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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周恩來死後的三個星期，恰逢中國農曆丙辰年的除夕。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冬天。當時正值數九寒天，朔風呼嘯，滴水成冰。其時國內的政治氣候也正如嚴冬一樣，一片肅殺景象。由江青的御用班子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打頭陣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在緊鑼密鼓，大批判的火藥味越來越濃。
　　那時多半還沉浸在對周恩來之死悲痛之中的中國人，儘管對眼下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和不平，對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已經歷過太多政治磨難的老百姓大都知道在幕後掌控這一切的那隻手是誰。
　　就在這個除夕之夜，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里突然響起一陣喧鬧的爆竹聲。一時間，火光衝天，鞭炮聲震耳欲聾。這一不同尋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負責安全警衛的工作人員好一陣緊張，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按照規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絕對不準燃放爆竹的，毛澤東的住地更是戒備森嚴，甚至連麻雀都不讓停落在樹上。等人們弄清這一動靜竟是來自毛本人的住地后，一個黑色的傳聞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脛而走，廣為流傳：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放鞭炮!還有人證明第二天親眼看見從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車的鞭炮屑。
　　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只有在辦喜事的時候才燃放鞭炮，以示慶賀。如果有人在辦喪事的時候放鞭炮，就會被認為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人們本來就對毛澤東對周恩來去世的冷漠態度憋了一肚子氣，因為毛不去參加周的追悼會，卻在幾天之前接見已經因"水門事件"而下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和女婿，而且又從"四人幫"那裡傳出"不要用死人壓活人"的最高指示，百般壓制老百姓自發悼念自己總理的活動。
　　在政治圈中了解內情的黨內軍中的老幹部私下裡紛紛為周恩來抱不平，認為周恩來一生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當牛做馬，而毛對周的死卻無動於衷，也實在太令人寒心了!這種情緒迅速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次"鞭炮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弄得整個京城沸沸揚揚。
　　人們被激怒了!
　　以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索，觸發了中國社會自文化大革命以後蓄積已久的政治危機的總爆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其後台老闆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幾個月後，毛澤東也在憂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國現代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鞭炮事件"留在人們心頭的陰影並沒有因此而煙消雲散，而是繼續餘波盪漾。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一直像幽靈一樣困擾著中國的老百姓、學術界及政府當局。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出於政治的需要，一直諱言毛、周兩人歷史上恩恩怨怨的關係，文革時期更是禁忌，只准許毛澤東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出來撰寫回憶文章。內容不是刻意遮掩毛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就是大加渲染毛、周之間的所謂"深厚情誼"。
　　然而，結果是越描越黑，非但沒有驅散人們心頭的疑雲，反而露出更大的破綻，因為這些記述和解釋大都空洞牽強，有的甚至還自相矛盾。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周恩來的大半政治生涯一直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兩人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實在是太複雜了，絕非一兩件事情的肯定或否定，就可以簡單了斷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的關係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中最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是非常複雜微妙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是了解和把握晚年周恩來乃至其整個政治生涯的一把鑰匙。目前海內外已經出版的研究毛、周兩人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難以計數，不過專門論及這個問題的卻不多。而且即使涉及，也囿於各自的條件，大陸的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桎梏，多有顧忌，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則又難免給人以捕風捉影，隔靴搔癢之感。
　　正因為如此，本書的寫作，相對而言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作者的父母都是早年參加革命的中共老黨員，「根紅苗正」的他又以「又紅又專」被中央定為《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文革部份的執筆人，從事周恩來和文革史研究多年，作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檔案室里泡過十幾年，看過大量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許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見天日的核心檔案。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得以看到許多黨內都無法看到的機密檔案資料，採訪到許多至今都不許出聲的當事人。但他在了解了大量的事實真相后，在其曾外祖父林則徐精神影響下，其母叮囑並鼓勵他「一定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歷史真相如實地寫出來，告訴老百姓，完成好老天爺交給的這個任務」。
　　另一方面，作者因同情和支持一九八九年由學生髮起的愛國民主運動而在隨後的清查中遭到整肅，目前寓居美國。與大陸學術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寫作上的自由，因此更有條件來寫這樣一本書，把周恩來這個依然在中共神壇上供奉的偶像，並且集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共政治文化之大成的"黨內大儒"，重新放回當年那段天翻地覆、狂熱恐怖的年代中加以審視，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剝掉塗抹的油彩，還給人們一個真實的周恩來。
　　至於本書之所以選擇晚年周恩來這個題目來透視其一生，是因為作者在大陸期間曾多年潛心研究過這段歷史，採訪過不少重要的當事人，看過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其中有不少是鮮為人知的。更重要的還在於，周氏晚年是在文革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度過的，是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最難熬的一段，同時也是目前人們對他的歷史評價中爭議最大的。
　　文革期間，周恩來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充當了文革執行者的角色，幫襯迎合，跟著毛澤東做了不少虧心之事；同時為了自保，對毛極力隱忍周旋，內心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悲苦和無奈，把其人的政治哲學，品格、手腕以及個人素質中的一切潛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文革這場歷史浩劫鑄造了周氏其人留在今日世間的形象。周恩來生前身後的各種榮辱毀譽也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此。
　　周恩來究竟是何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換句話說，他究竟是聖壇上道成肉身的完人，還是大奸若忠的偽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還是助紂為虐的幫凶?是有意扮演雙重角色，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演技大師，還是個內心人格分裂，表裡不一的兩面人?
　　這正是本書所要剖析和展示的。作者將依據大量的歷史文獻檔案和對眾多當事人的採訪，側重在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揭示周恩來的處境、心態、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觀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既不諱過，也不苛責，秉筆直書，力求挖掘並寫出周恩來之所以成為其人的那種東西來，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便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晚年周恩來 第一章 毛、周關係的歷史回顧
　　翻開中國現代史， 周恩來的名字始終是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在上個世紀那場席捲世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浪潮中，毛、周兩人無疑在中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政治搭檔，在中國現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劇，把整個中國攪得大翻地覆，開啟了一個狂想和動蕩的年代。如果說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領袖；那麼周則是執行者，是首輔，是內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整整長達四十年的歲月中，無論是當毛澤東叱吒風雲，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春風得意之時，還是後來在文革中敗走麥城，一籌莫展的窮途末路之際，周恩來都始終侍奉著他，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趨。這種政治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周本人病死為止。這在異常殘酷的中共黨內鬥爭史上開創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先例：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他也由此獲得了一個雅號：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
　　那麼，周恩來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毛、周關係到底又是怎樣的呢?讓我們還是先從周氏晚年在病重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談起吧。
　　乞求毛高抬貴手
　　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將油盡燈枯。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氏預感到毛澤東始終對當年中央蘇區兩人之間的那段過節，特別是寧都會議上的一箭之仇耿耿於懷，即便在自己生前高抬貴手，身後大概也不會放過自己，於是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后，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后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后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
　　寫罷這封信后，為了讓毛澤東確實能夠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來又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託拜託。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這篇讀來令人百感雜陳的簡訊，濃縮了厚重的歷史內容。它既是周恩來對他一生與毛澤東關係的自我總結，也是在某種程度上解讀周氏晚年內心世界的一條難得的線索。當然，事情並非像表面文章那樣簡單，這篇辭卑言重，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的東西，究竟是周恩來內心深處的真情表露呢，還是在乞求毛高抬貴手的韜晦之術呢?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還是讓我們先對毛、周關係作一番歷史的回顧，來逐步尋找答案吧。
　　不是冤家不聚頭
　　儘管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截然不同，卻同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的失意激進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蕩下，懷抱著改造中國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產革命的旗幟下，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一部中共黨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部毛、周兩人合作的關係史。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紅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例外。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
　　不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是南方人，但兩人的家庭出身，教養，性格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卻迥然下同，相去甚遠。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個偏僻貧瘠的山村，是個地道的農家子弟。而周氏則出生在地處江浙的魚米之鄉、交通文化都很發達的古城准安，是個封建世家的破落戶子弟。毛由於其父的專制和嚴厲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幼養成了反抗傳統，蔑視權威，張揚個性的叛逆性格。周則在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嗣母的養育下，從小就沐浴在溫馨仁慈的母愛之中，並且深受江浙文化氣質的熏陶，為人處世帶有明顯的溫良恭儉讓的儒家人格色彩。與上述各自的氣質相聯繫，毛澤東生性好鬥，桀騖不馴，崇尚鬥爭哲學，凡事敢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周恩來則為人沉穩內斂，待人謙和，克己忍讓，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行事處世恪守中庸之道，從不走極端。當時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對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儘力"。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另一個特點，是大都經歷過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洗禮。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后，被迫開始自己向現代化過渡的艱難進程中嬗變的關節點。
　　由於中國政府在戰後巴黎和會上對山東權益交涉的失敗，極大地刺傷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界的民族自尊心，整個社會情緒急遽左轉，救亡取代了啟蒙，倡導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無疾而終。國人在極度失望之餘，認為西方國家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騙人的把戲，於是掉頭而去，完全改變了自上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以英美為師的原有的歷史演進方向，轉而以俄為師，擁抱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
　　五四運動在救亡圖存的號召下，激發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極大的愛國熱誠，吸引了一大批知識精英和激進青年投身其中。這批人隨後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中堅力量。前者如陳獨秀和李大釗，後者如毛澤東和周恩來，成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雖然出身、經歷迥異，卻在五四運動中風雲際會，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雙雙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毛在五四前後在湖南創立的新民學會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評論》，與周在天津創立的覺悟社以及社刊《覺悟》，都是當時國內有名的社團和刊物。儘管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還沒有一面之交，但他們以文會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則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毛澤東、周恩來二人最初的會面相識是在什麼時候呢?根據現有的史料考證，大約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點在廣州。這時距五四運動已經過了七個年頭。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雙雙嶄露頭角，是當時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國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澤東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周恩來則剛剛由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調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軍軍長是蔣介石，黨代表由汪精衛兼任)。
　　與周恩來相比，毛澤東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后又以領導自己家鄉湖南工農運動的出色表現，受到中共黨內的第一位大家長、人稱"老頭子"陳獨秀的賞識，被選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員之一，併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總書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很看重毛澤東，視為自己的人，在講話中經常把他掛在嘴邊上。不過好景不長，大概是由於跟馬林太緊的緣故，再加上毛本人個性也太強，不願甘居於人下，一年多后隨著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換馬，毛也黯然地離開了中共的領導核心圈子，"告病"還鄉療養。
　　對於自己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澤東在日後回首往事時，曾經語帶調侃地作過這樣的評論："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起步雖然稍晚一些，卻一帆風順，後來居上。他正東渡日本求學，屢號不中后，一度灰頭土臉，無奈之下，只好"返國圖他興"，尋找出路。適逢國內五四大潮的興起，他因緣際會，投身政治運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五四運動后，他隨國內興起的旅法勤工儉學的熱潮，赴歐求學。在為個人尋找謀生之道的同時，深為五四人潮所激蕩的周氏已經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尋求如何挽救國家危亡的解決辦法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
　　經過短暫的躊躇徘徊之後，周恩來如同當時中國大多數的熱血青年一樣，面對國難深重的時局和戰後歐洲百業凋敝的雙重現實，放棄了原先一度傾心的英式漸變道路，在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中，選擇了最為激進的俄式革命道路，作為拯救中國的手段，成為職業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后又籌組了旅歐少年共產黨，是中共旅歐黨組織的主要領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奉命回國，就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國共兩黨的歷史地位。
　　黃埔軍校不僅是蔣介石的嫡系，由他親自兼任校長，而且也是培養中共軍事人才最初的搖籃。國共兩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黃埔出身，因此與周恩來有著師生之誼。更重要的是，這一經歷使得周氏脫穎而出，成為中共領袖中實際掌握軍事武裝的第一人。
　　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其他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無法與其相比，正是憑藉這樣的資本，周恩來先後出掌中共廣東區委和中共中央的軍事部長，成為早期中共領袖中的實力派人物，是中共軍隊的創建人，與軍隊眾多將帥有著很深的關係。這也是日後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總是心存戒備的原因之一。
　　至於毛澤東、周恩來初次會面的確切日期，則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O事件)之後。這裏，有周本人的回憶為講。
　　中山艦事件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蜜月的結束和兩黨分道揚鑣的開始。事變的起因，國共雙方各有不同的說法，大致經過是：國民黨二大后，蔣介石深感國民黨大權旁落，又在黨內權手中受到蘇聯顧問和汪精衛聯合打壓，遂在國民黨右派的推動下，決意展開反擊，護黨自衛。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氏藉口由中共黨員擔任艦長的中山艦異動，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謀準備將他綁架到蘇聯海參崴的流言，在廣州宣布戒嚴，派兵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地，並要求所有中共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此後，蔣氏完全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實權。事變發生后，當時正在廣州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都主張進行反擊。周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這樣回憶道：
　　"三月二十號事變是國共關係的一個關鍵，這以前廣東省委主張進攻，上海中央主張退守。事變打擊主要對象是俄顧問、黃埔共產黨、省港糾察隊。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蘇聯顧問)，他說不能破裂。而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可以反蔣的"。
　　由於當時作為中共太上皇的蘇聯顧問主張退讓妥協，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聽命。這樣，中共黨員被迫全體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周恩來本人則被免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為了這件事，陳獨秀的兒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的陳延年氣得大罵其父"老糊塗"、"混蛋"!這實在是冤枉了陳獨秀，讓他為蘇聯人背黑鍋。
　　毛澤東、周恩來之間的這次邂逅相遇，雖然來去匆匆，商討出來的對策也沒有被上面所採納，從而影響時局，但卻成為毛、周兩人日後在政治上幾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的開端。正是這種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
　　平息紅四軍內鬥風波
　　周恩來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像小媳婦一樣看他的臉色行事。曾幾何時，周曾是毛的頂頭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運。在紅四軍的內鬥中，要不走周出來為毛轉圜，把落選后撂挑子不幹的毛請回來，由毛唱主角的中國現代歷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
　　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被迫轉入地下，在以牙還牙，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同時，摸索探求重新復興中國革命的道路。從這時起，毛澤東、周恩來二人開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少年時代就熟讀民間流傳的各種傳奇小說，嚮往《水滸傳)中梁山好漢佔山為王的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暴動失敗后，仿效歷史上草莽英雄慣用的辦法，率領殘部開赴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應該說，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毛澤東對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情天然有著一種比他人更為深切的領悟。他首先認識到中國的共產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而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環節也恰恰在農村。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適合這一國情。基於這種認識，毛在以後的實踐中開始離經叛道，大胆向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戰，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關於中國革命發展戰略的主張：中國革命應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樣一味搞城市的武裝暴動。
　　與毛澤東的離經叛道相比，周恩來則顯得循規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種特立獨行，大開大闔的領袖氣魄。他在領導南昌暴動一炮打響后，並沒有跳出"城市中心論"的窠臼，像毛那樣深入農村，就地鬧革命，而是率軍勞師遠征，南下廣東，企圖攻佔海口城市，取得蘇聯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結果兵敗潮汕，不得不乘一葉扁舟逃往香港。
　　不過，南昌暴動的慘敗，並沒有使周恩來從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精神、組織才幹，特別是善於求同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黨內得到了一致公認。平心而論，當時共產黨內確實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於獻身的有志青年。但問題是當這些人聚集在-起時，就難免爭強好勝，磕磕碰碰，互不服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氏的克己忍讓，顧全大局，善於同各種人打交道的為人，就格外被人們所看重。這也是他能夠脫穎而出，並長期留在中共的領導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如此，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同為領導暴動失敗而受到懲辦，但毛卻是被撤銷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而周則只是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然後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正式參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在稍後舉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繼續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併兼常委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周大權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這樣，周恩來便成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前後大約有八年的光景。由於他們兩人在中共黨內所處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說，毛腳踏實地，而周則高高在上，因此兩人看問題的角度和出發點大不相同。毛所領導的紅軍由於一直處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因而事事處處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容不得半點馬虎大意，稍有不慎，就會招致重大挫敗乃至全軍覆滅。周恩來則被夾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之間，考慮更多的是如何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決議，至少也是把兩者如何結合起來的問題。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於調和有關，做事總是奉命唯謹，習慣於圍繞著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用他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來說是"黨內奴性"作祟；但更多的應該說是當時形格勢禁的結果--中共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按照組織原則，中共必須絕對聽命于共產國際。因此，中共手裡的自主權少得可憐，只是一個受氣的小媳婦，事事要看共產國際這個婆婆的臉色行事。
　　問題還並非僅此為止。共產國際是根據蘇聯的國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說這樣勢必脫離各國革命的實際，而且又總是根據聯共黨內鬥爭的風向，指令各國共產黨開展各種反傾向鬥爭；也就是說，莫斯科刮什麼風，中共黨內就下什麼雨。因此，毛澤東的種種離經叛道的言行，自然為共產國際所不容而成為黨內反傾向鬥爭的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毛、周之間的角色衝突就變得不可避免，儘管這並非是周恩來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當時中共黨內開展的反傾向鬥爭往往實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術語，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使得事情變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間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積怨便由此而來。
　　在紅軍初創時期，主要有兩件事，一直令毛澤東日後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的。
　　一件是在中共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落選，灰溜溜地離開自己一手創建的紅四軍，時間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間。這對於視槍杆子為命根子的毛來說，無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擊。這種下級黨組織內部的鬥爭，遠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來並沒有直接捲入，按說對此不應該負什麼責任。不過，事情的起因卻與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來信"多少有些干係。
　　還在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紅軍的主張，認為如果集中，不僅目標大，容易被敵人消滅，而且難於保障部隊的給養，"會吃光農村裡的最後一隻母雞"。回國后，周恩來便根據這一意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間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們將主力紅軍分成小股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與持久"外，還提出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說："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后，不應圖於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作為相應措施，隨後周還指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參加紅四軍的領導工作，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兼臨時軍委書記。
　　應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顯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實際的照搬主義。問題還不僅僅於此，更糟糕的是此舉致使紅四軍領導內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爭論。從表面上看，爭論的焦點是圍繞著黨和軍隊的關係等建軍原則問題進行的，但實際上卻是人們對身為黨代表的毛澤東大權獨攬，搞"書記專政"的家長製作風表示不滿。
　　當時還是紅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高明之處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因而人們對他還個人服氣；另一方面卻對他脾氣暴躁，說話刻薄，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頗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帶兵經驗，人緣又好，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擁戴。在這種情況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並懷有個人企圖的劉安恭又渾水摸魚，以中央"二月來信"為尚方寶劍，四處活動，挑動輿論，指責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分兵游擊的決定，散布紅四軍領導中分為兩派：一為擁護中央派，一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紅四軍前委"管得太多"，"權力過大"，逼其交出軍權。這就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紅四軍七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毛澤東落選后，一氣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養病"。後來紅四軍曾幾次三番請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絕，理由是在沒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輕易回去。毛還複信挖苦了接替他擔任前委書記的陳毅一頓，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夠隨便回來，這個路線問題不解決，我就不能回來。
　　這樣，在缺少了毛這個主心骨后，紅四軍軍心渙散，連吃敗仗，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事情後來沒有鬧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是靠周恩來居中調解，化解了這場風波。不然的話，由毛澤東唱主角的中國現代歷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寫了。因為成為"光桿司令"的毛本人縱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演出日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活劇來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先是毛澤東在四月間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當時下級黨組織像這樣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這顯示了毛蔑視權威，敢於抗上的個性。而作為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的周恩來在六月間收到毛的這封輾轉來信后，表現出相當的民主作風，並不認為這是在違忤抗命，相反還覺得毛的申述意見不無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二月來信"中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並且不再堅持讓朱、毛離開部隊，而改為希望紅四軍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員前來中央討論問題。
　　在解決紅四軍領導內部的分歧時，周恩來充分顯示了善於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各打五十大板。儘管他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與朱德的個人關係更熟一些。因為在周看來，這種在大敵當前，"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作法，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為了維護已經形成的毛澤東作為紅四軍政治領導中心的地位，周恩來首先批評了紅四軍七次大會對毛澤東的處置，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也批評了毛澤東落選后撂挑子不幹的作法，指出這是"不應有的消極觀念"。最後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繼續擔任紅四軍的前委書記。
　　主要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中央在九月間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領導內部的這場風波作了結論，並要求前委做到：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領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雨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來信"雖然對毛澤東也作了某些批評，但更多的還是在政治上為毛撐了腰，給了他一個體面下台階的機會，這與其說是周恩來對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說是著眼于大局的考慮。而毛本人也識時務地趁機轉圓，重返軍中。借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之機，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重新站穩了腳跟，由此確立了更加牢固的領導地位。這對毛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因為紅四軍是當時中共軍隊中最精銳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後賴以打下紅色江山的最大本錢。
　　紅四軍七大的這場風波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第一次磕碰，還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並沒有對兩人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而且周在政治上還有恩于毛，幫助毛度過了難關。總之，雙方不打不相識，以和衷共濟告終。
　　寧都會議的緣起
　　寧都會議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歷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毛在會上被批判鬥爭后離開軍隊，由周取而代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導致寧都會議的召開，實由周給後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讓毛澤東始終耿耿於懷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這是兩人之間真正的過節，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一大公案。這次毛被完全剝去軍權，由周恩來取而代之，成為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毛由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兩年多時間，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裡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周由此鑄成大錯，用他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從此深深結怨于毛。後來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種種恩怨糾葛莫不根源於此。
　　對於毛、周之間這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公案，海內外的看法大相徑庭，各執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這是周恩來銜左傾中央之命，搶奪毛澤東的軍權。大陸的則輕描淡寫，盡量為周氏開脫。可惜，這兩種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辭，並非事情的全部。那麼，真相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還是從頭說起吧。
　　周恩來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由地下交通線秘密潛入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他之所以在這時離開上海，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紅軍和根據地在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二是當時處於地下的中共中央由於內外一連串的打擊，在上海越來越難於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來本人剛剛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擊。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糾正中共黨內立三路線的錯誤時過於溫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調和主義"的帽子，處境狼狽。因此他自己也願意儘早脫離中央這塊是非之地，另圖他興。這樣，由毛澤東一手開創的、在當時勢力最大的中央蘇區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腳之地。
　　立三路線是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左傾急性病的一次大發作。當時周恩來正好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在國內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頭腦發熱，過高地估計了國際國內的革命形勢，不顧共產國際的阻攔，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並異想天開地企圖把蘇聯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國革命，與世界帝國主義決戰。
　　李立三的魯莽行動，使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后好不容易才積蓄起來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損失，而且造成了黨內的思想混亂和派別糾紛，從而給了共產國際扶植"忠於國際路線"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機會。本來，由周恩來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線的冒險計劃，只是沒有指出這是路線錯誤，而把它說成是"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共產國際卻抓住這一點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線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
　　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中共在隨後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條宗派全面掌權的這顆苦果。周恩來雖然被留在中央，卻威信掃地，只是一個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員。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話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經過這一場打擊之後，周恩來元氣大傷，雖說還沒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變得和他性格相仿、個人關係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鄉瞿秋白一樣，但黨內鬥爭的殘酷和叵測，特別是李立三因違抗共產國際而遭到的下場，卻在他的內心留下無法抹去的陰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來就是一個組織紀律觀念極強的人，又有著臨事而懼的個性，在他對事情沒有看清並且確有把握之前，寧可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學。
　　周恩來的這一特點，在經歷了立三路線所引發的這場黨內軒然大波以後愈加明顯；如果說在此之前，周還有自己一定的主見，遇事敢於一爭的話，那麼此後他就變得時時引咎自責，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讓王明教條宗派牽著鼻子走。周本人後來在延安整風中反省這一段時，說自己當時的頭腦"失去了主宰"，儘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無基本覺悟，仍充滿著苦悶拚命地干，而且認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對的，比比過去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也各有短長，也就算了"。
　　正是這種處境和心態，決定了周恩來同毛澤東打交道時的基本態度。簡而言之，周是集欽差大臣和留用人員兩種身份於一身的。作為中央派出的欽差人臣，同時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周必須貫徹執行以反對黨內右傾和實行積極進攻策略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路線，在實際工作中打擊一切與此相違背的傾向。作為犯路線錯誤的留用人員，周又因背著政治包袱而自覺腰桿不硬，膽怯心虛，既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黨的信任，但又在原則與實際之間徘徊瞻顧，依違不決，應該說，周本人的這種矛盾心態對後來促成寧都會議的召開，是不無關係的。
　　事實上，周恩來到江西之初，並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廣為流傳的那樣一銜左傾中央之命整肅毛澤東。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手中既有貫徹國際路線的尚方寶劍，而毛的一貫右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產國際遠東局那裡都掛了號的。不過另一方面，周也沒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熱，而是與毛若即若離，敬而遠之。這其中既有政治上不言而喻的原因，也有兩人出身、經歷、個性上的差異。
　　應該說，用"相安無事"來形容毛、周之間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和周恩來善於求問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分不開。平心而論，周並不喜歡毛澤東的山大王式的作風和喜歡抗上、標新立異的個性，因為這實在與周本人的為人，特別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組織紀律觀念格格不入。實際上，還在他剛剛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時，就表現出對毛的這種看法和擔心，甚至提出：對毛的部隊要派人去視察，要堅決的改組。如毛的觀念不好，一定要撤換。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還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期間，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專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軍事訓練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要求各地紅軍仿效。周在進入中央根據地，特別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后，更加深了對毛軍事才幹的認識。
　　當然，周恩來對毛澤東所擅長的游擊戰術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蘇區后，經過一段觀察，認為中央紅軍的戰術水平不高，而且"指揮戰爭顧慮太多，且主意不定，長於巧妙之機動，勇猛果斷之行為不足，尤不喜乘勝直追，殲滅敵人"。此外，本來就一直對軍事工作有濃厚興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躍躍欲試，很想在戰場上一顯身手，但內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團結毛一道工作的同時，也有在作戰指揮中借重毛的所長之意。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出於在政治上對毛澤東不大放心的顧慮，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周才不顧後方眾人的反對，力主由當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的毛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在對毛的看法上，他和後方中央局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樣做並不意味著將軍中大計的最後決定權讓給毛，而是繼續掌握在他本人的手裡。
　　對於這一點，周恩來是十分明確的。他先是與前方諸領導人聯名提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隨後，周又以個人名義直接打電報給中共蘇區中央局，對此作進一步申說：
　　"現在我想是否可改為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如依你們提議仍以周為總政委，這不僅對於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係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作。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許可權于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依上兩次戰役看，紅軍戰術差得很，雖高級指揮員都需幫助。玉階(朱德--作者注)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計，這又與中央局代表或軍事會議主席許可權相同，故此種寶塔式的指揮權，必須改變，我覺得前方決定於實際于原則均無不合。"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這封電報被大陸學術界每每引用，說明周在中央蘇區兩條路線鬥爭中是如何站在毛澤東的一邊。不過總是掐頭去尾，迴避了他在政治上對毛的看法以及由他來督促毛改正錯誤等內容。舍此就無法說明周何以能夠說服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任命毛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也無法對後來的事態發展作出合理的解釋。
　　然而，周恩來此舉很快便弄得自討苦吃，騎虎難下，而且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請神容易送神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陰差陽錯地鑄成了寧都會議的歷史大錯。
　　關於寧都會議的起因，目前大陸學術界一面倒的意見是由於前方與後方在作戰指導方針問題上存在爭論。後方要求前方堅決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主動出擊，尋敵主力作戰，以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共各塊根據地的圍剿。前方則從實際出發，避敵鋒芒，等待尋找戰機，然後再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應該說，這大體上是不錯的。然而問題在於，前方並非鐵板一塊，在最高軍事會議內部對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也存有爭論，各執一見，爭辯不休，弄得作為會議主席的周恩來非常為難，深受前方作戰指揮的組織形式未能真正集權于個人之苦，甚至動了回後方工作的念頭。為此，他在寧都會議召開的前夕，曾單獨打電報給後方的蘇區中央局，述說自己的難處和苦衷，認為"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求在會上予以根本解決。
　　周恩來在電報中這樣說到：前方關於戰略原則和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而且在動搖的原則上變更意見，有時今天以為是的，明天是以為非，工作在不定狀況之下非常難做，前方組織既不是集權于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於個人，而且時常變更其解釋的原則，尤令人無所適從，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
　　他接著寫道：
　　"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則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否則前方工作無法進行得好，尤其是軍事行動上，必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在檢閱時予以批評，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輒離開一定原則談話，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即不擱下，也好像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沒有把握似的，尤其是軍事戰略，更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原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關於這一點，劍英要比伯承為差。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下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後方的群眾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後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此事尚未與前方各同志談，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以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
　　信中所指，周恩來雖未明言，但很顯然說的就是毛澤東，因為活脫脫地勾畫出了那個為人們所熟悉的毛：為人恣肆不羈，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覆多變，談問題往往不著邊際，其中"海闊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語，更是點睛之筆。這與周本人務實縝密、中規中矩的作風形成鮮明的反差，兩人之間的意見不和乃至摩擦實在是難以避免的。用周後來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話說，是"事務主義的作風與布爾什維克毛主席的作風互不相容"。
　　順便一提的是，對於周恩來的這封信，目前大陸學術界不是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就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為周遮掩，但舍此就無法對寧都會議的前因後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解釋，因為它實在是導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撤換的一個由頭。
　　讓我們還是繼續來看事情後來是如何發展的。
　　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本來就不甚放心對國際路線有抵觸情緒的毛澤東指揮軍隊，認為"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證的"。對周恩來力主由毛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見，但苦於找不到撤換毛的理由。周的這封信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做文章的題目，而且他們也剛好抓住了毛違抗中央，不積極執行"進攻路線"的把柄。因為朱德、毛澤東在九月二十六日聯名發布了紅一方面軍關於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而這是與臨時中央關於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行動方針的指示電中關於"以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弱點擊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於是，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前方諸領導人，對九月二十六日訓令提出嚴厲批評，說："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與此同時，他們又單獨向周恩來提出撤換毛澤東的動議，聲言要對一切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進行"無情的打擊"。這裏請特別注意，撤換毛一事早在寧都會議之前就已經在醞釀之中，而非在會議進行之中才驟然提出來的。
　　關於這一點，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事後給中共臨時中央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關於召回澤東同志問題，是因為前方領導和指揮戰爭責任，必須專一"，"過去名義上恩來雖負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實際上並不能起領導專一的作用，顯然非有徹底解決辦法是于戰爭領導極為不利的。會議前我們即將召回澤東的意見告訴恩來，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見。"
　　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行事勤謹慎密有餘，而敢作敢為的大氣不足。這一性格特點，越是到歷史的緊要之處就越發顯露出來。這次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事情本來由前述周氏的信而起，但事到臨頭，他卻又打起退堂鼓來，患得患失，既想在作戰指揮中一顯身手，但又自信不足；既想解決前方指揮作戰不能專責的問題，同時又不想得罪毛澤東，在兩難之中猶豫不決，聽任事態的發展，最後終於弄得事情無法收拾。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以任弼時為首的後方中央局成員以臨時中央關於行動方針的指示電為尚方寶劍，集中火力批評了毛澤東代表的中共蘇區。"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並清算了毛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事情鬧到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的機會，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形式不能專責的問題，即便需要把毛澤東調回後方，也不必展開這樣的黨內鬥爭，如此大動干戈：儘管他在會上試圖緩和批毛的火力，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時替毛作了不少解釋，但無奈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撤換毛已成定局，無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不過，他們也看出並體諒周執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們的說法是"我們鑒於他(指周--作者注)對領導和指揮戰爭尚缺少自信心，最後後方同意他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應該說，後方中央局成員對周這種心理的揣測還是基本上準確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回顧自己這一段的心態時也說："我個人有實驗之心，但又無把握且亦有團結之意，是實情。"
　　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同時也明白周恩來挽留他的用心，因此並不買他這點"團結之意"的賬。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幹，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幫周一把。當然，毛也並沒有把事情完全做絕，還是刻意為自己預留了轉圜的餘地，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在這裡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來的膽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帥才。他的如意算盤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會被重新請回軍中來收拾殘局，就像當年紅四軍九大時一樣。因為在自視甚高的毛看來，紅軍是他一人創建的，離開了他，誰也指揮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舉幾乎鑄成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大錯，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處理軍機大事之外，無人理睬，整整坐了兩年的冷板凳。而妨礙毛重返軍中的最大障礙便是周恩來。
　　寧都會議后，周恩來的日子也不好過，承受著內外夾攻的雙重壓力。在外部，國民黨調集了四十萬大軍，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為骨幹，分左、中、右三路，對江西中央根據地實行分進合擊，大軍壓境。一場兵力懸殊的大戰已經迫在眉睫。偏偏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寧都會議又決定臨陣換將，毛澤東也不願留在前方作幫手。於是周恩來只好硬著頭皮，臨危受命，獨立承擔起前方作戰指揮的重任，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求人不如求己。為此，他和當時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只好用"只有自己干"來互相勉勵。"
　　在內部，寧都會議引發的黨內鬥爭的餘波未已。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對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很不滿意，集體向臨時中央告他的狀，指控他沒有站在堅定的立場，集中火力反對以消極等待為中心的右傾主要危險，"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更厲害的是，蘇區中央局認為周恩來這次又舊病複發，"在鬥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開展了的鬥爭戰線"，指出："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這種批評火力之猛，兼揭老底，僅次於批毛，顯然是要給剛上任的周氏一個下馬威，從而把前方作戰的決定權掌握在後方手裡。
　　周恩來當然明白這一點，在隨後的作戰指揮中十分注意向後方請示報告，軍機大事盡量徵得他們的同意。不過，為了洗刷所謂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指控，他還是站出來為自己辯白。他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表示：
　　"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因此"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在電報中並解釋了之所以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到後方，加以他神經衰弱得做不出什麼事，甚至會走向消極，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開展而更徹底轉變。"當然，周也明確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為"實際上澤東單留主持戰爭，在政治上，在對行動方針的認識上確易發生錯誤，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來的申辯終於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裡討回了公道。臨時中央在複電中表示："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臨時中央作這樣的表態，當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於大局的考慮。本來，寧都會議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臨陣換將，就已經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讓周恩來背著重犯"調和主義"錯誤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戰，那就真無異於不戰自敗了。
　　周恩來雖然在中共臨時中央那裡打贏了這場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戰的境地：第四次反圍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果一旦作戰失利，其嚴重後果，不論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來就是一個臨事而懼，做事一絲不苟的人。這次他在主持戰事中更是兢兢業業，事必躬親，一直坐鎮在前方指揮所中，不分晝夜處理軍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成后，周恩來與朱德臨機應變，採納林彪的建議，改強襲為佯攻，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接連在黃陂和草台岡打了兩個大勝仗，一舉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
　　值得一提的是，與毛澤東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相比，第四次反圍剿打得更加漂亮。因為前三次只是殲滅了國民黨的雜牌軍，而這次則是圍殲了蔣介石的精銳部隊，並創造了以往紅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對此，蔣介行深為懊喪，稱："此次挫敗，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就連原先準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的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這一勝利使周恩來如釋重負，一掃心中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鬱悶之氣，而且也令他在紅軍中的聲名大震，一時間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接受紅星獎章，風頭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澤東則黯然失色，備受冷落。毛此刻內心的不平之氣可想而知。更令毛窩火的是，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不僅使他迅速東山再起的希望成為泡影，而且長期以來在紅軍中所形成的地位面臨著周恩來的挑戰。周不僅已在名義上取代了毛，成為紅一方面軍乃至整個紅軍的總政委，而且憑藉以往在軍中的廣泛人緣脈關係加上新近的大勝，很快就站穩了腳跟，成為紅軍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馴順屈從，凡事總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又使得他成為在黨內掌權的王明教條宗派刻意拉攏的對象。這兩股力量在政治上聯手使毛的復出更加渺茫。
　　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幫襯，吃莫斯科洋麵包的王明教條宗派甚至連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儘管他們氣勢洶洶，自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處處拿"國際路線"壓人，但他們在黨內缺少根基，並不是自己的對手。而周恩來則不然，在黨內頗有人望，在軍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為人圓滑，善於在黨內鬥爭中左右逢源，從來不會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且正是由於周在政治上隨風倒，甘心為"洋房子先生"枱轎子，賣力打天下，那幫人才得以在黨內軍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讓毛澤東不能原諒的是，這時周恩來對他的態度世有了明顯的改變。如果說，周到江西中央根據地之初，對毛還是敬而遠之的話，那麼當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后，對毛派勢力大興問罪之師，以反"羅明路線"，斗"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來肅清毛在黨內軍中的影響時，善於轉向的周就開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劃清界限，保持距離，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后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心報，我即前去"。但是周後來卻一直未于理睬，把毛晾在一邊，而一頭倒向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王明教條宗派一邊，為他們跑腿辦事，支應局面。這一點是毛始終不能寬恕的，同時也是周本人後來自覺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當著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面，以講黨內路線鬥爭為名，再一次曆數他在歷史上反毛的錯誤，其中把寧都會議列為他本人"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承認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對此感到痛心疾首，說他自寧都會議后"未曾向上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周恩來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綱上線，最後歸結為個人思想沒有得到改造，私心雜念作祟的緣故，說自己當時"怕掉烏紗帽，所以有絲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到了寧都會議掌軍權，那就不是怕掉烏紗帽而是搶人烏紗帽的資產階級個人私心膨脹了。"
　　周恩來在作這番報告時，內心的愧疚之情溢於言表。當時，他剛剛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療，但為了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寫出這篇發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閉門反省，把當年的歷史老賬更新翻騰出來，一筆一筆地清算，最後寫得腳都腫了起來，連鞋都穿不進去了。
　　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的這種苛待乃至建國以後種種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總是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不敢出一句惡聲，究其歷史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在寧都會議上欠了毛的賬，內心一直深自愧疚有關。這實在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這也是本書不惜筆墨交待寧都會議來龍去脈的原因所在。
　　反客為主與主動讓賢
　　在遵義會議作出的正式決定中，軍中的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當時只是周的副手，參与軍機，最後決定權仍在周的手裡。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權謀，反客為主，在"虛君"張聞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權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後正式坐上中共軍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說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曾經結怨于毛澤東的話，那麼他在遵義會議前後，對確立毛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則是有大功的，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動退讓的結果，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對此，毛澤東是心中有數的，但為了維護非其莫屬的領袖地位，在表面上卻不想認賬，有意湮沒這一歷史事實，在政治上精心製造了一個所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神話，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以來，中共黨史中的這一段歷史被弄得撲朔迷離，謬誤流傳，前後不能自圓其說。現在該是廓清歷史真相的時候了。
　　遵義會議是中共在長征途中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召開的。長期以來，它被作為毛澤東確立其中共領袖地位的標誌而載入史冊。毛之所以能夠東山再起，是由於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作戰失利。而這一失敗，主要應歸咎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周恩來在軍隊中受排擠，失去指揮權有關。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來還在前方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時，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艱難，也不得小遷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以臨時中央負責人的身份把黨務大權抓到手裡，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由於當時壓倒一切的是軍事作戰問題，而博古本人對此一竅不通，於是他又從上海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作為他的靠山，授予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此後，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團，博古在政治上為李德捧場，李德則在軍事上為博古撐腰，兩人聯手在中央蘇區主宰了一切。應該說，當時最有條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獨攬大權的便是周恩來，如果他敢於站出來一爭的話。周是當時在江西中央根據地中唯一的一個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資歷和個人才幹都遠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前連普通的中央委員都不是，按照黨內資歷，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後生小輩而已。博古當初之所以能夠一躍而成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除了有著共產國際有意扶植王明教條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后，王明和周恩來這兩名常委在上海已經無法存身，不得不離開的緣故。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推薦博古作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獲得共產國際遠東局批准。不過當時有言在先，指明這隻是臨時中央，不僅要上報共產國際批准，而且待日後多數中央委員在一起時，須開會補辦手續。對此，周恩來是當時少數知情人之一。
　　然而，當博古到江西后想當然地接管並獨攬大權時，周恩來卻並沒有當面捅穿這一點，提議召開中央會議進行確認，而是在一旁默不做聲，聽之任之。這固然是和他當時正在前方指揮作戰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前面分析過的那種畏首畏尾的心態在作祟，既怯於自己站出來挑頭干，也不敢得罪有共產國際撐腰的黨內留蘇派。既然博古他們絕口不提這件事，周也就不願意出來唱黑臉，自討沒趣，採取了默認的態度。
