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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致中南海密札/为中国声辩》
“我曾经反抗一个时代”“富于激情，文化人格和政治人格的複杂集合体”没有谁像何新这样热闹的孤独者，他受到的围攻和追捧都让人吃惊。光为了看看这场思想理论界的「热闹」，也该读读这本书。
书名拼音：Zhongnanhai Mizha
作者：何新 (He Xin)
页数：558
出版社：明镜
出版时间：1997.2
书号ISBN：1-896745-20-2
定价：US$24.00 （包含邮杂费）
内容提要
赞成民主缓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一位独立于知识分子圈外，受到死亡恐吓、却为政府领导所喜的专栏作家非他，即支持现政府政策的知识分子中最着名的何新。当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还内心激愤，何新却公开表示赞成。对西方那些认为中国的八旬元老领导必将被激进自由派所取代的人来说，这位拥有众多读者的何新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最近的接受访问中，他的语气就像邓小平，「美国人很重视个人自由。可是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幅员虽广，但可耕地极缺。假如我国没有一个强权政府，而有美国的个人自由，那定会天下大乱。」
童年时是红卫兵
他个子结实，平头，头髮开始发白，直到去年强硬派得势前，他的声音是孤寂的。他没有大学学位，因适逢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代，大学都关了门，但他已出了十几本书，论题广泛。在他的书籍论文中，狂烈抨击迅速的经济自由化、文学的现代化趋势，以及知识分子的将中国各种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的倾向。
何新有一篇长文在久经内部争议后于一年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挥动着那张报纸笑说：「当赵紫阳看到这篇文章时，很不高兴。」但使何新显得截然与众不同的，还是终于使得赵紫阳辞去党总书记职务的学生民主运动。
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刊载了何新的一份秘件备忘录，那是学生发动了盛大游行示威后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写给政府领导的，惊人地建议将民主运动视为严重威胁。
有数十年动乱之忧
备忘录中说：「中国今后数十年的内战、军事政变和群众造反，已远非不可想像。」不过，备忘录也警告不可採取过激的镇压路线，以免与群众对立和製造抗争烈士。反之，何新建议领导要处置有关贪污的指控，和採取恢复人民信任的其他步骤。而他认为至关紧要的是，政府要避免使用暴力，「历史证明：凡因政治镇压致死的，无不终于成为英雄和烈士。」他的论点未被接纳，但他今日并不责怪终于使用暴力。他说，在他提出备忘录后，情况恶化，而他理解领导为什麽要决定动用武力。
流血是「一大憾事」何说：「流血是一大憾事，但情况日益恶化，如不动用武力，可能会失控，而后果会不堪想像。」何新给领导的秘密建议，在知识分子间流传开来，更强化了他「叛徒」的名声，因为他虽然吁请节制，但终于反对民主运动，而他的备忘录甚至还点了几位知识分子的名，说他们是动乱的煽动者。
在七月间他上电视表示对政府的坚决支持，以及在报上发表几篇类似论文之后，何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千封信，赞誉与谴责兼有。何新所起的作用，在西方找不到可直接比拟的，因为他名义上不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但学者在中国文明中受到普遍尊敬，而他们对于政府法统可起到载舟覆舟的功用。
对共产党有信心
在平定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不满，对政府来说，亟需有较年轻的、特别是学者来对这次镇压给予肯定。何新理论的要点是：民主虽是宝贵的目标，但需要数十年或数百年才能培养出可发扬民主的教育和文化基础。他说：「我们全都希望最终有个自由环境，但如果想一夕之间达成，则得到的可能只是溷乱和灾难。」
他说，他有信心共产主义会在中国坚持住，也不会再有像去年那样规模的群众动乱。
一位经济学家说，何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领导者正难找到一位像他这般年龄的人，同意他们的作法」。
何新承认他接到许多死亡威胁，但他说，他以前在文革时也面临过死亡，如今不会在意。
何新虽热心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但在一九七０年被打成反革命，挨过打，是斗争对象。他被上过手铐作为一种酷刑，至今手腕上留下伤痕。然而，这种经验产生的对动乱的恐惧，显然更甚于对镇压的恐惧。今天，许多与何新的论点相反的知识分子，因反革命而被下狱，而他安然。他表示，如果他们只是表示错误的看法，他们不会被捕，但若是民运的幕后组织者，就理应受惩罚。他谈到那些被贬抑的人说：「他们会使我国堕入苦难的深渊。如果学生运动不被控制住，中国会有好几十年的大乱。」
(译自《纽约时报》一九九０年三月二十日，望月译）
美国世界帝国的挑战者
伊藤正(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局长)
坎坷的经历
与何新先生的认识是非常偶然的。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恰好当晚邀何新先生吃饭，朋友说他是一位「有趣的学人」，建议我不妨同行。其实，我早就想一有机会就见一见他。因为在欧美记者笔下，他被称作「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保守派的战略论者」。自然，谁也不会错过与这样一个人物见面
何的正式身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可是从他的外表，人们也许更乐于把他看做一个干粗活的体力劳动者。很难相信他已经出版过十多本着作，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是近年中国论坛中驰名的知识分子。
