年占据同壹职务，缺乏轮调。
这些与社会变迁趋势早已脱节的人，长年来在国家的核心部门里拉帮结党、打击异己，对上则阿谀逢迎、欺瞒上级，对下则作威作福、挑拨离间，违规乱纪的同时却又能获得整个体制的保护而免于处分。
最后，上级指挥者被这些人制造出来的浮夸假像所蒙蔽、听不见真话，自然也无法追求進步与改進。此类人等更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将专业人员逼离专业单位。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伤害不亚于共谍。
二、底层人员调动无常，专业能力不易养成，又缺乏基于国家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高层宏观指导，進而普遍丧失了对工作有效性的检视与自省能力。
即使想要经营单位专业能量，也会因为人员的快速流动而使能量无法续积，部门传统也难以积累，最后往往人亡政息。到头来，整个部门除了陈展的功能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我们这圈子里面有句很糟糕的话，叫作“如何打到长官的靶”，意思是做长官喜欢的事、让长官赞扬。这是个很可怕的观念：政战干部不知道如何“做国家需要的事”“把事情做对”，只知道“做长官喜欢的事”“把事情做到讨喜”。
专业判断被压抑，所以没有专业意识和职务操守，不知道怎么玩真的，只能无止尽地做假戏；偏偏每个人爱看的假戏却又都不壹样，妳爱听黄梅调、他爱看牛肉场，最后反而把执行者搞得更累。
三、政治作战忽视政教，使大量工作本末倒置、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作战本来就是壹套苏维埃式的制度，是根植于政治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而产生的。监军是为了确保政治思想而监军，宣传是为了散播政治思想而宣传，军队实务上的心辅工作也和思想工作息息相关。
社会民主转型后，政战也不可能拿“政治中立”这面挡箭牌来回避政教工作，必须重新确立出壹套符合当前国家立场与社会价值的政治教育内涵，而非空洞的保家卫国口号。
关于政治教育部分，如果无法新拟壹套思想，政战至少可以延用国军故有政治教育中较无争议的部分，比方：国军传统上所谓“革命精神”的原始意涵，所指涉的实际上是追求公民启蒙、民主普及、改善社会财富分配与实现土地正义，愿意为此“扫除壹切障碍”的变革意识与人道情怀。这样的思想内涵合乎国家立宪精神、能被当代社会所接受，并且不违反行政中立。
如果完全没有政治教育，那政战体系也就失去了维续的意义，毕竟很多东西都不知为何而做、丧失目标性。不如让监察、保防、福利、心辅乃至于军事安全总队各自独立或并入相关部门，反倒更能发挥专业效用。
整体而言，关键职务上“为官不为”的情形已经让台湾的政战能力严重空洞化，让国家在面临新型态威胁时岌岌可危。自1979年金门抱战结束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沈寂、转型与等待，政战终于在新的时空环境下找到战场了，却被自己人五花大绑、拒战不出。
关于如何反击当前环境下的敌心战攻势，笔者会在下篇提供拙见。我自己是抱着被法办的觉悟在写文章的，因为想让对手知道：至少我们这里的军人敢穿着军服讲真话，敢说服公众、影响政府、改变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输妳们壹大截，但有朝壹日我们会赶上妳们。
近期壹些证据的浮现，例如：中共方面有能力大量制造影音图文、改变网络舆论声量、选择性拉擡、压抑特定议题、操作台湾既有政治矛盾、暗中支持部分候选人，渐次呼应了笔者过去几周来所提到壹些当前对岸心战部门的操作特长。
本篇笔者希望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在符合国内法律、不偏袒特定政党、不侵犯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民主国家该怎么借由战略层级的网络心战攻势来“抵销”境外势力影响。
首先简扼提要壹下，当前我们在台湾“境内”遭遇到的网络心战攻势，有哪些重要特点：
“官营土制”的“中式巨魔工厂”已经过时，“外包”、“民营”与“在地化”才更具威胁
其实所谓的中式“巨魔工厂”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笔者与心战大队同仁早在壹年前就向国防部政治作战局举报了相关手法与背后部门，换来的却是情资的走漏，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被重视与应处。
和俄罗斯不壹样，中共版的“巨魔工厂”其实未必真是工厂，更多是党、政部门人员直接参与制作。比起“巨魔工厂”这种“在照片上添加色彩鲜艳正体字政治标语”的对岸“官营”、“土制”影音图文，中共方面早就有了更加细腻且强大的全新网络心战利器：
直接透过第三方金流外包给台湾的公关公司（甚至网红），用最细致、最诙谐且“高制作成本、高时效性、高话题性”的方式去制作影片与经营频道，并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件创造出大量“天然的”观看次数与分享数。这种作法不但难以用我国法律去定罪，而且极难掌握金流证据。
不得不敬佩这个经历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国家，他们比我们还清楚“外包”对于提升工作效率而言何其重要。
中共支持候选人的原则：不必立场相近，但要有实力打倒“主要敌人”
要分辨这些间接承包对岸委讬的宣传作法，其实也并不困难，只要分析这些影音图文的声援对象就好：
中共出资协助宣传的候选人清单之中，经常会同时存在泛蓝与泛绿的候选人；然而，站在蓝绿两党中央的立场，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正当性）去兼为敌营候选人造势。对岸想支持的并不是“立场与中共最接近的候选人”，而是“壹切有实力击败中共在台‘主要敌人’的候选人”。
这就是壹个典型的统壹战线概念（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部分候选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获得了对岸宣传部门的青睐与暗助。目前北京对于台湾政坛两大阵营的现况都不满意，所以他们乐于重塑壹套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政坛生态。
用“宣传支持”取代“政治献金”也比较符合中共利益。不少台湾政客擅长用花言巧语骗取北京金援，对岸花费了大把资金扶植选战代理人后，才惊觉血本无归：大把钞票被放進了个人的口袋，这些人却没为北京带来多少政治效益。和政治献金相比，直接出资从事宣传工作有个好处：钱怎么花，操之在我，省却被台湾政客敲诈的风险。
之所以点出这些问题，是要佐证以下两点：
1. 站在公部门的立场，“对抗境外势力干涉国内选举”是不违反行政中立原则的
法务部门与警察机关之所以要防治贿选，就是为了减少金钱因素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同理，情治单位与军方的心战部门之所以应该反制境外干扰，也是为了遏阻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
公部门要做的不是指控特定阵营或候选人受到对岸支持，而是把对岸干扰选举的情形纠举出来并“强力宣扬”，将舆论的焦点从中共释出的不实讯息转移到中共本身的污点上，使其对舆论的影响无效化，并且顺势把负面形象“还给”中共本身。
公部门必须在各政党间严守中立，但我们不需要对中国共产党也严守中立，操作宣传机器打击中共并不违反法治，也不会侵犯民众言论自由，所以没有必要对此畏首畏尾。
2. 只依靠监控与澄清是无力的，必须有宣传攻势佐助
应对中共结合网络、舆论与宣传的攻势，“监控”本身是充满侷限性的，壹来会有为执政者打击异己的嫌疑，二来会有侵犯民众言论自由的嫌疑，此种问题在近来国安部门所遭受的质疑声浪中已经展现无遗。与“以国人为对象的舆论监控”相较，“以中共为对象的宣传攻击”更能受国内的民主、法治环境与舆论所接受。因此，在抵御对岸新型态攻势的防线中，国家心战部门的参与是有其需要性的。
对于中共手段的“宣扬”与“攻击”，是必要、重要且有学问的，没有技巧性的宣扬，就无法打破同温层与族群界线去散播讯息、使民众周知。缺少了宣传手段的调查与指控，其产物可能就只是壹场无力的澄清记者会、机关网站上壹篇乏人问津的新闻稿，或者壹篇只会在特定群体内部流传的新闻报导。
讲求行政中立与言论自由的台湾，如何从零开始执行壹场网络心战？
台湾所需面对的网络心战有两大战场：
壹个是守住国内舆论生态、资讯环境与政治制度不受外敌恶意干扰的“网络卫国战争”，必须从境内扫除敌方影响力，让敌方持续做出“无效投资”，空耗自身资源。
另壹个是打進中共老家“围魏救赵”的网络对敌攻势，在符合国家民权（civil rights）与人权（human rights）价值的原则下协助敌境潜在盟友宣传，增進我方影响力与谈判筹码，同时达到“以战逼和”的效果。不要以为台湾不可能对壹个实施网络管控的国家发起攻击，他们的防火长城与审查机制实际上千疮百孔、满是罅隙，能选择的攻击方式也更丰富、多元，而且北京实际上也没多少为此报复台湾的余地。
针对这两大战场，笔者会分享壹些实务操作上获得的经验法则。如果要澈底解决中共对我国内干涉的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关键，因为战略上的平衡与行动代价的提升，才能造成敌方攻势的缓和。但鑑于目前国内环境比较关注前者，所以在此先讨论：如何在台湾境内遂行网络心战。
台湾能不能成立壹支“官办”的“舆论网军”？
台湾不比美国，我们以极度劣势的人口与资源在面对与我们使用相同语言的巨大假想敌。同样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美国，可以用成本高昂的法案、贸易手段、情治手段与司法手段来有效遏制中共攻势；但我们并没有能力这么做。
在此前提下，兴办舆论网军是壹种相对低廉且有效的方式，国内应严肃考虑在合乎法治的情况下采纳这种手段。
以国内目前的环境，如果由公部门成立壹支“专门帮政府（或者特定政党）”护航的网络舆论战部队，那是不可能被民众接受的，正常的民主国家也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请试着想象壹下：
如果今天成立的是壹支“专门揭穿境外敌对势力谎言”以及“专门压制敌方不实讯息”的网络舆论战部队，并且明确规范“禁止发表壹切为政府政策及特定政治势力辩护的言论”，依此接受体制监督，那么成立壹支台湾自己的“官办网军”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官办网军”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资源与数量，而在于“拥有可以看见全局的高度”；要能看见宏观的舆情局势，前提是要维护壹套四通八达的民间情报网络。打个比方：对岸的网军知所以能有效影响台湾舆论走向，是因为他们能在快速发现议题热点，并且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帐号灌注到单壹议题上，这是民间网友的自发性行动所难以达成的。正因如此，网络心战的遂行不可能脱离情报工作独自進行。
实际上，只要维持壹支50人的队伍和足量的用户帐号，确保他们能在壹段时间内固定坐在电脑萤幕前，依据法律规范与教战守则来上网发言，并且任命壹位了解舆情的指挥者，台湾就能在国内特定壹个网络舆论平台上“彻底压制”中共网军（无论是新闻粉专或是PTT之类的论坛）。
如果在压制的过程中创造“热点”、提供“传送门”，吸引民间网友自发性参与助战，发挥“征召网络民兵参战”的效果，那么需要的人力就会更低。只要把对岸网军的每壹次行动都转变成惹民众发笑的“闹剧”，网民就不会被中共创造的沈默螺旋所误导。
于此同时，政府方面需要“正式授权”指定部门，允许他们在壹定规范下与民间人士及团体维持壹定程度的沟通与联系，才能使其不与民间脱节，并且自主发掘重要的讯息传散管道（如重要LINE群组、FB社团等）。虽说目前也没有哪壹条法律明文禁止公部门从事这样的行为，但基于官僚特性，他们就是不敢去進行缺乏明确授权的工作。
惟有与网民（尤其意见领袖与关键团体）产生联系，才能维持公部门对网络舆论现况的了解，并且在自己的国土上借力使力，揭发对岸网军或代替对岸执行攻势的本地公关公司，并且对其实施围剿。这才是有意义的心战情报网络构筑，而非“打高抱”式地跟风聚焦壹些高层级的政、经议题，蒐整来的东西完全无助于指导心战实务工作。
如何跟对岸网军争夺舆论焦点：“事件行销”远胜传统文宣
舆论战的本质，就是较量谁更能争取到民众的关注。真正能在短时间内争取到大量关注的，往往都是“壹个事件的爆发”。创造出壹则新闻的效益，远比投稿壹篇社论、发布壹则影片、释放壹份文宣来得更高。这就是为什么包含对岸在内的许多国家专注于“制造新闻”，而不是专注于“投稿社论”或“拍微电影”。即使是设法运用影音、图象或文字，那也要设法用这些工具去“创造出壹个新的议题”，引发话题性。
以近期为例，虽然愈来愈多关于对岸操作舆论的证据浮上台面，但这还不足以抵销掉中共对国内舆论的不正常影响，因为这些证据的传散大多只会停留在特定的同温层中，不容易扩及到其他群体。
证据需要经过包装与加工，转变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简单、更具吸引力、更有情绪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让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民众相信“壹个天大的事情发生了”“壹个天大的阴谋和骗局被揭发了”，刺激民众主动去传散讯息，把敌方讯息对民众产生的影响抹煞掉。
正因如此，影音与图像未必有用，具备刺激性与话题性的影音与图像才有用，而且还要锁定愿意买帐的目标对象与有效率的传散管道。
不该把“创造新闻”全然联想到“造假”，“创造新闻”可以是把已经存在的现象与状况借由壹项事件来切入、回溯、整理，透过具吸引力的叙述方式来提高民间关注，把我们想要引发公众注意的内容转变为“时事”。
在台湾的舆论环境下，只要善用各大舆论平台与社群网站，并且结合新兴媒体、公民记者与意见领袖的力量，就能成功达到“事件行销”：借由事件来向阅听人推销特定议题。只要能掌握这个方法，就能把许多对岸网络心战行动的“成效”在壹夕之间“拉黑”。
正因为阅听人有追求刺激讯息的倾向，所以永远不要期待借由“培养民众的媒体识读能力”来化解假讯息攻势：连公民素质在全球民列前茅的北欧国家民众，都未必能够仅凭自己的理智去辨别资讯真伪了，更何况胃口大到养出台湾这种腥羶色媒体生态的国人同胞。
国军的文宣心战部门不能“只守国军，不守国家”
国家供养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借由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国家。但国军的文宣心战方向俨已出现偏差：把“维护国军自己的形象”置于首位，反倒无意去维护国家自由舆论环境与社会制度的正常运作。
虽然成天高喊要掌握中共的“三战（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手法，却不花心思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反击，仿彿我们天生就是给敌人当成肉靶的命。如果真要让主事者去思考如何反击，他们反而会头痛欲裂、不知所措。
本文只是根据经验提供壹些发想，仿效墨子用腰带和木片演示壹次如何守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也可供民间人士参考实作。如果军方要实践本文提到的作法，那势必要有资历、见识能与职位相符的高阶干部来指挥任务遂行。
国军并不是没有真正领导过心战工作、敢推动变革的将校，但对于国家而言极其重要的文宣心战职位，却经常被交给不具相关经验与专长的人，只为让这些人“补上壹个漂亮的资历”。把个人的资历与仕途置于国家战略全局成败之上，这种错到离谱的本末倒置，在政战部门迎来新气象的此刻，期盼能止于今朝。
时至选前壹周，我们已不得不接受事实：年底这场保卫民主国家选举机制正常运作的战役，我们已经澈底失守了。中共灵活运用虚实相杂的讯息、假手台商的金流、对民营公关公司的外包以及与草根政治势力的暗中契合，达成了壹项了不起的政治作战目标：
自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以来，中共首度成功引导了台湾选情，用不流血的方式干涉了台湾的政治权力变迁。
对岸的党、政、军系统在短短几个月内展现了出色的胆识与智慧，为他们效忠的国家与政权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必须承认他们是“可敬的对手”；反观台湾，虽然几年前早有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大选的前车之鑑，我们却对于这种新时代的威胁麻木不仁，现在大刀终于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脖子上。对岸的心战工作因善战而胜利；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不战而败。
