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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年轻时在学校里学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给我的印象是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大厦是建立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上的。简而言之，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小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这之间的差价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而资本家却无偿地获取剩余价值，这就构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就必须消灭资本家，消灭私有制，建立壹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年轻时认为这是壹个符合逻辑，能够自恰的理论。过了多少年之后，越来越觉得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现在我把自己的壹点体会归结为：劳动所创造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功能性；功能性产品的价值是由市场交换所决定的；资本的贡献在于它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得生产和交换得以实现；在壹个自由和透明的社会中，人性中的自利性和同情心是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能提升社会公正的原动力。

（壹）劳动所创造的是功能性，而不是“使用价值”

所有的产品（包括物件和服务以及思想）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可定义为劳动的主体（人）为了实现某个默认的目标而進行的壹系列的运动，包括体力的和脑力的运动，这壹系列的动作或思考的结果是把没有特定功能的物件或思维变成有功能性的物件或思想（理论）。譬如，我们可以把壹根木头和壹块铁加工成壹把斧头，斧头可以用来砍树，具有了功能性。壹位科学家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壹个科学理论，或者壹位哲学家通过思维创建了新的学说，这些脑力劳动的结果都是建立了某种功能性。虽然相对于斧头，思想和理论是无形的和抽象的，但是同样具有智识上的功能性。简而言之，劳动的本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是创造功能性。

虽然劳动创造了功能性，但劳动并没有产生价值，因为价值只能通过交换产生。譬如说，壹把斧头的价值是多少? 壹个伐木工愿意用十五元买这把斧头，另壹个伐木工愿意用十元买它，而壹个纺织工只愿意用五元买它，但如果没有人买这把斧头，那么它的价值就是零，虽然这把斧头的功能性没有变。(这个推论同GDP的计算是相应的：这把斧头不管以什么价钱卖出，这交换后价值都会算在GDP里；但是如果这把斧头只是自己使用，或者无赏地给他儿子使用，那么这把斧头在GDP计算中是零。) 因此，没有市场交换，斧头本身是无法同价值联系起来的。而且，在市场交换中有可能第壹位伐木工没有出现，那么这把斧头可能以十元价格卖给第二位伐木工。如果，二位伐木工都没有出现，那么这把斧头只能以五元价格卖给纺织工。因此，这把斧头的最终价值是要在壹个自由的市场交换中得以界定和实现的；不通过交换，劳动和价值没有直接的联系。显而易见，劳动所产生的功能性和交换所产生的价值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功能性是属于质的范畴，价值是属于量的范畴（注1）；质的范畴是不能用大小来衡量，只有量的范畴才可以用大小来衡量。马克思所称的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把劳动产品的功能性和劳动产品由交换而产生的价值这二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二）“使用”无关乎价值，价值源于交换

有人可能争辩，壹把斧头在交换前和交换后都是壹把斧头，都有用来砍树的“价值”，因此，使用“使用价值”这壹词是理所当然的。当争辩人在这里坚持使用“使用价值”这壹词时，我相信，其内心实际上想到是斧头能用来砍树的“价值”，但精确地说应该是指用来砍树的“功能”，而并不是指斧头在市场交换中是多少“价值”。因此，把劳动产生“功能性”用“使用价值”来替代，是概念上的混淆，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

有人也可能争辩，功能性也是可大可小的，有大小就可以衡量，能衡量就有量的属性。既然“功能性“和”价值“都有量的属性，把这都属于量的范畴的二个词合并成“使用价值”在逻辑上并无不妥。功能性有没有量的属性可以用壹把斧头十五元，壹台电视机五百元为例来解释。如果妳是住在城市里，妳可能天天看电视，但很少用到斧头，在这种情况下妳不单会说壹台电视机的价值大于壹把斧头，而且也可能会说，对妳而言电视机要比斧头更有“价值”。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电视机的功能性就 ‘大于’壹把斧头呢？回答是否定的。设想如果妳处在原始森林中，为了求得生存，这时候，对妳而言壹把十五元斧头远远比五百元电视机来得重要。因此功能性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它的特定功能所发挥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在口语中，人们可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斧头比电视机更有“价值”。 而实际上人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斧头所具有的功能比电视机更为重要。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说某项理论很有“价值”，而实际上的含义是某项理论很重要，因为只有当这项理论能转化成技术，用这种技术制造了产品，这种产品投放到了市场之后，我们才能讨论价值。 因此，把壹个以质的概念来定义的功能性和壹个以量的概念来定义的价值合为壹 体，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有人还可能争辩，我同意劳动的目的和结果是创造功能性，功能性属于质的范畴，但是劳动也是有量的内涵的，劳动有劳动量多少之分，有劳动效率高低之分，有劳动强度大小之分，这都是量的范畴。但是请注意，我们要区分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结果，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劳动的过程包含壹系列的物理动作或壹系列的思考。壹系列的动作或思维可以有数量，效率和强度之分，而且在物理上是可度量的，但是不管这些运动量有多大不同，它最终的产物是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功能性。因此，同功能性壹样，这些运动在产品交换之前，同价值都没有发生直接联系。在交换完成之前来谈劳动过程的价值或者劳动结果的价值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劳动量和劳动效率是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投资的回报率。