　　周恩來的退讓，並沒有使一心抓權的博古善罷甘休，相反更得寸進尺，繼集黨務大權於一身後，博古又一步步地把軍權抓到自己手裡。他先是將隨軍行動的中央軍委移至後方，增補他本人為委員，由後方對前方發號施令，剝奪了前方對軍事行動方針的決定權；進而又根據李德的提議，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乾脆撤銷前方總部，把周調回後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個紅軍的作戰指揮權。以後，周本人雖仍作為中革軍委的副主席參与軍機，但已淪為一個跑腿辦事的角色，凡事都要聽命于李德。
　　在博古、李德當政時期，周恩來之所以沒有被排擠出局，落得和毛澤東一樣的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隱忍和屈從，以及他所具有的組織才幹確為黨內所需的緣故。周氏的這兩個特點，特別是前一個，既是他能夠屢次在黨內鬥爭中涉險過關，成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也是他最為人詬病之處。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是這樣檢討自己的：
　　"這時期(指博古、李德當政時期--作者注)，我的看人標準比以前有個改變，以前多從小節著眼，但還聯繫到品質。這時，以為只要他政治對，小節不拘可也，於是也就不注意品質了。這從王明、博古及以後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們也就利用我的弱點，以政治唬我，以鼓勵我埋頭干麻痹我，在小關節上又讓我，在形式上又拉我，於是我從此一步步陷入了。"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段分析，對他自己弱點的認識還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幡然改過，這一弱點在他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又一再地顯露出來，每次檢討過關之後，依然故我。這與其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毋寧說是周氏在中共異常殘酷的黨內鬥爭中為了自保而有意識地選擇的一種生存之道，而且經過多年的磨練之後，已經完全化為一種下意識的生存本能，兩者水乳交融，很難分清何者為先了。
　　讓我們還是繼續往下看吧。
　　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兩個德國軍事顧問之間的較量。鑒於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這次蔣介石根據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改弦更張，施行"戰略攻勢，戰術守勢"。"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力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邊推進邊修路築碉，一點點地蠶食中央蘇區。相形之下，作為賽克特的對手，同為德國人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卻在戰略上犯了絕大的錯誤。在雙方兵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他擬定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分兵把口，處處設防，寸土必爭，並且生搬硬套歐洲街壘戰的教條，命令紅軍構築要塞式防禦陣地，採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拼消耗。結果紅軍東堵西截，窮於應付，雖苦戰經年，但傷亡慘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後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突圍西征，進行戰略轉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裡的紅二、六軍團會合。
　　然而，這次戰略轉移十分倉促，事先並沒有經過認真的動員和準備，甚至連在政治局內部也沒有討論過，只是在當時中央"三人團"的核心圈內進行了籌劃。"三人團"是在中央蘇區大門廣昌失守后，為了突圍西征而設立的黨內最高權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來組成。按照周氏本人後來在延安整風中的說法，"三人團"的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執行。
　　由於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加以行動的倉促，這次突圍轉移實際上變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隨軍攜帶的罈罈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幣機，致使主力部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動遲緩，無法機動作戰，一路被動挨打，屢失先機，最後在湘江一役遭致慘敗，軍力折損過半，由剛出發的八萬五千人驟減為三萬餘人。
　　湘江慘敗之後，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嚴重動搖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統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亂，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在政治上無法交待，但又一籌莫展，頹唐沮喪，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為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所勸阻。
　　周恩來此時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極大的壓力。他完全清楚黨內軍中的不滿是衝著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團"而來的，而他本人作為"三人團"的成員之一是無論如何難辭其咎的。不過，此刻更令他焦慮的，倒還不是個人的進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敗局，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對此，他心中茫然無底，而且對李德的指揮也徹底失去了信心。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周對李德在作戰指揮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見，也發生過一些爭論，但看在他是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的面子上，往往最後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聽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關幾萬紅軍的生死存亡，無論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麼靠誰來收拾殘局呢?周恩來思來想去，也只有毛澤東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毛的軍事才能確有過人之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黨內軍中的不滿，為在政治上的東山再起而四處活動。這種局面同樣令周憂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為人，而這種搞法勢必造成黨內領導層的分裂，一旦出現這種分裂，對於已經處於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紅軍將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這是周不願意看到的。
　　正是這種"病篤亂投醫"和"相忍為黨"的雙重心態，促使周恩來在遵義會議攤牌前，就已傾向於請毛澤東重新出山，於是開始不動聲色地與博古、李德拉開了距離。其實，這種心情也並非周氏一人獨有，當時在黨內軍中的高級幹部中是有相當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與張國燾徹夜長談時，就表示了同樣的心情，說："不必過於重視遵義會議，當時中央和一方面軍都處境艱危，老毛有許多不同意見，也有正用得著的游擊經驗，因而遵義會議把他捧出來負責，內部的爭論也就平息了"。
　　讓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寧都會議后，毛一直在伺機東山再起，但一時苦於找不到機會，毛在暫時隱忍的同時，一直在暗中活動，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黨內軍中已有的政治影響外，並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攬人心，尋找新的政治盟友。為此，就連他本人以往暴躁的脾氣和喜歡獨斷專行的作風也收斂了許多。長征出發前，毛澤東有意識地同為黨內國際派大將、但已和博古鬧翻的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起隨軍行動，私下商議如何把博古、李德"轟下台"。
　　毛澤東的這種個人企圖，在當時的中央領導圈中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憶錄中就提到了當時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據地打游擊的政治局委員項英曾對此表示憂慮。李德寫道："他(項英--引者注)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克制不過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人、特別是軍隊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可是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上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他還說，毛澤東同他談過，毛並不想人為地製造一場會把中央紅軍的命運推向危險境地的領導危機。"
　　或許毛澤東確實不想為了自己的東山再起而人為地製造黨內危機，不過一旦客觀上出現這種機會時，那就另當別論了。當湘江大敗之後，毛立即向博古為首的中央"三人團"發難，提出"要討論失敗的原因"，並聯合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提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要求開會檢討清算。博古，李德當然拒絕了毛的這種在他們看來是乘人之危的挑戰。
　　大概是覺得此舉"逼宮"的味道太過明顯，正在考慮轉向的周恩來一開始也不願意明確表態支持這種把博古、李德"轟下台"的作法，因為在周看來，儘管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主張確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黨的團結。這一點始終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貫之的想法。對於當時的情況，毛在二十多年後曾在一次黨內高層小範圍的談話中作丁這樣的回顧：
　　"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這一套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每次政治局開會，我只有一票。後來我病了。王稼祥負傷了，我們兩人都在擔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後再作別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動了。他們死抱著斯大林的聖旨。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一個，XX(朱德--作者注)一個，XXX(周恩來--作者注)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後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這裏邊有贊成我的意見的人，也有贊成你們意見的人，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
　　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似乎不大願意在類似這樣黨內高層的談話中提及，特別是建國以後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過，他當時曾在私下裡對妻子賀子珍表示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周恩來的政治態度在當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湘江慘敗之後，博古、李德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的領導已經破產，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團"中具體管事的成員周恩來的手中。毛澤東鑒於蔣介石已經判明紅一方面軍準備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行動意圖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儘快作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如果說在此之前，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求開會清算領導錯誤的主張還在躊躇之中的話，那麼當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時，他就別無選擇了。於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打破僵局，採納了毛的建議而與李德徹底鬧翻，會議並決定進入遵義地區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失利的經驗教訓，解決領導層內部主力的爭論。這一決定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至深且巨。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時是這樣回憶的：
　　"從湘貴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關於周恩來同李德在黎平開會鬧翻一幕，他當時的警衛員范金標後來對此有生動的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指周恩來，下同--作者注)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麼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李德很主觀、很機械，他主張硬打硬拚。"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頃刻之間瓦解了他們的抵抗。而且由於周在黨內軍中的資望，影響帶動了一大批人。這些追隨周氏的人，大都是黨內軍中的實力人物，且在政治上多半採取中立態度。他們既推許毛澤東的軍事才略，但也不喜歡毛喜歡攬權專斷嗜好整人的為人。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領導之後，相形之下，他們更願意讓待人謙和、容易相處的周氏出來主持軍中大計，同時借重發揮毛的軍事才能，就像寧都會議前軍中的領導格局一樣。
　　事實上，當時黨內軍中持有這種想法的人為數不少，在領導層的攤牌，周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像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聶榮臻等都是屬於這一類人。他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周、毛二人在黨內的位置。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檢討並承擔了責任之後，仍然獲得黨內的信任，被確定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作為周的"幫助者"的原因所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總結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隊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博古作了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強調客觀原因，為軍事失敗作了辯護，周恩來則不動聲色地與博古的說法拉開距離，在副報告中則更多地強調了主觀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和錯誤，並從軍事指揮執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檢討，承擔了責任。周的這舉動，與博古、李德劃清了界限，致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最終解體。
　　接下來，多數興會者主張改變領導，撤換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揮權。對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堅決不接受，此外，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內"兩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凱別則表示反對，認為把全部責任推到博古一個人身上不公平。雙方為此頂起牛來。
　　最後，還是周恩來打破了會上的僵局，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的這一手十分老到，既擺出了高姿態，使得博古，李德陷於孤立，想鬧也鬧不起來，促使會議形成了最終的決議。同時，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數人的諒解，在政治上渡過了難關。
　　長期以來，毛、周關係中被弄得最為淆亂不清的便是遵義會議后這一段。遵義會議一直被認為是兩人政治關係和黨內地位逆轉的關節點。在中共官方的黨史中，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一直被作為確立了毛澤東黨領導地位的標誌而大書特書。這一點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特別是當毛在世時更是如此，對歷史真相諱莫如深，形成了人們對中共黨史只知有毛不知有他人的偏頗。
　　毛澤東死後，隨著歷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來，這一定論發生了疑問。中共官方說法不得下退而求其次，改為遵義會議"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我黨的領導地位"，理由是遵義會議恢復了毛對紅軍的指揮，而軍事指揮權在當時是最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這個說法也大有疑問，因為缺少正式組織決定上的依據。關於遵義會議所作出的決定，現存最權威的歷史文獻是陳雲手寫的《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其中寫道：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張聞天--作者注)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由此可見，毛澤東雖然通過遵義會議布政治上打了個翻身仗，但所獲得的勝利遠沒有像後來所宣傳的那樣輝煌，更談不上"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當時黨內負總責的仍是博古(稍後改為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与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的分工，參与處理軍機大事，但還是作為周的副手。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
　　"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應該說，中共在遵義會議后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与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接下來發生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毛、周關係中的緊要之處，那就是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手段，以什麼方式正式取代了周恩來在軍中的地位，名副其實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這在中共官方的黨史中一直是個避而不談的話題，這一變動過程，充分顯露了毛、周各自的為人，長處和短處，以及由此演成的必然結局。
　　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被推舉出來主持軍中大計，但畢竟是個"敗軍之將"，是黨內各種力量妥協的結果，並未真正獲得全權信任，實際上的處境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相似。本來作為一個指揮全軍的統帥，需要獨斷決行的權力和意志，行事舉重若輕，敢於放手一搏。然而，周本人既不具備這種權力，為人氣質也不屬於這種類型。周氏本來就是一個做事多畏多慮，臨事而懼的人。在個人接連在黨內鬥爭中栽跟頭，並且導致紅軍蒙受重大挫敗之後，原有的心氣更是大打折扣，遇事未爭先自餒。再加上紅軍正處於危境之中，任何一個決策錯誤都有可能導致全軍覆滅，因此，周此時臨事而懼的心態比以往更甚。
　　平心而論，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一個全軍統帥來說也是勉為其難的，非但于軍事上的指揮作戰不利，而且個人的精神壓力也太大。從周恩來其後的應對之道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對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現為在遵義會議後有意退讓，而讓毛澤東在實際指揮中唱主角。
　　周恩來的這種作法，正中毛澤東的下懷，給了他施展權謀，反客為主的機會。就為人而論，毛與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毛本來就是一個自視甚高，雄心勃勃的人，做事喜歡獨斷專行，敢於迎接挑戰。這正和擔當全軍統帥所需要的氣質相合。而且此刻毛又正處在政治上翻身後揚眉吐氣的亢奮之中，正想大展身手，一掃幾年來積在心中的鬱悶之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裡。"同時，客觀上也有此需要。毛澤東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過打勝仗來為自己立威。此外，對毛來說天賜良機的是，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通訊聯絡已經中斷。這樣天高皇帝遠，更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後來的事實講明，毛澤東無論是政治謀略還是軍事才具都高人一籌，令中共黨內所有的對手甘拜下風。首先在軍事上，為了跳出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戲--"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制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毛的指揮才能由此為黨內所折服。毛本人也頗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其次，在戎馬倥傯之中，毛澤東不動聲色地在政治上也大有斬獲，巧妙地採用改變中央常委內部分工的方式，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解決的組織問題，迫使博古交出黨內負總責的權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張聞天取而代之。這一招頗為老謀深算，有一石數鳥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捲土重來的路，同時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國際派背景的張聞天，拿他當擋箭牌來堵住共產國際的嘴，使毛本人在實際上主導黨內最高核心的決策而又不枉擔虛名。這樣一來，毛在遵義會議后的黨內地位大為鞏固，有了組織上的保證，朝著中共最高領袖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不過，毛澤東並非是個常勝將軍，其通向中共最高領袖之路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他在遵義會議后指揮的第一仗--上城戰役就沒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是一個敗仗"。這一挫敗雖然沒有對毛在黨內軍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損害，但還是多少影響了他的威信。正因為如此，在稍後討論攻打打鼓新場時，當毛澤東又一次力排眾議反對攻打，甚至以辭職相要挾時，結果竟然弄假成真，與會者通過表決撤銷了毛的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而這一職務是毛在遵義會議后所獲得的軍事指揮上的實權職務。這樣一來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最後還是周恩來居中轉圜，才幫助毛解脫了困境。對此，周後來是這樣回憶的：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周恩來在說這番話時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威望雖然已經大為跌落，其權勢卻還是如日中天。因而他有意迴避了毛當時以辭職叫要挾，結果弄假成真，騎虎難下的窘境。不過，我們仍可以從小看出兩點：其一，周恩來當時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在當時有關軍事行動方針的決策中，周是最終拍板的。其二，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還是很脆弱，個人的權威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仍然有可能被人轟下台，如果黨內有人蓄意找碴作對的話。
　　實際上，毛澤東本人心裏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就不會對林彪在隨後召開的會理會議上提出由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一事一直耿耿於懷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後斗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還舊事重提，因為他懷疑是彭在背後搞鬼，趁自己接連在指揮土城、魯班兩戰失利之機，鼓動林彪寫信，企圖取而代之，就像他在湘江大敗后乘機發難，取代"三人團"一樣。因此，這時還遠談不上毛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這場風波，對毛澤東來說是一次不小的挫敗。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重演，毛隨即以作戰指揮需要獨斷專行為名，向已經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全權指揮今後的軍事作戰。這一提議隨即獲得通過。
　　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出版的各種著作多把軍事三人小組說成是以毛澤東為首，並據此推斷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來的地位，成為中共黨內主管軍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因此似乎為毛找到了確立其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組織決定上的依據。然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儘管所依據的都是些重要當事人的說法，諸如張聞天、王稼祥乃至周本人的回憶，但由於他們部是在延安整風以後，毛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定於一尊的情況下回述的，有的還是在文革造神運動巔峰時講的，因而不免摻雜政治因素，帶有溢美拔高之處。
　　事實上，當時在軍事二人小組中挂帥的仍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這一點就連毛本人也不諱書。他在文革期間談起這段歷史時，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即三人小組--作者注)，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這恰好印證了直到這時，周氏仍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這一點當時至少在表面上並沒有發生變化。因為周在遵義會議后的作戰指揮上並無大錯，即使有錯的話，責任也更多的在負責直接指揮作戰的毛，因而沒有理由改變周的這種地位。
　　再者，周恩來剛剛憑藉他的領導地位幫助毛澤東渡過難關，化解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又怎麼可能設想突然在沒有任何變故的情況下，不明不白地被人取而代之呢?實際上，周在中共黨內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一直到其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依然沒有發生變化。這一點，從二月間在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周恩來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主題報告和會議的結論就可以得到證明。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在黨內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漸被毛澤東所取代。這種變化隨著紅軍逐步擺脫危境而日益明顯。毛本來就是一個喜歡獨斷專行、不甘久居於人下的人，在形勢有了轉機后，更是覺得主持軍中大計非他莫屬。於是，毛便施展權謀，在其政治盟友張聞天的配合下，反客為主，一步步把發號施令的大權抓到自己手裡。毛澤東這種咄咄逼人的作法，自然不免讓周恩來感到難堪，但善於隱忍退讓的周氏似乎並不計較這一點，和在李德時代一樣，安於擔負起作戰指揮中的具體工作，而將決斷讓毛來做。周的這種作法，與其說是無可奈何的拱手讓權，不如說是相忍為黨的主動讓賢。
　　那麼，毛澤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取代周恩來，正式坐上中共軍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說起來並不光彩，頗有點乘人之危的味道。這要從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旋即發生的分裂談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的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兩軍劫后相逢，本應同心協力，共渡艱難。然而在短暫的歡聚之後，雙方便因歧見而徹底鬧翻，分道揚鑣。表面上的原因是對行動方針的"北上"與"南下"之爭，實際上卻是黨內兩個山頭之間的權爭，雙方互不相讓的結果。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個人領袖慾極強的人。張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又兵強馬壯，實力遠在中央紅軍的疲憊之師之上，於是便以此作為資本伸手抓權，提出解決"組織問題"，策動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軍委主席。
　　毛澤東深知張國燾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來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大權住握的毛又豈能將剛剛到手的權力拱手讓人，忍受張某騎在頭上發號施令?紅一方面軍雖然在實力上不及紅四方面軍，但因當時多數中共政治局委員們隨軍行動，佔有天時人和之利。於是，毛便以正統自居，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張施計鬥法。關於這一過程，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回憶文章中，把毛澤東的工於心計和周恩來的相忍為黨以及張聞天的"虛君"地位表現得淋徹盡致：
　　"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志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覆商量，說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位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下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下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就這樣，張國燾取代了周恩來在軍中的地位，成為紅軍的總政委和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而周則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沒有熟悉情況前，暫留軍委幫助工作。在與張國燾的鬥法中，更能顯出毛澤東心計的是，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人緣很好，又擅長和各種人打交道，為了避免周被張拉過去，形成張、周兩人聯手的局面，毛又預作防範，隨後任命周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應該指出的是，老於權謀的毛澤東在這裏施展的是借花獻佛的一箭雙鵰之計：既用畫餅充饑的方式(紅軍總政委一職早已變得有名無實)，暫時吊住了張國燾攫取軍權的胃口；又不動聲色地搬掉了周恩來這塊仍在名義上妨礙他發號施令的絆腳石，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軍中實際上的領導地位。
　　然而，毛澤東不以此為滿足，岡斥訃十那麼名正言順。為此，毛在與張國燾鬥法的同時，仍在尋找機會改變遵義會議確定下來的周作為黨內在軍事上最高決策者的地位，以便從根本上確立他本人對軍隊名符其實的領導地位。
　　恰好就在這時，周恩來病倒了，得的是肝膿瘍，病情來勢兇猛，連日高燒不退，不能進食，當時急需排膿，但在行軍途中又沒有條件開刀，醫生只好用冰塊敷在肝區上降溫，其餘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為周病得很重，生死難料，不得不把鄧穎超從休養連接來照料。五十年後，鄧對當時自己的丈夫死裡逃生的情景回憶說，當時周恩來睡在木板上一直昏迷不醒，她在照看叫的同時，從他脫下來的紅色羊毛背心中擠虱子，結果找到一百七十多個，擠虱子的血把兩個指甲都染紅了，最後靠著用冰塊局部冷凍的辦法，周恩來才逐漸清醒過來，不時地呻吟著，並說肚子痛，在鄧和醫生的幫助下，終於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來，他的燒才慢慢退了下來。
　　周恩來病倒而暫時不能理事。正好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可趁之機來改變遵義會議上作出的決定，使他在軍中的領導地位名正言順。在周因病無法出席會議的情況下，他和張聞天以"調整常委分工"的名義，聯手合演了一出對周氏的"缺席撤換"。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作出決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從此，毛澤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共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其在黨內實際上的領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組織決定上的依據。這時距遵義會議已經過了半年。應該說，毛澤東和張聞天聯手演的這齣戲，排周的意味過於明顯。因為按照一般常理，即使因病一時無法工作，也不必要馬上就進行組織上的調整，完全可以採取由他人暫時代理的方式。很顯然，這種組織調整在表面文章的背後，帶有弄權施計，乘人之危的味道。目前沒有史料說明當時周恩來本人對這一變動的內心真實想法，不過可以大致推想的是，儘管這種搞法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下不來台，但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的情況下，本來就有意推毛在作戰指揮中唱主角的周氏正好順水推舟，既是為大局考慮，他本人也無意枉擔虛名，因此大約不會說什麼，便接受了這種擺布。
　　然而，毛澤東還不想善罷甘休，儘管他已經正式坐上了軍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卻仍對周恩來感到不甚放心，因為取代周的方式畢竟不那麼光彩而令毛時時感到心虛。再加上周是中共軍隊的創始人，並且仍然擔任著中央軍委的副主席，在軍中的影響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擔心周目前的讓權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暫時隱忍，一旦時機有利，他將會捲土重來。因此，毛決定趁熱打鐵，借與張國燾鬥爭之機，進一步削減周的權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擺脫紅四方面軍后，隨後在途中俄界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在會上報告同張國燾爭論的經過和今後的行動方針。會議決定將紅一、三軍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自任政委。同時決定以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為"五人團"，負責處理軍中大事。這樣一來，周恩來不僅在無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讓出紅軍總政委后擔任的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而且在"五人團"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實際軍職的人，因而在軍中的地位大為跌落，變得可有可無。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紅軍到達陝北后，周恩來甚至幾乎被排擠出軍隊。由被毛澤東稱為"明君"實則"虛君"的張聞天出面，藉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朱德滯留四方面軍，需要在組織上作出調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議：軍事工作方面成立軍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為負責黨的組織局工作。
　　由於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過明顯，連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覺得看不過去，主動站出來替周恩來打抱不平，在會上頂了張聞天，提出周有多年從事軍事工作的經驗，還是留在軍中為好。毛一見張的方案碰了釘子，又轉而出來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讓說，軍事工作仍由周負責，自己當副手。
　　對毛澤東這種表裡文章，周恩來當然心知其意，無非是不想讓自己染指軍隊，而讓他一人獨攬軍中大權。周雖柯意推讓毛主持軍事，但也不想就這樣被排擠出局，改做黨的工作，更不想與毛一爭：豐畫享畫芸：之萼轟皇蓋子琵i岩誓言：弓?日·高下，於是順水推舟，表態說：個人願意做軍事工作，但領導不必更換，由毛任主席。就這樣，毛出任了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原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一人把黨內外軍事工作的最高職務獨挑起來，而周則繼續留任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從此以後，這種領導格局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中共打下江山後的建國初期，毛澤東後來之所以容忍周恩來一直留在軍中，除了因為毛懂得在權力鬥爭中適可而止的道理，更主要的還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周的輔佐。原因在於毛縱有雄才大略，也無法一人唱獨腳戲，況且他缺乏組織上的才幹，遇事大而化之而不願做具體瑣碎的工作；而這恰恰是周氏的所長，正是毛需要依賴他的地方。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份量、組織才幹以及凡事隱忍的態度，毛澤東後來改變了企圖將他完全排擠出軍隊的念頭，轉而採取了又打又拉的兩手策略：既把周視為可能向他在軍中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對手而始終存有戒心，不斷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業所必須爭取乃至倚重的對象。終其一生，毛對周始終沒釘擺脫這種矛盾心態的糾葛。這是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來把握毛本人交甽可處理毛、周關係的一把鑰匙。
　　抗戰初期的毛、周分歧
　　抗戰爆發后，中共黨內對出兵問題存在兩種意見：一種願與國民黨捐棄前賺，共赴國難，通過打幾個勝仗來鼓舞民心士氣。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多數人都持有這種想法。毛澤東卻遲遲按兵不動，刻意保存實力，以便日後與蔣介石爭天下。毛的主張雖說對中共日後的發展更加老謀深算，無奈曲高和寡，一時不為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因而在與王明的爭鬥中一度處於下風。
　　到達陝北以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政治領導中心地位的日益鞏固，周恩來對毛的態度開始從主動退讓、委曲求全轉為降心相從，甘願充當毛的副手。既然毛不願意他人染指軍隊，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後方，做軍需保障和東北軍的工作，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並且迅速打開局面，與執行剿共任務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秘密達成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協議，在西北形成了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三位一體暗中聯合的局面。這不但為長途跋涉、師老兵疲的紅軍贏得了一個極為寶貴的喘息機會，而且更為日後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使中共從根本上擺脫了困局，成為這一事變中最大的獲益者。對中共日後的發展來說，周氏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在開始接受毛澤東領導的同時，對他還是有所保留的，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心悅誠服，至多只是"半條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風中檢討自己的說法，是由於他"當時對毛的領導還沒有信心"。應該說，這隻是其一。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產國際的權威仍在毛澤東之上的緣故。
　　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后，雖說共產國際的威信已經大打折扣，但是中共畢竟在組織上仍隸屬於共產國際。而且共產國際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和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示等，儘管是出於維護蘇聯國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確實從方針策略的轉變上幫助中共擺脫了困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又恢復了共產國際以往的權威。共產國際這時並沒有明確承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復先斬後奏所確立起來的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而毛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又顯露出越來越明顯的獨立自主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便被夾在以斯大林為後台的共產國際和正在中共黨內崛起的毛澤東之間而不得不作出某種選擇。這對於行事總是恪守組織原則，而且又經歷了六屆三中全會後那場由共產國際一手操控的黨內鬥爭之後仍然心有餘悸的周氏來說，還是小心一點為好，不願在政治上跟毛太緊，以免遭受池魚之殃。所以，在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恢復以後，當毛的主張與莫斯科的意圖相左時，他往往附和共產國際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情況使得一度緩和過來的毛、周關係在抗戰初期又再度出現了問題。
　　事情還要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王明回國說起。王明是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的，目的是貫徹蘇聯的戰略意圖，要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服從並維護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國能夠拖住日本，以避免蘇聯同時在西線和東線險于兩面作戰的境地。斯大林當時認為中共的力量還過於孱弱，中國抗戰的成敗主要取決於國民黨，為此在王明回國前專門召見了他，在談話中特彆強調要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鑒於毛澤東在抗戰中從中共的自身利益出發，主張在統一戰線中應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避免與日軍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發展和壯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擔心毛這種趁機坐大的作法會惹怒蔣介石，造成統一戰線的破裂，從而使日本能夠在中國騰出手來轉而對付蘇聯。為此，派王明作為"欽差大臣"回來糾正這種偏差。用當時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話說是"需要很了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國後果然不負莫斯科的厚望，不遺餘力地貫徹共產國際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批評中共在抗戰爆發後過分強調獨立自主，說這樣只會"嚇走同盟者"，稱"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王明的主張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獲得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多數人的贊同。周在發言中聯繫他在山西抗戰中的感受，也跟著批評了中央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主張應公開指出和糾正自己的錯誤，使國民黨更信任和佩服中共。
　　周恩來在十二月會議上這樣附和王明，批評了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的主張，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同時也委婉表達了對毛在國難當頭之際，過於考慮中共的黨派利益而處處保存實力作法的不同意見。因為在周看來，共產黨人既然標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鋒，就應該表裡如一，不懼怕承擔犧牲，為友黨友軍做出表率，通過打幾個勝仗來鼓舞士氣和振奮民心。所以從抗戰一開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採取的按兵不動的作法，曾在八月間的洛川會議上針對毛所提出的名為開展"山地游擊戰"，實則盡量避戰的紅軍作戰原則，婉轉地表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隨後親赴山西前線推動抗戰，參与策劃了平型關戰役，取得了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態度當時在中共領導層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敵當前，願與國民黨捐棄前嫌，真誠合作，共赴國難。像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博古、項英等人都持有這種想法，批評中共軍隊出動太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主張雖對中共日後的發展壯大來說，更加老謀深算，但無奈曲高和寡，一時並不為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與王明的爭鬥中陷於孤立，暫時處於下風。
　　中國有句俗諺：一山難容二虎。對於中共這種集權體制的政黨來說，正是如此，可以說，毛澤東與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爭論並不僅僅是政見之爭，同時也是一場爭奪中共最高領導權的較量。雙方對此都心照不宣。儘管毛在歡迎詞中把王明的回國稱作"喜從天降"，實際上卻是憂上心頭，擔心自己剛剛確立起來的領袖地位會被王明奪去。王明則自恃是莫斯科派來的"欽差大臣"，又是共產國際的領導成員，對中共的領袖地位志在必得。不過，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還不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勢，而是他的主張竟然在黨內大有市場，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著他跑。這是最令毛憂慮之處。在毛澤東看來，只會夸夸其談的王明手上雖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寶劍，處處以"欽差大臣"自居，實際上在黨內缺乏根基和磨練，只是像山間的竹筍那樣"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因而不足為慮。不過，一旦周恩來這批人人股，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雖無意在黨內爭雄，但卻是一個可以影響黨內力量對比的人物，在政治上舉足輕重。可以說，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會在黨內佔上風。這次就讓毛澤東再次品嘗了陷入孤立的苦頭，深感"中央已名存實亡"。為此，他曾向李維漢慨嘆道："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然而，毛澤東絕非等閑之輩。他深諳權謀，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對於明咄咄逼人的攻勢，毛採取以退為進的旋略，讓王明起草十二月會議的決議，以化解斯大林的疑慮。自己則暫時退居一旁，而把虛驕自負的王明放在爐火上烤。這一點，從目前保留下來的這一時期中共領導層的集體合影中就可看出：毛總是不露聲色地站在最邊上，而讓王明坐在正中。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著手拆散王明與周恩來的聯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將周氏派駐武漢，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並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而準備將王明留在延安。但當喜歡出風頭，不願困守在延安窮山溝里的王明提出蔣介石要他"在漢相助"后，毛又順水推舟，趁機調虎離山，同意他留駐武漢，讓他那一套"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國民黨那裡碰釘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結果造成了毛澤東坐鎮中共的大本營延安，以中央號令地方的局面。與此同時，毛又故伎重施，分化黨內國際派，在繼續拉攏張聞天、王稼祥的同時，又挖王明的牆腳，將一同回國的康生爭取過來，還做了老國際派任弼時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轉了在黨內孤立的局面。
　　在毛澤東和王明的爭雄之中，使攻守局面從根本上逆轉的還是共產國際的態度。共產國際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轉變之後，出於維護中共內部團結的考慮，並不鼓勵王明繼續在黨內與毛爭奪領導權，以免兩敗俱傷，削弱抗日營壘的力量。對王明更加不利的是，這時他在共產國際中的靠山，當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米夫在聯共黨內鬥爭中遭到整肅，而現任主管中共事務的季米特洛夫則對他印象不佳。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季氏專門托王稼祥傳話，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這對一心想當中共領袖的王明來說，不啻足當頭一瓢冷水，失望之餘，不得不開始收斂。
　　武漢失守后，國內外時局出現的變化，更是讓毛澤東在這場爭鬥中佔了上風。一九三八年十月，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武漢失守，標誌著國共兩黨在抗戰初期短暫合作蜜月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兩黨之間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裝衝突，最終爆發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中共領導的新四軍在奉命轉移途中被國民黨軍隊圍殲。這一嚴重的挫敗，不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軍政委項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調在中共黨內破產。
　　與此同時，毛澤東所強調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主張則逐漸被黨內多數人所接受。對毛來說，更天助人意的是國際形勢的劇變。一九四一年六月，納粹德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戰爭初期，德軍長驅直入，蘇軍則節節敗退，大半國土淪陷，局勢岌岌可危。蘇聯本身自顧不暇，再也沒有精力像過去一樣插手各國共產黨的事務了。共產國際隨後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對手王明的後台老板無疾而終，這令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在與他爭奪中共黨內最高領導權的較量中不必再投鼠忌器了。於是，毛開始用心思盤算在黨內徹底鬥倒王明的問題。
　　在延安整風中
　　毛澤東在黨內清算鬥爭王明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恩來。周被指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鬥爭，經歷了一段投身革命以來最難捱的日子。周本人從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的領導，併為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獲得共產國際的肯定，卻並沒有高枕無憂，他知道這種勝利並不鞏固，王明也沒有真正認輸，仍在伺機捲土重來。另一件讓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來赴蘇治療臂傷回來后，轉達了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時，國際領導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團成員曼努伊爾斯基稱讚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這樣的話。毛聽后大為惱火，乃至一時失態，說出"什麼理論家，不過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這樣的話來。
　　毛澤東之所以對這樣區區一句話如此在意，乃是觸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徹底鬥倒黨內教條宗派的話，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是不鞏固的。由此萌生了發動反對以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的整風運動的想法。
　　毛澤東是個深諳政治權謀的老手，他並非不想一鼓作氣解決王明的問題，但顧忌王明背後有蘇聯人撐腰而暫時隱忍下來。再加上毛這時已經在形勢估計和統戰策略等不少問題上與莫斯科歧見日深，鬧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澆油，與遠方(共產國際)搞僵關係，因為對於中共來說，維持與莫斯科的關係畢竟是大局。不過，毛並沒有放棄這個念頭，而是伺機而動，採取迂迴戰術，先掃清外圍。
　　在這種情況下，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共理論家的張聞天遂成了首先開刀的對象，儘管他在遵義會議后一直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盟友。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大概是張聞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措辭尖銳，情緒激動，矛頭直指主管宣傳理論工作的張聞天，發出了整風學習的動員令。
　　隨後爆發的蘇德戰爭更是天賜良機。看到蘇聯已經無暇他顧后，毛澤東趁勢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為名，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旨在徹底清算鬥倒王明，不僅要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確立他本人在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其實，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想這樣做，曾經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一舉解決王明的問題。但是，當時共產國際不同意這樣做，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解決抗戰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應花很多的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強調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要特別慎重"。為此，毛才不得不把這個念頭暫時擱置下來。現在，毛已經可以不必再過多顧忌莫斯科的態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按照毛澤東所定的調子，把黨在十年內戰後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來檢討和清算。深諳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張聞天的思想，在他們承認並檢討了在江西主政時期所把的錯誤后，很快就解脫了他們，而將王明孤立組來。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識時務，不僅拒不認錯，申辯他本人當時已在蘇聯，因此不能對中央蘇區的失敗負責，反而指責批評別人。王明這種四面樹敵的做法正中毛下懷，在黨內領導層中被完全孤立起來，成為眾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會後，自知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的王明以攻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責問中共的來電，反過來指責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是自我孤立，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人資產階級，建議目前仍以國民黨為主，中共輔之，設法同蔣介石妥協，並表示決心要和毛澤東爭論到底，不惜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隨後，王明便稱病躺倒，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王明的對抗反撲，更讓毛澤東決心在政治上把他斗垮搞臭，隨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挂帥的清算過去曝史委員會。毛並親自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指出這一時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形成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其後，毛澤東又挑選出當年臨時中央時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痛加批判，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來在內批得狗血噴頭。文中認定王明是這條左傾路線的始作俑者，而且還給他戴上了"小資產階級野心家"的帽子。"這便是所謂"九篇文章"的由來。後來在文革中，毛又對此一再修改，準備作為批周的"石頭"拋出來。不過，這已經是后話了。
　　接著，毛澤東又趁熱打鐵，在全黨範圍內進行整風學習，肅清王明教條主義的流毒，把全黨統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與此同時，又在組織上動手術。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把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毛正式被任命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並被授予"有最後決定之權"。雖然這在當時還是就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但新的中央書記處已經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核心，並且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書記處排名第二的劉少奇由毛澤東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堅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員任弼時當年雖曾在寧都會議上力主撤換毛，但早已改弦更張，並且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立了大功，幫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對他的印象，目前對毛也是鼎力相助。這樣，通過這次改組，毛終於如願以償，在黨內確立了他本人絕對權威的地位，成為中共神壇上一尊新的偶像。這對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完成思想統一和組織調整以後，毛澤東又回過頭來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展開了徹底清算王明錯誤的批判鬥爭。時間是選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以後。這樣在清算王明時，就不必再擔心投鼠忌器了。關於王明的錯誤性質，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理論的創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執行者與發揮者，並老賬新賬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上的主張上綱到"右傾投降主義"，指其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應聲蟲"。接下來，王明作為前後兩次錯誤路線的罪魁禍首，被毛"請君入甕"，在持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陷入了鼓破眾人捶的境地，最後只好認錯投降。
　　在整肅王明的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過周恩來。這既是報當年寧都會議的一箭之仇，也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與毛對當時黨內形勢的判斷有關。延安整風期間，毛把黨內各種力量分為三派：一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二是以周氏為首的經驗宗派，成員大都像朱德、彭德懷、陳谷等這樣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過不同意見，以及一批在黨內軍中和周有較深淵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為首的正確路線派，即所謂毛派，其中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高崗、林彪、鄧小平等。
　　由於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大都是黨內軍中獨當一面的各路諸侯，在政治上的影響很大，往往能左右黨內的形勢，這是毛澤東在作任何決定時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實際上，正是由於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後是和王明聯手，才使得毛在黨內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頭。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僅僅斗垮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趁機整服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的話，那麼他本人在黨內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還不能說最終確立起來。這是毛在發動延安整風時決心加以解決的。為此，毛對周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為了使他能更馴服地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態度能夠轉變過來，就能帶動影響黨內一大批人。
　　共產國際解散后，毛澤東連電催促一直常駐重慶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火速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幹的整風運動。當時時局正處在變動之中，國民黨內的強硬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製造輿論，要求中共自行解散，並調集軍隊侵擾陝甘寧邊區，企圖以政治攻勢和軍事進攻兩手壓中共作出讓步。周因忙於臨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車壞，途中又遵毛囑在西安同國民黨將領胡宗鬧交涉其軍隊侵擾邊區一事，所以耽擱了一些時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原來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況后，發現國民黨軍隊進攻邊區的部署並未進入行動階段，因此認為中央考慮有所戒備是必要的，但延安為此召開萬人群眾大會並且通電全國一事則"刺激太甚"，所以致電延安，建議通電在重慶、西安暫緩印發。對此，毛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周這樣做完全是顧慮個人的安全而不敢對國民黨方面示強，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
　　這對於一直身處在國民黨的籠潭虎穴，為中共盡心竭力辦外交的周恩來來說，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著實給了已經闊別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記當頭棒喝，讓他領教了已經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勢。對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裡，不敢忘記。許多年後，他奉毛澤東之命檢討自己在歷史下所犯的錯誤時，又再次提及此事，說："到王明投降時期，我的弱點暴露最多。一直到考慮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
　　周恩來確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當他一回到延安，發現政治形勢已經大變，擁戴毛澤東已經成為黨內的大勢所趨，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時，正準備對他開刀的時候，周立則採取主動行動，對毛表示信服和擁戴。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對於周恩來這樣的表態，毛澤東自然感到高興，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頓，經過清算鬥爭后，徹底把他整服，今後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懲前毖後"。因此毛沒有立刻對周高抬貴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針，在黨內高層的整風I戶，把周作為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為"教條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連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高幹整風的目的定了調子，說：從四中全會後，黨內行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主義的宗派，一個是經驗主義的宗派，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要發展自覺性，也要適當地將軍，內力外力合作，才會有成效。當然，毛並沒有忘記把經驗宗派同教條宗派加以區別，說："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他們常常被教條宗派利用'共產國際'、'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誘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幹整風期間，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一段難捱的日子。他被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在黨內領導層中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歷時之久，火藥味之濃，都是他在以往的黨內鬥爭中從未經歷過的。其中不少用語，諸如"篡黨"、"篡軍"、"幫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後文革中所使用的語言如出一轍，甚至被威脅開除出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內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因為要說歷史，不能不牽涉到犧牲的同志，他們已為黨犧牲，表現了他們高貴的布爾什維克品質，而我連續犯了罪過，這在我涉及他們時，心裏不能不難過。"
　　經過三個月的整風學習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學習組接受批判幫助，周恩來寫下了近三萬字的學習筆記和檢討提綱，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的發言。這是在黨內高幹整風中檢討時間最長的一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給自己上綱上線，戴帽子，潑污水，系統清算了自己在歷史上所犯過的錯誤，其中重點是中央蘇區時期和抗戰初期這兩段。他承認自己"有經驗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國際並與教條宗派有思想上、氣味上相投之處，所以不論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擔了極大的罪過，成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統治的幫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物，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阻礙"。
　　關於在中央蘇區時所犯的錯誤，周恩來是這樣給自己上綱的：為教條宗派肅清道路，造成不可饒恕的罪過，中心關鍵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
　　關於在抗戰初期所犯的錯誤，周恩來在檢討中表示："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闢天下。"
　　周恩來還對他之所以屢犯錯誤的社會家庭原因和個人品質進行了自我解剖。他在發言提綱中這樣寫道："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倀瑣衝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周恩來進一步解釋道："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處，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后，乃至西安最後·一電)。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代)。"
　　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在當時黨內過火鬥爭的氣氛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不過，他仍然對自己作了某種辯護。他這樣說道：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在二十多年黨的生活中，黨的基本立場(即是說為黨好)並未失去，而且也有許多鍛煉，若干改正，如頑強性也漸漸生長，同時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因此搖擺不定並未發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發展到陰謀詭計；愛面子注意表面也未發展到說謊話做口(原稿字跡辨認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動還沒發展到不顧一切地蠻幹，破壞紀律沒走到分裂和小組織行動；黨外遷就還沒有失去最後界限，黨內畏首畏尾乜還沒有發展到完全沒有原則。因之，我的品質上基本特點是調和性與缺乏原則性。
　　這場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對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和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展開的清算鬥爭，後來終於在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干預下而不得不收場了。這和延安整風運動出現了嚴重的肅反擴大化有關。
　　還在周恩來返回延安之前，根據毛澤東"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干是組織上的清黨"的部署，延安整風運動轉入了肅清內奸、審查幹部的階段。這項工作由毛親自挂帥的中央總黨委負責領導，當時擔任總黨委副王任，同時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具體主持其事。
　　康生曾經追隨王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里長期共事，關係本來很密切，但後來對王明反戈一擊，並且力排眾議，一手撮合了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澤東想在政治上徹底斗垮王明，於是有意誇大敵情，加罪于王明，甚至把周恩來也捎帶上。他公開散布說，延安存在一個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專門散布對蔣介石的幻想來破壞黨，王明、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等都是其中的成員，這些人對新四軍的失敗和國民黨特務大批滲入到延安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接下來，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風審干大權，在延安各機關單位、學校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區，僅僅在幾天內就揪出所謂"特務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被誣指為"紅旗黨"(即打著紅旗的假共產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就連毛澤東後來十分信任的何塵施，當時僅因在中央統戰部作為王明的副手，同時有過留蘇的經歷，也被關押批鬥，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時間，整個延安地區"特務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毛澤東，對這種狀況表示憂慮，並提出忠告，說："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它過去的領導人誰也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出於個人友誼，我不得不對您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讓我擔憂""季氏接著表示："我認為，現在進行的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他們是由於執行共產國際提倡的民族戰線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們因此而把黨引向分裂，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不應該被開除出黨，而應該保留他們，併為了黨的事業充分地使用他們。"
　　在對毛澤東婉言規勸的同時，季米特洛夫對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肅反擴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說："我也覺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懷疑。那些像清除黨內敵對份子和團結黨的各種正確措施，康生及其機構是通過那些不正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形式只能煽動相互間的懷疑，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強烈不滿，幫助敵人瓦解黨。"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勸告當然不以為然，心裏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共產國際雖然已經解散，但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權威和影響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諸多方面仍有求于莫斯科，因此絕不能把關係搞僵。況且季氏畢竟曾經有恩于毛--正是由於他的表態，才迫使對共產國際惟命是從的王明放棄了與毛展開的那場中共領袖的爭奪戰，毛才最終得以在黨內獨佔鰲頭。凡此種種，都令毛不得不認真考慮"遠方"的態度，而對周恩來乃至王明的清算鬥爭適可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澤東此刻也樂得順水推舟，趁勢收兵。因為在他看來，重點在黨內領導層中開展的分清路線是非，統一思想的整風運動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宗派，最終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黨內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毛不僅在組織上大權獨攬，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握有"最後決定權"的雙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於一尊。由劉少奇提議，毛澤東思想被作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同，寫入隨後召開的中共七大黨章，從而在中共黨史上正式開啟了"毛澤東時代"。在這種情況下，延安整風運動確實可以而且應該凱旋收兵了。
　　延安整風運動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重要關節，對周恩來以後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遵義會議后，周開始接受毛澤東的領導還只是"半條心"的話，那麼通過延安整風，他從此洗心革面，開始由衷地擁戴和信服毛。這固然是因為當時擁毛已在中共黨內成為大勢所趨，而且成為黨章中對每個黨員的要求，同時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較了曾共過事的幾位中共領袖的長短之後，對毛的領導心悅誠服的認定。