何新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繁华工商区的一家广东饭店。他身着Ｔ恤衫，头戴工人帽，平头短髮，头髮微白。他身高一米七五，体格健壮，胳膊很粗。后来我见过他头戴摩托盔，驾驶摩托车，那倒是更适合于他的一种形象。这种粗犷形象，与我将述及的他的奇特个人经历和政治立场是有关係的。
在目前思想尚未解冻，禁止与外国记者自由接触的情况下，令我暗中感兴趣的，是他对我这个作为不速之客而突然出现于宴席上的外国记者，将作何反应呢？虽然作为非正式的客人我有点不安。可是当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后，他却表现得十分坦然。握手寒暄之后，他就毫无拘束地大声谈笑起来，话题是多方面的。由此看来，那些关于他的某些背景传闻，也许不无根据。
他说，他愿意见到日本人。他对日本特别感兴趣，很想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见解，会有什麽样的反应。他拿出一篇他用电脑写的论文让我看。这篇论文的观点，与本刊上一期曾介绍过他的关于民主和国际战略的理论有关。他的观点已经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在《朝日周刊》上，船桥洋一先生以《面临危险的日中合作论》为题，引用了中日两国泛起的把美国视为中、日共同假想敌的理论。船桥先生曾是驻北京的特派员。在八十年代中期是常驻华盛顿记者，是我的老朋友。船桥先生对何新先生观点的看法在此不必多说了。
我个人认为何可能过高估计了美国人傲慢性的一面，有忽视日美关係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某种大亚洲主义的倾向。当我坦率地向他谈了我的这一印象时，何先生却仅仅问了一句：真的是太极端了吗？他对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强的自信。如本刊上一期所说，中共党内可能不乏支持他的观点的人。这一点似乎也被正在由重视美欧，转向重视亚洲的中国外交动向所证实。而何新先生为什麽会持有现在这样的看法呢？这与他对天安门事件和中国经济政治情况的理解有关，而且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作为实际的问题，去年天安门的震动几乎危及中国的国家统一。此后的一年多以来，中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仍反映出其馀波的影响，何的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
何新先生在中国学术界被看作一个异端分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数高级研究员不一样，他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然而在这十年来，他发表出版的论文和着作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无人可及，内容涉及中国历史、神话、文学、美术、黑格尔和马克思、经济、政治、以及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思想。
这两年来，他特别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强烈关注，不断作出惊人的分析。他的这种分析，引起了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共同注意，同时也招致了反对者的激烈批判，并因此而更加被正统派的学者视作异端。我所认识的一位学者就曾皱着眉头对我说：他是个溷蛋，最好注意一点。
何新先生曾是红卫兵。「文革」期间的一九六八年高中(形式上的)毕业后，被下放到中国北部边疆黑龙江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九七八年返回北京之前，他经历过严厉的体力劳动锻炼和迫害。迫害，是他在一九七０年因反对林彪而被打成反革命，被拷打，他手腕上现在仍留有当年造成的伤痕。回到北京后，他当过专业大学的代课教员。一九八０年进入社会科学院，「干杂活」(他本人这样说)。但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论文(他也是一位画家。他的一幅近作，最近曾在北京的琉璃厂文化街出售，被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先生购去收藏)。他的才华被历史学家黎澍(已故，曾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所发现，于是在次年（一九八一）聘
任他为助手，终于打开了他通往学者之路的大门。在那以后，何表现出了惊人的理论才能，并因而连续获得晋升。一九八四年他成为助理研究员，一九八七年成为副研究员。在这期间他还主编过刊物、丛书，发动过引人注目的争论。
敢于提出尖锐问题的学者
他的理论特色，是高度贴近现实，注重进行务实、实证性的研究。例如在他的神话着作中，以各种古代文献和传说为背景，使用了大量文物考古的图片资料，追踪神话传说的真相和来龙去脉。
他对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研究，也採取坚决面对现实，摒弃一切空想幻想的方法，力图探求在实效上能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实际利益的政策。
把何新简单地看作传统意义的保守派，或服务于某一特定政治派别的策士是错误的。他由于在去年的民主化运动初期直接向党中央提交意见书，而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个写于四月二十八日的意见书，包含了批评、建议的内容。他在其中分析了二十七日学生游行的背景，指出政治改革的延缓、腐化和通货膨胀等造成人民的不满。他认为如无视这种社会背景，把示威游行像过去那样打成反革命，只能恶化事态。他提出了十项对策，要求改善党的形象，反对动用武力镇压。但在批评学生运动是动乱这一点上，他与无视现实变化、鼓吹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传统保守派是一致的。