今年，我们必须心服口服地认输，也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今年他们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地方选举，来年他们就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中央选举、公民投票、立院表决，乃至于塑造民意来改变国家宪政与主权（壹如1890年代美国并吞夏威夷王国）。
外力对民主制度的直接插手，绝对不是蓝绿候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小破事。今年因中共干涉大选而得利的壹方，来年更容易因为言行与中共意志稍有违背而遭到报复性的舆论战打击与媒体丑化──中共痛恨拿了对岸好处却倒打对岸壹耙的“白眼狼”，无论妳是否真的想要他们的帮助，无论妳是无意间惹到中共还是真的吃里扒外，他们对付“白眼狼”的狠劲永远比对付敌人更为凶猛。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同壹条船上，我们的民主还没成熟就被渗透，我们处在社会制度逐渐沦亡的前夕。
前篇文章谈到了如何在国内网络环境下驱逐敌方影响，这样的作法虽然能取得成效，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们仍然需要主动攻击。这样的攻击不是挑衅或挑起纷争，而是在“现在已经发生的两岸冲突中”去追求均势。惟有顺应国际情势、发挥自身优势去发动针对中共的舆论战与网络战，才能让中共当局意识到“干涉台湾内政不划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几年前，美方某些部门做出了壹项结论：在网络资讯发达的时代，“黑色宣传”（散播不实谣言去攻击敌人宣传方式）是不可行的，因为网友很快就会发现真相并揭露事实，散播谣言的壹方反而会损害到自身国家名誉。国军政治作战系统采纳了美方的结论，所以对黑色宣传（譬如今天大家所说的“假新闻”）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这项结论是有问题的：正因为网络资讯传递又快又广，还没等到键盘柯南跳出来揭穿不实讯息，无法弥补的伤害就早已造成──而且多数人喜欢听八卦，不喜欢听妳键盘柯南讲道理。
不实讯息引导北约去摧毁了利比亚的格达费政府，让俄罗斯恢复了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力，让人口有限的伊斯兰国得以从世界各地做网络募兵。经过这几年，美国人惊醒了，知道黑色宣传的恐怖；已经被推上断头台的台湾却还在醉生梦死。
在核子武器上，有所谓的“不率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壹说，意思大概是：使用核武不道德，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不会用；但是壹但其它国家先朝我扔了核弹，那就不要怪我也扔核弹回去砸妳。
笔者主张，民主国家对于“黑色宣传”的使用，也可以依循“不率先使用”原则。换句话说，既然老共都这样大刺刺地释放谣言干涉台湾内政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回去干涉对岸内政，又有什么不行？就算被发现了，我们政府像北京壹样打死不承认就好，这就是“隐蔽政治行动”（covert political action）的精髓──被妳知道又怎样，反正我永远可以否认（deniable）。
国军传统上固有的政治作战教范，本来就肯定黑色宣传的战争效益。国防部在民国64年颁布的“国军政治作战特遣队（现已裁撤）”准则，里面的第314条中，就写道“耳语（谣言）为对敌人心战最犀利之武器”。所谓“网络心战”，其实就只是把政治作战搬到网络这个平台上运用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笔者依据近两年来私下与对岸交手的经验，整理出对中共发动网络战与舆论战所须把握的19项原则如下
1. 要攻击省，而不是攻击中央
对于对岸民众而言，真正令他们关心且“比较有讨论空间”的问题，是省、市层级以下的地方性议题，包含环境污染、权利受损、官民冲突与官员丑闻。
全国性议题如果受到民间抨击，容易动摇到中央威信，中央会施加比较大的力道去控制舆论；相较下，地方贪官恶吏的自家地盘里失火了，中央就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帮妳灭火（只会消极地清出防火巷，避免火势延烧到其它地区）。台湾如果要打网络舆论战，打地方政府当然比较容易得手。
以台湾的网络力量，要和中共中央正面对决当然是稍嫌吃力的。但中共是个强中央、弱地方的政治体系，省级的网络防御能力与舆论控制能力都相对薄弱，台湾可以相对容易地突破单壹省、市的网络控制，打击中共贪官污吏在地方上的威信。
打击地方势力，对于台湾的舆论环境安全是有直接帮助的：依据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网军主要是“分派”给地方政府机关运作的，在网络上跟妳吵架的“五毛”或许就是对岸某省某市某乡某镇壹处党办公室里面的小小职员。只要把地方政府打残、打怕了，地方就会把他们公家网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境内维稳上，避免再招惹妳台湾。
2. 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到对岸网站上骂中共、反极权、声援民间维权，这种明目张胆的作法当然会被删帖删帐。但妳可以“反串”成“五毛”，表面上高唱爱党爱国，言谈里却指桑骂槐、揭露黑暗面。表面上帮党讲话，实际上却“越帮越忙”，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47条所提到的“冒充混進”精神壹致。
中共的网络巡管人员无法立即发现这类贴文的问题，相关贴文就能在公众的视野里停留更久。真正的对岸网民和只会叫嚣的五毛网军不壹样，由于长年身在特殊的网络环境下，许多对岸网民是非常聪明、有文化深度且观察力细腻的。虽然他们可能也希望“收回”台湾，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认可中共官吏许多狗屁倒灶甚至根本悖离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
近几个月来，对岸网军对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冒充混進”：假冒成蓝绿支持者来引导舆论，有时甚至是纯粹借由互相谩骂来激化民间对立。
3. 要借由谴责自己与吹捧敌人来制造合法曝光
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国际处境还是国内问题，都有很多他们“不愿让民众知道的真相”。公开讲出这些问题的人士，自然会成为被党“解决”的对象。反之，如果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小青年、跳出来替国家谴责这些“提出问题的人”或“外国势力”，这样的谴责反倒会“证实”并“曝光”了问题的存在，让问题被更多人知道，同时又不容易被删帖。
举例来说，大家本来不知道某省某县发生了群众维权抗争事件，如果我跳出来“谴责”这群抗争民众，就会让大家知道了抗争的存在。大家本来不知道有740万名农民工失业，如果我跳出来“赞扬”这74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家就知道他们因为企业大量倒闭而失业了。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4条所说的运用公开掩护祕密跟合法掩护非法道理壹致。
4. 要运用借古讽今的方法讽刺对方
对岸网民对于历史议题热衷的程度，远胜于台湾。谈论本朝的政治，容易惹祸上身；但是讨论唐、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的政治，似乎没什么大碍。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用来躲避文字狱的传统：以古喻今、借古讽今。
有时候妳在网络上抨击壹个朝代吏政的昏暗，或者热捧壹个时期相对于现在的开明与繁荣，就算妳只字不提共产党，只要用词露骨壹点、“似曾相识”壹点，对岸网民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当今存在的政治问题。
5. 要高举社会正义，而不是高举民主自由
按照中共的逻辑，对岸现在实施的是壹种叫作“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制度”：各级代表都投票产生（虽然他们的投票制度很有问题），重大政策都投票决定（虽然没什么人敢投反对票），壹旦决定好的事情就要绝对服从、不淮反对。
相比下，台湾的民主呈现出壹种非常混乱的形象，而且民主化之后就遭遇了经济成长的停滞期。正因如此，台湾的民主自由对他们多数人而言，是“低效率”“反智倾向”“闹事”与“盲从西方”的同义词，没有太多效仿的价值。
在贫富差距巨大且公民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妳想说服壹位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内陆的文盲农民壹起“壹人壹票选出壹位领导”，那就和“说服壹头肥羊去和九头饿狼投票决定晚餐要吃什么”壹样荒谬。
他们反感中共，通常不是因为中共治下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而是因为缺乏民众监督机制的各级干部经常打着党的旗帜多行不义，嘴里讲的是仁义道德、马列毛习，手里干的是仗势欺人、奸淫掳掠，这才是基层民众对中共愤怒的根源──虽然这也算是缺乏民主课责与言论自由的后果，但多数人联想不到这壹层。
6. 要善于寻找代理人
今年下半年，中共对台工作在操作上和往年有壹项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们找到了掩护”。如果今天老共自己跳出来说“我是中共，为了祖国统壹，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么没有几个台湾人会理他们，因为大家普遍很讨厌中共，也反感他们自称“祖国”的嘴脸。
但如果老共假手台湾政客、名人，让他们的嘴巴说出“我是台湾人，为了台湾好，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就有可能成功改变台湾人的行为。
台湾倘若要朝对岸推展舆论战，那同样也要寻找代理人来隐藏自己的身分，因为很多对岸网友是真的不喜欢台湾人。如果妳在网络群众之中喊壹声“打倒共产党”，虽然不见得有人敢应声，但很多人会暗自窃喜；如果妳喊出来的是“快来跟台湾壹起打倒共产党”，那么更多人心里想的会是“就凭妳”“干妳屁事”或“滚”。自己的政府自己骂，这种心理对双方而言都壹样。
7. 要了解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
与共产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岸最有钱的那群人可以来台湾扫空壹间又壹间的名牌精品店，广大的穷苦民众却没有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他们基本上活在不同的世界，对彼此的生活缺乏了解；但他们都能够使用网络，所以身在台湾的我们可以同时和这两种人交流与产生连结。
既得利益的富裕阶级除非接触到外界思想（如留外学生），否则不太会去反思当前政治制度的缺点。反之，受到压迫、对现况存在怨怼的中下阶层，才更有动机去传散壹些针砭现况的政治材料，协助我方遂行舆论战。
8. 要洞悉东西部省份的发展落差
改革开放的初衷就像倒满壹座香槟塔，我把香槟（经济利益）倒在最顶端的高脚杯里（最先开放的沿海省市），溢出杯缘的香槟会流到底层的高脚杯（二、三线的中西部省份），最终达到利益均霑。但30年过去了，上面几个高脚杯却愈来愈大，分给底下的香槟没有几滴，有些底层的高脚杯甚至被压碎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治下的财富重分配机制严重失灵，内陆的人才与资源不断东流，对现状不满、怀念旧时代的情绪也开始在内陆蔓延。这也影响到对于台湾的态度：
壹些东线省市的人均GDP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台北了，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自信就越高；中、西线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好，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意愿也就越低。如果台湾要对中共政权发动舆论战，最能如鱼得水的地方或许不是和台湾比较有渊源的几个东部省份，而是和台湾比较疏远的中、西部省份。
贫富、城乡及东西差距，可以合称为“三差问题”，这“三差”正是对中共发动网络攻势的关键突破口。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5条提到“对各阶层進行政治号召时要主打不同的要点”，这在上述各项中可以体现。
9. 要掌握墙内与墙外的天然界限
翻墙出来的不只是五毛，还有很多真的对中共治理存在不满的对岸网民（包含大量留学海外的学生）。在不同的社群网站上，他们所占的比例也不壹样：因为台湾青、中年主要使用Facebook，所以被派到Facebook影响台湾舆论的五毛比例较高；在台湾人少用的推特上，五毛相对较少，反共的对岸知识份子则比五毛更多、更活跃。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好分辨，不容易混淆。
这意味着中共的“防火长城”已经自动帮我们把“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都过滤到“墙外”了，只要花点心思，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壹套线上的政战情报工作网。透过这些立场壹致的盟友，我们不必潜入墙内，就能把影响力渗透進墙内。
本文所提及的各项要领或作法，都是笔者近年来私自实验所得的结论；不用担心官方作法外洩，因为台湾的政战部门根本没有在运用这些底层实务作法推动对敌政战工作，更高的层级也没有。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络应声中断，笔者已经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发现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因此，笔者选择将工作心得向大众公开分享，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民运人士参考运用。
最近适逢第壹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周年，其实笔者在原单位时经常拿壹战时期的地图供单位同仁做教育训练与推演。许多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战工作，都发生在壹战期间，是“还没有政战制度的政战工作”：
英国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少尉和阿拉伯盟友壹起撕裂了鄂图曼帝国，受德军支持的列宁在俄罗斯帝国点燃了世界共产革命，这些都是政治作战“六战壹体”（思想战、组织战、情报战、谋略战、心理战、群众战）的经典展现。
如果国军政战部门能多少找回壹点20世纪初的军人情怀，并且正视21世纪初的战场环境，我们的国家今天不会输得那么妻惨。
台湾已经迎来了民主转型以来最大的变局：在抵御中共干涉内政上，遭逢了2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舆论战上反制中共网军（尤其是共军编制部队采取的认知空间作战），是国军政治作战系统编制内已在進行的任务，确实不是国安局、NCC、资安处、资通电军的权责范围。
反制壹直都有做，只是此前壹直做得很失败。在中央单位政治作战系统壹直都有在進行对国内舆论拨乱反正的任务，也有面向对岸网民的网络心战宣传。
可惜因为缺乏符合现实环境教范与人员训练机制，加上机构不按专业用人、指导工作者不具国家宏观思维，此类反制作为传散管道错误、产出成品无用，所作所为始终只能自娱娱人、自欺欺人。
想要及时掌握议题，就要有進步、畅通的情蒐能力。但政战部门对于情蒐的态度也极其消极、落后，不重视由下而上、自主发现的第壹手资讯，只能跟风媒体报导与立委质询来下令情蒐。
所谓“巨魔工厂”、新疆集中营暴行、对岸藉宫庙渗透国内民间等情形，早在距今半年至壹年前就已经被掌握与提报了，但上级指导单位只在乎当时在新闻上热门的共军演训、对台利多、断交等问题，对当时仍处于发端阶段的新议题兴致缺缺。
等到媒体、立委或高层长官开始追问这些议题时，毫无头绪的上级指导单位只能急忙让下属“上网找资料”，殊不知下属早在壹年半载以前就把议题呈上去了，只是他们无心追踪与了解罢了。这种只会跟风媒体与立委，全无早期预警能力的情蒐指导方式，注定台湾“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