　　這以後，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毛澤東完全取代了以往共產國際的神聖地位，成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與此同時，周也為他自己選定了歷史角色，內心深處以中國歷史上輔佐雄主成就大業的張良、諸葛亮自勉，甘願在毛的麾下充當助手，輔佐毛成就革命大業，實現推翻三座大山，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理想。
　　在以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歲月里，毛、周之間一直保持著這種政治合作的關係，直到周恩來生命的終結。周始終恪守自己的這種歷史角色，以君臣之道來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盡忠守分，克盡厥職，從不作非分之想。無論是當他無端受到毛的捕總和整治，還是在毛陷入幻想，將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之時，周總是隱忍退讓，委曲求全，從不出一句惡聲。即使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毛的錯誤時，也總是處處維護毛，唯恐有損"天皇聖明"的形象，乃至身後留下"逢君之惡"的罵名。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行事作為，固然是和他個人深自痛悔曾在歷史上反對過毛澤東，因而不想一誤再誤有關，但是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不過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君為臣綱"這一皇權專制主義的老根來，實在是又粗又深，斬而不斷，借屍還魂，繼續在現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頑強地表現出來，主宰了他們的行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進、標榜同一切傳統觀念決裂的共產黨人最終也下能逃脫這種歷史的宿命。
　　歷史總是在不斷地捉弄人的。周恩來這種一誤不可再誤的心態導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誤區之中。當國家和民族由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生前災難的時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於毛的"革命晚節"，又不忍心對國家的亂局坐視小管，於是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鋼絲。應該說，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說不圓熟，表演也不能說不成功，否則也就不會在他死後北京有百萬人上街哭送靈車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周恩來左支右絀，心力交瘁，卻仍然得不到毛的歡心，而他本人也難逃良心上的審判，最後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鬱而終。
　　這正是本書所要展開的正傳。

　　第二章文革之初的"保持晚節"心態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一年，周恩來已經年近古稀，剛剛過完六十八歲的生日，旋即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後的十年就是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里度過的。
　　毛髮動文革的心路歷程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后，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文化人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國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與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相結合的產物。儘管這場風暴事起突然，然而卻是中共立國后，特別是五十年代末以來社會內部積累已久的各種弊端和矛盾的一次總爆發。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可以說，毛髮動文革的念頭由來已久，其心路歷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在內政上都對當代中國的歷史演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得中蘇之間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表面化，演成後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土義陣營新霸主的慾望，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狂熱和恐怖的年代，國無寧日，禍亂不已。
　　對於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家長后，一直深感受制於人的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從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顧忌；而且社會主義陣營一時群龍無首，正好可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逞其壓抑已久的充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雄心抱負。
　　在這種慾望的驅使下，毛澤東的頭腦開始急劇膨脹，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迹，與蘇聯一爭高低。毛後來種種好大喜功，頭腦發燒，急於求成的舉動，諸如改變原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幅加快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乃至發動"大躍進"，莫不根源於此。
　　憂的是，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為發端，各國共產黨紛紛起來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的浪潮。這固然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擺脫蘇聯的發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機會，卻又使得同樣在中共黨內獨斷乾綱，而且又對此津津樂道的毛澤東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針氈。
　　平心而論，毛澤東對斯大林並無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過斯大林這個"太上皇"的不少苦頭。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對他的冒犯和褻瀆。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弄不好的話，在自己身後，中共黨內也會有人效仿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樣被人鞭屍的下場。從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後的餘生中，"中國的赫魯曉夫"一直像夢魘和符咒一樣纏繞著他，驅趕著他像唐·吉訶德一樣不停地同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勞無功的搏鬥，一刻也不能安寧。
　　正是毛澤東這種企圖一步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夢想和擔心身邊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之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歷史怪圈。毛氏種種急於事功的作法和試圖扮演社會主義陣營龍頭老大的舉動，引起了中共領導層內部的嚴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來自"老大哥"蘇聯的不滿和批評。對於毛所發動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運動，內有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直言諫諍，為民請命，外有赫魯曉夫在中蘇兩黨會談中的坦言勸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這並沒有今毛澤東迷途知返，相反卻觸動了他那根異常敏感的神經，認定黨內外、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正串通一氣，立下戰書，聯合起來反對自己。這就是後來在鬥爭彭德懷時，除了算老賬以外，非要給他戴上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的原因所在。為了排除內外阻力，一生信奉鬥爭哲學的毛澤東祭出對內"反右"、對外"反修"的利器，對國內外的"赫魯曉夫們"大張撻伐，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內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從此，中國的政局動蕩不安，黨內鬥爭愈演愈烈：中蘇兩國之間的齟齬也不斷加劇，由兄弟黨內部的意見分歧發展成公開論戰，最後徹底鬧翻，在兩國邊境劍拔弩張。這種內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又反過來刺激了毛澤東的那根敏感的神經，更加重了他的危機感，愈發相信開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從而更加一意孤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思想就是沿著這樣的歷史軌跡而變本加厲，走向極端的。
　　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已經十分強烈，被所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一類的憂慮，攪擾得整日心神不定，寢食難安。這種內心深處草木皆兵的恐懼感，自從在廬山會議上加罪彭德懷，以及由他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釀成全國件的大飢荒，導致兩千萬人成為餓殍以後與日俱增，揮之下去。毛深知自己闖下大禍，但又不肯認賬，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更害怕有人出來追究他的歷史責任。毛因此而變得極端多疑猜忌，感到在黨內日益孤立，大權旁落，被人們敬而遠之。這是梟雄'世的毛所無法忍受的。
　　更讓毛澤東憂慮的是，劉少奇這位在延安整風中最親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躍進"中惹出亂子后，隨後以退為進，把中央分成一線、二線，自己退居幕後，而把劉推到一線，替他收拾爛攤子。但沒想到的是，此舉卻弄巧成拙，出現"一國二公"的局面，劉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機會，培植個人勢力，樹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個司令部，與他分庭抗禮。
　　非但如此，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採取的種種經濟調整的舉措，並不是在幫助他渡過難關，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紅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對白戲。更觸動毛澤東那根敏感神經的是，劉竟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實則暗中進行逼宮，迫使他檢討下台。像公開散布造成國家困難局面的原因是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自己提出的"指頭論"唱反調，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等等，就是衝著自己來的，蓄意挑動輿論，準備秋後算賬。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心結日深，認定他心懷異志，其心可誅，就是那個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這成為毛揮之下去的夢魘。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已在認真考慮解決這一問題。不過，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又經營多年，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而且劉所採取的調整舉措在黨內外頗得人心，更是為他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得到人們的普遍擁戴，聲望與日俱增。在這種隋況下，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已經難以解決劉的問題，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這一心腹之患。這種想法隨著毛澤東日益老邁年高，急於安排後事而變得愈發強烈起來。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擾，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
　　周旋在毛、劉的分歧之間
　　在為"大躍進"收拾殘局的過程中，周恩來有一種不祥之感，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一方面積極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同時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盡量顧全他的面子。並且試圖緩和毛、劉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躍進"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黨內分歧中，周恩來一直企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捲入是非之中，並試圖緩和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作為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大管家，當時又擔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貴人的周氏當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餓死人的實情，深知問題的嚴重性，內心是贊同並支持劉少奇所採取的調整舉措的，以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但是，他又深知毛的為人--既不甘認輸，而且還在伺機殺回馬槍，因而表現得小心翼翼，處處謹言慎行，盡量顧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充分顯示出善於左右逢源的本領。一方面，他率領國務院各部委，在實際工作中全力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另一方面，他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調，決不主動提出有關涉及在全局上糾偏的建議，等待毛自己轉彎或由劉出來挑頭。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費心思地對國家計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作了修改，將其中"整頓"改為"調整"，又加了"充實"，形成後來著名的"八字方針"。與此同時，他埋頭具體工作，忙於調糧救災，只談經濟不談政治，與劉少奇等人保持距離。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上的態度。當時會上主要有三種聲音。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和講話，強調對當前國民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形勢要有足夠的估計，反對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來掩蓋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並借湖南農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礙於毛澤東的面子，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不便直接表態，只是含糊其辭，說不急於作結論，等五年、十年以後再說。而劉的頭號大將彭真則直言不諱，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點毛的名，指毛本人應對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辦食堂等問題負責，說：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
　　二是林彪在大會上獨樹一幟的發言。他離開會議的主題，給正處於困境之中的毛澤東捧場幫腔，大談毛的歷史功績，說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現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至於目前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緣故。毛對林彪與眾不同的發言大為讚賞，不僅當場帶頭鼓掌，而且讓林彪把這篇講話整理出來，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學習，並親筆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還在私下裡考問大將羅瑞卿能不能講出這樣有分量的講話來。
　　三是周恩來的發言。雖然也談困難形勢和調整，但只涉及經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就事論事，絕不言及其它，並代表國務院對經濟中新出現的問題為毛澤東分擔責任，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評，表示：這是我的賬，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經覺察出毛、劉之間的成見日深，已有某種不祥之兆，周還特意在會上強調了黨內團結的問題，說："我們檢討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團結。這裏，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一番話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隱憂，也顯示出他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為人。
　　應該說，劉少奇、周恩來、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會上發書的不同調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並預示出後來政治上的分野。
　　毛澤東對林彪給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視為在政治上鬥倒劉少奇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注意到了周恩來在態度上與劉少奇的差別。這讓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毛看來，在與劉的攤牌問題上，僅僅與林彪結成聯盟是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於周這類黨內中間派的傾向攸關政治力量的對比，這和當年扳倒王明、博古時的情形有相似之處。眼下毛對周在政治上兩邊都下得罪的作法雖不大滿意，但卻判定他不會和劉少奇聯手，因此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劉一個人了。
　　七千人大會結束后，毛澤東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縱的把戲，動身離開北京，自稱"徐霞客"，遊歷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計"，看劉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隨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討論部署扭轉經濟上面臨嚴重困難的局面，會議認為當前國民經濟仍處在"非常時期"，一定"要退夠"，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毛則認為困難時期早已過去，這是危言聳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劉少奇這樣搞是對他揪住下放，對他發動的"大躍進"進行秋後算賬。為此，毛決定尋機敲打一下劉，同時進行試探摸底。劉少奇之子劉源在《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一文中記述了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下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大，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持續。
　　據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應該說，劉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實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廠矛盾，毛本來就是個會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擊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足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一"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裏很不是滋味，為此寢食難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劉少奇這一心腹之患。發動文革的念頭便由此而生。
　　如果說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人會上保持中立的態度，還只足讓毛澤東覺得有隙可乘的話，那麼他在一九六四年秋冬接連發生的內外風波中的表現，則讓毛澤東越來越相信日後在政治上同劉少奇攤牌時，周恩來還會站在他這一邊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的下台，令毛澤東著實興奮了一陣子，愈發相信他發動批判以赫魯曉夫為頭子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先見之明。這在當時自然也給正在急劇惡化的中蘇關係帶來一線轉機。中國方面為此派出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借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之機，對蘇共新領導進行試探摸底。結果雙方正式會談還沒有開始，就因國宴上的一場風波不歡而散。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借祝酒的機會，先是向周恩來表示：蘇中要友好，不要讓任何魔鬼來妨礙我們的關係，不要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周見來者不善，避免與他糾纏，表示：我不懂你的話，馬上轉身離去。但馬利諾夫斯基下依不饒，又沖著周背後減道：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
　　經驗老到的周其實當時聽到了這句話，不過鑒於是在外交場合，話題又這樣露骨和敏感，於是裝著沒聽見。馬氏見周沒理他，又對賀龍說了同樣的話。賀龍當場駁斥了他。由於當時有許多西方國家使節和記者在場，這場風波立刻被報道出去，並添油加醋地渲染說，據蘇聯權威人士透露，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中國也將讓毛澤東下台，改由周恩來任中共中央主席。這樣一來，事情鬧大了，已經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結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對蘇聯方面這種公然策反的舉動提出正式抗議。
　　第二天，周恩來向回拜的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人進行了嚴詞反駁，指出這是"胡說八道"，這件事的問題很嚴重，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發生過，不能用"酒後失言"來解釋，而是"酒後吐真言"。他表示：中蘇原則分歧並不是個人意氣之爭，要煽動反對毛澤東同志，這根本是妄想，絲毫不能損害他在中國黨內的崇高威望；並斷然表示：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談其他問題。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蘇共中央的名義表示道歉以後，周仍決定提前回國。
　　周恩來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如此強硬，毫不合糊，固然是出於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需要，同時也有著個人在政治上的考慮，那便是給毛澤東吃一顆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外歧日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不斬釘截鐵、旗幟鮮明地反擊蘇方的挑釁的話，就會犯毛的大忌而災難臨頭。事實上，後來也即證了這一點。毛在文革中之所以聽信了林彪對賀龍的誣告，決心拿掉賀龍，不能說與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儘管賀龍當場進行了反駁，但毛還是疑雲難消。不過，毛當時對周的這種處理方式還是滿意的，所以在他回國時，特意破例親自前往機場迎接。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發展到公開爭論的地步。毛在會前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人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挂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本來是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勸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駁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沖沖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台。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迴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台階下。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老同志出面做勸說工作，要他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只好顧全大局，被迫喝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在政治上愈來愈深的裂痕。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不僅如此，經過這場風波，一直在評估形勢的毛澤東也達到了試探虛實的目的，認定日後在對劉少奇動手時，不僅周恩來會跟著他走，而且在黨內也不會有什麼人敢於公開站出來作對，這樣一來，讓毛大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轉圜，對劉少奇作點團結和解的表示，相反卻愈發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此後，毛開始認真考慮發動文革的問題，併為此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將其付諸於行動。
　　毛髮動文革的謀划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施展權謀，故布疑陣，作了精心的部署。在政治上採取"聯林、拉周、整鄧、倒劉"的策略，對處於中央一線的幾個主要人物分化爭取，打拉結合，以"層層剝筍"的手法向劉少奇步步進逼。
　　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毛澤東從輿論準備、組織措施乃至軍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籌劃，深諳兵不厭詐一類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斷放出風聲，製造自己快要見上帝，將不久於人世的假象，同時又把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批判王明路線的九篇文章(其中有誇劉和批周的內容)找出來，在中央核心圈內傳閱，故意迷惑對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講"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大造輿論，有意在黨內製造要出大事的緊張空氣。與此同時，毛澤東暗中放出江青作為炮手，在上海秘密組織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向劉少奇勢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區發難的重磅炮彈。就這樣，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緊鑼密鼓聲中拉開了序幕。
　　對黨內各種力量的縱橫捭闔中，老於權謀的毛澤東採取了"聯林、拉周、整鄧·倒劉"的策略，對處於中央一線的幾個主要人物分化爭取，打拉結合，以孤立主要的對手劉少奇。毛澤東知道自己在黨政系統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軍隊才能與之爭勝。他看出劉少奇也在積極插手軍隊，暗中排擠林彪，拉攏在軍中掌握實權的賀龍和羅瑞卿，公開散布羅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而羅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裡，與林彪以及軍中其他老帥的關係日益緊張。為了在政治上做倒劉的大文章，毛決意利用林、羅之間的矛盾，拉林打羅，反制劉插手軍隊的企圖，以確保軍隊在最後攤牌，林站在自己這一邊。
　　林彪本來就是毛澤東多年精心扶植起來的心腹愛將，現在更成為他與劉少奇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為他保駕護航的"尊神"。為了換取林彪的支持，毛對林彪關心備至，格外遷就，不僅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與林彪互通聲氣，而且在倒羅的問題上形成默契，就在羅瑞卿即將大禍臨頭的前夕，毛還特意讓羅向林彪傳話："要他好好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而林彪也正利用這一點，趁機開出自己入夥文革的價碼--拿掉不肯為其所用的羅瑞卿。毛明知羅對自己一貫忠心耿耿，羅點點勤于任事，不過此時由於在政治上有求于林彪，所以默許了他倒羅。
　　此外，為人多疑的毛澤東這時也發現羅瑞卿跟劉、鄧、彭很緊，讓人不大放心。特別是當發現羅瑞卿在轉載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的問題上態度曖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認定羅不是自己的人，於是導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會議批羅的一幕。毛本人親自出馬，指羅"個人獨斷"，"陽奉陰違"，是個"野心家"。這樣，為了毛、林之間的這筆政治交易，羅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壇上的第一個犧牲品。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格局中，周思求是在政治上爭取和借用的力量。毛一改五十年代後期因"反冒進"問題而逢會批周的做法，對周竭力拉攏，軟硬兼施，力圖借重他在黨內的影響和地位來達到鉗制劉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為三十年代追隨王明路線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傳閱當年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批判王明路線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專門批周的)時，特意筆下留情，對周網開一面，專門加寫了一段批語，說總理是功大過小。
　　毛澤東的這一手十分老辣，兼具籠絡和威懾兩方面的作用，既教周恩來感念毛的寬宏大量而知恩圖報，又迫使他不得不在政治上小心翼冀，唯毛的馬首是瞻，否則老賬新賬一起算。與此同時，毛又有意在政治上採取重大動作之前，事先向周吹風打招呼，比如在倒羅的問題上，就個別和周通了氣，當然毛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向周打招呼，其中是有選擇的。對周既不同於林彪，也不同劉、鄧，更多的是點到即止，讓周自己去領會。
　　對鄧小平，毛澤東打算採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惱火鄧近年來在政治上日益疏遠自己而跟著劉少奇跑，因而決心狠狠整他一下。但鄧畢竟有過一段在中央蘇區和毛一道挨整的經歷，而且也有魄力和手段，毛很看重這一點，因此多年來一直刻意培養扶植，和林彪一樣作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毛並不真想打倒鄧，只是想教訓教訓他，因而始終對他與劉有所區別。這既是出於在政治上對劉少奇勢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時也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一暗中對林彪預留一手。晚年的毛疑心極重，對任何人都懷有戒心，包括他眼中最親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內，鄧便是毛準備日後對付林彪乃至周恩來的一張王牌。
　　為此，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彪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據鄧榕在回憶鄧小平的文革歲月一書中講，鄧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談話，結果只談了一次，兩人就談崩了。談崩的原因書中沒有提及，依筆者的揣測，恐怕是林彪看出此舉的用心，有意不肯轉圓。即便如此，毛後來在文革中還是始終頂住文革派的壓力，堅持要把劉、鄧兩人"拆開來"，對鄧小平的批判適可而止。
　　至於對劉少奇，毛澤東更是施展權謀，故布疑陣，虛虛實實，在政治上打諸如"中央出修正主義"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一類啞謎，讓人們對文革的目標莫測高深。與此同時，為了穩住劉，毛澤東表面上與之虛與委蛇，大擺迷魂陣，假惺惺地表示要"讓賢交班"，讓劉少奇來挂帥，做主席，鄧小平做秘書長。暗中則不動聲色地採取"清君側"的辦法，將劉一步步孤立起來。
　　毛澤東先是用調虎離山之計，以"加強三線工作"為名，將彭德懷送到西南的大山溝里監管起來，防止劉少奇、彭德懷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劉曾向彭表示過：如果林彪身體不好，還是請你回來當國防部長。這話令毛人為緊張，深知彭在軍中仍有相當影響，如果真的出現劉、彭合流的局面，劉將在政治上如虎添翼，變得更加難以對付。
　　為了哄騙彭德懷離開北京，毛澤東親自出馬，找彭談話，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態，表示真理也許在你這一邊，勸說彭去大西南三線工作。接著又如法炮製，把彭的副手黃克誠送到山西。與此同時，毛又不動聲色地將曾依據劉少奇的批准在他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崑調離要害崗位，換上長期擔任他本人貼身警衛的汪東興出竄樞機。在組織上安排妥當以後，毛開始展開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採取迂迴戰術，對劉少奇的心腹大將彭真開刀，以"層層剝筍"的方式，向劉本人步步逼近。
　　"保持晚節"的表白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口頭禪。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態，是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帶有明顯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後的是非對錯如何，總是先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自延安整風以後，這已成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準則。
　　在文革前夕密雲下雨的日子里，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完全被蒙在鼓裡不同，周恩來由於事先有毛澤東的打招呼，心裏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將有大的動作。儘管這時他對毛的全盤意圖還不大清楚，不過憑藉其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覺察出政治氣氛的詭譎，山雨欲來，並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羅瑞卿的問題，周恩來就看出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當深感委屈的羅瑞卿要求見毛、林一面，當面把問題解釋清楚時，他就給擋了下來。但羅不知就裡，仍然執意要給林彪打電話時，周本人也在電話上急了起來，大聲說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識到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周恩來行事十分小心，處處謹言慎行，在政治上採取遠事避禍的態度，繼續埋頭於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盡量避免過問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後來事態的急劇發展，並不以他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風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在各項準備大體就緒后，拋出了姚文元的發難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下令全國各地的報刊轉載。然而出師不利，不僅在學術界受到抵制，普遍對該文深文周納，殺氣騰騰的政治批判頗多非議，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決定北京各報刊暫不轉載，甚至連《解放軍報》也按兵不動。
　　這種情況，讓毛澤東大為惱火，更加認定北京是由劉少奇控制下的"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他的話已經沒有人聽了。為此，毛親自打電話把周恩來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態度，要他出面進行干預，解決轉載問題。
　　這樣一來，周恩來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從此捲入文革的旋渦之中，並且越陷越深。從一開始，他便面臨著兩難的處境。從內心來說，他並不贊成姚文元文章中過火的政治批判，清楚這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搞法只會傷害知識分子，造成學術界的思想混亂，令人們噤若寒蟬，人人自危。在這個問題上，他更傾向於執行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獨左，靠政治運動來解決學術問題。同樣，在治國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屆人大宣布的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的強國之路，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連年搞政治運動。
　　然而，毛命難違，周恩來既懾于毛澤東的威嚴和整人的厲害手段，不敢說出他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早已習慣於順從毛的意志，凡事聽命于毛。自延安整風以後，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對毛不可動搖的信仰，把他看作是個人、全黨乃王整個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對毛的獨斷專行總是逆來順受，不管後來的是非對錯如何，首先總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這已成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兩難之中，善於調和矛盾的周恩來採取了一條折衷之道。他先是說服彭真，提議召開專門會議，博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討論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同時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將其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報》第五版的"學術討論"專欄中，並親自修改審定了編者按，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他還煞費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雙百方針"的講話，以增加編者按的權威性。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滿意，不過畢竟是幫了他的忙，解決了在北京轉載的問題，從而在對手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初戰告捷后，毛並沒有急於擴大戰果，而是繼續在幕後靜觀勢態的發展，等待抓對手的辮子。所以，當彭真攜帶旨在試圖對已經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術批判運動加以約束的"二月提綱"'專程到武漢彙報時，毛再次施展"陽謀"，故意對這個明顯違背自己意圖的文件表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態度，以便麻痹對手，引蛇出洞。與此同時，毛又對江青面授機宜，讓她到林彪那裡搬救兵，以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名義，讓軍隊介入這場鬥爭，在政爭中扮演威懾力量的角色。
　　一個月後，一直在幕後評估形勢，尋找做文章的題目和時機的毛澤東發動了第二波攻勢，拿劉少奇所掌管的對兄弟黨的工作開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關門打狗"的局面。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決定派代表團前去參加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採取在會上與之鬥爭的方針。同時在中日兩黨聯合聲明的問題上，考慮到日共非執政黨的處境，同意在兩黨聯合聲明中不點蘇聯的名，而代之以"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
　　對此，毛澤東大發雷霆，怒氣沖沖地把外交部的簡報批給在京中央常委，說：一個大會為什麼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頭嗎?是否要發賀電，也值得考慮，不發就犯了罪嗎。毛稱此舉是當作"挑戰策略"的t(L最後無非是兵臨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決定，徹底關閉了中蘇之間僅有的對話大門。
　　接著，毛澤東又向縱深突破，矛頭直指劉少奇的親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機會，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一篇話，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壓制學術批判的問題，表示了嚴重的不滿，提出"北京有人造反"；並針對中宣部扣壓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稿件一事，警告說：宣傳部不要搞成從前的農村工作部(該部因鼓吹推行"包產到戶"而被撤銷-一作者注)!
　　毛澤東本來是想在這次會議上以搞"獨立王國"的罪名，一舉解決彭真的問題，打掉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內部試探了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后，卻得不到兩人積極的響應。劉本人更是不會贊成，所以只好暫時作罷。
　　散會後，劉少奇出訪東南亞。一直在一旁觀風的康生趁機奏了彭真一本，給苦於一時找不到借口的毛澤東提供了炮彈。康生利用陪同接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彙報了不久前，彭真讓中宣部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批評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一事，說這是彭真"整到主席頭上了"。
　　這一下，毛澤東終於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師出有名了，說服黨內多數人相信彭真等人確實正在陰謀反對他本人，"修正主義上台"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鬚髮動一場革命來徹底摧毀他們。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於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劉少奇出訪的機會，揭開彭真問題的蓋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並讓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傳達他的意見。
　　當時，因劉少奇不在國內，鄧小平去西北視察工作，中央一線的領導人中只有周恩來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態度如何攸關事態發展。對周的態度，毛心中有數，早就算計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知道自己正在面臨著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選擇。所以他並沒有急於表態，而定有意壓了一下，以便有時間可以從容考慮一下。實際上，周已經覺察出毛對彭真日益不滿的態度，而且也看出這是衝著劉少奇而來的。
　　平心而論，從個人關係上來說，周恩來對彭真的為人並無太多好感，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期間。當年彭真追隨毛澤東、劉少奇整肅黨內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唯我獨革，不能容人的霸氣，讓他很不以為然。不過，當時周氏自覺理虧，並沒有過多計較，長期以來，還是一直把彭作為黨內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來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於毛澤東，劉少奇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讓他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而對他尊重有加，乃至以黨的副主席之尊，主動向他請示彙報工作。對此，彭真曾多次對自己下屬不無感觸地提起這一點。
　　即使在後來毛澤東已對彭真表現出明顯不滿以後，周恩來也並沒有馬上就跟著變臉。如前所述，當毛在三月杭州會議上，根據江青的告狀，為滬劇《蘆盪火種》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評彭真在北京搞"獨立土國"時，周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為彭真緩頰，表示：我還沒有什麼感覺，讓毛澤東碰了一個軟釘子。
　　這次，周恩來無法再這樣做了。從毛澤東充滿火藥味的談話中，他已經看出毛拋出彭真的決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這時再為彭真講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引火燒身，把自己也給搭進去。因為毛在這次嚴厲斥責彭真包庇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點了周的名，說："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儘管周恩來此時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對局勢的發展也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有一個信條支配著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節。這是自延安整風以後，他始終恪守的政治準則。此外，毛的政治謀略、駕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脾性，在黨內都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任何企圖與毛澤東硬頂的作法，都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對這一點，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
　　經過兩天的考慮，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一作者注)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周恩來的表態，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寫了書面檢討，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相缺點"。這樣一來，整個局勢急轉直下，彭真已經註定要下台，回家檢討休息了。由此毛澤東重新奪回了對中國政治中心的控制權，在與劉少奇的較量中贏得了第一個回合。
　　不僅如址，周恩來的表態對不在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是一個有力的牽制。縱使他們有心對彭真援之以手，也會囿黨內力量對比的形勢而感到孤掌難鳴，況且他們目前遠離京城，鞭長莫及，等他們回來以後，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忍痛演出"揮淚斬馬禝"的一幕了。
　　根據周恩來給毛澤東報告中的提議，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貫徹毛的指示。會上，鄧表態擁護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陳伯達這兩位後來文革中的紅人充當炮手，系統批判了彭真在學術批判問題秈慨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周則以監軍的身份坐鎮會議，和鄧一起指出彭真所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豐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並一起檢討了常委"失職"的問題。
　　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兩項決定：一、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銷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草擬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這就是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揮機構中央文革小組的由來。
　　遠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對禍起蕭牆的情況毫無所知，甚至在回國后，奉命緊急飛住杭州，參加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解決彭真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途中，仍被蒙在鼓裡，還把從國外帶回來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面對毛咄咄逼人的攻勢和黨內力量對比的懸殊形勢，劉少奇沒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認了毛對自己頭號幹將的開刀問斬。這樣，彭真成了文革祭壇上的另一個犧牲品。
　　劉少奇的軟弱退讓，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更覺得可以無所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放手大幹。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通過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來，這次會議完全是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特別是對會議所要通過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費心思，親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內容，並饒有深意地在結尾處加了一段點睛之筆，點出文革鬥爭的目標就是那些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但是在會議期間，毛卻有意滯留外地，躲在幕後，"委託"劉少奇出面主持會議，讓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與此同時，毛又與林彪達成默契，讓他在會議上唱主角，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預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發言，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危言聳聽地大講"防止政變"的問題，製造中央內部有人搞政變、顛覆的恐怖氣氛。然後，他又對毛澤東大加吹捧，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隨即成為會議的主調。與會者人人自危，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形成人人過關的場面。多年賦閑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令"脫褲·產"檢討，招來眾人的圍攻批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中第二個發言，談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周氏在文革發動之初，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的首次發言。與林彪的講話相比，這篇講話，尤其是第三部分，雖然語不驚人，但實際分量也很重，給與會者不小的思想觸動。同時，它透露出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心態，成為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內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
　　周恩來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為清除政治隱患而對彭、羅，陸、楊所採取的措施，宣揚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是有預見的，早就有感覺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並聯繫彭真等人當年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的表現，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的道理，來說明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原因。周恩來還在講話中闡述了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剝筍"政策--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像層層剝筍一樣，剝掉他們，說："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通篇講話的中心，話雖不多，卻是他在審時度勢之後所精心選擇的話題，刻意向毛澤東所作的內心表白。他表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周氏甚至提出："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下能定論"，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因為這兩個人在最後關頭都經不起考驗，變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李秀成在被俘後向清廷寫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保持晚節"問題本來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不為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這一武器，專門用來對付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他在各種場合提醒黨內老同志要保持"無產階級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甚至還刻意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引經據典，用《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強調一個人保持晚節是最難的。文革前夕，毛更進一步在這件事情上做文章，對史學界評論李秀成自述一事，親筆批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
　　毛澤東的這種敲打，在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時間，人們紛紛以此來自律自勉，唯恐在跟著毛幹了大半輩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節。像軍中老帥葉劍英就在批羅瑞卿的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如此。羅瑞卿同志的晚節不能保全，對我們是個極大的教訓。"
　　不過，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節和忠於毛澤東本人聯繫在一起。這和他深受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內心深處對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遠在一般人之上。實際上，自延安整風以後，周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用事君之道來處理與毛的關係，盡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慶談判時，周忙裡忙外，除了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外，還充當了毛的"大警衛員"，對毛照料得無微不至。
　　建國以後，周恩來更是身體力行。而骨子裡帝王思想濃厚的毛澤東對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國以後，更是處處擺出一副君臨天下、捨我其誰的架勢，獨斷乾綱，一切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這種封建社會的君臣之道，在中共黨內借屍還魂，大行其道。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唯毛獨尊，以封建君臣關係來順從迎合毛，早已相沿成習，無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這樣一類的心得。
　　應該說，中共黨內對毛澤東風行君臣之道的這種搞法，根子還在延安整風。當年劉少奇大力鼓吹毛澤東思想，把它在黨內宅於一尊，開了惡劣的風氣之先。其後，林彪在廬山會議後主持軍委工作帶頭大搞毛的個人崇拜更是推波助瀾，周恩來也難辭其咎，在這方面是帶了頭的，把對毛盡忠守分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林、周兩人這樣做，雖說都有在政治上韜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兩面手法，陽奉陰違，表裡不一。而周則更多的是誠心信守，身體力行。
　　對此，周恩來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妥。在他看來，在政治上忠於毛澤東，雖與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種相似之處，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毛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飽受屈辱和挫敗的中國人為了儘快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作出的歷史選擇。因此，遵從中國人民的這種選擇，乃是天經地義的，是歷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麼愚忠。
　　更何況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一生理想和事業的旗幟，正是在毛的領導下，才成就了革命大業，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在內政外交的舞台上顯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自己的這種內心感受。因此，忠於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諸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等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其中最高的體現。
　　另一方面，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這既與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有關，在革命的隊伍中並非"根正苗紅"，同時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分不開。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幹部的標準，在黨內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本來就屬於大節己虧，如果再在歷史上反對過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對此，周的內心一直深自愧悔，引為終生教訓：大節既虧，晚節豈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謹慎，處處夾著尾巴做人，在工作上盡心竭力，任勞任怨，以求補過。對毛則更是低首下心，隱忍屈從，唯恐一誤而再誤。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的"保持革命晚節"，正好切中周恩來的心病，讓他怵然惕厲。況且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半個月前，毛在提出"剝筍"政策的那次與外賓的談話中，又當著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時期挨王明路線整的那段經歷，憤懣之情溢於言表，並意在言外地說："那個時候一個鬼都不上我的門，有一個鬼上門，就算我有群眾。"
　　無論毛澤東此舉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來，他卻寧可這樣理解，並把它看做是毛在這場重大的黨內鬥爭中對他政治態度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正因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意選擇了"保持晚節"這個題目來作為自己的政治表態。他在小組會的發言中曆數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錯誤和罪惡""，心情沉重地說："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態，特別是"保持晚節"的講話，在與會者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強調周所提出的保持晚節的重要性，說："保證不打自己的旗幟，這是最根本的一條。這樣就是在一些路線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我們也比較容易改正。這一點，恩來同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斷地講(周恩來插話：也還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
　　自此以後，"保持晚節"差不多成了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口頭禪，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不斷地講，尤其是每當黨內鬥爭劍拔弩張的關頭更是如此。他反覆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節，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著毛澤東走，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並且身體力行。
　　周恩來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明顯帶有愚忠的味道，不過確實是周晚年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當然，這種內心表白也帶有某種政治防身術的作用，隱含了對翻覆無常的毛的順守之道。這種情況，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和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而愈發明顯。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將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順守哲學
　　"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句話，是周恩來在六十年代初託人傳話，送給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這實際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身不由己捲入文革狂潮后，周採取順守哲學，既不硬頂，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而是投身其中，因勢利導，做"革命的弄潮兒"。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當其衝，機關和學校很快就陷入混亂和癱瘓之中，而這正是毛澤東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對劉少奇實施了"清君側"之後，老於權謀的毛並不急於與劉上面交鋒，而是設法把群眾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澤東非常清楚，建國后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對中共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早就深為不滿，從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就可以看出來。這種怨氣在被反右運動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後，一直找不到宣洩的機會，這些年來積怨更深。為此，毛決計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反其道而行之，把群眾中的怨恨情緒這把火燒向劉少奇。
　　於是，毛澤東有意識地把水攪渾，製造上下之間的對立，在幕後遙控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馬，點火于基層，造勢于報刊，挑動群眾起來造反，布下了群眾運動的"火牛陣"，並親自批准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通過這樣上下結合，內外夾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禍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
　　在劉少奇窮於應付迅猛而來的亂局之際，毛澤東故意滯留外地，遠離京城，當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間作逍遙遊，同時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等待時機，對劉少奇展開最後致命的一擊。毛在這期間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詩中所謂"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寫照。
　　劉少奇不知就裡，完之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一步步地掉進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當時絕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一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雖然被迫接受了毛髮動文革運動的既成事實，但對此既不理解，更對局勢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心裏茫然無底。為此，他一方面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迅猛而來的運動作出八條限制規定，防止局勢進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頻頻向毛電話請示，希望能夠得到指示，但卻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覆。無奈之下，劉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趕赴杭州，向毛當面請示、彙報，並請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則不動聲色，穩坐釣魚船，不但對劉少奇所提的問題一概不明確表態，反而還欲擒放縱，委託他"相機處理"運動問題。暗中則張開羅網，誘使劉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劉少奇不知是計，還以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寶劍，於是在返京后，決定仿效不久前經毛澤東首肯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取代已經癱瘓的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力圖扭轉日趨惡化的局勢。
　　然而，倉促上陣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被夾在中央內部兩種不同指導思想的對立中間，左右為難，動輒得咎，非但無力從根本上扭轉局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採取當年反右時的做法，壓制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激進學生。這樣一來，正好墮入了毛的圈套，與造反的學生形勢嚴重對立，導致各個學校轟趕工作組的爭鬥"不斷發生"。這種局面，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瀾而變得更加嚴重。這樣，劉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陣"之中，很快就被燒得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審判者的姿態來收拾他了。
　　在工作組的問題上，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陷得那樣深，與其說是由於"碰巧"出訪東歐而逃過一劫，倒不如說是毛澤東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加以保護的結果。實際上，在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上，周與劉、鄧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都主張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避免局勢失去控制。只不過由於周並非是毛鎖定的目標，而他本人的態度又比較緩和，行事也更為圓通罷了。
　　譬如，當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貼出矛頭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后，周恩來曾派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去做工作，並面授了幾條指示，強調要從正面講毛主席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有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但當毛隨後決定將其向全國廣播后，他便默不作聲了。又如，劉少奇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時，他也是投了贊成票的，不過有意採取了比較低調的姿態，讓劉、鄧兩人唱主角。這多半是和他已經開始發覺政治氣氛詭異，充滿了不祥之兆有關。所以當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遲的訪問羅馬尼亞的報告后，周立即表示同意，並報送毛澤東審批。顯然，他此刻不願久留京城這塊是非之地，以免被捲入其中。訪羅便是一個暫時的脫身之機。
　　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的動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馬，當即表示："贊成總理的意見"。如果要換成劉少奇的話，恐怕就另當別論了。毛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對周的格外關照，而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經過幾十年政治疆場上的搏殺，毛早就對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一類的攻伐之道運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和劉少奇、鄧小平一道陷進去的話，不僅不利於分化中央一線，而且還將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個有用之人，尤其是當他即將在政治上層開一場空前的賭博時。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價值。況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保持晚節"的講話，業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跡。在這種情況下，毛樂得順水推舟，批准周出訪東歐，以免和劉、鄧一起陷進去。
　　不僅如此，在周恩來回國后，毛澤東更是刻意拉攏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傳話打招呼，告知國內運動的形勢，說劉少奇、鄧小平已經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陷進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萬不要再陷進去，並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聯繫。
　　稍後，毛澤東還把他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給周恩來看過，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話"方式，對自己的內心作了剖白，透露出發動文革的戰略意圖-一通過"天下六亂達到天下大治"，並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過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準備。這封信是解讀毛在發動文革時心態的最重要的文獻。寫成之後，毛當時只讓極少數人看過，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來出訪期間，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劉少奇，鄧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陳伯達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提出工作組阻礙運動，主張文革應由群眾自己進行，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劉、鄧則不肯退讓，指出"這是不要黨的領導"，給頂了回去，並在各個學校中展開了反擊，抓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囿於形勢，中央文革暫時處於下風，不過卻在暗中不斷把收集到的工作組"壓製革命"的材料密報給毛，從而讓毛掌握了整劉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養精蓄銳、審時度勢的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最後攤牌的時機已到，於是開始收緊羅網，並有意作了象徵性的舉動--在武漢暢遊長江，向人們展示了他健康的體魄和敢於迎接任何挑戰的意志之後，返回北京。一回來，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彙報，而用"已經睡了"為借口，讓同樣急於彙報的劉少奇吃了一個閉門羹。幾天後，毛澤東自忖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材料，可以斗垮對手之後，正式表態：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斗，二下會改，統統驅逐之。他還出面為中央文革打氣撐腰，說人們不謳歌堯(借指劉、鄧一-作者注)而謳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劉少奇、鄧小平二人雖然有心在工作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贊成用簡單撤銷工作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一時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平息當時各大、中學校學生轟趕工作組的風潮，而且見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們與周恩來之間原本十分脆弱的聯盟，自覺大勢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銷工作組。
　　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本來就因出訪東歐而相對超脫，回國后更是由於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澤東的交底，而有意同劉少奇、鄧小平保持距離，並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接觸，竭力在兩軍對壘中保守中立，為自己預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確表態之際，周就已經開始轉向，不再完全附和劉、鄧不撤工作組的主張，而是著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黨對運動的領導總得通過某種形式，對工作組不能採取北極撤換的辦法。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列舉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責工作組"鎮壓群眾"，"阻礙運動"。雙方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劉、鄧，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告，並致敬禮!
