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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犬儒病》目錄

⊙序言
⊙1.犬儒主義的來龍去脈
⊙2.專制與犬儒
⊙3.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
⊙4.共產黨與犬儒主義
⊙5.從「高尚的謊言」到「赤裸的暴力」
⊙6.是「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還是從「權力向暴力轉變」?
⊙7.為什麼「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8.犬儒心態與恐懼，兼論「難得糊塗」
⊙9.從人文精神討論談起
⊙10.自由民主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11.玩主式的犬儒主義
⊙12.避世型犬儒與憤世型犬儒
⊙13.理論的犬儒化
⊙14.關於假裝服從的政治遊戲
⊙15.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16.克服犬儒，戰勝專制
⊙理想的灰色——讀胡平《犬儒病》
⊙胡平談新作《犬儒病》
⊙《犬儒病》書評


理想的灰色——讀胡平《犬儒病》
　　一平

　　國人如果關心國事，而又不困於文字封鎖，大抵都讀過胡平的文章。儘管在大陸，他的名字還不能提及，但其思想還是滲入了中國知識界。他說，「我被稱作持不同政見者，算來已經有二十四、五年了。」於人的一生，這算是漫長歲月了。回頭想想，一個人帶著自己的信念，在種種困境中不懈地做下來，也真是了不得。

　　前兩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國人有一陣熱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別是以他的年齡、經歷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讓人尊重。但客觀地說，當時人們對他的讚譽過高了些。可以理解，因為中國的語境中畢竟還矗立著龐大權力，詞語的發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積極地說，肯定的增強，是為了對抗。今年趙紫陽先生去世，加倍地重複了這個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誇張」中，本身包含有對象所佔據的權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關當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胡平無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闡述和貢獻，但人們稱他為民運分子，卻不說他是思想家。我這裏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權力給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礙。極權社會，權力是詞語發生的前提，只有通過權力，詞語才能進入公共空間。胡平幽默地說，我是「持不同政見者，難道還有無不同政見嗎？在今日中國，還有誰能過無不同政見呢？」。雖然國人都是「異見者」，但是大陸不同政見依然是只有通過權力，才能進入公共空間——成為公言，有語言之效能。否則就是私言，不見天日，地下流轉。

　　極權社會，有害權力的異見怎麼才能通過權力，進入公共空間呢？嚴格地說，完全性極權社會沒有可能，比如毛時代；異見不僅成不了公言，連私言都很難發生，因為有肉體懲罰或消滅，不要說言，還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后極權社會則不同，因為權力中心發生分歧，絕對極權蛻為相對極權，而發生變化，其包括：中心權力分歧鬥爭，各方為增強自己的力量會接納某些異見；權力鬥爭產生裂痕，就會張開一定社會空間，於是某些異見就趁虛而入；經過種種運動，權力內部一部分人成為異見者，他們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迂迴表達異見，並推動社會異見發展；後集權社會是變革型社會，變革本身需要異見，調整人們的意識；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對開放中，順勢生長，催化變化。80年代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在這個範疇發生的。以上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義的，推動了進步。

　　但應該看到，儘管這些是重要的，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因為最終有個權力允許的程度，底線是不能動搖權力。在此限制下，許多根兒上的命題不能觸動。而繞開這些，中國思想的闡述就不能徹底。（90年代末，網路興起，隨之中國出現非官方的社會亞話語公共空間，此中國後集權社會甚為重要的事情，這裏暫不談。）進而，這個 「允許」範疇內的言說，其思想的價值很小，因為作者主要的努力並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揀揀，刪刪改改，改頭換面，以通過權力許可，進入權力控制下的公共話語。一般地說，這些「思想」出現，要比當初的思考晚一個年代。例如80年代所謂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完成於1975年，1979年發表於民主牆《沃土》，1986年轉載於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論壇》。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權力，那麼思想就將受閹割。中國思想的障礙在權力，其導致中國精神之萎縮。因此，中國需要獨立思想者。其分離於權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進入權力掌控的空間。在政治思想領域，他們從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題開始，而求對中國當代政治徹底闡述。而繞開這點，就不可能有中國政治學。同時，在權力控制之外，爭取、建立自由言說的空間，無此，思想將窒息，並且也產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這是復生中國精神的根本之途。

　　繼遇羅克之後，胡平是中國當代最早的一批獨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極權的思想便已成熟，《論言論自由》是之體現。78年，他參加西單民主牆運動，辦《沃土》、《北京之春》，作為一個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開創一塊真正自由的言論空間，這是改變中國極權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說：民主牆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國 「一塊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它是對極權主義的社會結構的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突破，構成了對極權統治的最深刻的挑戰。」（胡平「 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

　　80年，他參加北大競選也是出於此。幾十年來，胡平致力於兩件事情：獨立思想，及為中國開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間。

　　民主牆后，中國喪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的可能，知識分子儘可能地尋求「體制內」言說。比如《今天》成員相繼加入作協。「體制內」這個詞值得琢磨，其是中國后極權社會之特色。當然我們可以寬容地看待，其畢竟不同於毛權力，人們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說的空間，是進步。現實、妥協、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價的。我們不能忽視「體制內」的極權性，否則精神思想的真正價值就將扭曲顛復。 「體制內」是一定寬鬆的權力控制，但依然是「權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註定是異類，被擠到邊緣、地下或界外。當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劃歸「體制內」后，那一部分邊緣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們特別的擔當和責任。流亡是這種狀態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讀哲學博士，89 年後，便成了不能回歸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許多個人困境，但是中國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廣闊的視野，豐富的信息，自由之思想之言說，這些是中國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這些，自由完整地闡述獨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陸，這對中國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這點，儘力地發揮它。如果將胡平於美國二十年的所為和文字彙集起來，可以看到這一份特別的意義。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這本書都是重頭之作，從各個角度論述了當今中國重要的問題。這裏，我著重談「犬儒病」這一篇。

