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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严家伟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说中，使用“铁幕”壹词准确地描述了当时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卫星国对其本国民众残酷

如铁桶般的统治状况，从此“铁幕”壹词便成为共产极权专制国家的代名词，且为世界所公认。然而在这“铁幕”的后面，还有更阴森黒暗的境地，那就是星

罗棋布于共产专制国家里的形形色色的集中营：监狱、劳改队、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而其中对受刑人的种种虐待、折磨更令人发指，许多人更被活活

地折磨致死。本人从不满20岁便在反右运动中，先划为“右派”又继以所谓“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牢，长达二十余载。其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

的虐待、酷刑，至今还留在恶梦壹般的记忆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因而对这些历史不能保持沈默。必须将其公诸于世，为历史作证，不能让那些作恶者的

恶行不为人知。



酷刑曾惊动过毛泽东




在大陆的所谓监管场所（包括监狱、劳改队、劳教队、看守所、拘留所等）存在虐待囚犯（劳教队的所谓“劳教份子”其实就是变相的囚犯）和酷刑的问题，

早已是“阿Q先生头上的疮疤——明摆着的”。此事甚至壹度“惊驾”了毛太祖，毛还发过壹道“最高指示”。那是1974年文革期中，我当时在四川省第四监

狱刑满后被“强迫留队改造”称之为“就业员”。有天全狱召开“两类人员”大会。所谓“两类人员”即在押囚犯与就业人员的统称。大会由当时担任该监狱

政委的王宗政先生作报告。平时不论大、小狱吏只要在会上口壹张就叫“训话”或“作报告”，尔等“两类人员”不仅要洗耳恭听，凡有笔记能力者，必须秉

笔恭录，否则，视为“反改造”行为。但那天会壹开始，狱吏便宣布：“今天开会，由王政委作重要的传达报告，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只许妳们

规规矩矩地听，任何人不许作笔记，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议论喧哗，违者按严重反改造行为论处”！壹时气氛既紧张又神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结果当天王宗政先生传达的所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只有壹句话，即“这些法西斯的审讯方法是谁发明的？必须立即废止”。前无头，后无尾，根本不知

老毛所言何事。王宗政把这句“最高指示”念了两遍以后，便大谈了壹通劳改政策如何伟大，对妳们“两类人员”如何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好像毛说的

不仅与我们这些“两类人员”毫无关系，甚至与中国都没什么关系，而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事壹样。后来才知，原来是文革中壹些“走资派” 官员在

被关押中遭到了酷刑，后来事情被捅到老毛那里。毛壹时生气便写了这么壹个“便条” 式的“最高指示”。 结果，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便这么层层地

传达了下来。但这也说明，这酷刑在中国之普遍与厉害。



不过“最高指示”传达以后，监狱里捆人，打人，依旧照捆，照打不误。血写的事实粉碎了墨写的文字。



虐待酷刑五花八门



我从1957年進四川叙永看守所起，酷刑与虐待就与我经常亲密的零距离接触。其品种，花样，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没有亲历过的善良的人们，是很难以想象

得到的。可以大概分述如下：



壹、最常见的是打人。对于囚犯来讲那简直是小事壹桩。特别是狱吏不用器物，空手揍妳壹拳、壹巴掌、踢壹脚，根本不算壹回事。四川省四监狱有个狱吏叫

余继发，是共军壹个排长“转业”，由于大字不识几个，只有调到劳改队来管犯人。他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时，有个外号叫“余壹脚”。他经常穿着壹双军用