　　周恩來
　　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這封信充分表現出了周恩來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寧人的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組的"必要性"，為眾多參加工作組的幹部進行了開脫，又強調各單位發生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說的情況亦有可能，並表示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這在表面上是響應毛澤東回京后，對爭論的雙方所提出的表態，實際上則為他後來的轉向預留了伏筆。果然，當毛隨後正式表態，對工作組大張撻伐時，周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
　　這裏，有一個場面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政治態度上的差別以及毛澤東所作出的反應。七月二十九日，根據毛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的萬人大會，正式宣布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會上講了話。鄧直截了當，在講話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則在講話中明確承認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當時我們確實是迫不及待，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
　　周恩來雖然也談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一點，但更多強調的是文革"這是個新事物，新的運動，我們很不熟悉，特別是年老的，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經驗。老革命更應該是這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並傳達了毛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務：一斗、二批、三改。已經被毛澤東布下的"火牛陣"弄得焦頭爛額的劉少奇則在講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無奈的苦衷，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與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作什麼自我批評，相反還有意提出"要保護少數"的問題，稱："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不僅如此，劉還含蓄地對毛澤東的欲訓之罪作了反駁，說："有時沒拒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下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而是在幕後旁聽。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表態大為惱怒，已經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決心當眾給他一個難堪。於是，這次會議的末尾出現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當時在場，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毛並未出席，他不願意讓學生認為他和劉、鄧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領導和學生們都下知道毛去了大會堂。就在大會開始前，他隱身坐在幕後，我也隨侍一旁。毛下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劉的自我批評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承擔困難時期的責任的那個自我批評，十分類似。劉並沒有承認犯了錯誤，更沒有說是嚴重錯誤，只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聽了以後，心中一沉。現在完全明白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倆是黨里的"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這時周恩來在台上宣讀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廳，但突然停住，說："要支持革命群眾嘛"。待到周一講完，幾個隨從人員把幕拉開，毛突的現身，像變魔術一樣，從幕後走到台前。全場學生歡騰下已。毛舉手向台下的學生們打招呼。學生們著魔似的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蠟。歡聲雷動中，毛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回一一八廳。周恩來像忠犬般地尾隨毛后。毛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劉或鄧一眼。劉、鄧呆立台上。毛的這一行動，最明確不過地在群眾眼前，表現他與劉、鄧的分歧。
　　應該指出，李志綏的記述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劉少奇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而是鄧小下、周恩來說的，而且其中的個別用語也帶有個人好惡的色彩，但他對這一場面的記述卻是真實生動的，特別是末尾一段更是這一歷史插曲中的神來之筆。
　　為了扭轉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發動，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毛一改以往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做法，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議程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值得一提的是，全會原先的議程並沒有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改組的內容。由此推定，毛此時雖對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決心已下，但究竟採取什麼方式和解決到什麼程度還沒有定見，尚在考慮之中，採取的是見機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間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與會者人人自危，生怕說錯了話，但又不得不表態，於是紛紛圍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檢討自己思想上怕出"亂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錯誤"，等等。不過卻很勉強，多是從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評。儘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經分頭作了動員，但在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並且普遍流露出對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緒。
　　這種局面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會上也會出現一個自己居高一呼，與會者積極響應，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的場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學生中出現過的一樣。為此，毛特意把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的兩張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和給他們的親筆覆信，作為會議文件散發下去，想在全會上點一把火。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異乎尋常的支持，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然而，應者寥寥，會議開得十分沉悶，多數人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卻遠沒有解決。毛澤東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黨內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劉少奇的身上，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與劉有共鳴，而且還有不少人對他仍心存幻想或顧慮，在看他的臉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機會，對劉少奇的問題作徹底的解決，非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而且還將會前功盡棄，留下後患。況且，毛這時自信已經抓住了劉少奇"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的確鑿把柄--劉在六月間為中央起草的轉發北京大學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簡報的底稿。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張春橋自告奮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親自出馬，給全會加溫，把劉少奇的問題端出來。八月四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採取惹戰激將的辦法，向劉猛烈開火，聲色俱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面對毛澤東劈頭蓋臉的斥責，劉少奇開始還能沉得住氣，連連檢討，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負主要責任。但毛卻不依不饒，繼續指著劉的鼻子連責罵帶挖苦，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把五十多名幹部，專家、教授揪上"斗鬼台"，"斬妖台"的亂打亂斗事件。事後，北大工作組處理了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劉少奇提議將此大工作組制止亂打亂斗的簡報轉發全國，併為中央起草了轉發的按語。在毛這種咄咄逼人的斥責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劉少奇逐漸對自己的情緒失去了控制，特別是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實在忍無可忍，當眾頂撞起來，而且用毛本人常說的那句話來回敬他，表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這樣一來，不啻火上澆油，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隨後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布原定當天開的大會不開了，改為分組傳達這次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散會後，怒氣難消的毛認定劉少奇已經不可救藥，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為此，毛決定延長會期，改變全會原有的議程，著手從思想、組織等方面作了緊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不指名地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調整時期的所謂"右傾"問題，氣勢洶洶地擺出一副和劉少奇算總賬的架勢。毛的這篇東西隨後印發全會，作為與會者批劉的思想武器，全會隨即轉入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秘密派汪東興把本來已經告假的林彪從大連療養地緊急召回北京參加會議，為自己助戰，準備用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徹底鬧翻，把周恩來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這是自中共八大以來黨內領導格局的重大政變。實際上，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毛就已經開始繞過劉少奇，更多地倚靠周來辦事了，像全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辦的。對此，周恩來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他知道這是毛在政治上對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風以後，經過二十多年的考驗之後對他政治表現的肯定，而這正是他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來的心情卻並不輕鬆，相反更多的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這倒並不全是因為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點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難脫干係，更主要的還是深感前途叵測，又加毛這樣搞伊于胡底。毫無疑問，周恩來是決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但對毛究竟要往哪裡走，走到哪一步，卻是心中無數。眼下劉少奇的結局，更是讓他心存恐懼，不知什麼時候也會落得同樣的下場。在毛意難違的情況下，他只好以"保持晚節"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類信條來慰勉自己了。
　　周恩來的這種心情在會議期間不斷地流露出來。比如，他在大會的發言中，就檢查了自己"舊腦筋對待新革命"的問題，表示要經得起群眾運動的考驗，不斷地洗澡，"不然，我們總說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話了嗎?"強調"要以這樣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錯誤，大的小的，我就犯過大的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了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意見，拿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一些。"又如，會議期間，毛澤東讓周恩來過問清華大學的運動情況。這自然是個難乾的差事，弄不好就會惹火燒身。他非常清楚這一點，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這件事對我既光榮又艱巨"，"倉促上陣，搞不好就也會像工作組一樣被撤下來"，表示要知錯就改，說："跟著毛主席跟不緊，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們這樣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對劉少奇這次在政治上栽跟頭，周恩來的心情也很複雜。長期以來，劉、周兩人一直存有某種"瑜亮情結"。劉曾經長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來對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對此，周本人心裏很清楚。儘管周恩來的才幹和資曆本來部在劉少奇之上，但黨內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對劉少奇有時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狹"也是有看法的。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兩人並沒有建立起十分親密的關係，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相安無事的背後，更多的是一種權力格局中對手之間的競爭。
　　不過另一方面，周恩來對劉少奇的為人還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認為他為人穩重，作風正派，看問題尖銳，注重個人的修養，因而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所以對劉氏落難的處境不免有某種同病相憐之感。當然，周無力阻止事態的發展，並且懾于毛的態度，也不會公開站出來替劉講話，但他從本心來說，不願意給毛當槍使，寧可被人說成鬥爭不堅決，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願意沖在前面當打手。這是他一貫的為人處世之道。
　　為此，周恩來在全會的發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學校派工作組並且堅持工作組不撤，"是方向性錯誤"，"深刻批評一下只有好處"；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擺進去，和劉少奇、鄧小平一起承擔責任，說："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決定派工作組負責任"，以多少減輕一點對劉、鄧兩人的政治壓力。
　　在隨後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與會者迫於政治壓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紛紛向劉少奇開炮，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場面。林彪這時大概已經看出了毛澤東在鄧小平的問題上玩弄的權謀，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鄧來防範他的用心，所以在會上除了批劉之外，有意把矛頭轉向鄧，批他在編輯處理毛選四卷註釋的問題上，為他本人和二野評功擺好，指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在會後交權。在會上對劉、鄧兩人的批鬥中，周恩來則始終正襟危坐，保持緘默。
　　對於周恩來在批劉問題上的低調，毛澤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了某種容忍的態度。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貫為人--總是在黨內鬥爭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關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毛眼下正用得著周而不便過於為難他的緣故。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像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干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應該說，這正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在這次廢黜劉少奇、起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問題上，毛就採取了這種作法。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下決心換馬以後，首先把周恩來找去，把他剛剛寫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底稿拿出來交給周看，說：看來劉少奇是不行了，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後話鋒一轉，問周的意見。其實，毛這時早已拿定主意，決定由林彪取代劉作為接班人，不過卻故意藏而不露，反過來問："你看現在的副主席裏面還有誰?"試探周的態度，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而且當時的情況也是明擺著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陳雲長期稱病，兩人早已不參与常委的日常議事。在剩下的劉、周、林、鄧四人中，既然劉、鄧不行了，那麼就只有周和林了。在這情況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絕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對此是心中有數的，因為周過去曾多次在中央領導核心內部表示過他只能當幫手，不能掌舵，並且對黨內能夠接班的人選作過劉、林、鄧這樣的排列。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自然順勢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來吧。這一提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毛很高興，當即拍板，並吩咐周按此進行部署。隨後，周恩來馬上安排飛機把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並召集會議，分別向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打了招呼。這就是林彪成為接班人的大體經過。
　　接下來，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周恩來繼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補名單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在八月六日晚間商定的，並由周報告了剛剛返京的林彪。常委內七人擴大為十一人，林彪作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劉少奇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實際上"靠邊站"了。本來，這一名單草案已經初步敲定下來，但後來卻節外生枝，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卻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這件事，提出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反而在名單的排列中從原來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應該往後排。她又向毛澤東反映陳伯達太老實，怕他頂不住鄧，陶鑄為人厲害，建議把他調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壓壓鄧。毛隨即採納了江青的建議，親自在周恩來草擬的送審名單上，將陶鑄的排名從原來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這樣一來，又完全打亂了原來正常的黨內排名順序，出現了令人棘手的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員幹將陳伯達、康生在名單中分別排在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前面，而只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的前面，因而整個名單顯得不倫不類，不好拿出手。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由於周本人身為黨的副主帝，這樣的提議由他帶頭提出，不僅易於擺平黨內各方關係，而且也容易說服其他人接受。這和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職務，從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樣。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領導機構大調整的同時，周恩來還抽身參加了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主要文件《十六條》的最後修改。他和陶鑄商量后，刪掉了原來其中"黑幫"、"黑線"一類含混不清而又打擊面過大的提法，同時加入了某些限制規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幹部隊伍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
　　很顯然，周恩來此時已經嗅出了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所挾帶的暴戾之氣，小心翼翼地試圖對它加以某種約束。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心存僥倖，想遠事避禍的話，那麼當他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置身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面對鋪大蓋地而來的狂潮而無處逃遁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某種不易覺察出來的變化，那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儒家的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佔了上風，由被動捲入轉為積極投入。
　　周恩來的這種心態從鄧穎超身上也可以看出來。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另一方面又通過電話分別給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許廣平、史良、劉清揚、羅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這場運動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這場"考試"。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深明"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道理。這句話是他在六十年代初託人傳話，送給他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當時蔣介石年事已高，急於安排後事，把權力交給蔣經國，導致陳誠與二蔣的關係日益緊張。周獲知這一情況后，傳話給陳誠"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勸他不要與蔣氏父子鬧得太僵。
　　實際上，這句話也是周恩來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天下大亂，滄海橫流之際，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下想正面與之硬頂，被來勢洶湧的狂潮所吞沒，而是像他後來多次所說過的那樣，積極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因勢利導地迎接它。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想法，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走馬上任，在天下大亂之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十年。

　　晚年周恩來 第三章 天下大亂中的雙重角色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 毛澤東重返一線， 直接掌握指導文革運動， 按照既定方針，繼續放手大幹，以期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與此同時，他把設法維持國家和社會日常生活運作的任務交給了周恩來，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負責處理黨、政、軍的日常事務。這樣，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衝突之中，處境困窘，左支右絀，窮於應付。
　　執兩用中的應亂之道
　　自文革全面發動以後，周恩來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貫徹落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實現"天下大亂"的意圖，另一方面又在設法維持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日常運作。這是兩個互相矛盾，很難協調的目標，然而周卻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點，儘可能地將它們統一起來。
　　毛澤東之所以在廢黜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還不想收兵，是因為他深知眼前的勝利是不穩固的，劉只是暫時處於下風，並沒有真正認錯服輸，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劉在全會上的檢討發言雖然在表面上承認了錯誤，表示"對這次的決定思想上早有準備，完全沒有抵觸情緒"，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他在小組會議的發言中公開抱怨被毛和群眾"夾在中間"，"上擠下壓"。甚至借檢討之機發泄不滿情緒，意在言外地影射說："老虎屁股摸不得，結果就要被革掉，要讓人家革，讓人家摸，摸個痛快"。況且，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已經在黨內經營多年，樹大根深，影響遠未肅清，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黨政機構對文革運動普遍存在的消極抵制就是證明。而且在一般群眾中，劉少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屆十一全會期間，劉去北京建工學院看大字報的時候，圍觀的群眾中還有人喊"劉少奇萬歲"的。因此必須趁勢窮追猛打，徹底肅清劉在政治上的影響，摧毀他的權力基礎。否則的話，劉隨時有可能利用黨內的不滿情緒殺回馬槍，進行秋後算賬，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時那樣。這是讓毛深為憂慮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採取非常之舉，全力支持紅衛兵的大串連，利用青年學生作為突擊力量，衝垮各地黨政機關對運動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國。八屆十一中全會剛一結束，毛就刻意穿上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萬紅衛兵代表和革命師生。林彪在大會講話中特別代表毛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並宣稱"最高司今是我們毛主席"。
　　歷來喜歡從群眾運動中尋找靈感的毛澤東則從"八一八"接見時盛大狂熱的場面中，受到了啟發，那就是在人民群眾中營造對他本人狂熱的個人崇拜，以此來作為對付劉少奇的利器。於是，毛隨即提出要繼續接見下去，要同全國幾千萬紅衛兵直接見面，為此還找了一套說辭，稱這是為了接受蘇聯的教訓--在蘇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後來蘇聯變修，把列寧主義丟了，與此不無關係。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想法，中央隨後宣布進行全國大串連的紅衛兵乘車、吃飯、住宿一律不要錢，完全由國家來負擔。在毛澤東的鼓動下，紅衛兵運動迅猛異常地席捲全國，勢不可當。"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年輕、單純而又狂熱、衝動的中學紅衛兵懷著革命造反、改天換地的強烈願望，首先衝出校門，殺向社會，在"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旗號下，打人，抄家，剪長發，剁高跟，焚書畫，砸商店，改街名，毀廟宇，橫衝直闖，為所欲為。
　　隨後，北京大、中學校的部分紅衛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國各地去"煽革命之風，點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問青紅皂白，便大興問罪之師，炮轟一切，並以查收工作組"黑材料"的名義，衝擊當地黨政機關，揪斗領導幹部，鼓動當地群眾起來造反。這樣，混亂的局面迅速由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嚴重地打亂了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
　　這種局面，自然讓剛剛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感到憂心忡忡。儘管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舉過手，贊成開展文革運動的決定，但眼前的這種搞法還是和他自己對文革的理解和設想相去甚遠，且不說已經嚴重地違背了多年來黨所奉行的一貫政策，就是用八屆十一中全會才通過的《十六條》來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鬧得已經不像話了。如果不設法採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話，很快便會一發而不可收。不過，已經被交過底的周恩來知道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面，正是毛澤東本人有意製造的，意在把文革這把火燒向全國。在這種情況下，在政治上"保持晚節"的心態令他不敢違抗毛的意志，只能跟著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視這種混亂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為一旦局勢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無法向毛交代。這種困處"夾縫"中的境況，使周左右為難，欲言又止。不過，他畢竟是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老手，懂得如何見機而作，因勢趨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紅衛兵破"四舊"這場狂潮中，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首先遭難。他們大都是在當年中共打天下的過程中，與共產黨風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卻大禍臨頭。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這讓多年來負責統戰工作，一直同他們打交道的周恩來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這種狀況。但是，不久前毛澤東對周恩來不能同這些人"過於接近"的敲打，言猶在耳，讓他不敢貿然行事，不得不暫且忍耐，等待時機。恰好就在這時，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詳述被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批鬥的情況，懇請他能"在可能範圍內稍梢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閱后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周恩來馬上趁機行事，除了立即對章氏採取了保護措施外，更進一步發揮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不受衝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名單，其中包括孫夫人宋慶齡、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傅作義、前國民黨副總統李宗仁等十三人。不僅如此，周在所開列的名單末尾又將保護的範圍推而廣之，提出對人大、政協、國務院等黨和國家以及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也應進行保護。
　　隨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對列入名單的人採取了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有的派人動員他們暫時離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軍三0一醫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療養，還有的由公安警衛人員進駐家中，勸阻前來抄家的紅衛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對宋慶齡的保護。在紅衛兵橫掃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倖免，連續受到紅衛兵的衝擊，其中緣由是因為末慶齡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發動以後，毛澤東曾派江青專門探訪宋，向她打招呼，解釋開展文革運動的必要性。然而，宋對自命不凡的江青並不買賬，反而直言批評紅衛兵不應傷害無辜。結果兩人的會面不歡而散，宋對文革的態度令毛很不滿意，江青更是耿耿於懷，宋由此大禍臨頭。在江青的策動下，宋慶齡因而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鬥爭目標，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幾十年的盤在腦後的髮髻，改成三八式齊耳短髮。接著宋氏雙親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墓地被毀壞，石碑被推倒在地。深愛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聲慟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當即病倒下來。為了保護自己父母的墳墓不再遭受橫禍，宋甚至強撐病軀修改了自己的遺囑，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後一定要與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慶齡的這種遭遇，令與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來心裏很不好受。不過他對文革女老闆江青有所顧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營，不便插手。為了避免與江青正面衝突，周採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辦法，勸說宋到北京來住，並指定負責他的警衛工作人員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衛工作。這期間，周恩來還數次出面對紅衛兵做說服工作，設法藉助毛澤東的權威，勸阻紅衛兵不要到宋氏的家裡去貼大字報，說：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她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後來，周恩來又下令上海市有關部門立即將宋氏墓地修復，並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給宋慶齡。此外，他還頂住江青的壓力，借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的機會進行補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孫中山選集》，併為新編選的《宋慶齡選集》題寫了書名，以便多少安撫一下精神上受到創傷的宋氏。
　　針對紅衛兵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亂打亂斗的問題，周恩來在八、九月間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紅衛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動慫恿的態度有所不同，周在肯定紅衛兵運動大方向的前提下，重點放在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力圖減少其狂熱性與破壞性，設法引導到可以控制的軌道上來。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晝夜地出席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報告會，與紅衛兵頻繁接觸，廣為交談，苦口婆心地進行勸說，要求他們要學習掌握黨的政策，嚴格遵守紀律，團結大多數，要文斗，不要武鬥。
　　鑒於紅衛兵到處套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轟一切的作法，周恩來在做紅衛兵工作時，小心翼翼地迴避了對手這一提法本身的表態，而是強調說：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認為是毛主席號召打所有的黨政機關，不能亂打一通，不能對一切司令部都炮擊，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並不是所有黨政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那樣看，把黨中央放到哪裡?這樣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落空了嗎?並提醒說："黑幫"、"黑線"，現在中央不講這個話了，這個說法不容易把界限定準。"黑幫"，到底這個"幫"有多大?越搞"幫"越大；"黑線"，這個線有多長?越摸"線"越長。這正是毛主席思想。
　　這段期間，最讓周恩來焦頭爛額的，還是承擔接待毛澤東八次檢閱紅衛兵的組織工作和應付紅衛兵大串連所造成的全國鐵路運輸全面緊張的局面。在此之前，雖說他已經對毛實行"天下大亂"的戰略意圖有所了解，但對運動如此大張旗鼓的搞法還是缺少足夠的精神準備。在紅衛兵大串連之初，周就擔心此舉會影響國民經濟的命脈--鐵路交通運輸，從而打亂整個社會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張要分期分批地進行。但是，這個提議卻受到了毛的批評。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再說什麼，而是把龐大的接待組織工作承擔下來，作為他本人支持開展文革運動的一個實際行動。為了保證毛每次接見的順利進行，周想方設法克服各種困難，臨時從各機關、學校、駐京部隊抽調了大批幹部，並緊急騰出大量校舍、辦公室組成接待站。他本人則全力以赴，親自調度糧食、火車，籌劃安排來京外地師生的衣、食、住、行、醫。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工作更是盡心竭慮，不敢有一點疏忽，反覆推敲其中的每一個細節，確保萬無一失。
　　國慶節前夕，全國各地師生雲集北京，等待毛澤東的接見，總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人以上。由於來京的人數實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單位雖然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甚至連許多黨政機關的辦公室和幹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還是應接不暇，仍然有三十萬人安排不下。為此，周恩來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經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來就有困難了。對此，毛澤東毫不以為意，堅持開展全國大串連，表示現在才剛開始，他要接見兩千萬人，稱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騰出來讓給外地紅衛兵住。中央文革則藉機指責周恩來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讓"毛主席請來的客人露宿街頭"。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檢討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並帶頭將他的住處騰出來接待紅衛兵；另一方面，召開緊急動員會議，向各單位下達接待紅衛兵的包干任務，並緊急動用部隊搭建臨時帳篷，這樣才總算應付過去。
　　更讓周恩來感到頭疼的則是紅衛兵大串連對全國鐵路運輸的衝擊。當時鐵路的客運量早已超過極限，客運列車無一不嚴重超載，已到人滿為患的程度。每節車廂、過道里都擠滿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著人。甚至連廁所里也都站著人。人們上廁所必須從別人肩膀上踩過，上下車則需要從車窗爬進爬出。在這種情況下，只好抽調貨運列車暫時用來載人。但這樣一來，又造成各地貨運物資的大量積壓。由於物資運不出去，很多工廠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鐵路工人已經起來造反，脫產"鬧革命"，更加劇了整個鐵路運輸秩序的混亂。
　　然而，由於毛澤東執意實行"天下大亂"的方針，根本不在乎對社會生活造成的影響，周恩來雖然心急如焚，卻無法對問題作根本的解決，只好被動應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鐵道部長呂正操找來，了解鐵路運輸的情況，甚至親自擔任鐵路總調度，直接指揮疏導交通堵塞最為嚴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還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鐵路企業單位分期分批開展文革運動和整頓車站、列車秩序的通知，並徵得毛的同意，號召進行徒步串連。
　　但是，這些努力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後還是因為進入隆冬時節，天寒地凍，毛澤東的注意力也轉到其他方面，這場全國大串連才逐漸停止下來。不過，鐵路運輸的混亂局面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相反卻由於各地兩派之間愈演愈烈的派斗而變得更加嚴重。
　　自文革全面發動以來，周恩來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處在文革運動實際執行者的地位，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貫徹落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實現"天下大亂"的意圖，另一方面又在設法維持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日常運作。本來這是兩個互相矛盾，很難協調的目標，擅長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氏卻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到某種平衡點，儘可能地將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統一起來。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在扮演前者時，總是顯得被動遲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戲"；而在扮演後者時則表現得積極主動的多，是一種"本色"的表演。換句話說，周雖然決心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竭力勉勵自己以一種熱情投身到文革戰鬥中去，但還是無法斬斷塵緣，不食人間煙火，內心更關注的還是大亂之中的國計民生問題，這種情況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上述兩者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而表現得愈加明顯。
　　這年九月間，因紅衛兵大串連而造成的混亂局面，已經開始波及到工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當時正值秋收大忙季節，但是出於運動的衝擊，不少縣和公社一級黨政機關陷於癱瘓，大片成熟的莊稼亟待收割，卻無人過問。作為國家的總理、七億人的大管家，周恩來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三年困難時期因國庫缺糧而大批餓死人的慘劇殷鑒不遠，如果對眼前這種局面聽任不管的話，到頭來老百姓勢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毛澤東那裡無法交待。
　　當然，周恩來很清楚目前運動正處於發動階段，毛澤東真正關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運動深入搞下去的問題。因此，如果這時出來對運動設限，強調抓生產，勢必會惹毛不快。況且，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時，特彆強調說：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為軸心，不能再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並意有所指地說："我們有許多同志，容易埋頭于糧、油，還有鋼鐵、煤炭的指標，而忽視政治思想。"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決定盡量向毛澤東反映這方面的問題，力爭取得毛的支持，因為他相信不管怎麼說，毛還是懂得天下吃飯的問題最大的道理。他繼續採取了見機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龍江省雙城縣的一個幹部向中央反映該縣的縣委書記、縣長被批鬥，生產陷於癱瘓的問題。周立即把這一簡報批送給毛，因事不宜遲，又責成人民日報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先行發出。隨後，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專門討論這一問題。會議決定起草一個中央關於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確規定，解決這一問題。同時，鑒於不少工礦企業的工人已經起來"造反"，導致生產指標大幅度下降，周恩來決定趁勢起草一個中央關於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併送毛澤東審閱。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修改通過了中央關於農村和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其中規定縣以下農村的文革運動，仍按"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紅衛兵不準到縣以下各機關和社、隊去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秋耕，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對工礦企業則強調：應當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抓業務。職工應堅守工作崗位，文化大革命運動可放在業餘時間去搞。並重申了紅衛兵下要進入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單位去串連，等等。
　　文件搞出來后，行事謹慎的周恩來知道茲事體大，除了必須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外，還需聽取各方意見。於是，他先讓陶鑄以個人的名義向華東局傳達了這兩個通知的基本內容，投石問路。果然，對此出現了兩種尖銳對立的意見。廣大幹部、工人、農民普遍認為這是中央說了他們想說的話，為他們撐了腰，以後可以安心搞生產了。而青年學生們則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認為這是個"大陰謀"，有的人還發火急電報給江青，稱"這個所謂文件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和十六條不相符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為了避免生出事端，馬上採取主動行動，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我認為有關農業和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問題，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議定政策，然後才好批發關於這兩方面的通知。"這時正在考慮如何突破運動阻力的毛自然對這兩個束縛群眾手腳的規定感到有些不快，不過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決的話，後果嚴重，在躊躇了幾天之後，只好表態："可印發，不要討論了"
　　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后，周恩來終於鬆了口氣，可以名正言順地抓工農業生產了。就在中央關於農村、工礦企業開展文革運動的兩個規定下發后的第二天，他藉著毛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機會，在大會上著重講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強調搞好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要求廣大幹部和群眾堅守生產崗位，說："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最後，他還帶領全場高呼口號："抓革命，促生產，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接著，周恩來又一鼓作氣，搞出來一個財貿戰線上的政策規定，以供下面遵照執行。但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討論通過後，卻被中央文革扣壓下來。他不甘心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無疾而終，為此專門寫信給文革小組的女老闆江青，催促他們抓緊核閱，儘快發下去，說："文化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方面，農業和工業、科研兩個通知發出后，對生產很有利，財貿和手工業一個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組幾天，務請陳伯達同志抓一下，以便議好后再提請中央政治局討論。"
　　江青早就對周恩來這樣到處制定條條框框，充當"滅火隊長"的作法很不滿意，只是因為他行事謹慎老練，處處注意取得毛澤東的支持而暫時無可奈何罷了。這次，她故意採取拖延戰術，以忙於其他事情為借口壓著不辦。後來經過周的一再催促，最後總算勉強鬆口，改由中央批轉了這個規定草案。儘管如此，周氏上述設法維持工農業生產所做的努力，在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澤東發動文革新的部署給衝掉了。
　　"新文革與舊政府"的對壘
　　在文革初期的權力格局中，周恩來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同以江青為老闆的文革小組形成兩軍對壘的局面，由於文革小組貫徹執行的是毛澤東"天下大亂"的意圖，因而總能得到毛的支持而佔上風；而周這一方則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圖，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而屢屢敗下陣來。
　　文革全面發動后，毛澤東採取的是"兩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兩套班子：一方面通過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指揮運動，貫徹他的各種意圖；另一方面則依靠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維持和應付日常局面。儘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規定文革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過出於對運動發號拖令的需要，毛澤東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經常繞過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而直接向文革小組布置任務。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文革小組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與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由於這兩者所擔負的角色截然下同，看問題的立場角度也大相徑庭，因而雙方的摩擦和衝突下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首當其衝。雖然他善於隱忍周旋，儘可能地與中央文革求同存異，避免與之正面衝突，但雙方的關係還是日益緊張，成為文革女老闆江青的眼中釘印發泄的對象。比如，從一開始，江青就對周奉毛澤東之命過問清華大學運動時，有意不點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當時任該校工作組成員--作者注)很有意見，認為周旗幟不鮮明，對前述周所開列的"保護名單"，江青也很下高興，特別是對宋慶齡的保護，更是讓她憋了一肚子火。據知情人回憶，曾發生過這樣的一幕：當江青看到擺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來題寫書名的《宋慶齡選集》時，竟然歇斯底里大發作，伸手把書扔到地上，抬起雙腳踐踏，一邊用勁踩一邊氣沖沖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
　　由於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貫徹執行的是毛澤東"天下大亂"的戰略意圖，因而在兩軍對陣中，總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撐腰而佔上風，而周恩來這一方則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圖，顯得"理不直氣不壯"而屢屢敗下陣來。比如，八月下旬，針對日趨嚴重的紅衛兵以查抄工作組"黑材料"的名義，衝擊黨政機關的問題，周與陶鑄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保護黨和國家機密和要害部門的通知，送毛澤東、林彪審閱和中央文革披閱。江青對這個把屬於黨和國家機密要害部門的範圍規定得極其詳盡，幾乎無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滿，認定這是周恩來藉機划框框，束縛群眾的手腳。於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更加應請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細閱讀和批改。"毛閱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見，批示："此件不發""，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來針對當時運動中出現的亂打亂斗問題，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的綱領、性質、條件、組織、紀律等問題作了闡述，強調紅衛兵要學習掌握政策，遵守紀律。隨後，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對此進行討論，準備印發全國貫徹執行。與會的多數人表示贊成，認為現在該是強調講政策的時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卻從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慮，否則"有包辦代替的危險"。姚文元則強調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政策。康、姚二人在會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難，是因為文革女老闆江青早就非常不滿周恩來自文革發動以來，不斷出面制止紅衛兵亂揪亂門的做法。她曾多次譏諷周足"滅火隊長"，甚至當面責罵周："這個你也不讓批，那個你也下讓斗，你的的確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就這樣，由於中央文革的反對，這份文件最後胎死腹中。
　　當然，江青對周恩來並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壓拆台，也還有拉攏爭取的另一手。這究竟是出於江青本人的智謀，還是背後另有高人指點，不得而知。自從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后，江青曾幾次表示"歡迎"他參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周心裏當然清楚江青此舉所打的如意算盤，是要他放棄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把兩者合二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統天下的局面。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頭會是經毛澤東授權的，不經毛的同意，他不會拱手相讓，另一方面這也是他在眼前的亂局中唯一可以對時局發揮影響的陣地。於是，周恩來婉言謝絕了江青的這番"好意"，並且不動聲色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長團結各種人的本事，把黨內的第四號人物、同時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拉到他這一邊，並儘可能地與文革小組的另一個顧問康生保持好關係，在遇到問題時，注意尊重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意見，即便是對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輩"，諸如王力、關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紆尊降貴，注意請教聽取他們的意見。對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決不與她正面衝突。凡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見拉攏不成，反而被周恩來挖了牆腳，十分惱火，於是遷怒於陶鑄，不斷地找他的碴。在後來陶鑄被打倒以後，江青的一腔怨恨藉機發泄出來，指著周的鼻子罵道："你一貫地與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裡，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見拉攏這一手不起作用，便開始整周恩來，用她自己的話說是"讓總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厲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斷地向毛澤東告狀吹風，說周的壞話，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學生造反派中的頭面人物出來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親信張春橋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座談會。會上，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指責他在重大問題上"和稀泥"，搞"折衷主義"。還提出真正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江青在聽取彙報后，立即表態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說周恩來"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義"。陳伯達也附和說：總理就是旗幟不鮮明。文革小組會議隨即作出決定，把座談會的記錄送毛澤東，並由王力、關峰起草一篇《紅旗》雜誌國慶社論，批判"折衷主義"，強調要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這就是後來社會上出現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散布文革是"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的鬥爭"的流言的由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
　　文革運動從一開始就遭到黨內外的抵制，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但毛澤東決意硬著頭皮搞下去。毛在國慶節之夜天安門城樓上語驚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毛為了排除阻力而發動的一場新戰役。
　　毛澤東對江青不斷反映周恩來在政治上的曖昧態度自然感到不快，對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見，不過毛此刻更關注的還是整個運動的形勢，對近來青島、長沙、西安等地不斷發生工農群眾圍攻學生的情況甚感憂慮。毛十分清楚在工農群眾干預學生運動的背後，是黨內各級幹部對他發動的文革運動存在抵觸情緒，而根子則在於劉少奇的陰魂不散。因此必須在下一步運動中解決這個問題。
　　善於從歷史中尋找靈感的毛澤東很快便從延安整風期間通過批判"錯誤路線"，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啟發，決定用批判劉少奇所代表的"錯誤路線"來統領全局，作為下一步運動的突破口。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九月下旬，毛澤東對八、九兩月運動的形勢，提出了這樣的看法：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並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在這裏，毛一石數鳥：其一，把劉少奇的問題正式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這在黨內鬥爭中是性質最為嚴重的錯誤，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著在政治上永無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來對付劉少奇線上的人，特別是那些對文革存有抵觸情緒而又不肯轉彎的黨內反對力量，以"頑固堅持錯誤路線"的罪名將他們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來，警告他不要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態度曖昧，左右搖擺，重犯以往歷史上的錯誤。毛的這一思想，就是後來在全國範圍內形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浪潮的由來。
　　順便一提的是，目前大陸官方和學術界為了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早已搖搖欲墮的偶像，而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曾在文革中搞亂全國的提法，不是歸咎於林彪，就是歸咎於陳伯達等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其實，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後定奪的正是毛本人。毛澤東要開展對劉少奇"錯誤路線"批判的意圖，隨後由林彪在國慶大會上的講話中轉述出來，宣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這其中還有一段插曲。陳伯達、張春橋在起草林彪國慶講話時最初使用的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但是，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認為這一提法太重，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被毛澤東所採納。心有不甘的張春橋在林彪講話后的當晚向毛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在語法上不通，建議再改回來。毛經過考慮后，表示不要再改回來了，以後可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
　　就這樣，毛澤東一槌定音。隨後《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向全國傳達闡述了毛的這一思想，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其中並專門寫了一段針對周恩來的內容，說："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為肇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這是毛澤東面對黨內抵制文革的強大阻力而發動的一場新戰役。儘管毛事先對此已經有所估計，但黨內抵觸情緒竟然如此之大，還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困境：運動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而繼續搞下去的話，又困難重重，前途難以逆料，弄不好會身敗名裂。但是，對毛來說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只好鋌而走險，硬著頭皮搞下去。毛澤東的這種心境，在國慶節之夜天安門城樓上同周恩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曾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他語驚四座，說："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為此，毛澤東改變了最初文革運動搞三個月收兵的設想，用大批判開路，繼續放手大搞，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在下面發動群眾召開有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營造聲勢，向黨內反對勢力施壓；另一方面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試圖對黨內各級領導幹部"打通思想"，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結果卻令毛澤東大失所望。更準確地說，經過這次會議，毛已經對說服與他本人離心離德的黨內高級幹部失去了信心，會議一開始，林彪和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輪番上陣，大講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張撻伐，指名道姓地抨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是把國民黨的"訓政"那一套搬了出來；宣稱"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儘管林彪和陳伯達兩人在會上講話的調門很高，卻無法打消與會者對文革運動的思想顧慮和抵觸情緒。這些普遍受到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的方面大員迫於形勢，不得不檢討對這場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裡卻紛紛倒苦水，吐怨言，談憂慮，擺自己或本地區，本部門各級幹部被揪斗、"坐噴氣式飛機"和戴高帽子遊街的情況。更有甚者，有人還公然提出要對工作組的問題"重新估計"，企圖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案，雖然會期後來一延再延，但仍然無法打通與會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訴苦大會"。這樣，毛澤東的設想完全落空。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知道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已經大大地得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高級幹部，這批人在黨內人數眾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視，是日後劉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黨內基礎。毛是那種對人不得罪則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約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暗中盤算尋找一條徹底的解決之道，把這批盤踞黨內要津的人統統踢出去。
　　不過，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是故作姿態，出面安撫這些被紅衛兵沖得不亦樂乎的黨內高級幹部，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寬容和諒解，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我這個人闖了這麼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有抵觸，也是難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苦急呀。甚至還表示：萬萬不能承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都成了黑幫，我就不好混了。不過另一方面，毛還是堅持認為：我看沖一下也有好處，你們回去后要振奮精神，好好工作。總有那麼一些人不通，有少數人是要對立的。
　　對於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戰役，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見。這倒不完全是因為其中部分矛頭是針對他而來的，是對他所主持的八、九兩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評。更主要的是，周深知這樣一來，不僅對劉少奇的批判將大大升級，而且運動的規模也將進一步擴大，將有更多的人被牽連其中。在這種情況下，運動的收場將更加遙遙無期。這是他內心最關心的問題。因為眼前的亂局已經把他弄得焦頭爛額了，顧此失彼，實在難以招架。
　　為此，周恩來專門找了《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的起草人、中央文單小組成員關鋒談這個問題，提出路線上的問題終歸還是黨內問題，不同意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關鋒則堅持民主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線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這並不能說服他。躊躇再三之後，周又去向毛澤東反映這個問題，小心翼翼地問道：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當毛講了這個提法的來龍文脈后，周明白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聲了。
　　當然，周恩來的內心疑問並沒有真正打消，只不過出於"保持晚節"的心態而強迫自己接受毛澤東的主張罷了。周的這種思想狀況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前後表現得十分明顯。比如，他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勸說黨內高級幹部打通思想時，就著重強調了"保持晚節"的問題，在閉幕會的講話中也專門談了一段"保持晚節"的問題，說："我們在座的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都是半輩子以後的人了，我們的晚年就是主席所說的，如何保持晚節，這不是消極的口號，應該說是積極的，在晚年也要前進嘛，也要革命麻!"
