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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军民，信息来源：《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

[摘要]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是一个老题目，检索过去的研究，对其归根到底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肯定与否定。肯定者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根本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所竭力鼓吹的亚洲门罗主义”，[1]不能把二者看作是“猫鼠同笼。”[2]而否定者则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确有浓厚的媚日色彩，实为“与虎谋皮”客观上“被人利用了。”[3]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问题到这里似乎已无话可说。但由于我总还有一丝疑惑：与孙氏大亚洲主义思想对应的日本大亚洲主义有哪些基本内容?搞清楚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基本内容对于正确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不可少的一环。赵军教授曾专门就二者的比较两次撰文，[4]担仍不足以让我完全释疑。最近读到盛邦和教授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顿有开朗的感觉。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5]在盛邦和教授看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继则演绎出文化亚洲的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6]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前两个阶段基本近似，但与“大陆政策”侵略主义理论则不相容。

【一、对“亚洲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观的回应】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与其“攘夷”论分不开的。作为后进的工业国家，日本在其拉开近代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严酷的历史现实，迫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以实现这一主题。186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即倡导“亚洲联盟论”，主张日本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特别是宜由日本、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7]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民权主义运动的开展又助长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发展。日本一些报纸对大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并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亚洲气运衰微，一日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因此日本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才是最善国策。[8]日本一些“忧国志士”甚至主张效法欧洲实行“东洋连衡”，“超越驾驭欧洲”而上之。[9]
日本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非空泛之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从本质上讲，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一批持大亚洲主义观点的日本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认为“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病当扫除”，[10]“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11]
尽管当时日本朝野的普遍心理是想要摸清中国经济与军事的真实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外交色彩，但在形式上还是基本呼吁由“轻视中国”转向“日清协和”的。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动机与日本是不同的，但对于“亚洲同盟”、“中日提携”的形式还是赞同的，并且也同样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孙中山大量的谈话和演讲中都有所体现，现单以1924年11月为例。
11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日本新闻记者说：“我们中国国民，想同日本国民联络一气，用两国国民的力量，共同维持东亚大局。”[12]
11月24-26日间，在与《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的谈话中他还谈到“中日友好”的必要性问题，他说：“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日本国民如不改变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3]
11月28日，在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明显。他说：“近来在亚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亲密的交际，很诚恳的感情，他们都可以联络起来。在亚洲东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国与日本。中国同日本，就是这种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发生了结果之后，我们中国此刻不知道，你们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国同日本现在还没有大联络，将来潮流所趋，我们在亚洲东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联络的。东西两方民族之所以发生这种潮流，和要实现这种事实的原故，就是要恢复我们亚洲从前的地位。”[14]一句话，“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来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15]
孙中山主张中日提携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废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恢复独立。有学者指出：“深入体察孙中山的用意，不难看出在中日同盟的亚细亚主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中国中心的意向”，[16]这是很对的。孙中山说：“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是自由身份，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照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要兄弟聚会，在一家和睦，便要你们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国的奴隶，向来很痛苦，现在还是很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的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改良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17]
但是孙中山的眼光并没有仅局限于日本，而是放眼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一点又是他与日本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和“中日提携论”所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特别赞赏苏俄的作法。他说：“俄国人最新革命之后，都是很主张公道的，不但是对于国内，帮助自己；并且对于世界，帮助各弱小民族。”[18]“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19]

【二、对文化亚洲主义的持同】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鹿鸣馆时代，欧化主义思潮泛滥。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日本有识之士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与早期“战略亚洲主义”相比，此时的亚洲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性质。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这种文化亚洲主义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主张复兴亚洲文化并进行更新式的回归。