在政治作战的领域，这是壹个对守方极度不利的年代，如果壹个民主国家想保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受专制国家侵犯，那么对专制国家的攻击就势在必行。专制国家的舆论生态迥异于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想要对专制国家有效发动舆论攻势与网络心战，就要了解专制国家的网络舆论特性。
近来国家几番人事变动，新环境、新长官、新思维领导下的政战系统，或许就快面临到十馀年最重大的全面转型。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络已然中断，笔者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甚要遭受践踏与要胁。台湾已经到了不得不全面反击的时机，笔者若无缘参与，只能抱憾自愿接受体制汰除，另觅战场。
本文接续前文，分享笔者近年来私下从事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得的结论，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友部）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各民族人士参考运用。
三、舆论管控下的技术性反制
10. 要活用网络监控的人力死角与系统死角
中共的网络巡管实际上是充满侷限的。以系统来说，各级巡管部门依然是透过关键字系统来搜寻网友发言中的“敏感词”；换言之，妳只要使用同音异字、谐音字、特定代称、缩写，系统就很难搜寻到妳的言论，或者阻止妳发表敏感词。
妳也可以透过图档来散播讯息，如果想回避中共的图片辨识系统，妳也可以故意上传上下颠倒、左右翻转的图档，或者故意调低图档分辨率。中共运用台湾LINE群组尚流行的“长辈图”来发动舆论战，我们则可以用对岸流行的“表情包”来偷渡壹些隐晦的政治宣传。
透过通讯软件发送的私人讯息，也是网络监控的壹个盲点。虽然中共当局有能力监看微信里面的私讯对话，但说穿了，除却已被锁定的重点人物以外，当局根本不可能监控全中国每个人的微信帐户。
事实上，很多记录下对岸群众抗争、城管殴打民众的影片，根本就是透过微信流出墙外的，当局拦都拦不住。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9条提到，“祕密传播”须能使目标群众在不公开的环境下发现获取得宣传材料，当代的手机通讯软件其实就能发挥这种功效。
足以监控私人讯息、盗用私人帐户的网络技术，大多存在于中央层级的情治单位，地方的治安部门通常不具备这样的高端网络技术（不过也有某些地方例外）。以在对岸活动的台湾诈骗集团为例，他们因为手机通讯被警方掌控而落网的案例比较稀少，对岸警察往往要透过乔装和卧底才能掌握台籍诈骗集团罪证。这也呼应本文第1点：攻击地方比攻击中央更容易得手。
11. 要蒐集各级官员贪腐内幕，并运用骇客予以曝光
台湾如果真的要蒐集对岸情资，其实CP值最高的应该是蒐集各级官员贪腐、淫秽的证据（反倒不是军事武器诸元或部队动态）。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推动反腐工作，大量敌对派系的文武官员被斗倒、斗死。真正能让党、政、军官员恐惧的，是自己腐败的证据被别人掌握与揭发，只要掌握这些人的罪状，就能箝制这些人的言行。那么，如果掌握这些罪状的是台湾？
这些罪证可以直接从体制内举报，也可以借由网络舆论战来发挥作用。如果有某位对岸官员发表了对台湾挑衅的言论，我们大可运用骇客技术在网络上大举揭发此人的丑闻与弊端（比方骇入特定省市人民政府的官网发布图文），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進而吓阻其他官员在言行、政策上挑衅台湾。
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3条提到“黑函是以文字攻心的心战媒介之壹”，同样的作法完全可以在网络时代活用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或许他们早就已经在用上述手法对付我们官员了，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
12. 要顺着他们的宣传政策去制造恐慌
中共喜欢借由宣传工具来制造小幅度的群众集体焦虑，進而转移民众焦点、稳固政权统治。前阵子对岸媒体大肆操弄的“台谍案”，就是为了将境内的混乱怪罪给境外势力。这提供台湾壹种新的操作选择：顺势接球、火上添油、夸大事态、假戏真做。
举例来说，面对中共操作“台谍”议题，台湾除了官方澄清以外，其实也有其它选项，譬如透过非官方管道释出讯息：妳谎称抓到了100个台谍，我就陪妳演戏，宣称其实“还有900个台谍没抓到”，其实“好多党干部都是台谍”，其实“妳父母也都是台谍”。
这种宣传方式顺应了中共官方的政策，不会立刻遭到删帖，却能有效扩大敌人内部的恐慌与自我猜疑，达成内部破坏的效果，让中共宣传部门玩火自焚。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提到借由“篡改敌方宣传标语”来替自己宣传，其实“让宣传自己失控”的收效也不亚于“篡改”。
四、政治操作
13. 要与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里应外合，缩小打击对象
对岸操弄台湾政党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操弄中共党内派系的矛盾。实际上，当妳真正开始从事对中共的心战工作以后，妳会发现很多对敌宣传会得到“莫名的外力帮助”。妳本来以为妳投放的讯息会被全力封锁与压制，结果却被某些官媒用“谴责”的方式“大肆报导”出来，搞得众所皆知。
在中共展开反腐工作以后，派系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许多非当权派系的成员朝不保夕，巴不得有多壹点材料彰显当权者的无能（比如故意夸大壹些弊端的严重性），迫使当权派系让步。
台湾如果要散播中共官员的负面讯息，首先要看清楚他们的派系归属。如果打得对、打得巧，中共党内会有很多人跳出来朝政敌补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7条提到，由于我方“缺乏在敌后长期潜伏经营之基础”，所以应该要灵活结合既有的党、政、军、民势力来進行操作。
14. 要善用带路党
中共透过台商出资给台湾的公关公司，把舆论战、宣传战工作“外包”给台湾人，这证明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再怎么想伪装成台湾民众，都实在学得不像，很容易被揭穿，所以不如找真正的台湾人来办事。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和立场壹致的的对岸网友合作，打击共同敌人（中共）。在对岸也有壹群早已对中共政权不满的人，他们抱持着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与民族立场，但都希望能做些什么来反制中共、改变国家。他们非常了解在地民情与舆论生态，与他们保持壹定程度的默契（甚或直接合作），将能弥补台湾在操作上的许多限制。
15. 要消除公民壹方的资讯不对称
现实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个网络资讯四通八达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生活、语言文字、交通距离、流行文化等等因素，都能使人与人对彼此无知。在对岸，墙内不懂墙外、内陆不懂沿海、农村不懂城市、北方不懂南方、穷人不懂富人，汉族不懂少数民族，多数人只能透过官方媒体来了解这整个巨大的国家，而中共的官方媒体通常会选择把现实中的黑暗面隐藏起来。
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无知、隔阂与误解，使得跨境的公民运动串联不容易促成，任何壹群人在党国机器面前都处在严重资讯不对称的地位上。
如果能运用墙外的资讯流通来帮助特定群体打破资讯不对称，甚至运用骇客技术选择性地攻破防火长城、让特定资讯大幅流入，那就会严重松动中共对公民活动的控制，让民间更有能力去判断情势、冲击恶政。
16. 要鼓励中共把资源花在没价值的台湾人身上
实际上，在今年以前，中共绝大多数对台统战所投入的资金都是被浪费掉的，因为台湾有太多牟取中间利益的政治掮客和没有真本事的譁众取宠者，他们从北京那里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却没发挥多少实际用处，无法影响台湾主流民意。我方自然应该夸大这些人的功用，让对岸的对台工作部门志得意满，继续把资源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五、外围操作
17. 要认识香港的重要性
曾有壹种说法：香港对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不亚于金门和马祖，都是自由世界钉在铁幕上的壹个重要据点。受到香港政治情势转变的影响，香港知识份子现正经历自香港开埠以来最需要台湾、心向台湾的时期。
香港不论在各种意义上都处于枢纽地位（东西枢纽、两岸枢纽），对于台湾的政战工作而言，香港既可以作为進出的门户、也可以作为掩护。对香港民心的支持、鼓舞与掌握，能为台湾带来很大的战略利多。
18. 要运用民族的天然界线
共产中国大致承袭了大清国晚期的疆域，是壹个同时统治多民族的国家。虽然本质上有许多差异，但中共实际上还是承袭了不少清廷的民族治理特色──分而治之，让各民族互相箝制。
妳可以把今日的中国视为壹个整体，但妳不能不像庖丁解牛壹般注意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肌骨缝隙：民族是比省份更天然、更有机的壹种界线，如果省界是肌肉间的接合处，那民族界线就是四肢与躯干之间的关节，他们是可以活动的、可以变动的，甚至能分能合。
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则更像是让肌肉与骨骼都困顿窒息的壹条裹尸布，对外虽然能起到壹点保护的作用，对内却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排序，只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系，跳脱共产党给定的剧本，就能撑破共产党这条裹尸布。想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系，符合民族需求的宣传与战略沟通就是必须的工具。
19. 要重视俄罗斯与印度的舆情
壹般民众在考虑台湾的国家安全处境时，大多只会联想到美国和日本。其实，站在国际战略与舆论战的立场上，真正具备开拓价值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印度。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舆论对共产中国已经充满敌意了，可以操作的空间不大；但俄罗斯和印度始终与中共处于暧昧状态，有相对大的操作空间。
再者，美国与日本的六地领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接壤，俄罗斯和印度却是与中国陆地边界大幅接壤的陆权强国，无论俄罗斯与印度对中国是敌意居多还是善意居多，两国的国力都会对共产中国构成威胁（共产中国对于两国而言亦然）。
当中共虎视眈眈地面对台湾时，在共产中国背后摩拳擦掌、伺机而动的，就是俄罗斯和印度，印、俄可以把共产中国的国力牵制在台湾的反方向。
俄罗斯与印度的民主都尚未成熟定型，但他们终究是民主制国家，民意会对政府涉外政策产生影响，政府也必须去积极煽动民意。两国的舆论对共产中国的敌意增加多少，共产中国在国界线上（尤其各大民族自治区）面临的威胁就增加多少，舆论可以直接转化成部署在中国边境的战车与飞弹。
台湾是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很难仅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盟友，但我们可以协助敌人的敌对强权去争取盟友。我们可以和俄罗斯在中亚维持台面下的默契，和印度在东南亚保持私底下的合作，透过非正式舆论宣传工作来促成大范围的战略牵制。很多时候，保持默契比实质的合作关系更有用。
在任何国家，军事都是政治的延伸；而在台湾，政治也是军事的延伸，绝大多数政治问题的讨论核心都根植于“台湾能不能抵御中共侵犯”。军队国家化以后，军人秉持的行政中立是在国内各党派之间保持中立，而不该是“在我国与敌国之间保持中立”。在国家政治制度蒙难的时刻，国军的政治作战机制应该发挥作用了。
中华民国国军的前身，叫作“国民革命军”。国军《奋斗》月刊的前身，也叫作《革命军》。忘记如何从事革命的军人，怎么能以“革命军人”自居？
政治作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说：组织斗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清敌友”、“结合群众”、“掌握形势”、“运用关系”、“抓住矛盾”与“严守祕密”。国军拥有壹套不逊于中共的政战行动准据，可惜早已被束之高阁。
准则往往是集前人经验之大成，犹如当代的兵法；可惜，国军政战系统的准则教育已经沦为不检验思辨能力的逐字逐句死背，枉费前人所留下的战争智慧结晶。
我只是壹名中尉，阅历浅薄，人微言轻。1517年10月31日，马丁 路德在萨克森的维滕贝格教会大门张贴《九十五点论纲》，引述《圣经》阐释“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笔者在此东施效颦，引用国军政战过去使用过的准则来探究“真正的政战是什么”，希望可以引起更广泛的反思与激荡。
我们军人不喜欢把内部的事情摊出来讲，怕打击士气；但打不了仗的八旗军，空有士气也没什么用，把问题讲出来，至少还知道该怎么改善。我也不怕会洩漏什么内部祕密，毕竟最大的祕密就是“内部壹无所有”。
心战：现代国家的主战场
壹般人以为“心战”根本不重要，以为这是飞弹和按钮主宰壹切的时代。实际上，心理作战才是当代国与国间极少数“可以打”而且“有价值”的战场──妳不能随随便便把飞弹打出去，但假新闻可以想发就发，壹则假新闻对国家的破坏力可能比壹枚飞弹还大。近期因为关西机场事件的缘故，部分国人终于开始注意到了当代心理作战的威力。
在现代世界，出兵的代价非常高昂：后勤成本高昂、政治风险高昂、经济制裁代价高昂。因此，壹支正常的现代军队，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准备战争”：训练、操演、军购，是为了准备下壹场战争；即使是透过网络技术窃取敌国军事机密，那也是在替还没开打的战争做准备。
心理作战不是在准备下壹场战争，心战能够在未开战的情况下直接冲击对方国力。有效的心战可以影响敌方国内局势、颠复敌方国家政权（轻则扭转选情，重则引爆革命），進而削弱敌方对本国的威胁，为本国带来国家利益。凡是军事手段以外的作战方式，都是“政治作战”（简称政战），而心理作战正是政治作战的精华部分。
普鲁士将领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方意志的壹种暴力行为。”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可以不动用暴力行为，而是只透过释放壹些讯息、交换壹些条件，就能让敌人分崩离析、屈服于我方意志，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政府部门和有良知的媒体必须尽可能服膺于新闻伦理，军人则没有这个束缚，军人要服膺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插手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心理作战，就成为了现代军人的工作之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看看美国起诉了哪些俄国人？12名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军人。
这就是21世纪10年代兴起的壹种战争型态。
被蔑称为“五毛”的对岸网军、流窜在LINE上的政治宣传图文、足以撼动国家局势的“假新闻”，其实这些都只是最表浅的东西。这壹切的行动，背后都有壹个宏观的政治算计与布局：中国共产党要去思考，当他们透过末稍释出特定讯息时，台湾民众会有什么反应？台湾舆论会有什么反应？台湾媒体会有什么反应？最终能为台湾的政、军情势造成怎样的打击？这样的细腻程度，堪称战争艺术。
这里要注意到：虽然都叫作“网军”、“网络战”，但是负责洗舆论、带风向的心战网军，和负责盗取国安、军事机密的资通电网军是截然不同的，涉及的技术层次与面向都天差地远，不可混为壹谈。军方目前比较重视后者，对于前者则没什么头绪。
当过兵的人为什么嘲笑心战？因为我们只联想到自欺欺人的样板式心战喊话，联想不到发生在国家层级、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战略层级心战。大概可以这样形容：在心战这领域，人家已经在丢飞弹了，我们脑子里却还联想到丢鸡蛋。
两岸心战部门：是他们的党和我们的军在对决
