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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蚊子的進攻

（一）
出发前，有同村朋友笃才和笃信两人来问我借房子住。我有房三间，妹妹和她的闺密住两套间。我住一间，这一离家，就空出来了。笃才笃信想借这间下房住。我行色匆匆没多考虑，就随口答应了。我走后，二人扛来了床板，想搬進去。堂兄划详即予阻拦。也没说理由，反正不答应。笃才笃信不争而退。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但划详去找了非正式族长老麻叔，就是奚落我难道要在中线砌起一堵墙来么的那个老家伙。两人一商量，由老麻叔执笔，联名给我父亲写了一封控告信，说我把房子借给田利派。农村中是按照族裔分宗派的。同一个老曾祖的人属一个派，叫“嘎地人”，自己人的意思。周笃才的曾祖的父亲叫周田利。田利的子孙曾比较强势，与我们房族有历史恩怨。也不是什么大纠纷，有隔阂而已。我居然把房子借给田利的子孙，算我宗族立场模糊。信中对我回乡后的总体表现進行评语，句式居然与学校共产主义小组给我的评语不谋而类：“缺乏宗族感情”！对我的生活作风颇有微词，说全无男女之大防，不知自爱，云云。
我给父亲去了信，报告被大学录取之事，请求给予经济支持。这封信与控告信是接踵而至的。儿子的报喜信有没让他感到高兴，我不得而知。控告信却非常有效，如同在中国被人指控对毛主席不忠那样，立场问题。总之父亲不理我。既没来信祝贺高考跳龙门，并附上贺款若干。也没说有信一封告你种种，诘问是否属实，房子真的借给阶级敌人了？现在究竟哪个人住着？你给我划清宗族界线再商量。如此这般一说，我该解释的解释，该纠正的纠正，也就没事。
偏潮州人是个沉默的民族。潮州地区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都是借用的汉字。文字与语言不能契合，出现了有语无字或有字无语的情况。就是说，潮州话说得出的意思汉字写不出，或汉字写得出的句子潮州话无法读通。久而久之就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使得潮州人语汇贫乏表达不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少言寡语为主。
既然父亲对之以缄默，我也缄默对之。只是每月去一封信例常问候。问候而已，别无多言。原应问一下外国人供儿子上学通常要花多少钱，（其实不用问，这个番客将他与泰国女人生的儿子送去台湾读书，花费极大），间接表达做父亲的有义务供儿子上学这个道理。原应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从四季如春的广东来到冬雪夏火的武汉，装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添置？你的儿子现在只有毛背心一件白布鞋一双，没有蚊帐，如何应对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蚊子？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出来。我却呆滞木讷，像个智障儿童。似乎那不是自己的正牌父亲，或甚至只算远房亲戚，说话须客气点。怕个鸟呢？最好说得他烦了，也许会跳起来：你在老家做的好事，以为我不知道？那样我也可以知道原委，有解释的余地。却两头缄默，把个本可直来直去的父子关系弄得像京戏抬袖窥眼喇叭吹拂那样莫明其妙！
于是我就那样忍受着。靠十几元助学金买饭票。一双拖鞋一双白布鞋。一件毛背心穿在里边，由学校补助一件棉衣穿在外边，那样拖过冬天。冻得脚趾肿痛，捡了双别人不要的破黑布鞋穿。
一位共同曾祖的堂兄弟笃富在长沙上学，他的叔叔也在泰国。笃富写了一封替我求情的信，托叔叔转交给我父亲。我父亲给他回了信，这才知道一切皆来之有因。
不久，我给父亲去信说明房子纠纷并不存在，笃才笃信当时就撤了，争执都没一句；况且二人并非全是田利派，罪可以减等；天下本无事，有人控告之，意在离间我父子关系，心理实属猥琐阴暗。等等。
父亲看了我的申诉，写信给笃富贤侄，说大儿子想翻案，叫贤侄帮他调查事情真相，云云。
我的天！原就未曾知案立案审案定案，何翻之有？这些事情说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生活的真实，不是艺术的真实。我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与所有亲人都没搞好关系。其实父亲是爱我的，第一个儿子，挺漂亮天真活泼的一个男孩，焉能不爱？带着儿子路上走时，常有人拦住看，赞叹道“这双眼睛哪！”眼睛是儿子不同寻常的亮点。离家过番以后，父亲将我的相片长期放皮夹子的封面。后来，许多时候，我都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关切。可是由于地理的分离、生活的纷乱，终至父子关系没处理好。