与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相吻合的是，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所强调的东亚文化，除神道、佛学之外，主要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文化亚洲主义的基本核心。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名义写的日本《教学大旨》就提出了源于儒学的“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20]1890年日本颁发的《教育敕语》更是正式规定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并云：“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21]
与孙中山不谋而合的是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对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即儒家文化的“非侵略性”。他们认为，儒家文化所要基本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最核心的内容，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作为亚洲(东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的缩影，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精神神圣化，主张世界谦让与调和，教人以淳朴的家长制道德。以后佛教的传入，又使这种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被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日本也被要求遵从这种和平主义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一生的文化观经历了一个与儒家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过程。[22]现在想起来，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1924年，孙中山在作《民族主义》演讲时，即主张恢复和光大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他说：“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23]这可以说是孙中山恢复民族主义和实行大亚洲主义的要义所在。
我们首先要看到，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他之所以强调恢复和光大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的状况有意而为之的。他一方面说：“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4]另一方面又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者，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25]相比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和以严复、梁漱溟为代表的复归东方文化，孙中山的因袭、规抚和创获的文化观，的确有新的见地。他主张恢复光大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东方传统文化及其态度，与日本鹿鸣馆时代的文化亚洲观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孙中山诠释大亚洲主义所坚持的“王道观”，与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对东方儒家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又是不谋而合的。孙中山晚年对儒家文化中的“王道”二字很感兴趣。《民族主义》演讲中，他说：“王道是顺其自然”，“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26]“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弱小民族。”[27]但是比较系统地阐述“王道观”，还是在其当着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面畅谈“大亚洲主义”的时候他说：
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来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化，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文化向来轻视霸道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要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28]
孙中山认为，大亚洲主义实质上是文化问题，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这个观点在今天看起来也依然是比较精辟的。他认为，“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29]不过光有王道文化的仁义道德还不够，还必须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目的是“学来自卫的”。[30]孙中山用“王道”、“霸道”来涵摄东西方文化并不准确，他谈文化也不是就文化而论文化，而是借谈文化之名倡民族独立之实，但却足以反映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三、对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警告】

大陆政策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大陆，进而征服世界的侵略主义理论。在明治维新初年，几乎是在抗击西方侵略的同时，在日本已经开始滋生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思想。西乡隆盛、坂垣退助等人鼓吹的“征韩论”，就企图侵略朝鲜、中国等东亚地区，将失落于西方的利益，从周边邻国中补回来。后来由于西乡等人下野(1873年)，才使“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暂时有所收敛。但是即使是在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东亚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论时期，日本一些主张国权优越地位的思想家，就已大力提倡日本对亚洲各国的领导使命。文化亚洲主义理论更是堕入狭隘的文化亚洲主义泥沼而不能自拔，主张日本文化“优越论”，连同战略亚洲主义中的“日本责任论”和“亚洲解放论”加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31]最后异化为“大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其结果更坚定了日本“东亚盟主”的野心。伊藤博文曾露骨地说过：“这次战争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些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乘此连续胜利之良机，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最终霸取东洋为计。”[32]此后，日本右翼分子便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及东亚地区的阴谋活动。
应该说从一开始孙中山就对日本的这种大陆政策有所警觉。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并深刻揭露了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事实。[33]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孙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他曾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34]1917年8月在致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信中，孙中山说：“深望日本朝野上下，对于中国国民爱国爱洲之精神，与讨逆护法之行动，与以道德的同情，使中华民国定坚固之基础，则两国家及国民的永久之提携，必因此道义精神更致巩固，而两国国民所共同希望之亚洲共和与文明发展亦得实现。否则恐乱国规，沮丧元气，遗误我东亚发展之时机。”[35]尽管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由期望到批评，时有反复，但总体上对日本早期大陆政策侵略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楚的，批评也越来越激烈。[36]特别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对苏俄革命认识的加深和情感的靠近，孙中山对日本大陆政策更是不时提出警告。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在致已进入山本权兵卫内阁的犬养毅信中就批评了日本追随列强的对外政策。他指出：日本对华政策：“向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在与西方列强相抗争的过程中，“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吞并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他说：“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对于支那革命何可步武欧洲而忌我害我耶?”日本政府应当毅然决然以助中国革命之成功，使中国对内统一，对外独立，一举打破列强之束缚，则中日亲善可期，东亚和平可保。[37]言之不可谓不切。