　　「犬儒病」是這部書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國精神現狀的批評。中國歷史，大災大難總是周期性地發生，但總體而言，中國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糟糕，過去怎麼亂也還有孔孟的延續，就是水滸梁山也還有「忠義」。但現在中國，種種文明正值都被顛復了，唯壞是好。這是一種什麼狀態？是怎麼形成的？胡平診斷為 「犬儒病」，其是極權制度的必然演變。如果說共產黨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權力也始終黑暗，但只是到了后極權時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濫。因為早期，人們還相信謊言；但進入後期，謊言只是謊言，人們不再相信。歐文分析極權的三個階段：一、狂熱的烏托邦，二、大規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義（胡平多加了一個階段：恐怖之後的反抗）。可以說，「犬儒」是后極權社會的典型特點：權力依然主使社會，但所有的理想、原則、道義統統放棄，人唯利是圖。「犬儒病」 標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晚期。

　　胡平這篇文章先從古希臘哲學講清了什麼是犬儒。他指出，和現今人們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他們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會批評家，極端的理想者；但後來，犬儒轉為玩世不恭，成為徹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則的；後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誕和玩笑對待之」 ；「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伶牙俐齒、譏誚嘲諷本是用來批判社會尋求公義的；但反墮落為瓦解社會原則、道義，唯勢為是唯利為是。

　　說共產黨犬儒，人們不大理解，共產黨出生入死鐵面無情，怎麼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們說「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發展的犬儒，無原則無廉恥無信義，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文章例舉：大革命失敗嫁禍陳獨秀；鼓動民眾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國民黨，更專制地統治中國；提倡大鳴大放，但轉手就反右。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徑，毛說稱讚是「革命的兩手」。按照漢娜的洋蔥比喻，作者說共產黨「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和阿克頓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一致。共產黨由兩套系統維持：「高尚的謊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話就是：槍杆子和筆杆子。謊言唬弄老百姓，暴力歸自己行使。胡平說：「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奪得政權的」，「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鬥爭越殘酷」，「革命黨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於腦後，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到後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讀李志綏回憶錄，我們看到外面紅海洋鋪天蓋地，而毛在內宮晝夜顛倒，讀古書、搞權謀、淫亂，他是大犬儒。

　　權力才是共產黨的本質，胡平引用「六四」后某共產黨元老的一段話： 「共產黨的江山是三千萬生命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樣的代價」。赤裸到這種程度，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江上台後也有一句名言：「悶頭賺大錢」。意思是：你們撒開了賺錢吧，怎麼來都行；但有一樣，別說閑話別管閑事，也就是別涉及我們的權力。深想一下，中國誰能賺大錢？怎麼才能賺大錢？錢從哪賺呢？這一段加起來，就是中國后極權社會。

　　人們還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怎麼就轉為了犬儒？按說「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許多看來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實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發生並非只在共產專制末期，早在共產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和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而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如此崇高，還有什麼手段是不可以採取的呢？」 話說到此，我們就明白，為什麼共產黨那麼殘暴？

　　作者的這個思想很重要，因為人們一向認為共產黨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發生了種種暴行，也只是犯了錯誤，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這，共產黨的所有暴行都根據這個邏輯：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這就是那句話：「以革命的名義」。如果沒有「高尚」的支持，殘酷就到達不到那種程度，也有不了那麼大的規模。「高尚」為大規模殺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據。我們想想文革紅衛兵，是什麼能讓十幾歲的孩子勇敢地殺人、往人脖子上澆開水呢？

　　作者指出共產主義是懸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高調理想是對具體人和人性的否定。從這點看，共產黨意識是非人性的，本身蘊含殘暴，其從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現實性、具體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無足輕重，可以隨便犧牲、消滅。文明與極權，說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對立。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與具體人性呼應，最終是對人的維護。

　　這篇文章還有一個思想很重要，極權和犬儒主義相互依存，後者是前者的結果，但同時也維持了前者的統治——「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極權制度的本質是暴力強制：你們必須如此，否則就是監獄或其它。因此極權下人們一定是深懷恐懼的，胡平說；「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實際人們知道「反抗必將招致鎮壓，所以才出於恐懼不敢抗爭」。如果僅僅是恐懼那還好，因為恐懼是被迫的，而且「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和反叛。」但這太危險了，人們寧可將順從自覺地接受權力。他說：「迴避恐懼」，「假裝沒這回事，寧可讓良知處於糊塗狀態。這就叫難得糊塗」。當人們都甘願「糊塗」，極權統治也就有了保障。「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皇帝的新衣」是童話，安徒生畢竟寫給孩子的，實際上皇帝、大臣、裁縫、百姓都心知肚明，他們共構「新衣」——指鹿為馬的謊言。那個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沒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這人們共構的謊言，而這就是成人的「遊戲」。

　　「六四」后，「黨」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單位公開表態「擁護平暴」。他們知道這是指鹿為馬，也明白人們的「擁護」是假話。但是，權力不在乎人說假話，關鍵是你要服從，為服從而放棄。只要你開口「擁護」，你就是接受了他們的暴行，接受了其對你的蠻橫，就是放棄「真實」、「道義」、「良心」等等。你閹割了自己，喪失「人」的準則，成為犬儒。犬儒主義是「對理智的背叛」，也是對道義的背叛。極權要求人們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強迫你們做，如此其統治才安全。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國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這種地步，是極權統治的結果。