何新先生与邓小平先生同样地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结果他被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旗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此之前，他在香港杂志《明报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上曾警告，改革可能失败，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将重演(惊人的预言)，中国有面临分裂的可能。除此之外，他还在该杂志一九八九年四月号上，指出中国民运幕后存在国际动向。
有人注意到，这与邓小平先生后来关于「国际大气候」的论断存在联繫。所谓「国际大气候」，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流入和强行推进。正是它成了酝酿天安门震动的主要原因。加之，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武器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提出：要警戒西方的政治渗透。
在逆境中的爱国斗士
何新先生今春（六月间）曾应邀到北京大学出席了与学生的对话集会。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生运动的主要策源地，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站在学运的前列。在何先生去之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生也曾来到这所大学与学生们对话，这是党对学生採取怀柔政策的步骤之一。这位袁先生在文革时期，曾是着名左派领导人纪登奎(已故政治局委员)的秘书，是一位仕途顺利的正统理论家，袁与何都因反对学潮在大学生中声誉不佳。
但据目击者说，当袁木先生讲话时，他几乎无法应付学生们尖锐的提问和奚落声。而何新先生的情况是，儘管他的理论在实质上与保守派也没有大的差异，因之在最初半小时内，他也遭受到勐烈的奚落和怒吼。但当他的演讲结束时，会场上却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他那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尖锐、机敏、幽默的辩才，那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主张中确有一种能从僵硬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讲究现实性和实证，从而能够征服青年人的东西。对于把吃饭的方法(筷子)和语言传授给日本人，怀有文明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日本近年的繁荣，常常表现出複杂的感情。不仅是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阁员的谈话，都成为刺激感情的因素。在中国老一代人中，难以忘记日本曾侵略中国，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抱有强烈的警觉心。在中国领导层中，以邓小平先生为首，亲日派是绝不会多的。但何新先生在这一点上却与老一代有所不同。他试图客观地评价日本和中日关係，主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重视与日本合作。
他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向坚持自由独立的立场。关于他可能被中南海重用的谣传不断。这也许有道理。因为在今日中国，他是能填补和沟通时代裂缝的理论家之一。
（摘译于日本《Foresight》﹝远见﹞杂志，一九九０年八月号）
评论
艰难的辩护
赵无眠(中国旅美作家)
近几年，学界对于何新其人的议论，远远超过对于其文的议论，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这些议论，在「六四」前后到达高潮，逐渐形成「定评」。如果有谁划不清界线，用试图平和一点的方式採访、报导、介绍和评价了他，也会招致各方责难。
我曾经说过，我只对学者的观点感兴趣，至于其「背景」和人品，那是另外的议题。但何新有些例外，很难让人将他的观点、文章与背景、人品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他究竟干过些什麽﹖一般认为，他曾向共产党举报过一批「搞自由化」的知识份子；他公开为中国政府辩护。举报知识份子的事，多属传闻，没有什麽实据。在知识份子中间，叛卖、诬告、造谣、构陷一类的事并不少见，其中甚至不乏德高望重的大家、名流之所为，却不见得一定会遇到这麽严重的灾难，照样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何新被人诟病的最主要原因，我想，是他为中国政府辩护。
一个学者，着书立说为自己国家的政府辩护，应该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因此而招致同人的几乎众口一词的讨伐，无非是这样两种情况：一、他辩护的方式过于失当；二、这个政府出了大毛病。「六四」事件，出动坦克公开镇压学生运动，造成举世震惊的流血惨桉，无疑是「出了大毛病」的明证。但是，无论出「毛病」的是谁，是一个人，一个党派，或是一个政府；也无论这「毛病」出得如何大，是疏忽，错误，或者犯罪，它都有替自己申辩的权利。没毛病还用申辩什麽呢﹖何况，何新本人并不是镇压者，他只是镇压者的辩护士，亦即在道德法庭上为中国政府「打官司」的「理论律师」。律师就是替出了毛病或惹了麻烦的「当事人」出庭辩护的，倘使他口才出众、机敏过人，成功地为一个杀人犯洗脱了罪名，也完全合乎其职业道德，不应受到指责。当然，他这位「律师」与一般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绝不会败诉，除非将来由历史作出宣判。
问题是：谁代表人民﹖
为什麽要等到「将来」﹖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下令军队向民众开枪，这本身已构成极大的犯罪，血的事实已作出了有力的宣判。——事情恐怕不那麽简单。首先，这个权威足以大到令一国政府就范的，只是一个虚拟的「法庭」，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不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为各方接受的、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判决能力的最高裁决者。当然，我们可以说，人民是最高裁决者。问题是：谁代表人民﹖共产党说，他们代表人民；民运人士也说，他们代表人民。现代世界最具讽刺性的一种政治现象便是，几乎所有的政党、派系都说自己代表人民。人人都是上帝，也就没有上帝可言了。