（三）基础价值和机会价值

劳动创造了功能性，通过交换，具有功能性的产品的价值才得以界定。这个价值包含二个部分：基础价值和机会价值。基础价值大体上是由消耗性的基础成本来决定的，包括劳动成本，机器设备成本，土地成本，原料成本，运输成本，产品设计成本，专利技术成本，新产品研究开发成本，污染处理成本，管理成本，国家和地方税收等等。很明显，只有交换价值不小于基础价值时，壹个生产过程才得以维持下去。

除了基础价值，产品的价值还有附加的价值，可称为机会价值。决定机会价值的因素复杂而多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既涉及到物理因素也涉及到心理因素。可能获得最大的机会价值的产品包括新开发的科学技术产品（壹个明显的例子是智能手机），品质特别优异产品，或者要用特别的技术或技巧才能生产的产品。决定机会价值的另壹个因素是产品的稀缺性。稀缺性可由大自然所决定，譬如稀有金属，宝石等等；甚至气候变化或地理位置也会影响到稀缺性；另壹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为造成的，譬如说商业炒作。第三个影响机会价值的因素是对消费者期望的满足度，这包括品牌效应，名人效应，以及式样的新颖性，使用的方便性等等。第四个因素是，壹些产品的机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升值的预期，特别是对艺术品和古玩而言。

因此，价值是壹个由多因子决定的量值，有些因子是容易定量的，另外壹些因子很难用精确的数量来表达，但也可以给予壹个范围值，当然真正的价值最后还是要在市场交换中决定。在这些决定价值的诸多因子中劳动是壹个重要的因子，特别是在决定基础价值时，但它不是唯壹的因子，在壹些情况下，它更不是决定性的因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无限夸大了劳动在价值规律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决定价值的大小是劳动量，他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更進壹步，他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社会首先必须计算出全社会”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总量是多少 ；其次，计算出总的“使用价值”是多少；然后才可以计算出壹个”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单位）时间”的价值是多少，依此计算出各个产品的交换价值。譬如说，壹把斧头被计算出来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三小时，在市场上可以十五元售出。那么，如果壹台电视机以五百元出售，意味着它的“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比斧头大了33.3倍，壹定是花了10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制造出来。或者反过来说，因为制造壹台电视机花了100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它才能以五百元来出售。在十九世纪恐怕谁也没有能力来计算出这壹个”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是多少，即使在二十壹世纪，用最高级的电脑也是没法把全社会不同的劳动以无差别方式计算出来的。显而易见，商品的价值不是如此，也不可能如此来界定。前面已讨论过，劳动创造了功能性，市场决定商品价值，在市场交换之前劳动和价值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商品价值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仅仅是壹种理论上的假设，它同社会现实并不相符，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成立 。壹向思维缜密的马克思用这种没法精确界定的概念来定义“价值”，壹种解释是：只有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这个假设上，才可能建立“剩余价值”的理论。

（四）壹切经济活动都是人性的活动

资本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壹切生产活动都是由资本组织起来的，包括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等必要的生产因素，资本也组织了市场交换。正因为如此，资本在所有的经济要素中处于最强势的地位。马克思对资本作了最强烈的谴责，他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的壹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就按这壹点，资本是万恶之源，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被推翻。以下我们就来分析壹下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还比过去发展得更好可能原因。