　　其實，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周恩來自己也是滿腹疑雲，思想上有許多不解之處，所以只好講些空泛的大道理來努力說服滿腹牢騷的黨內高級幹部，同時也努力說服自己。比如，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生在這個偉大光榮的時代，能夠親自參加這個偉大的鬥爭，是光榮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錯誤，無關大小，都應該把它丟掉，應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這個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偉大。我們還有世界革命的問題，個人還有什麼舍下得丟掉的?還說，"轟一下怕什麼?不是敵人，打錯了是誤會，不打不相識。要受得住才行，要經得起考驗。過去革命是敵人考驗我們，現在則是在群眾運動中考驗我們。""群眾鬥爭你，批判你，把你說得一無是處，說得很嚴重，頂得住，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又如，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說："群眾的批評是不那麼好受的，不如順耳的話那麼好聽，但是它對你有好處，是真正的愛護領導。良藥苦口利於病。"提出：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當然不是革你的整個政治生命，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下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只要緊跟主席，立場對頭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隊太遠，或掉到資產階級道路上去。"周的這一番話，與其說是在打通別人的思想，倒不如說是講給自己聽的，是他那茫然而又困惑心情的流露。
　　應該說，周恩來這時已經開始看出文革運動這種搞法的種種乖謬之處，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大局面"，"這樣一想，就不寒而慄，而且汗流浹背"。但是，他還是努力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個人的正式發言，表態擁護毛澤東和林彪在會上的講話，表示自己要努力緊跟毛、林，說：學主席，可學而不可及，但應學習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動搖。對毛澤東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設想，周恩來含蓄地談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認毛在政治上"有遠見"，然後又對毛的設想加以解釋，提出運動應該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說："我們應該設想，有緩有急，有張有弛，客觀上也要鬆弛波浪式發展。"對運動的態度，他結合個人的體會，強調說："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歡迎；第三，敢於講政策。"當然，周恩來很清楚如果不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從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批劉少奇、鄧小平的話，在政治上是過不了關的。不過，他還是用了一番心思，採取轉彎抹角的說法，避免直接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代之以"錯誤路線"，並暗示其在黨內並不佔統治地位。他在講話提綱中這樣寫道：
　　"這次會議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錯誤路線，反對和阻礙以毛主席為代表佔全黨主要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做了比較深刻的揭發和批判。對於以劉少奇、鄧小平兩同志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體會。劉、鄧兩同志的檢討，也較以前進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對於長期以來不宣傳毛澤東思想，自搞一套，與主席分庭抗禮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宗派情緒，還沒有從思想作風和歷史社會根源上挖深挖透。因為對這些根本問題，我們高級幹部不能簡單地以保證今後遵守紀律來回答。小平同志對於近十年來辜負主席和全黨的信任和期望，距離毛澤東思想日遠，甚至格格不入，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日久，思想作風日益退化，把書記處形成獨立王國，以至黨中央各部委沒有一個不發生嚴重問題的根本原因，沒有做更深刻的揭發，在檢討中又還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緒，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個人在這五個月中，前五十天雖有兩次外出，但在京時也沒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對工作組只提過改良主義的辦法，沒有及時向伯達同志請示和深入到群眾中學習，這是我的主要錯誤。在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組密切聯繫，有時仍有掉隊之虞。但我有一個信心和認識，如果掉了隊，犯了錯，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覺察到，我必下定決心，知過必改，努力趕上。"
　　中央工作會議后，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連同劉少奇、鄧小平兩人的檢討不陘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國。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黨轉發了根據林彪提議而起草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於是，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紛紛踢開黨委鬧革命，"炮轟"、"火燒"、"砸爛"、"打倒"之風遍及全國城鄉，各地黨政機關受到更嚴重的衝擊，混亂的局面開始向工礦企業和農村蔓延。
　　在時局惡化的同時，周恩來的處境也日見困難，與中央文革的關係越來越難處。江青指揮造反派在社會上颳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風暴的同時，也沒有放過周。十月間，清華大學校園出現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批評他搞"折衷主義"，盲稱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的鬥爭。一時間，弄得滿城風雨，在政治上給周造成很大的壓力。
　　接著，中央文革又利用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大會之機，由姚文元出面，在講話中借魯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調和、平正"，公開影射在場的周恩來。在隨後出版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更為露骨地批駁所謂在兩軍對壘中那種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騎牆派"，說："在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進行調和、折衷。這實際上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對於中央文革的這種搞法，周恩來雖然知道這不一定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卻無論如何是對他在眼下這場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所持態度的一次警告。的確，在批劉的問題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調，除了在會上必要的表態之外，並不想過於積極，給人當槍使，而是一直恪守這是"黨內問題"的界限，宣稱劉、鄧的問題"中央已經解決"。他曾和陶鑄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會上的倒劉風潮，對造反派進行進行說服勸阻。比如，周恩來在九月間一次接見各地紅衛兵代表的大會上講話時，會場的一個角落裡突然響起"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聲，接著眾人響應，會場上一片嘩然。周見狀，立刻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他本人不同意這個口號的態度。等會場平靜下來后，他才轉過身來，並專門講了一段話，回顧了黨的歷史，以他的親身體會，強調說犯路線錯誤的同志，不能說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是反革命的，這和反革命集團、獨立王國以及分裂出去另組織一個黨是不同的。並表示：我是過來人，在長征以前，我犯過路線上的錯誤，但是，毛主席並不因此不讓我改正錯誤。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我願意與他坐在一起說理、辯論。
　　又如，在國慶節安排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排列位置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雖然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已經從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國家主席。周覺得"十一"既然是國慶日，國家主帝就應該排在顯要的位置上，但這樣一來，就不能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央文革那裡肯定通不過。經過再三考慮，他最後擬定了這樣一個方案：毛澤東居中，右邊按照常委的順序排列，左邊則按照國家領導職務排列，這樣便把劉少奇安排在毛的身邊。江青那邊對這一方案雖很不滿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只好同意。
　　在保劉、鄧的問題上，周恩來當時並不是孤軍作戰，在中央常委中，陶鑄也持同樣的態度，而且表現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鑄在審查國慶節新聞照片時，發現其中缺少鄧小平的鏡頭。他認為鄧雖然犯了路線錯誤，但仍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了補救這一點，陶鑄決定讓新華社對新聞照片做了技術處理，將一幀照片中陳毅的頭像抹去，而把鄧在另一張照片上的頭像移過來見報發表，這就是後來鬧成軒然大波的"換頭術"事件的由來，成了陶鑄作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來之所以在這段期間曾多次出面保劉少奇，應該說，主要還不是出於對劉個人的格外關照，而是他清楚批劉調子的升級是一種政治信號，意味著運動規模的擴大和亂局的加劇，這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不過，來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盡量揣摩毛澤東的意圖，拿毛來作擋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與江青之間對劉少奇的態度存在的某些差別，從中做點文章。這就是周比陶鑄更加老到圓滑之處。
　　比如，還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得知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準備到天安門去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后，便連夜接見他們，進行勸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不是普通的黨員，也不是普通的領導，就是撤換也不需要這樣發動群眾製造輿論。並有意點出：你們往天安門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外國人就會認為是中央默認的，就會使中央處於被動地位，連主席也會被動。
　　十一月八日，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聶元梓等人又貼出炮打鄧小平的大字報，稱鄧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國內外引起轟動。就在第二天，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等的談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承認劉、鄧兩人"犯了路線錯誤"，同時表示：犯路線錯誤並不是反黨，我們還是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希望他們改正錯誤，我們幫助他們改。此外，周恩來還藉機回應了中央文革攻擊他搞"折衷主義"的指責，說：中央決定讓我去解決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問題，我去了不提劉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當時應該這樣做，這是黨的決定，在這方面我們要守紀律，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向群眾解釋，讓群眾責備我。可是另外也有好處。我這個人總是有一點妥協性，不可能每一句話都說得那麼尖銳、明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番話既巧妙地對這件事進行了解釋，又不失分寸地承認了自己的弱點，給了江青面子，從而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
　　工交座談會上的轉向
　　工交座談會本來是根據周恩來的布置召開的，研究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以扭轉工業生產節節下降的局面。但是，當觸犯了急於把文革這把火燒向工礦企業的毛澤東后，周馬上隨風轉舵，為了自保，並沒有出來承擔責任，聽任為他背黑鍋的陶鑄中箭落馬。
　　中央工作會議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勢，迅速燒向工礦企業和農村。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暗中期待的。更確切地說，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黨內遭遇重重阻力，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希望藉此找到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來。當然，天機下可泄漏，毛並沒有把這張底牌公開亮出來，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數人打了招呼，要他們為此作準備。與此同時，善於玩弄權謀的毛卻在表面上敷衍渴望運動早日結束的黨內各級領導幹部，開出同意運動大體在明年春節前後結束的空頭支票。
　　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澤東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運動會很快結束，不過，他已經預感到局勢的嚴峻，毛在政治上可能還會有更大的動作。他在中央工作會讓上的講話中就不無憂慮地表示：會後還會出現新高潮，遇到新衝擊。在這一點上，他和黨內許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對協助他在國務院抓經濟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兩人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鬧什麼革命?"不過應該說，周恩來比一般人更識"時務"。他已經看出文革的勢頭銳不可當，因此並不想硬頂，而是採取順守之道，伺機因勢利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時的形勢是"方興末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為此，他利用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曾經過問各地"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就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經濟建設不能中斷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禍水引向生產領域。他並利用接見群眾組織的機會，反覆重申兩條：第一，工礦企業和農村不能停產鬧革命；第二，工礦企業不許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可是，隨後發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來所堅守的這兩條也給衝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批判控訴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經過研究，認為這樣做違反中央有關工人要堅守崗位，不許成立跨行業組織等規定精神，決定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工總司因沒有得到市委的承認，就在會後組織了請願遊行，並衝進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赴京告狀。後來這列火車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車站。於是，王洪文等率眾鬧事，卧軌攔車，造成南北交通動脈滬寧線中斷三十小時。周恩來得到上海市委關於"安亭事件"的報告后，深知茲事體大，牽一髮而動全身，馬上和陶鑄一道趕到中央文革駐地，進行緊急磋商，決定以陳伯達名義致電中共華東局，要他們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做說服工作，勸他們回廠抓革命，促生產。隨後，中央文革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處理這一事件。然而，張春橋這時已經通過江青摸到了毛澤東期待：工人起來造反，以衝破黨內阻力的意圖，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來、陶鑄和陳伯達一起商量出來的意見。在此之前，他在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代表時就已經閃爍其辭地透露了毛的這一意圖，說："搞工廠是個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隨後，張以中央欽差大臣的身份，在處理"安亭事件"中貫徹毛的意圖，簽字同意了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動等五項要求。
　　張春橋之所以敢這樣做，並非是自作主張，或是像後來所宣傳的那樣"先斬後奏"，而是在事先繞過中央包括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直接請示了毛澤東本人。這一點，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簽字前同工人的座談中轉彎抹角地露了出來，說："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很顯然，在文革那種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沒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話，張春橋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擅作主張的。
　　張春橋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從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級領導人的強烈反應：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頭會上，當時被蒙在鼓裡的周和陶鑄嚴厲批評了上海"工總司"卧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全線中斷的做法，指出張春橋"擅自"簽字是錯誤的，要堅持中央的既定方針，採取補救措施。性情剛烈的陶鑄表示了強硬的態度，說："就是要把它壓下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一個中央文革成員，究竟有沒有權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眾組織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條上簽字，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黨中央的指示還算不算數?"弄得同樣不知情的陳伯達有苦難言。
　　這時，一直在幕後充當導演的毛澤東出面講話了，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政策。毛並拿憲法中"結社自由"的條文，批評陶鑄和陳丕顯對上海工人所持的態度。"就這樣，毛一言九鼎，壓住了各方強烈的反對意見，就連一向敢於放炮的陶鑄也不再吭聲。整個形勢隨之逆轉。自周恩來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級領導人下得不吞下這一苦果。
　　與此相反，毛澤東卻從"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認為"革命工人起來了"，這正是衝破目前運動阻力的好途徑，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新設想：先從學校和機關搞起，再到工廠、農村去，把工人和農民像紅衛兵那樣組織起來，為此，毛澤東認為九月間中央下發的關於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革運動的兩個文件已經過時，需要重新作出規定，要陳伯達一班文革秀才們儘快搞出來。"
　　在此之前，由於第四季度全國經濟形勢明顯惡化，已經出現了生產節節下降，建設瀕臨停滯的局面，為此周恩來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們抓緊準備召開計劃會議，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並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正好就在這時，陳伯達已經奉命搞出關於工交系統開展文革運動新規定的文件初稿。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這個文件過於放任群眾起來造反，從而失去對運動的約束力，周建議將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去討論。不料，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談會上遭到激烈反對。參加會議的部長們鬨堂而起，大加批駁，認為工廠搞大民主，勢必影響生產，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不是打架就是停產，主張取消已經建立起來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並要求在文件上寫上"下能讓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造反"。還有的故意說反話，表示如果允許生產受影響，那怕是允許有個"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鬧革命，等等，把陳伯達起草的稿子批得體無完膚，會議又另外搞出了一個修改稿，強調工礦企業不能停產鬧革命，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等。本來，這些意見正是周恩來自文革發動以後所一直堅持的主張。不過，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已經從"安亭事件"的處理上看出了毛澤東的態度，因而開始有所退卻，謹言慎行，凡事不輕易表態。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畢竟和他的部屬們是相通的，因此當看到他們站出來慷慨陳詞時，不能不受到某種感染。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談會講話時，當場並沒有制止會上的過激言論，相反還鼓勵大家要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但是，三天之後，周恩來與陶鑄、李富春一道向毛澤東彙報工交座談會的情況后，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關於這次彙報的情況，目前並沒有原始的檔案材料，多是引述輾轉傳達的內容，而且說法不一，前後抵牾。不過，座談會上表現出來的情緒和提出的主張正好與毛想把文革這把火引向工礦企業的意圖背道而馳，令毛大為惱火，則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這時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經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對陶鑄的種種不滿，批評陶鑄提出的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級黨組織和老工人的觀點是錯誤的。很顯然，工交座談會觸怒了毛，陶鑄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在政治浪濤中弄潮的周恩來立即隨風轉舵，採行順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談會一上的論調保持距離，同時儘力說服掩護他的部屬退卻。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談會上講話時，不再提"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一類話了，而是強調說："浪潮來了，要站在浪潮的頭裡，因勢利導叫形勢搞下去，才能領導，背著浪頭會被浪頭衝掉"，既然已經"擋不住，不如疏導"。並語重心長地表示："這個懲罰是我們過去造成的。我們不來承受誰承受?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入虎穴?"周氏的這一番話可謂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為人處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隱忍退避的順守哲學表現得淋灘盡致。
　　後來的事態發展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根據毛澤東的決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名為聽取工交座談會的彙報，實則展開圍攻批判。林彪親自出馬，坐鎮會議，連劉少奇、鄧小平這樣早已靠邊站的人都被叫來與會。會上，中央文革的成員輪番上陣，集中向陶鑄、谷牧等人開火，指責他們以生產壓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會議接連開了三天，最後由林彪作結論，說這次工交會議是完全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完全從生產收穫的多少來評議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是大錯特錯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還專門敲打了周恩來一下，針對他不久前說過的運動形勢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勢不可擋"，指出現在不應該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主動迎接的問題，不是剎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捲全國每一個領域。
　　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被稱之為"萬噸水壓機"。在政治高壓下，與會者紛紛作了檢討。首當其衝的陶鑄在發言中有意識地出面承擔了"堵"、"壓"工廠、農村開展文革運動的"主要責任"，表示：這次會議把我這個蓋子揭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實際上，陶鑄是在代周恩來受過，頂下了本來應該由周出來承擔的責任。關於周本人在會中的表現，當事人谷牧這樣回憶道：
　　令人尋味的是，林彪主持的這三個半天會，周總理雖然參加，但在會議進行中很少說話。直到林彪作了長篇批判講話后，他才講了一番話，主要是談過程，說他們(指我們這些人)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這個文件中，又出現了這方面的觀點。總理的這些話是在為我們開脫責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闖了這麼大的"禍"，周恩來就不能不對毛澤東行所交代。會後，他把工交座談會的彙報提綱送給毛看，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鑄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的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係。他在給毛的書面報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寫道："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會議上的書面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上的共同認識，也暴露了工交戰線上對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誤立場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幾位同志特別是文革小組同志的嚴厲批評，使他們開始有了覺悟。最後，林彪同志做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看個人回去后能否通過實踐和鬥爭，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不關痛癢的表態並不感興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責仟，他這時所感興趣的是儘快將陳伯達起草的中央關於工礦企業開展文革運動的新規定發下去。不過，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澤東也下想輕易放過他去，隨後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幫助"陶鑄。
　　陶鑄原來是中南局第一書記，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上調中央，接替彭真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被破格拔擢，進入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當初，毛澤東看重陶鑄是因為他在歷史：他與劉少奇有過節，再加上為人耿直，敢於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來作為他于中對付劉少奇的一門大炮。但是，陶鑄到中央后的表現，卻讓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處處跟著周恩來走，有意識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離。更讓毛不滿意的是，陶鑄非但沒有成為一門向劉、鄧開火的大炮，相反還總是和他本人的意圖頂牛，在運動中屢屢充當"保皇"和"滅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斷告狀，說他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負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裡。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陶鑄日益反感，認為他已經成為運動的絆腳石，遂決定批陶，為下一步運動掃清障礙。
　　順便一提的是，闊鑄當時對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確實不大買賬，甚至敢於當面頂撞她，當然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這在文革那個年代的中共領導層中是很少有的。陶鑄曾對他的妻子談起過這一點：
　　"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孫子那樣訓斥，總是命合的口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周恩來當然明白毛澤東讓他主持批陶會議的目的，不光是殺雞給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對他的考察。同時，他心裏也很清楚陶鑄是在代己受過。的確，陶鑄到中央來的時間不長，卻一直視周恩來為自己的師長和領導，處處尊重，遇事請教，成為周的得力助手。在許多問題上，兩人觀點一致，配合默契，運動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們兩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鑄出面辦的。而且陶鑄一直處在運動的第一線，為周擋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擔了來自各方的壓力。從內心說，周恩來是很感激陶鑄對他的支持的，也願意身邊有這樣一個人能為自己分憂解難。所以當社會上出現炮轟陶鑄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確採取保的態度，舌焦唇燥地勸說造反派不要這樣搞。
　　比如，當北京醫學院紅衛兵因陶鑄曾出面保過衛生部黨委而包圍中南海，要求揪出"暴發戶"陶鑄時，周恩來曾幾次出面做工作，說：陶鑄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員，為什麼不能來中央工作?"把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麼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毛主席捫林彪同志也不會同意。
　　但是，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在"保持晚節"心態的驅使下，縱然有心想保陶鑄，也不敢違抗毛的意旨，只好讓陶鑄先"顧全大局"了。以周的閱歷和見識，並非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但他卻沒有對陶鑄援之以手，站出來為他緩頰，反而硬著頭皮充當了批陶會議的主持人，讓陶鑄為自己背黑鍋，聽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馬。在這件事情上，充分顯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為人，是欠了陶鑄賬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嘗到了孤軍作戰的苦頭。
　　在這次批陶的會議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馬出動，按照預先的布置，輪番上陣，向陶鑄開火。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場，江青、陳伯達、康生進行重點批判，為陶鑄所犯錯誤的性質定調，給他戴上了兩頂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和"劉、鄧路線的代理人"。一個星期後，陶鑄即被江青，陳伯達在群眾大會上點名打倒。
　　"全面奪權"
　　毛澤東知道文革之舉已經徹底得罪了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來個釜底抽薪，隨後號召全國展開"全面奪權"，接管黨政機關的思想便由比而來。毛在自己七十三歲生日那天，請文革小組成員到家中吃壽麵。席間，毛提議"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自中央工作會議后，毛澤東已經越來越感到黨內各級領導幹部與他離心離德，知道他所發動的文革之舉己經徹底得罪了他們，再企圖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主張無異於與虎謀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是按照以往搞運動的常規，幾個月後就鳴金收兵的話，那麼這一大批仍然在黨內佔據要津的各級領導幹部日後勢必成為劉少奇捲土重來的黨內基礎。因此，必須對問題作根本的解決，在政治上動大的手術才行。毛隨後號召全國展開"全面奪權"，接管黨政機關的思想便由此而來。這才是他內心深處不便對外人道的真實動機。至於後來把它形容成是毛"對馬克思列寧豐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展"等一類冠冕堂皇的說法，不過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們奉旨進行的理論包裝而已。
　　不過，毛澤東很清楚在政治上搞這樣一個破釜沉舟，幾近改朝換代的大動作需要師出有名，僅僅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制定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無論再怎樣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況且路線問題說到底也還是黨內問題，無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須在批劉的問題上另闢蹊徑。
　　實際上，自文革發動以來，毛澤東在批劉問題上一直採取的是相機而動的作法，是隨著文革運動的展開而不斷"水漲船高"的。究竟對劉少奇整到什麼程度，毛並沒有一定之見，而是完全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更確切地說，只有把劉的問題說得越嚴重，才越能表明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必要性。本來，毛還是準備把劉少奇的問題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也還是如此。他對劉、鄧二人的檢討分別做了批語，給以某種肯定和鼓勵，並在會上表示：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許他們革命。甚至還說過："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
　　但在會議結束后，當毛澤東發現需要藉助批劉來排除黨內對運動的阻力時，又改變了主意，決定採納中央文革的意見，把他本人肯定劉少奇，鄧小平二人檢討的批示扣下不發，而把他們的檢討單獨發下去，作為全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靶子。這次，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準備再一次拿劉少奇開刀，不過改從他的歷史問題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黨內問題"的界限，為即將展開的"全面奪權"製造口實。
　　善於揣摸毛澤東心思的康生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發難者的角色。還在文革發動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開始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和劉少奇本人的歷史問題。九月間，他寫信給毛，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這些簽字發表'反共啟事'的人，並不是例行出獄手續，而是，堅決反共的叛黨行為"。康生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這些屬於劉少奇山頭而又佔據黨內要津位置的人的歷史問題端了出來，又把劉本人給牽連進去，可謂一箭雙鵰。
　　毛澤東接獲康生的這一報告后，只是批了"已閱"兩個字，並沒有明確表態，實際上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聽任康生繼續搞下去，同時他在盤算使用這塊"石頭"的時機。後來，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係重大，牽連甚廣的周恩來不得不出面，為紅衛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出獄問題請示毛，表示："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而多年考驗，其中也有好人。"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了表裡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暫時把這件事壓了下來；另一方面又沒有把門關死，讓周覆電西北局，稱"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然而，當毛澤東決心發動"全面奪權"之際，便動手拋出這塊可以在政治上致劉少奇于死地的"石頭"來。十二月十一日，毛親自主持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專門討論了劉的"歷史問題"，決定對此立案審查，成立了五人領導小組，最初的成員是：謝富治、江青、蕭華，葉群、陳伯達(顧問)。不過，由於劉仍然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老於權謀的毛決定以"王光美專案組"的名義來審查劉的歷史問題，並把江青換成汪東興。
　　差不多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通過中央文革廣為收集劉少奇在各個時期的政治言論，並對其中一份揭發劉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東北提出"現在是剝削救人，要歡迎剝削"的材料上批示："資產階級路線由來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陳伯達對此心領神會，立即利用宣傳機器造勢，將批劉的重點由批判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為對十七年來劉少奇所推行的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實施全國"全面奪權"的部署上，毛澤東選擇了上海作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單是因為上海曾是文革運動發動的大本營，更重要的還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經形成了一支勢力強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隊伍。十二月間，工人農民開始起來響應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吹風，談他本人已考慮多時的對黨政機關進行"接管"的思想，進行"路線交底"，說：兩條路線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工義。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七十三歲生日。按照中國老的說法，七十三歲被認為是"命坎"，有所謂"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說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說過這樣的話。耐人尋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動請客的毛，卻在七十三歲生日這一天，請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員到他家中吃壽麵。正是在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後定下"全面奪權"的大計，決心採取破釜沉舟之舉，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搞到底。席間，毛的興緻很高，談笑風生，圍繞著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問題講了很多話，並站起來祝酒，一語驚人，提議："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後來大都寫入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論中。不過，社論中並沒有直接使用"全面奪權"的字眼，而是用的"展開總攻擊"的提法，而毛祝酒詞中的"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換了個說法，改成"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了。
　　根據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返回上海，緊急策劃奪權。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總司"為首的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揪鬥了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上下幾百名廳局級幹部。隨後，在張、姚的操縱下，建立了全市性的臨時政權組織，宣布以"造反組織聯絡站"作為上海市的最高權力機構，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
　　對於這出本來是由毛澤東在幕後一手導演的上海奪權，隨後他又自導自演，出面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許，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接著，毛又讓中央文革小組代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造反團體的賀電，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開展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奪權鬥爭。
　　接著，中央文革開足宣傳機器，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大張聲勢，使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等省首先起來響應，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後，紛紛展開奪權鬥爭，各地黨政機構完全癱瘓，領導幹部被普遍批鬥，正常工作無人過問。同派別之間的奪權鬥爭愈演愈烈，打得不可開交，演成惡性的武鬥事件，全國陷入了更大的動亂之中。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席捲全國之際，一直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儘管他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以退讓求生存，但文革女老闆江青仍然不依不饒，挑唆造反派繼續散布諸如"文革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頭甚至連續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標語。
　　更讓周恩來感到被動和尷尬的是，在上海奪權這樣大的問題上，他一直被蒙在鼓裡，並沒有被通知參加毛澤東作出重大決策的生日聚會和表態支持上海奪權的談話。局勢的突變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亂了他原先解決上海問題的設想和安排。
　　本來，從運動一開始，周恩來就對上海市委一直採取保的態度，針對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幾次表態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在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上，迫於毛澤東的干預，他不得不退而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但仍主張依靠上海市委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就在幾天之前，鑒於上海的局勢日益混亂，他還代表中央給陳丕顯打電話，要他出來主持上海工作，叮囑上海一定不能亂，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奪權行動，讓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產。
　　問題還不僅於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后，周恩來在政治上努力緊跟毛澤東的同時，內心一直希望運動能夠早日結束。在他看來，既然接班人的問題已經解決，群眾也已經充分發動起來，劉少奇也靠邊站了，總之該解決的問題大體都已解決了，運動就沒有必要再這樣曠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為此，周恩來曾幾次設想過結束運動的時間表，並積極為此創造條件。甚至可以說，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發動群眾，檢閱多達一千一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也與此不無關係。因為中共歷來搞運動的作法，都是一旦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運動也就將由高潮轉入收尾階段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不止一次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勸導與會的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幹部打消思想顧慮，不要再猶猶豫豫，要敢字當頭，回去以後趕快放手發動群眾，說："如果群眾運動不開展起來，我們春節就結束不了"，併為文革運動一再衝破原有的設想，何時結束仍然遙遙無期而著急。
　　這次，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之舉，不僅使周恩來原先希望早日結束運動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還使他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很顯然，文革的這種搞法已經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運動的常規，勢必會把整個黨和國家拖入一場巨大的分裂和內戰之中。然而，這場潑天大亂又是他本人矢言忠於的毛澤東行意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周的內心深處必然在兩者之間何去何從的問題上經歷過一番痛苦的掙扎，當然，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心態佔據了上風，強迫說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著毛走。用他本人的話說是，只有"做個無產階級徹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來的這種內心困惑和掙扎，明明想不通卻又要作大徹大悟狀，強迫自己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心態，在這一時期各種不同場合的講話中不時地流露出來，有時甚至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像"我們在運動中緊跟主席思想，緊學、緊跟、緊改、緊趕、還趕不上"。這樣一類內心獨白，差不多已經成了這期間周在接見講話中的一個特色。這對一向城府很深，行事總是深藏不露的周氏來說，實在是很少見的。這種反常的情況，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內心困惑和掙扎，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過，周恩來是一個深得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精髓的人物，為人處事總是恪守中庸之道，執兩用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天性富於調和"，善於在各種矛盾的對立衝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說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把他自己擺在一種"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在貫徹毛的意圖，充當文革執行者的同時，又儘力支撐危局，扮演了文革補救者的角色，對毛的極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種緩衝制衡的作用。
　　其實，周恩來本人對自己所扮演的這種雙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己。這句話在周死後廣為流傳，不少人把它解釋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現"。其實，這不過是他備受上述雙重角色內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在鋌而走險，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空前的動亂和災難之中，但在"保持晚節"的心態下，又不得不跟著走。與此同時，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淪，為求心之所安，只好儘力補救--這一複雜心態的隱晦抖露罷了。
　　最能體現周恩來這種雙重人格的，莫過於他在文革期間所精心選擇並且始終佩帶的那枚毛澤東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頭像，表明了他決心在政治上跟著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書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則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種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選擇佩帶這枚像章絕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雙重角色時內心衝突的外在表現，並試圖在這兩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的象徵。
　　周恩來把這枚像章看得很重，猶如文革期間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帶到死。其間當別人幾次想更換這枚像章時，他都拒絕了。據知情人說，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他到外面參加會議，造反派專門送給他一枚非常精緻的像章。為了不讓他們掃興，他當場並未拒絕佩帶，不過回來后仍然換上了自己中意的這枚"為人民服務"的像章。
　　讓我們還是回到"一月奪權"以後的敘述中來吧。
　　儘管周恩來被毛澤東排除在決策剖外，但事情出來后，他還是積极參加了進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討論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並和陳伯達、江青一起聯名送毛審定。與此同時，周又設法應付由席捲全國的奪權浪潮而造成的亂局，有所為有而所下為。他有意避開了毛直接關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奪權，而想辦法限制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奪權範圍。
　　為此，周恩來借毛澤東在肯定左派奪權時說過"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的話，大大發揮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種場台強調說：奪權是指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對業務只能行使監督權。並一再申明：外交，國防、財政、宣傳、國防工業等大權屬於中央，不能奪。隨後，周又不斷擴大屬於不能奪權的範圍，提醒造反派對"業務監督要有分寸"，並針對兩派為了奪權而打派仗的問題，說：奪權裡頭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要奪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權，去掉私心雜念。
　　在費盡口舌勸說造反派不要胡來的同時，周恩來對於在勸說無效后發生的一些出格越軌的事情，也毫不手軟地採取了制止措施。不過，他只拿參与其中的黨內領導幹部開刀而放過一般群眾，以免落下"鎮壓群眾"的把柄，觸怒毛澤東。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時，當場下令逮捕了拒不執行命令，在背後操縱造反派搶奪財政部業務權的一名財政部副部長，以儆效尤。他並在講話中強硬地表示：這樣的奪權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奪中央的財政大權，我們非起來保衛不可，不然我們要犯罪。不起來保衛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權，怎麼能算常委!"這件事當時引起的震動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認為周恩來做得"太過份了"，很想報復一下，但終因抓不到什麼把柄而作罷。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趙紫陽這位後來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大概是已經看透了這場由毛澤東一手導演的"自下而上的奪權"的把戲，因而在省委機關只有二三個人起來造反的情況下，就主動讓權，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統統裝在一個麻袋裡交給了造反派。周恩來聞知后，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了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權是中央授子的，決不能輕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並說：小孩子做遊戲總還要打一場嘛，怎麼連兒戲都不如，隨便就把權交出去?!不過，周對趙的工作能力還是很欣賞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領導班子時，點名讓他出來工作。
　　在"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確實保護了黨內外的一批人，不過做得非常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他也幹了不光彩的事情，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對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
　　隨著全國各地、各部門奪權鬥爭的展開，對高級領導幹部的迫害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一般的批鬥，發展到了搞人格污辱，變相體罰，諸如剃"陰陽頭"，戴鐵帽，畫鬼臉，遊街等，甚至私設公堂，關押拷打，嚴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來的眼皮子底下，連續發生了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國防科委副主任趙爾陸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別是張死得不明不白，屍體上還留著累累鞭痕，卻被安上"自殺"的罪名。
　　這兩件事給周恩來的震動很大，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應該說，這並非是在逢場作戲，而是確實感到自己的失職。作為國務院總理，沒有盡到保護好部屬的責任，無法向中央交待。對張霖之之死，周雖然明知其中大有問題，但卻無法認真追究，甚至連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為張背著"自殺叛黨"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澤東點過名的人，所以連追悼會也無法舉行。他當時所能做的，只是讓公安部報告張的屍體解剖結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當時混亂的局勢下很難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組從中作梗，袒護造反派，使得調查最後不了了之。不過，周恩來，一直記著這件事情，等到大亂過後，他親自為國務院起草了《關於張霖之同志死亡處理意見》，決定將張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子女按革命幹部家屬看待。這已經是后話了。
　　有鑒於此，周恩來隨後和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幾位副總理共同研究后，決定把國務院各部部長輪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專人進行照顧，使他們能夠在外面頻繁的批鬥中可以稍稍喘口氣，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過。與此同時，周又與上述幾位副總理商量后提出名單，以"養病"的名義，把李井泉，宋任窮、葉飛、江華等二三十位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接到北京加以保護，安排在京西賓館等地，指定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這些人經過文革劫後餘生，對周恩來心存感激，寫了很多緬懷文章，稱他為"大樹參天護英華"。曾經被保護過的一機部部長段君毅說過這樣一句代表了這批老幹部心情的話：上帝保佑，總理可別倒，總理倒了，我們這些人就成了沒娘的孩子了。
　　不過，周恩來在保護幹部的問題上做得非常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平心而論，他並不想通過文革運動整什麼人，但也絕下會出來對什麼人都保。在保什麼人的問題上，周煞費苦心，權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種利害關係，除了要力爭毛的支持外，還必須同時兼顧林彪和江青兩方面的態度，儘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態度中，找出一個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腳點來做這件事。像前述保護黨內高級幹部的兩份名單中，周恩來為了爭取毛澤東的首肯，就很少包括黨內屬於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統的人，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這批人在後來東山再起后，對周的怨氣很大，始終不能給予原諒，也是事出有因的。
　　這裏還必須指出的是，周恩來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擁有的職權，有選擇地保護了一批黨內老幹部，民主黨派和社會知名人士的同時，也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的背後，也幹了不光彩的事情。對此，大陸官方一直諱莫如深，極力封殺，唯恐捅出來有損周氏的形象。然而，歷史的真相是掩蓋不了的，總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作為中共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對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地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
　　順便說一下，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周恩來的手。在專案審查的問題上，周除了抓總以外，還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專案，如彭德懷專案、賀龍專案等。作者曾接觸過其中的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寫了大段的批語，口氣是很嚴厲的，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
　　毫無疑問，這些東西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周恩來本人歷史上的污點，白紙黑字，是抹不掉的。因為其中的情況比較複雜，涉及到眾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這裏就不專門展開敘述了，而是從中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書的有關章節中去敘述。
　　至於被毛澤東，林彪、江青欽點而落難的，像劉少奇，彭德懷和賀龍等人，周恩來雖然內心不無同情，想做點好事，卻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絕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節上做點文章，或者始保終棄。前者如劉，彭，後者如賀龍。即便如此，也可以從中看出周非常會做人，手腕圓通，善於左右逢源。他為了自保，不會挺身而出為他們仗義執言，卻會在職權範圍內做出某種有人情味的表示和舉動，讓革難者感激不已。
　　比如，清華大學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為了揪斗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設下圈套，謊稱劉的女兒在車禍中軋斷了腿，將王騙到醫院，當場扣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鬧劇，周恩來聞訊后連夜派秘書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來。在隨後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又親自給王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十四年後，當劉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兒女們撰文回顧這一往事時寫道："這在當時是多麼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話激起媽媽心中的千言萬語，然而，幾句言語又如何能表達呢?媽媽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質學院和航空學院的造反派學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懷從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鬥。周恩來獲知后，下達了三條電話指示：一、由成都軍區派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
　　彭德懷的警衛員後來在《在彭總身邊》一書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時，這樣寫道："趁沒人的時候，我向彭總傳達了周總理的三條指示。彭總沉思了一會兒，問：'真的?'我說：'真的?'他又問：'還稱我同志?'我說：'對!對!兩次，清清楚楚。'彭總抱著頭，轉向牆壁。我看到他雙肩在激動地抽搐。好一陣，他才轉過身來……"
　　在賀龍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一開始是採取保的態度。應該說，毛、周兩人對賀龍是很了解的，特別是周與賀龍的交往更是長達四十年，是對賀龍投身革命乃王整個人生產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儘管賀龍並不在毛髮動文革的打倒之列，卻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對象。
　　林彪之所以視賀龍為眼中釘，有著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賀龍的戰功雖然遠比不上林彪，但軍中資歷卻比林彪老得多。當年南昌暴動時，賀龍是起義軍的總指揮，而林彪才只是一個連長。加之賀龍為人豪爽，重義氣，關心部下，在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還有他自己二方面軍的山頭，是軍中唯一有實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帥們稱為"龍頭大哥"。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稱賀龍是"二方面軍的一面旗子"。更讓林彪窩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賀龍在代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與羅瑞卿打得火熱，一唱一和，在全隊中搞大比武，獲得了毛澤東以及中央一線領導人的好評，大出風頭，而把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拋在一旁。
　　文革一開始，林彪在扳倒羅瑞卿之後，為了讓自己手下的人馬在軍中形成一統天下的局面，很快便開始對賀龍下手，指使他的親信紛紛向毛澤東寫告狀信，指賀龍插手軍委總部和各軍、兵稀的運動，企圖篡軍奪權。並且通過康生散布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的謠言，弄得滿城風雨。稍後，林彪親自出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向各方打招呼說：賀龍的問題很嚴重，擔心主席百年之後，賀龍會鬧事。在倒賀的問題上，林彪和江青兩人聯手，不斷掀風鼓浪，社會上打倒賀龍"之風愈演愈烈。
　　毛澤東本來對賀龍一直懷有好感。雖說在打下紅色江山的過程中，賀龍並沒有立下多少戰功，但毛對他的評價卻很高，稱讚他對黨忠誠，團結同志，在軍隊中有威信。原因在於行伍出身的賀龍曾在歷史上幫過毛的大忙，一件事是當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而遭到黨內眾人反對時，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賀龍力排眾議，乃至耍起粗來，說："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麼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另一件是毛澤東在與王明爭奪黨內領導權的鬥爭中，賀龍雖只是一介武夫，卻堅決站在毛這一邊，說：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們黨的方向，王明懂什麼?他要騎在主席頭上，我就一槍撂倒他。賀龍的這番話當時轟動了整個延安。文革中，毛澤東一開始的態度是保賀龍的，試圖調解林彪與賀龍之間的矛盾，撮合兩人在一起談談，但沒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慮在林、賀二人之間的取捨。這裡有一個插曲，可以說明毛在這個問題上的躊躇心態。在一次毛主持召開的中央碰頭會上，在倒賀的問題上，與林彪聯手的江青突然出來將毛的軍，離開會議原定的議題，提出"為什麼下把賀龍揪出來?"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現在不議，"誰知江青不依不饒，說："主席，不讓群眾起來，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當眾出醜，尷尬已極，只得宣布散會，匆匆離去。
　　周恩來本來也是力主保賀龍的，而且可以說是文革初期在幾位副總理和老帥中花精力最多的一個，曾多次出面為賀龍講話，化解社會上的倒賀風波，鮮為人知的是，為了表明賀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給處境困難的賀龍一點支持，周還利用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的機會，有意把賀龍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輛檢閱車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輛車上。為此，周恩來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圍攻，說這張新聞照片不能發，因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雙方鬥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周本人想出來個補救的辦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張新聞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文字說明。這樣，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過了賀龍，這場風波才算過去。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稱為毛的"親密戰友"的由來。
　　但是，後來"打倒賀龍"的勢頭越來越猛。周恩來看出來者不善，背後是林彪在指使時，態度開始有了變化，對保賀龍的顧慮日深--他不願意為此而得罪身為副統帥的林彪。不過，好在毛澤東的態度還沒有大變，因此還可以利用毛作為擋箭牌，來抵擋來自林彪、江青兩方面的壓力。一九六六年底，隨著整個形勢的惡化，賀龍的處境也愈加困難，在北京東交民巷的家數次被抄。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日夜糾纏，逼得賀龍東躲西藏，無處安身。在這種情況下，周代表組織出面建議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關於周恩來把賀龍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護一事，早已成為表現他在文革動亂中"大樹參天護英華"的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其實，真實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應該說，並不是周主動去"接"的，而是賀龍"諫宮"的結果。根據大陸官方出版的《賀龍傳》說，賀龍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斗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周報告一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秘書經請示后，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賀龍夫婦的不請自來，對周恩來來說不啻是一個"燙土豆"。但在當時情況下，無論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難的賀龍推出門外。據知情者說，賀龍與周見面后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理，賀龍今日有難，我這次是來求你來了!在賀龍看來，四十年前，大革命失敗后，正是中共最困難的時候，周代表黨組織請求他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如今自己有難，周理應搭救。周本人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一點，而且眼下賀龍確實無處可去，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硬著頭皮，頂住外界的壓力，把賀龍暫時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問，周恩來大婦對賀龍大婦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噓寒問暖，不過卻敬而遠之，竭力避免談論賀龍本人的問題。因為他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賀龍有一肚子的委屈，急於找他傾吐，而他卻不願為此得罪林彪。周的這種迴避態度，讓賀龍感到相當失望和傷心。當時他每天站在窗前，盼著周恩來回來，渴望能夠有一個機會向了解自己的老領導說說心裡話，申辯一下林彪橫加在自己頭上種種罪名，希望為他說句公道話，而周卻始終沒有給他這樣一個機會。
　　後來真正導致賀龍大難臨頭的，是毛澤東的態度有了變化。毛出於發動"全面奪權"的考慮，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賀龍的問題上開始改變態度，聽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對待羅瑞卿那樣。有了毛的默認，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賀的調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說：賀龍是個土匪，幾十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經常請客吃飯，拉攏幹部，在各軍區、各兵種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處奪權，是個"刀客"。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就非常為難了。既然毛澤東改變了態度，他也就失去了保護賀龍的擋箭牌，本來，他還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緊，親自出面找他談話，向他攤牌。在這種情況下，周權衡政治上的利害關係，即使此時對貿龍心存同情，也只好對不起他了，屈從林彪的壓力，把賀龍從家中交出來。不僅如此，周本人還奉命扮演了一個十分尷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賀龍正式談話，實際上是宣布在組織上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
　　關於這一幕，大陸官方的《賀龍傳》這樣寫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恩來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志，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插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嚮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龍幾次按捺不住，站起來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恩來緊接著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龍聽了周恩來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有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象鼻子溝軍委前指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以後，當年派遣熊貢卿充當說客前往對賀龍進行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之子晏章炎寫信給中央文革，把這件事翻騰出來，誣指賀龍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這正好給了林彪等人做文章的由頭，立即批轉周、江等人，並指派空軍組織人"調查"。
　　本來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賀龍當即處決了熊貢卿一事，領導層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里。可以說，身為中共資深領導人的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不過當調查組按照林彪的旨意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上報以後，他卻沒有出面為賀龍辯誣，相反還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附和了葉群的提議，正式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正當賀龍在囚禁之地天天望著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著周恩來兌現許願而接他出去的時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對賀龍立案審查。而向中央報送的審查報告正是經過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誥，無論人們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來為周恩來辯護開脫，諸則賀龍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寫信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背後捅了一刀，讓中央一時真假難辨，但周在賀龍後來被迫書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事實上，周恩來本人心裏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賀龍的賬的，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後來在他病重的時候，強撐著一定要去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當人們再三勸阻時，周表示：我已經對不起賀老總了，我不能不來啊!並在賀龍的遺像前先後連連鞠了七個躬，以多少減輕一下他內心的負疚。這已經是后話了。

　　第四章亂局中的隱忍順守之道
　　自從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進入"全面奪權"的階段以後，各地展開了激烈的奪權鬥爭。儘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竭力宣揚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偉大的創舉"和"最盛大的節日"，然而，墨寫的謊言決然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整個國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內戰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黨內高層中積聚已久的不滿文革的憤懣情緒，在周恩來所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爆發出來。與會的黨內軍中元老們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痛斥中央文革的種種惡行，釀成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最後在毛澤東的雷霆震怒之下，這場抗爭被強力壓了下去，黨內元老派幾近全軍覆沒。而周本人則安然度過這場劫波，充分表現了其政治上的隱忍之道和順守哲學，同時也把他表裡不一的雙重人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大鬧懷仁堂
　　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被毛澤東強力壓下去，潰不成軍。善於在政治風浪中游泳的周恩來雖然度過劫波，卻失去了與文革派相抗衡的陣地，勢單力孤，淪為中央文革的小夥計，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這場史稱"二月逆流"的抗爭，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自從去年十月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提議，發出《緊急指示》后，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樣蜂擁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踢開黨委鬧奉命，四處串連，在查找"黑材料"的名義下，衝擊上級軍事領導機關，進而圍攻國防部大樓，軍隊由此日益捲入文革的狂瀾之中。
　　本來，林彪此舉是想配合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略部署，並趁機在軍中排除異己，結果卻引火燒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包括國防部等最高統帥在內的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軍隊的各級領導人也遭到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斗、遊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手裡，就連林彪的親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未能倖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東躲西藏，就是被關在地下室里，悶得半死。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對這種自毀長城的搞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中老帥憂心忡忡，認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軍隊的穩定，提出"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這樣，在軍隊是否也像地方一樣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帥等人始終按兵不動，與急於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中央文革形成頂牛，雙方發生過多次面對面的交鋒。林彪則首鼠兩端，既不想改變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同中央文革鬧翻，又不願意軍隊大亂，禍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後避免明確表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陳、江轉而遷怒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指責軍隊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責任在總政，宣稱"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給蕭華戴上了"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對此，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老帥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並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此事。
　　周恩來看出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蕭華一倒，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將難保，軍隊勢必大亂。於是，他立即回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並和葉一同趕到毛澤東那裡請示彙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但是，還沒等毛保蕭的指示傳達下來，軍內造反派已經聞"風"而動，連夜抄家揪人。蕭華從後門逃脫，跑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
