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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谦真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周恩来研究学者吗？

百度百科已经没有高文谦的相关信息了，只能从一些网页上看到相关信息。

http://www.hprc.org.cn/gsgl/gsys/201011/t20101115_3999085.html

守住毛泽东晚年秘密的人
发布时间： 2010-11-15 作者：佚 名 来源：人民网 2010-11-15
　 一直以来，对于张玉凤，有着很多的文字追踪于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天上地下信口开河的文字。对于后者，张玉凤沉默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附会。张玉凤的善良、付出、守纪，是值得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

　　有关她最简单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6年后张玉凤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虽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冲突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她一定看到过很多很多。1970年到1974年，她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不是走近而是走進了中南海，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她看到了“后台”的林彪事件发生全过程，感受过毛泽东因此遭受重创的一切，也见证了毛泽东随后处理此事所付出的全部努力。而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式微、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他离不开张玉风，毕竟，从1962年起，这位如花年龄的女性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服务了。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的了解太深就真敢与毛泽东叫板对撞，但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的晚年脾气大不同于身体健康时期，实在是不大好侍候的。张玉凤能一直随身于左右，帮毛处理好一些别人未见得能代替她处理得好的事——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做出让张玉凤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重大安排及其理由。机要秘书是做什么的呢?简单言之，就是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曾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张玉凤没有主动做过影响毛泽东决策的任何“進言”，这是一种操守。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其它，张玉凤守住了本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不参与，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之有无、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在病室里的所有情形等等。

　　毛泽东去世后，当时中南海的大管家，也是粉碎“四人帮”后迅速成为“五大领袖”的汪东兴曾找张玉凤索要过很多东西。而此前，江青也在一直打着毛泽东晚年谈话记录的主意。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张玉凤坚持自己的职守，做了她的力量和能力范围里能做的一些事情，对历史档案有了一定的担当。因为张玉凤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两年里的机要秘书，她处理和见证了当时最核心的机密档案。在粉碎“四人帮”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他几十年的老战友周恩来的追悼会一直有着深重的怀疑。海外报刊就此事更有多样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也被中央文献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的写作者之一、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所证实确有其事。比如说毛泽东对于天安门百万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总恩来一事，毛泽东在送达的《动态》上的批示就是“假悼念，真复辟”六个字。而且毛泽东也真的没有参加追悼会。据传，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还讲过不参加的理由：“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略)”对此情况，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请张玉凤这个历史见证人出来写文章作一些解释，以证明毛泽东确实是病重不能走动了，因之没有去参加周的追悼会。

　　张玉凤这样做了。她写了毛泽东当时患严重疾病的情况，证明毛泽东的腿当时确实“走不动”了，因而只在送审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参与人员的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但是，我们从张玉凤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没有出席周总理追悼会的“看法”与情绪。虽然她的文字已经十分委婉了：

　　这个圈，“在人民心目中，它实在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按照“机要秘书”的身份，也许，张玉凤已经说得太多。

　　但是，今天的张玉凤已不是“机要秘书”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人员。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守口如瓶，不曾乱说乱写过什么。也许，她会让我们很多热切地希望得到中共秘史的人失望，但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她，她也不容易，而且，她能有这一份不投机、不炒自己、不揭秘史以获私利的操守，就是值得尊敬的。

　　这些年来，有关张玉凤的说道，一些不负责任的纪实报告之类的文字，在她的身上泼了很多脏水。有的不良文人倾其想象之力，构思了一个又一个张玉凤与毛泽东的故事……不知道这些恶语是如何地伤害过这位14年里一直在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工作人员的。但是，张玉凤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后，如今的生活想来应该归为平静。张玉凤——这个中国当代史可能时时会提及的、曾经以她的质朴和忘我的劳动为苦涩岁月里的我们照顾过领袖的普通劳动者。


　　为周恩来立传：直面文革时的周恩来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上册出版后，邓颖超称赞这本书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

　　作者：徐天

　　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 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著。”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進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 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 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進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進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進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 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 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進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著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著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著。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1995年，《周恩来年谱》的写作完成后，廖心文、安建设都开始参加周传的写作。其时，电脑已开始普及，他们都改用电脑写作。

　　当时，这本书十年磨一剑，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涉及到对周恩来晚年的官方评价，安建设觉得自己手下的笔很沉重。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与李琦谈过：周恩来的缺点错误能不能写？

　　“我说不能回避，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写传记，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第二条，要让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第三条，人都有缺点，都有失误。你把错误分 析清楚，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缺点和失误，比躲开不讲要好。你对他的弱点、失误都躲开不说，等于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金冲及强调：“这些话，隔了30年我都没有忘记，因为我当时去找他之前已考虑很久。”

　　李琦听完，表示赞同。

　　但不同的声音不是没有。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家对周恩来的感情还很深。有一些老同志不太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总理的长和短？”

　　尽管如此，在李琦和金冲及的坚持下，写传记不回避缺点的惯例，就在文献研究室延续下来。

　　全书中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安建设一开始总是会多写一点，“也给领导一个删改的余地”。他记得，自己当时的稿子，一般都打印在A3纸上，稿子只占中间的一小部分。交给金冲及后，他会将周围的空白密密麻麻写满。

　　“因为材料错了是硬伤，是会在史学界被人笑话的。”金冲及说。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此事作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不可能回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 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 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進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茍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進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 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 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 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