　　90年代，中國的犬儒主義更上一層樓。小說家汪建輝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詩：「這個時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墮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墮落/越墮落越快樂」，「這是一個精神比矮的時代/比一比/誰更矮/儘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樣」。這可算是90年代后中國的一個極好寫照。胡平例喻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為它嘲諷說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說風行，因為其有調侃、消解「新華語」的功能。但胡平尖銳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熱諷，是連澡盆帶孩子。它使官方的說教可笑，同時也使嚴肅的抗爭可笑。」共產黨說教早就是假的，誰都清楚，嘲不嘲諷沒用，權力不在乎嘻皮笑臉，因為這本身包含對他的懼怕和諂意。權力要的是統治和利益，他怕你嚴肅地說：不！而嚴肅抗爭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義和原則，但玩主的嘲諷瓦解這些，這正是權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氣地說：「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玩主是以無權勢的姿態迎合權勢。

　　如果我們將90年代前稱為消極犬儒主義；那麼之後就是積極犬儒主義。所謂消極，是指自保；而積極就帶有明顯的侵犯性，胡平說是「富於進攻性

　　」。「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

　　……」，這段話還有深一步的潛台詞：如果我不把自己當人看，那麼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約，因此也就無需道德廉恥，沒有什麼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變成了流氓主義、牛二主義。反正世界是個大泥塘，誰也別裝蒜，能拿就拿，能搶就搶，自己合適就得。這是中國當前之精神。流氓主義是攻擊性的具有傷害性的犬儒主義。

　　但是玩主惹不了權勢——權勢是更大的玩主，對之只有屈從，於是就欺凌更弱者。他們屬於權勢一邊，在不同層次上，強詞奪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奪。說來說去他們還是權、勢、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陸諸大學的講演典型地說明了這點。他罵了什麼？迎奉了什麼？他與權力什麼關係？什麼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褻瀆理想、道義、不把自己當人的人，他是說「我不是人，你別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隨便掠取踐踏欺騙。當社會理想、道義、公德全盤顛復之後，「得到」（中國傳統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麼你有權力，要麼你得是玩主——是無賴、是流氓。一句話你什麼也別信也別想，活著得像動物。可是，這個世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力，都能當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動物，多數也都是被吃的小動物。阿星案、王斌余案，他們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實實靠勞動吃飯，但是不行，非逼他們走上暴力。大批的農工、失業者、上訪人、牲畜般的礦工，他們叫天天不應，能奢侈地去嘲諷人權、道義和公正嗎？事情提示，如果我們不走出犬儒，積極建立道義與公正，中國將走向普遍的暴力與革命。

　　人的社會建立和存在，必須依靠信念、道義、原則。最近，廣州太石村農民絕食維權是之證明，必要時候人們可以用生命抵換。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辭的真理，其有生存實在的要求和內容。而沒有這些，對多數人來說就意味生的剝奪——壓榨、搶劫、踐踏。怎麼能說一個上訪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話呢？誰能這麼說呢？為此，胡平倡導理想主義，他說：「除非人們在自己的利益橫遭侵犯時，敢於不懼風險起而抗爭，否則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極權制度消滅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滅。「我們要撥開灰燼」，讓人心重新燃燒。「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在給胡平的授獎辭中說：「胡平先生的貢獻是獨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胡平體』政論風格是對毛體文字、新華體風格的真正消解和正當置換。其論述不僅為五十多年來漢語世界極為重要的政治學，而且代表了漢語對世界的正當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漢語的政治論述是很弱的。首先這和中國的專制傳統有關，一言九鼎，用不著無休的講述爭辯。「半部論語治天下」，「政」、「制」、「體」都是定好的，執行就是，「行難而知易」。中國古代政論多是策論，幾千字就是大著，文情並茂，多可當文學來讀，可謂文政一體。而西方民主政體，從起始便是爭辯。古希臘演說之發達，因為政治是辯論。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講、論爭、文章，夠我們長久學習。

　　漢語政論不發達和語言也大有關係。作為象形文字，漢語是很好的文學語言，生動形象，富於想象，多文化積蓄；但由於抽象性不夠，邏輯不嚴謹，又過於簡練，漢語不善說理。中國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沒註釋大概讀不了。《老子》有多少歧義？中國人好概括，卻拙於分析，這和中國社會的金字塔結構有關，也由於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邏輯。林琴南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但翻譯黑格爾的哲學試試。

　　白話文興起，是對漢語的解放，大大促進了漢語的發展。語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現代漢語理性與邏輯發展的標誌。白話文寫作，白話文翻譯，各種政見的論爭，極大地促進了漢語的豐富和表達，這些都是好兆頭。漢語的靈活性很大，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但49年後，中國突然就無理可講了，語言成為了權力。

　　極權思想、極權政治給漢語寫作帶來極壞的影響。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筆為槍。遠一點有「投槍匕首」，近一點有「拿起筆做刀槍」。魯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頗不足取。極端思想是極權主義的精神根源之一。黨先用筆服務於奪取政權，進而用筆服務於鞏固政權。毛體、新華體、大字報，統治了漢語數十年。極權作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極權在精神上、思維上、語言上的體現，人們則不很注意。長期的極權制度會給人們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維方式刻下長久的痕迹。今天中國的異見者當然是反極權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卻又是極權主義的。人們在不自覺中，承繼了極權政治的遺產。這需要我們警惕。民主理想從一開始就要注意建立於理性、寬容、求實、人性的基礎上。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說方式。

　　胡平不是書齋里的學者，他參与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純思想純學術，而多關涉中國時政大事，可謂是 「風口浪尖」，按說他的文字應該充滿「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貢獻之一——從民主牆開始，是在極權話語籠罩中，他在政論領域提供了「新」的言說方式—— 說「理」：不以「權」而說，也不為「權」而說；而是以說求「理」。這就是把「槍」還原為「理」