作为意识型态宣传工作传统丰厚的党国体制，对岸参与执行对台心理战、舆论战的部门层级高、规模庞大，部门横跨党、政、军三界，包含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乃至于各级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外围组织。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络舆论攻势，基本上也是由这几个部门在筹划和执行。至于共军的心战部队，则是着眼在战术层级的心战（战场心战喊话、抱宣弹），比较少直接参与对台湾的战略心战。
反观已经脱离党国体制的台湾，有哪些相对应的部门在反制对岸的心理战和舆论战？我们也从党、政、军三个面向来看看：
党的方面，台湾的壹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有网军，但这种网军是用来对付政敌与竞选对手的，了不起就是挨打时出来护航壹下，不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共网军，所以在此忽略不计。
政府机关方面，只有用于公开发布讯息、公开作出澄清的新闻部门，没有专司舆论战与宣传战的部门。毕竟对于民主国家而言，由公家机关直接去插手和影响民间舆论，可想而知会成为众矢之地。
至于所谓的“防范”或“防御”对岸舆论战攻势，这种思考方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面对“假新闻”，不管是监控问题粉专与社团，还是透过大数据系统来掌握舆情，甚至要求发言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反应及澄清，都不可能发挥多少“防御”的作用。当代的心理作战防不胜防，而且难以透过事后措施来弥补伤害。真正的舆论战攻防，就是拿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讯息去和敌方讯息冲撞、抵消对方攻势，甚或转移焦点。
这样看下来，只有军方与相关情报部门有可能出手反制对岸心战攻势。在现有的职能分配下，国安局着眼于反间谍、反渗透与战略情报蒐研；军情局着眼于蒐集军事情资；真正专司文宣、心战工作的，唯有国防部下辖的政治作战局。
在两岸心战的战场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对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军”，是中共对上国军。或许不成比例，但也不代表台湾必败，还要端看国军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国内唯壹的正规应敌战力、该采取怎样的作为去应战。
政战局底下设有文宣心战处，文宣心战处对下则指导理应实际制衡对岸心理战的心理作战大队（简称心战大队）。
可以这么说：当前全台湾专司对抗对岸心理战、舆论战、宣传战的指挥官，就是国防部政治作战局文宣心战处处长陈育琳将军（2016年10月接任）。而负责执行心理战、宣传战工作的，则是陈育琳将军的嫡系子弟：心战大队大队长陆军政战上校张景泰（2017年9月接任）。心战大队的壹切工作方向，基本上由文宣心战处决定。
也就是说，中共中宣部、统战部、共青团在台湾的官方对手，就只有政战局文宣心战处和受其指导的心理作战大队而已（以下合称为台湾心战部门），这两个单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却埋下了两个恐怖的祸根：
第壹，艺工队（艺宣大队）和汉声广播电台（播音大队）这两个本来和心战工作无关、不属于心战大队的单位，却在2013年时被降编并入了心战大队。这就像妳把壹只猫和壹只狗缝進壹个人的身体里，三者无法整合也无法互通，后果可想而知。
这衍生出了壹个非常变态的现象：妳把跳舞、做美工的人招進心战大队，告诉他可以進入艺工队服务，结果他却被送去情报部门做研究，当然什么都研究不出来，而单位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师资去培训他，最后这个人做什么都不专精。类似的情形层出不穷，两岸文宣心战实力的差距，就从这种小地方飞也似地拉开了。
第二，在如此混乱的基础上，倘若上级存在私心，把“既不懂心战、也不懂艺术、更不懂传媒”的自家人马安插到心战大队领导干部的位子上，那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岗位对国家安全有何重要性，不会分辨手上的幕僚、心战人员、表演工作者彼此间有什么差异，只要不断地把人员摆到错误的位置，就能轻易地把台湾的心战部门摧毁于无形。
台湾的心战部门如何应付对岸攻势
这边先来检视结局：近两年来，当对岸向台湾逐渐增强心战攻势并取得战果时，政战局领导下的文宣心战处和心战大队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对岸的心战部门指挥大批网军進驻台湾各大新闻网站、网络论坛、社群媒体，成功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壹定程度克服了自2014年起对台湾舆论动向“手足无措”的情形。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没有建置自己的舆论网军，甚至连主动在Facebook和LINE投放讯息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投稿报刊社论或透过机关粉丝专页发布讯息。花钱建置了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上级却连对岸网军的存在都没意识到，甚至把对岸网军的留言计入本国民众的舆情声量，拿来作为施政参考。
对岸的心战部门已经洞悉台湾舆情各“同温层”的差异，学会收买台湾人当五毛，学会打正体字和使用台湾用语，学会“假扮成蓝军来打击蓝军”、“假扮成独派来打击独派”，学会选择性炒作，压抑特定议题。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的领导者不要说去了解对岸网络生态了，连自己国内的网络生态都不太清楚，更无意去分析各议题背后的政治族群与意识形态脉络。因为对于第壹线的分析者而言，“就算写出来，上面的人也看不懂，高层只想要有数字帮政策背书”。
对岸的心战部门抓住台湾各年龄层流行趋势，开始制作大量正体字图文投入Facebook和LINE，至少已经抓住了部分族群的政治脉动。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还被迫要划壹些划风过时、配色吊诡、文字冗长、既没美感也没幽默感的老式政治讽刺漫画，这些漫画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也不会正式投入社群媒体使用，只是为了迎合外行领导的喜好而划。
对岸的心战部门精准掌握到台湾的政治要人与意见领袖，甚至多方从网络上或现实生活中刺探台湾民间情势，在台湾扩展关系网络、参酌在地观点，進而弥补既有资讯的不足。
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对于对岸政、经情势的蒐整，却受限只能使用“公开来源情报资料（OSINT）”──说穿了，绝大多数都是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官方完全不打算与“人”建立联系、拓展自己的情蒐网。公情资料不是不能用，问题在于这些关于对岸情势的中文资料当然多半是中共官方自己放出来的，所以都和事实存在壹定程度的出入，倘若没能力分析资料的真伪与意图，就只能被中共给的讯息牵着鼻子走。
由于过度仰赖二手资料、不培养自主情蒐能力，长期吸收中共释出讯息的台湾心战部门，反倒成为了最先遭受对岸心战的壹群人。所有工作重点都随着北京的宣传步调在起舞：人家炒壹带壹路、我们就跟风研讨壹带壹路；人家派辽宁号出来晃晃，我们就跟风研讨辽宁号。就这样，台湾的心战部门基本丧失了主动开创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
以上是台湾目前心战能力的大致面貌，充分呈现了非专业领导专业的代价──拥有全军最专业的人才，这些人单打独斗时各个都能大放异彩，汇聚起来给上级指导时，却什么都发挥不出来。
国军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官僚积习深重的地方，但是在心理作战这个领域上，国军的官僚作风竟然还远胜中共，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美国人怎么看？老美其实很期待妳们台湾能不能玩出壹点真功夫，毕竟理论上讲中文的妳们应该最懂中国。老美没有政战制度，但他们知道政战的厉害，兰德公司今年曾经就俄罗斯、伊朗与“伊斯兰国”对美国及其盟邦的政治作战攻势（诸如假新闻、干扰舆论等）发表过研究报告，鼓励美方积极应对。所以老美也想看看妳们台湾的政战都怎么玩，结果看了几次以后，美国人却只能翻白眼笑笑。
老共又怎么看？内部盛传，对岸的情报部门曾经给他们的情蒐人员下过壹道指示：蒐集国军情资时，不要去蒐政战的东西。如果属实，那表示连老共都知道台湾政战做的东西几乎没有价值，毫无刺探的必要。
现实如此，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把真话说出来而已。至于各领域的详细情形，留待以后的篇章详述。
全台湾能用来对抗对岸心战攻势的公部门正规战力，只有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文宣心战处（对下指导心理作战大队）。国军以外的其它公家机关，都只有“澄清谣言”和“监看舆情”的能力，并没有“打心战”的能力。
然而，国军的政战系统却从未发挥实力去反制中国共产党的心战攻势；追本溯源，首先要检讨领导层面的问题。用比较口语化的说法来讲：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但为什么会让不适任的人去领导台湾的心战部门？
2018年迄今，台湾面对8次攻势，政战8次旁观
以下撷取ETtoday近期壹篇报导中的片段：
政战系统在历经约两年的改造与训练后，从文宣心战处长陈育琳、新闻处长陈中吉应对反应上，党政人士坦言，相关工作与危机处理上，已经越来越成熟，而此时共军频频来犯，且台海掀起文宣战，“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
在此先不讨论新闻处，单就文宣心战而言，这段文字叙述几乎“完全悖离实情”，甚至被我们内部人员讥笑为“平行时空”。我们不知道文中所谓的“党政人士”是指谁，但如果党政人士真的对如此悲惨的心战成果感到“满意”，还对领导层级“赞誉有加”，这已足以令我们第壹线心战人员心寒。
借用学者的整理：今年以来，台湾已经遭遇对岸8次较明显的心战攻势，依序是1月M503航线争议、4月全球航空公司改名运动、5月多米尼加及布基纳法索与我断交、7月东亚青运主办权取消、8月金厦通水典礼、85度C事件、萨尔瓦多断交、9月关西机场假新闻事件。
事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岸心战部门借力使力，抓住民间痛恨的点（金援外交、推卸责任、施政无能、不知民间疾苦等）去扩散虚实相杂的讯息，并引导国内意见领袖去发表意见，進而改变台湾的舆论流向。
回顾几次事件，有些引发了国内政治的混乱，有些甚至成功重创了中央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对岸心战部门有效开创形势、利用环境，战术战法上确实可圈可点。
如外交部之类处在风暴正中心的当事机关，自然只能疲于奔命地应对外界压力，没有多少还手的余地，惟可倚靠专业心战部门在台面下進行反制或反击。回过头来看我方，台湾心战部队是否也像对岸心战部门那样，采取过些许缜密谋略或积极作为来反制中共？
还真的没有。
除了做些舆情数据分析与投稿社论以外，台湾心战部队没有采取其它作为，甚可说是几乎没打算要去引导两岸舆论。明明对岸每壹次心战行动都有许多可供揭露的点，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浑身上下都是可以攻击的靶，上级却从来不曾下令去主动反击。
这就是所谓的“政战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战场上”吗？国家的心战部队，没有被用来具体抗击对岸攻势，反倒被高层要求去为军人年改做政策护航。不仅弃守了本该坚守的战场，这根本称得上是跑错战场了。
军方没有心战人才？还是“所讬非人”？
外界对国军与政战系统的官僚作风，大多抱持着负面印象。但与外界想像或有差异，政战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心战专业人才：虽然国军的人才养成方式仍有進步空间，但在文字、情报、语言、新闻、网络、美术、音乐、影视等领域，确实还是有壹些不逊于外界的顶尖干部。
国军也不是没有肯做正事的干部。实际上，政战体系底下壹直都有许多想为国家做出壹点实际贡献的军人，其中也不乏中校、少校这种较资深的军官。许多政战人员心中更是都有壹个共同的痛，就是不愿看到政战被各兵科军事干部视为“没有实际用处的存在”。若无此心，我的上壹篇文章也不会在政战圈和各院校的相关群组里被国军同仁大力转传。
人员优秀、装备精良、资源充沛，面对中共攻势时却什么也发挥不出来。不要说虽败犹荣了，根本连战场都没有踏上去。可想而知，高层的用人方针、领导统御与国家意识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两年来，为什么战院毕业成绩敬陪末座的人，可以被政府拔擢升官、领导文宣工作？为什么不懂对岸、不懂宣传战、不懂情报价值、不懂艺术层面的人，会被派去指挥心战部队，取代真正了解相关领域的前任者？总不该让政治问题、派系问题和滥用私人的弊病，去限制住台湾的应敌战力。
为什么只有中共有官方网军，台湾却没有
台湾的心战部队，目前是被怎样的人给领导著？
谈到网军，台湾的心战部队也不是完全没考虑过要建立网军。当相关单位开始思考创办社群网站帐号、组建网军去反击对岸“五毛”网军时，领导却否决了这个提案，因为怕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说，“成立网军”这种能创造实际战果的工作，非但无法向上级展现单位绩效，还可能导致单位被责罚。
这是很可怕的壹件事，不单是领导只求表现、不愿冒险的官僚心态，更反映出壹个结构性的问题：台湾竟然不把对敌作战成效视为绩效。
被蔑称为“五毛”的网军为什么存在？当然是共青团里的干部为了在上级面前求表现而积极发展的，网军“爱党爱国”的发文就是绩效所在，每则贴文人民币5角钱就是对绩效的奖励。对岸的官场把打击台湾的成效视为绩效，台湾却不把反击对岸的成效视为绩效。
什么才是长官眼中的绩效？但愿不是办活动和拍微电影。如果政战拍几部微电影、办几场活动就能讨政府高层欢心，让当局者心满意足、无视接二连三遭受的重创，那就真的没救了。如果台湾的官僚体系都是这种思维，那也不难了解为什么当年会祭出“征文比赛”来应对钓鱼台纷争。
我们心战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
谈到情蒐，心战情报部门自然要定期将情报蒐研成果汇报给上级单位。在汇报之前，总是要经过单位主官审核内容，针对情报价值、推论合理性与工作方向進行指导。然而，当领导没有能力针对情报工作做出评论与指导时，就只能针对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文字位置、图标位置）耗费大量时间去鉆牛角尖；到后来，甚至发生领导长期不参加审核会议的情况。
在壹次聚集长官与学者的研讨会上，有内部人员起身提到了中国大陆境内多元性别族群遭受压迫的情形。会后，在场的壹位领导竟然唸了他壹顿，要他不要在长官面前“标新立异”。
我们心理作战都讲求设定“目标对象”，为的是在执行心战作为以前，预先设定好要影响的群体为何。然而，某些上级对“目标对象”壹词的认知，好像跟我们不太壹样：某壹次会议上，就有某领导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我们的目标对象就是我们的长官”这种露骨的话。
原来“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对于军人而言，专业素养是个课题，国家意识也是个课题。我们内部确实有想过要对中共采取心战反击，例如向对岸释出特定讯息、加大中共内外压力等。但是，当有关计划与意见呈报上去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
不能对中国大陆心战，那心战大队到底要对谁心战？于是，提议的人换了壹个方向，建议采取壹些作为巩固国人的心防、提升民众御敌信心。结果得到的结果却是：我们也不能对民众采取心防作为。
我们就困惑了，那国家养我们心战大队做什么？
上面的解释是，我们并没有被“授权”对中国大陆心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讬之词，但如果“心战大队真的没有被授权進行心战”，那揭示了壹项更严重的问题：
中共授权他们的心战部门去攻击台湾，台湾却不授权给我们的心战部门去反击中共。人家已经侵门踏户，把我们扫射得血肉横飞了，我们却还没从长官那里获得对敌开火许可。在我的认知中，这叫作“间接助敌”。
是谁没有授权？是政府没有授权给国防部？还是国防部没有授权给政战局？还是政战局没有授权给文宣心战处？抑或是文宣心战处没有授权给心战大队？台湾在两岸心战中不战而败，这责任归属是该厘清的。
或许根本问题不在于“授权”，而在于“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与操守”。毕竟，负责研发战场留置文宣品的部门，都可以被经常性地要求制作印有高阶长官大头肖像的应酬礼品了，难道这种事情反倒能够获得授权？公器可以被淮许用来逢迎拍马，却不淮被用来抵御外侮。