　　第二天，軍委當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開會。參加會議的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了毛澤東不同意揪斗蕭華的態度后，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批駁他們企圖搞亂軍隊的作法，有的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像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就在發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甘示弱，繼續在會上糾纏蕭華的問題，追問他昨晚躲到哪裡去了?剛剛擔任改組后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被夾在當中，既責問了中央文革搞亂軍隊的作法，也跟著批評了蕭華，並拍了桌子。
　　在這種情況下，看出江青是在殺雞儆猴，衝著自己而來的葉劍英也拍案而起，為昨夜收留蕭華一事承擔責任，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他嚴辭抨擊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說話間，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
　　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這件事情一直鬧到毛澤東那裡。毛深知軍方將領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會逼反。再加上毛這時正在為各地開展奪權鬥爭后，不少地方的左派組織(即造反派)勢單力孤，而領導權落入保守派手中而傷腦筋。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籠絡軍隊支持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撫群情激憤的軍方高級將領。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一方面要求軍隊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著性子聽取了軍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態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鬧分裂。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一旁窺測形勢的林彪，這回也站在軍方將帥與中央文革鬥爭的行列里，對中央文革責難軍隊的作法表了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隨後，他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麼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交待?是修正主義，我們國家還有什麼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裡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哭，拚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葉群的死活勸說下，林彪的氣慢慢消了下來，打消了要到毛那裡告狀的念頭。挨了一頓斥罵的江青自知理虧，見林彪正在火頭上，只好老老實實聽著，勉強作了自我批評。不過，江青這次著實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兩人之間從此結下心結，成為日後廬山會議雙方鬧翻的遠因。
　　林彪的態度轉趨明朗，給軍中老帥們很大鼓舞。他們又趁熱打鐵，由徐向前登門當面向他反映情況，敦促他參與制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報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此表示很讚賞，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獲得通過。在毛表示同意照發后，林彪也如釋重負，高興地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以毛親自批准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為標誌，軍方老帥打贏了二月抗爭的第一個回台。
　　毛澤東在安撫軍方將領的同時，作出了派軍隊"支左"的決定(後來演變為"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是因為自全國開展奪權鬥爭后，局勢益發混亂，各地區、各部門的兩大派組織為爭奪領導權打得不可開交，情形遠比原來所設想的要複雜嚴重得多。在黨政系統已經完全癱瘓的情況下，毛手中只剩下軍隊這一張牌可以利用了。
　　為此，毛澤東決定讓軍隊介入運動，以期控制局面，幫助擁護響應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奪權。"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緊張。為了平息軍方將領的不滿，善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故作姿態，拿軍隊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兩人"開刀"，題目選的是擅自點名打倒陶鑄一事。
　　二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陳伯達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專門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批評江青"眼裡只有一個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並提出中央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江二人，不過只限於文革小組內部範圍。
　　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屢屢干過的一樣。毛對此雖然不大高興，但事後已經表態默認了這一點，因此並不真想算江、陳二人的賬，還陶鑄一個公道，以免損及中央文革的聲名。
　　實際上，毛澤東在發動全面奪權的同時，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讓其企實際上取代中央書記處。比如，前述中央對上海奪權的賀電，就是毛親自提議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署名的。這樣一來，中央文革成了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構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範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以談論"既成事實"的方式，造輿論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可惜，當時中共黨內高層的多數人並沒有看透毛澤東極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實用心，相反卻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時間，毛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消息在黨內高層中不脛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統帥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頓，表態支持穩定軍隊的措施。這種形勢使黨內軍中的元老們士氣大振。他們早就對文革運動的這種搞法憋了一肚子氣，對中央文革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是深惡痛絕，於是借毛批評中央文革的東風起來進行反擊。
　　應該說，周恩來是當時中共黨內高層中真正看出毛澤東用心的少數人之一。他並沒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勢而過於樂觀，知道事情並不那樣簡單，毛批中央文革不過是故作姿態，所以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和黨內軍中元老的抗爭保持某種距離，冷眼旁觀。其實，他的心情和老帥們是相通的，對於他們展開的反擊也樂觀其成，希望藉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囂張勢頭，同時規勸毛適可而止。不過，經過幾十年政治鬥爭的磨練，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轉於一瞬之間，所以十分擔心老總們開炮走火，過猶不及，導致整個形勢逆轉，把他自己也給牽連進去。
　　因此，在隨之而來的"大鬧懷仁堂"這一幕中，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刻意降低姿態，保持中立，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雙方的鬥爭之中，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與此同時，他又利用會議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許的態度聽任老總們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開火，只是偶爾出來糾正一下發言中過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等問題。會上，軍方老帥首先站出來批駁中央文革。葉劍英指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下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當時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作者注)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為剛剛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收斂了許多，在會，正處於守勢，只是偶爾出來強詞辯解，周恩來則一直靜聽雙方的爭論，同時批閱處理壓在手上的文件，始終沒有表態，聽任雙方交鋒，直到最後才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會，說：今天的議程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在以後再說。
　　二月十二日繼續開會時，雙方斗得更加激烈。這次在會上唱主角的是國務院的兩位副總理譚震林和陳毅。素有黨內"大炮"之稱的譚震林早就對張春橋借口"群眾不答應"而扣住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不讓來北京一事火氣很大，在會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譚震林越說越激憤，最後表示："讓你們這些人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說著夾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來，陳毅講得更厲害，已經超出對中央文革的批駁，直接針對林彪，而且影射毛澤東了。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義。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義嗎?"激憤衝動之下，陳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風，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在上述"大鬧懷仁堂"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出於保持晚節和隱忍順守的雙重心態，一直嚴守中立，很少說話，對雙方的爭論基本上沒有參与，也沒行出來制止。只是在一旁聽著。這與"三老四帥"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的態度大相徑庭，形成鮮明對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時，責問了康生一句：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有意和會上"出格"的言行劃清界限。比如，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以示抗議時，他對譚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來。目前大陸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鬧懷仁堂"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都有意迴避了周對譚拍桌子的這件事，而這恰恰是後來周本人在修改懷仁堂會議記錄時親筆加進去的。
　　又如，當陳毅提到周恩來當年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一事時，他立即表示：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再如，當陳毅講了前述明顯針對林彪，並且對毛澤東有所影射的話后，周又馬上接過來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來在會下卻又換了另一番面孔。顯然，老總們大鬧懷仁堂，對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駁，乃至延安整風中的種種往事，深深地觸動了他，道出了他鬱結心中多時的塊壘，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為快。"大鬧懷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連續接見財貿部和國防工業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幹部和講話中，對文革運動中要不要黨的領導、該不該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問題，態度十分鮮明，措辭嚴厲，與"三老四帥"在會上的講法並無不同。
　　比如，周恩來在申斥造反派奪權后讓黨委靠邊站的作法時，說：你們簡直沒有邊了!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並宣布：中央各部奪權，凡是未經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數，國務院各部黨組要恢復，責任還是部長、廳局長負。
　　在談到揪斗幹部的問題時，周恩來更是痛心疾首，激憤之情難以自抑，反覆強調老幹部是黨的財富，不能搞無休止的鬥爭，揪住不放，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他們。他甚至把現在對幹部的批鬥同三十年代肅反擴大化相提並論，還聯繫到延安整風審干時的經驗教訓，說：這次對幹部的批判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時間不到一年，發展速度卻超過十七年。想到這，我就難過。"這不是毛主席的作風，這是左傾路線的惡劣作風。如果不告訴同志們，這樣發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時，周恩來知道事情鬧得有些"出格"，特別是陳毅的發言和譚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會讓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為會議的主持者脫不了干係。所以他採取主動，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為此毛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不過等汪趕來時，高潮已經過去。會後，周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不想把事情鬧大，因此沒有再向毛作進一步的彙報，希望通過冷處理來平息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邊卻不想放過在政治上轉守為攻的機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馬上向江青作了彙報。為了逃避批評而在家稱"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經抓住對手的把柄，馬上精神大振，對此定調說：這是一次大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錯誤路線，周恩來、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並立即安排張、王、姚二人連夜向毛澤東當面彙報。
　　毛澤東早已分別從不同的渠道獲知了"大鬧懷仁堂"的一些情況。一開始似乎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當葉劍英向他報告說"今天和伯達打了一仗"時，甚至還表態支持葉的看法。不過，毛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據作者當年採訪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時，他回憶說，毛在聽取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三人彙報時，開始還面帶笑容，像是在聽笑話，但在聽到陳毅發言中講到延安整風那一段后，隨即變色，不過當場雊沒有發作，只是在張春橋彙報周恩來對《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時，毛說了一句：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上的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在聽完彙報后，毛沉吟了一會兒，表示：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幹部，第四要抓鐵路和煤炭。
　　顯然，這次黨內高層集體"大鬧懷仁堂"事件，讓毛澤東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頭所指，名為批中央文革，實則是衝著他發動的文革運動而來的。中央文革不過是替罪羊。這麼多人竟然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對他發動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緒如此激憤，批評得如此尖銳，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特別是陳毅關於延安整風的那段話，更是觸到了毛澤東的痛處，這不啻是揭了毛在黨內一貫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當年的延安整風中，毛正是依靠了劉少奇這一派人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謂黨內教條和經驗兩個宗派，才確立了他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如今劉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腳踢開，淪為文革的鬥爭目標，罪名比當年的王明還大。
　　被人當眾揭了老底，對習慣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多年來的第一次，其內心的惱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馬上採取斷然手段，把這次黨內高層的反對聲浪壓下去的話，不僅文革運動會半途而廢，而且他本人也將威信掃地，劉少奇一干人也將乘機殺回馬槍，在政治上清算自己，這樣一來，他的一世英名就會毀於一旦。這是毛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的。
　　不過，毛澤東在著手反擊前，是做過精心的盤算和準備的。這也是他沒有急於發作的原因。在毛看來，在黨內高層中，有兩個人是必須爭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來。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軍權的林彪和他一條心，大局就亂不了，就不怕這些老傢伙鬧翻天。而爭取林彪支持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陳毅在"大鬧懷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話端出來，告訴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穩，在黨內軍中有很多人不服。
　　為此，毛澤東在反擊前，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做了工作，說：現在老帥們不聽我的，我準備帶著林彪到南方去鬧革命，打游擊，重建一支解放軍。為了籠絡林彪，毛並特許葉群今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隨後，毛又專門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雖然剛剛挨了林彪一頓臭罵，不過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軍隊和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關係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團結，共同保護文革大局。為此，她暫時把心裏的不快放在一邊，執行毛的意圖，登門拜訪，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於周恩來，毛澤東很清楚他在"大鬧懷仁堂"中的曖昧態度和實際所扮演的角色。對此，毛當然不悅，不過還是準備放他一馬。這並不是對周有意遷就，而是著眼于大局的緣故，在目前亂局的情況下實在離不開他，需要依靠他來維持支應局面。所以毛在著手反擊時有意保護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準備印發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聰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態度，他就會緊跟上來。對此，毛是心中有數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其中包括周恩來、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葉群。會上，毛髮了雷霆震怒，指責"大鬧懷仁堂"的矛頭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為劉少奇、鄧小平黑司令部的復辟鳴鑼開道，是為王明、張國燾翻案，等等。其實，這還是後來在傳達時經過閣恩來修改得比較委婉的說法。毛的原話遠比這個厲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
　　接下來，慣於逢場作戲的毛澤東又故意對葉群說：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然後又危言聳聽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林彪離開北京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讓劉少奇、鄧小平上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在場的人無不被毛澤東這一番盛怒之下說出的充滿要挾的語言所震懾住，一個個面面相覷，沒有人敢吭聲。用後來康生的話說是：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主席發這麼大脾氣，主席發的是無產階級的震怒。其實，毛髮這樣大的火，有相當成分是在做戲，因為不如此就無法壓住黨內強大的反對聲浪，文革運動也將半途而廢。同時，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點周恩來的名字，把他與黨內元老派分割開來。這樣對周既是一種拉攏，也是一種警告，讓他好自為之。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恩來已經沒有迴旋餘地：或是跟著毛澤東走而與直言諫諍的老總們劃清界限，或是站在老總們一邊而與毛決裂，兩者必擇其一。周在認明形勢后，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也深知硬頂無異於以卵投石。為了緩和當時會上的緊張氣氛，周恩來出來打圓場，為幾個老總緩頰轉圓，主動檢討承擔了責任，說在懷仁堂會議上，他們幾個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發了脾氣，講了過頭話，這主要責任在於他自己沒有掌握好會議，懇請主席息怒。
　　毛澤東則趁勢下台階，要求政治局立即開會認真討論這件事，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並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就這樣，這場文革期間在黨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周恩來這種在政治上對毛澤東的隱忍屈從和幫襯迎合一直是最為人詬病之處，同時也是目前海內外評周分歧的焦點。褒者認為這是周氏實出無奈，不得已而為之，是一種"以柔克剛"的鬥爭方式。批評者則認為恰恰是由於周的屈從和退讓，逢君之惡，毛才更加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因此周恩來實乃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幫凶。
　　其實，這種不同看法並非始自今日。中共黨內高層中對周恩來的這種做法早就存有非議。當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對周恩來明知國民經濟面臨的困難形勢，卻不敢在會上講出來，擔心"誤會成泄氣"，"像訴苦會"的作法，非常有意見，曾當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這次"大鬧懷仁堂"的風波后，氣猶未平的譚震林寫信給當年在井岡山共過事的林彪，斥責江青"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真比武則天還凶"，同時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下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鄧小平後來在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曾說過兩句值得玩味的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儘管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但鄧小平對周的這段評價卻切中要害，點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間所扮演的雙重歷史角色--既減輕了歷史災難，又延長了歷史災難，周恩來所扮演的這種近乎悖論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們在評周時見仁見智，各執一端，結論判若天淵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站在不同的立場，出於不同的動機對周恩來其人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本書的寫作只是為此提供基本的歷史事實，以供人們作出自己的判斷。
　　毛澤東在以自己"無產階級的震怒"壓服了黨內高層"大鬧懷仁堂"的反抗后，並不想輕易放過這件事，他還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勢肅清文革的反對勢力，把他們從中央領導層中清除出去。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來本來就和這些直言諫諍的黨內元老派在思想上有著不少共鳴，歷史上也有著很深的關係，被認為是他們的"總後台"。因而批鬥他們，對周本人來說，無異於是陪綁。更令他難受的是，毛澤東偏偏又不放過他去，指定由他來主持這一批鬥會，讓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雖說周本心並不願意這樣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馬全部出動，大張撻伐的情況下，又豈能獨善其身?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節，周恩來再次屈從毛的意志，硬著頭皮充當了會議主持者這一尷尬的角色。
　　不過應該說，周恩來不愧是個善於在政治旋渦中游泳的老手，能夠在各種情況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顧，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慮，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黨內元老派的過激言行是有過鬥爭的，他特意讓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記錄，並在緊要之處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會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當譚震林準備拂袖而去時，記錄稿中原只註明"總理要譚回來"，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個字。又如，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除了加上了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得對嘛"，還特別註明："陳先挑撥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評會中刻意保持低調，同赤膊上陣，大張撻伐的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拉開距離，寧可被指為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也不願對黨內軍中的老總們無限上綱。他利用自己擔任會議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數時間里保持緘默，只是在最後作會議總結時，對譚震林、陳毅等進行了批評幫助，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對他們所犯的"錯誤"在政治上從嚴進行批判，同時又為他們作了某種開脫，認為他們所擔錯誤的性質還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是一時衝動而講了錯話。
　　與此同時，周恩來檢討了他作為會議的主持者沒有掌握好會議，應對"大鬧懷仁堂"事件負責，同時也為自己作了某種辯護，委婉地反駁了江青一干人對他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和稀泥"的指責，只是承認他自己在路線鬥爭上"有些遲鈍"，"不那麼敏銳"，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問題，是不那麼尖銳的，但牽涉到原則性問題，第一，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第二，在組織紀律問題上，我也是從不含糊的，黨員總要遵守紀律。並舉例說明對譚震林、陳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鬧懷仁堂"這一回合中，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大敗虧輸，不僅未能扭轉時局，反而遭受滅頂之災，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原先由周恩來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一在黨內高層中曾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陣營，從此不復存在。參加碰頭會的幾位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不是被責令請假檢討，就是陷入聽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轟"、"火燒"的糾纏之中，即使一時"打而未倒"，也無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原有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在無形中散攤，被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
　　這種局面，正是毛澤東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全盤謀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奪權部署的組成部分。對此，大陸學術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論及這一點，不敢觸及毛本人在這場近乎宮廷政變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籠統地把它說成是林彪，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實際上，毛澤東本人才是這場"逼宮''戲中的幕後主角，中央文革不過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罷了。
　　"大鬧懷仁堂"事件后，先是張春橋，后是江青輪番找周恩來談話，打著貫徹毛澤東關於"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指示的旗號，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當作中央書記處來看待，今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區籌備建立革委會的權交給文革小組。很顯然，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如果沒有毛的首肯，江、張等人是不會如此明日張膽地進行要挾，逼周恩來交權的。
　　如前所述，周恩來已經在這個問題上與江青暗中周旋多時，幾次挫敗了其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圖謀，但這一次卻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讓黨內文革派的逼宮如願以償。無獨有偶，周氏這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和退讓，恰好和當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情形如出一轍。這就是周為人弱點的故態復萌，同時也是當年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的重演，是周個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當年正是在周恩來心目中享有絕對權威的共產國際極力扶植王明為首的黨內教條宗派上台，而如今則是他矢志效忠的毛澤東有意讓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權力中樞。在看出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圖后，一心想保持"革命晚節"的周恩來明知這是違背黨章規定和組織原則的，卻不敢有任何異議，對毛的這一決定俯首聽命，把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拱手交給中央文革。
　　此後，中央文革取代廠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行使黨內最高權力的執行機構。黨內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權勢大增，驕橫跋扈。而周恩來則失去了原有的權力基礎，淪為中央文革的小夥計，在文革碰頭會中勢單力孤，事事受制於人，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來順受，乃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隨著文革運動的全面展開，特別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夭折以後，周恩來已經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這場運動的實質，不過是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所進行的一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這種情況下，既為保持晚節的心態所困，同時又善於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對文革採取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更加謹言慎行，對毛亦步亦趨，而把他內心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匿起來。
　　如果說，周恩來以前對文革運動還有幾分真誠投入的話，那麼此後則更多的是採行順守之道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已經很難再找到原先那種對文革運動屢屢流露出來的內心憂疑和困惑，改為一概高唱讚歌，充滿頌揚吹捧之辭。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政治上的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由於黨內元老派在"大鬧懷仁堂"事件後幾乎全軍覆沒，他已經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為"光桿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覓得棲身之地。後來，毛澤東出於大局的考慮，看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純粹是個書生，辦事能力很差，根本應付不了眼前的亂局，才轉而指定由周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闆江青卻並不買賬，相反還感到憤慣不平。在江青看來，沒有追究周恩來在"大鬧懷仁堂"事件中實際護湏的角色已經是手下留情了，現在他竟然來染指它的領地，而且罩喧賓奪主，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這是江青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的。她雖然對毛的這一決定無可奈何，卻更加遷怒於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動輒訓斥辱罵，找碴刁難，極盡拆台排聲之能事，令周恩來的日子十分不好過。
　　不過，周恩來在政治上的隱忍功夫堪稱超一流，遠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無論江青怎樣胡攪蠻纏，他始終不動聲色，表現得極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他之所以對江青如此忍讓，說到底還是因為已經看出毛澤東有意讓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聲的角色，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毛、江兩人合開的夫妻店而已，就連"副統帥"林彪也還要讓江青三分。在這種情況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鑄的垮台就是前車之鑒，落得晚節不保的下場。這是讓周恩來內心深為憂懼的地方。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決不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忍為黨"。這是周氏對他自己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時的處境正好和當年相仿。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傳統影響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當濃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濟時艱的傳統，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
　　周恩來非常清楚，一旦離開了權力圈，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反之，則總可以有所作為，對政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在目前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更是需要有人出來支撐危局。在這一點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無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站穩腳根，就讓江青無理取鬧，而他則可以利用繼續留在權力核心的地位，對時局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以後的歲月中，周恩來一直是這樣做的，
　　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但是許多省、市，自治區由於激烈的奪權鬥爭，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工礦企業生產大幅下降，紛紛吃緊告急，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奪權之外，賦予軍隊更大的責任，表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隨後，他又作出派軍隊對局勢混亂的地方實施軍事管制的決定，說："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熱，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
　　早就為這種局面而焦慮的周恩來立即見機而作，在毛澤東作出這一決策的當天，就起草了中央復廣州軍區的指示電，要其立即對地處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實行軍事管制，提出："軍管會之下，可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可名為革命委員會或支左委員會，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強和促進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推動和實現革命'三結合'(即軍隊、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方面的結合--作者注)的奪權鬥爭。另一個促生產，可名為生產委員會，把農業、工交、財貿，衛生等都管起來。"
　　隨後，周恩來又把實行軍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國務院所屬部委，首先從隸屬國防工業部的各個機械工業部入手，然後擴及其他。罵此，他專門向毛澤東寫了報告，說："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對鐵道、交通、郵電等部門實施了軍管，其餘的部委則是派出軍代表。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借毛澤東上述批示的東風，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並親自起草電文，向全國推廣北京市懷柔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將電文轉送毛批閱，說："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些事情時，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不忘強調"要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爭取革命、生產雙豐收"一類的話，盡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這種心態在對待那幾個在"大鬧懷仁堂"中陷進去的副總理的態度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四月下旬，毛澤東在成功地平息了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有意鬆動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親自出面找他們談話，表示"團結"的願望，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有意見，是老帥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闆，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咱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這次談話后，周恩來馬上見機而作，擬定了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
　　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之後，又擔心這幾位"炮筒子"因此而"翹尾巴"，再度惹事闖禍，隨即又給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預先對他們進行敲打。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覆。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為著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來在信中的用語雖然較重，但陳毅，譚震林幾位在經歷了"大鬧懷仁堂"的風后，領教了毛澤東的翻臉動怒，看到了形勢逆轉后黨內文革派的囂張，都能體會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禍從口出，處處謹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樣隨便亂放炮了。
　　"伍豪啟事"的風波
　　"抓叛徒"本來是針對劉少奇做的文章，周恩來卻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深諳統御之術的毛澤東有意不明確表態，把有關材料批給文革小組閱存，藉機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啟事"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定他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
　　為了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進行到底，毛澤東在坐鎮指揮反擊"二月逆流"的同時，繼續在劉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來，劉早已敗下陣來，成為網中之魚，但毛對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的態度，甚至親自出馬進行"火力偵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奪權展開之際，毛澤東找劉少奇談了一次話。可惜，劉本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毛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自己很快就要大難臨頭，相反還天真地向毛提出辭職的要求，說："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對此，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正面表態，而是顧左右而言它，繼續給劉少奇灌迷魂湯，說什麼黨歷屆領導人犯錯誤的下少，但是改正錯誤的沒有一個典範，希望劉能在改正路線錯誤上起到一個模範作用。毛還建議劉"好好看書學習，保重身體"。據知情人說，江青事後向毛澤東點出：劉少奇還是不服，文革要深入發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幹部是黨的幹部，是毛主席的幹部，該打倒就打倒，該解放就解放，不用他多嘴!
　　應該說，江青的這番話正好說中了毛澤東的心病。實際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擲，採取全面奪權的非常之舉，正是為了徹底錦除劉少奇日後東山再起的權力基礎。在毛看來，劉提出引責辭官的要求，骨子裡是包藏禍心的，是以退為進，在收攬人心的同時，把黨內對文革的怨恨統統集中到他本人身上來，準備有朝一日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對他秋後算賬。在這種情況下，如若不把劉少奇徹底鬥倒批臭的話，毛是無論如何也睡不好覺的。
　　為此，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發動一場批劉的新戰役，當時，毛的黨外朋友章士釗已經看出毛決意翦除掉劉的意向，曾經斗膽上書勸告毛不要這樣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諍言，稱："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宦緩行。"並專門派人把中央準備拋出的有關劉的罪行材料送給他閱讀。但是，章氏並沒有被說服，相反在看過之後，接連數日情緒低沉，對其養女章含之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系蓄意致他于死地。"
　　這年三，四月間，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一場旨在從政治上置劉少奇于死地的新戰役，內容包括"抓叛徒"活動和"革命大批判運動"，兩者互相呼應，齊頭並進。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問題的調查材料，其中刻意點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乾的。"三月二十一日，毛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對劉進行專案審查的報告。
　　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稱讚"寫得很好"，並指定作為批劉的重頭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該文給劉少奇羅織了許多罪名，稱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舉國上下由此掀起了對劉少奇口誅筆伐的聲討浪潮。
　　在這場本來是針對劉少奇而來的狂瀾中，正在忙於應付亂局的周恩來卻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處境一度岌岌可危。不過，在幕後策動這場風波的倒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鬧懷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對周耿耿於懷，接連尋釁發難。還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為了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而提議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時，事先只請示了毛而疏於向林彪報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責周"目無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並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狀，提出"此例不開"。為此，周恩來不得不向林彪寫了書面檢討，表示："這是一大錯誤。現行專此認錯，業保證永不再犯。請予批評。"
　　接著，江青在組織反擊"二月逆流"的活動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來，授意一些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充當倒周的急先鋒，在社會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頭連續出現了"炮轟周恩來"的大標語，揚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台"。與此同時，中央文革控制的宣傳機器不時地批所謂"折衷王義"和"調和主義"，為社會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瀾。
　　其間，在全國大舉"抓叛徒"的浪潮中，南開大學造反派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當他們得知"伍豪"是周恩來當年在黨內的化名后，覺得事關重大，馬上通過江青向毛澤東報告。一直苦於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這件事後，如獲至寶，立即轉報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把這個問題正式端了出來，稱"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並附上這一啟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
　　事實上，這則反共啟事是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意在對中共組織內部挑撥離間，製造混亂，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接連被捕叛變，中共在上海的人員和組織面臨被一網打盡的危險。當時在國民黨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通風報信，在周恩來的坐鎮指揮下，搶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動手之前，將人員和組織及時轉移，挫敗了國民黨一舉破獲中共首腦機關的企圖。隨後，又臨機處置了顧氏的一家老小，成為當時上海轟動一時的凶殺案。
　　為此，國民黨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對周恩來恨之入骨，先是"懸賞通緝"他，未果之後，又讓中統的張街、黃凱偽造了這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間的上海各報上。而在此之前兩個月，周氏早已秘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總書記。
　　為了反擊國民黨偽造的啟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採取了當時所能採取的各種措施，間接或公開地進行闢謠。甚至遠離上海的中央蘇區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布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衊。"
　　作為參与核心決策的局內人，周恩來對這場"抓叛徒"風的矛頭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對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頭上來，一時有些措手不及。特別是江青殺氣騰騰的架勢，更是讓他感到來者不善，精神上壓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這件事情並不困難，人證物證俱在，況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風期間原原本本地談過。問題的關鍵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於毛澤東的態度。倘若毛決意要整自己的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無論再怎樣為自己辯白，也是在劫難逃。
　　不過，周恩來相信這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因為捫心自問，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對文革的態度上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並無二心，毛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鑒於這個問題事關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決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為自己討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來對"伍豪啟事"一事作了斷然的否認，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頭上所有的工作，親自查閱了由工作人員從北京圖書館借回的當年上海各報，將其中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不僅如此，他還留了個心眼，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有關的報紙一一拍照下來，印製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銷毀。
　　隨後，周恩來又連夜寫信給毛澤東，附送了登載有關"伍豪啟事"的報紙合訂本和他本人所編寫的《大事記》，在信中詳述了所查證的情況，為自己作了辯白，說："偽造啟事和(中共臨時中央--作者注)通過申報館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后發生的"，並表示："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后，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毛澤東此時並無意整周恩來，但也不想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控制他的機會。對周在文革中的曖昧態度，毛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上，雖說不高興，但因為需要依靠他應付亂局，所以一直採取某種容忍的態度。深諳統御之術的毛知道"伍豪啟事"是一個可以隨時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題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令他俯首帖耳。為此，毛對"伍豪啟事"問題故意不明確表態，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劃了令人醒目的兩道杠。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令周恩來十分失望。本來，他寄希望于毛能夠憑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說句公道話，迅速了結此案。但結果卻相反，非但沒有在政治上還他一個清白，而且還被留此存照，作為一樁懸案掛了起來。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這部分材料，這不啻是給了江青一把尚方寶劍，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運，隨時可以藉此事興風作浪。
　　事實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來的把柄，手裡存有一些周本人寫的檢討條子，動不動就以此來要挾周。她曾在釣魚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對楊成武、吳法憲說：我這裏什麼人的材料都有，這一口袋是總理的材料。這回，在得到毛澤東對"伍豪啟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無恐，自認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裡，處處為難他，態度益發放肆無禮，出言不遜，擺出文革老闆娘的架勢對周呼來喝去，脅迫他為自己跑腿辦事。
　　在這種情況下，懼怕晚節不保的周恩來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與江青周旋，看她的臉色行事，對江青的驕橫霸道和胡作非為則忍氣吞聲，屈從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種種遷就、退讓乃至逢迎吹捧的舉動，可以說與此不無關係。
　　"伍豪啟事"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餘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是他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
　　毛澤東對"伍豪啟事"不置可否的態度，江青心領神會，更加明目張胆地反周。她利用毛決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際公開發表該文的機會，暗中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倒周活動。中央文革通過各種渠道向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進行"路線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即將從中央揪出的大人物會"嚇人一跳"。從五月中下旬開始，許多造反派組織四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大造聲勢，在社會上掀起了炮打周恩來的浪潮。他們宣稱："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不僅要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且要揪出中國的何西金"，"周恩來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鬧得最凶，提出"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學校轉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陳毅，就必須動一動周恩來"，大有不扳倒周恩來誓不罷休的勢頭。
　　在這種情形下，後來在中國政壇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稱"兩位小姐"的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社會上倒周的情況。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為他決定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給翦除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提供思想武器，結果卻陰差陽錯地整到了周恩來的頭上。這種干擾和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願意看到的。為此，毛澤東明確表態不同意這種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對王、唐二人的來信作了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作說服工作。"江青雖然不情願，但既然毛表了態，也不得個敷衍搪塞一下，於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見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著邊際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後，便草草收場，這樣，總算是多少剎了一下社會上倒周的風潮。
　　在大亂中苦撐待變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進入最為動亂的階段。周恩來為應付內外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同時又不得不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與江青一干人纏鬥，苦撐待變。他抓住"火燒英國代辦處"闖下大禍一事，轉守為攻，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並趁勢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
　　自從全國各地展開奪權鬥爭以後，除了前述最初的幾個完成奪權的省、市以外，大多數地區進展遲緩，無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為爭權打得你死我活。毛澤東所期待的那種可以看出勝負眉目的局面遙遙無期。為此，毛不得不轉而號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並企圖以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但是，這對熱衷於獨家掌權的兩派對立組織來說，卻是對牛彈琴，收效甚微。這令毛大為頭痛。
　　不過，這時更令毛澤東擔憂的還是奉命支左的軍隊普遍與當地造反派存在的緊張關係。二、三月間，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駐軍在支左的過程中，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搶，衝擊軍事機關的造反派組織，並抓了其中的一些頭目。毛對此很不滿意，認為這是在壓製革命左派，擔心這樣會影響決戰勝負的力量對比，從而斷送整個文化大革命。為此，毛澤東一再出面糾"偏"，強調：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四月間發出的所謂強調"正確對待群眾"的《軍委十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但是這樣一來，更加劇了局勢的混亂。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變本加厲地衝擊當地的軍事機關，逼迫軍隊檢討承認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而對立面的組織則堅決站在軍隊一邊，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由此導致各地兩大派之間的武鬥一再升級，由開始的棍棒、長矛發展為搶奪軍隊的武器裝備，真刀真槍地對著干，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
　　進入六月份后，毛澤東似乎對眼前這種久拖不決的局面感到厭倦了，對各地兩派之間無休止地打內戰更是急於找出一條解決之道。他開始在認真考慮結束文革運動的時間表，隨後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毛認為，文革運動中的群眾發動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要轉入就地解決問題，實現各派之間的大聯合。
　　為此，六月下旬，毛澤東指派謝富治、王力作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決雲南、四川等省的大聯合、三結合問題，為成立革委會創造條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決定親自出馬，前往當時兩派武鬥嚴重的武漢地區，直接指導解決那裡的問題，為全國樹立一個樣板。
　　對於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周恩來當時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認為毛親赴武漢，坐鎮解決當地的問題，然後再就近解決江西，湖南問題，勢必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有利於把國家從混亂中擺脫出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亂，毛的武漢之行要冒很大風險，生怕出現不測。因此在討論此事的會議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樣從安全方面考慮，試圖勸阻毛打消這個念頭。但在毛的執意堅持下，他又帶頭表態支持毛的這一決定，併為此做了緊急布置，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落實。
　　為了確保毛澤東此行的安全，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並由毛親自點將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全權負責。作了安排布置后，周還不放心，又打長途電話給正在奉命解決西南問題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要他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隨後，周本人又連夜乘專機先期飛抵武漢，檢查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甚至連毛下榻房間的沙發和睡床都一一試過，生怕出現一點紕漏。
　　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武漢之行如此盡心竭力，除了時局正處於非常時期和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貫作法以外，還有兩個不便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於"伍豪啟事"懸而未決，周氏當時在政治上還背著黑鍋，精神負擔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夠對他高抬貴手，因而有意以實際行動來處處表現自己對毛的盡忠盡職。其二，他當時已經看出武漢問題的背後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蓄意插手的結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遏阻林彪、江青聯手整垮武漢軍區、打倒陳再道的企圖。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是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為人粗豪耿直，過去一直不大買林彪的賬而被林記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義執言，在會議上公開保劉少奇，於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單。三月間，武漢軍區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取締了當地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
　　(又稱"鋼工總")，並抓了其中的幾個頭目。這就成為林、江二人對陳再道及武漢軍區大動干戈的題目。於是，"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燒武老譚"(即武漢地區的譚震林--作者注)一類標語貼滿武漢三鎮的街頭。
　　不過，毛澤東解決武漢問題的想法與林彪、江青兩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滿意武漢軍區在支左中壓製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讓陳再道承認錯誤：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陳再道，準備保他過關，認為陳是個大老粗，在政治上並不是劉少奇的人，只要轉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會擁護他的。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當然更贊成毛的意見，認為解決武漢問題，還是要依靠武漢軍區，陳再道等軍區領導是可以控制武漢局勢的。
　　七月十四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根據毛的決定，先期趕到的周恩來暫留武漢，根據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做審冢的思想轉彎工作：周隨即召開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的會議，連續聽取支左情況的彙報，苦口婆心地勸說陳再道、鍾漢華等軍區領導主動承認錯誤，把抓的人放了。為了打消他們的思想顧慮，他還對陳、鍾交了底，說：要你們作檢討，不是要打倒你們，而是要保你們，並轉告他們：臨行前，主席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是真。
　　隨後，周恩來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作了總結講話，在肯定了武漢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成績的同時，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併為此承擔了責任，說軍區解散"工人總部"，是受了他一次講話的影響；要求軍區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儘快實現兩派的大聯合，穩定武漢的局勢。周知道這樣一來，將會給武漢軍區造成很大的被動，需要一個思想轉彎的過程，特彆強調要維護軍區的威信，並表示"工人總部"翻身以後，可能對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進行報復，這個工作由中央來做。在好不容易說服陳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檢討后，周恩來準備返京，臨行前他已經預感到武漢軍區思想轉彎工作的難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馬首是瞻的謝富治和同來的王力對整垮陳再道和武漢軍區也不會善罷甘休，弄不好會惹出亂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囑謝、王二人，要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做好軍區廣大指戰員的思想工作，促進兩派的大聯合，注意維護軍區的威信，在部隊沒有轉過彎子之前，不要輕易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出去，以免在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激化矛盾。
　　但是，謝富治、王力根本不聽周恩來的勸告。七月十八日晚，他們前腳送走了周氏，後腳就去了當時尚未平反的"工人總合"所在地，佩戴他們的袖標，視察據點工事，慰問武鬥致傷人員，並發表演講，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和盤托出，宣稱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等組織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則是保守派。謝、王這天晚上的活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武漢局勢來說，無異是火上澆油，挑起了兩大派組織的激烈對抗，成為爆發"七·二0事件"的導火索。
　　第二天，被封為革命左派的"工人總部"等造反派組織興高彩烈，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謝富治、王力二人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方針的不滿集中發泄在王力身上。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武漢街頭，並要求與王力當面辯論，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百萬雄師"一派組織被徹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萬雄師"這一派採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動，憤怒的人群沖入武漢東湖賓館中離毛澤東住地只有一箭之遙的地方，把王力揪到軍區大院，痛打了一頓。隨後，"百萬雄師"一派群眾和駐武漢部分官兵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高呼"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周總理到武漢，王力靠邊站"等口號，史稱"七·二0事件"。
　　武漢軍民這種企圖迫使中央改變態度的大規模抗爭，結果卻適得其反，正好給了林彪、江青聯手進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實。事件發生的當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親自召集緊急會議，一口咬定這是陳再道搞的"反革命兵變"，企圖"謀害主席"，聲稱情況危急，必須對武漢採取斷然措施。周恩來則和江青一樣，更擔心毛澤東的安全問題。鑒於局勢已經失控，周提議要毛立即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去，並且自告奮勇重返武漢救駕，平息事態，做好事變的善後工作。
　　"七·二0事件"對毛澤東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完全打亂了他原來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的設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遊長江的計劃也隨之泡湯。儘管毛不大相信林彪聽說的這是陳再道預謀發動的一場"兵變"，但是憤怒的人群來勢洶洶，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為人質，強迫中央改變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這種公然對抗中央的行動，還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動，產生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已經開始有心結束文革運動的毛澤東思想上又出現了一個反覆，對當時的局勢作了異常嚴重的估計，認為自己進了"賊窩子"，右派正在進行反撲，現在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在這種判斷的驅使下，從來不坐飛機的毛接受了眾人的勸說，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飛離武漢，前往上海避難。
　　毛澤東這種對時局的嚴重估計，對本來已經大亂的局勢更是火上澆油，給了林彪、江青對武漢軍區大興問罪之師的尚方寶劍，後來喧囂一時的"揪軍內一小攝"的浪潮便由此而來。在處理武漢"七·二0事件"的問題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著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過整垮武漢軍區來懾服軍中原四方面軍的眾多將領，為他自己以後全面執掌軍權立威；而江青則想藉此殺一儆百，迫使軍隊在支左中聽命于中央文革，協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權。
　　為此，林彪親自出馬，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把"七·二0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的群眾集會和在全國各地舉行三軍武裝遊行，聲討"七·二0事件"。林彪並決定親臨大會，稱這樣做"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提出"應當壯大聲勢，並使這個聲勢擴大到全國去。"
　　中央文革則積極配合，從七月下旬開始，分別向各地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稱當前文革運動的重心已經從地方轉向軍隊，"揪軍內一小撮"是兩個司令部展開最後決戰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中央文革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連篇累牘地發表"揪軍內一小撮"的新聞報道和社論文章，指稱"這是鬥爭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則聞風而動，到處衝擊軍事機關，揪"陳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後台"。這樣一來，局勢愈發不可收拾。
　　應該指出的是，目前大陸官方把造成上述亂局的責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頭上並不公道，實際上禍首仍是毛澤東。毛在還沒有從"七·二0事件"的衝擊中冷靜下來的時候，不僅曾經同意了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對整個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對時局的看法，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的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
　　毛澤東的這兩條意見作為"最高指示"向下傳達執行后，後果極為嚴重，不僅各地私設公堂成風，隨意揪人關押拷打，而且各種群眾組織明目張胆地搶奪部隊的武器彈藥，從一般的輕型武器發展到搶奪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導致各地兩派之間的武鬥規模大幅升級。八月上旬，南京、長春、瀋陽，重慶、長沙等地接連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最為動亂的階段，出現了全面內戰的局面。
　　在天下大亂的日子里，周恩來的處境也很不好過。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餘波盪漾的同時，社會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浪潮。在這背後，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呼之欲出。為此，他不得不在支撐危局的同時，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掙扎苦戰。
　　周恩來很清楚，由外事口發起的這股倒陳浪潮是沖著他來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後挑動的結果，而他本人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裡，朝不保夕，隨時可能被拋出來，落得和劉少奇、陶鑄等人一樣的下場。在這種情況下，周的精神壓力很大，整日提心弔膽，已經做好了最壞的精神準備。鄧穎超甚至把裝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掛在門廳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時，可以隨身帶走。
　　不過，讓周恩來稍稍感到寬心的是，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拋出他的意向，在應付亂局方面還得依靠他。但是，這並不能完全打消周心裏的憂懼。周氏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大搞下去的話，很快就會禍及他本人，最終逼迫毛在既成事實面前作出選擇。到那時，毛澤東的態度就難說了。陶鑄被打倒的情況就是前車之鑒。
　　周恩來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生存慾望極強，善於擺脫困境，化險為夷的老手。這次，他更是使出渾身解數，設法渡過眼前的這場劫難。他深信只要他本人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堅決跟著毛澤東走，毛就不會允許別人動他。這樣，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關於這一點，周本人曾幾次對外事口的造反派這樣說過：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說，我要是不緊跟毛主席，你們不打我也得倒：我緊跟毛主席，你們打也打不倒。
　　兩個月後，當這場風波終於逐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周恩來有意當著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對造反派說：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倒要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入黨四十六年來，我犯過不少錯誤，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學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後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策動這場風波的幕後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隱忍退讓，避其鋒芒，以政治上的太極軟功來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勢。這是周氏自文革發動以來最為難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經大亂，他每天都為應付亂局而忙得焦頭爛額，就是回到家中仍然無法休息，因為當時中南海已經被各大這反派組織組成的"揪劉火線"團團圍住，牆外的高音喇叭晝夜喧囂不停。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不得下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戰，處境狼狽，飽受煎熬。當時，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組成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周十分孤立，經常遭到江青組織的集體圍攻。江青更是擺出女掌柜的架式，對他隨意訓斥、辱罵、奚落，有些場面連在場參加圍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無論江青怎樣撒潑，對他當眾羞辱，周氏都始終咬緊牙關，默默忍受下來，絕不逞一時之忿去刺激江青，讓她找到對他下手的機會。據當時擔任空軍司令員，軍委看守小組組長，並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回憶說：這一段是總理最苦悶的時期，他那時情緒不高，很沉默。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兇，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麼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我當時既佩服總理真有涵養，又為這樣一個老革命落到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實，吳法憲並不大了解周恩來這樣退避忍讓的心機，倒是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同時也覺得江青鬧得太不像話，於是傳話關照周說：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對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對江青，對的我支持，不對的我反對。你總理無非是有幾個條子存在她手裡，你就怕這個?"
