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小說《北京植物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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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小說《北京植物人》出版
由 admin » 2012年1月6日
《北京植物人》封面旅居倫敦的中國作家馬建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小說《北京植物人》繼去年推出外文版本后，在六四20周年紀念前夕出版發行了中文版。
《北京植物人》的英、法文版本在去年6月4號前出版，今年4月獲得總部設在倫敦的一個國際言論自由監察機構頒發的「言論自由獎」。
近日，《北京植物人》中文版於六四20周年前夕在香港、美國等地面世。
*讓更多人反思六四*
談到此時此刻出版此書的目的，作者馬建說：「因為是20周年嘛。20周年，作為我們這一代人，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待吧。中文版能夠推出來，讓更多人去反思六四這段歷史。如果是中國人的話，你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
《北京植物人》講述了北京大學生戴偉在1989年軍隊鎮壓爭民主、反腐敗的愛國運動中中彈受傷成為植物人的故事。10年之後，當戴偉蘇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整個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植物人的社會，而他是唯一一個帶著記憶的活人。
《北京植物人》法文版馬建說：「當時中國人的那種熱情、那種理想都被坦克開到北京來給壓平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是帶著一種政治恐懼活著。這種恐懼讓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麻木。」
1989年4月，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出現學潮，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從新聞記者到中央機關幹部、民主黨派等各界人士紛紛走上街頭要求自由、呼籲改革的民主運動。當時人在香港的馬建十分興奮，立即前往北京。他說：「完全沒有料到在共產黨的中國竟然能夠有一百多萬人站起來說他們要民主、要自由。這是非常壯觀的一頁，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馬建在天安門廣場待了一個多月，目睹了學生抗議絕食和北京市民圍堵戒嚴部隊的場面，採訪了當時的風雲人物方勵之、周舵、劉曉波等人，還拍了許多照片。
5月底，馬建匆匆離開北京，去青島看望摔傷住院並已成為植物人的哥哥。在病房裡，他聽到了戒嚴部隊在北京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消息。
他說：「當時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人們都在逃亡，都在燒毀自己寫過的東西，每個人的思想都要馬上面對著要清洗。在這麼一個大的背景裏面，植物人恰恰是唯一躲在自己肉裏面不被清洗的一個人。也就是說，當共產黨要把所有人的記憶都從腦子裡面拿走的時候，植物人用自己的身體把自己保護了起來。」
*呼籲當局儘早解決六四問題*
作家馬建這段經歷和由此而產生的思考促使馬建創作了《北京植物人》。小說中，主人公戴偉的同學和朋友，有的被槍殺，有的被坦克碾去雙腿，有的則被壓成肉醬。他自己也被槍彈擊中，成為植物人。
馬建說，直到今天，當局還在掩蓋真相。他說：「20年了，他們還像是罪犯一樣悄悄地掩蓋著。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還有馬建，這幾天你會發現，所有的網上都已經給消掉了。它就警告你：這個詞犯法，我們不給你顯示。」
馬建呼籲當局儘早解決六四問題。他認為，政府其實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每年最怕過六四。他說，如果共產黨不解決六四問題的話，老百姓總是處在一種壓抑狀態，那麼每一天都會像「六四」。
六四小說《北京植物人》 獲獎 馬建發表感言
新唐人2009年4月22日訊，4月21日晚，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言論自由監察機構「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在英國王宮（Kings Place）舉行了2009年"言論自由獎"（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頒獎儀式。「查禁目錄」主席約翰遜．蒂姆布萊比（Jonathan Dimbleby）先生主持了頒獎儀式，有近150人參加。旅英著名作家馬建和其他四位獲獎者分享了本年度「言論自由獎」。
英國大衛.海瑞爵士（Sir David Hare）作了主題演講, 向在圖書、電影、新聞、媒體、法律和抗爭五個領域為言論自由作出不懈努力和貢獻的人們表示敬意。
今年的五個領域的獲獎者分別為：
法律和抗爭獎：馬來西亞的Malik Imtiaz Sarwar
圖書獎：馬建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
新聞獎：斯里蘭卡的The Sunday Leader
媒體獎：加拿大的Psiphon
電影獎：《魔鬼來到馬背上》（The Devil Came on Horseback）
在今年的言論自由獎中的圖書獎，共有四本小說入選。最終馬建以描寫20年前中共開槍鎮壓六.四學生運動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脫穎而出，獲得殊榮。
作家馬建參加了頒獎儀式，並在獲獎后發表了獲獎感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感謝英國聚焦審查的評委們，那些審查人類思想的專治政府之中，你們是唯一也在審查他們的言行，你們的努力給了我們尋找真實的勇氣。
在中國，審查不僅僅把人變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他們怕提問題，怕思想了。他們希望把公民都變成植物人，而且坦率的講，中國共産黨成功了。他們已經把人們按進了原始的的奴隸階層。也就是說，個人無法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志，更無法做公開的思想交流，並且很習慣了。
女士們先生們，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是二十世紀最關健的一刻，坦克碾平了中國人民的理想，但震醒了世界。共産主義的謊言從此被揭穿，被唾棄。但中國共産黨確眼睜睜地在世界的注視下溜掉，繼而東山再起。那麼剷除六四的歷史記憶便成為共産黨的頭等大事，他們不僅在網路上剷除，也要從人的頭腦中剷除。年齡大的中國人提到六四都會感到恐懼和躲避，如果你和中國青年了解這段歷史，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說謊了。
上個月，我在北京採訪了一位坦克下面的倖存者劉華先生，我倆來到了他被坦克碾掉一隻胳膊的中南海旁邊，他講述了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可怕細節。但我印象最深的恰恰不是那殘酷的場面，而是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那幾天，警察會抱著被子住進他家，就在他床下打個地鋪睡覺。監控的重點是他不能見外國記者，也不能通電話。他們希望堵住他的嘴，讓這歷史和證人從此消失。劉華先生雖然肉體被共産黨囚禁著，但他抓住了記憶。因為只有記憶才不會使我們被變成植物人。他活在被洗掉記憶的人群中，就成為一位倖存著，一個帶著記憶的活人。
而我作為作家，就只能去守護著歷史，因為那就是我們的精神來源。記憶也是每個人存在過的人唯一證據，它證實我們曾擁有過靈魂，擁有過理想和愛，哪怕墓碑上僅僅留下一個名字。
今天，我接受到這個獎的一刻，想到的是我的同行們，他們在勇敢地揭開被中共政府掩蓋的現實。作家譚作人先生僅僅為了尋找那些被地震埋入地下的孩子們的名字，上星期就被警察抓捕。對那些反抗審查，尋找希望的人，我再次表示我的敬意。也對那些再也不能表達的逝者表示悲痛，好在他們在我的書中復活了。
這個獎也證實了思想在多麼糟糕的時代都是崇高的，它是可以對抗那個沒有靈魂的審查制度的。
再次感謝我的英國蘭登書屋和編輯們。"
「查禁目錄」創立於1972年，以關注和保護基本人權之一「言論自由」而著稱。是維護全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一個民間機構。從2000年起，該組織每年一度進行評獎活動，頒發數個獎項。今年的獎項共分五類，分別是：圖書、電影、新聞、媒體和法律競選。該獎項是全球唯一包攬傳媒、電影以及文學藝術和民主政治領域的國際獎項。已獲獎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殺害的俄國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婭和薩伊德等。
《北京植物人》的英、法文版本在去年6月4號前出版，今年4月獲得總部設在倫敦的一個國際言論自由監察機構頒發的「言論自由獎」。
近日，《北京植物人》中文版於六四20周年前夕在香港、美國等地面世。
*讓更多人反思六四*
談到此時此刻出版此書的目的，作者馬建說：「因為是20周年嘛。20周年，作為我們這一代人，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待吧。中文版能夠推出來，讓更多人去反思六四這段歷史。如果是中國人的話，你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
《北京植物人》講述了北京大學生戴偉在1989年軍隊鎮壓爭民主、反腐敗的愛國運動中中彈受傷成為植物人的故事。10年之後，當戴偉蘇醒過來的時候，他發現整個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植物人的社會，而他是唯一一個帶著記憶的活人。
《北京植物人》法文版馬建說：「當時中國人的那種熱情、那種理想都被坦克開到北京來給壓平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是帶著一種政治恐懼活著。這種恐懼讓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麻木。」
1989年4月，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出現學潮，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從新聞記者到中央機關幹部、民主黨派等各界人士紛紛走上街頭要求自由、呼籲改革的民主運動。當時人在香港的馬建十分興奮，立即前往北京。他說：「完全沒有料到在共產黨的中國竟然能夠有一百多萬人站起來說他們要民主、要自由。這是非常壯觀的一頁，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馬建在天安門廣場待了一個多月，目睹了學生抗議絕食和北京市民圍堵戒嚴部隊的場面，採訪了當時的風雲人物方勵之、周舵、劉曉波等人，還拍了許多照片。
5月底，馬建匆匆離開北京，去青島看望摔傷住院並已成為植物人的哥哥。在病房裡，他聽到了戒嚴部隊在北京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消息。
他說：「當時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人們都在逃亡，都在燒毀自己寫過的東西，每個人的思想都要馬上面對著要清洗。在這麼一個大的背景裏面，植物人恰恰是唯一躲在自己肉裏面不被清洗的一個人。也就是說，當共產黨要把所有人的記憶都從腦子裡面拿走的時候，植物人用自己的身體把自己保護了起來。」
*呼籲當局儘早解決六四問題*
作家馬建這段經歷和由此而產生的思考促使馬建創作了《北京植物人》。小說中，主人公戴偉的同學和朋友，有的被槍殺，有的被坦克碾去雙腿，有的則被壓成肉醬。他自己也被槍彈擊中，成為植物人。