不知道上面是“不敢”对中国大陆心战，还是“不愿意”对中国大陆心战。无论是哪壹种，听在军人心里都是很难受的。
我们写的东西，台北不看，北京会看
我们曾经在对岸网络上刺探与套话，确认出某几个使用正体字的脸书粉专和内容农场是中共中宣部在经营的。我们把相关资讯汇报上去，过了两、三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长期抨击台湾政府的几个粉丝专页，忽然不约而同地调头过来讲中国大陆坏话，甚至还发文赞扬了壹下前总统陈水扁（我不太懂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故意要洗清自己身为统战粉专的嫌疑。
“不要再说我们写的东西没有长官要看了。台北政府不看，但北京政府会看，还马上就有动作。”我们只好这样安慰彼此。
我不知道是上面哪个层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真的是巧合？或许吧，希望如此。但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真正敏感的资讯，是不能报上去的。
在俄军多次有效干涉外国选情以后，据传共军战略支援部队也开始把影响台湾选情列为重要的“信息战（即资讯战）”任务。“干涉选举”是目标，达成的方式就是从民主国家内部发动舆论攻势，“舆论战”本身才是关键课题。
这边要再强调：在资讯传播快速的当代，舆论攻势是防不胜防的，监控与澄清都无法挽救已经造成的伤害。因此，惟有组建壹支与敌人同样专司战略层级心战的专业部队，借由主动投放讯息来冲击敌方，才可能抵销境外势力不正常干扰，维持国内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自然运作。
想要打好舆论战，自然就要熟稔掌握舆论环境。目前看来，对岸心战部门恐怕远比台湾心战部门来得更加了解台湾舆论。
当我们的心战部门不懂台湾舆论，也不懂对岸舆论
若先撇开层级较高的国际舆论不谈，两岸舆论战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大战区：
其壹，是我国政府治下受言论自由保障的舆论生态。
这个战区有着重视市场偏好（有时甚至会出现“市场失灵”）的复杂媒体文化，舆论与选举制度和政权更叠息息相关。战场环境瞬息万变，舆情走向不受政府引导，而是被金权、传媒与形形色色的意见领袖所交互影响。
虽然这是我们的主场，但我们近壹年来却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因为入侵者竟然比防守军更加对台湾舆情“熟门熟路”，甚至打得“左右逢源”。摸着良心讲，专司台湾心战工作的单位（国防部政战局文宣心战处与心战大队），内部领导干部对于台湾舆论生态与政治脉络的了解，恐怕还远远不及国内许多寻常网友。
其二，是中共当局治下被“防火长城”环绕、由官媒与“评论员”引导舆情、网民自成壹套特殊文化的半封闭舆论生态。
墙内虽然号称受到严密控管与发文审查，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监控系统与巡查人员再怎么厉害，都永远无法控制住每天数以亿计的讯息、影音、思想与情感传散。在那里，每天都有人示范给妳看该如何和党中央打舆论战：要用“捧杀”的方式去打击对手，要擅长“说反话”，要用字母、符号、同音字或谐音掩饰敏感词，要融入红色群众之中打“游击战”。
壹些民间朋友以为：中共要渗透言论自由的台湾很容易，台湾要打入言论受到严控的中国却很困难；其实未必如此，只要了解对岸的网络生态，就不难去干涉对岸的舆论甚至地方政治。和核武壹样，舆论战也可以玩“相互保证毁灭”：拥有足够的反击能力，才能让对方知道攻击我们不划算，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可惜，我们的心战部门不但根本没有踏上这个战场，甚可说是对这壹大片战场几近全盲。作为台湾的心战专业部队，绝大多数在位者对微信公众号与新浪微博的生态并不熟悉，搞不清楚QQ、知乎、天涯、人人是什么东西，更不要说去认识乌有之乡和科学网这种相对生硬的东西。至于香港、澳门的舆论生态就更不用提了，主事者对港澳不关心，基本上是壹无所知。
可以这样形容：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脱节，我们与群众脱节的情形比他们还严重，这群众战是要怎么打呢？我们不只和对岸的民众脱节，和自己民众也脱节。畏惧舆论如洪水猛兽的台湾官僚，口口声声自称重视舆论，为何还能对舆论如此无知？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态度与方法去检视舆论的？
对“科技感”的迷信：完全不懂舆论脉络，就在看数字编故事
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都壹窝蜂地流行起了大数据系统，心战大队也不例外。公部门想要利用大数据来掌握国内舆情（甚至两岸舆情），有些还声称要借由大数据来“反制对岸的假新闻攻势”。可是，单靠系统和设备就能了解舆论吗？
大数据系统不是不能用，但当妳想借由系统来观察复杂的人文世界时，系统自然会存在不少侷限。大数据系统在搜寻网友舆论时，没办法精确判断发话者的情绪，系统对于发话者情感正、负判定的准度，通常落在40%到50%左右。
也就是说，像“反讽”、“反串”或“带葬话的激赏”这类网络上常见的表达方式，发话者对意提的真正立场就很有可能被系统误判。要有具备舆论敏感度的分析人才，才能正确运用这种分析工具，否则恐怕会从数字身上推导出更加错误的结论语政策建议。
举壹个经典的例子：去年1月时，莒光园地节目播出了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单元剧《彩虹》，让许多年轻网友大感惊喜。由于会对此议题发表意见的网友大多是对多元性别抱持开放态度的年轻世代，社群网站上（尤其国防部发言人脸书）赞扬军方此举的舆论明显居多。
但心战大队的大数据系统不知在统计上受到什么因素干扰，就是跑出了“网民负面声量居多”这种与事实相反的结果。虽然单位同仁据理力争，负责大数据舆情分析的指挥者仍坚持依照数据来向上级报告：多数网友不喜欢这部单元剧。
我不知道国防部最后有没有受这份报告所影响。至今快两年了，莒光园地似乎真的不曾再推出过类似议题的单元剧或节目。如果对舆情的错误解读导致国防部宣传政策上的误判，这会是壹大悲剧。倘若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是为了迎合上级而导致真实舆情被扭曲与掩盖，那就更是丧失了借助系统来分析舆论的意义。
也有另壹个极端的案例：自从新疆加强监控穆斯林、大规模兴建再教育中心以后，心战大队的大数据舆情分析系统也试着去统计中国网友反应，最后得出了“对岸网友大多支持加强对维吾尔人控制”这样的数据。
得出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中国许多汉族本来就对维吾尔族存在严重的负面刻板印象，所以会支持中共当局采取高压手段防阻恐怖攻击。但负责大数据系统的指挥者并不了解对岸这种民情，觉得“舆论怎么可能普遍支持打压人权”，最后干脆决定不要分析这个议题了。
说到底，台湾心战部门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用大数据系统来认真了解舆论，只想把大数据系统当成可以朝自己脸上贴金的“高科技装备”。在政战局行将交接之际，上级竟然急着要在现任长官离开前完成大数据作业室的标案，相关规划更是以“陈展”作为主要考量，为求华丽展现、替长官留下美好政绩；至于舆论分析上的实用性，反倒在决策过程中被牺牲。
高层使用大数据系统的立场，也显得本末倒置：几乎只要国军壹挨骂，就要求动用大数据系统分析，已经到了浮滥的地步。分析出来的结论却壹点都不可靠，因为指挥者总是会用长官喜欢的话语来美化数据。这让人有种感觉：国军的大数据系统，仿彿是为了安慰高层长官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而建置。
这让人不禁感慨：对于壹支军队而言，官僚思维远比装备不足还要可怕。
研究机构把大数据系统用在学术性的民意探究上，那会是很有价值的量化研究工具；企业把大数据系统用在消费者调查上，那会是很棒的商业工具；但如果政、军之类的公部门想仅凭大数据之力来掌控台湾复杂的舆论走向，还想拿统计方法纰漏百出的数据来替政策背书，那真是癡人说梦话了，原因大致如下：
“同温层”让数据难以反映舆论形势
这年头都在讲“同温层”了，怎能妄想单靠几组数字来解析各大舆情板块？打个比方：在台湾，LINE可能代表了壹个世代（或群体），PTT代表了壹个世代，Facebook代表了壹个世代，Instagram代表了壹个世代，抖音现在搞不好也自成壹个世代。
Dcard、巴哈姆特、Mobile01等舆论平台，也代表着彼此特性截然不同的族群。各同温层彼此间交流程度不高，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壹样，对各类议题发表意见的频率更是不同。
网络上谁比较大声、谁比较多话，绝对不代表民意就比较倒向那壹方。而对于特定议题能产生影响力的群体，也可能不是多数的壹方，而是掌握了关键话语权的少数。
光靠系统与数据，不可能看懂舆论的政治脉络
要对壹个议题做量化分析，首先还要了解这个议题的两造在吵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在根本不清楚双方在吵什么的情况下，连变项都无法划定出来，这样要怎么去分析壹项议题的舆情？这是国军在面对新时代舆论战时的重大难题，绝对不是靠着时髦的大数据系统就能解决的。
以统独问题为例：基于行政中立，军事系统的教育不敢深谈统独问题，军事院校先天具有保守倾向，军校生也没经历过民间院校热衷于政治、社会议题的氛围。因此，即使是军人也难以理解“统独到底在吵什么”。偏偏台湾绝大多数的政治议题（尤其那些会被中共拿来操作的议题）都是围绕着统独议题在发想与延伸，存在历史包袱的国军自身更是难以从统独争议中脱身。
对于舆论战场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却忌讳去谈论与了解，自然就会陷入不利形势。我们要面对的对手，至少还懂什么叫作社会主义，多少接触过壹点唯物辩证法。大多数军人连国军理论上信奉的“三民主义”与“革命精神”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更不要说左派／右派、环保、民族、性别、文化这类细腻、前卫的当代议题。
军人不必去支持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但如果政治思想薄弱到壹贫如洗的地步，只会空喊“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那样的思想韧性是极度脆弱的。军人无法和关注国家议题的民众沟通，这样要如何去从事舆论战？如何在自己土地上抵御敌人所擅长的政治攻势？
如果心战部门的指挥者真的把舆论战当成壹回事，他们应该会看重对于判读者的政治教育。但他们不知道严重性，在他们幻想的世界观里面，所谓舆论就只是由“不理解政府与国军辛劳的酸民”与“支持政府与国军的理性民众”这两种生物所简单构成的。这些人身为政治作战干部，却不重视政治教育，只想着依赖大数据系统。这就像不去磨练自己的手艺，却拼命喊著买漂亮电锅。
“低等五毛”与“高等五毛”壹起编织出的舆论假象
中共网军在台湾网络生态中，是铺天盖地的存在。包含各大媒体的讨论区，到许多重要的脸书粉丝专页，乃至于不少脸书社团内，都存在着大量的“假帐号”。这壹点，许多台湾网友都早就查觉了，但台湾心战部门的长官似乎并不在意。
“五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绝对不是可以被这样“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存在会让许多重大议题的网络舆论分析效益大打折扣。然而，从结果来看可以这么说：过度依赖大数据系统的台湾心战部门，似乎经常把中共网军炒作出来的网络舆论当成纯粹的本国民意来参考，并且浑然不疑有它。讲白了，在每壹次上给政战局的提呈单中，所谓的“网民舆论声量”里面不知道都掺杂了多少被五毛灌水出来的假舆论，但上级却没打算要处理这个盲点。
五毛也是有分等级高低的。最低阶的五毛，就只是中国各省市想要打工、赚外快的廉价网络评论员，他们许多人教育水准极低，只能照着SOP来创办假帐号，照着SOP来谩骂共产党的壹切敌人。这些人不只在台湾、香港讨人厌，他们在对岸也同样令人憎恶。
他们喜欢对台湾人喷粗话，因为喷粗话最能浅显易懂地向上级表明“我有骂他们了”，而且不需要动脑。他们打字时甚至也懒得切换成繁体字，大头贴上偶尔会放个五星旗或共军武器照片来表明爱国立场，根本不打算伪装。和他们在网络上争辩也没多大意义，因为他们就只是领钱办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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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是“高等”五毛，也就是真的训练有素、了解台湾舆论的职业带风向部队。他们的目标是炒作他们想放大的议题，压抑他们不想宣扬的议题；为了遂行任务，他们可以伪装成任意立场的网友，也不必忌讳在伪装的过程中谈及某些敏感词（如“六四”、“藏独”等）。
他们擅长运用阴谋论，把真实的消息打成“不实讯息”。他们有些甚至还会模仿台湾网友的口吻，把他们不希望曝光的对岸人权问题说成“它国事务，干我屁事”。为了制造阵营内部的对立，他们还会假意为候选人护航，质疑网友“转移焦点”与“恶意抹黑”。
他们也会掌握各平台的浏览巅峰期，以PTT为例，虽然全天候都有网军（有些可能是外包给公关公司）驻板，但他们主要活跃时段大概落在每天晚间10点半至凌晨1点半之间。跟这种网军比较起来，透过群组和内容农场散播不实讯息图文的网军，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除非经过专业试探或调出发文纪录，这种网军是无法被壹般民众辨别出来的。
台湾的舆论环境正在高速地复杂化，境外势力的干涉已非单靠培养国民媒体识读能力就能克服的，必须要有积极且有系统的反制计划。在中共舆论战能力突飞猛進的同时，如果台湾有关部门还继续原地踏步，那就和就地弃守简直没两样。
在新时代下，面对俄罗斯、中国和壹些穆斯林国家这种借由操纵网络和舆论来遂行的心理作战，壹般西式民主国家目前还很难找出有效方式去抵抗，因为它们国内普遍缺乏于法有据且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
台湾因为保留了苏联式的军队政治作战系统，所以还有个现成的心理作战部门可以反制敌方攻势。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高司政战系统在应对中共对台心战攻势时却严重失能，究竟台湾政治作战工作方向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要强调两点：第壹，本文要反思的是中央单位的战略层级政战，不是基层部队为战时而准备的战术层级政战工作；第二，本文要探究的是政治作战的原始功能：政治教育、文宣工作、心理作战、群众战。早从北伐时期开始，政战人员就是用来散播革命思想和鼓吹敌后群众抗争的，这才是本务。因此，这边不讨论辅助性质的心辅、监察、保防、福利、眷服与民事工作。
可以这样理解：真正发挥作用的政战，就像是《世纪帝国》里面的僧侣壹样，对外要能拉拢敌方（招降），对内要能恢复及稳固战力（治疗）。军队政治工作是壹套源自苏联红军的制度，早年被国、共两军同时仿效。在国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作战（政战），由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统辖；在共军，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工作（政工），由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辖。
共军的政工玩到多大？相较之下国军政战有多消极？双方差距简直是石器时代与石油时代的差异，只差壹个字，等级却天差地远。举壹个例子就能让妳感受到双方的巨大差距：
妳可能听说过王炳忠疑似获得了对岸的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但妳大概没意识到，和王接触的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下辖的单位（上海联络局，对外自称“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也就是“共军版的政战系统”。先不讲王的“星火T计划”收效如何，这就是壹次真枪实弹的政治作战行动：货真价实的群众战与思想战，货真价实的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情报网。
人家的政战情报是玩真的，而且财力充沛，情蒐网直接盖到妳家，壹拉就拉到在地知名人物。我们的政战情报呢？国军政战系统唯壹的敌情蒐研部门就在心战大队辖下，但这单位不要说建立情蒐网了，蒐集敌情的方式基本上只淮透过看电视、看报纸和上网查资料。这里还“自称”不受《情工法》保障，把自己赶出法律的保护圈。
国军政战情报系统蒐集的“中国情报”都是哪些情报呢？真正能用于心理作战的对岸人文情资、社会情况、网民习惯与各地民情，反倒不是我们的情蒐项目；上面的长官只要“中共政工相关资讯（实施作法、人事异动等）”这种无关紧要的相对敌情，给他别的他还不要。