　　這裏，毛澤東一語道破了周恩來的心病，並將了他一軍。不過，毛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正是由於毛的放縱和對"伍豪啟事"的態度，江青才敢騎在周的頭上大發雌威。對此，周心裏有難言之苦，不便明說，因為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以及毛、江兩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說的話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頭來很可能落得和陶鑄一樣的結局。
　　不過，在保陳毅的問題上，周恩來卻竭盡全力，毫不退讓。這和他在保賀龍時的態度形成明顯對照。與其說這是周更偏護陳毅，不如說是他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多年來，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陳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檔。他很清楚，一旦陳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勢必順藤摸瓜，殃及他本人。連毛澤東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後就向周直截了當地挑明了這一點，說：陳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決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陳毅在黨內的人緣不錯，既無山頭，也未樹敵，與林彪、江青兩人勢力沒有歷史上的積怨和現實利益衝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發議論，在文革中屢屢放炮，抨擊時政，在黨內外群眾中很有影響。這令毛澤東十分惱火，所以有意把陳毅交給造反派，採取"打而不倒"，"燒而不焦"的辦法，奵好教訓他一下。毛的這種態度，讓周恩來在保陳毅時有了底數和可以憑藉之處。
　　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周恩來就儘力保陳毅過關，曾多次接見外事口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勸說他們不要揪住陳毅不放，說：陳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腸，就是有時說話"走火"。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強調把批判矛頭指向陳毅是"搞錯了方向"。在一月奪權以後，他更是煞費苦心，再三修改了陳毅的檢查稿，並親自坐鎮主持國務院召開的萬人大會，保陳毅檢討過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然而，陳毅並沒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難移，對文革運動中種種乖謬的搞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斷惹禍。陳毅在檢討過關后，卻又在接見造反派時翻悔，說他作檢討是江青逼的。然後又在"大鬧懷仁堂"中充當主角，翻出歷史舊賬，把文革運動中的整人與延安整風相提並論，觸到毛澤東的痛處。毛一氣之下，責令陳毅請假檢討，清理思想。
　　陳毅這種不斷惹禍的作法，讓周恩來在政治上十分被動，不得不降低保陳的調子，轉而同意對陳毅"一批二保"，同時有意和他保持距離，以免惹火燒身。像前述在五一節之後"警告"陳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的。不過，周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始終不鬆口。無論造反派如何軟磨硬纏，他都死守住這一條：陳毅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但決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強調說：你們想打倒陳毅，不能強加于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輕易舉手贊成你們的。一直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陳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後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來的勸說。他們借"反擊二月逆流"的形勢，對陳毅大張撻伐，批陳的調門越來越高，直至提出"誓與陳毅血戰到底"的口號。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採取聯合行動，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靜坐示威，聲言：不把陳毅交給他們批鬥，決下收兵。這種搞法嚴重妨礙了文革期間僅有的一點外交活動，一時間成為西方各大新聞計爭相報道的題目，有損國家的形象。為此，周曾幾次出面勸阻，責令他們撤出，但都無濟於事。
　　與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卻蓄意推濤作浪，輪番前往慰問"揪陳火線"上的造反派，稱讚這是"革命行動"，公開與周恩來唱對台戲。更有甚者，剛剛因武漢"七·二0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風頭的王力，在八月七日專門召見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對外交部運動中的各種問題發表了意見，極力為造反派撐腰打氣，而且露骨地批駁了周恩來對外交部運動所一再堅持的觀點，說：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揪陳的大方向當然對。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並公開挑動造反派去奪屬於中央的外交大權，說：部黨委的班子沒有動吧?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王力在接見之後，還幸災樂禍地對手下的人說：總理可能要緊張，緊張一點也好。"
　　周恩來在看到王力的這篇講話后，感到問題嚴重，因為不僅會對眼下的亂局火上澆油，而且還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矛頭明顯是衝著他來的，看來一場政治上的較量已經不可避免。不過，他還是試圖先禮而後兵，盡量化解來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尋釁，避免與其正面衝突。為此，周打電話給中央文革查問此事，並將一份印有王力講話的傳單，批給康生、王力，提議三人在一起"談一談"。
　　然而，周恩來的這一舉動卻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視為軟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來，王力在講話之後，知道自己闖了禍，曾向江青、陳伯達作了彙報。但江、陳卻為王力撐腰，誇他講得好。康生也表態支持王力，認為他的講話"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樣一來，王力有恃無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議放在眼裡，任其"八七講話"大量散發，傳播全國。王本人也因此而獲得了"王八七"的雅號。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被迫應戰了。經過多年政治鬥爭的磨練，他深諳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並不急於反擊，而是採取后發制人的辦法，在固守自己防線的同時，不動聲色地等待出手的時機。為此，周以身作盾，傾全力保護陳毅。迫於形勢，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開已經拖延多時的批陳會議，但與外交部的造反派"約法三章"，堅持不能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強加給中央，要幾派聯合起來開，不許搞侮辱人格的變相武鬥，並一定要親自出席批判會，到場坐鎮保駕。
　　比如，在外交合召開小範圍的批判會時，已經來到會場門口的周恩來得知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時，當即拒絕入場，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堅持要求撤除這條標話，整整僵持了一個小時，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場。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批陳大會的過程中，造反派又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從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周氏見狀，隨即帶領陳毅退場，以示抗議。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來在已經十八個小時連軸轉而不得喘息的情況下，又強打精神接見外事口的造反派，談批陳問題。造反派不聽勸阻，執意堅持要按照他們所開的條件批鬥陳毅，否則就要攔截陳毅的汽車，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實在忍無可忍，憤然表示："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這天，由於連日勞累和過於激憤，周恩來的心臟病發作，終於病倒下來。
　　就在周恩來為保護陳毅和他本人苦戰之際，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講話"使得原本已經開始失控的外交亂局益發不可收拾。自"一月奪權"以來，外交領域受到嚴重的衝擊，國家的正常外交活動幾近癱瘓，自陳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級領導，包括副部長、司長，大使難逃被批鬥的厄運，而且中國本來已經相當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責為"三和一少"。
　　這樣一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左，把國內搞的一套搬到國外去，宣傳文革，散發毛語錄，鼓動當地人起來革命，帶有強烈的"輸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擊，到處樹敵，造成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就同緬甸，印度、印尼等十幾個亞、非、歐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甚至被迫中斷兩國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講話"成為一道動員令，促使狂熱的造反派採取更加過激的行動。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沖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閉了部黨委，奪取了外交大權：他們把主管業務的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關入地下室，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行使部長職權，簽發來往電報，強令各駐外使館統一按照"打倒劉、鄧、陳"的口徑貫徹執行。此後，整個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極左狂潮所左右。幾天之後，便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樣嚴重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外交事件。
　　事件發生后，周恩來知道這下闖出大亂子，在外交上輸了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毀於一旦。而且外交不同於內政，對方勢必報復，與英國的激烈對抗在所難免，而且弄不好還會引發國際上的連鎖反應，形成與整個西方世界的對抗，後果難以逆料。
　　鑒於事態嚴重，周恩來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衛戍區部隊前去維持秩序，保護被揪斗的英方代辦處人員，進行善後補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權威不夠，於是設法拉住江青、陳伯達、康生，緊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簽名的廣播講話稿，在現場反覆播出，勸阻疏導狂熱的人群離去，隨後，周恩來又和陳伯達一起連夜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規勸的態度，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奪權"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我們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這下闖了大禍，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澤東追究起來，無法交待，於是陳伯達不得不出來宣布：從現在開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總理全權處理。
　　然而，隱忍多時的周恩來這回可不想就此罷休。他在盱情度勢之後，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不過，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闖下大禍的王力開刀，而避免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衝突。就在前述他嚴厲批評外事口造反派時，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講話"為自己辯解，周當即表示：你們不要從王力講話里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同時聲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間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如果在這裏面挑撥的話，那就要犯更嚴重的錯誤。
　　當然，周恩來十分清楚解鈴還須繫鈴人，任何結束文革亂局的重大決定，只能由毛澤東本人作出。不過，一直在苦撐待變的周氏確信目前火候已到，該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報告。
　　周恩來本來就一向行事慎密，這回更是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極為敏感，事關重大，生怕弄不好適得其反，引起毛澤東的疑心。因此在楊成武臨行前，周又再三叮囑說："對王力講話，只談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作決斷。"隨後，他又直接打電話給隨毛在上海的汪東興，報告了同樣的問題。
　　這時，毛澤東本人也從"七二0事件"后最初的衝動中冷靜下來，意識到在宣傳中連篇累牘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發展下去，勢必搞亂軍隊，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勢的最後一張王牌。為此，他隨後便提出"還我長城"，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的宣傳。不過，由於文革運動早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毛此時還在"治"、"亂"之間舉棋不定。
　　周恩來的報告正好適得其時，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處，在不動聲色之中擺明了形勢，說中了毛澤東心頭的隱憂，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實現由亂到治的轉變。毛很清楚周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不是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他也不會挺身進言的。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對造反派繼續放縱下去的話，局勢將會徹底失去控制，內亂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難於收場，到那時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了。
　　經過數天考慮之後，毛澤東決心拋出中央文革的兩員幹將王力和關鋒(稍後又拋出戚本禹)，作為文革亂局的替罪羊，並且下令約束曾經為他衝鋒陷陣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八月二十六日，毛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毛並對王力的"八七講話"批了"大、大、大毒草"五個字。隨後，毛澤東又通過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學生的五大領袖傳達了一條"最新指示"："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了。"
　　當然，毛澤東拋出文革派兩員大將，實乃迫下得已之舉，是在揮淚斬馬諼。這裡有一個插曲：王力被抓起來后，外交部保周反王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與毛的特殊關係，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對王力態度的底。剛從外地返京的毛隨口念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隨即下了逐客令。這兩句詩是出自唐人羅隱憑弔諸葛亮的一首詩中，慨嘆他雖有雄才大略，然而時運不濟，壯志難酬的命數。
　　以筆者之見，毛澤東在這裏用這兩句詩來回答王海容，實際上流露出對拋出王力的複雜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說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后在政治上大出風頭，成為萬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一句則是說他時運已盡，現已淪為階下囚。與此同時，隱隱地流露出毛為形勢所迫，某種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運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拋出來，是受制於時局的無奈之舉。
　　收拾文革爛攤子
　　周恩來知道這個差事不好乾，卻不想推辭，而是竭盡所能地擔當起來。他在主持其事時始終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線，絕不觸動文革本身，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問題上糾偏補漏，避免惹怒毛澤東。雖然整個過程一拖再拖，但沒有出現根本的逆轉，總算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就這樣，以文革派的兩員大將王力、關鋒淪為階下囚為標誌，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在經歷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大卜大亂之後，終於開始收場了。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隨之改善，不僅擺脫了曾經一度岌岌可危的處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而且令對手損兵折將，元氣大傷，著實讓中央文革一干人領教了他的手段，在對待他的態度上大大收斂。
　　更讓周恩來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是，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也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再出面安撫籠絡。在得知周心臟病發作病倒以後，毛特意從上海傳話過來表示關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勞累過度。隨後，毛又在接見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要批評"極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陰謀集團"；並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組織"五一六"的名。不僅如此，稍後，毛還打破緘默，對"伍豪啟事"一事作了明確的表態："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
　　對於毛澤東這一連串安撫的舉動，周恩來不免感到受寵若驚，不過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無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在政治上營造一個毛所設想的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對黨內外有所交代。對此，周本人雖知這個差事不好乾，卻並不想推辭，而是竭盡所能地擔當起來。實際上，從文革發動之初，他心裏就在默默地等待著這一天，結束亂局，重新恢復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國平天下的身手了。
　　當然，周恩來也深知收拾文革亂局決非易事，而是困難重重，大亂之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百端待舉。不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脫韁野馬，難於控制，而且還將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內做些補救工作。與此同時，強鄰環伺，中蘇兩國之間處於戰爭的邊緣。儘管如此，周還是決意要把這件事情做下去，畢竟這樣總要比天下大亂好得多，況且經過文革風暴以後，黨內已經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合適的人選來做這件事情了。對此，周氏內心深處是有著一種義不容辭的使命感的。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竭力同時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亂局，為召開中共九大創造條件。他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解決當地的老大難問題，並以中央的名義發布多項布告、命令，嚴令禁止武鬥扣需斷交通運輸，敦促兩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復生產，共同維護交通運輸的通暢。對於一些武鬥嚴重的地區，調集力量實行軍管。與此同時，他要求各群眾組織開展整風學習，消除派性，實現大聯合。在此基礎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成立各級革委會，重新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引導全國各地相繼轉入了毛所設想的"斗、批、改"階段。
　　正是放縱容易收束難。上述收拾文革亂局的過程步履艱難，其問幾經周折，歷時近兩年，其中包括髮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楊，余、傅事件"和其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大的反覆。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周恩來在主持其事時又始終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線，絕不去觸動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問題上糾偏補漏，避免觸怒毛，所以雖然整個過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沒有出現根本的逆轉，最後總算是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建立了革委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在政治與良知之間的選擇
　　在為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的問題上，周恩來從一開始就看出這是欲加之罪，不大願意昧著良心去做虧心之事，無奈毛澤東執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經歷了一番內心的掙扎后，周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念頭佔了上風，明知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頭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幫凶的角色。
　　在毛澤東結束文革運動的全盤考慮中，如何給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定案佔據很重的分量，遠遠超過他對諸如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一類問題的關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已經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空前的動亂和內戰之中，如果拿不出開展這場運動的"豐碩成果"，他在政治上就無法交代。正是出於這種需要，毛澤東決意繼續拿劉少奇開刀，在他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因為只有設法證明劉少奇的問題極其嚴重，才能顯示出發動文革這場運動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剛從外地返回北京后，就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為召開黨的九大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並且一直抓得很緊。隨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開始著手進行九大的籌備工作時，毛又就專門對"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緊劉案的審查工作，無論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劉少奇的歷史問題"落實"下來。
　　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來的頭上。他明知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卻不好推辭。因為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本人一直兼任著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的職務(文革之初由鄧小平兼任)，因此給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定案正是他份內的職責。況且此事又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關結束文革的大局。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信守"顧全大局"的周只好勉為其難，硬著頭皮應承下來，擔任中央審查劉少奇專案的牽頭人。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對抓這件事並不是那麼賣勁，這和他收拾文革亂局時的態度很不一樣，他在主管這件事時，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聽喝"的狀態，撥一撥動一動。他在接見專案組的談話中，總是不斷地說兩面的話，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設想，去調查，又要極其謹慎"，一方面強調說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工作在政治上"意義重大"，另一方面又強調要認真核實調查材料，沒有把握的不要作為證據往上拿。周的這種態度，自然影響了辦案的指導思想，使得對劉案的定案工作進展遲緩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
　　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為周恩來是老病複發，想腳踩兩隻船，在政治上為自己留後路，有必要找機會敲打他一下。不過，當務之急還是要把劉少奇歷史上的"罪行"定下來。眼看預定召開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劉的歷史問題卻無法坐實。這令毛心急如火，於是決定中途換馬，把周撤換下來，由江青接管對劉案的審查工作，並指定主管黨內肅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助，儘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決定，當時具體掌管劉少奇專案的謝富治立即對下作了傳達布置，提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江青見毛澤東如此重用自己，把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她去"攻堅"，自然十分賣力。她曾多次不無得意地表示：我現在忙得很，擔負著中國第一大專案，不過，江青也確實不負重託，指揮劉少奇專案組日夜奮戰，查閱大量敵偽檔案，從中尋找出以做文章的蛛絲馬跡，突擊審訊，採取各種手段，誘騙逼供，勒取偽證，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危重病人也不放過。最後總算是如願以償，靠屈打成招的偽證和斷章取義的編造，整理出所謂劉少奇三次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報送中央。
　　不僅如此，急於向毛澤東報功的江青還把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傳閱劉少奇的有關"罪證材料"，變成一次對毛個人的效忠表態。她帶頭在上面批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要是沒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革命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我作為一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書此以明我的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員的忠心和氣節，我將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革命的人民，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小學生"。
　　顯然是對周恩來主管劉少奇專案時的消極態度不滿，江青在批轉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審閱時，有意將了周一軍，並把文革派搖羽毛扇的軍師康生作為暗綁，點名說："請你們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註一下，特別是恩來同志和康老，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為你們工作經歷決定這點。"對此，康生心有靈犀，在第二天便表態，跟著批了一篇話，表態完全贊成江青"充滿無產階級憤怒的批語"，
　　江青的將軍和康生的表態讓周恩來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臨無法迴避的事態。本來，以周氏為人的精細和飽經黨內肅反鬥爭的閱歷，不難看出這份拼湊而成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罪證材料"中的疑點和破綻，然而，大陸官方的《周恩來傳》卻極力為周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偽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這種解釋未免太低估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判斷力了，再說周為人的精細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被下面矇騙的。況且周自己也剛剛因"伍豪啟事"的風波而在政治上經受了一場不小的虛驚，從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過是毛澤東欲加之罪，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刀罷了。
　　實際上，周恩來本人早已意識到這一點，看出劉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點，許多材料靠不住。在這種情況下，周一開始不願意完全昧著良心去做虧心之事，所以在審議劉案時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不想急於下結論，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頂牛，雙方爭得很厲害。江、康曾幾次對周拍桌子，批他是"懷疑派"，並告到毛澤東那裡，傳下話來敲打他，弄得周壓力很大，最後只好退讓，表示：要改你們改。周大概認為，這樣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審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後來當毛決定由江青替換周來主管劉案時，他樂得就此撒手。正好躲開這個難題。
　　但是，這一次周恩來卻無處逃遁，不得不在政治與良知兩者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無法確切知道當年周氏在作出決定時的心路歷程，不過必然經歷過一番內心的掙扎和靈魂的拷問則是無疑的。鄧穎超生前曾對給她寫傳的作者談過，周在作出這一決定時心裏很痛苦，連續幾天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踱步，徹夜未眠，辦公室的燈一直是亮著的。
　　當然，周恩來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明知給劉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實，存有不少疑點，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念頭佔了上風，在政治上"顧全大局"，和劉少奇一刀兩斷，再加上周已經意識到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已經引起毛澤東的不快，這回江青將他的軍，和康生聯手一唱一和，很明顯就是在奉旨敲打他。如果再不趕緊表示一個斬釘截鐵的態度，毛是決不會輕易放過他的。至於這樣做帶來良知上的譴責和審判，周只好以"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一類的說法來為自己開脫，求得心之所安了。
　　對此，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在九年之後，為她丈夫當年在劉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為，對英籍作家韓素音曾經作過這樣的開脫：
　　"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
　　十大之後，周恩來終於打破緘默，對劉少奇一案正式表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執筆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送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僅如此，周氏知道在劉的問題上，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對他的一次考驗，江青不過是毛的傳聲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徑表態，才能過關。為此，他在劉少奇被捕叛變"罪證材料"的傳閱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話，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回應江青。他寫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註著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江青閱后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儘管周恩來在批語中狠狠地踹了劉少奇一腳，所用的語言和江青如出一轍，並且用相當肉麻的言詞向毛澤東表態效忠，對文化大革命大唱讚歌，吹捧林彪和江青兩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卻沒有打消毛內心對他的疑慮，因而不想輕易放過他。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來在隨即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代表中央作關於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報告。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曖昧，想獨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徹底拉下水，讓他為劉少奇一案承擔歷史責任，以後即使翻案變天，周也是有口難辯。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周恩來明知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頭皮喝下去，為毛澤東火中取栗，扮演了幫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周恩來代表中央所作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通過決議，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這件事成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歷史污點。知夫莫若妻，前面鄧穎超所提到的就是指的這件事。她曾對中共黨內一批總想"揚周貶毛"的老幹部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這麼搞，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能夠向歷史向後人交代么。應該說，鄧穎超在這一點上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歷史上是迴避不了的，也無法為自己的丈夫辯白，只能聽任歷史來評判。
　　在本章結束之前，圍繞著涉及周恩來歷史責任的專案審查問題，再選幾個引起海內外關注的案子作點說明。目前坊問流傳一種說法，說周恩來在處理王光美的問題上，主張處以極刑，而被毛澤東保了下來。這種說法在海外學術界很有市場，被廣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惡，主張殺掉劉少奇，言之鑿鑿。以作者曾在大陸多年從事文革史研究的經歷，翻閱了大量當年的歷史文獻，其中包括許多被列為絕密的檔案，並沒有看到過"此人該殺"一類的原始批件。這隻是一種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同時也太不了解毛、周各自的為人。
　　應該說，在整劉少奇的問題上，毛澤東是主謀，周恩來是跟著乾的，更確切地說是被毛拖下水的。毛雖執意要在政治上置劉少奇于死地，卻不願意背上公然殺他的罪名，這是他對待政敵的一貫作法，無論是在建國前對張國燾、王明，還是建國后對彭德懷都是如此。在毛澤東看來，根本用不著干這種脫了褲子放屁的蠢事，只要在政治上宣判這些人的死刑，然後給他們吃飯、拉屎、睡覺"三大任務"，一直關到死完事。這樣既在政治上達到了目的，又不必在歷史上承擔罵名，還可以顯示毛本人的"寬宏大量"。當劉少奇在監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燒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劃清界限，生活標準不降低。"應該說，毛所慣用的這一手，比斯大林為了除掉自己的政敵而在肅反擴大化中大開殺戒更為陰毒老辣。
　　既然毛澤東不想殺劉少奇，一向善於觀風而又很會做人的周恩來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來充當惡人，這並不符合他一貫的為人處世之道。這一點，從他對處理劉少奇與鄧小斗專案大相徑庭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來。這並不是他有意厚鄧薄劉，而是他在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在一面批鄧的同時，一面又在私下談話中多次表示對劉、鄧要有所區別，要把兩人"拆開來"。周恩來是個聰明人，豈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處理鄧小平專案的問題上，周自然有了較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不大理會林彪、江青的態度。
　　比如，鄧小平專案組當時曾要求周恩來對鄧本人歷史上的幾個"疑點"提供線索，進行"幫助指導"。他先是把這份報告壓了下來，不予理睬，后又在鄧入團、轉黨的問題上，親自出來作證明。在鄧下放江西的問題上，周氏也作了格外關照，堅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在廬山會議毛、林交惡以後，周更是乾脆趁機把鄧小平專案組撤銷掉了。
　　至於目前海內外流傳周恩來主張殺王光美的說法，則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事出有因。劉少奇平反后，他的子女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當時林彪、江青一夥要給王光美判死刑，毛澤東批了"刀下留人"。不過，根據作者所接觸過的檔案材料和訪問有關知情人，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當時主張殺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是周恩來。不過江青並沒有在正式會議上提出，而是個別同毛講的。
　　後來在一九七0年六月間，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央正式報送了《關於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提出："鑒於王光美是一個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罪行嚴重，建議永遠開除她的黨籍，並依法懲辦。"在這裏，專案組並沒有言明其中所謂"依法懲辦"，是處死還是判刑。
　　對此，當時在中央主管這一專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擬同意。"然後送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謝富治、汪東興審批。林彪批了"同意"，周恩來則批示："應予判刑"。最後，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話："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部分調研從嚴，處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覺到出路，以便保留活證據，對將來有利。此事請中央一議。"其中"保留活證據"便是所謂"刀下留人"的由來。就這樣，王光美一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直到毛死後兩年多才被放了出來。
　　歷史總是在不斷捉弄人的。毛澤東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劉少奇后，到頭來卻發現扶植起林彪這樣一個更加難於駕馭的對手，這完全打亂了毛原本想通過召開中共九大來鞏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實際上，九大召開之日，就是毛、林兩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之時。在刻意營造的"團結、勝利"的表面氣氛之下，新的一輪黨內權力鬥爭已經悄然展開。
　　在這種情況下，早已被文革亂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來還沒有來得及稍稍喘一口氣，就被捲入到另一場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

　　晚年周恩來 第五章 周旋在文革營壘的內鬥之中
　　九大后，毛澤東原本準備在政治、 思想，組織上全面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完成斗、批、改的任務， 實現所謂的"天下大治"。 但是， 這一過程很快就因文革派營壘的嚴重分裂而進行不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共黨內高層內部激烈的權爭。
　　毛澤東與林彪這兩個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最後徹底鬧翻，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結果兩敗俱傷。林彪固然死於非命，葬身異國荒漠：但毛也不是贏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此一蹶不振，面對文革無可挽回的敗局，終日困坐愁城，悒悒而終。
　　這一場宣告文化大革命破產的軒然大波，最初是從文革中拋起的林彪、江青兩大政治勢力之間的明爭暗鬥開始的。林、江分別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所依靠的左膀右臂。雙方本來既無淵源，也沒有什麼交情，只是為了鬥倒劉少奇，才集合在毛的麾下，在政治上結成同盟，互相捧場肋勢，一度打得火熱。然而，即使是在雙方關係的蜜月時期，實際上仍是貌台神離，各自想拳經，不斷在一些問題上發生齟齬，演成日後文革營壘的分裂。
　　九大政治報告的風波
　　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換得一個"接班人"的空頭街。林彪既不滿這種狀況，對文革運動也沒有曠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認為今後還是要抓國家的經濟建設。這個想法正好和周恩來不謀而合，卻與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釀成一場風波。
　　同周恩來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另一類人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不但打仗精明，曾為打下紅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於心計，對毛澤東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國伊始，林彪就有意不問政事，推說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帥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發了"轉業費"。當時，林彪曾一度動過到偏遠省份當個地方官的念頭，隨後發生的高饒事件，林彪險些卷進去，更是讓他深感政治上的兇險和毛澤東的翻覆無常。此後，林彪索性託病不出，閉門索居，韜光養晦，一再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盡量避開政治旋渦以自保待時。
　　然而，林彪的命運註定是要被捲入政治旋堝之中的。他的韜晦之術自然瞞不過經驗老到的毛澤東。作為多年來精心培養，一手扶植起來的心腹愛將，毛當然不會讓林彪超然政治，獨善其身，為此曾在私下裡敲打過林彪，讓他克服身上的"暮氣"。在毛的政治盤算中，林彪這顆棋子遲早是要派上用場的，不過當時主要還是針對彭德懷的。
　　還在廬山會議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樣一來，林彪這個軍中"老三"在黨內的地位一躍而超過彭德懷。毛此舉的用心，多被世人所忽略。實際上，毛這時已經在暗中打彭德懷的主意，企圖用林彪來挾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當時也有所覺察，曾主動提出辭職，被挽留下來。可惜彭大將軍去意不堅，否則當時激流勇退的話，或許是會逃過廬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期，一直在韜光養晦的林彪有意託病不去，在一旁靜觀，會議中間，他被毛澤東緊急召上山來，參加批彭鬥爭。蟄伏多年的林彪在審時度勢后，對毛投桃報李，在批門彭德懷時扮演了要角，口稱"援兵"，對彭大張撻伐，刀刀見血，指彭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稱："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林彪的表現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會後，在毛的安排下，林彪從隱居走上前台，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在看出當時黨內已經形成"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的形勢后，林彪為了保權固位，帶頭大捧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採取"堅決的左傾高姿態"，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搞起了狂熱的造神運動。
　　其實，林彪內心深處對毛澤東的揣摩和批判遠遠超過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高層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辭典中"個人崇拜"的條目旁寫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此外，還有像諸如"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之類研究心得。林彪並在私下裡指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而反修鬥爭則是"罵絕了，做絕了，絕則錯"。林彪這種私下裡對毛的貶斥，甚至讓他涉世末深的愛女林豆豆在震驚之餘，心情灰暗，以至萌發了輕生的念頭，自殺未遂。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最初並不十分積極，不過因為已經上了毛的這條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為發動文革造輿論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問題上，林彪的態度開始很冷淡，與奉毛之命專程趕來動員的江青"差點打起來"。據林豆豆回憶說，談話中，江青請林彪多關心一下文藝工作，林彪表示："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說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不是她要搞的，而是"土宿讓我請尊神"，林彪又推說："我身體不好。"結果雙方不歡而散。後來，林彪看在毛澤東的面子上，還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讓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出來應付江青，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而他本人則始終沒有露面。後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黨轉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其實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筆。他親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刪，並在標題上做了手腳，把原來的《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宇。這樣一來，不僅在政治上名正言順，而且也趁勢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澤東，唱政變經，為文革的發動造輿論。不料，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給江青的私房信中說了一大篇"黑話"，反指林彪"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讓林彪碰了一鼻子灰，裡外不是人，心裏老大不高興。所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時，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連療養。
　　接下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決定由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對此，林彪一度表現得誠惶誠恐，推辭再三，乃至正式寫了書面報告。平心而論，林彪的這種心情並非全是在做戲，而是因為他深知毛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無常的緣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結局會很慘，劉少奇就是前車之鑒。就在這前後，他曾在私下裡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所以，當毛準備讓林彪接班的趨勢日益明顯時，林彪並不大想"騎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邊的爐火上烤，為此，林彪一開始並沒有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而是有意請了假，在大連療養。會議進行過程中，毛澤東決心換馬，指派汪東興前去傳他的話，讓林彪一定要出席，並讓周恩來安排專機接他，林彪守勉強回來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會堂，毛親自登門看望，做他的工作。據林彪未過門的兒媳婦張寧在自傳上說，林彪回京后，"毫無喜氣"，見到毛時，連連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意當接班人。
　　對此，毛澤東很不高興，本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林彪卻不顧大局，打起退堂鼓來。斥此，毛當面批了林彪，指他"想當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通道教，不問政事--作者注)"。毛還用激將的辦法將他的軍，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難辯。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只好從命，內心惶恐更甚於受寵若驚。這一點，從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可看出，他幾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意料是要出錯誤的，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搖旗肋戰。他一登台就不同凡響，在全會期間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表態堅決支持開展文革運動，直稱"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好覺，無產階級也睡不好覺"。並在十一中全會後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講開展文革的必要性，強調要"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晤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還提出："這次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過，林彪很快就發現自己所謂"接班人"的頭銜只是個虛位，在毛澤東重返第一線、獨攬大權的情況下，並不像劉少奇在位時那樣握有實權，甚至連周恩來還不如。因為在新的黨內權力格局中，決斷權在毛，執行權在周，而他不過是一個性架牛的擺設。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賣力不討好。毛澤東對他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捧他的講話抓住不放，不僅在私下裡把看法露給江青，白紙黑宇，落下把柄，而且專門指派周恩來前來轉告，還在黨內高層中傳閱，弄得不少人都知道。這讓林彪著實領教了毛為人的難以伺候，同時看出所謂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兩人合開的夫妻店，他雖然貴為"副統帥"，但那只是毛"為了打鬼，藉助鍾馗"。
　　平心而論，這裏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實際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住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撫店，處境著實難堪。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體也不好，毛澤東大肆接見紅衛兵的舉動，實在讓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從金水橋下走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實在不大想干這種名為"接班人"，實際上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曾幾次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流露過這種想法。
　　不過，林彪這時已經是身不由己，騎虎難下。他對這種狀況雖然很不滿意，但也不便表示什麼。他的對策是索性順水推舟，繼續稱病不出，當甩手的二掌柜，對運動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從不主動表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大事不麻煩，小事不干擾"。葉群則把它總結為"三不主義"，即"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這樣既免遭毛澤東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脫，在政治上不負責任。
　　不僅如此，深知毛澤東為人猜忌的林彪還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舉動，反對諸如"副統帥"、"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一類提法，乃至鄭重其事地寫信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聲明："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與此同時，林彪又煞費苦心地營造自己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形象，以掩飾他在政治上的消極態度，所謂"言不離主席"、"手不離語錄"、"突出主席"、"主席划圓我划圈"等等，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葉群為林辦工作人員立下的規矩，要求"隨時提醒首長"，幫助把關，就連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時間也有嚴格的規定，要求既不能搶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後。
　　稍後，葉群又要求林辦的秘書在批送文件時，更進一步把原來對毛澤東所用的"請"和"送"等字，一律改為"呈"字，對此，葉群曾說得很明白："首長所處的身份，寫'請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點想與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寫'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當然，林彪並不甘心聽任毛澤東的擺布，做一個有名無實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講究實力的，而且看準了正在進行的文革運動正是一次可以渾水摸魚，擴展自己實力的好機會。於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緊跟"的姿態，配合毛鬥倒劉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來經營，擴充個人在黨內軍中的勢力。林彪本來在軍隊就有一個小圈圈，即所謂"雙一"(即紅一方面軍和紅一軍團--作者注)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著"在組織上全向調整"的旗號，排除異己，招兵買馬，拉起自己的隊伍。
　　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親信交底說："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過來一批，保護一批。擁護你的人要保，反對你的人要打倒，中間的人拉過來。"林彪本人就採用這種手法，利用當時北京"五一三"事件后軍內兩大派鬥爭的形勢，一打一拉，砸爛』／('總政閻王殿"，壓垮了"沖派"，很快便控制了軍中的局面：不僅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稱雄于北京街頭，而且扶植起直接聽命於他本人的以總參謀長黃永勝(林彪先是想用楊成武，后發現他有異心，遂換馬--作者注)、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為嫡系的宗派集團。
　　林彪在軍中拉幫結派的搞法，當然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毛對此自然不大高興，但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暫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同時，鑒於當時軍隊已成為防止局勢失控的中堅力量，於是毛有意讓軍隊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穩住北京的政局，進而穩定全軍。然後通過軍隊的穩定，來穩定全國。在這種情況下，毛對林彪拉幫結夥，擴充勢力的種種作法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在趁亂打劫這一點上，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為了報私仇，讓葉群去整周恩來的乾女兒孫維世，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還通過英肝派出軍人冒充紅衛兵去上海查抄趙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銷毀她當年在上海當三流演員時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則先是請江青出面保吳法憲、邱會作等手下幾員大將，後來又為了整掉楊成武，策動江青去說服當時對楊頗有好感的毛澤東，同意把他拿下來。事成之後，林彪對江青投桃報李，在宣布打倒楊成武等人的大會上，帶頭吹捧江青，稱她"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幹部"，並拍板決定把江青的行政級別一下子從九級提升到五級。
　　應該說，一九六八年三月發生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後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雙方雖然也有某些齟齬，但主要還是以合作為主。在此之後，儘管仍然維持表面上的團結，但吏鄉的則是暗中的鉤心鬥角，爾虞我詐。特別是當共同的政敵已經被收拾殆盡，雙方大體上平分天下以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原本並不牢靠的政治聯盟隨即出現了裂痕。還沒有開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頭號親信黃永勝撕破了臉，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鬧出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黃永勝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楊、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視點進京，接任總參謀長併兼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毛澤東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黃參加過秋收起義后，更是對他寵信有加，把黃視為自己的親兵，九大時曾有意讓他進入常委。所以，黃一度在政治上紅得發紫，鋒頭超過江青。這讓文革女老闆江青心裏很不是滋味。
　　於是，黃永勝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兒來了個下馬威，整得灰頭土臉。起因是原來軍委辦事組在寫關於軍隊調動的請示報告時，要列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一大堆名字。這樣傳閱起來很費時間，容易誤事。後來軍委辦事組請示了毛之後，有關軍隊調動這類事情就不再報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對此大為不滿，認為這是黃永勝目無中央文革，在搞"獨立王國"。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間的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大發雷霆，指著黃永勝的鼻子破口大罵，說軍委辦事組搞"軍黨論"，是"獨立王國"，無組織無紀律，目無中央，對它封鎖消息，宣稱："老娘就是中央。"並且以中央文革女老闆的身份宣布黃永勝、吳法憲停止參加文革碰頭會，清理思想，還取消了原定由黃率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這樣跟黃永勝過不去，倒並不全是因為黃在政治上的風頭超過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衝著林彪而來的，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書前面提到過的在"大鬧懷{二堂"之前，林彪斥罵江青的那一場戲。為此，江青心裏一直憋了一口氣，但又對林彪奈何不得，於是遷怒於人。再加上當時黃永勝也在軍委常委碰頭會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後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非要他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后，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於懷。這次，黃永勝進京是林彪親自點的將，又因參加過秋收暴動而獲得毛澤東的賞識，所以不大買江青的賬，沒有上門燒香拜佛。這樣，就更加冒犯了江青，於是老賬新賬一起算。
　　這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窩裡斗，迫使一直在忙於收拾文革亂局的周恩來不得不放下手頭上的事情，設法調解雙方的矛盾。從周的本心來說，實在不願意捲入這場糾紛之中。雙方各有靠山，哪一邊也得罪不起。不過，他知道這種"將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演成另一場你死我活的黨內鬥爭，政治上將無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亂局的努力也將前功盡棄。
　　於是，周恩來施展自己善於調和矛盾的本事，出來充當和事佬，進行勸解，把雙方往一起撮合。這件事很顯然是江青在無理取鬧，不過鑒於她的特殊身份和一觸即跳的為人，除了毛澤東以外，別人根本碰不得，所以當江青對黃永勝大發雌威時，周明知事情的原委，當場也不吭聲，而是在事後向毛作了彙報。毛聽后表態說：不要理她，讓黃照樣當團長，率團出訪。
　　有了毛澤東的表態，周恩來心裏有了底，於是帶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到釣魚台登門拜訪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囑黃、吳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講什麼，你們都不能當面頂撞，要講團結。到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挖苦黃、吳，劈頭蓋臉地罵起來，說：你們帶著紅五星，兩面紅旗(指帽徽、領章--作者注)，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狠狠地把黃、吳訓了一頓。在場的康生、姚文元則在一旁幫腔。
　　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則按照周恩來事先的囑咐，老老實實地聽著江青的訓話，一聲不吭。等江青發泄完以後，周趁勢出來解圍，打圓場，故意問黃永勝："什麼時候動身啊?"並宣布從明天起恢復黃、吳兩人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
　　大概是毛澤東覺得江青鬧得太不像話，如果不下來管一管的話，縱使別人不說什麼，自己也不免落下縱容宅差撒潑的名聲，於是又傳下話來，由周恩來主持開會，讓江青為此事作檢討。為了防止再生枝節，會前，一心想把雙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打招呼，說："無論江青今天講好講壞，你們都不要說話。"會上，在江青作檢討時，他又特意用眼睛盯著黃、吳二人，防止他們放炮走火。
　　周恩來這種明顯"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議。汪東興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周對江青太遷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對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縱容江青"。周明知這是在轉述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但他既不為自己辯解，也不當真照辦。因為以他多年來相處的經驗來看，他實在太了解毛與江青這對政治夫妻之間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的關係了，所以對毛的話不能太認真，否則就會自討苦吃。
　　這場風波雖然在周恩來的調解下總算平息下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再度發生齟齬。這回雙方出場的是各自的秀才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圍繞九大報告的基調，互相爭鋒攻訐，彼此結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間，毛澤東提議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由林彪來作。在由誰來執筆的問題上，張春橋自告奮勇，提出由上海來承擔，起草九大報告。自認為是黨內頭號筆杆子的陳伯達不願意被張一人搶了風頭，要求毛交給他來寫。而林彪也不想讓中央文革擺布，遂準備自己動手，先寫個提綱，等講完后再整理成文，為此還組織了一個班子，由秘書、老婆、兒子參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大概是想在陳伯達和張春橋兩個秀才之間擺平關係，於是提出林彪自己寫"太累了"，指定由陳伯達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報告。
　　陳伯達本來是屬於釣魚台營壘的，雖然名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實際上卻是江青的傀儡。為此，他曾多次自稱自己是個"劉盆子"。陳在文革小組的日子很不好過，江青經常當眾揶榆、訓斥、羞辱他，指陳是"曉儒"和武昌起義時從床下拖出來的"黎元洪"，罵他政治上"不成器"。