馬建說，直到今天，當局還在掩蓋真相。他說：「20年了，他們還像是罪犯一樣悄悄地掩蓋著。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還有馬建，這幾天你會發現，所有的網上都已經給消掉了。它就警告你：這個詞犯法，我們不給你顯示。」
馬建呼籲當局儘早解決六四問題。他認為，政府其實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每年最怕過六四。他說，如果共產黨不解決六四問題的話，老百姓總是處在一種壓抑狀態，那麼每一天都會像「六四」。
六四小說《北京植物人》 獲獎 馬建發表感言
新唐人2009年4月22日訊，4月21日晚，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言論自由監察機構「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在英國王宮（Kings Place）舉行了2009年"言論自由獎"（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頒獎儀式。「查禁目錄」主席約翰遜．蒂姆布萊比（Jonathan Dimbleby）先生主持了頒獎儀式，有近150人參加。旅英著名作家馬建和其他四位獲獎者分享了本年度「言論自由獎」。
英國大衛.海瑞爵士（Sir David Hare）作了主題演講, 向在圖書、電影、新聞、媒體、法律和抗爭五個領域為言論自由作出不懈努力和貢獻的人們表示敬意。
今年的五個領域的獲獎者分別為：
法律和抗爭獎：馬來西亞的Malik Imtiaz Sarwar
圖書獎：馬建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
新聞獎：斯里蘭卡的The Sunday Leader
媒體獎：加拿大的Psiphon
電影獎：《魔鬼來到馬背上》（The Devil Came on Horseback）
在今年的言論自由獎中的圖書獎，共有四本小說入選。最終馬建以描寫20年前中共開槍鎮壓六.四學生運動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脫穎而出，獲得殊榮。
作家馬建參加了頒獎儀式，並在獲獎后發表了獲獎感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感謝英國聚焦審查的評委們，那些審查人類思想的專治政府之中，你們是唯一也在審查他們的言行，你們的努力給了我們尋找真實的勇氣。
在中國，審查不僅僅把人變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他們怕提問題，怕思想了。他們希望把公民都變成植物人，而且坦率的講，中國共産黨成功了。他們已經把人們按進了原始的的奴隸階層。也就是說，個人無法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志，更無法做公開的思想交流，並且很習慣了。
女士們先生們，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是二十世紀最關健的一刻，坦克碾平了中國人民的理想，但震醒了世界。共産主義的謊言從此被揭穿，被唾棄。但中國共産黨確眼睜睜地在世界的注視下溜掉，繼而東山再起。那麼剷除六四的歷史記憶便成為共産黨的頭等大事，他們不僅在網路上剷除，也要從人的頭腦中剷除。年齡大的中國人提到六四都會感到恐懼和躲避，如果你和中國青年了解這段歷史，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說謊了。
上個月，我在北京採訪了一位坦克下面的倖存者劉華先生，我倆來到了他被坦克碾掉一隻胳膊的中南海旁邊，他講述了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可怕細節。但我印象最深的恰恰不是那殘酷的場面，而是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那幾天，警察會抱著被子住進他家，就在他床下打個地鋪睡覺。監控的重點是他不能見外國記者，也不能通電話。他們希望堵住他的嘴，讓這歷史和證人從此消失。劉華先生雖然肉體被共産黨囚禁著，但他抓住了記憶。因為只有記憶才不會使我們被變成植物人。他活在被洗掉記憶的人群中，就成為一位倖存著，一個帶著記憶的活人。
而我作為作家，就只能去守護著歷史，因為那就是我們的精神來源。記憶也是每個人存在過的人唯一證據，它證實我們曾擁有過靈魂，擁有過理想和愛，哪怕墓碑上僅僅留下一個名字。
今天，我接受到這個獎的一刻，想到的是我的同行們，他們在勇敢地揭開被中共政府掩蓋的現實。作家譚作人先生僅僅為了尋找那些被地震埋入地下的孩子們的名字，上星期就被警察抓捕。對那些反抗審查，尋找希望的人，我再次表示我的敬意。也對那些再也不能表達的逝者表示悲痛，好在他們在我的書中復活了。
這個獎也證實了思想在多麼糟糕的時代都是崇高的，它是可以對抗那個沒有靈魂的審查制度的。
再次感謝我的英國蘭登書屋和編輯們。"
「查禁目錄」創立於1972年，以關注和保護基本人權之一「言論自由」而著稱。是維護全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一個民間機構。從2000年起，該組織每年一度進行評獎活動，頒發數個獎項。今年的獎項共分五類，分別是：圖書、電影、新聞、媒體和法律競選。該獎項是全球唯一包攬傳媒、電影以及文學藝術和民主政治領域的國際獎項。已獲獎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殺害的俄國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婭和薩伊德等。
《北京植物人》馬建十年鑄一劍
由 admin » 2012年1月6日
「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未來。如果忘記『六四』事件，中華民族就永遠是一個弱智民族。」──馬建[/b]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將來臨，旅居英國倫敦的知名華裔作家馬建「10年鑄一劍」，推出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這是一部記述六四事件和社會動態的小說，其版權已經被英國、美國、加拿大、義大利、法國等出版社購買，中文版將於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國際筆會美國分會」5月上旬舉辦「國際文學節」，馬建應邀自英來美與會，並出席5月3日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中國社會與新文學」研討會。
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滿意地說：「《肉之土》（以下簡稱「植物人」）這本書在英國發行得不錯，進了書店的第一展櫃，評論也好。」
為了記載六四這段歷史，馬建花了整整10年時間完成這部長篇小說，故有「10年鑄一劍」之說。
讓記憶閃出自由聖火[/b]
談及此書創作動機及社會背景，馬建說，「六四」事件的題材迄今鮮有人寫。如果有人要把這段歷史抹掉的話，身為作家必須要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六四后，北京當局把賴以回憶的一切痕迹都摧毀了，人們漸漸地變成了「只會賺錢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經開始上大學了，但他卻不知道當年的六四屠殺。這不僅僅是政治危機，也是一種道德危機。中國人有句古語：在哪兒摔倒在哪兒爬起來。把歷史砸在原地。可是歷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彿這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從未發生過一樣。
「假如逆來順受，作為一個人就沒什麼尊嚴。忘記過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決定不忘掉。」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未來，那麼，「活在回憶中的植物人最後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
他一臉嚴肅地說：「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寫作中用盡生命，並儘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讓人道主義和思想自由成為唯一的崇高，讓記憶閃出自由之聖火。」
「植物人」一書扉頁上寫著「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和母親們的中國」。
故事的序幕從1986年12月「那場大雪」掀起，背景是導致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學潮」（一般認為，「八九民運」是「八六學潮」的延續）。馬建塑造的主角戴偉是個大學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頭部中槍，當了10年植物人，10年後蘇醒過來，發現整個社會大變樣。一直照顧他的母親曾是一名堅定不移的中共黨員，後來卻成為法輪功學員，受中共當局迫害。
這時的戴偉才面對真正的死亡。……
這部小說融入了三種視角：母親、兒子和以詩歌呈現的植物人的內心，「目的是盡量從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說主角面臨絕境，母親同樣被外力壓得喘不過氣。他們的生活不斷地被殘酷而無法擺脫的政治影響，而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也都被無法控制的政治所影響。
這對母子的故事，觸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經濟社會，個人故事常會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糾纏在一起。這是永恆不變的主題。
靈魂穿過死亡在肉體里復活[/b]
1989年4月初，北京發生了學潮，當時已移居香港的馬建，從香港趕到天安門廣場，目睹了學生們絕食爭自由要民主、趕來鎮壓的軍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場面。他的熱血為之沸騰，在天安門廣場待了一個月，一直陪伴絕食學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東青島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離開北京，到醫院看護哥哥，「六四大屠殺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裡聽到的」。雖然躲過一劫，但也改變他後半生的命運。
馬建在「自序」中寫道：「當時我如被槍擊中，更感到死裡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軀體雖活，心靈已滅。直到有一天看他僅靠手指移動，寫出了他初戀情人的名字時，我便渴望自己的靈魂也能穿過死亡在肉體里復活，再去觸到那股人間的溫情。三年以後，我便開始描寫這部關於植物人的愛情和政治的小說，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靈，透過回憶，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為此我和書中被槍擊的戴偉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尋著我常夢見的一隻小鳥守著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產黨立即切斷了歷史記憶，記住過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國人再次被洗腦，人們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說里的戴偉仍然活在肉牢里繼續和統治者爭奪著記憶權。「在政治恐懼加物慾橫流已把人漸漸變成了植物人的時代，戴偉確如雨中閃電般在肉牢里抖動著。在強權社會，每個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當他記住了自己的經歷，那在精神上就是強者了。記憶使人們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而回憶就更使人生變得永恆了。」
作家用真誠觸摸靈魂[/b]