　　。當時文學雜誌《今天》，其重要價值也在「新」的文學語言方式。所謂「新」，是由在極權統治下恢復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語言。「胡平文體」實際是有傳統的——胡適傳統。人們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見解，甚至對之批評，但他的言說方式卻是求理的，可以與之論辯。這是民主政治的言說方式，是走出極權政治的重要一步。

　　專制與民主的區別，關鍵所在：是權力；還是原則？在言說上，權力體現為佔據：「我」說「我」支配。其搶佔語言空間的中心、至高點，「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說「我」審判「我」發令。「我」即中心，「我」與「理」不分——我即「理」，專斷，居高臨下，不容異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說：「他們說得高尚，但把別人都留在陰影中。」這個陰影就是「我」對他人的精神佔有和籠罩。實際這是「我」在言說空間的權力佔據。

　　而民主是以原則為尚。它不是「我」說，而是說「理」。可以說民主是說理主義。首先，「我」與「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語言公共空間，「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間是開放的，容異的；每個言說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個，而不是「一」的整體。因此，「我」的言說是參与的，而不是佔據的；是可質疑的、有原則可參照衡量的，而不「我」說即「是」。說理主義是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求根據的；反之則是專斷的、情緒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說是從容的，容納的，而不是偏執極端的。

　　胡平以分析見長。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強調文革的所謂反官僚體制的積極意義」，胡平指出：「這些人不知道，大獨裁者都是不喜歡官僚體制的……

　　，正像大資本家不喜歡中間商」，「一個人不斷地造反、反權威，其邏輯後果是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獨裁。」他分析：「紅衛兵運動貌似反叛權威的運動，其實它恰恰是權威主義的運動」，他們「自稱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注意這個『小』字，……它表示對『大』的依賴，並以此為榮。」中國人有許多糊塗的政治觀念，比如人們常將共產極權當為封建專制，說毛是五千年的封建傳統。其實共產極權和封建專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別。在「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中，作者通過周恩來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傳統封建專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義原則，且而「君」「道」分離，「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諂臣」；而「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其「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領袖是真理的化身」，「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由此，封建專制和共產極權的文明與反文明之別就界分出來。進而「周恩來是忠臣」，這樣一種糊塗想法也隨之瓦解。極權制度無道義原則，人必須「違道順上」，其「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在「比賽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對民眾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謂精彩。作為極權社會，「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資源，……革命被確立為人生唯一的價值標準」，權力按照人們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運。革命常常有利可圖，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則註定吃虧倒霉，因此 「到頭來，不管你是什麼人，……都會捲入到比賽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時代的「寧左勿右」，文革的群眾暴力，都來於「比賽革命」。胡平說：「文革中的狂熱行為，十之八九時裝出來的，是故意給別人看的」，「打人證明你階級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無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則有立場不穩，階級感情有問題的嫌疑。」 「打人貌似非理性行為，其實卻是十足的理性行為。」中國當代歷次運動，所謂「過火」現象，群眾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們對之都有了認識，以後即使再鬧運動，人們想裝「狂熱」也裝不了了。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語言平實，但他能將複雜的問題說得清楚明白。漢語欠缺說理傳統，而中國與現代國際政治甚有距離，中國社會本身的衝突和矛盾又極為複雜；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這點，需要很好的理論素養，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國社會，同時也需要嫻熟的漢語。胡平語言功底堅實，讀他的散文「戒煙」「吾五五悟」，頗顯出他的語言功力和風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彆扭的句式和生澀的詞彙，而這是許多理論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說是當代漢語的病症之一。他的文體平實，但耐讀，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經據典，也常有生動的口語和比喻，如：「請將不如激將」、 「理他算輸」、「不痴不聾，不做阿加翁」、「正打歪著，歪打正著」、「臉澡盆帶孩子」等，后兩者是俗語的進一步創造。他在嚴肅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則受觀念支配。人的意識有限，因此權勢很容易利用意識形態對人操縱，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論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義是以觀念改變觀念。自由是言說的前提，在此之下我們還有說什麼？怎樣說？前者是向權力爭取來的，而後者則是思想者自身的問題。這二者都是重要的。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寫於1996年，而作者了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應該說米奇尼克對胡平的影響很大，我想胡平許多方面是以之為范。當然中國的事情遠遠比東歐複雜困難得多。研究胡平，這篇文章應該注意。

　　胡平倡導理想，這在他的文章中反覆強調。但理想有危險性，因為人的社會理想很容易導向烏托邦。中國共產主義之悲劇有烏托邦的因素。毛后，中國犬儒精神盛行，這和深受烏托邦之害有關係。現今中國實需要理想精神，否則社會秩序和原則無法建立，因為秩序和原則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當社會瓦解進入危機狀態，人又很容易產生烏托邦幻想。因此，既堅持理想，同時又有對現實、社會、人性的清醒認識，接受局限和欠缺，這對中國非常重要。

　　胡平堅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會的清醒認識。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對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產制度「 墮入另一種烏托邦——民主烏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論什麼制度都不可能使人類社會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遠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惡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戲的大雜拌」。的確，民主不好，但「專制更百倍可惡」，因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如果理想建立於對現實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現實的局限與欠缺的基礎之上，那它就是堅實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與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 于伊薩卡

　　──《觀察》首發　　


胡平談新作《犬儒病》
　　【大紀元6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賓紐約報導)最近，博大書局出版了胡平先生最新著作《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其中收錄作者近年來對中國政治、經濟、歷史人物和社會現象等問題的多篇論述。這些論述對當代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的精神層面和價值取向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被學界和民運界人士稱為「解讀了為何中國民主化進程如此緩慢」的一部力作。

　　近日，本報記者專門採訪了胡平先生，請他談了對這本新書有關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以下為訪談主要內容：