皮鞋，他看着谁不顺眼飞起就是壹脚，故以得此“美名”。可能是踢人太多，后来壹只脚患了骨结核，当时中国治疗结核病的水平很低，最后他那患肢比健肢

短了近3公分，走起路来壹拐壹瘸，要想踢人便大有困难了。因而其“余壹脚”的美名也被“余瘸子”取而代之。但这个余瘸子脚不能踢人了，手打起人来照

样够狠。壹次，他用壹根棍子打壹个叫陈忠良的犯人，竟把棍子都打断了，陈被打得昏死过去。三年大饥荒时，我在芙蓉煤矿劳改，当时由于饥饿和缺乏营养

，我患了夜盲症。那是因缺乏维生素A，眼的视网膜杆状细胞上无法合成壹种叫“视紫红质”的物质，所以壹到黄昏就看不见东西（民间俗称“鸡蒙眼”）。

壹天黄昏时中队指导员孙明清，叫我们几个囚犯出去给他搬什么东西。我向他“报告”说我看不见。他壹听就火了，开口骂道：“妳眼晴瞎了呀？叫妳去吃东

西，妳怕比哪个都跑得快”！我说：“我得了夜盲症”。孙问我“啥子鸡巴叫夜盲症”？我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我话还未说完，“吧”壹巴掌就打

在我头上，“妳狗日的反革命右派还敢污蔑政府，人民政府壹天三顿给妳吃得饱饱的，妳还缺乏‘素’了，还要吃‘荤’不？……”边骂就给我壹脚。那时的

人虚弱得风都吹得倒，我壹下就被他踢倒了。可他不但不罢休，反而壹边乱骂我“装死狗”（四川方言，意即耍赖骗人），壹边用脚在我身上乱踢乱踩，我开

始痛得大叫，后来叫都叫不出来了，他似乎也打累了，才丢下我带着其他几个囚犯扬长而去。



1963年我在芙蓉煤矿5中队种蔬菜，壹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粪的粪桶没有装满，是“偷奸耍滑磨洋工”，于是他折断壹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而且

就像鞭打驱使牛马牲畜壹样，边打边吼“给老子快点走，快点走”！当天中午还不许我吃饭。在这个宋狱吏的眼中，我们连牛马也不如，牛马干了活，也要给

草料吃呀。在这个矿的张家村菜蔬中队，有个狱吏叫甘大全，外号人称“甘扁担”。因为他壹天到晚手上就握着壹条扁担，不是为了挑擡东西，而是他打人的

工具。我亲眼看见壹个姓王的囚犯，因为到菜地里偷生豌豆吃，被他看见了，冲上去壹扁担就把那姓王的肩关节打脱了臼。



二、支使犯人打犯人虐待犯人。在当年的劳改政策中，也有不许打骂，虐待犯人之类的仁义道德的词语，不过那大半是拿去糊弄“洋鬼子”的。就像今天我们

神圣的宪法里还明文写着，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咧，妳去“集”个会，或“结”个社来看看，看那警察局敢不敢欢迎妳去“作客”？我在劳改队几

十年，狱吏们惯用的壹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不打人、不骂人。我们不打、不骂接受改造的”，言下之意，妳不接受改造，妳反改造，不打妳，打谁？至于什么

是“接受改造”，什么又是“反改造”那是由狱吏的两张嘴皮来“决定”的。于是有些聪明的狱吏，为了保险和省事，干脆就纵容、甚至支使犯人，去打犯人

和虐待犯人。这样壹来，狱吏便更加“超然”和主动了。万壹出了什么乱子，就像今天的“躲猫猫”壹样往“牢头、狱霸”身上壹推，便万事大吉。而壹些想

“积极接受改造，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也积极、主动与狱吏配合。有的甚至“变态”到了以此为乐，乐此不疲的状态。特别在批斗“反改造”或逃跑犯