首先，应该说马克思的这个谴责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谴责的对象错了，因为他把资本和资本持有者二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资本是用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工具，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壹个工具，概念上属于中性，无所谓贪婪或不贪婪。但资本的持有者就不同，资本的持有者是人，是人，其行为就涉及到人的本性。人性最本质的内涵有二个：壹个是自利性，另壹个是同情心（或者说恻隐之心，参阅亚当 ּ 斯密：《道德情操论》）。从哲学上思考，没有自利性就没有人类的个体，没有同情心就没有人类的社会。自利性也就是维持自我生存的本能，并且还有对自我生存的条件加以改善的冲动。自利性有积极的壹面，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它的本质就是追求以最少的劳动量获取最大最好的生存条件。自利性也有消极的壹面。譬如，在资本社会，特别是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持有者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除了以提高机械化水平来节约成本外，也会想方设法在生产的每壹个环节上降低成本，包括加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不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等手段。但是，当这些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采用的恶劣手段发展到壹定程度时，也会唤起人性的另壹面，即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会有所表达，包括社会上层，甚至也包括壹些资本持有者。因此，这就会出现抑制社会不公的舆论和行动，政治上如有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其他民权运动，思想上如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学上如以狄更斯等为代表的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如果社会是壹个能很好运行的正向反馈系统，它不仅能推动新的社会舆论的形成，也会推动社会功能系统，如议会和政府对社会负面现象進行干预，制定相关法律，例如限制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资，禁止童工，反托拉斯法，以及壹系列规范资本运行的法律和法规等等。其结果就是使得资本的贪婪性得到壹定程度的抑制，公正性得到壹定程度的拓展。当然这是壹个漫长的，复杂的社会進化过程。那么，为了缩短这个过程，并彻底有效地消除壹切社会不公现象，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壹下子把资本和资本持有者都彻底消灭掉，不就可以了吗？可惜，这个方法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很简单，如以上分析，社会不公现象不是来自资本，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中的自利性，而消灭人的本性中的自利性，结果也就消灭了发展生产力的原动力；壹切企图消灭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想法和实践都是灾难性的，壹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壹点。任何企图改变人的本性的运动从来没有成功过，将来也不可能成功。

按照如此分析，如果消灭了人的自利性就失去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保持人的自利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不公现象，那么，社会还有進步的可能吗？当然是可以的，这个可能性就在于社会的活动是人的活动，是人性的活动。如前所述，人性具有内生的和不可分割二个方面，即同情心和自利性。当自利性表现得过度时，它就会受到基于同情心而发出的谴责和抑制。反过来，同情心不切实际地泛滥，也会削弱积极進取的动力。因此，人性本身，即自利性和 同情心，构成了能相互制约的反馈系统。但只有建立起壹个正向反馈系统，社会才能正向進步。使得正向反馈系统能够有效地运作，最低的条件是社会的自由和透明，当然这仅是必需的基础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人的能动性能够得到发挥，各种社会诉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才能得以進行。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给了资本持有者更多的回报；同时，创造了物质基础，在壹个开放和透明的社会中通过各方的博弈，最终也会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劳动时间的缩短，提供更好的福利条件和工作环境，逐步降低了社会不公。在这个系统中，人性中的自利性和同情心，无论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劳动者，都得到壹定程度的满足。这里应该再强调壹下，社会的自由和透明是逐步降低了社会不公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性中的同情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传染，而人性中的自利性就会膨胀，最终导致社会道德总体下滑，丛林法则流行。这里也应该强调壹下，类似于资本和资本（持有）者的区别，劳动和劳动（执行）者也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劳动是壹种有目的的运动，劳动者是执行这种运动的人。是人，同样会有人的本性。因此无可谴责劳动者积极追求高工资，短工时，好环境的正当要求。正因为劳动（执行）者和资本（持有）者都是人，都具有同情心和 自利性的本性，劳动者中有同情心丰富的人，也有同情心低下的人；同样，资本者中有同情心丰富的人，也有同情心低下的人。把资本者都描绘成贪婪残忍，把劳动者都描绘成高尚无私，这并不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现实，而只是有些人用来煽动仇恨，引起社会动荡的手段。其结果只能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又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公平。

社会反馈系统有高效率的正向反馈系统，低效率的正向反馈系统，也有零效率的反馈系统，甚至负向反馈系统。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就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改朝换代，既没有显著的生产力的提高，也没有社会自由和透明，社会不公现象不可能得到改善，所以只见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少有社会進步，它属于壹个零效率的反馈系统。过去二百年，西方国家能获得发展，就因为它是壹个正向反馈的社会。工业革命使得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它的社会有壹定程度的自由度和透明度，社会各阶层的诉求能够得到表达，通过博弈，使得社会不断有所進步，社会公正能得到了壹定程度的实现，虽然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和曲折的。

总而言之，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基于人的本性，产生社会上种种不公现象也是由于人的本性所致；在自由和透明的社会环境中，也正是人的本性，它是逐步改善和消除种种不公现象的原动力。我们只能在尊重人性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把壹个比较不发达不公平的社会逐步地推進到壹个比较发达比较公平的社会。以上的分析和百年来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所有以改造人性的方式去建立壹个所谓最好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这类实践最终都导致壹个或者是生产力更加低下，或者是社会更加不公正，或者二者皆是的社会悲剧。

因此，结论就是：只有在壹个自由和透明的，具有正向反馈的社会中，在尊重人的本性的前提下，人性才能既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能提升社会公正的水平。反之，必然会导致社会发展停迟，道德水准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