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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

目錄
鄭超麟回憶錄{上}自序
一場民變
「拆城，玉鳴兄!」
漳平縣的商業資本
教育與文化
新學堂
歲時記
我的塾師
和春鄭家
祖父和父親
我的中學生活
鄭超麟回憶錄{下}自序
一個意識的覺醒
十二人
K．U．T．V．
五卅前後
武漢
進潮或退潮?
第一次入獄
左派反對派
作者補註


鄭超麟回憶錄（上下卷）（現代稀見史料書系）的評論

　　《鄭超麟回憶錄》看得很慢，一個月時間才看完第一冊。兩年前讀另一個托派分子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也很慢，薄薄的一冊用了半個多月。
　　
　　我還讀過斯大林分子的回憶錄，如王明的《ZG五十年》，彼德的《延安日記》，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慘敗的德國人李德的《中國紀事》。斯大林分子的回憶錄讀起來很順，尤其是王明的回憶錄，隨意的謾罵、詛咒和阿Q似的自吹自擂到處都是。前些年名噪一時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顯然是師承王明。這些書讀起來挺好玩的，政治鬥爭原來這個樣子滴，中學以前我也有。鄭超麟和王凡西的回憶錄不這樣，太沉重了，萬惡舊社會裡的三毛都沒他們悲慘。然而他們的文字卻少有情緒化的描寫，對敵沒有肆意的人身攻擊，對友包括自己的領袖如托洛茨基、陳獨秀也不是阿諛奉承，全然肯定。范偉也看過這幾本書，他留下一句名言，同樣是反黨分子，做人的差別咋就這麼大哪？
　　
　　回憶錄除了敘述了在別人看來悲慘而自己渾然不覺的個人命運外，還間接講述了黨史，當然絕非是我們所熟知的黨史。其中對毛澤東、周恩來等偉人的描述是站在平等立場的，對他們同普通黨員差不多，不像後人未落筆先被偉人的光環嚇得膽顫心驚。除此以外，兩部回憶錄還會給讀者兩點體會，一是讓人肅然起敬的主人公人格魅力。其二，無論什麼性質的鬥爭，都離不開權力角逐，這一點恰好決定了鬥爭的殘酷程度。所以同一陣營的路線鬥爭有時候比對立陣營的階級鬥爭更你死我活。
　　
　　大多數托派分子都是在鐵窗中走過一生的，包括北洋政府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讓人感慨的是，這些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他們不惜生命為之奮鬥的目標部分實現的時候，在事實證明他們所堅持的某些觀點正確的時候，個人命運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被昔日戰友送入深淵。比如鄭超麟三次入獄，頭兩次被國民黨關了七年，最後一次被人民政府關押了27年，而他的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死在人民監獄里的。這些事實不是能用"世態炎涼"或者"勝者王侯敗者寇"解釋得通的。
　　
　　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叫親者痛仇者快，文革期間還有一句道理一樣的口號，叫凡是敵人擁護的，就是我們反對的。托派分子沒這個待遇，互為水火的國共當局不管誰當權都把托派視為洪水猛獸，都恨不得把托派剷除乾淨。道理無他，托派倡導無產者當家作主。
　　
　　事實上，真正繼承了馬克思衣缽的托派，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國際的，包括托洛茨基本人早期的時候並沒有把毛澤東以及"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思想當成鬥爭對象，他們勢不兩立的敵人主要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代言人如王明。他們認為這些人才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劊子手，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行官僚獨裁統治為實的流氓和叛徒。對中國革命，他們的主張並非是後來被我們冠以的"右傾投降主義"，剛好相反，在蔣介石調轉槍口以後，托派反對GCD同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合作，反對盲目暴動的李立三主義，強調GCD的純潔性，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然，他們對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走農村包圍城市的山大王路線也不感冒，他們認為毛澤東集團與其叫中國GCD還不如叫中國農民黨，而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圍繞城市進行，必須寄託于工人階級。
　　
　　要麼是馬克思主義錯了，要麼就是托派們的智商太低了。馬列思想在斯大林篡權改變味道以後，在事實證明馬列主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只能由斯大林主義或者毛澤東主義完成的時候，托派分子依然堅守馬列的本本主義是不是太教條了？同樣，如果什麼事情都拿古董的馬克思外衣說事兒，又是不是太當俺們不識數了？
　　
　　把兩人回憶錄和其他人的日記串聯起來，我們容易發現這樣一條線索，中國GCD做為共產國際支部，自成立之日起，一舉一動都要接受蘇聯GCD的領導，其最初的目標並非是要推翻北洋政府取而代之，而是把反帝當成了頭等目標，當成了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實踐。安源罷工、五卅運動都是在此目標下的具體實踐。所以GCD人既可以武裝暴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又可以國共合作以議會形式參政議政。在國民黨拒絕合作調轉槍口以後，中國GCD才開始出現一股新勢力，試圖擺脫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結合國情，進行獨立的無產階級或者叫工農階級革命。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有三股GCD勢力。一是以王明為首的斯大林集團，他們依舊把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當成主要敵人，為了這一目標不惜犧牲中國黨的利益，主張國共合作與帝國主義為敵。其中王明起草的"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是得到國人擁護的得意之筆；二是以陳獨秀為首的被斯大林當成清洗對象的托派，他們也把帝國主義當成了主要的敵人，以托洛茨基為精神領袖，照本宣科馬列主義原義，在城市的無產者中發展勢力，反帝反封建。在他們看來，在中國革命還是在其他國家革命並無區別，目標都是帝國主義。他們並不完全反對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三是毛澤東為首的沒有接受過系統馬列主義教育的本土GCD人，他們的目標簡單幹脆，武裝奪取政權。即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延安整風運動以前，除了陳獨秀，中國黨的總書記或者核心領導都由蘇聯學習過的人擔任，都有理論家之稱，奉行的是斯大林主義。毛澤東諷刺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陳獨秀後面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來、王明、博古，遵義會議后，總負責是張聞天，以清洗托派為名其實是清洗斯大林派為實的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才成為黨的領袖。所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八路和陳獨秀為首的托派都是斯大林主義排斥的對象。在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后，斯大林在國共兩黨間若即若離，反對國共內戰。甚至在中國革命成功以後，也沒有把毛澤東看成真正的同志和戰友。只不過毛澤東的鬥爭策略遠比陳獨秀高明，在羽毛未豐之時，不同斯大林撕破臉皮，且旗幟鮮明地站在斯大林身邊反對托派。
　　
　　需要指出的是，以左派自居的托派由於缺乏鬥爭的藝術性和靈活性，缺乏對中國社會現狀分析，所以他們的失敗不是偶然的。即便他們沒遭到斯大林清洗，始終掌握中國黨的領導權，他們堅持的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可能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獲得成功。而斯大林派一度倡導的中國要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國民革命再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也並非全無道理。
　　
　　有一點不用懷疑，鄭超麟、王凡西等人的人格魅力和永不放棄的意志。在事實已然證明他們的理想近乎于烏托邦以後，他們依舊堅守原有的世界觀，始終不肯放棄對共產主義的追求。用那句話總結他們一生再合適不過，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本文來自: 人大經濟論壇 詳細出處參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334230&page=1