蒐研方式也非常八股，交上去的报告壹定要批评壹下共军政工的缺点；但网络上的资料都是老共自己放出来的，根本不会主动把缺点告诉妳。由于查不到资料，研析人员只好把自己印象里国军政战的缺点（例如“流于形式”“只做表面”之类的刻板印象）硬是套到共军政工的身上，写出无数份“纯粹为骂而骂”的研析。
国军政战的情蒐能力真的那么弱？不是能力弱，是被上级装上了“限制器”，就像奥运国手被某些协会装上了限制器。几年前，心战大队曾经有人无聊混進了新疆军区某支部队的微信群组，这支部队几点操课、几点上哨、几点镇暴都被看光光，共军完全没人发现群组里多了个陌生帐号。
这种那么厉害的才能，有长官要吗？没有。这个人后来也不干了，退伍了。妳如果真的想去渗透中国，还会被威胁要以“正义专案”来惩办。正义专案是什么？是用来防范中共渗透国军的，结果却被用来阻止国军的情报部门渗透中共。总觉得好像有哪里搞错了。
全中华民国国军的网络心战建制，只有壹个没人看的网站
政战系统在本务上的方向错误，还远不止如此。近来上级开始推动心战部队和资通电部队的交流合作，摆出了想要发展网络心战的态势。我想不只是身在心战部队的我满头问号，资通电部队应该也是满头问号，因为这两个单位的功能根本完全不同：
人家是在做资讯安全攻防的，跟网络心战所需要的洗舆论、带风向完全不壹样。这种提议的出现，直接证明了上面至今还没搞清楚网络心战到底是什么。
政战自己建制的对敌网络心战部门，没有网军专用帐号、没有社群网站专页或频道、没有自营的内容农场。全军编制内的网络心战工作，就只有壹个几乎没人会看的某电台官方网站。网站里面放了许多自欺欺人的对中国心战文宣，网页排版风格大概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经营状况更是到达了惨淡的地步，连报上去的浏览人次都是逼不得已用机器人自己跑出来的。
这就是把不相干的部门裁并在壹起后的典型产物，壹个四不像的存在。上级自己也知道经营这种东西没绩效，所以要求做出壹点别的东西；但是不管文宣部门提了什么方案，都不会被上级采用。两岸网军实力的差距就是这样：
人家都弄出好几支航母战斗群了，我们却还抱着壹颗破篮球在海上漂。这种奇蹟似的差距，已经不是单靠双方国力差异就能解释的。
不是没钱没资源：我们有钱到能砸几千万买根本不需要的装备
共军的政工系统能动辄抛出大把人民币收买台湾人、拓展情蒐网络，老共能花大钱把网络心战工作BOT给台湾的公关公司，大家或许会感慨：是不是因为对岸有钱、台湾穷，所以我们才什么都玩得那么悲剧？
其实不是没有钱，而是经常被花到了不明所以的地方。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期预算，台湾的心战部门花了新台币4498万7千元购买了壹系列“几乎只能用来看电视和打电话”的精密设备，这些造价高昂的器材不只不符合单位任务需求，而且容易碰撞损毁，上级却想把这些设备用在野战。
整个单位上下没人能问心无愧地讲出这些设备究竟能发挥什么实际国防用途，但计划就是写了、预算在立法院就是过了、纳税人的钱就是花了、东西就是买回来了。资源运用规划上的常识判断与理性决策能力，显见已经崩坏了。
如果能把这将近半亿的预算拿来从事对中国的网络战、宣传战和开拓民间情报网络，今天就不会是我们的政府抗议中共假新闻干涉台湾，而是国台办跳出来谴责台湾严重影响中国内政。老共除了谴责以外，又能怎么办？受国际形势所限，他们没有办法拿台湾怎样，何况是他们先开始的。为了维持内部稳定，最终只能寻求和台湾壹起各退壹步、降低自身损失。
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年底的大选最终只能任人当成练兵场──以现在作法，监控就是干瞪眼，澄清就是没人听，就算抓到了帮中共制发影音图文和洗风向的台湾公关公司，妳又真能拿内乱外患罪来办他们？他们会说那是言论自由。
妳创造了言论自由，让老共進妳家门安心享用。歹徒闯進妳家了，妳手边明明有和歹徒不相上下的武器（政战），却还不敢正当防御，怕事后被歹徒告《伤害罪》。等到人财两失以后，妳第壹时间召开记者会澄清、钜细靡遗地说出事发经过、分析犯案手法，想证明自己很机智、很勇敢。
政战工作的努力方向错误的原因
如果真的要求台湾心战部门的高阶领导干部去检讨这些问题，大概没人会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多半都会觉得是上壹级（甚至政府）侷限了他们的空间。然而，就算真的存在高层过度保守畏战的问题，心战部门的壹些领导干部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的克尽了自己职权范围内所能做的壹切努力”。
绝大多数的问题不是没有做事，而是努力方向严重偏离了实务需要，甚至起到了内部破坏的作用。从心战部门内部体制来看，可以归结出以下几点情形：
壹、中央单位部分不具专业能力、缺乏国家意识的资深军、士官干部长年占据同壹职务，缺乏轮调。
这些与社会变迁趋势早已脱节的人，长年来在国家的核心部门里拉帮结党、打击异己，对上则阿谀逢迎、欺瞒上级，对下则作威作福、挑拨离间，违规乱纪的同时却又能获得整个体制的保护而免于处分。
最后，上级指挥者被这些人制造出来的浮夸假像所蒙蔽、听不见真话，自然也无法追求進步与改進。此类人等更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将专业人员逼离专业单位。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伤害不亚于共谍。
二、底层人员调动无常，专业能力不易养成，又缺乏基于国家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高层宏观指导，進而普遍丧失了对工作有效性的检视与自省能力。
即使想要经营单位专业能量，也会因为人员的快速流动而使能量无法续积，部门传统也难以积累，最后往往人亡政息。到头来，整个部门除了陈展的功能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我们这圈子里面有句很糟糕的话，叫作“如何打到长官的靶”，意思是做长官喜欢的事、让长官赞扬。这是个很可怕的观念：政战干部不知道如何“做国家需要的事”“把事情做对”，只知道“做长官喜欢的事”“把事情做到讨喜”。
专业判断被压抑，所以没有专业意识和职务操守，不知道怎么玩真的，只能无止尽地做假戏；偏偏每个人爱看的假戏却又都不壹样，妳爱听黄梅调、他爱看牛肉场，最后反而把执行者搞得更累。
三、政治作战忽视政教，使大量工作本末倒置、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作战本来就是壹套苏维埃式的制度，是根植于政治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而产生的。监军是为了确保政治思想而监军，宣传是为了散播政治思想而宣传，军队实务上的心辅工作也和思想工作息息相关。
社会民主转型后，政战也不可能拿“政治中立”这面挡箭牌来回避政教工作，必须重新确立出壹套符合当前国家立场与社会价值的政治教育内涵，而非空洞的保家卫国口号。
关于政治教育部分，如果无法新拟壹套思想，政战至少可以延用国军故有政治教育中较无争议的部分，比方：国军传统上所谓“革命精神”的原始意涵，所指涉的实际上是追求公民启蒙、民主普及、改善社会财富分配与实现土地正义，愿意为此“扫除壹切障碍”的变革意识与人道情怀。这样的思想内涵合乎国家立宪精神、能被当代社会所接受，并且不违反行政中立。
如果完全没有政治教育，那政战体系也就失去了维续的意义，毕竟很多东西都不知为何而做、丧失目标性。不如让监察、保防、福利、心辅乃至于军事安全总队各自独立或并入相关部门，反倒更能发挥专业效用。
整体而言，关键职务上“为官不为”的情形已经让台湾的政战能力严重空洞化，让国家在面临新型态威胁时岌岌可危。自1979年金门抱战结束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沈寂、转型与等待，政战终于在新的时空环境下找到战场了，却被自己人五花大绑、拒战不出。
关于如何反击当前环境下的敌心战攻势，笔者会在下篇提供拙见。我自己是抱着被法办的觉悟在写文章的，因为想让对手知道：至少我们这里的军人敢穿着军服讲真话，敢说服公众、影响政府、改变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输妳们壹大截，但有朝壹日我们会赶上妳们。
近期壹些证据的浮现，例如：中共方面有能力大量制造影音图文、改变网络舆论声量、选择性拉擡、压抑特定议题、操作台湾既有政治矛盾、暗中支持部分候选人，渐次呼应了笔者过去几周来所提到壹些当前对岸心战部门的操作特长。
本篇笔者希望讨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在符合国内法律、不偏袒特定政党、不侵犯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民主国家该怎么借由战略层级的网络心战攻势来“抵销”境外势力影响。
首先简扼提要壹下，当前我们在台湾“境内”遭遇到的网络心战攻势，有哪些重要特点：
“官营土制”的“中式巨魔工厂”已经过时，“外包”、“民营”与“在地化”才更具威胁
其实所谓的中式“巨魔工厂”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笔者与心战大队同仁早在壹年前就向国防部政治作战局举报了相关手法与背后部门，换来的却是情资的走漏，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被重视与应处。
和俄罗斯不壹样，中共版的“巨魔工厂”其实未必真是工厂，更多是党、政部门人员直接参与制作。比起“巨魔工厂”这种“在照片上添加色彩鲜艳正体字政治标语”的对岸“官营”、“土制”影音图文，中共方面早就有了更加细腻且强大的全新网络心战利器：
直接透过第三方金流外包给台湾的公关公司（甚至网红），用最细致、最诙谐且“高制作成本、高时效性、高话题性”的方式去制作影片与经营频道，并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件创造出大量“天然的”观看次数与分享数。这种作法不但难以用我国法律去定罪，而且极难掌握金流证据。
不得不敬佩这个经历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国家，他们比我们还清楚“外包”对于提升工作效率而言何其重要。
中共支持候选人的原则：不必立场相近，但要有实力打倒“主要敌人”
要分辨这些间接承包对岸委讬的宣传作法，其实也并不困难，只要分析这些影音图文的声援对象就好：
中共出资协助宣传的候选人清单之中，经常会同时存在泛蓝与泛绿的候选人；然而，站在蓝绿两党中央的立场，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正当性）去兼为敌营候选人造势。对岸想支持的并不是“立场与中共最接近的候选人”，而是“壹切有实力击败中共在台‘主要敌人’的候选人”。
这就是壹个典型的统壹战线概念（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部分候选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获得了对岸宣传部门的青睐与暗助。目前北京对于台湾政坛两大阵营的现况都不满意，所以他们乐于重塑壹套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政坛生态。
用“宣传支持”取代“政治献金”也比较符合中共利益。不少台湾政客擅长用花言巧语骗取北京金援，对岸花费了大把资金扶植选战代理人后，才惊觉血本无归：大把钞票被放進了个人的口袋，这些人却没为北京带来多少政治效益。和政治献金相比，直接出资从事宣传工作有个好处：钱怎么花，操之在我，省却被台湾政客敲诈的风险。
之所以点出这些问题，是要佐证以下两点：
1. 站在公部门的立场，“对抗境外势力干涉国内选举”是不违反行政中立原则的
法务部门与警察机关之所以要防治贿选，就是为了减少金钱因素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同理，情治单位与军方的心战部门之所以应该反制境外干扰，也是为了遏阻对选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扰。
公部门要做的不是指控特定阵营或候选人受到对岸支持，而是把对岸干扰选举的情形纠举出来并“强力宣扬”，将舆论的焦点从中共释出的不实讯息转移到中共本身的污点上，使其对舆论的影响无效化，并且顺势把负面形象“还给”中共本身。
公部门必须在各政党间严守中立，但我们不需要对中国共产党也严守中立，操作宣传机器打击中共并不违反法治，也不会侵犯民众言论自由，所以没有必要对此畏首畏尾。
2. 只依靠监控与澄清是无力的，必须有宣传攻势佐助
应对中共结合网络、舆论与宣传的攻势，“监控”本身是充满侷限性的，壹来会有为执政者打击异己的嫌疑，二来会有侵犯民众言论自由的嫌疑，此种问题在近来国安部门所遭受的质疑声浪中已经展现无遗。与“以国人为对象的舆论监控”相较，“以中共为对象的宣传攻击”更能受国内的民主、法治环境与舆论所接受。因此，在抵御对岸新型态攻势的防线中，国家心战部门的参与是有其需要性的。
对于中共手段的“宣扬”与“攻击”，是必要、重要且有学问的，没有技巧性的宣扬，就无法打破同温层与族群界线去散播讯息、使民众周知。缺少了宣传手段的调查与指控，其产物可能就只是壹场无力的澄清记者会、机关网站上壹篇乏人问津的新闻稿，或者壹篇只会在特定群体内部流传的新闻报导。
讲求行政中立与言论自由的台湾，如何从零开始执行壹场网络心战？
台湾所需面对的网络心战有两大战场：
壹个是守住国内舆论生态、资讯环境与政治制度不受外敌恶意干扰的“网络卫国战争”，必须从境内扫除敌方影响力，让敌方持续做出“无效投资”，空耗自身资源。
另壹个是打進中共老家“围魏救赵”的网络对敌攻势，在符合国家民权（civil rights）与人权（human rights）价值的原则下协助敌境潜在盟友宣传，增進我方影响力与谈判筹码，同时达到“以战逼和”的效果。不要以为台湾不可能对壹个实施网络管控的国家发起攻击，他们的防火长城与审查机制实际上千疮百孔、满是罅隙，能选择的攻击方式也更丰富、多元，而且北京实际上也没多少为此报复台湾的余地。
针对这两大战场，笔者会分享壹些实务操作上获得的经验法则。如果要澈底解决中共对我国内干涉的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关键，因为战略上的平衡与行动代价的提升，才能造成敌方攻势的缓和。但鑑于目前国内环境比较关注前者，所以在此先讨论：如何在台湾境内遂行网络心战。
台湾能不能成立壹支“官办”的“舆论网军”？
台湾不比美国，我们以极度劣势的人口与资源在面对与我们使用相同语言的巨大假想敌。同样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美国，可以用成本高昂的法案、贸易手段、情治手段与司法手段来有效遏制中共攻势；但我们并没有能力这么做。
在此前提下，兴办舆论网军是壹种相对低廉且有效的方式，国内应严肃考虑在合乎法治的情况下采纳这种手段。
以国内目前的环境，如果由公部门成立壹支“专门帮政府（或者特定政党）”护航的网络舆论战部队，那是不可能被民众接受的，正常的民主国家也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请试着想象壹下：
如果今天成立的是壹支“专门揭穿境外敌对势力谎言”以及“专门压制敌方不实讯息”的网络舆论战部队，并且明确规范“禁止发表壹切为政府政策及特定政治势力辩护的言论”，依此接受体制监督，那么成立壹支台湾自己的“官办网军”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官办网军”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资源与数量，而在于“拥有可以看见全局的高度”；要能看见宏观的舆情局势，前提是要维护壹套四通八达的民间情报网络。打个比方：对岸的网军知所以能有效影响台湾舆论走向，是因为他们能在快速发现议题热点，并且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帐号灌注到单壹议题上，这是民间网友的自发性行动所难以达成的。正因如此，网络心战的遂行不可能脱离情报工作独自進行。
实际上，只要维持壹支50人的队伍和足量的用户帐号，确保他们能在壹段时间内固定坐在电脑萤幕前，依据法律规范与教战守则来上网发言，并且任命壹位了解舆情的指挥者，台湾就能在国内特定壹个网络舆论平台上“彻底压制”中共网军（无论是新闻粉专或是PTT之类的论坛）。
如果在压制的过程中创造“热点”、提供“传送门”，吸引民间网友自发性参与助战，发挥“征召网络民兵参战”的效果，那么需要的人力就会更低。只要把对岸网军的每壹次行动都转变成惹民众发笑的“闹剧”，网民就不会被中共创造的沈默螺旋所误导。
于此同时，政府方面需要“正式授权”指定部门，允许他们在壹定规范下与民间人士及团体维持壹定程度的沟通与联系，才能使其不与民间脱节，并且自主发掘重要的讯息传散管道（如重要LINE群组、FB社团等）。虽说目前也没有哪壹条法律明文禁止公部门从事这样的行为，但基于官僚特性，他们就是不敢去進行缺乏明确授权的工作。
惟有与网民（尤其意见领袖与关键团体）产生联系，才能维持公部门对网络舆论现况的了解，并且在自己的国土上借力使力，揭发对岸网军或代替对岸执行攻势的本地公关公司，并且对其实施围剿。这才是有意义的心战情报网络构筑，而非“打高抱”式地跟风聚焦壹些高层级的政、经议题，蒐整来的东西完全无助于指导心战实务工作。
如何跟对岸网军争夺舆论焦点：“事件行销”远胜传统文宣
