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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上訪》講述中國大陸上訪者故事 獲評2010香港國際電影節人道獎紀錄片競賽環節最佳紀錄片。

從1996年開拍至2009年完結，這部紀錄片前後拍攝時間跨度長達12年，剪輯花費兩年。

《上訪》在海外多個電影節中播放過，2009年3月獲康城(Cannes)電影節選入特別放映單元，5月入選戛納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同年6月，在宋庄舉行的第六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中，兩個版本各放映了一次，趙亮獲得中國最重要獨立紀錄片電影節的「獨立精神獎」。

《上訪》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兩個小時長的國際版，一個是五個小時有多的國內版。國內版由《眾生》、《母女》、《北京南站》三部分組成。其中，《眾生》時長約1個多小時，彙集了各類上訪人的不同故事，時間、地點、人物不斷變化，因為不同的事由走到了上訪這條共同的道路上，對上訪人群做了一個全方面的描述，這部分主要解釋什麼是上訪，如何上訪。

這部兩小時的紀錄片拍攝歷時12年，講述了北京附近一個上訪村的故事，血淋淋的冤屈，根本就無處訴。一群從全國各地來的上訪民眾，各有冤情，很多人根本就沒罪，只因為觸及腐敗官僚的利益或不願與腐敗體制妥協，就被打擊報復，要麼整得家破人亡，要麼就被關到監獄。而這些上訪的人，其實是在走死胡同啊。最後要麼不了了之，要麼就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前還不大信北京的好幾家安定醫院關政治犯，給政治犯施刑，諸如座電椅，醫務人員有警務身份，現在開始漸漸信了），要麼就是再次被打擊迫害不分清白的關進監獄。片子里有一段，有幾個上訪的群眾在逃避警察追捕時，橫穿火車道，正好遇到疾馳的火車，結果2死2傷，連個全屍都沒有，鐵軌邊，血肉模糊的一團，不是雞爪子，是一支人的手。看得很難過。那些上訪的人，吃住得連乞丐都不如，最後所謂的上訪村，就是一堆危房，被平掉了，上訪的人，就只有躲到橋洞里棲身。

該片入圍2009年嘎納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真希望能有更多年輕人看到這部片子。我知道國內的文化鉗制有多麼可怕，當年觀看現象工作室的幾次獨立電影節，就聽說因為有大學老師給學生放《尋找林昭的靈魂》給關起來的。不知道這部片子是否允許在國內公映，在國外的同學，還是盡量找來看一看。看這片子的時候，我就在想，我能做些什麼。每年11月初在里昂都有亞洲電影節，這次電影節的agenda還沒有正式刊出，但同學已經將電影節影片安排email給我，有日本、韓國、泰國、印度、越南等國家導演的作品，有幾部台灣導演的作品，但沒見中國大陸導演的作品，多少有些遺憾吧。希望明年裡昂的亞洲電影節能放映趙亮的《上訪》，這樣也許能有更多在里昂的中國留學生看到。

「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木材，結果只是一小塊。」哎，中國社會的前進，需要的是大量大量的木材，結果可能只是一小小小小塊。但就為了這一小小小小塊，也要努力嘗試著做些什麼吧。

在網上搜到了嘎納電影節后，對《上訪》導演趙亮的一個訪談,摘幾小段：
記：是什麼支撐著您把《上訪》這部影片完成？

趙：這也是比較複雜，作為一個比較職業的紀錄片導演，我必須給自己一個交待。相對其他的電影類型，紀錄片畢竟有他自己的社會價值和意義。我有責任把他們不為人知的生活狀態和現實紀錄下來，社會上很少有這樣的報導。如果可以把他們的生存狀態保存下來給普通觀眾看到，我個人覺得是很欣慰的事。

記：開頭群像的影像也是相當有衝擊力的，像是上訪者把自己這麼多年的苦和痛全部在攝影機前傾倒出來。

趙：原來剪輯時，光口述這段就有半個小時長。內容非常多，我讓孔靜蕾來幫我試剪的時候，她看到第一段就撐不住哭了。這在我的平時工作里是從來未有過的經歷。使用這樣的群像式的開頭是一定的，因為這個的衝擊力是非常強的。