　　精神危機源於長期專制統治 記者：能否先請您介紹一下新書《犬儒病》的主要內容？

　　胡平：好的。這本書收錄了18篇較長的政論，大體上可分這幾個方面：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批判，包括對毛、周、鄧和林彪等人；然後就是關於人權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六四以來十五、六年內中國社會的演變和問題，還有就是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行幾十年來情況的一些批評；另外有兩篇是談反恐的，如「文明與野蠻之戰」；其他還有些東歐不同政見者的經歷、經驗，對電影《英雄》的批評；最後還有兩篇談文化革命的。

　　我這些年來寫的文章除了比較短的時評，還有比較長的政論。比較長的政論還是抓住些很熱點的問題，但作較詳盡的論述。所以這些文章談問題時不僅僅是就事論事，而從事情伸發開來引伸出更多的思考，和讀者一起在更多的層次和角度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那麼，讀者讀了之後不僅知道我對某些問題是什麼看法，也會多多少少知道對這些問題看法背後的思想，包括哲學思想，這樣就有助與大家一起在看待其他事物上有更廣擴的視野。

　　當然由於大陸的封鎖，我的很多文章在國內根本不可能出版，但依賴互聯網現在國內很多人都能夠看到，包括《犬儒病》這篇文章。據了解，這篇文章在國內反響還是很大的，在知識界和異議人士中也經常談起犬儒主義這個問題。

　　我自己提這個問題是在78-79年民主牆時寫的《論言論自由》。從文化革命中期、後期感覺到犬儒主義在中國開始蔓延，最初還不曉得一個準確的名稱，就是發現很多人對毛的一套已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以至否定，與此同時他們也轉向了犬儒主義，也就是認為天下沒有東西是真的。一旦這麼想，人就不會去奮鬥了，既然沒有任何真的值得去為之奮鬥，更何況你奮鬥要冒很大風險，要付很大代價。當每個人站出來表達自己不同聲音的時候，他(她)必定要對表達的東西持嚴肅態度，認為對的必須是對的。相反，如認為你的那套不怎麼樣，我的也彼此彼此，我為什麼要冒風險去表達不同意見。我最初的觀察比較早，也一直在注意這個事情。到了89年六四之後，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而泛濫成災，越來越多人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這篇《犬儒病》在國內知識界和異議人士中有很大反響是很多人都有了這個感覺，而這篇文章則是比較集中地，相對系統地談了這個問題，所以給大家留下較深的印象。

　　記者：犬儒主義這個名詞應該不是來源於國語，為什麼只有這個詞能準確刻畫以上談到現象？

　　胡平：我寫作中通常不搬用些洋名詞，但感到對這個現象只有這個詞才能較好說明問題。就像「幽默」(humor)這個詞，中文里也沒有。「滑稽」、「詼諧」、 「可笑」都有這個意思，但都不是「幽默」這個詞。最早是林語堂把這個詞譯成「幽默」，但我們能不能因此說中國人原先沒有幽默感？中國文化在和西方文化，包括早先的佛教，接觸中發現他們很多詞是在中文中可找到對應的，但也有不少詞找不到。「犬儒」這個詞就像「幽默」一樣，不是說以前中國人沒有這種感受，但以前所用的詞不足以那麼確切地、那麼完整地把這個意思抓住，像「玩世不恭」、「看破紅塵」、「看穿一切」這些詞都有這個意思在裡頭。

　　另外，犬儒主義這個西方詞剛好和希臘一哲學流派相聯繫。那麼它就不是一個詞的問題了，它背後是一個概念、一個歷史、一個過程，然後加上它的演變，就變得非常豐富。所以你用這個詞能夠很準確把握這一點，而且大家也很容易領會它的意思，理解上並不困難。

　　專制政權降低全人類道德 姑息縱容後患無窮

　　記者：您的《犬儒病》寫作開始於98年，距今已有七年時間。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國內知識界犬儒病這種傾向是否有所變化？如果是加深的話，是否會有物極必反的轉機？

　　胡平：當然是不斷地加深，原因就是共產黨的專制；只要專制制度還在繼續，它就不斷地降低人的道德水平。兩個月前在美國國會一個圓桌會議上，我在談中國知識份子狀況時也談到這一點。我們不能說現在胡錦濤比江怎麼樣，但他們都是對知識界壓制的。同樣一種壓制，它持續時間越長，效果就越惡劣。哪怕那種壓力是沒有變化的，一百斤擔子壓在肩膀上，擱一天和擱兩天完全是不一樣的，擱的時間長就使人吃不住了。它必然是不斷地向下沉的狀況，應該說是繼續的惡化。

　　有時候會有物極必反是受別的原因刺激造成的，像文化革命就是個物極必反的過程。到了76年周的去世，大家都上街了，包括造反派、高幹子弟、老幹部、「牛鬼蛇神」都跑去悼念周，所有人都找到一個共同點了。而原來這些人之間是彼此你整我，我整你很帶勁的。這個過程是當局不斷迫害的結果，越迫害越製造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使所有人醒悟到毛病原來在這裏。

　　從更久遠看，例如50年代初期毛的第一場文字獄，是批判胡風的。胡風當時就意識到這是文字獄的開始，他講了這麼一句話：「自批判胡風，中國文壇將進入中世紀。」胡風本人是左派，當時是支持共產黨的，僅是因為觀點不同就被打成反革命。儘管他意識到這是政治迫害的開始，但當時大多數人都跑去「打群架」，互相之間你爭我斗。知識界的頭面人物，老老少少都參加了。到了文化革命前夕，周揚，這位擅長整人的文藝界沙皇，就想起了胡風這句話，因為這個時候他也是自身難保了。就是類似這麼個過程。