「植物人」面世后，英國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報導、評論。英國《衛報》的評論稱，「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帶有強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書，是對那些反抗壓製表達自由的人們的一種極大的懷念」。《Metro》報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對馬建的專訪報導，稱讚馬建呼籲不要忘記歷史，並稱此書「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個認識現代中國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國主流媒體之一的《金融時報》指出，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反映了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按：正確說法應是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英文小說，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天安門情人》）。
馬建憑此書成為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小說獎項得主。此前他的小說已有多次獲獎紀錄，如2001年，他以長篇小說《紅塵》英譯本入圍美國克魯雅瑪（Kiriyama）亞太平洋圖書小說獎；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圍克魯雅瑪獎，並同時入圍英國獨立外語文學獎。2002年，《紅塵》英譯本再獲英國托瑪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他說，獲「中國自由文化獎」感到很欣慰，「因為這是第一次在中文領域獲獎，也就是說獲得了中文同行的認同，這是在外語世界獲獎完全不同的心情。」
馬建談及創作「植物人」的社會背景說，六四后，北京當局「把抹去記憶當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考核幹部的標準，不懺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舊生活」。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富有在於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給中國社會帶來好處。但作為「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規定，「我們只能成為共產黨的理想產品，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犧牲的接班人。我們從小就不準擁有個人意識，不準思想，更談不上體驗自由。……我們的一生註定了要麼反叛，成為自由人，要麼成為體制內的成員，甚至加入共產黨，以明哲保身。」
他說，「六四事件」后，共產黨迫於生存，給人民開放了生路，鼓勵人民發家致富，讓部分人先擁有了資本和財產。在爭取身份認同的商業加專制的社會裡，這條生路成為主流。
今天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擁有了私人財產，並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有錢，以至於貧富差距竟成了執政黨的難題。現在，除了政治受害者，黨和大眾的關係，即專制者和被專制者的關係已經不敵對了。在娛樂、動漫、房地產、拆遷、股票、商業大片、貪腐、明星和財富榜等衝擊下，人們勤奮地去舊迎新，為自己贏得金錢和幸福，擁抱快樂的現代生活。知識界也被經濟金融的潮流擊潰，成為其中的瓜分者，多數名人藝術家、詩人作家、教授學
者都擁有轎車、別墅以及房地產。共產意識其實已消失，蛻變后的執政者家族都以擁有巨額資產為榮，「兩會」（中共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人民代表也已成為富有人的慶功宴會。
他尖銳指出，「這個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為代價的，這個伊甸園其實是座五星級監獄，是喪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費場所，是商業金錢和權力在唱主角的社會。文學藝術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拋棄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墮落，而是沒有掙到很多錢，缺少安全感，但也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質量很好，該有的都有了，甚至說話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緊盯著新聞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論流入媒體，流入人們的頭腦，使人們繼續麻木。……」
在一個死人社會裡復活[/b]
基於上述想法，「植物人」一書主角戴偉在馬建的構思中浮現，「我必須通過他的引導返回記憶，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讓他轉過身，去發現記憶和經驗以及生命的尊嚴，他也就從失憶變得懦弱，漸漸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後當他從自己的肉牢醒來的片刻，便感到大眾已變成了植物群體，他成了一個在政治廣場倒下，又在商業中心醒來的唯一活人。」
為什麼要寫一個植物人？馬建指出，他在書中描述的主角，肉體變成了一個堡壘。他躲在這裏面，恰恰躲過了被改造、被洗腦，躲過了不斷地寫檢討來證明自己是錯的。「在這部小說中，他恰恰是活著的人，因為他抓住了記憶。在記憶上，他是唯一活著的人。他在自己的記憶里，抓住自己的記憶不放，他在自己的記憶里重新去反省。當他醒來時，他才發現他在一個死人的社會裡復活。」
馬建表達他的文學觀說：「作家應走向文學家，而不是退縮為小說家，他不能背叛記憶時光，並與死亡共生，他能把蒼白的過去呈現給現實，從而令生活充滿人性。作家也應如詩人般對妥協、曖昧與懦弱劃清界線，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專制主義中最殘酷的思想專制，把被填平的記憶重新出土，在這模糊了思想價值的時代，寫出具有憐憫和政治批判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小說故事。」
熱中文學創作的馬建表示，透過文學來描述歷史，讀者可以從中獲得對時代的記憶。作家必須沉思，用真誠去觸摸靈魂。「我尊重歷史，但不會去重複歷史。產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們去做的，即便為此忍受苦難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輾碎中國人靈魂[/b]
馬建痛心地說，當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把很多人變成「會賺錢的植物人」，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價值。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僅僅是壓了學生們的身體，更多的是把中國人的靈魂輾平了，將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模糊了，讓大家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體，而且這種模糊還在繼續。只要專制存在，人們的價值觀念就不會建立起來，因為很多人在謊言、虛構的現實裏面活著。報紙、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懷疑中生活。沒有一個價值觀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讓你獲得安全。」
馬建強調，「在這部小說中，我想說明這麼一種邏輯：當社會的經濟在發展、不斷地往前走的時候，人們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卻始終沒有任何發展，我認為這種畸形的社會越發展越危險。」
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愛國憤青」，馬建認為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後長大的，他們對這段歷史可以說沒有什麼記憶，而他們的父母也沒有把這段歷史的記憶傳給他們。也就是說在中國，它是一種「斷代」。這些「憤青」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價值判斷。與10個人講話，講的內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著共產黨的標準說話」。
馬建認為八九學生與當代「愛國憤青」都沒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學生們不知道怎麼去做，即使他們想要民主，也還是按著共產黨的模式去做。「我覺得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沒有把自己當作一種力量，還相信共產黨會給他們一次機會。但是，當時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們知道，20萬軍隊向天安門推進是為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
馬建認為當年「八九」的學生和今天的中國學生基本是受害者，這段歷史經驗財富沒有傳給下一代而形成斷代。在小說中，他表現了這種斷代和學生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馬建「按專制邏輯」分析，認為「兩方面都有錯」。一種是專制控制了人的記憶，也控制了人的未來，所以這批學生基本上是受害者。歷史過去將近20年，「我們再看這代人，當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個結論：學生的無知不僅是他們造成的，也是社會造成的。我在小說里也是要表現社會讓他們『斷代』，也是讓他們失敗，使他們變成了和共產黨很接近的一種方式。比如他們互相奪權，互不信任，最後走到被鎮壓邊緣，他們竟然也不相信。」在這種情況下，馬建覺得奧運是一個大的考驗，它不但要把中國人放在一個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產黨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國際舞台上。
「同時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無知，對自己歷史的無知。」
馬建舉例，他在坐飛機時碰到一個參加對CNN抗議的中國留學生，他說沒有看過BBC、CNN，也不相信。馬建問他：「你相信中國的報紙和電視嗎？」他說：「我當然不相信。」馬建問他，中國的新聞你不信，CNN的新聞你又沒看過，你為什麼去抗議CNN？他的回答也很簡單：「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對我不知道的東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b]
馬建感慨地說：「一個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而不是有多少錢。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產，它不是人的價值。我想人的價值關鍵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擁有了什麼，你信仰了什麼，你獲得了什麼。這種精神上的東西，有點像愛情。可能是日子過的很差，但內心是幸福的。」