記：那麼我可能換個角度去理解，職業化的概念之後可能不可能隱藏著功利性的目的。

趙：當你看到那麼多的苦難，經歷了那麼多，這個時候你還想著要得獎，還想著功利，那還不如去做其他的東西得到的會多得多。對於我來說，功利是不存在的。能讓別人欣賞也好，能得獎也好，這些都只是別人的看法，於我來說是不重要的。我為片子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壓力，我自己心裏清楚。而且作為我這樣一個年紀的男人來說，做事情有始有終是必須的。你需要對得起自己的時間，當然如果這也算功利的話，這就是。我必須要對自己負責任。

記：在拍片過程中，會不會有心有戚戚焉，覺得制度的悲劇很有可能在自己的身上重演，很可能下一秒上訪的人就是自己。



趙：我不是這種氣質的人，我可能是楊佳那種，直接就殺過去了，上訪不大可能在我身上發生。我知道這個東西已經沒有意義了，不需要我去費這個神。當然上訪的人說的特別好，今天是我上訪，明天就會是你，他指的是這個社會的制度，法律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種不安全感。因為憲法並沒有真正在被執行，我們都有可能是被害者。



記：拍攝影片的過程中有沒有特別不合作的？

趙：還有一個住橋洞里的人，他特別神，根本沒有辦法溝通。他說話有點奇怪，都是些特別高深的政治大理論，很厲害。他就是住在橋洞最頭裡的一家，誰都被趕走了，他都沒走。他把橋洞側面的一塊方形的磚搬走了，安了塊玻璃，早上把磚搬開，讓光透進來，晚上再把磚給放回去，就不會讓人發現。每天靠撿點垃圾為生，其他時間就在寫東西，也不去上訪。他自認為自己像忍者一樣，在等待什麼，像是另外一種等待戈多。雖然他的思維方式可能有點奇怪，但是你要分析他說的話，他的表達，還是很準確的。他好像超出我們智力的理解範圍。他一直不讓我拍，我也一直進不了他的世界。

其實最困難的是曉娟她媽媽，她和我的關係又是另外一種。經過很長時間的相處，不相信到相信，到後來又不相信，就這樣反反覆復。就像是曉娟走，她就生我氣，因為她覺得我幫助曉娟策反的。到後來曉娟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製造虛假新聞在電視上播放，她就覺得是我拍的，是我給了地方電視台，她們認為我是地方電視台派來的。她後來就一直拒絕我。從曉娟的母親登報開始到曉娟回到北京找到她，她都在拒絕我的拍攝，給我造成了很多困難。

記：那您的下一部電影還會不會是繼續關注這樣的社會現實的題材？

趙：那還不一定，我現在有一個大概的線路，我現在會去尋找一些東西。我現在會去全國旅行，更重要的是要去尋找自己。同時我一直想要知道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它的靈魂是在哪兒，這說的可能會有點大，但是我一直對民族會有懷疑的東西。我需要出去看看，這可能更多的是一個回歸的過程。人到了一定年齡，要去尋找精神上的，神性上的一個東西。

記：那您能概括下這十年來您的藝術體系么？除了對體制的敏感的表達以外的東西。

趙：其實我的題材不是特別廣泛，我像一條魚一樣，在中國這個社會現實里游。我感觸最深的，其實就是體制的東西。我一直在碰觸它，我所表達的東西也一直與它有關，我的下一步片子可能還是關於體制的。其實不管你拍什麼，你都沒有辦法跳出這個圈子。哪個方面的考慮，哪個方面的焦慮都會涵蓋這個。其實我是個膽子比較小的一個人，所以才能更謹慎，在絕對安全的情況下把這部電影拍下來。這樣造成心理壓力很多年來是非常大的。有時候會感覺到有人跟蹤我，會想怎麼把這些人甩掉。還會覺得電話會有問題，也許沒有，也許只是我的妄想，但是心理壓力很大我是對生活在周遭的東西感興趣。從小我爸就對我說幹什麼都好，千萬別接觸政治。體制天生就是那種又黑又大的東西，我對它的恐懼已經滲入到骨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