　　現在的情況使人看到一種向上升的趨勢，這從很多受迫害的人，包括異議人士、法輪功人士等身上可以看到。像法輪功本來就只想煉自己的功，和共產黨所做所為完全無關，那麼中共這種打壓就給自己製造出一個新的敵人。這些人顯然對他們的信仰，對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可能抱犬儒主義的態度。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基本權利受到中共侵犯的人，如下崗的、失業的、拆遷的等等，他們都會意識到正是由於六四那場鎮壓使人民沒有了公開發言的機會，貪官污吏就變得橫行無忌，平民百姓就受到了更多剝奪。這幾年維權運動的興起，也使人看到這個積極的趨勢。

　　反過來看消極方面，一方面現在共產黨整人中更注意用分化瓦解等隱蔽辦法代替大規模看得見的整肅，另一方面很多中國人在長期運動挨整的經驗中一個個學得很乖巧，變得像驚弓之鳥，人們對政治普遍冷漠、迴避，這就是犬儒主義的表現。當人出於恐懼離開了禁區，就沒有了危險，不感到恐懼了，同時這也使人對任何事不抱嚴肅態度。

　　專制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就在降低人的道德水平，不光在降低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也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六四殺人時全世界都很憤慨，後來這個政權居然又站住了，那別的國家和他打交道只好把調子放低，那些民主國家在立場上只好做軟化。只要有這麼一個邪惡政權存在，人們不去積極改變它，要和它共處，就得降低你自身的道德標準。這不僅是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面臨的問題。

　　最近美國《新聞周刊》、《時代》雜誌等媒體把中國問題擺得很重，認為中國要崛起。相當一批西方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崛起是對人類自由的一種威脅，只是把這看作一個很大的商機。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中國順著這個路發展下去就會和國際接軌，睜眼不顧一些明顯的事實，如趙紫陽那樣的人可以把他軟禁至死，像蔣彥永這種國際聞名的抗煞英雄都可以一直被剝奪人身自由，對法輪功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今天，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對網路的控制在不斷加強。西方的這些人，包括政客、商人，倒不是喜歡這個專制，而是他們自身的道德水平在降低，就越來越覺得那些事情不是那麼惡劣了。這樣對整個社會都在起腐蝕作用。

　　就像我在今年六四紀念會上講過：與北韓不一樣，中國是個大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北韓再這樣或那樣壞對整個人類不會有很大威脅。但是，假定中國不但今天，而且在今後十幾、二十年內都是一黨專制，同時在這一、二十年間中國其他方面有一定的發展，那就將對人類的和平和自由構成非常的威脅。等到那時意識到這點已經是來不及了。

　　固然，很多人認為中國和美國在實力、國民生產總值等方面還是不能比的，但一個專制社會調動其資源的能力要遠遠超過民主社會。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說，明明有十分力，她只能用五分，就像美國當年越戰為什麼會失敗。現在美國如果對伊拉克恐怖份子也採用共產黨的做法肯定會馬上消滅他們，但不可能那麼做，不是沒有那個力量，而是他們有一些自由原則的約束，自己要限制自己的手腳。一個民主社會再發達、再強有力，可動用的力量也打折扣。反過來一個專制政權可動用的力量可非常強。儘管中國十年、二十年之內實力的增長是有限的，但就是這種有限的增長足以造成對全世界的威脅。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致力於推進中國的民主化和政治改革，人類將面臨很大的問題。

　　政治遊戲終需結束

　　記者：您在書上談到中國社會「共產黨在裝模作樣地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這種政治遊戲。很多中國知識份子認為這種軟性專制也能接受，其中很多人出於對長期政治高壓的恐懼以此為理由對積極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表示「應該尊重他們不做勇士的權利」。對這些觀點您有何看法？

　　胡平：我在文章中也提到，專制社會的常態就是這種狀態，它不需要把螺絲擰得那麼緊，它需要保持一定的彈性。你假裝服從，裝模作樣地服從，畢竟也是服從。它要的就是這種統治。而且只要存在這種情況，一遇到重要問題時就會顯示出重大差別。比如說你在網上發表些看法，在私底下說些什麼，當局對你睜一眼和閉一眼的，但你和它始終是老鼠和貓的關係。它隨時可以整你，所以你始終是怕它的。看起來你可以躲開危險的地方，在相對還不那麼狹窄的空間里似乎還過得不錯，但一個前提是已經把它承認是貓，你不能去挑戰貓的權力。你不去挑戰它，它就容忍你這種狀況。但是這個基本態勢是不變的：就是你是老鼠，它是貓；一遇到事情它一翻臉，你就馬上被嚇得跑。根本上缺少權利，缺少自由，缺少民主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我經常舉這麼一個例子：那個風箏，就算你的線放得再長，那頭還在他手裡；那小鳥飛得再低，它是自由的，它願意飛高就能飛高。這種有點彈性的，大家覺得可以忍受的、可以過得下去的軟性專制反而可以維持更長時間，所以更值得我們警惕。

　　就像魚群不會對捕魚業起來鬥爭，它們只想從網眼裡遛過去。到了文化革命，那個網眼變得太細密了，密得成了塊布，連小魚、小蝦都鑽不過去，就促使物極必反，很多人出來反對。在這之後本來魚們應該痛定思痛，團結起來把那個網給粉碎了。後來網眼寬了，有人覺得我們幹嘛去冒這個險；也有人覺得那網把你給纏住了，但沒把我纏著，你個子大一點只要縮縮身子也能過去，過不去不怪你自己傻嗎。這樣一來，那個網就可以永世長存了。所以，爭取自由民主就是要真正的人權，真正的這麼多權利。