舆论战的本质，就是较量谁更能争取到民众的关注。真正能在短时间内争取到大量关注的，往往都是“壹个事件的爆发”。创造出壹则新闻的效益，远比投稿壹篇社论、发布壹则影片、释放壹份文宣来得更高。这就是为什么包含对岸在内的许多国家专注于“制造新闻”，而不是专注于“投稿社论”或“拍微电影”。即使是设法运用影音、图象或文字，那也要设法用这些工具去“创造出壹个新的议题”，引发话题性。
以近期为例，虽然愈来愈多关于对岸操作舆论的证据浮上台面，但这还不足以抵销掉中共对国内舆论的不正常影响，因为这些证据的传散大多只会停留在特定的同温层中，不容易扩及到其他群体。
证据需要经过包装与加工，转变为对于阅听人而言更简单、更具吸引力、更有情绪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让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民众相信“壹个天大的事情发生了”“壹个天大的阴谋和骗局被揭发了”，刺激民众主动去传散讯息，把敌方讯息对民众产生的影响抹煞掉。
正因如此，影音与图像未必有用，具备刺激性与话题性的影音与图像才有用，而且还要锁定愿意买帐的目标对象与有效率的传散管道。
不该把“创造新闻”全然联想到“造假”，“创造新闻”可以是把已经存在的现象与状况借由壹项事件来切入、回溯、整理，透过具吸引力的叙述方式来提高民间关注，把我们想要引发公众注意的内容转变为“时事”。
在台湾的舆论环境下，只要善用各大舆论平台与社群网站，并且结合新兴媒体、公民记者与意见领袖的力量，就能成功达到“事件行销”：借由事件来向阅听人推销特定议题。只要能掌握这个方法，就能把许多对岸网络心战行动的“成效”在壹夕之间“拉黑”。
正因为阅听人有追求刺激讯息的倾向，所以永远不要期待借由“培养民众的媒体识读能力”来化解假讯息攻势：连公民素质在全球民列前茅的北欧国家民众，都未必能够仅凭自己的理智去辨别资讯真伪了，更何况胃口大到养出台湾这种腥羶色媒体生态的国人同胞。
国军的文宣心战部门不能“只守国军，不守国家”
国家供养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借由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国家。但国军的文宣心战方向俨已出现偏差：把“维护国军自己的形象”置于首位，反倒无意去维护国家自由舆论环境与社会制度的正常运作。
虽然成天高喊要掌握中共的“三战（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手法，却不花心思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反击，仿彿我们天生就是给敌人当成肉靶的命。如果真要让主事者去思考如何反击，他们反而会头痛欲裂、不知所措。
本文只是根据经验提供壹些发想，仿效墨子用腰带和木片演示壹次如何守城，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也可供民间人士参考实作。如果军方要实践本文提到的作法，那势必要有资历、见识能与职位相符的高阶干部来指挥任务遂行。
国军并不是没有真正领导过心战工作、敢推动变革的将校，但对于国家而言极其重要的文宣心战职位，却经常被交给不具相关经验与专长的人，只为让这些人“补上壹个漂亮的资历”。把个人的资历与仕途置于国家战略全局成败之上，这种错到离谱的本末倒置，在政战部门迎来新气象的此刻，期盼能止于今朝。
时至选前壹周，我们已不得不接受事实：年底这场保卫民主国家选举机制正常运作的战役，我们已经澈底失守了。中共灵活运用虚实相杂的讯息、假手台商的金流、对民营公关公司的外包以及与草根政治势力的暗中契合，达成了壹项了不起的政治作战目标：
自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以来，中共首度成功引导了台湾选情，用不流血的方式干涉了台湾的政治权力变迁。
对岸的党、政、军系统在短短几个月内展现了出色的胆识与智慧，为他们效忠的国家与政权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必须承认他们是“可敬的对手”；反观台湾，虽然几年前早有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大选的前车之鑑，我们却对于这种新时代的威胁麻木不仁，现在大刀终于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脖子上。对岸的心战工作因善战而胜利；于此同时，台湾的心战部门不战而败。
今年，我们必须心服口服地认输，也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今年他们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地方选举，来年他们就有能力透过心战来干涉中央选举、公民投票、立院表决，乃至于塑造民意来改变国家宪政与主权（壹如1890年代美国并吞夏威夷王国）。
外力对民主制度的直接插手，绝对不是蓝绿候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小破事。今年因中共干涉大选而得利的壹方，来年更容易因为言行与中共意志稍有违背而遭到报复性的舆论战打击与媒体丑化──中共痛恨拿了对岸好处却倒打对岸壹耙的“白眼狼”，无论妳是否真的想要他们的帮助，无论妳是无意间惹到中共还是真的吃里扒外，他们对付“白眼狼”的狠劲永远比对付敌人更为凶猛。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同壹条船上，我们的民主还没成熟就被渗透，我们处在社会制度逐渐沦亡的前夕。
前篇文章谈到了如何在国内网络环境下驱逐敌方影响，这样的作法虽然能取得成效，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们仍然需要主动攻击。这样的攻击不是挑衅或挑起纷争，而是在“现在已经发生的两岸冲突中”去追求均势。惟有顺应国际情势、发挥自身优势去发动针对中共的舆论战与网络战，才能让中共当局意识到“干涉台湾内政不划算”，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几年前，美方某些部门做出了壹项结论：在网络资讯发达的时代，“黑色宣传”（散播不实谣言去攻击敌人宣传方式）是不可行的，因为网友很快就会发现真相并揭露事实，散播谣言的壹方反而会损害到自身国家名誉。国军政治作战系统采纳了美方的结论，所以对黑色宣传（譬如今天大家所说的“假新闻”）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这项结论是有问题的：正因为网络资讯传递又快又广，还没等到键盘柯南跳出来揭穿不实讯息，无法弥补的伤害就早已造成──而且多数人喜欢听八卦，不喜欢听妳键盘柯南讲道理。
不实讯息引导北约去摧毁了利比亚的格达费政府，让俄罗斯恢复了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力，让人口有限的伊斯兰国得以从世界各地做网络募兵。经过这几年，美国人惊醒了，知道黑色宣传的恐怖；已经被推上断头台的台湾却还在醉生梦死。
在核子武器上，有所谓的“不率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壹说，意思大概是：使用核武不道德，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不会用；但是壹但其它国家先朝我扔了核弹，那就不要怪我也扔核弹回去砸妳。
笔者主张，民主国家对于“黑色宣传”的使用，也可以依循“不率先使用”原则。换句话说，既然老共都这样大刺刺地释放谣言干涉台湾内政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回去干涉对岸内政，又有什么不行？就算被发现了，我们政府像北京壹样打死不承认就好，这就是“隐蔽政治行动”（covert political action）的精髓──被妳知道又怎样，反正我永远可以否认（deniable）。
国军传统上固有的政治作战教范，本来就肯定黑色宣传的战争效益。国防部在民国64年颁布的“国军政治作战特遣队（现已裁撤）”准则，里面的第314条中，就写道“耳语（谣言）为对敌人心战最犀利之武器”。所谓“网络心战”，其实就只是把政治作战搬到网络这个平台上运用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笔者依据近两年来私下与对岸交手的经验，整理出对中共发动网络战与舆论战所须把握的19项原则如下
1. 要攻击省，而不是攻击中央
对于对岸民众而言，真正令他们关心且“比较有讨论空间”的问题，是省、市层级以下的地方性议题，包含环境污染、权利受损、官民冲突与官员丑闻。
全国性议题如果受到民间抨击，容易动摇到中央威信，中央会施加比较大的力道去控制舆论；相较下，地方贪官恶吏的自家地盘里失火了，中央就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帮妳灭火（只会消极地清出防火巷，避免火势延烧到其它地区）。台湾如果要打网络舆论战，打地方政府当然比较容易得手。
以台湾的网络力量，要和中共中央正面对决当然是稍嫌吃力的。但中共是个强中央、弱地方的政治体系，省级的网络防御能力与舆论控制能力都相对薄弱，台湾可以相对容易地突破单壹省、市的网络控制，打击中共贪官污吏在地方上的威信。
打击地方势力，对于台湾的舆论环境安全是有直接帮助的：依据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网军主要是“分派”给地方政府机关运作的，在网络上跟妳吵架的“五毛”或许就是对岸某省某市某乡某镇壹处党办公室里面的小小职员。只要把地方政府打残、打怕了，地方就会把他们公家网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境内维稳上，避免再招惹妳台湾。
2. 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到对岸网站上骂中共、反极权、声援民间维权，这种明目张胆的作法当然会被删帖删帐。但妳可以“反串”成“五毛”，表面上高唱爱党爱国，言谈里却指桑骂槐、揭露黑暗面。表面上帮党讲话，实际上却“越帮越忙”，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47条所提到的“冒充混進”精神壹致。
中共的网络巡管人员无法立即发现这类贴文的问题，相关贴文就能在公众的视野里停留更久。真正的对岸网民和只会叫嚣的五毛网军不壹样，由于长年身在特殊的网络环境下，许多对岸网民是非常聪明、有文化深度且观察力细腻的。虽然他们可能也希望“收回”台湾，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认可中共官吏许多狗屁倒灶甚至根本悖离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
近几个月来，对岸网军对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冒充混進”：假冒成蓝绿支持者来引导舆论，有时甚至是纯粹借由互相谩骂来激化民间对立。
3. 要借由谴责自己与吹捧敌人来制造合法曝光
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国际处境还是国内问题，都有很多他们“不愿让民众知道的真相”。公开讲出这些问题的人士，自然会成为被党“解决”的对象。反之，如果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小青年、跳出来替国家谴责这些“提出问题的人”或“外国势力”，这样的谴责反倒会“证实”并“曝光”了问题的存在，让问题被更多人知道，同时又不容易被删帖。
举例来说，大家本来不知道某省某县发生了群众维权抗争事件，如果我跳出来“谴责”这群抗争民众，就会让大家知道了抗争的存在。大家本来不知道有740万名农民工失业，如果我跳出来“赞扬”这74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家就知道他们因为企业大量倒闭而失业了。这与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4条所说的运用公开掩护祕密跟合法掩护非法道理壹致。
4. 要运用借古讽今的方法讽刺对方
对岸网民对于历史议题热衷的程度，远胜于台湾。谈论本朝的政治，容易惹祸上身；但是讨论唐、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的政治，似乎没什么大碍。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用来躲避文字狱的传统：以古喻今、借古讽今。
有时候妳在网络上抨击壹个朝代吏政的昏暗，或者热捧壹个时期相对于现在的开明与繁荣，就算妳只字不提共产党，只要用词露骨壹点、“似曾相识”壹点，对岸网民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当今存在的政治问题。
5. 要高举社会正义，而不是高举民主自由
按照中共的逻辑，对岸现在实施的是壹种叫作“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制度”：各级代表都投票产生（虽然他们的投票制度很有问题），重大政策都投票决定（虽然没什么人敢投反对票），壹旦决定好的事情就要绝对服从、不淮反对。
相比下，台湾的民主呈现出壹种非常混乱的形象，而且民主化之后就遭遇了经济成长的停滞期。正因如此，台湾的民主自由对他们多数人而言，是“低效率”“反智倾向”“闹事”与“盲从西方”的同义词，没有太多效仿的价值。
在贫富差距巨大且公民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妳想说服壹位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内陆的文盲农民壹起“壹人壹票选出壹位领导”，那就和“说服壹头肥羊去和九头饿狼投票决定晚餐要吃什么”壹样荒谬。
他们反感中共，通常不是因为中共治下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而是因为缺乏民众监督机制的各级干部经常打着党的旗帜多行不义，嘴里讲的是仁义道德、马列毛习，手里干的是仗势欺人、奸淫掳掠，这才是基层民众对中共愤怒的根源──虽然这也算是缺乏民主课责与言论自由的后果，但多数人联想不到这壹层。
6. 要善于寻找代理人
今年下半年，中共对台工作在操作上和往年有壹项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们找到了掩护”。如果今天老共自己跳出来说“我是中共，为了祖国统壹，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么没有几个台湾人会理他们，因为大家普遍很讨厌中共，也反感他们自称“祖国”的嘴脸。
但如果老共假手台湾政客、名人，让他们的嘴巴说出“我是台湾人，为了台湾好，我希望台湾人如何如何”，那就有可能成功改变台湾人的行为。
台湾倘若要朝对岸推展舆论战，那同样也要寻找代理人来隐藏自己的身分，因为很多对岸网友是真的不喜欢台湾人。如果妳在网络群众之中喊壹声“打倒共产党”，虽然不见得有人敢应声，但很多人会暗自窃喜；如果妳喊出来的是“快来跟台湾壹起打倒共产党”，那么更多人心里想的会是“就凭妳”“干妳屁事”或“滚”。自己的政府自己骂，这种心理对双方而言都壹样。
7. 要了解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
与共产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岸最有钱的那群人可以来台湾扫空壹间又壹间的名牌精品店，广大的穷苦民众却没有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他们基本上活在不同的世界，对彼此的生活缺乏了解；但他们都能够使用网络，所以身在台湾的我们可以同时和这两种人交流与产生连结。
既得利益的富裕阶级除非接触到外界思想（如留外学生），否则不太会去反思当前政治制度的缺点。反之，受到压迫、对现况存在怨怼的中下阶层，才更有动机去传散壹些针砭现况的政治材料，协助我方遂行舆论战。
8. 要洞悉东西部省份的发展落差
改革开放的初衷就像倒满壹座香槟塔，我把香槟（经济利益）倒在最顶端的高脚杯里（最先开放的沿海省市），溢出杯缘的香槟会流到底层的高脚杯（二、三线的中西部省份），最终达到利益均霑。但30年过去了，上面几个高脚杯却愈来愈大，分给底下的香槟没有几滴，有些底层的高脚杯甚至被压碎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治下的财富重分配机制严重失灵，内陆的人才与资源不断东流，对现状不满、怀念旧时代的情绪也开始在内陆蔓延。这也影响到对于台湾的态度：
壹些东线省市的人均GDP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台北了，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自信就越高；中、西线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好，当地人对于武统台湾的意愿也就越低。如果台湾要对中共政权发动舆论战，最能如鱼得水的地方或许不是和台湾比较有渊源的几个东部省份，而是和台湾比较疏远的中、西部省份。
贫富、城乡及东西差距，可以合称为“三差问题”，这“三差”正是对中共发动网络攻势的关键突破口。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5条提到“对各阶层進行政治号召时要主打不同的要点”，这在上述各项中可以体现。