不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谁也无法代表人民。共产党不能，民运人士也不能。从感情上来说，这一结论共产党和民运人士大概都不容易接受。很多年来，共产党一直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最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也就是「代表人民」。正是秉承着这样一个崇高的信念，他们发动人民推倒「三座大山」，赶走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质问反对者：「你去问一问全国人民，他们答不答应﹖」然而，「全国人民」到哪裡去问﹖怎麽个问法﹖问了如何算数﹖往往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已经专了你的政。
海外民运人士与共产党差不多霸道
民运人士以推翻专制、实现民主为信念，从事民主运动，似乎「代表人民」了。但正因为专制体制尚未推翻，民主仅仅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缺乏正常的机制和运作，任何人，包括民运人士在内，都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授权，不能代表人民。如果无须经过民意测验、论证、选举、公决，便认定只有自己代表人民，垄断人民的名义，不由分说地孤立、排斥、打击异见和异己，那麽这一定是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几十年来，共产党正是这样干的。近几年，许多海外民运人士也学会了这一套本事。我们看到，在讨论民主、专制及一系列相关问题时，一些共产党的反对者与共产党政府居然差不多同样霸道。很难相信，一旦他们手中掌握了权力，会遵守民主社会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原则，而不象他们的前任政权那样对异己进行迫害。
何新即使不是唯一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学者，也是极少的这些学者中，最有勇气公开地、毫不含溷地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位。用俗话说就是，「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不止一次引用孟子的话：「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显然，他不是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千万人逆之」，但他还要反这个潮流，并认为那才是「道之所在」。一位学者，站在自己的政府一边与反对者论战，却要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说实在的，我钦佩何新的勇气，同时也为这个政府感到悲哀。
圣人的话，固然可以用来作为自己言行的某种道德依据，却往往说得模棱两可，乃至自相矛盾。孟子还有一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既然「道」在你那一边，就应该「多助」，为什麽反引得「千万人逆之」呢﹖有意思的是，政府的反对者们，——人们通常称之为民运人士，——也同样在为自己寻找着类似的道德依据，而且他们也更容易找到。不论是流亡海外，或被关进监狱，或遭到其他各式程度不同的迫害，都被蒙上一层崇高的悲剧色彩。在专制体制下，遭受迫害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褒奖。这也就是为什麽，我们无法将这场论战的内容与论战双方的道德动机全然分开的根本原因。
除非我们永远不想知道他们在「吵」些什麽，那样，我们也根本用不着去厘清那些道德纠葛。毕竟，一个人的人品、性格、轶闻等等，要比严肃的政治话题有趣得多。而从道德上对一个学者进行是非的、价值的判断，也比从纯学术的观点去分析探讨其真伪正误，来得更加直观、省事和轻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门道既然不容易看清，让我们先看一阵子热闹也是好的。但如果只有热闹可看，恐怕也不是个办法。
让咱们好好笑一笑，过过瘾
勿庸讳言，我的确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理，初读何新《为中国申辩》这本书的。他不是一个大溷蛋吗，且看这溷蛋怎麽说，让咱们好好笑一笑，过过瘾。
我首先翻到《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这是何新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北京大学对应届毕业生作的演讲。这一届的北大学生，绝大多数是一年前学运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与共产党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未有稍减。当何新这位着名的代表政府立场说话的人物走进会场时，我们可以料想，会有怎样的「喧哗与骚动」迎接他的到来，——敲打椅子、口哨、嘲骂、哄笑和嘘声。事后何新承认，那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是最艰难的场面之一」。他讲了三个钟头，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从一片倒彩声中开场，到「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结束。仔细看他演讲的内容和过程，学生的情绪发生这样大幅的逆转，十分自然和合情合理。如果说何新真是一个溷蛋，那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有智慧的溷蛋。