　　我們也常談到各種有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的、基督教的、還有法輪功的和其他信仰，都遇到這個問題。只要你不特別公開地表示，告訴大家我是信什麼的，當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任何一個真正的信仰就意味你是完全放開的，我不故意告訴大家我是信什麼的，但我絕不會隱瞞這一點。這是一個信徒起碼的態度，在所有真正有信仰的人身上都能看到。

　　有人聲稱應該尊重他們不出來抗爭做勇士的權利，其實他們就是選擇了當自己遇到麻煩時不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如果專制迫害有一天也毫無理由地降臨到你頭上，該怎麼辦？共產黨的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你的這種「權利」不正是專制獨裁者所希望的嗎？

　　人心可以修復 有賴正義之士執著堅持

　　記者：在《犬儒病》這篇文章里也提到前蘇聯時期和目前中國非常相似的犬儒主義泛濫的現象，那麼是什麼因素促使那裡的專制制度最終被瓦解。

　　胡平：就如我在文章中寫到的「人心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它不會長久的沉淪。更不必說還有新陳代謝，專制對人心的扭曲是後天的，它並不能遺傳；靈魂的自由卻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個開端，就是一種希望。」這其實反映出不論專制有多嚴酷，人心總還是擁有一定的修復能力。

　　拿89 民運來說，那是學生走在運動的最前列，因為那個時候大多數人對中共還是相當害怕的。而當時的新生代受中共影響較小，容易擺脫整個社會中的那種犬儒病，自然處於時代發展的前列。東歐國家共產專制的瓦解中也有類似情況。當社會中一部份人勇敢地拋棄犬儒主義時，對修復其他人的人心自然有帶動作用。

　　當然，在瓦解前蘇聯共產專制中，戈巴切夫這位理想主義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感受到那個社會種種痛苦，並作出行動去改變它，他就是完全不奉行犬儒主義的。

　　總的來說，社會要有呼喚正義的強大力量，要有那些有信念的人始終堅持。在這種堅持中，我們沒有保票一定會有勝利的結果，但只是為了正義就要堅持下去。因為只有這樣堅持下去，我們才會感到心安理得，才能團結一批批更多的人為正義而戰。

　　事實上，當共產黨的謊言被戳穿時，你就算硬要讓人當犬儒還不容易，人心總得在大是大非前作出抉擇，這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所以共產黨總是要把事實真相掩蓋起來，不讓人知道，就是他們自己心虛，覺得不對。

　　記者：看到您這本新書後，有朋友表示共產黨只要把這種作品限制在海外就能使它發揮不出效力。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內知識份子中的確有很大部份對自由民主理念缺乏熱情。這種形勢下，您對國內自由思想傳播的近期效果如何評估？

　　胡平：共產黨對這種書的傳播作禁止、阻撓，這是很正常的。如果這類書能夠在中國國內自由發行，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相反，如果國內的人沒有任何渠道看到這些書，那麼寫了也是白寫。畢竟現在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無法達到毛時代那麼一絲不漏，國內想看到這些書的人還是有可能得到這些禁書的。現在的情況就像在突破共產黨封鎖的拉鋸戰中，當然就感覺到很費勁。因為你在做功才會費勁。

　　這樣，我們就要想盡辦法把這些禁書傳到國內去，送到一切想看的人手裡，畢竟國內還是有人想看這些書的。我想，對那些從國內出來的人，他們在這裡能得到的最好禮物就是禁書，因為在國內是買不到這些的。他們把禁書作為禮物帶回國內去，發揮的作用會遠不止一本書的作用，正是這些作用證明了我們在這裏奮爭的必要。確實國內的人已經得到了這本書中很多文章，他們對這些文章也有相當的反響。只要這些文章能影響到了那些能影響別人的人，自然就達到了應有的效果。

　　如果是對一個完全自由的社會，做這些事情就根本沒有必要。只有當你是在做功，取得一定效果時，才會感覺到費力的。所以，現在是在海外的異議人士最有作為的時候。

　
《犬儒病》書評
作者：徐天麟
　　【大紀元5月25日訊】 早期的犬儒主義者追求德行，追求從物慾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現代的犬儒主義者否定德行，充滿了物慾，自動劃地為牢，囚禁自己的心靈。

　　他們的內在和外在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內在從激烈的理想主義蛻變為無想主義，外在則由憤世嫉俗變為玩世不恭。原因呢？誠如作者分析：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因而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Cynicism為什麼翻譯成犬儒？儒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統稱，大知識分子叫大儒，小知識分子叫小儒，活得象狗不妨叫犬儒，儒學的核心舉世公認是個仁字，是善心、愛心或曰道德，現代派既然放棄了道德的追求，人性蛻變為近於獸性的兇殘，所以不妨叫做儒犬，之所以叫儒犬，是因為他們身上還或許殘存著某些偶爾表露的儒的特性。