的斗争会上，有的是为了表现积极，有的是为了报平日鸡毛蒜皮，睚眦之怨的私仇，有的甚至就是去发泄、取乐。反正在狱吏的纵容下便都去对被批斗者打骂

折磨。反正打了人还被“党和人民政府”肯定为“积极接受改造的好表现”，天下有比这更占便宜的事吗？文革中我在四川省第四监狱，看见斗争壹个完全是

精神分裂症的囚犯叫李丁，他说他对马列主义有“独到的发现”，还要“和毛泽东同志商榷”。稍有判断能力的人听了都知道是个疯子，但当时就硬说他是“

反动透顶”，恶毒“诬蔑领袖”。于是弄来斗争，罚跪，拳打脚踢。有天晚上我看见我们的壹位右派难友，左壹下、右壹下的在李丁脸上“左右开弓”地打了

不下十个耳光，对疯子也这样无情地折磨。而这位老兄前几年还在写文回忆李丁。



犯人中，还有“特殊犯人”。我在芙蓉煤矿张家村队时，有个囚犯叫梅亭秀，名字像个女子实则是个男人。是原古叙农场劳改队的干部。1957年划成右派后，

又在其日记里发现有“反动言论”，于是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到了芙蓉煤矿后好多狱吏都是他认识的熟人。起码对他比较放心，于是让他当“犯人大组

长”，每天不干体力劳动，哪些犯人干什么活，则由他来具体分配。更不得了的是他有权决定妳每天伙食的粮食定量标准，是甲、乙、还是丙等。当时多壹口

粮食就是多壹点生的希望。所以梅大组长，犯人背后都叫他为“二管教”。这梅二管教，每天是东走走，西看看，看见那个干活不卖力，他就可以打妳两下子

，所以没有哪个犯人不怕他。更奇怪的是这个牢头狱霸，劳改还不到五年，便被改判释放。劳改队的所谓“大组长”、“学习组长”之类的“犯人官”，往往

都有过去曾是什么书记、党员之类的背景，才有资格成为狱吏“以犯治犯”的工具。




而现在听说好像“风水”有点“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了。现在监狱中的犯人如家中亲属是当官的，大企业主有钱的，则特别受“优待”。上世纪九十年代，四

川省第四监狱监狱长冷待发先生（后因腐败被判刑），他就敢把犯人叫来对他说“我知道妳家里有钱，叫妳家里给监狱捐壹万元，可以给妳减壹年刑”。那时

的壹万元，不比现在，民间“万元户”就是富翁了。



三、利用戒具刑囚。本来这戒具是因囚犯有暴力倾向，而用以阻止或预防其施暴的。但狱吏却加以滥用来惩罚人。最常用的是手铐，其次是绳子及脚镣。1957

年我在叙永看守所，审判员说我“不老实坦白交代”，我又在话语上顶撞了他。那个姓吴的“预审员”就给我上了个他们取名为“左右开弓”的手铐。即把壹

个手铐圈铐在妳左手腕上，另壹个手铐圈铐在右手膀上，两个圈用力壹捏，不消十分钟，妳的手因血液循环障碍便成青紫色。那个疼痛法，真是想马上死了才

好。只有壹切照他说的“坦白交代”。这时那个吴某得意洋洋地说“妳想给老子较量，妳娃娃还嫩了点。我今天才请妳吃个‘左右开弓’，还没有请妳吃‘苏

秦背剑’咧”。他接着就给我示范地比划了壹下，即把妳壹只手反扭到背后铐上，然后将手铐的另壹个铐圈从肩上拉过来铐在另壹只手的膀子上。谁不信，可

去试试那是个什么味。中国人啊，妳的聪明才智怎么尽用在这种邪恶上？！难怪毛泽东都要问“这些法西斯的审讯方法是谁发明的”？当时那个情景，几十年

后的今天，我都时不时又在恶梦中重逢。



上面说的这种手铐，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洋手铐”，好像还“文明”壹点。因为它两个铐圈之间有壹截铁链，因而使妳双手有壹点“活动度”。而更

具“中国特色”的手铐子名曰“捧铐”。它是用铁，锻打而成的壹个铁圈，把妳双手壹“套”進去，再从中插上壹根铁棍外加壹把锁。这时妳的双手就像捧着

壹个东西壹样，故名“捧铐”。戴上这“捧铐”妳连饭碗也无法端，吃饭只能把嘴伸到碗里去壹口壹口地“咬”来吃，就像猪、狗吃食物壹样。这种极具中国

特色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本人没有亲自“享受”过，但却不止壹次看见别人“享受”。特别是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死囚。