9. 要掌握墙内与墙外的天然界限
翻墙出来的不只是五毛，还有很多真的对中共治理存在不满的对岸网民（包含大量留学海外的学生）。在不同的社群网站上，他们所占的比例也不壹样：因为台湾青、中年主要使用Facebook，所以被派到Facebook影响台湾舆论的五毛比例较高；在台湾人少用的推特上，五毛相对较少，反共的对岸知识份子则比五毛更多、更活跃。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好分辨，不容易混淆。
这意味着中共的“防火长城”已经自动帮我们把“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都过滤到“墙外”了，只要花点心思，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壹套线上的政战情报工作网。透过这些立场壹致的盟友，我们不必潜入墙内，就能把影响力渗透進墙内。
本文所提及的各项要领或作法，都是笔者近年来私自实验所得的结论；不用担心官方作法外洩，因为台湾的政战部门根本没有在运用这些底层实务作法推动对敌政战工作，更高的层级也没有。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络应声中断，笔者已经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发现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因此，笔者选择将工作心得向大众公开分享，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民运人士参考运用。
最近适逢第壹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周年，其实笔者在原单位时经常拿壹战时期的地图供单位同仁做教育训练与推演。许多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战工作，都发生在壹战期间，是“还没有政战制度的政战工作”：
英国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少尉和阿拉伯盟友壹起撕裂了鄂图曼帝国，受德军支持的列宁在俄罗斯帝国点燃了世界共产革命，这些都是政治作战“六战壹体”（思想战、组织战、情报战、谋略战、心理战、群众战）的经典展现。
如果国军政战部门能多少找回壹点20世纪初的军人情怀，并且正视21世纪初的战场环境，我们的国家今天不会输得那么妻惨。
台湾已经迎来了民主转型以来最大的变局：在抵御中共干涉内政上，遭逢了2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舆论战上反制中共网军（尤其是共军编制部队采取的认知空间作战），是国军政治作战系统编制内已在進行的任务，确实不是国安局、NCC、资安处、资通电军的权责范围。
反制壹直都有做，只是此前壹直做得很失败。在中央单位政治作战系统壹直都有在進行对国内舆论拨乱反正的任务，也有面向对岸网民的网络心战宣传。
可惜因为缺乏符合现实环境教范与人员训练机制，加上机构不按专业用人、指导工作者不具国家宏观思维，此类反制作为传散管道错误、产出成品无用，所作所为始终只能自娱娱人、自欺欺人。
想要及时掌握议题，就要有進步、畅通的情蒐能力。但政战部门对于情蒐的态度也极其消极、落后，不重视由下而上、自主发现的第壹手资讯，只能跟风媒体报导与立委质询来下令情蒐。
所谓“巨魔工厂”、新疆集中营暴行、对岸藉宫庙渗透国内民间等情形，早在距今半年至壹年前就已经被掌握与提报了，但上级指导单位只在乎当时在新闻上热门的共军演训、对台利多、断交等问题，对当时仍处于发端阶段的新议题兴致缺缺。
等到媒体、立委或高层长官开始追问这些议题时，毫无头绪的上级指导单位只能急忙让下属“上网找资料”，殊不知下属早在壹年半载以前就把议题呈上去了，只是他们无心追踪与了解罢了。这种只会跟风媒体与立委，全无早期预警能力的情蒐指导方式，注定台湾“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
在政治作战的领域，这是壹个对守方极度不利的年代，如果壹个民主国家想保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受专制国家侵犯，那么对专制国家的攻击就势在必行。专制国家的舆论生态迥异于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想要对专制国家有效发动舆论攻势与网络心战，就要了解专制国家的网络舆论特性。
近来国家几番人事变动，新环境、新长官、新思维领导下的政战系统，或许就快面临到十馀年最重大的全面转型。
自从笔者被心战大队大队长张景泰上校调离原职后，手边经营的大量网络已然中断，笔者无法再将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回馈给国家决策层级，也无法从体制内对心战工作方向继续提供建言，甚要遭受践踏与要胁。台湾已经到了不得不全面反击的时机，笔者若无缘参与，只能抱憾自愿接受体制汰除，另觅战场。
本文接续前文，分享笔者近年来私下从事对敌心战实验所获得的结论，提供给今后的各级长官、友军（友部）单位、友我盟邦、民间志士、海内外华人与各民族人士参考运用。
三、舆论管控下的技术性反制
10. 要活用网络监控的人力死角与系统死角
中共的网络巡管实际上是充满侷限的。以系统来说，各级巡管部门依然是透过关键字系统来搜寻网友发言中的“敏感词”；换言之，妳只要使用同音异字、谐音字、特定代称、缩写，系统就很难搜寻到妳的言论，或者阻止妳发表敏感词。
妳也可以透过图档来散播讯息，如果想回避中共的图片辨识系统，妳也可以故意上传上下颠倒、左右翻转的图档，或者故意调低图档分辨率。中共运用台湾LINE群组尚流行的“长辈图”来发动舆论战，我们则可以用对岸流行的“表情包”来偷渡壹些隐晦的政治宣传。
透过通讯软件发送的私人讯息，也是网络监控的壹个盲点。虽然中共当局有能力监看微信里面的私讯对话，但说穿了，除却已被锁定的重点人物以外，当局根本不可能监控全中国每个人的微信帐户。
事实上，很多记录下对岸群众抗争、城管殴打民众的影片，根本就是透过微信流出墙外的，当局拦都拦不住。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09条提到，“祕密传播”须能使目标群众在不公开的环境下发现获取得宣传材料，当代的手机通讯软件其实就能发挥这种功效。
足以监控私人讯息、盗用私人帐户的网络技术，大多存在于中央层级的情治单位，地方的治安部门通常不具备这样的高端网络技术（不过也有某些地方例外）。以在对岸活动的台湾诈骗集团为例，他们因为手机通讯被警方掌控而落网的案例比较稀少，对岸警察往往要透过乔装和卧底才能掌握台籍诈骗集团罪证。这也呼应本文第1点：攻击地方比攻击中央更容易得手。
11. 要蒐集各级官员贪腐内幕，并运用骇客予以曝光
台湾如果真的要蒐集对岸情资，其实CP值最高的应该是蒐集各级官员贪腐、淫秽的证据（反倒不是军事武器诸元或部队动态）。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推动反腐工作，大量敌对派系的文武官员被斗倒、斗死。真正能让党、政、军官员恐惧的，是自己腐败的证据被别人掌握与揭发，只要掌握这些人的罪状，就能箝制这些人的言行。那么，如果掌握这些罪状的是台湾？
这些罪证可以直接从体制内举报，也可以借由网络舆论战来发挥作用。如果有某位对岸官员发表了对台湾挑衅的言论，我们大可运用骇客技术在网络上大举揭发此人的丑闻与弊端（比方骇入特定省市人民政府的官网发布图文），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進而吓阻其他官员在言行、政策上挑衅台湾。
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3条提到“黑函是以文字攻心的心战媒介之壹”，同样的作法完全可以在网络时代活用于中国共产党身上。或许他们早就已经在用上述手法对付我们官员了，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
12. 要顺着他们的宣传政策去制造恐慌
中共喜欢借由宣传工具来制造小幅度的群众集体焦虑，進而转移民众焦点、稳固政权统治。前阵子对岸媒体大肆操弄的“台谍案”，就是为了将境内的混乱怪罪给境外势力。这提供台湾壹种新的操作选择：顺势接球、火上添油、夸大事态、假戏真做。
举例来说，面对中共操作“台谍”议题，台湾除了官方澄清以外，其实也有其它选项，譬如透过非官方管道释出讯息：妳谎称抓到了100个台谍，我就陪妳演戏，宣称其实“还有900个台谍没抓到”，其实“好多党干部都是台谍”，其实“妳父母也都是台谍”。
这种宣传方式顺应了中共官方的政策，不会立刻遭到删帖，却能有效扩大敌人内部的恐慌与自我猜疑，达成内部破坏的效果，让中共宣传部门玩火自焚。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提到借由“篡改敌方宣传标语”来替自己宣传，其实“让宣传自己失控”的收效也不亚于“篡改”。
四、政治操作
13. 要与中国共产党内部派系里应外合，缩小打击对象
对岸操弄台湾政党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操弄中共党内派系的矛盾。实际上，当妳真正开始从事对中共的心战工作以后，妳会发现很多对敌宣传会得到“莫名的外力帮助”。妳本来以为妳投放的讯息会被全力封锁与压制，结果却被某些官媒用“谴责”的方式“大肆报导”出来，搞得众所皆知。
在中共展开反腐工作以后，派系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许多非当权派系的成员朝不保夕，巴不得有多壹点材料彰显当权者的无能（比如故意夸大壹些弊端的严重性），迫使当权派系让步。
台湾如果要散播中共官员的负面讯息，首先要看清楚他们的派系归属。如果打得对、打得巧，中共党内会有很多人跳出来朝政敌补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战特遣队准则第317条提到，由于我方“缺乏在敌后长期潜伏经营之基础”，所以应该要灵活结合既有的党、政、军、民势力来進行操作。
14. 要善用带路党
中共透过台商出资给台湾的公关公司，把舆论战、宣传战工作“外包”给台湾人，这证明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再怎么想伪装成台湾民众，都实在学得不像，很容易被揭穿，所以不如找真正的台湾人来办事。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和立场壹致的的对岸网友合作，打击共同敌人（中共）。在对岸也有壹群早已对中共政权不满的人，他们抱持着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与民族立场，但都希望能做些什么来反制中共、改变国家。他们非常了解在地民情与舆论生态，与他们保持壹定程度的默契（甚或直接合作），将能弥补台湾在操作上的许多限制。
15. 要消除公民壹方的资讯不对称
现实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个网络资讯四通八达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生活、语言文字、交通距离、流行文化等等因素，都能使人与人对彼此无知。在对岸，墙内不懂墙外、内陆不懂沿海、农村不懂城市、北方不懂南方、穷人不懂富人，汉族不懂少数民族，多数人只能透过官方媒体来了解这整个巨大的国家，而中共的官方媒体通常会选择把现实中的黑暗面隐藏起来。
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无知、隔阂与误解，使得跨境的公民运动串联不容易促成，任何壹群人在党国机器面前都处在严重资讯不对称的地位上。
如果能运用墙外的资讯流通来帮助特定群体打破资讯不对称，甚至运用骇客技术选择性地攻破防火长城、让特定资讯大幅流入，那就会严重松动中共对公民活动的控制，让民间更有能力去判断情势、冲击恶政。
16. 要鼓励中共把资源花在没价值的台湾人身上
实际上，在今年以前，中共绝大多数对台统战所投入的资金都是被浪费掉的，因为台湾有太多牟取中间利益的政治掮客和没有真本事的譁众取宠者，他们从北京那里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却没发挥多少实际用处，无法影响台湾主流民意。我方自然应该夸大这些人的功用，让对岸的对台工作部门志得意满，继续把资源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五、外围操作
17. 要认识香港的重要性
曾有壹种说法：香港对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不亚于金门和马祖，都是自由世界钉在铁幕上的壹个重要据点。受到香港政治情势转变的影响，香港知识份子现正经历自香港开埠以来最需要台湾、心向台湾的时期。
香港不论在各种意义上都处于枢纽地位（东西枢纽、两岸枢纽），对于台湾的政战工作而言，香港既可以作为進出的门户、也可以作为掩护。对香港民心的支持、鼓舞与掌握，能为台湾带来很大的战略利多。
18. 要运用民族的天然界线
共产中国大致承袭了大清国晚期的疆域，是壹个同时统治多民族的国家。虽然本质上有许多差异，但中共实际上还是承袭了不少清廷的民族治理特色──分而治之，让各民族互相箝制。
妳可以把今日的中国视为壹个整体，但妳不能不像庖丁解牛壹般注意到这个国家内部的肌骨缝隙：民族是比省份更天然、更有机的壹种界线，如果省界是肌肉间的接合处，那民族界线就是四肢与躯干之间的关节，他们是可以活动的、可以变动的，甚至能分能合。
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则更像是让肌肉与骨骼都困顿窒息的壹条裹尸布，对外虽然能起到壹点保护的作用，对内却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排序，只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系，跳脱共产党给定的剧本，就能撑破共产党这条裹尸布。想要改变民族间的合作与对立关系，符合民族需求的宣传与战略沟通就是必须的工具。
19. 要重视俄罗斯与印度的舆情
壹般民众在考虑台湾的国家安全处境时，大多只会联想到美国和日本。其实，站在国际战略与舆论战的立场上，真正具备开拓价值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印度。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舆论对共产中国已经充满敌意了，可以操作的空间不大；但俄罗斯和印度始终与中共处于暧昧状态，有相对大的操作空间。
再者，美国与日本的六地领土与中国没有直接的接壤，俄罗斯和印度却是与中国陆地边界大幅接壤的陆权强国，无论俄罗斯与印度对中国是敌意居多还是善意居多，两国的国力都会对共产中国构成威胁（共产中国对于两国而言亦然）。
当中共虎视眈眈地面对台湾时，在共产中国背后摩拳擦掌、伺机而动的，就是俄罗斯和印度，印、俄可以把共产中国的国力牵制在台湾的反方向。
俄罗斯与印度的民主都尚未成熟定型，但他们终究是民主制国家，民意会对政府涉外政策产生影响，政府也必须去积极煽动民意。两国的舆论对共产中国的敌意增加多少，共产中国在国界线上（尤其各大民族自治区）面临的威胁就增加多少，舆论可以直接转化成部署在中国边境的战车与飞弹。
台湾是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很难仅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盟友，但我们可以协助敌人的敌对强权去争取盟友。我们可以和俄罗斯在中亚维持台面下的默契，和印度在东南亚保持私底下的合作，透过非正式舆论宣传工作来促成大范围的战略牵制。很多时候，保持默契比实质的合作关系更有用。
在任何国家，军事都是政治的延伸；而在台湾，政治也是军事的延伸，绝大多数政治问题的讨论核心都根植于“台湾能不能抵御中共侵犯”。军队国家化以后，军人秉持的行政中立是在国内各党派之间保持中立，而不该是“在我国与敌国之间保持中立”。在国家政治制度蒙难的时刻，国军的政治作战机制应该发挥作用了。
中华民国国军的前身，叫作“国民革命军”。国军《奋斗》月刊的前身，也叫作《革命军》。忘记如何从事革命的军人，怎么能以“革命军人”自居？
政治作战特遣队准则第331条说：组织斗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清敌友”、“结合群众”、“掌握形势”、“运用关系”、“抓住矛盾”与“严守祕密”。国军拥有壹套不逊于中共的政战行动准据，可惜早已被束之高阁。
准则往往是集前人经验之大成，犹如当代的兵法；可惜，国军政战系统的准则教育已经沦为不检验思辨能力的逐字逐句死背，枉费前人所留下的战争智慧结晶。
我只是壹名中尉，阅历浅薄，人微言轻。1517年10月31日，马丁 路德在萨克森的维滕贝格教会大门张贴《九十五点论纲》，引述《圣经》阐释“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笔者在此东施效颦，引用国军政战过去使用过的准则来探究“真正的政战是什么”，希望可以引起更广泛的反思与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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