　　共產專制或叫極權專制，其下之人，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會變成儒犬，概因共產黨是一個巨大的邪惡之靈(<九評共產黨>)。儒犬不是罵人，而是邏輯必然。極權主義，按作者的話說，其成為普遍，曾經經歷四個階段：理想狂熱，恐怖狂熱，玩世不恭，反抗受挫。消沉冷漠是為最終的表現，或現代的犬儒主義。在中國，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理想色彩的淡化，似乎是從鄧小平那裡突然發生的。毛澤東的一生行事沒有道德底線，對於林彪這頭儒犬的犬儒拍馬，他最鑒賞的是「偉大的導師」，亦即他最希望的是通過他的教誨而不是權力，使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風行草偃，他的「創造性思維」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幸演化為曠古未有的災難。毛澤東死了，他的理想狂熱和恐怖狂熱並未完全終止，在現代憤青中還在繼續；鄧小平的一生，沒有任何創造性思維，其貓論，同羅斯福的肉論，阿登那的飽肚論一樣，都始自古典實用主義，他們共同的聰明在於避開了意識形態的胡擾蠻纏－－毛澤東死後，他毫不猶豫的拋棄了毛澤東的理想，引進資本主義救奄奄一息的中國社會主義，即改革開放。中共的改革開放，旨在自救，實乃自滅之始，因為放棄共產主義，無異與自我否定，由於他的經歷，他不可能超越滿清王朝專制改革的範疇，他提出的四個堅持證明了這一點：政治上不打算改革，而技術引進必然包含信息傳播技術，現代的信息傳播技術使輿論絕對封鎖成為不可能。在毛澤東時代，他是助紂為虐的儒犬，他參与了以革命名義進行的共產--化私為公，又支持了以改革開放的名義進行的化公為私，把上一個回合搶來的財產裝入官權集團的腰包。江澤民同樣也是無能之輩，他只是接過了鄧小平的衣缽，繼續深化「化公為私」的過程。江澤民時代的特色是犬儒主義的普遍化，官亦犬儒，民亦犬儒。權力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的三結合，形成了新的權力核心，這種神聖同盟在統治著、剝削壓榨著中國人民。江澤民的「三代表」被某些人戲稱為新神聖同盟的政治綱領或宣言書。至於說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誠如趙紫陽先生的秘書鮑彤所言，根本就是空話；代表中國先進文化是謊話；代表先進生產力，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真話：代表以黑心奸商為主體的大款的要求，可惜與老百姓的痛癢無關。江澤民之為儒犬，比鄧小平徹底。他對內是』看守並穩定權力』，對外則是』 穩定壓倒一切』。他通過分封建立新的官僚隊伍，其主體是平庸之輩和無原則的鑽營之徒，它們的頭腦里裝滿了災民理性(物慾渴求) ，它們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儒犬或儒犬病患者，這是一個流氓執政的時代。江氏執政集團里，最最缺乏的是人道關懷和政治責任感：它們在搞經濟發展中的短視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惡果，即將或者已經顯露。它們在國際、國內事務中所表現出來的弱智和無賴，令人怵目驚心。在鎮壓異端方面卻表現得更加果斷、更加瘋狂、更加有效率。它們的犬儒或犬儒特性表現得淋瀝盡致。胡錦濤上台兩年了，面臨的是比江澤民時代更棘手的問題，<九評共產黨>引發的退黨浪潮，引發了「天要滅中共 」的雷聲。此時人們的犬儒似乎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看熱鬧，看中共如何滅亡。<九評>把中共的來龍去脈，中共五十五年的邪惡行徑理得清清楚楚，對於長久以來說不清道不明的中共邪教本質掀了個底兒朝上。胡錦濤難哪！比江澤民更難，「亡共者胡 」雞鳴不已，窮途末路的護邪之犬，居然想到的唯一對策是向「政治上一貫正確 」的北韓學習，叫人何以為情？

　　犬儒在深入，在變態，變幻無窮。人在犬儒化，出現了新時代的憤青、小資，以趙本山和余秋雨為代表的黃色大眾文化；理論也在犬儒化，據統計自稱主義者便有十四種之多，其共性，一是脫離或部分脫離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軌道，其二是不否定自由，這是人們在車水馬龍的滾滾思潮中達成的共識，甚至中共也不得不從其刑法中刪除了「反革命罪」，至於說這些主義在理論上是否支持或完整，則人們無瑕理睬。

　　犬儒病患者最致命的特色是沒有信仰，理想破滅導致玩世不恭，所以治愈犬儒流行病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讓犬儒者看到信仰和理想的成功。－－在這一意義上<<九評共產黨>>所引發的退黨大潮，對於犬儒流行病應該是十分有效的方劑。

　　< <犬儒病>>一書，本質上是一本胡平文集。其中包括他對於中共重要歷史人物毛、鄧、周、林等人的評價，對中國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對於言論自由是第一人權的論證，對於文學界自殺現象的研究，對於東歐特別是波蘭民運經驗的總結，對於轟動一時的電影<英雄>的反歷史虛構的批判，對於國際恐怖事件「九一一」的獨特見解，等等，其中充滿了哲學的智慧，通俗而簡單的說理，對於哲學、政治有興趣的人，對於自認有極端傾向的人，不可不讀。胡平先生知識淵博，對於各種思潮各家著作極其諧熟，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從他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索引。

我們如何解釋中國 --- 讀胡平新作《犬儒病》
作者：王丹
　　【大紀元8月5日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發起啟蒙運動。八九民運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啟蒙運動的結果。現在的知識界已經不提啟蒙運動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啟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啟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釋中國。在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體表現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國：博大出版社 2005。4。）

　　也許25歲以下的年輕一代對胡平的名字已經陌生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成長於八十年代的一代人來說，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對中共的理論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說，權力是權利者的語言；那麼，語言就是無權者的權力。」這句話用來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為合適。從1979年的《論言論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時間裏面，胡平用九本著作，體現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極權體制的不懈抵抗與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的極權主義的本質特點——犬儒病，即從統治者到民眾，都不再相信宣傳，但又表面上裝作相信，於是假裝服從；非但如此，而且還「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為自己沒有信仰，就常常懷疑別人有信仰」。（這可以部份地解釋為什麼國內外民運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擊）。這種現象，胡平稱之為「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這種危機對民族的殺傷力，借用王爾德的話說，就是「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務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環顧今天的中國，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這種民族精神的墮落嗎？胡平的分析的意義，不僅在於解釋出中國精神層面的病根，更在於藉此指出民族精神復興的路徑：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態，積極爭取自己的權利，因為我們胡平告訴我們，極權得以維持，只是因為我們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國面臨的挑戰盤根錯節，但是最根本的挑戰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會倫理，這是時代對中國知識份子賦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對時代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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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從法輪功現象談起
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