一个内心卑怯、执拗、拘谨和愚昧的人，是做不到这点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演讲技巧：首先顺应学生的情绪，把自己的尴尬处境作充分描述；还带来一迭材料，有各种来信和国外媒体对他的责骂，包括「劣等的疯狗」，「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将永远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我操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民主精神的叛徒」，「中国知识界的败类」，「让你下油锅」等等，以引起听众的好奇、好笑和某种同情、好感。再提出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然后义正词严地反击：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为什麽骂街﹖搞人身攻击﹖威胁要搞暗杀﹖而后由学生自动起来建立会场秩序，让他把话说完。他充分发挥其口才，语言通俗又带有一定的书卷气，始终抓住学生的兴趣和情绪，直至赢得全场的「热烈长时间」的掌声。
演讲不是辩论，也不是做一篇文章。口才几乎是演说者成功的唯一条件。因为你不是面对同等学术水平的对手，才会有这样情绪化的开场和另一种情绪化的结束。在演说中，即使出现论证的疏漏、失误和破绽，人们一般也无法及时发现，停下来把它仔细想清楚。它常常甚至不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即使是面对象北京大学学生这样自认为高水平的听众，也被事实所证明，控制情绪比引导理性更重要。只要你的讲演有那麽一些新鲜的、出其不意的和扣人心弦的内容，使听众感到满足，进而产生热烈的总体气氛，就不会有人一定要回过头去鑽牛角尖，把中间的破绽一一拽出来跟你纠缠个没完。不过不能一味地追求「耸人听闻」的剧场效果，否则很可能弄巧成拙。何新的演说几乎是恰到好处，给人以诚恳和率直的印象，赢得了同情和合作。
多处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这篇演讲辞作为政论文章，有多处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列举了一些骂人的来信和报导，骂得够损，于是正好以对手的无知狂妄、卑鄙粗俗来反衬他自己的坦白和磊落，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怕辱骂。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辱骂只佔他遭受攻击的一部分。于情于理，不可能所有不喜欢或不赞成他的人都会用这样一种谩骂的口气来反对他，那些真正有见地的、一针见血的意见，都被他省略了。反过来，他所维护的一方，包括他本人，也製造过大量攻击对手的更恶毒、更要命的髒话、帽子、污水，全被藏起来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大论战，就在一藏一露之中，被概括成魔鬼与守护真理的天使的搏斗。台下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问他：不是说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吗﹖「民主政府爱人民」吗﹖为什麽不让我们要「民主」﹖为什麽开枪镇压﹖无论如何，开枪镇压，总比「威胁搞暗杀」性质要严重得多。
「八九」学生运动的背景是极为複杂的，它是否正确、得当、意义如何，当然可以讨论。我一直反对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对它进行简单的划分，彷佛不是赞成的立场，就是反对的立场；不是学生立场，就是政府立场；不是民主的立场，就是专制的立场。这种方式永远不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何新从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着眼，以「虎狼在侧」的利害来说明中国不能乱，更不能垮，这没有错。他反对走苏联、东欧式的变革道路，主张走另一条路，或者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叫「新保守主义」（他自称为「新改革主义」），也不失为有理有据的一家之见。但在分析「八九」学运的成因时，将它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煽动，显然并不合乎事实。
很易使人联想从中他可以捞到什麽好处
即使美国确有一部分政治家、战略家（如何新提到的布热津斯基），一心只为争取美国的利益，力图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那也不是问题的全部。他引证布热津斯基的话：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是的，我们也承认「不仅」，但这两个字却恰恰说明，还是包括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至少我们看到，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争夺国际利益和世界市场时斗不过另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清朝末年，中国的处境岂只是「虎狼在侧」，简直已经被西方列强咬得遍体鳞伤、支离破碎，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就与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无关係。那麽到底应该改良（小乱）还是应该革命（大乱）﹖或者一点也「不能乱」的维持当时的现状﹖现在有许多学者提出，也许改良比革命效果更好，但恐怕没有谁会认为，一成不变即一点也不「乱」才是退「虎狼」的最佳方桉。