他認為，今天在中國出現的富豪本身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使它的成員變成了富有者，他們要保護自己的財產。「我希望中國奧運能像南韓奧運一樣是民主的開始。我當然希望中國的讀者們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說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們能告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經歷了什麼，這是我們的財富，我們要把這些記憶經驗、人生經驗傳給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說：你要老老實實聽黨的話，你要小心，你要升官發財。那樣，我們會把社會變成一種沒有價值觀的社會，將來受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在被問及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時，他說：「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在奧運會後不會像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好。中共當局把經濟與奧運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並且拘捕異議人士，造成大量的『奧運災民』。誰去救這些災民？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河水不清的污染，更多的是人們心裏對中共的抵觸。也就是說中共當局和人民是一種敵對的關係，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他說，「民主是人類共同的目標。看看中國周邊的國家現在大多數是民主國家。台灣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國的未來。我想我們這一代會有機會看到中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一搞民主就會亂。我說這是污辱中國。」
馬建最近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時，被問及為什麼要寫「植物人」這部小說？他說是揭開六四歷史真相，提醒人們別忘了尋求真理，摒棄謊言，享受自由，從而喚醒人的尊嚴，讓戴著假面具生活的日子早點消失。
情感與記憶使人強大[/b]
他說，在專制社會，人們只有兩種生活選擇：謊言和真實。而作家應該選擇真實，起碼也是真實的提醒者，希望自己的行為與良心保持一致，要說真話。文學的生命長過統治者，長過一個又一個的獨裁政府和審查制度。因此，在最壞的時代，文學都擁有未來。他希望透過這部小說表達社會是座牢獄，人本身也是自己的肉牢，人們最終被控制在複雜的生活里，渴望超越自我、克服個人恐懼、衝出自我的牢籠。同時表達對小人物的同情，「因為政治對生命的壓迫無處不在，專制和命運從未分離」。
馬建指出，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整個東歐的共產黨國家都垮台了，中共的殘酷鎮壓保住了政權，而且很快發展經濟，成為強國，但在文學領域的思想監控，超過了剛開放的20世紀八○年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懼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鎖進監獄的中國作家就有四十多人，當局直接干預生活」。
「歷史回到我們中間，未來又成為不可預測的。全國上下伴著一切向錢看的快樂，幸福僅僅局限在由窮變富的生活中。他們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體驗謊言。人們變得自私，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中國對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總會進行嚴厲制裁，已把社會砸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只有陷入自我的隱蔽所。」
馬建向《世界周刊》提供一幅他拍攝的1989年北京作家上街支持學運的「歷史照片」時感慨地說，「魯迅文學院的遊行隊伍在見到我拍照時都非常興奮，但現在這些作家們都沉默了。」他希望讀者在看完這本新書之後，能夠喜歡「植物人」的故事，而且對過去十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多一點感受，他將會非常高興。
他更希望讀者可以對這個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反應，對故事主角的夢想、希望、日復一日的反思感同身受。「身為中國人，我希望讀者可 以試著對共產黨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是飽受摧殘的下層市民。那些在盛世之下，活不出光彩的小人物。在小說中，記憶成為擺脫孤立的力量，它超越了生存的脆弱，也是唯一的自由人，在肉體死亡的掩護下，去擁抱崇高的精神境界」。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8/06/01）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將來臨，旅居英國倫敦的知名華裔作家馬建「10年鑄一劍」，推出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這是一部記述六四事件和社會動態的小說，其版權已經被英國、美國、加拿大、義大利、法國等出版社購買，中文版將於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國際筆會美國分會」5月上旬舉辦「國際文學節」，馬建應邀自英來美與會，並出席5月3日在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中國社會與新文學」研討會。
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滿意地說：「《肉之土》（以下簡稱「植物人」）這本書在英國發行得不錯，進了書店的第一展櫃，評論也好。」
為了記載六四這段歷史，馬建花了整整10年時間完成這部長篇小說，故有「10年鑄一劍」之說。
讓記憶閃出自由聖火[/b]
談及此書創作動機及社會背景，馬建說，「六四」事件的題材迄今鮮有人寫。如果有人要把這段歷史抹掉的話，身為作家必須要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六四后，北京當局把賴以回憶的一切痕迹都摧毀了，人們漸漸地變成了「只會賺錢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經開始上大學了，但他卻不知道當年的六四屠殺。這不僅僅是政治危機，也是一種道德危機。中國人有句古語：在哪兒摔倒在哪兒爬起來。把歷史砸在原地。可是歷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彿這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從未發生過一樣。
「假如逆來順受，作為一個人就沒什麼尊嚴。忘記過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決定不忘掉。」沒有記憶也就沒有未來，那麼，「活在回憶中的植物人最後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
他一臉嚴肅地說：「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寫作中用盡生命，並儘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讓人道主義和思想自由成為唯一的崇高，讓記憶閃出自由之聖火。」
「植物人」一書扉頁上寫著「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和母親們的中國」。
故事的序幕從1986年12月「那場大雪」掀起，背景是導致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學潮」（一般認為，「八九民運」是「八六學潮」的延續）。馬建塑造的主角戴偉是個大學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頭部中槍，當了10年植物人，10年後蘇醒過來，發現整個社會大變樣。一直照顧他的母親曾是一名堅定不移的中共黨員，後來卻成為法輪功學員，受中共當局迫害。
這時的戴偉才面對真正的死亡。……
這部小說融入了三種視角：母親、兒子和以詩歌呈現的植物人的內心，「目的是盡量從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說主角面臨絕境，母親同樣被外力壓得喘不過氣。他們的生活不斷地被殘酷而無法擺脫的政治影響，而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也都被無法控制的政治所影響。
這對母子的故事，觸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經濟社會，個人故事常會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糾纏在一起。這是永恆不變的主題。
靈魂穿過死亡在肉體里復活[/b]
1989年4月初，北京發生了學潮，當時已移居香港的馬建，從香港趕到天安門廣場，目睹了學生們絕食爭自由要民主、趕來鎮壓的軍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場面。他的熱血為之沸騰，在天安門廣場待了一個月，一直陪伴絕食學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東青島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離開北京，到醫院看護哥哥，「六四大屠殺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裡聽到的」。雖然躲過一劫，但也改變他後半生的命運。
馬建在「自序」中寫道：「當時我如被槍擊中，更感到死裡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軀體雖活，心靈已滅。直到有一天看他僅靠手指移動，寫出了他初戀情人的名字時，我便渴望自己的靈魂也能穿過死亡在肉體里復活，再去觸到那股人間的溫情。三年以後，我便開始描寫這部關於植物人的愛情和政治的小說，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靈，透過回憶，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為此我和書中被槍擊的戴偉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尋著我常夢見的一隻小鳥守著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產黨立即切斷了歷史記憶，記住過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國人再次被洗腦，人們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說里的戴偉仍然活在肉牢里繼續和統治者爭奪著記憶權。「在政治恐懼加物慾橫流已把人漸漸變成了植物人的時代，戴偉確如雨中閃電般在肉牢里抖動著。在強權社會，每個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當他記住了自己的經歷，那在精神上就是強者了。記憶使人們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而回憶就更使人生變得永恆了。」
作家用真誠觸摸靈魂[/b]