写自述对于我是一件苦事。不像老革命家写起回忆录来尽是伟大光荣和正确。我一点也不正确。全是错误。也不像现代青年人虽然还没到写回忆录的年龄，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写点什么都露着甜蜜和光鲜。我却人生路上尽是泥泞。雨纷纷，欲断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没一村。自述起来还得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愚蠢、低情商、莫明其妙、神经病，以及内心的煎熬、自责、惭愧，等等。
一切都始自于那步臭棋，1958年没去澳门红灯区吃咸肉大餐，而选择了留在国内读书。人家生子望聪明我为聪明误了身。要是读书难难于挑担子，要是头脑重实际少轻佻，选择了出国，人生、家庭就会是另一样。臭棋的后果是全局性的，为人子不像子，弄得父亲无比失望，母亲以穷苦终其一生；为人兄不像兄，弟弟不能得到我的助力，最后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妹妹独自留在家乡我对之也少有关心；最后，为人父不像父，孤家寡人，晚景凄凉，不堪回首。
（二）
父亲终于在过公历年时给我寄来了50元港币，当时的汇率折合23元人民币。过农历年时寄100元港币。之后，便不大有续。个中原因，除了父亲的冷情，以及生活的纷乱之外，可能也与父亲对中国国情的误解有关。他以为中国政府给人民发粮票是一大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5年他回国一游时，我才知道他有这个误解。解释道，粮票只是一种购买许可证，光粮票是领不到粮食的，还必须出人民币按价购买。他听了才啊一声：“啊，是这样！”
我说：“此外还有肉票油票豆腐票针头线脑票。大人以为政府发这些票，人民生活就全都无忧了是不是？要是那样，您老人家不如回来养老吧，不要去泰国了！”
他听了沉默无语。
那么，由这类误解，他会不会以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人只要上了大学，一切费用全由政府包了，他做父亲的只须在年节给家乡亲戚寄节礼时给儿子也捎一份就行了呢？
混着就到了五月下旬。武汉的蚊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夜间如神兵天降大批出现。而此时我还没有蚊帐，且身无分文，只好赤膊上阵抵挡蚊子的進攻。整夜噼里啪啦打得满手是血，结果弄得自己也无法睡觉。白天疲备不堪，连续八天。到了第九天，恰好在澳门等待签证的我母亲从牙缝里省下50元港币寄来给我，这才去买了蚊帐。并不是知道我急需蚊帐才寄给我的，是一般的挂念和爱，刚好派上用场。然而已经有点晚。八天中身体已经被蚊子骚扰得满目疮痍府库亏空。恰恰在此时，学校医务室给学生注射霍乱疫苗。也就是霍乱病菌，经过稍为改造过的，美其名曰疫苗。它注射入正常的人体不会引起霍乱，但人体也得紧张对付它一阵子，并从中锻炼出抵抗力。可惜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府库亏空，不在正常状态。所以连这些被改造过的霍乱病菌也抵挡不住。注射后一个小时，即全身发冷，病倒。一查，黄疸指数升高。校医据此诊断为急性肝炎，隔离治疗休息，并导致休学一年。
直至1964年秋才去复学。我儿时虚龄9岁春才入的学，比城市儿童晚了两三年。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学习苏联，将春季入学改制为夏季，于是所有学生原地踏步等了半年。这又耽搁了半年。石流潭后的急性肝炎休学一年。因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乡下改造两年。这一下又由于缺乏一顶蚊帐而导致休学一年。七阻八误，最后等于是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龄我才進入大学的！就是说，我比一般同学都大了4岁至6岁。
不过很奇怪，一般人很难在我们的同学中间判断年龄差别。1970年春为了躲避苏联的核弹，我们学院去山区住了八个月。期间曾去帮助农民插秧。中午围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同学问农民兄弟叔嫂：“你们看我们这些同学中间哪一个人年纪最轻？”出乎意料，农民们都指我最年轻！
这可能是由于我的皮肤比较耐磨损，也可能是由于我情商成熟得晚，使人看起来是还没长大的样子。【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