「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何新说，「我是农民，不懂什麽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不错，我也不愿意大乱，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在广场上闹得起劲的学生也不愿意大乱，否则他们就不会拼命为自己是不是「搞动乱」正名了。何新要反对大乱，以学者的身份，以中国公民的身份，都可以，为什麽偏说「我是农民」呢﹖也许他务过农，也许他身上有很多农民的优秀品质，但他不是农民。「八九」学运期间，袁木接见学生代表和答记者问，一会儿说「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会儿说「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其实这时他既不是「老共产党员」，也不是「父亲」，而是国务院发言人，是代表政府的。如果他的角色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来变去，那谁都无法跟他对谈了。你说这，他就变成了那；你说那，他又变成了这。反之，学生领袖们也是如此，也老在扮演「孩子」们的角色。你要他（象孩子一样）听话，他说他是经民主程序选出来的学生领袖，要争取民主，谁的话都不要听；你要他对一定的政治后果负责，他又说他（那时）只是「孩子」，你还能让孩子承担什麽政治责任吗﹖何新明明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能直接对中国政府发生影响力的学者，而且以此深为自豪，怎麽会在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时，说出这种「我是农民」、「我不懂什麽」、「关心的就是什麽」的话来呢﹖
在学生面前自称「农民」，只关心「衣食住行问题」；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就不一样了。如他《与王震副主席谈话纪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引证，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英国革命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杀了多少人，「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等等。他怎麽不对「王老」说，「我是农民，不懂什麽革命，只晓得人是不好随便杀的」呢﹖因为这时他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学者」，他认为：「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什麽评价共产党可以看结果而不仅只看过程，评价共产党的反对者就只能看过程而用不着看到结果呢﹖
作为学者，何新的身份一直为学坛瞩目。他「帮共产党讲话」，也很容易使人联想从中他可以捞到什麽好处，——比如做官。何新一再申明，他无意从政，也不适合从政。他不是官，也不想当官，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参加能接近「上边」的工作，但都放弃了，他也放弃了荣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机会，他甚至连共产党都没加入，完全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为共产党仗义执言，「不仅无意于跻身政界，或希图担任任何政治性的职务」，还「既不会曲学阿世，也不会单纯为取悦某人而写作」。
果真如此，固然令人钦佩。儘管我并不认为，学者一定不能当官，当了官的就一定不是一位好学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有名的和有成就的学者都当过官，世人并不以此作为褒贬他们的依据。即以现代西方民主政体为例，学者当官亦是十分正常的。设若一位像何新这样的学者，不把自己关在书斋裡故作清高、愤世嫉俗，而且总在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总是把摸着时代的血脉，积极参与国政，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思考、发现、忠告和建议，又并不以这一切作为谋取个人政治地位的资本，这在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体下，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但是何新似乎忘了，他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学者」，也不是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他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一九九一年秋起）。全国政协委员一般都是兼职，其级别以委员的本职而定。专职委员的级别，起码是司局级，这个「官阶」可谓不低了，因为再上去就是副部长级了。中国是官本位文化的国家，一个知识份子的地位、待遇、参政力，乃至人们衡量他的学术等级，与其级别有直接的关係。何新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上调任这一专职委员时，并未授具体工作，只让他从事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和经济工作研究，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并提出他的建议。这样一种政治特权，显然不是其他政协委员可以拥有的，也非一般司局级官员所能及。以这样一种方式参政，大概是何新最感觉得其所哉的一个官差了。不能否认，这正是共产党政府对他的优厚报偿。
异议人士，或称反对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乃至「民运人士」中间，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或类似学者身份，做过共产党的官的，有的还是赵紫阳的「智囊」人员，直接参与制定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风光一时。讽刺的是，他们即使逃亡海外，也时不时仍要提及当年的官职和级别，以为「学术等级」乃至「民运资格」的象徵。一位着名记者，在自传中仔细注明自己的行政级别「相当于」司局级，就是说，他并非一个单纯的记者，同时还是一个官。他可以参加各省的党委会议，可以与闻高层的机密，接触到一般人无法近身的内幕。这在西方国家大约是难以理解的：记者不是无冕之王吗﹖怎麽还会有「相当于」地区专员、省辖市市长级别的记者呢﹖