「植物人」面世后，英國各大主流媒體紛紛報導、評論。英國《衛報》的評論稱，「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帶有強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書，是對那些反抗壓製表達自由的人們的一種極大的懷念」。《Metro》報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對馬建的專訪報導，稱讚馬建呼籲不要忘記歷史，並稱此書「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個認識現代中國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國主流媒體之一的《金融時報》指出，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反映了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按：正確說法應是首部以「六四」為背景的英文小說，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為背景的小說《天安門情人》）。
馬建憑此書成為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小說獎項得主。此前他的小說已有多次獲獎紀錄，如2001年，他以長篇小說《紅塵》英譯本入圍美國克魯雅瑪（Kiriyama）亞太平洋圖書小說獎；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圍克魯雅瑪獎，並同時入圍英國獨立外語文學獎。2002年，《紅塵》英譯本再獲英國托瑪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他說，獲「中國自由文化獎」感到很欣慰，「因為這是第一次在中文領域獲獎，也就是說獲得了中文同行的認同，這是在外語世界獲獎完全不同的心情。」
馬建談及創作「植物人」的社會背景說，六四后，北京當局「把抹去記憶當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考核幹部的標準，不懺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舊生活」。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富有在於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給中國社會帶來好處。但作為「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規定，「我們只能成為共產黨的理想產品，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犧牲的接班人。我們從小就不準擁有個人意識，不準思想，更談不上體驗自由。……我們的一生註定了要麼反叛，成為自由人，要麼成為體制內的成員，甚至加入共產黨，以明哲保身。」
他說，「六四事件」后，共產黨迫於生存，給人民開放了生路，鼓勵人民發家致富，讓部分人先擁有了資本和財產。在爭取身份認同的商業加專制的社會裡，這條生路成為主流。
今天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擁有了私人財產，並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有錢，以至於貧富差距竟成了執政黨的難題。現在，除了政治受害者，黨和大眾的關係，即專制者和被專制者的關係已經不敵對了。在娛樂、動漫、房地產、拆遷、股票、商業大片、貪腐、明星和財富榜等衝擊下，人們勤奮地去舊迎新，為自己贏得金錢和幸福，擁抱快樂的現代生活。知識界也被經濟金融的潮流擊潰，成為其中的瓜分者，多數名人藝術家、詩人作家、教授學
者都擁有轎車、別墅以及房地產。共產意識其實已消失，蛻變后的執政者家族都以擁有巨額資產為榮，「兩會」（中共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人民代表也已成為富有人的慶功宴會。
他尖銳指出，「這個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為代價的，這個伊甸園其實是座五星級監獄，是喪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費場所，是商業金錢和權力在唱主角的社會。文學藝術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拋棄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墮落，而是沒有掙到很多錢，缺少安全感，但也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質量很好，該有的都有了，甚至說話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緊盯著新聞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論流入媒體，流入人們的頭腦，使人們繼續麻木。……」
在一個死人社會裡復活[/b]
基於上述想法，「植物人」一書主角戴偉在馬建的構思中浮現，「我必須通過他的引導返回記憶，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讓他轉過身，去發現記憶和經驗以及生命的尊嚴，他也就從失憶變得懦弱，漸漸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後當他從自己的肉牢醒來的片刻，便感到大眾已變成了植物群體，他成了一個在政治廣場倒下，又在商業中心醒來的唯一活人。」
為什麼要寫一個植物人？馬建指出，他在書中描述的主角，肉體變成了一個堡壘。他躲在這裏面，恰恰躲過了被改造、被洗腦，躲過了不斷地寫檢討來證明自己是錯的。「在這部小說中，他恰恰是活著的人，因為他抓住了記憶。在記憶上，他是唯一活著的人。他在自己的記憶里，抓住自己的記憶不放，他在自己的記憶里重新去反省。當他醒來時，他才發現他在一個死人的社會裡復活。」
馬建表達他的文學觀說：「作家應走向文學家，而不是退縮為小說家，他不能背叛記憶時光，並與死亡共生，他能把蒼白的過去呈現給現實，從而令生活充滿人性。作家也應如詩人般對妥協、曖昧與懦弱劃清界線，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專制主義中最殘酷的思想專制，把被填平的記憶重新出土，在這模糊了思想價值的時代，寫出具有憐憫和政治批判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小說故事。」
熱中文學創作的馬建表示，透過文學來描述歷史，讀者可以從中獲得對時代的記憶。作家必須沉思，用真誠去觸摸靈魂。「我尊重歷史，但不會去重複歷史。產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們去做的，即便為此忍受苦難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輾碎中國人靈魂[/b]
馬建痛心地說，當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把很多人變成「會賺錢的植物人」，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價值。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僅僅是壓了學生們的身體，更多的是把中國人的靈魂輾平了，將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模糊了，讓大家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體，而且這種模糊還在繼續。只要專制存在，人們的價值觀念就不會建立起來，因為很多人在謊言、虛構的現實裏面活著。報紙、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懷疑中生活。沒有一個價值觀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讓你獲得安全。」
馬建強調，「在這部小說中，我想說明這麼一種邏輯：當社會的經濟在發展、不斷地往前走的時候，人們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卻始終沒有任何發展，我認為這種畸形的社會越發展越危險。」
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愛國憤青」，馬建認為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後長大的，他們對這段歷史可以說沒有什麼記憶，而他們的父母也沒有把這段歷史的記憶傳給他們。也就是說在中國，它是一種「斷代」。這些「憤青」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價值判斷。與10個人講話，講的內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著共產黨的標準說話」。
馬建認為八九學生與當代「愛國憤青」都沒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學生們不知道怎麼去做，即使他們想要民主，也還是按著共產黨的模式去做。「我覺得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沒有把自己當作一種力量，還相信共產黨會給他們一次機會。但是，當時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們知道，20萬軍隊向天安門推進是為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
馬建認為當年「八九」的學生和今天的中國學生基本是受害者，這段歷史經驗財富沒有傳給下一代而形成斷代。在小說中，他表現了這種斷代和學生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馬建「按專制邏輯」分析，認為「兩方面都有錯」。一種是專制控制了人的記憶，也控制了人的未來，所以這批學生基本上是受害者。歷史過去將近20年，「我們再看這代人，當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個結論：學生的無知不僅是他們造成的，也是社會造成的。我在小說里也是要表現社會讓他們『斷代』，也是讓他們失敗，使他們變成了和共產黨很接近的一種方式。比如他們互相奪權，互不信任，最後走到被鎮壓邊緣，他們竟然也不相信。」在這種情況下，馬建覺得奧運是一個大的考驗，它不但要把中國人放在一個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產黨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國際舞台上。
「同時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無知，對自己歷史的無知。」
馬建舉例，他在坐飛機時碰到一個參加對CNN抗議的中國留學生，他說沒有看過BBC、CNN，也不相信。馬建問他：「你相信中國的報紙和電視嗎？」他說：「我當然不相信。」馬建問他，中國的新聞你不信，CNN的新聞你又沒看過，你為什麼去抗議CNN？他的回答也很簡單：「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對我不知道的東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b]
馬建感慨地說：「一個民族真正的富有是靈魂，而不是有多少錢。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產，它不是人的價值。我想人的價值關鍵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擁有了什麼，你信仰了什麼，你獲得了什麼。這種精神上的東西，有點像愛情。可能是日子過的很差，但內心是幸福的。」