尽管此时孙中山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一直抱有期望，但也已是相当警觉。在作《民族主义》演讲时，在谈到日本军事强大时，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38]1924年的11月北上经过日本时，尽管孙中山仍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日本国民应帮助中国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但他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性还是认识得比较清楚，因而提出了更严厉的警告，特别是28日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演讲时，表现尤为强烈。在分析比较了东方“王道”文化和西方“霸道”文化的优劣并认为“霸道要服从王道”后，他认为，作为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日本学习欧洲武功文化最完全，日本的“海军制造，海军驾驭，不必靠欧洲人”；“陆军制造，陆军运用，也可以自己作主”。[39]日本对于大亚洲主义的实现应多作些积极贡献。在演讲结尾，孙中山说：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40]
这是对他警告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最好解说。
戴季陶曾说，最能够明确表达孙中山中心思想的，是其“大亚洲主义”演讲。他认为孙中山“不是普通一般的大亚细亚主义者”，而是“以‘世界大同人群进化’为终结目的的爱国者”。[41]“先生心目中的亚洲并不是亚洲这一块土，在事实上是亚洲八万万被迫民族可怜的痛苦事实，在思想上是对中国古来仁民爱物的道德文化的憧憬，而统一这许多事实和思想的中心，就是先生自身以一诚贯知仁勇三德的全人格。”[42]除了把孙中山装扮成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统传人的观点值得商榷外，我们在理解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时，戴氏的这些话，还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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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林家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0、11合集。
[3]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6-177页。
[4]参见赵军：《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吾人之大亚洲主义”辩——再论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
[5]一说起源于1842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彼时日本朝野上下一致主张“联华(参见杨鸿烈：《大亚洲主义八讲》第五讲，《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第1卷，1942年)，但由于其基本观点是为江伪政权的投降政策辩护，不足为今人所借用。
[6]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5页。
[7][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第102、103页，转自盛文。
[8]如，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十三日，《朝野新闻》上的《东洋的气运》一文说：“观今日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已迫在眼前”，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英俄诸国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惟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
[9][日]草间时福：《东洋连衡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转自盛文。
[10]《支那不可轻》，《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年（187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转自盛文。
[11]《不可轻视清国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年（1878年）一月十二日，转自盛文。
[12]《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2-393页。
[14]《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0页。
[16]桑兵：《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第47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3-414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9页。
[1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20]转自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45-147页。
[21]转自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70页。
[22]参见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中华书局，1989年。
[23]《孙中山选集》第691页。
[24]《孙中山选集》第680页。
[25]《孙中山选集》第688页。
[26]《孙中山选集》第618页。
[27]《孙中山选集》第650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页。
[2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页。
[3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
[31]根据李吉奎教授的研究，“脱亚论”虽然在日本有一定的市场，但由于过于露骨,在亚洲其他国家中只能引起反感。为使手段更巧妙一些，并利用东方国家抵制沙俄的东侵，于是日本又出现了“兴亚论”。在此种理论的鼓动下，大批日本浪人进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在活动中，持兴亚思想的活动家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坚持大陆扩张政策，自以为有资格领导亚洲；左翼则主张以中日合作为核心，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东侵(参见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32]《日本历史·近代4》，岩波书店，1962年，第124页，转自盛文。
[3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页。
[3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页。
[35]《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34页。
[36]关于孙中山对日本态度的演进，可分别参看俞辛淳的《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段云章的《孙中山与山东问题——兼探孙中山对日观》两文，《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
[3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4页。
[38]《孙中山选集》669页。
[3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
[4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41]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4年7月，第27页。
[42]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1924年7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