判了死刑等待枪决这段时间内，壹般都单独囚禁，特别是所谓的“重大反革命犯”，有的还会“享受”壹种叫“刑床”的特殊待遇。所谓“刑床”就是壹板木

板，把死囚弄成壹个“大”字形状，将其四肢及腰部用绳索或铁链固定在这木板上。妳坐壹下，或侧壹下身子也不可能。本人就曾被狱吏派去给这样的死囚打

过安眠针，因为他狂躁乱吼叫。死囚24小时专人轮流看守。



除了手铐，脚镣与绳子也是狱吏对囚犯施刑虐待的重要工具。脚镣有轻、重之分，轻的只有几斤重，重的可达四十多斤。戴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举步维艰”

。而随着脚的移动，铿锵的镣声则更对人形成壹种恐怖性的刺激。特别在夜里，那声音就像从地狱里传出来的壹样阴森恐怖。而戴上脚镣的人在冬夜里，那冰

冷的铁根本使人无法入睡。这滋味我是亲身体验过的。更奇怪的是脚镣戴的时间久了壹旦解除，会产生壹种类似“太空失重”的感觉，走起路来东歪西斜，像

要跌倒似的。这就是身体对“不自由”已养成壹种可怕的“习惯”了。而用绳子捆人那也是当年狱吏虐囚常用的壹种方式。而凶狠的捆人，可以把人捆得大、

小便失禁，昏死和手臂残废。我在四监狱便亲眼看见壹个叫何光全的犯人，被狱吏捆得双手致残。事后狱吏未受任何处分。



四、单独囚禁。又名关小监。即将囚犯关入壹间不足两平方米的小黑屋内。壹张小床，床边放个便桶。吃喝拉撒都在那里。门上壹个小方孔，是每日给妳送饭

和水進来的唯壹通道。壹天只有8两粮（早晚各2两，中午3两），每餐几片老菜叶，放了壹点盐，油星星也看不到壹点。不仅饭菜就那么壹点，连水都只有壹

瓷盅，包括洗脸和吃在内。要不了两个月，就把人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酷刑是反人性制度的产物



在415劳教支队101严管队，壹个叫王志中的“劳教份子”，此人原是四川壹家出版社的社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劳教。因为怀疑他是“马列主义联盟

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他本人坚决否认，于是说他“顽固不坦白”。该队“管教干部”李玉白便叫人用石头造了壹口“活棺材”对其進行单独囚禁。所以叫

“活棺材”就是他用石头砌的这座“房子”刚好能装下壹个活人站在里面,别说躺下，想坐，也无法坐，门上壹个小洞,人就站在里面吃、睡、拉。幸好去砌造

“活棺材”的人，也是劳教份子，于是他就在“活棺材”的后面开了壹个小孔洞。王志中站着拉的屎尿才从小孔洞里流了出来。而这附近又是劳教干部的食堂

，几十天后臭气薰天，干部们受不了，才只好将王放了出来，这时他老兄只剩下壹口气了。



1979年王志中“改正平反”后，与宜宾的管正和右派难友等三人，壹同去到李玉白家，李自知当年所为不是人干的事，吓得面如土色，大放悲声叫道：“我错

了呀，过去壹切都错了呀…..”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然，狱吏虽非个个都象李玉白如此残暴，但他们总的说来都不把囚犯或劳教份子当人看待的。他们认为对“敌人”不能有半点“温情”，不能讲半点人性，

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感情”，“私恩”。被毛泽东吹捧成“圣人”的雷锋就毫无人性的说过“对敌人像严冬壹样的冷酷”。所以中国大陆“监管场所”内的

酷刑与虐待，是反人性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