鄭超麟回憶錄{上}

　
自序
中國「改革開放」開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復了公民權，各地方的政協也恢復了活動。我第一次知道，漳平縣也有一個政協，也開展了活動。於是，離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協委員身份同故鄉父老聯繫了。
我像中國古時神話中的丁令威化鶴歸鄉一樣，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過去從游的師友差不多沒有一個在世了，現在在縣內活動的，幾乎都是我離鄉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師友的後人，他們未見過我的面，只聽到人談我這樣一個人，六十年前離家去了。現在我比丁令威的命運好得多，故鄉沒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歡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縣政協也出版《文史資料》期刊，主編者對於解放前後本縣發生的事情較熟悉，但對於「光復」前後的事情，則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寫一點當時所見所聞，我答應了。辛亥那年我十一歲(實足年齡只有十歲)，離鄉那年，我十九歲(實齡十八歲)，尚是「垂髫」的年齡，不會知道很多的事情，但畢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頭宮女話開元天寶遺事，還是有人要聽的，於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來打算如實地記載那時已經發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釋。但寫下去漸漸成了「綜合的報道」，不但寫事實．本身，而且寫事實的前因後果；再進一步就寫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學生活了。於是，我就不再寫，我不應當利用一縣的期刊來寫個人的事迹，前年寫成《我的中學生活》，並沒有拿到縣政協的期刊上發表。
故鄉父老對於我在《文史資料》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感到興趣，主張出一個單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學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辭，因此趕寫《祖父和父親》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寫作計劃。
我雖然活了九十六歲，但對於人類毫無貢獻可言，是不值得後人去研究的。但難免有人要借我做線索來研究我所處的時代，因之要知道我個人的性格是怎樣形成的，正如我已經出版的《回憶錄》一樣，那麼這本書也不妨留作史料，作為《回憶錄》的補充，此書的最後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憶錄》的第一章相銜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