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的父权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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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的父权压迫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10日
作者 台湾网友
在两年前的林奕含事件的影响下，司法改革会议通过关于通奸除罪化的决议，应该废除“通奸罪”；若无法马上废止，也要修法规定：对“通奸”双方提告后，不能只是对配偶撤告。不过司改会议的决议对于立法院并没有约束力，所以台湾至今尚未废除通奸罪。台湾是全世界极少数保有通奸罪的国家之壹。
通奸罪的存在并非“平等”保护婚姻双方。根据法务部的统计，每年被查出因通奸罪而遭起诉的女性人数皆多于男性。其重要原因是许多妻子为了“维护婚姻”而对出轨丈夫撤告。根据对地法通奸案判决的统计，在妻告夫通奸的案件中，50%对丈夫撤告，但仍告第三者；而在夫告妻通奸的案件中，只有23%撤告。这种针对男女的不同道德行为规范源自男权社会对女性及其身体和性行为的控制和压迫。
在父权资本主义、僵化的性别角色和职场性别歧视下，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被削弱，被迫依附于丈夫和家庭，特别是单亲母亲的生活状况可能更加恶劣。所以在通奸案中，妻子经常不得不选择“原谅”出轨的丈夫。多数男性亦将妻子甚至视为私有财产，合理化了男性对妻子的控制。
而且通奸罪多数被用来惩罚第三者。第三者有可能是被性侵害，或是第三者并不知道对方已婚，发现之后想离开却遭提出以通奸罪威胁。此外，在权势性交案件中，上位者利用权势与下位者進行性交或性侵，并以通奸罪为手段强迫受害者噤声。而权势性交的施害者往往是男性，受害者往往是女性。例如林奕含在高中时期遭狼师诱奸，他的父母担心女儿遭狼师的妻子反控通奸罪，没提出性侵告诉。可见通奸罪本身就是壹个对于女性不公平的罪名。它的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因此是在巩固父权资本主义对于女性及其身体的控制。
因此社会主义者要求废除通奸罪。同时为了要从家庭与资本主义男权社会中彻底解放妇女，我们需要性别平等的职场与劳动条件，扩大公共托婴与长照服务，让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女性才能脱离父权家庭的枷锁，同时也将让所有人得到真正的身体自主权。
今年壹月新北市发生“肉圆家暴案”，壹名男子只因12岁的儿子买的肉圆没有加辣，便殴打儿子和妻子。妻子录下受到家暴的过程并上传网络社群，并表示自己和孩子多年受暴，引起了群众的同情和愤怒，甚至有部分群众殴打施暴者，但私刑却无助于解决家暴的成因。热烈的网络回响中，甚至发现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有受暴经验：“我遇到的虽然不像家暴，但遭遇类似，能够感同身受。”家暴带来的心理创伤不只在当下，还会影响往后生活：“就算已经长大，想起那时我还是很害怕。”
据调查，台湾每年家暴受害者过百万人，四分之壹的女性曾遭受伴侣或亲人的暴力，但官方登记数字只有约十分之壹。台湾受暴人数中女性占70%，而男性占了施暴者的76%，可见家暴并不只是“经济问题”，也包括来自资本主义下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属物而衍生的父权压迫，因此不论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家庭里都有暴力发生。然而，在贫穷问题与父权制度结合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家庭也会成为家暴的温床。
职场性别歧视导致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加上日益短缺和难以负担的托儿养老服务、医疗教育资源等公共福利，受暴女性若选择离婚（特别是若要扶养孩子），很可能意味着陷入贫穷。根据2018年公布的数据，台湾女性平均时薪比男性少14%，也就是说女性平均每年必须比男性多工作52天，才能达到和男性壹样的总薪资。以往的调查发现，台湾过半数贫穷人口属于单亲母亲家庭。家务负担更使得许多女性放弃全职工作，只能从事兼职派遣等缺乏保障的非典型劳动，因此更加深了女性对家庭的依赖而更难脱离施暴的丈夫。而且有研究显示，因受到家暴而离婚的单亲母亲比壹般单亲母亲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例如平均月薪不到两万元。