他認為，今天在中國出現的富豪本身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使它的成員變成了富有者，他們要保護自己的財產。「我希望中國奧運能像南韓奧運一樣是民主的開始。我當然希望中國的讀者們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說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們能告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經歷了什麼，這是我們的財富，我們要把這些記憶經驗、人生經驗傳給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說：你要老老實實聽黨的話，你要小心，你要升官發財。那樣，我們會把社會變成一種沒有價值觀的社會，將來受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在被問及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時，他說：「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在奧運會後不會像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好。中共當局把經濟與奧運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並且拘捕異議人士，造成大量的『奧運災民』。誰去救這些災民？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河水不清的污染，更多的是人們心裏對中共的抵觸。也就是說中共當局和人民是一種敵對的關係，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他說，「民主是人類共同的目標。看看中國周邊的國家現在大多數是民主國家。台灣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國的未來。我想我們這一代會有機會看到中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一搞民主就會亂。我說這是污辱中國。」
馬建最近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時，被問及為什麼要寫「植物人」這部小說？他說是揭開六四歷史真相，提醒人們別忘了尋求真理，摒棄謊言，享受自由，從而喚醒人的尊嚴，讓戴著假面具生活的日子早點消失。
情感與記憶使人強大[/b]
他說，在專制社會，人們只有兩種生活選擇：謊言和真實。而作家應該選擇真實，起碼也是真實的提醒者，希望自己的行為與良心保持一致，要說真話。文學的生命長過統治者，長過一個又一個的獨裁政府和審查制度。因此，在最壞的時代，文學都擁有未來。他希望透過這部小說表達社會是座牢獄，人本身也是自己的肉牢，人們最終被控制在複雜的生活里，渴望超越自我、克服個人恐懼、衝出自我的牢籠。同時表達對小人物的同情，「因為政治對生命的壓迫無處不在，專制和命運從未分離」。
馬建指出，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整個東歐的共產黨國家都垮台了，中共的殘酷鎮壓保住了政權，而且很快發展經濟，成為強國，但在文學領域的思想監控，超過了剛開放的20世紀八○年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懼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鎖進監獄的中國作家就有四十多人，當局直接干預生活」。
「歷史回到我們中間，未來又成為不可預測的。全國上下伴著一切向錢看的快樂，幸福僅僅局限在由窮變富的生活中。他們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體驗謊言。人們變得自私，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中國對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總會進行嚴厲制裁，已把社會砸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只有陷入自我的隱蔽所。」
馬建向《世界周刊》提供一幅他拍攝的1989年北京作家上街支持學運的「歷史照片」時感慨地說，「魯迅文學院的遊行隊伍在見到我拍照時都非常興奮，但現在這些作家們都沉默了。」他希望讀者在看完這本新書之後，能夠喜歡「植物人」的故事，而且對過去十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多一點感受，他將會非常高興。
他更希望讀者可以對這個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反應，對故事主角的夢想、希望、日復一日的反思感同身受。「身為中國人，我希望讀者可 以試著對共產黨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是飽受摧殘的下層市民。那些在盛世之下，活不出光彩的小人物。在小說中，記憶成為擺脫孤立的力量，它超越了生存的脆弱，也是唯一的自由人，在肉體死亡的掩護下，去擁抱崇高的精神境界」。
（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2008/06/01）
馬建談《北京植物人》
由 admin » 2012年1月6日
【專訪】馬建：語言就是我的祖國
在今年的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一抬眼，一低頭，不經意地望去，常常會發現，在展館的牆上，報紙的內頁里有一雙沉靜的黑眼睛在沉靜地回望著看著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著一副清瘦的面孔，留著半長的頭髮。這就是旅英華人作家馬建。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接受德文大紀元記者採訪（攝影：吉森/大紀元）
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書展上正式面世，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書籍，第一本是德語版的《紅塵》。在書展上約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在接受著一家又一家的媒體採訪。
10月15日上午10點，馬建來到《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展位，與讀者座談，並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報德文版記者Florian Godovitsd的專訪。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時間跨度十年、長達600頁的小說，描述了主人翁從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諸如天安門事件、法輪功等敏感話題。目前該書已經出版了英文和德文版，而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成為此次書展最受關注的中文譯著之一。但該書被禁止在大陸出版。
記者：非常高興您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北京植物人》這本書剛剛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興能和您談一談這本書的情況。
馬建：這本書寫的是十年間的故事。在這十年裡，除了描述一個植物人從昏迷中慢慢蘇醒的過程，還描寫了中國社會十年來大量的變化。比如：這個植物人的媽媽，一開始相信共產黨，後來信法輪功，再後來被鎮壓。這裏反映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現實。
問：這本書的書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為什麼把「北京」和「植物人」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一個植物人，他已經失去了對外界的認知，可是您又描寫了他內心的生活。可以講一講您為什麼要取這樣的名字嗎？
馬建：這個名字有一個很強的象徵意義，就是中國人關於「六四」的記憶都被抹掉了，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國人的靈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國人失掉了信仰。那麼，在這部小說里，人們發現，植物人用自己的肉體保護了記憶。當他十年後醒過來的時候，他恰恰是唯一一個「活人」，因為整個社會的人都喪失了記憶。這就是小說的一種象徵。
記者：剛才您講到，整個那段歷史都被抹掉了，那麼也就是說，現在「六四」這個話題在中國是禁區，您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整個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這個植物人——書中的主角是一個真正清醒的人，是嗎？
馬建：是。因為我認為人只有保存了記憶，你才能保存你自己，可以這麼講吧，記憶不止保存了情感，我認為記憶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的財產，而這一點恰恰是共產黨要極力抹掉的。其中的原因在於，共產黨在不斷地往前發展，不斷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這麼講，與極權社會的鬥爭，其實也是在爭奪記憶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會永遠存在。
問：您剛才談到了共產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而消滅人們的記憶，那麼，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馬建：我想，從毛澤東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開始（就開始消滅人們的記憶了）。你會發現在當代這些年輕人中，在所呈現的中國歷史裏面，包括在共產黨「六十周年」大慶的時候，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后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都死了很多人，這都是共產黨犯的罪行。
那麼我們反過頭來看一看，「六四」為什麼對中國共產黨那麼重要呢？我認為這裡有個最大的問題，其一、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壓過了中國人的身體，這是其一；其二、重要的是，共產黨通過「六四」也失敗了。看起來它們是勝利了，但實際上是失敗了，因為緊接著，共產主義陣營一個一個的都倒了，共產黨也倒了。你會發現在最近這二十年裡，中國的報紙很少出現共產主義這個詞了，馬列主義會出現，但是我想，包括共產黨的官員，也不會相信了。
在這麼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它們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願意這個謊言被揭穿，所以這個歷史，它們還將掩蓋。每年「六四」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們會抓人，每年「六四」的時候它們會封鎖「六四」這個關鍵詞，就是因為它們害怕。它們內心知道，一旦這個謊言被戳穿的話，它們就處於非法低位。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攝影：吉森/大紀元）
集體喪失記憶導致道德觀念缺失
記者：您剛才提到，在書中的這個植物人的媽媽，原來信仰共產主義，後來信仰法輪功並且遭到了迫害。歷史的記憶是有延續性的，有過去，也有對現實——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這種記憶，那麼對比如說現實發生的這些事情，很多人也沒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現實時，也有集體失憶的現象出現。您能講講這種現象嗎？
馬建：書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們的生活，反映我們的歷史，更是記載我們的思想。那麼，書之所以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就是因為它保住了我們的記憶。但是你會發現，在中國的書展上，無論是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還是關於法輪功的，都不存在，我甚至懷疑他們連氣功都不敢（讓其）存在了。