他大约应属于第一种忠诚
何新不同于那种以专揭共产党的黑暗面和针砭时弊来表现「第二种忠诚」的知识份子官员。他大约应属于第一种忠诚，即始终是正面的、建设性的。他并不迴避和掩饰这个社会和制度的弊病，相反，他一直试图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因而显得不那麽情绪化，能为高层领导人接受。他与那些后来成为异议人士的前改革派学者官员也有极大的不同，他不从属于党内的某一个派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搞小圈子。在赵紫阳当政时代，由于扈从于赵周围的知识份子形成一种一呼百应的气势，何新颇显得有些落落寡合。但他犹自积极地进行他的「独立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及时通过各种关係上达天听，虽然往往不被採纳，有时还被斥为危言耸听和无稽之谈，仍一如既往，我行我素。这就给人一种「想往上爬」的口实。因为「往上爬」对于已经爬上去的人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对那些积极进取而又未能获得高位的人才是一个可以引为笑谈、进而蔑视其人品的一项说词。
而何新的优势也正在于此。他要做的不是某一派系的智囊，而是整个党、政府和国家体制的智囊，所以他能超然于各个派系之争，融合各种新的旧的、改革的保守的、中国的西方的思维观念，不走极端。赵紫阳倒台后，那些曾在中国政坛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一哄而散，他们当年高举「改革」的大旗，现在却宣告改革失败，又高高举起了「民主」的大旗。何新却开始发挥他的影响力，他当之无愧地，丝毫不掩饰其得意之色地「爬」上去了。不论他的对手们愿不愿意承认，他现在成了发挥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学者。
人权观点全部为中国政府採纳
人权问题，一直是近几年西方国家跟中国纠缠不休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不仅影响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危及与西方各主要大国的政治关係，还在相当一段时间裡伤害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一九九○年底，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中宣部「建议」何新对人权问题作些研究，以策应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何新很快拿出了他对人权问题的解释。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他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作《关于人权问题》的书面答复，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感意外。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全部为中国政府採纳，成为对付人权攻势的新式武器。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凡被问到人权问题，一律重複何新的那几句答桉。
人权问题绝不止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也绝不止是共产政权和其他极权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即连美国这样现代型民主国家，人权问题都很严重，如种族歧视、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暴力、枪枝泛滥等等。正因为如此，人权问题才会成为各国政府都必须关注的问题。何新为中国政府领导人设计的答桉，就包括对美国的质问，讲穿了就是：你自己的人权状况那麽糟，还好意思管别人，干涉咱们的内政﹖这不是找碴麽﹖
打个比方，你的邻居见你老打自己的孩子，时不时地跟你交涉，向你提抗议，还威胁不再和你礼尚往来，你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还好意思管别人，先管管你自己吧﹗你的孩子天天在外面偷东西知不知道﹖凭什麽这样居高临下教训别人﹖」
似乎颇有道理，不过经不起推敲。第一，我指责你打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并没有错；至于我的孩子在外面偷东西，你也可以指责。我的孩子在外面偷东西，不能成为你打自己孩子的理由。第二，孩子偷东西固然与家长的管教失当有关，但毕竟不是我偷东西；而打孩子却是你这位家长之所为。第三，我已经一再承认孩子偷东西不对，并承诺尽力使他不再偷；你却始终认为打孩子是你的权力和需要，只要给他吃饱了穿暖了，打他几顿丝毫没有什麽不对，甚至根本不承认打过孩子。
中国的人权问题，最为「邻居」诟病的，是中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迫害，问题出在政府身上。而停止这种迫害，实在看不出对于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会产生什麽不利。即使是何新，也没能论证出政府实行政治迫害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反过来，美国政府并无权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而它也就至少敢于公开承认本国的人权问题。二者性质不一样。
西方集团曾于一九九四年，将一项国际人权奖颁发给中国的农业部部长，以表彰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民温饱问题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温饱权，也为发达国家所认同，并且承认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但是承认你这一方面的成就，不等于不能批评你另一方面的恶劣记录。如果说批评人权状况单单是为了搞垮对手，进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的一种战略，那这种战略也太容易被戳破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这样的战略存在，人家说得对的你承不承认﹖你是不是进行了政治迫害﹖是不是应该停止﹖是不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