民進党尤美女和时代力量黄国昌等立委提出需要改善家暴通报系统和法律规范。我们支持打击家暴的立法和制度措施，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措施还院不足以消除家暴。在1993年邓如雯杀夫案引发的社会压力下，台湾及后颁布了亚洲第壹部反家暴法，但如今家暴依然肆虐。2008-17年间，被判有罪的家暴者中超过四分之壹是累犯。
资产阶级政府也往往轻视家暴案件。家暴事件有70%由警察和医院通报，其它像是妇幼保护专线、学校和社工单位所发现的家暴事件，却都长年低于10%，这意味着儿童和妇女往往到了处境严重才获得救助。“肉圆家暴案”受暴女性曾于2013年向家防中心求助，但家访中心主任当时无视事件，至最近受访时仍将事件淡化为“肢体管教”！另外，受到家暴的妇幼缺乏庇护资源和其他援助（例如心理辅导）。目前全台只有26家庇护所，而且缺乏长期且全面的庇护方案。
国民党王育敏等政客，却利用群众愤怒提议把死刑纳入虐童刑罚，把责任全部推给家长。死刑完全无助解决家暴背后的社会根源，这些支持新自由主义政客就正是元凶！社会主义者反对此壹政策。死刑结果将是脱离家庭的儿童被交给非营利机构、宗教机构和个人慈善家来照顾。然而这些残缺不全的机构并不能为受害者提供真正庇护。2017年3月，南投县壹家民间安置机构被揭发集体性侵害，背后是援助服务私有化、缺乏专业人力又超收安置等问题，导致台湾高达22%的受安置儿少曾被转换安置机构。各级政府假借“公私伙伴”之名，将安置儿童的任务推给私人机构，撒钱给资本家，能够确保安置品质的公共资源，则是严重不足。
为了有效对抗家暴，需要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建设壹场自下而上的集体反家暴运动和女性运动，向施暴者和政府施压；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对抗职场性别歧视，反对蓝绿财团统治下打击工人工作待遇和权利的政策，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只有动手建设壹个工人政党，把妇幼福利机构和资源，置于社区和工人的民主监督和管控之下，才能有效建设优质、平价且永续的庇护、托儿、教育、医疗服务和安置庇护，满足基层家庭的需要，彻底捍卫儿童和妇女的权利，为我们的下壹代而斗争。
在两年前的林奕含事件的影响下，司法改革会议通过关于通奸除罪化的决议，应该废除“通奸罪”；若无法马上废止，也要修法规定：对“通奸”双方提告后，不能只是对配偶撤告。不过司改会议的决议对于立法院并没有约束力，所以台湾至今尚未废除通奸罪。台湾是全世界极少数保有通奸罪的国家之壹。
通奸罪的存在并非“平等”保护婚姻双方。根据法务部的统计，每年被查出因通奸罪而遭起诉的女性人数皆多于男性。其重要原因是许多妻子为了“维护婚姻”而对出轨丈夫撤告。根据对地法通奸案判决的统计，在妻告夫通奸的案件中，50%对丈夫撤告，但仍告第三者；而在夫告妻通奸的案件中，只有23%撤告。这种针对男女的不同道德行为规范源自男权社会对女性及其身体和性行为的控制和压迫。
在父权资本主义、僵化的性别角色和职场性别歧视下，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被削弱，被迫依附于丈夫和家庭，特别是单亲母亲的生活状况可能更加恶劣。所以在通奸案中，妻子经常不得不选择“原谅”出轨的丈夫。多数男性亦将妻子甚至视为私有财产，合理化了男性对妻子的控制。
而且通奸罪多数被用来惩罚第三者。第三者有可能是被性侵害，或是第三者并不知道对方已婚，发现之后想离开却遭提出以通奸罪威胁。此外，在权势性交案件中，上位者利用权势与下位者進行性交或性侵，并以通奸罪为手段强迫受害者噤声。而权势性交的施害者往往是男性，受害者往往是女性。例如林奕含在高中时期遭狼师诱奸，他的父母担心女儿遭狼师的妻子反控通奸罪，没提出性侵告诉。可见通奸罪本身就是壹个对于女性不公平的罪名。它的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因此是在巩固父权资本主义对于女性及其身体的控制。
因此社会主义者要求废除通奸罪。同时为了要从家庭与资本主义男权社会中彻底解放妇女，我们需要性别平等的职场与劳动条件，扩大公共托婴与长照服务，让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女性才能脱离父权家庭的枷锁，同时也将让所有人得到真正的身体自主权。