這種集體失憶只有一個受益者，那就是統治者，統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樣。這樣的話，控制一個人跟控制一億人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它最怕有各種各樣的信仰，它最害怕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格，它更害怕每個人要求自由。
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我們會發現，集體失憶時，人們換來了一個代價，就是似乎他們的生活是有保證的。因為共產黨說，如果你聽話，你就可以過上好的生活；如果你反對黨，要麼你進監獄，要麼或者就把你放在生活的邊緣。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他當然就會去選擇失去記憶了。因為他並不認為將來有什麼重要。
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我們會慢慢地發現，社會問題出現了，就是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價值觀念不見了。失憶同時也是喪失道德價值觀念的一個開始。
西方集體失憶源於經濟利益
記者：我提一個非常標準的西方人的問題。剛才我們講到的中國人集體失憶的這個問題，那麼也就是說，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講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體當中，「六四」還是報道的。但是一些現實問題，比如法輪功問題，在法輪功被鎮壓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體對這件事情有任何報道。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你有沒有注意到這種現象？那麼西方有沒有一個對中國現實事件的一種集體失憶的癥狀呢？
馬建：我想這個事情的發生主要是取決於西方和中國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經濟利益的關係，我不知道你們德國總理怎麼跟中國打交道，但是起碼我們看到法國的總統是怎麼選的。在這個時代，我們發現非常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身處一個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時代，我們的政治家們正在變成老闆，我們正在被出賣。
道德危機，或者說是信仰危機正在我們身邊徘徊，我們不敢說未來是安全的，因為我們只依賴物質；我們也不敢保證我們的精神信仰、我們共同的文明價值是否要跟物質世界、跟商業要有一場決戰，我們不敢保證；但是我相信，現在這個事情正在發生，正在我們身邊發生。
中共政府正在用金錢收買我們的文明，收買我們的道德價值，難道這不是嚴峻的現實嗎？
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在展出其成果
記者：您剛才說到書籍承載價值，書也是商品。那麼在這些書籍當中，您認為哪一些價值是書籍必須要去承載的，而哪些東西是書籍不應該去傳播的呢？
馬建：一個書展的書可以講是林林總總，包括人類所有的方面，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來講，我更加註重書的人文的一面。這樣的書，除了保存記憶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們的生活。書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們得「吃」書，如果沒有書的話，我想我們沒有辦法生存下來。
中國館正在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那就是：一個消滅書的國家，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正在展出他們的成果。
問：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當中寫作，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講，您願意回到中國去嗎？還是願意繼續留在海外。
馬建：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對一個流亡作家不是太重要，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我的國家，我走到哪裡可以帶到哪裡，誰也沒有辦法消滅。那麼作為一個中文作家住在倫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有句話，山隔的越遠看的越清楚，北京發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倫敦，我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夠感受到在中國的生活，因為我沒有被麻木。
記者：謝謝您！
在今年的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一抬眼，一低頭，不經意地望去，常常會發現，在展館的牆上，報紙的內頁里有一雙沉靜的黑眼睛在沉靜地回望著看著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著一副清瘦的面孔，留著半長的頭髮。這就是旅英華人作家馬建。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接受德文大紀元記者採訪（攝影：吉森/大紀元）
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書展上正式面世，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書籍，第一本是德語版的《紅塵》。在書展上約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在接受著一家又一家的媒體採訪。
10月15日上午10點，馬建來到《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展位，與讀者座談，並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報德文版記者Florian Godovitsd的專訪。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時間跨度十年、長達600頁的小說，描述了主人翁從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諸如天安門事件、法輪功等敏感話題。目前該書已經出版了英文和德文版，而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成為此次書展最受關注的中文譯著之一。但該書被禁止在大陸出版。
記者：非常高興您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北京植物人》這本書剛剛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興能和您談一談這本書的情況。
馬建：這本書寫的是十年間的故事。在這十年裡，除了描述一個植物人從昏迷中慢慢蘇醒的過程，還描寫了中國社會十年來大量的變化。比如：這個植物人的媽媽，一開始相信共產黨，後來信法輪功，再後來被鎮壓。這裏反映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個現實。
問：這本書的書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為什麼把「北京」和「植物人」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一個植物人，他已經失去了對外界的認知，可是您又描寫了他內心的生活。可以講一講您為什麼要取這樣的名字嗎？
馬建：這個名字有一個很強的象徵意義，就是中國人關於「六四」的記憶都被抹掉了，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國人的靈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國人失掉了信仰。那麼，在這部小說里，人們發現，植物人用自己的肉體保護了記憶。當他十年後醒過來的時候，他恰恰是唯一一個「活人」，因為整個社會的人都喪失了記憶。這就是小說的一種象徵。
記者：剛才您講到，整個那段歷史都被抹掉了，那麼也就是說，現在「六四」這個話題在中國是禁區，您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整個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這個植物人——書中的主角是一個真正清醒的人，是嗎？
馬建：是。因為我認為人只有保存了記憶，你才能保存你自己，可以這麼講吧，記憶不止保存了情感，我認為記憶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的財產，而這一點恰恰是共產黨要極力抹掉的。其中的原因在於，共產黨在不斷地往前發展，不斷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能這麼講，與極權社會的鬥爭，其實也是在爭奪記憶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會永遠存在。
問：您剛才談到了共產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而消滅人們的記憶，那麼，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馬建：我想，從毛澤東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開始（就開始消滅人們的記憶了）。你會發現在當代這些年輕人中，在所呈現的中國歷史裏面，包括在共產黨「六十周年」大慶的時候，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后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都死了很多人，這都是共產黨犯的罪行。
那麼我們反過頭來看一看，「六四」為什麼對中國共產黨那麼重要呢？我認為這裡有個最大的問題，其一、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壓過了中國人的身體，這是其一；其二、重要的是，共產黨通過「六四」也失敗了。看起來它們是勝利了，但實際上是失敗了，因為緊接著，共產主義陣營一個一個的都倒了，共產黨也倒了。你會發現在最近這二十年裡，中國的報紙很少出現共產主義這個詞了，馬列主義會出現，但是我想，包括共產黨的官員，也不會相信了。
在這麼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它們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願意這個謊言被揭穿，所以這個歷史，它們還將掩蓋。每年「六四」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們會抓人，每年「六四」的時候它們會封鎖「六四」這個關鍵詞，就是因為它們害怕。它們內心知道，一旦這個謊言被戳穿的話，它們就處於非法低位。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攝影：吉森/大紀元）
集體喪失記憶導致道德觀念缺失
記者：您剛才提到，在書中的這個植物人的媽媽，原來信仰共產主義，後來信仰法輪功並且遭到了迫害。歷史的記憶是有延續性的，有過去，也有對現實——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這種記憶，那麼對比如說現實發生的這些事情，很多人也沒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現實時，也有集體失憶的現象出現。您能講講這種現象嗎？