何新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当然都不愿意使用「政治迫害」、「开枪镇压」一类字眼，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往往只能含溷地一带而过，如「我很遗憾」、「这是迫不得已的」等等。然而谁也没有问，你是不是遗憾。那是不言而喻的，老实说你遗憾不遗憾其实无关紧要。我们只想知道，应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他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
儘管我对何新的许多看法提出了批评，但仍然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例如他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观点，推广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衡；他对八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所作的前瞻和预测，等等。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急进还是缓进，如何推进，依照怎样的模式发展，怎样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是这些年一直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由于牵涉面太广，本文不拟作深入探讨。这裡要指出的是，何新是「缓进」论者。他认为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发生激变，非常愚蠢，得不偿失，虽然这些国家的极权制度已经到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缓进」说比较难听，却仍然表明中国还是一个极权国家，需要逐步地民主化。这与共产党自称代表人民、人民民主专政比西方民主制度更为民主的说词，已经不再一致。
我赞成「缓进」，但是反对不进，更反对倒退。我想我这个「缓进」与何新的「缓进」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我赞成缓缓地推进，何新则主张缓一步再进。
一个国家，究竟应该「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党」﹖当然应该「主权在民」。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主权在党」的这个现实，在民众的力量及其他各种社会条件都尚不成熟的时候，我认为只能「徐图发展」，「从长计议」。借用邓小平针对中日钓鱼台群岛之争说的一句话，叫做「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什麽叫「共同开发」﹖就是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本土和海外，共同推动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使之永远摆脱落后穷困的阴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富国、强国。
共产党反省似乎更有必要
但「搁置主权」不等于不要主权，只是暂时要不到只好先搁置不议，邓小平说：「不争论」。我们仍然可以而且有必要在「共同开发」中，逐步推动民主的发展。事实上，民主化进程也是「共同开发」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了，共产党当年也都是一群「民运人士」，他们推翻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就是打倒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的支持，赢得了激变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却开启了另一个专制时代。真正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是否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是否在批评、斥责共产党的同时，在共同推动中国的繁荣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学会民主的作风、掌握民主的真谛，而不使自己重蹈共产党的覆辙﹖
在共产党方面，这种反省似乎更有必要。共产党早已不是当年那些搞农民运动、发动工人罢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上山打游击、搞红色割据的热血青年了，已经执掌中国政权长达近五十年，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了，不能再那样任性和固执，耍小孩子脾气，动辄拿人民开刀。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抓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直至「六四」事件，一系列重大失误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总该变得稍微聪明起来，总该学会尊重人，起码得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停止政治迫害。我想，这是可以立刻就做到的。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八日于乔州河溪屯子
来源：明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