今年壹月新北市发生“肉圆家暴案”，壹名男子只因12岁的儿子买的肉圆没有加辣，便殴打儿子和妻子。妻子录下受到家暴的过程并上传网络社群，并表示自己和孩子多年受暴，引起了群众的同情和愤怒，甚至有部分群众殴打施暴者，但私刑却无助于解决家暴的成因。热烈的网络回响中，甚至发现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有受暴经验：“我遇到的虽然不像家暴，但遭遇类似，能够感同身受。”家暴带来的心理创伤不只在当下，还会影响往后生活：“就算已经长大，想起那时我还是很害怕。”
据调查，台湾每年家暴受害者过百万人，四分之壹的女性曾遭受伴侣或亲人的暴力，但官方登记数字只有约十分之壹。台湾受暴人数中女性占70%，而男性占了施暴者的76%，可见家暴并不只是“经济问题”，也包括来自资本主义下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属物而衍生的父权压迫，因此不论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家庭里都有暴力发生。然而，在贫穷问题与父权制度结合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家庭也会成为家暴的温床。
职场性别歧视导致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加上日益短缺和难以负担的托儿养老服务、医疗教育资源等公共福利，受暴女性若选择离婚（特别是若要扶养孩子），很可能意味着陷入贫穷。根据2018年公布的数据，台湾女性平均时薪比男性少14%，也就是说女性平均每年必须比男性多工作52天，才能达到和男性壹样的总薪资。以往的调查发现，台湾过半数贫穷人口属于单亲母亲家庭。家务负担更使得许多女性放弃全职工作，只能从事兼职派遣等缺乏保障的非典型劳动，因此更加深了女性对家庭的依赖而更难脱离施暴的丈夫。而且有研究显示，因受到家暴而离婚的单亲母亲比壹般单亲母亲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例如平均月薪不到两万元。
民進党尤美女和时代力量黄国昌等立委提出需要改善家暴通报系统和法律规范。我们支持打击家暴的立法和制度措施，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措施还院不足以消除家暴。在1993年邓如雯杀夫案引发的社会压力下，台湾及后颁布了亚洲第壹部反家暴法，但如今家暴依然肆虐。2008-17年间，被判有罪的家暴者中超过四分之壹是累犯。
资产阶级政府也往往轻视家暴案件。家暴事件有70%由警察和医院通报，其它像是妇幼保护专线、学校和社工单位所发现的家暴事件，却都长年低于10%，这意味着儿童和妇女往往到了处境严重才获得救助。“肉圆家暴案”受暴女性曾于2013年向家防中心求助，但家访中心主任当时无视事件，至最近受访时仍将事件淡化为“肢体管教”！另外，受到家暴的妇幼缺乏庇护资源和其他援助（例如心理辅导）。目前全台只有26家庇护所，而且缺乏长期且全面的庇护方案。
国民党王育敏等政客，却利用群众愤怒提议把死刑纳入虐童刑罚，把责任全部推给家长。死刑完全无助解决家暴背后的社会根源，这些支持新自由主义政客就正是元凶！社会主义者反对此壹政策。死刑结果将是脱离家庭的儿童被交给非营利机构、宗教机构和个人慈善家来照顾。然而这些残缺不全的机构并不能为受害者提供真正庇护。2017年3月，南投县壹家民间安置机构被揭发集体性侵害，背后是援助服务私有化、缺乏专业人力又超收安置等问题，导致台湾高达22%的受安置儿少曾被转换安置机构。各级政府假借“公私伙伴”之名，将安置儿童的任务推给私人机构，撒钱给资本家，能够确保安置品质的公共资源，则是严重不足。
为了有效对抗家暴，需要在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建设壹场自下而上的集体反家暴运动和女性运动，向施暴者和政府施压；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对抗职场性别歧视，反对蓝绿财团统治下打击工人工作待遇和权利的政策，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只有动手建设壹个工人政党，把妇幼福利机构和资源，置于社区和工人的民主监督和管控之下，才能有效建设优质、平价且永续的庇护、托儿、教育、医疗服务和安置庇护，满足基层家庭的需要，彻底捍卫儿童和妇女的权利，为我们的下壹代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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