馬建：書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們的生活，反映我們的歷史，更是記載我們的思想。那麼，書之所以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就是因為它保住了我們的記憶。但是你會發現，在中國的書展上，無論是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還是關於法輪功的，都不存在，我甚至懷疑他們連氣功都不敢（讓其）存在了。
這種集體失憶只有一個受益者，那就是統治者，統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樣。這樣的話，控制一個人跟控制一億人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它最怕有各種各樣的信仰，它最害怕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格，它更害怕每個人要求自由。
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我們會發現，集體失憶時，人們換來了一個代價，就是似乎他們的生活是有保證的。因為共產黨說，如果你聽話，你就可以過上好的生活；如果你反對黨，要麼你進監獄，要麼或者就把你放在生活的邊緣。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講，他當然就會去選擇失去記憶了。因為他並不認為將來有什麼重要。
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我們會慢慢地發現，社會問題出現了，就是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價值觀念不見了。失憶同時也是喪失道德價值觀念的一個開始。
西方集體失憶源於經濟利益
記者：我提一個非常標準的西方人的問題。剛才我們講到的中國人集體失憶的這個問題，那麼也就是說，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講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體當中，「六四」還是報道的。但是一些現實問題，比如法輪功問題，在法輪功被鎮壓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體對這件事情有任何報道。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你有沒有注意到這種現象？那麼西方有沒有一個對中國現實事件的一種集體失憶的癥狀呢？
馬建：我想這個事情的發生主要是取決於西方和中國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經濟利益的關係，我不知道你們德國總理怎麼跟中國打交道，但是起碼我們看到法國的總統是怎麼選的。在這個時代，我們發現非常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身處一個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時代，我們的政治家們正在變成老闆，我們正在被出賣。
道德危機，或者說是信仰危機正在我們身邊徘徊，我們不敢說未來是安全的，因為我們只依賴物質；我們也不敢保證我們的精神信仰、我們共同的文明價值是否要跟物質世界、跟商業要有一場決戰，我們不敢保證；但是我相信，現在這個事情正在發生，正在我們身邊發生。
中共政府正在用金錢收買我們的文明，收買我們的道德價值，難道這不是嚴峻的現實嗎？
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在展出其成果
記者：您剛才說到書籍承載價值，書也是商品。那麼在這些書籍當中，您認為哪一些價值是書籍必須要去承載的，而哪些東西是書籍不應該去傳播的呢？
馬建：一個書展的書可以講是林林總總，包括人類所有的方面，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來講，我更加註重書的人文的一面。這樣的書，除了保存記憶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們的生活。書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們得「吃」書，如果沒有書的話，我想我們沒有辦法生存下來。
中國館正在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那就是：一個消滅書的國家，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正在展出他們的成果。
問：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當中寫作，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講，您願意回到中國去嗎？還是願意繼續留在海外。
馬建：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對一個流亡作家不是太重要，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我的國家，我走到哪裡可以帶到哪裡，誰也沒有辦法消滅。那麼作為一個中文作家住在倫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有句話，山隔的越遠看的越清楚，北京發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倫敦，我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夠感受到在中國的生活，因為我沒有被麻木。
記者：謝謝您！
《北京植物人》榮獲英國國際言論自由獎
由 admin » 2012年1月6日
4月21日晚，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言論自由監察機構「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在英國王宮（Kings Place）舉行了2009年「言論自由獎」（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頒獎儀式。「查禁目錄」主席約翰遜.蒂姆布萊比（Jonathan Dimbleby）先生主持了頒獎儀式，有近150人參加。旅英著名作家馬建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榮獲本年度富維爾圖書獎（T.R. Fyvel Book Award）。
蒂姆布萊比先生在致辭中表示：言論自由是決定我們作為人類和公民的本質。現今的社會裡這一權利正在世界各地面臨威脅。「查禁目錄」的「言論自由獎」旨在讓我們有機會褒獎那些致力於保衛我們自由的人們---無論是在英國和全世界。
「 查禁目錄」創立於1972年，以關注和保護基本人權之一「言論自由」而著稱。是維護全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一個民間機構。從2000年起，該組織每年一度進行評獎活動，頒發數個獎項。今年的獎項共分五類，分別是：圖書、電影、新聞、媒體和法律競選。該獎項是全球唯一包攬傳媒、電影以及文學藝術和民主政治領域的國際獎項。已獲獎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殺害的俄國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婭和薩伊德等。
今年的言論自由獎有四本小說入選，最終馬建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獲獎。
作家馬建去年推出了厚達六百頁的長篇小說《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該書由英國藍登書屋出版，當年就評為《紐約時報》年度好書推薦、《華盛頓郵報》08年度最佳書籍、《舊金山新聞》08年度最佳書籍。其它語種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十幾國語言也已翻譯出版，好評如潮。可以說，《北京植物人》是08年最熱門的一本中國小說，西方各大媒體都作了專題報導。美國書評家湯姆·庫珀寫道：「這是一本史詩般的巨著，讓我們感受到小說喚起良心的魅力，並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聲音也能如此有力。」〔《聖路易郵報》〕。《華盛頓郵報》寫道：「這是一部大師級別的小說……馬建給中國人指出了一條重拾靈魂之路。」(Belle Yang)
故事是描述了1989年六月，大學生戴偉被戒嚴部隊子彈擊中成了植物人，從此被鎖進自己的肉獄，除了生殖器偶有變化，他失去了與外界聯絡的所有表達通道。往日的記憶就成了他擺脫孤獨的力量。憂傷的愛情帶著他走進了內心深處，他便超越了世人的脆弱，擁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傳統的《山海經》也成了夢中的烏托邦，令他在肉中旅行著。十年之後，當他穿過了絕望隧道迎來曙光的片刻，發現蘇醒才是真正的死。因為周圍的活人心靈都己麻木，他將步入植物社會，開始活著的死亡。
《北京植物人》不僅使讀者看到了一個崛起國家充滿著無數的矛盾，也使人看到了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更可以看出馬建試圖從歷史中尋找希望的勇氣。馬建在04年已被法國評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
蒂姆布萊比先生在致辭中表示：言論自由是決定我們作為人類和公民的本質。現今的社會裡這一權利正在世界各地面臨威脅。「查禁目錄」的「言論自由獎」旨在讓我們有機會褒獎那些致力於保衛我們自由的人們---無論是在英國和全世界。
「 查禁目錄」創立於1972年，以關注和保護基本人權之一「言論自由」而著稱。是維護全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一個民間機構。從2000年起，該組織每年一度進行評獎活動，頒發數個獎項。今年的獎項共分五類，分別是：圖書、電影、新聞、媒體和法律競選。該獎項是全球唯一包攬傳媒、電影以及文學藝術和民主政治領域的國際獎項。已獲獎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殺害的俄國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婭和薩伊德等。
今年的言論自由獎有四本小說入選，最終馬建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獲獎。
作家馬建去年推出了厚達六百頁的長篇小說《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該書由英國藍登書屋出版，當年就評為《紐約時報》年度好書推薦、《華盛頓郵報》08年度最佳書籍、《舊金山新聞》08年度最佳書籍。其它語種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十幾國語言也已翻譯出版，好評如潮。可以說，《北京植物人》是08年最熱門的一本中國小說，西方各大媒體都作了專題報導。美國書評家湯姆·庫珀寫道：「這是一本史詩般的巨著，讓我們感受到小說喚起良心的魅力，並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聲音也能如此有力。」〔《聖路易郵報》〕。《華盛頓郵報》寫道：「這是一部大師級別的小說……馬建給中國人指出了一條重拾靈魂之路。」(Belle Yang)
故事是描述了1989年六月，大學生戴偉被戒嚴部隊子彈擊中成了植物人，從此被鎖進自己的肉獄，除了生殖器偶有變化，他失去了與外界聯絡的所有表達通道。往日的記憶就成了他擺脫孤獨的力量。憂傷的愛情帶著他走進了內心深處，他便超越了世人的脆弱，擁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傳統的《山海經》也成了夢中的烏托邦，令他在肉中旅行著。十年之後，當他穿過了絕望隧道迎來曙光的片刻，發現蘇醒才是真正的死。因為周圍的活人心靈都己麻木，他將步入植物社會，開始活著的死亡。
《北京植物人》不僅使讀者看到了一個崛起國家充滿著無數的矛盾，也使人看到了天安門事件的真相，更可以看出馬建試圖從歷史中尋找希望的勇氣。馬建在04年已被法國評為二十一世紀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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