　　為此，陳伯達曾幾次被逼得想自殺。在中央文革的圈子裡，陳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當眾譏笑他是"烏籠院"的院長，就連張春橋、姚文元這些"小字輩"也不把他放在眼裡，倚仗著江青，"騎在他的頭上拉屎拉尿"。
　　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不得不轉向林彪，尋找靠山。而林彪為了挖江青的牆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過葉群利用福建同鄉的關係，對陳進行安撫籠絡，而且還親自出面替他講話撐腰，說："陳伯達是好人，一個書生掌握這麼大的局面不容易。"處於困境中的陳伯達對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漸倒向林彪一邊，成為毛家灣的座上賓。
　　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后，撇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個人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本來就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因此對文革運動並沒有曠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別是當他的權位日益鞏固之後，更想見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為毛澤東相信他，放手讓他起草，便認真搞起來。
　　實際上，林彪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毛澤東並不相同，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後，今後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民富國強，主張報告可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這個想法正好和周恩來不謀而合，陳伯達為此曾私下徵求過周的意見，周表示支持，這樣一來，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為他知道自己對經濟是外行，抓經濟工作還是要靠周來做。
　　根據林彪的這一思想，陳伯達擬定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九大政治報告大綱。大概是由於陳已經上了年紀，精力不濟，或是既想體現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觸犯了毛澤東的忌諱而頗費躊躇，總之起草工作進展緩慢，遲遲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陳伯達才在三月初勉強交出了原定十個部分中的三個部分。
　　誰知，陳伯達的稿子一拿出來，便在毛澤東主持的討論會上，遭到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說這是鼓吹"唯生產力論"的報告。毛也對陳交出的稿子很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面講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而且對陳拖拖拉拉，耽誤了九大的召開，感到十分惱火。在這種情況下，毛否定了陳伯達的稿子，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另起爐灶，再寫一個比較比較。林彪、周恩來見毛表了態，都不再吭聲。
　　善於察言觀色的康生已經看出林彪對毛澤東否定陳伯達的稿子老大不高興，不願夾在毛、林之間左右為難，於是索性把執筆起草九大報告的事情推給了張春橋。陳伯達見毛賞識張，把自己撇在一邊，更是憋了一肚子氣。接下來，在討論張春橋起草的稿子時，陳跳出來反唇相譏，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沒想到這一下戳到了毛澤東的痛處。毛大為惱怒，狠狠批了陳伯達一頓，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
　　更令毛澤東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經從江青那裡得知陳伯達老往林彪那裡跑，認為陳老病複發，又在政治上搞投機，見自己老邁年高，便改換門庭，往林彪那邊靠。於是，毛又把歷史老賬翻出來，指桑罵槐，批陳伯達一貫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腳踏兩隻船"。最後，毛澤東表示張春橋的稿子"大體可用"，而把陳伯達的稿子退了回去。不僅如此，毛甚於還動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陳排出常委的念頭。大半輩子為毛起草文稿的陳伯達見毛原封不動地退回自己的稿子，連看都沒看，不禁傷心地大哭了一場，以後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個乖覺的人，當然能聽出毛澤東發這頓無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裏雖然不高興，但由於毛已經明確表態，便不再說話了。不過，他從此記恨上張春橋，多次在私下表示："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那裡冒出來的小記者，他們寫什麼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說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報告之前，對張、姚所寫的稿子甚至連一遍也沒有看過。
　　在中共九大期間，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變本加厲，雙方明裡一團火，暗中使絆，互相拆台，算計對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報告念得"結結巴巴"一事，紛紛在文革碰頭會上提意見，讓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對此惱火之極，一定要對江青一干人還以顏色。後來在印發九大政治報告時，張春橋提出請林彪親筆簽名，說這樣效果會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絕，有意讓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僅如此，林彪還布置他的親信在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做了手腳，搞私下串連，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的選票壓了下來。這讓"文革旗手"江青當眾出醜，面子上十分難堪。後來江青在康生的幫助下暗中查選票，雖說一時抓不到對手什麼把柄，不過她很清楚是誰在背後搗的鬼，一定要報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對林彪、葉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處處提防。先是懷疑他們在她釣魚台的住地安裝了竊聽器，在翻騰了一個夠后，索性搬了家。隨後又交代秘書把和毛家灣之間來往的文件和電話記錄統統保存下來，說："葉群這個人怪點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下多長几個心眼，弄不好就被她抬繞進去了。"這以後，林、江兩人集團之間的成見日深，雙方都不掩飾對對方的戒備和輕蔑，張春橋公開譏諷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麼也不懂；黃則指張不過是個"小記者"，"小毛猴子"罷了。隨著林、江雙方的鉤心鬥角愈演愈烈，毛澤東投入全部政治資本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開始露出敗象。
　　毛、林交惡的根由
　　毛澤東並沒有真想把權交給林彪，選擇林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鬥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毛遂開始用心機解決這個問題，轉而利用林彪與江青之間的矛盾，刻意扶植張春橋，造成與林彪爭鋒的態勢，以削弱林彪的權勢。
　　九大后，毛澤東本來想一心一意營造"天下大治"的局面，結果卻囤自己的後院起火，不得不拿出相當精力來調解林彪和江青之間的矛盾。平心而論，毛在最初處理這個問題時，還是能夠一碗水端平，並沒有過份偏袒江青。相反，對她不顧大局接連惹是生非，感到很惱火，曾幾次出面批評干預。比如，九大后，江青為了報一箭之仇，公開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原來林彪在那次講話中為了吹捧文革，講出"新意"，把它與歷史上的三次所謂"文化革命"--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作了比較，認為文革的歷史意義要遠遠超過這三次。結果，還是被江青抓住把柄，從中挑出很多毛病。她和姚文元合編了一組題為《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的一些言論》的材料，採用指桑罵槐的手法，逐段批註，上綱上線，影射林彪講話。
　　隨後，江青把這件東西在政治局內部傳聞，要求討論通過後印發全黨。為了尋求支持，她還逐個找政治局委員談話，進行動員，毫不隱諱地聲稱：我這個東西就是要批判林彪的講話!而且還把這個材料直接送給林彪，逼他表態，弄得林彪既惱火又無奈，只好東躲西藏，避免和她見面。最後，還是毛澤東獲知此事後，感到江青鬧得實在太不像話，出面進行干預，把這個東西壓了下來，給林彪解了圍。
　　不過，毛澤東的態度很快就起了變化。毛生性猜忌多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從來就沒有真正相信過任何一個人。即使是對自己的"親密戰友"林彪，也始終存有戒心。像前述江青一干人在九大上的選票被壓低一事，毛就懷疑是林彪從中做了手腳。因此，當周恩來向他報告康生幫助江青查選票時，毛並沒有表態，批評這種違反黨紀的作法。實際上，毛本人在九大時也對林彪留了一手。他一方面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天荒地寫入黨章，另一方面又設法在權力布局中平衡林彪的勢力，不動聲色地做了這樣幾件事：
　　一是借周恩來牽制林彪。在最初的黨內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澤東還曾提名周做另一名黨的副主席，只是後來被周本人堅決反對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揮過的一方面車在軍中一統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屬四方面軍的兩位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陳錫聯進入政治局，並親自指定四方面軍出身的李德生作為軍委辦事組成員前兼總政治部主任。三是堅決頂住黨內文革派的鼓噪，始終不同意將鄧小平開除出黨，把鄧作為他手中保留的一張牌。後來的事實講明，毛的這幾手的確老謀深算，對以後政局的演變早已未雨綢繆，棋先一著了。
　　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的羽翼日益豐滿，己成尾大不掉之勢。這種狀況越來越成為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毛、林關係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更讓毛不放心的是，林彪在政治上的真實想法和他並不一樣，這一點從陳伯達為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中看得很清楚。為此毛戒心大起，本來，毛並沒有真正準備把權力交給林彪。他之所以在文革之初選擇林彪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不過是為了鬥倒劉少奇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結果卻發現扶植上來一個更加難以對付的對手。林彪雖然貌似恭順，骨子裡卻居心叵測。這讓毛大傷腦筋，後悔不已。
　　而且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黨內軍中拉幫結派，積極擴充勢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軍委辦爭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為左右政局的一人勢力。其中武有"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文有黨內大秀才陳伯達，而林彪的妻子葉群則從中穿針引線。他們在政治局內抱成一團，攻守同盟，唯林彪的馬首是瞻，比當年劉少奇的"獨立王國"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毛的眼中，林彪的權勢已經膨脹到了大有把他架空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再次攫住了毛澤東，於是開始用心機解決這個問題。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精於權謀的毛澤東轉而利用林彪與江青之間的矛盾，有意識地扶江抑林，以便在政治上削弱林彪膨脹的勢力。鑒於林彪是靠鼓吹個人崇拜起家的，從中撈到不少政治資本，毛便開始有意識地在這個問題上降溫。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刪掉發明權屬於林彪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個副詞。九大后，毛澤東又交待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周照辦以後，毛還故意當著林彪的面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林彪當然清楚毛這番話的矛頭所指，但對毛這種過河拆橋而且還惡語傷人的作法，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表面上雖然沒有表示什麼，私下裡卻並不買賬，吩咐屬於軍隊系統的京西賓館頂住，照掛不誤，有意唱對台戲。
　　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降溫的同時，還刻意扶植能夠真正體會他思想的張春橋，造成在政治上與林彪爭鋒的態勢。九大后，毛曾帶著張春橋到蘇州去看望林彪，以談如何防上出修正主義為名，試探他的態度，同時不動聲色地挑動林彪對張春橋的忌心。
　　據知情人說，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他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然後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弄得林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後來林彪還是借答談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時，才轉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應該說，毛、林之間這一席不投機的談話，是解讀廬山會議日後這段撲朔迷離歷史的一把鑰匙。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圖如何，卻在客觀上挑起了林、江兩個集團之間圍繞接班人問題而展開的激烈爭鬥。正是在這次談話后，毛、林之間的心結日深，林彪已經明顯感到毛有改變接班人的考慮，預感到自己的前途兇險。為此，林彪很為自己的處境擔心。他和葉群倆人在蘇州時，曾為此關起門來相對落淚。
　　當然，林彪並不甘心聽任毛澤東的擺布，為了捍衛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層開了保衛戰。後來廬山會議上鬧出的那場軒然大波便是由此而起。換句話說，並不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而是他實出無奈，擔心毛澤東出爾反爾，用張春橋取而代之，自己最終落得和劉少奇一樣的下場，為此不得不以攻為守，在政治上集中打擊張春橋，以求自保。
　　調解林、江兩派爭鬥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周恩來保持中立，小心翼翼地斡旋林彪、江青兩大勢力的爭鬥。不過相對而言，周更貼近林彪這一邊，在很多問題上支持林彪一派的意見，同時不贊成毛澤東流露出來的想更換接班人的打算。這裡有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原因。
　　就在林彪、江青兩大勢力圍繞接班人問題明爭暗鬥之際，周恩來有意繼續埋頭于在內政外交兩方面收拾文革亂局，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在政治上嚴守中立，避免捲入雙方的矛盾之中。儘管如此，他作為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卻很難完全置身事外，只好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儘可能就事論事，絕不明顯偏向任何一方。
　　不過相對而言，周恩來在工作中依靠和支持林彪這一邊更多一些。這主要是由於江青恃寵而驕，目中無人，遇事渾不講理，很難共事。而林彪及其手下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則對周本人及其工作表現得更加尊重和支持。
　　林彪一派的這種態度既有歷史上的淵源，也有現實政治上的圖謀。林彪是黃埔軍校出身，可以說曾經是周恩來的學生；投身革命后，雖然能征善戰，升遷很快，但在黨內軍中的地位與周相比還是高下懸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兩人根本不處在同一個檔次上。周一直是他的上級領導。至於黃、吳、李、邱等人就更不在話下了。當他們還是紅小鬼時，周已經是紅軍總政委了。周氏這種在黨內軍中的資歷，自然使得素來講究論資排輩的軍隊將帥們肅然起敬。此外，林彪出於政治上接班的需要，積極擴充自己的勢力，網羅黨內各路人馬，以便日後為其所用。周恩來自然成為他有心拉攏的對象。在這一點上，林彪有意識地同江青對著干。凡是遭到江青整治的，比如陳伯達，汪東興等人，林彪都一概加以籠絡安撫，趁機拉一把。對周氏也是一樣，在文革中周處境困難時，林彪曾幾次出來講話，對他表示支持，有意進行拉攏。
　　一九六七年夏天正是周恩來在政治上最難過的時候，社會上倒周的勢頭甚囂塵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內部不斷遭到江青組織的圍攻批鬥，日子很不好過。這時毛澤東正在南方巡視，林彪利用坐鎮北京主事的機會，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態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對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這個會，放手處理問題，我現在情況不熟，身體不好，全靠你了。還特地向軍隊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們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此外，文革派搖羽毛扇的軍師康生在九大期間，私下裡策動吳法憲出來反周，向吳散布說，最先提"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周恩來批發的。張春橋在一旁幫腔，講了事情的前後經過，讓吳在會上提這個問題。林彪得知這一情況后，又立即託人傳話給吳，告訴吳不要上當，我們黨內還不能沒有總理，主席管大政方針，我身體不好，沒有人干這些具體工作不行。而且講得很嚴厲，警告吳說，則果你提這個問題，那你就要完蛋。林彪並要葉群當面向周轉告這件事情。
　　周恩來對林彪的這種關照自然心作感激，有意投桃報李。此外，對周來說，還有一層關係，那就是林彪曾是他的學生，雖說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但也是周眼看著成長起來的，現在林彪後來居上，成為黨的接班人。這讓行事謹慎的周氏更是處處注意避嫌，格外尊重林彪，以免被人說成擺老資格，看不起他。為此，周在九大的大會發言中專門講了一段稱讚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的話。林彪聽后非常激動，站起來打斷了周的話，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著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林彪一邊說，還當場哭了。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還有一點讓周恩來更貼近林彪的，是兩人對文革運動過後應該著重抓一下國家經濟建設的看法相同，用周本人的話說是"經濟工作進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
　　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那場風波中，周儘管在面上保持沉默，卻在私下裡和陳伯達交換過意見，並不贊成張春橋給陳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
　　當然，周恩來是個玩弄平衡的老手，在林、江兩派之間的鉤心鬥角中，竭力在表面上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走鋼絲。不過出於上述種種原因，周內心裡還是更多的傾向林彪這一邊的。比如，一九六九年十月，軍委辦事組為了防止蘇聯借當時準備舉行的中蘇邊界談判的煙幕而發動突然襲擊，遂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名義向全軍發布緊急戰備指示，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已決定進行黨政軍機關大規模的疏散轉移。在這種情況下，由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對部隊發出這樣一個指示並沒有什麼不妥，但卻觸動了毛本人那根敏感的神經，因此老大不高興，一氣之下竟把軍委辦事組上送的報告給燒掉了。周恩來從汪東興那裡獲知這一情況后就悄悄轉告了林彪。再如，九大后，周恩來開始覺察出毛對林彪日益不滿，為了回報林彪對自己的好意，他曾託人勸說林彪不要老呆在家裡，出來做點工作，到下面走走，搞點調查研究。但是，林彪婉拒了周的勸告，託人轉告說：謝謝總理的好意，我的身體確實不行，連出去坐車都不敢了。
　　林彪這樣做並非存心不給周恩來面子，他的身體其實也沒有壞到這種地步，他身體的主要器官並沒有什麼大的毛病，頂多是當年的槍傷損害了中樞神經功能，怕水、怕風、怕感冒、容易出汗而已。實際上，林彪放出這種風的目的，是有意在政治上韜晦，隱幡鋒芒，以減少毛澤東對他越來越大的猜疑。但是，林彪的這種"障眼法"，根本無法蒙哄過老奸巨滑的毛，很快就被他下的一個誘套而弄得露出了馬腳。
　　一九七0年三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面展開。這是繼召開九大重建黨的組織之後，毛為了營造"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在政治上採取的另一個大動作。不過，毛卻對此有些躊躇，因為按照憲法的規定，有一個由誰來擔任國家主席的問題。對此，毛既沒有興趣重新擔任這個角色，應付日常大量的國事活動，也不願意把這個職位讓給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兩個主席"的噩夢，特別是在林彪已經坐大的情況下，更不想讓給他。於是，毛在提議召開四屆人大的同時，又提出要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關於這一點，大陸官方的說法人都如上所述，似據當時曾在政治局會議上直接聽傳達的吳法憲的回憶則有所不同。他說：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漢派汪東興回京傳達準備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主席的意見大意是：要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修改憲法，政治局要立即著手做準備工作。國家機構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傳達完后，來不及討論，早早地散會了。葉群、黃永勝和我跑到汪東興家裡，又問了一遍。汪東興又這樣說，還是這幾句。葉群很高興。記得那次汪東興還請我們吃地瓜。
　　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在這裏提到由林彪擔任國家主席不過是虛晃一槍，是在對他進行試探。毛這種虛虛實實的作法並非始自今日，還在九大期間就已經開始了。在九大開幕式上，曾發生過這樣一幕：在推選大會主席時，毛突然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馬上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連連擺手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於是，全場一致舉起手來。毛見狀，說："他這個人哪，講客氣了。"但是這一回，林彪在葉群的擺掇下，確實動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滿意自己名為"接班人"，實際上只是個政治上的擺設這種狀況。在他看來，如果說出任黨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話，那麼擔任國家主席則是順理成章的。這裏不僅有劉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順勢解決他在政府中的職位只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這種與接班人地位不對稱的辦法。此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讓毛澤東打算更換接班人的意圖弄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過此舉來試探毛對他的態度，進一步鞏固和捍衛自己已經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
　　熟諳"善用兵者隱其形"一類用兵之道的林彪，當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與設立國家主席的關係。四月十一日，林彪經過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點意見，繞過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直接建議仍然由毛澤東兼任這一職務，稱："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至於國家副主席，則表示"可設可不設"，而"他自己不再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老於權謀的毛澤東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認定他"勸進"是假，自己想當國家主席是真，而且對林彪這樣公開將自己的軍感到下快。因為這恰恰是毛的心病所在，他寧可把這個職務讓給董必武這樣無關緊要的黨內元老，也決不願意讓已經尾大不掉的林彪來當。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這一提議隨即得到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贊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則寥寥無幾，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會上表示，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這越加讓毛領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風喚雨的能量。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生米煮成熟飯，毛澤東在林彪建議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態："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隨後，毛又急急忙忙從武漢趕回北京，在政治局會議上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乃至引用歷史上三國時代勸進的典故來敲打林彪，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不僅如此，毛還特意做了周恩來的工作，幾次和他單獨談話，表明白己的態度。毛這樣做，是因為周帶頭主張設國家主席，而且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說服了他，就能帶動其他人。
　　但是，已經看出毛澤東並無意真正把權交給自己的林彪，這回僙下一條心，撕下了"一貫緊跟"的面具，執意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存心給毛出難題。這樣一來，毛、林之間的分歧在黨內領導暗中暴露出來。雙方暗中較勁，誰也不肯讓步，最後只好將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經此爭執后，毛、林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成見也越來越深，私下裡都毫不掩飾對對方明顯的不滿和戒心。
　　在這種情況下，主持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弄得左右為難。平心而論，他起初之所以主張設國家主席，不能說沒有迎合林彪之意，不過更主要的還是看重國家體制的問題，認為一個國家在形式上總還是要有國家元首和副元首。況且這也是黨內外大多數人的呼聲和願望，應該加以考慮。為此，周很希望毛澤東能重新擔任國家主席，由林彪擔任副主席，以便體現黨和國家的一元化領導，即使退一步說，在毛實在不願意當的情況下，也不必因人廢事，由林彪來擔任這一職務也未嘗不可，這絲毫不影響毛作為全黨全軍全國最高領袖的地位，同時也可反映林彪作為接班人和副統帥的身份。
　　其實，這種看法當時在黨內很有代表性，就連康生這樣文革派的大將也持同樣的觀點。不過，周恩來深知毛澤東說一不二的為人，凡是他所認定的事，別人是很難勸阻的，況且又是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違背毛的意思，只會自討沒趣，所以當毛找他談話后，周的態度有了改變，不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實際上思想並沒有真正想通，只是顧忌毛的態度而暫時迴避了這個問題。康生所主持的憲法修改小組也面臨著同樣為難的處境，被夾在當中，無所適從。直到廬山會議召開之前，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也始終沒有定論。
　　但是，廬山會議前夕的政局已經是暗潮洶湧，周恩來根本無法置身事外，接連捲入林、江兩派之間發生的齟齬之中。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一刊"的"八一"社論時，陳伯達與張春橋為送審稿中的一處提法發生爭執。陳主張把"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宣傳中的標準提法是"偉大領袖毛豐席親自締造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提法將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議論。張則毫不退讓，非維持送審稿中的提法不變。
　　對此，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出來設法擺平雙方的爭執。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專門作了調查，發現在頭年"十一"社論的修改過程中已經有人做了手腳，造出了這個新的提法，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正是張春橋、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陳與張、姚二人素有嫌隙，開始前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以為在這場"文字"之爭的背後，不過是大小秀才之間的文人相輕，互不服氣，而沒有馬上領悟到問題並非這樣簡單。實際上，是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較勁。更確切的說，是毛為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權勢，暗中指使張，姚造出來的說法。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認為從維護大局穩定的角度來說，陳伯達的意見更值得考慮。不過，他知道茲事體大，直接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最後要由毛本人來定奪。於是，他除了當眾聲明"這要請示主席"外，又隨即寫信給毛報告此事的來龍去脈，最後表示："我個人認為以改回為好。究竟如何，請主席決定示知。"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態度很不高興，開始是拒絕表態，稱兩種提法都不是他提的。而當周利用陪見外賓之機又當面請示時，毛有意讓他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已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過，我就不看了，關於提法問題，毛一方面故作大度，表示"可以改回去，這無關重要"，另一方面卻執意不肯自己動手圈去社論稿中"毛主席和"四個字，一定要汪東興代他圈去。
　　實際上，毛澤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直到一年後在南巡講話中還憤憤不平地表示：難道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嗎?在毛看來，這不僅是林彪存心與自己爭奪軍隊指揮權的問題，而且周恩來的態度也令人可疑，如果林、周兩人真的在政治上聯手的話，將會使林彪如虎添翼，更加難以對付。為此，毛決意尋機敲打一下周恩來。
　　恰好就在這時，周恩來在外交上出了一點紕漏。在接待蘇丹國家元首尼邁里訪華時忙中出錯，誤以為毛澤東當時已經批准了他送審的同蘇丹方面的會談報告及其附件，就先與蘇丹政府正式簽訂了兩國之間經濟和技術合作的兩個協定。事後，他急忙為此事向毛寫了檢討報告，稱："這是一次重大錯誤，謹此呈報，保證以後嚴格遵守報批手續，不容再犯!"毛立刻抓住這件事情對周旁敲側擊，在批示中另有所指地說："這類事是技術性問題。應當注意的是原則性問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周恩來向毛澤東寫檢討報告的那一天，八月十三日，在中央憲法修改小組的討論會上，張春橋同吳法憲又為憲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爭吵起來，張先是以憲法序言中已經有了類似的內容為由，提議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刪掉發明權屬於林彪的"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後來又大講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講過"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一類的話。早就對張春橋很氣人的吳法憲認定他這是在指桑罵槐，影射林彪，於是反過來指責張"想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等等。雙方大吵了一頓，不歡而散。
　　林彪本來就因毛澤東有意讓張春橋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視其為眼中釘，這回見他竟敢在自己頭上動土，公開否定他本人對毛的權威評價，更是怒火中燒，決心抓住這件事把張春橋從政治上徹底搞垮，為此，林彪原本準備直接枱毛寫信，后經葉群勸阻后，又決定自己暫時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幾員大將出馬。
　　於是，林彪一面傳話表揚吳法憲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過葉群分別向陳伯達、黃永勝、李作鵬等人打招呼，要他們在政治上支持吳法憲，分頭去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論"天才"的語錄，準備在政治局最後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會議上同江青"那一邊"展開鬥爭。
　　這樣一來，周恩來再次被夾在雙方的矛盾當中。對憲法修改小組發生的爭吵，他在事後已經有所耳聞，也看出了表面文章背後的名堂實際上是林彪、江青兩派圍繞接班人問題的鉤心鬥角。從內心來說，他並下贊成毛澤東九大后流露出來的想更換接班人的打算。因為一來林彪並無大錯；二來在政治上牽動太大，無法向黨內外交待。而且這樣做，對毛本人的形象也不好，因此在這場爭鬥中，周自然由於同情林彪的處境而不會支持張春橋，況且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也更贊成吳法憲的意見。不過，由於剛剛挨過毛澤東的敲打，這回周恩來更加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要求雙方消除誤會，注意團結，避免公開表明自己的傾向，盡量在表面上下偏不倚，不過在私下裡，周卻對吳法憲表示，支持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寫入憲法的主張。
　　在八月十七日召開的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這一派有備而來，準備同江青那一邊激烈交鋒。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等人在會上緘口不語，結果根本斗不起來，憲法草案順利通過。對此，連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也感到有點反常，為此特意詢問張春橋有什麼意見，張表示：我有意見，但不能講，一講又跟吳法憲吵起來。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吳法憲一句，說：毛主席不是謙謙君子，主席在黨內鬥爭中是很強硬的。周見狀，生怕雙方又吵起來，隨即宣布散會。
　　到目前為止，還不清楚張春橋為何突然臨陣退卻-一究竟是他本人覺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態，還是背後另有高人指點，故意示弱，誘敵深入?但不管怎麼說，都讓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對手的機會而心有不甘。同時這次不戰而勝，也給林彪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張春橋已經自覺輸了理，因而這正好是一個趁勝追擊，一舉拿掉他的機會。
　　於是，林彪把目光轉向了即將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向手下的幾員大將放風說：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不管出現什麼情況，要堅持兩點：一是設國家主席，一是堅持天才的觀點。"要他們做好準備，帶著馬、恩全集上山"。
　　廬山會議的真相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是經過毛澤東首肯后才講的。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是明了後來整個事態演變的緊要之處。林彪早就對毛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朝秦暮楚深為不滿，這回更定覺得受到毛的耍弄，誘騙自己上鉤而心氣難平。雙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這是林彪暗中對毛澤東揣摸多年之後所總結出來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廬山會議開場后陷入的窘境，成為解讀廬山事變的一個註腳。實際上，毛的內心惱火並非始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而是在前一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已經大不快了．會上，除毛本人外，其餘幾名常委都異口同聲地勸說毛出任國家主席。林彪、陳伯達自不待言，就連屬於文革派營壘的康生也懇請毛能夠考慮廣大群眾的熱切願望，出來擔任這一職務。
　　在這種情況下，一貫處事謹慎的周恩來也表態支持設立國家主席的主張。為了說服毛，甚至還提出一個設想：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國事活動時，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別人代行。在上廬山後，他還特意請陳伯達準備一下憲法中有關設國家主席的條文，不過話說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見，備而不用。
　　這樣一來，在設國家主帝的問題上，中央常委內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澤東陷人孤立的窘境，進退兩難。雖說毛作為當事人可以表示個人的意見，但是從黨的組織原則來說，還是應當少數服從多數。這一點毛心裏是很清楚的。而讓毛有口難言的是，他本人不贊成設國家主席的真實意圖不好明說，又找不出更恰當的理由來說服眾人。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尷尬可想而知，幾近惱羞成怒，乃至表示：你們願意要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並且放出這樣的話來：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日子。直到最後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張春橋開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慮主攻方向，對他在會上講不講話、講什麼內容有些舉棋不定。據身邊的人說，林彪直到上車前還在問葉群的意見。在看到毛澤東已經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陷入窘境，幾近發作后，林彪決定暫時不再提這個問題，轉而在全會上端出張春橋的問題，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張春橋之間作出選擇，就像當年對羅瑞卿、賀龍等人曾做過的一樣。
　　在林彪看來，這次應該是穩操勝券-一既然當初毛澤東可以為了拉攏他而拋棄跟隨多年的賀、羅兩人，就更不會為了張春橋這樣一個"小記者"而得罪自己了，況且他已經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作了讓步。但是，這一回林彪卻打錯了算盤，竟不知形勢區經迥然不同了。當年毛為了鬥倒劉少奇而對林彪刻意籠絡遷就，而現今在毛的眼裡，林彪已經成為急於翦除的對象。因此毛的態度也就完全兩樣了。
　　關於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一直被說成是"突然襲擊"、"搶先發言"。這是根據毛澤東在一年後南巡講話中所謂"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的說法而來的。但是，這並不是歷史的真相，實際上，林彪在講話前曾專門請示過毛，是經過毛的同意后才講的，在這一點上，毛出爾反爾，對世人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是明了後來整個事態演變的緊要之處。可以說，正是由於這個事實被長期掩蓋，才使得林彪事件越發顯得撲朔迷離，令人疑團莫釋。
　　現在該是還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關於這一點，大陸傳記作家葉永烈在《陳伯達傳》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編注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一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書中寫道：
　　在廬山全會正式開會之前，林彪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主席談話，周恩來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個房間等待，時間並不很短(葉永烈在此加註：又據別人回憶，葉群當時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樓"闖進去。"十一樓"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單獨談話以後，大會開了。
　　但是，毛澤東和林彪兩人究竟談了些什麼，書中沒有提及。實際上，這是陳伯達故意使用的曲筆，有難言之隱罷了。倒是吳法憲在保外就醫後接受本書作者的訪問時回答了這個問題。不過，他當時也有很大顧慮，一再向作者表示："這一點，我過去不敢講"，然後披露了毛、林之間這次談話的內容。這是葉群事後親口告訴他的。吳法憲回憶說：本來，葉群已經在山下為林彪準備好了講話稿。林彪上山後，開始是不準備講話的。後來開大會前，常委在後面休息室里閑談，林彪問主席：我想講話行不行?主席問講什麼?林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主席聽了后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此外，散會後，葉群也向陳伯達、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交待說："林總的講話，是對陸定一式的人物不點名的點名。他在講話前報告了毛主席。"陳伯達為此在當晚還專門跑去問過林彪。林彪沒有從正面回答，反而問他是聽誰說的，當陳表示是聽葉群講的之後，林彪叮囑道："這事你知道就行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確實是按照會前和毛澤東的約定講的，對張春橋並沒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隱晦的語言，批駁了所謂"迷迷糊糊的思想"，說：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上面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事情改變面貌。林彪並從正面大力頌揚毛是"天才"，稱讚這次憲法修改草案的"靈魂"，是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等內容。
　　當然，林彪也絕非是安分守己之輩，在當面請示毛澤東的同時，又像在九大時那樣暗中做了手腳，在全會各大組私下串連，營造聲勢，企圖上下結合，一舉搞垮張春橋。不過，他還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並沒有出頭露面，而是在幕後對葉群面授機宜，要求軍委辦事組成員在各組討論時要表態擁護自己的講話，同時給葉群規定了發言口徑：要從"天才"、"領袖"、"指針"三個方面去講，"天才從理論角度講，領袖從歷史角度講，指針從現實角度講"。林彪並叮囑在發言中不要點張春橋的名，同時不要擴大打擊面，牽涉江青、康生兩人，否則毛那裡通不過。
　　隨後，在葉群的指揮下，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除黃永勝因留守北京沒有上山外，其餘的按照統一布置，分頭活動，私下串連了空軍、海軍、總後的一些中央委員，進行交底和動員。陳伯達則連夜選編了一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材料。因向張存橋開炮而受到林彪傳話表揚的吳法憲更是急於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全會各組應該學習討論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這一動議，隨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數人的支持。
　　於是，從八月二十四日起，全會改變了原定議程，各組轉入討論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葉群、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分別在所在的小組發言，大講"天才"問題，說"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時暗示黨內目前有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風，中央有人想把這股風往下吹，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翻歷史的案。其中華北組鬧得最凶，本來就與張春橋結怨甚深的陳伯達，在從林彪那裡得知他的講話是經過毛澤東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麼顧慮，在華北組的發言中口講指划，滔滔不絕，猛攻黨內"陸定一式的人物"，極富煽動性。同組的汪東興也不甘寂寞，提出"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由於陳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邊的人，這種特殊身份使人們更加相信"有人反對毛主席"的說法大有來頭。於是，與會者義憤填膺，在發言中紛紛要求揪出"黨內的大壞蛋"。
　　八月二十五日，華北組的第二號簡報印發全會，提出對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份簡報立刻不脛而走，在全國中點了一把火，各地嘩然，群情激憤，紛紛仿效華北組，或聯名寫信，或通過決議，要求揪出"毛主席身邊的野心家、陰謀家"。一時間，整個會議的氣氛變得異常緊張，用毛澤東後來所形容的話說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這場風波中，周恩來再次顯露了善於在政治風浪中游泳的本領。同被蒙在鼓裡的普遖中央委員相比，對他來說，會上發生的這場風波並不全是突然襲來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發生的那場爭論，也完全清楚林彪講話的矛頭所指，而且親眼看到林彪在講話前曾和毛澤東單獨談過話。對只知唯江青馬首是瞻的張春橋，周素來沒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張春橋的問題上，雖然未必準備介入參与，似也絕不會對張援之以手，相反還會樂觀其成，希望殺一殺文革派幹將的氣焰。
　　應該說，周恩來的這種心態當時在曾飽受文革之苦的黨內老幹部中間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早就對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氣、因"二月逆流"而被打入冷宮的陳毅就在小組發言中憤憤地表示，不論在什麼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里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張春橋之所以在林彪講話后立即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實在是因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惡多端，在黨內外結怨太深的緣故、周對這一點心知肚明。所以，當吳法憲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全會學習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僅表示贊成，而且還決定先聽兩遍錄音后再討論。這在實際上改變了九屆二中全會的原定議程。當然，這是請示報告過毛澤東的。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對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儘管對這個提議不悅，但因為這是政治局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便表態反對，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善於觀風的周恩來當即從毛澤東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中，意識到問題並不簡單。毛對林彪講話的態度很難判定，形勢可能有變，隨即在政治上為自己留了退路。於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組討論中，參加東北組討論的周對自己的表態發言頗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來點出林彪的講話具有"針對性"和"綱領性"，表態贊同林彪關於稱毛澤東是"天才"的提法，甚至還使用了發明權屬於林彪而被毛多次刪掉過的那三個副詞，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儘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裡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另一方面，周恩來在發言中又避免暗示"揪人"，著重講"保持晚節"的問題，預先為自己留下轉圓的餘地。周把林彪的講話概括為"勿忘過去，警惕現在，教育後代"三句籠統抽象的話，並且把他本人擺進去，又一次講述自己在歷史中犯過路線錯誤而得到毛澤東挽救的經驗，表示"要夾著尾巴做人，發現錯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學生，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果然，僅僅一天之後，整個形勢便由於毛澤東的強力介入而逆轉，八月二十五日上午，華北組的二號簡報分發全會後，已經成為眾矢之的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帶著緊急面見毛，反映全會各組"揪人"的情況。實際上，毛對整個事態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視著林彪的一舉一動。毛之所以同意林彪在全會上作針對張春橋的講話，並告以"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設下圈套，欲擒故縱的話，那麼至少也是在有意無意地挑撥林彪和江青之間的矛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過，事情竟然鬧到這一步，卻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中央處處鬧翻了天，各大組異口同聲地要"揪人"，顯然背後有黑手。政治經驗老到的毛馬上就看出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隨後與康生的個別談話中就點出了這一點，直接把林彪端了出來，說他不當中央主席了，這會讓林彪去開，他下山不參加會了。
　　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疑心極大，現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發難揪人，而且有這樣大的號召力，就連許世友、陳錫聯這些並不是林彪山頭的大軍區司令員在林彪講話后，也都主動上前握手表示，祝賀。這使得毛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果這次採取默認的態度而讓林彪得手的話，以後他本人勢必被架空，完全成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來，林彪還會得寸進尺，最後搞到他頭上來。這是呈雄一世的毛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於是，毛澤東決定採取斷然措施，迅速展開反擊。熟諳"先孤立弱小之敵"一類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穩住林彪而拿陳伯達開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緊急召開了有全會各大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嚴厲批評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違背了九大方針，把會議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擅長演戲的本領，軟硬兼施。會前，他當眾握著許世友的手，說我的手都發涼，還能當國家主席?讓我多活幾天吧。會上，毛澤東又故伎重施，把當年彈壓"大鬧懷仁堂"的那一套拿出來，以危言相要挾，不過這一次已經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岡山打游擊"了，而變成：你們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去鬧，等你們鬧完了，我再上山，就．．，，f；下去了。再不然，就辭掉黨中央的主席!"並決然表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了。"與會者見毛澤東真的動了怒，說出這樣的絕話來，都不再吭聲，林彪也沒有料到毛竟會如此翻臉，弄得一時措手不及，他雖然有心替陳伯達緩頰，但見毛的態度這樣決絕，沒有任何轉圓的餘地，再加上對私下串連倒張的搞法也有點心虛，看毛已經把他與陳伯達分開，只好捨車保帥，把自己洗刷乾淨，說他過去與陳伯達沒有接觸，軍隊里吳法憲這批人也沒有與他共過事，他們是炮筒子，說話走了火。然後表示："堅決擁護毛主席"。根據毛的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並責今陳伯達請假檢討。
　　這樣一來，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同處境狼狽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來意外地在這場林、江兩派的爭鬥中成為實際上的大贏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時間成為會議前台的主角，忙於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時也是當時唯一能夠緩衝毛、林兩人之間緊張關係的人物。
　　不過，周恩來此刻的心情卻並不輕鬆，毫無疑問，他是決心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節，但也並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為這樣一來，他本人將被夾在領袖和副帥之間，很難做人。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勢必動搖大局，使剛剛穩定下來的局勢再生變亂。這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
　　出於這種考慮，周恩來隨後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後活動時，同康生窮追掹打的態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澤東決意拋出的陳伯達外，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有意採取保護的態度，以免把林彪牽扯出來。即使對陳伯達，周也不願過分為難他，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他檢討過關。比如，陳伯達稍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檢討發言就是周恩來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陳伯達想求毛和中央寬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電話，"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陳氏一直對此心存感激。
　　其實，周恩來當時心裏很清楚陳伯達只是個替罪羊，這場風浪是由林彪講話而起的。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當時煞費苦心，連夜校閱林彪的講話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專門為此事寫信給康生，說：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后認真讀兩遍，如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上于午前退代親收。此舉純屬愛護副帥，忠(于)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懇。"
　　隨後，周恩來又勸說吳法憲爭取主動儘快寫出檢討，為林彪講話承擔責任。他對吳說：
　　"現在要保護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作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並給他出主意說，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的講話"理解錯了"。後來，全會轉入批判陳伯達后，西南組把鬥爭矛頭對準了吳法憲。周聞訊后，親自到該組坐鎮，對凡是涉及到吳的地方，均以"主席指示要重點批陳"為由給擋了回去。甚至隨後毛澤東為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吳法憲的內容，也經周的進言后給刪掉了。
　　當然，周恩來是善於在政治上隨風轉舵的老手。在毛澤東展開反擊后，他隨即調整了以往的策略，開始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並有意洗刷他本人與這場風波之間的干係。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吳法憲應該在政治局決定全會討論林彪講話的問題上替他講幾句話。吳法憲果真照做了，把責任擔了起來。不僅如此，周還一再要吳法憲出來證明他當初曾經批評過黃永勝不願留守北京，非要上山這件事，以便讓毛知道他並沒有上林彪的這條船，事先並不知情，而且是有過鬥爭的。
　　此外，周恩來還設法補救他過去對張春橋一直比較冷淡的態度，刻意在一些場合當眾表揚張、姚兩人，說他們這回姿態高，照顧大局，不計較別人的誤解，事後還主動在發言中講了維護林副統帥的好話。與此同時，周要求林彪這一邊也這樣做，對張春橋拋棄成見，把雙方往一塊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氏曾經連續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實，林彪這樣做並不是存心駁周恩來的面子，而是衝著毛澤東而來的。與周的為人不同，林彪個性倔強，從不輕易認錯，而且也是中共黨內少數敢於當面頂撞毛的人。他早就對毛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朝秦暮楚深為不滿，這回更是覺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氣難平。在林彪看來，這是毛預設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講話的問題『欲擒放縱，誘騙自己上鉤，然後又翻臉不認賬，大興問罪之師，抓住不放。
　　更讓林彪氣憤的是，毛澤東為換取他對拋出陳伯達的支持，補八月二十五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前的單獨談話中還繼續哄騙他，佯作公允，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說對張春橋、姚文元燒一燒可以，但不要燒焦，現在要降溫了，壓縮一下空氣。甚至還表示：張春橋這個人再看他兩年，兩年以後我不幹了，交給你處理。而實際上卻明顯偏護江青那一邊，將張、姚他們輕輕放過。而對支持他講話的人卻嚴厲追究，非但陳伯達被老賬新賬一起算，就連還沒上山的黃永勝也成了被追查的重點，同時卻又放過了同樣跳得很高的汪東興，顯然這是在存心和他過不去。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對毛澤東自然心裏有氣，怨憤不平，但又不好當面對毛髮泄，只好給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來、康生兩人臉色看。相對而言，林彪對周還算比較客氣，對康生就更不給面子了。比如，當康生向林彪彙報說，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陳毅跳出來"時，林彪當場給頂了回去，說：吳法憲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我幾十年，沒有發現他造過謠。並在私下裡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檢討，此外，林彪還對外放風，保他手下幾員大將過關，說軍隊的老幹部都是炮筒子，說話走火，他們是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的，國家還得靠這些老幹部。
　　對林彪的消極對抗，毛澤東裝聾作啞，繼續按照既定方針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實際上，毛早就對總是腳踩兩隻船的陳伯達十分反感。還在九大時，毛就曾想把他一腳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來、康生所攔阻，一起進言說這樣做在政治上牽動太大，會影響大局，一心想營造九大"團結勝利"局面的毛這才打消了念頭。這回陳伯達又公開倒向林彪一邊，舊恨未悄，又添新賬，促使毛下決心除掉這位曾給他擔任過多年的政治秘書。
　　不過，開始時毛澤東曾一度苦於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適題目。因為如果拿造成全會混亂的華北組二號簡報開刀的話，那麼就會首先整到他自己身邊的汪東興頭上，該簡報所摘登的汪東興的發言，無論在篇幅上還是在內容上都超過陳伯達。毛為此對汪大為惱火，卻不好拿他來開刀。因為這樣一來就背離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脫不掉失察的責任。不過，汪東興在痛哭流涕之後，馬上戴罪立功，揭發出陳伯達私下選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件事，為毛解決了這個難題。
　　經過三天考慮，毛澤東在陳伯達所編的這份論天才的語錄上，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對這位"天才理論家"大張撻伐，老賬新賬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稱陳伯達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這一次，他卻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把陳伯達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為"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有意穩住林彪，把他與陳暫時分割開來，聲稱"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云云。隨後，全會圍繞學習《我的一點意見》，轉入對陳伯達的揭發批判。這時，毛澤東已經動了在政治上與林彪分道揚鑣的念頭。知情人說，當江青在葉群登門求見后，跑到毛那裡為她求情，結果挨了毛的一頓訓，要她"在關鍵時刻頭腦要清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與此同時，毛開始不動聲色地對此作出部署，找人談話，尋求當年被他打入冷宮的軍中老帥們的支持，他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見了葉劍英，吹風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陳的決定，隨後又指定葉作為擔任陳伯達專案小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廣東調查陳的"歷史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放出風來，聲稱對犯錯誤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對陳伯達的問題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沒有政治歷史問題，我的意見還是保留中央委員。在談到陳以及其他跟著一起犯錯誤的人時，毛還有意當著林彪的面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壞，以此來暫時穩住林彪一干人。不僅如此，為了給林彪吃定心丸，慣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還在寫完《我的一點意見》后，專門找林彪談了一次話，刻意進行安撫，然後又大擺迷魂陣，拿出當年著手整劉少奇之前，聲稱讓劉結束"挂帥"的同樣手法，當面向林彪許諾自己準備交班，說：張春橋這個人要再看他兩年，現在還是保留他吧。兩年以後我就不幹了，把班交給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會轉入批陳以後，周恩來成為一個大忙人。他連日同黨內各方人物頻繁接談，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既要勸說點火鬧事的人作出檢討，又要做眾多中央委員的思想轉彎工作，還要分出身來，輪流參加各組的討論，掌握引導會議，防止發言走偏。為此，周在不同場合的發言中，帶頭表態擁護毛批陳的決定，指出："陳伯達不守紀律，搞突然襲擊是由來已久的。這個人腳踩兩隻船，特點是欺軟怕硬，過去是靠劉(少奇)和鄧(小平)，現在是二陳(陳伯達、陳毅)合流了。"為了防止在批陳時否定文革，周還特彆強調說，不管出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文革小組的歷史作用是不容抹殺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偉人功績。周恩來在全力貫徹毛澤東批陳意圖的同時，還在百忙中兼顧了原本被列入全會議程的討論國民經濟計劃的問題。會前，他曾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但是由於這場風波，會議的議程被完全打亂，根本無暇再從容討論這個問題了。為此，周心裏很著急，只好見縫插針地聽取國家計委關於"四五"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起草情況的彙報，自己加班加點，動手加以修改。由於連日勞累，加上中央領導的內部出了這麼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緊張，導致周恩來的心臟病發作，在一次參加會議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開始吸氧，由醫護人員守護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草草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國民經濟計劃等報告后閉幕。會上，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鮮明的對照。一直在兩人之間周旋的周恩來比在場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惡的不祥之兆，並且為此憂心忡忡。
　　從後來發表的新聞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因為這樣一來，政局又將再度陷入動蕩不安之中，周恩來本來想好好抓一下國家經濟建設的想法也將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會好過。這又怎麼能不令他憂從中來呢?

　　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擊
　　廬山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決計繼續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隨即在黨內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衝著林彪而來的，採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陳伯達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縱然對他再不滿意，也不至於如此大動干戈，因為陳畢竟跟隨毛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況且在文革之初為鬥倒劉少奇衝鋒陷陣，確實出過大力。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過分膨脹的權勢戒心極大，這次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更讓毛認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於位，急於搶班奪權，因此下決心解決林彪的問題，以絕後患。他之所以在廬山批陳時把林彪暫時分別出來，並刻意加以安撫，不過是一時的緩兵之計，因為他需要時間來考慮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當年在文革之初為了鬥倒劉少奇而先拿彭真開刀一樣。
　　"批陳射林"的部署
　　廬山會議后，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陳整風的部署。不過，他對批陳並無多大興趣，只不過是個幌子，更著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減和瓦解他在黨內軍中的勢力，為最終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準備。
　　對於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所向，毛澤東本人從一開始就不完全諱言，而且有意識地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吹風。他在廬山會議結束后返回北京時，在丰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識到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廬山會議后，毛澤東對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於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懼之中。
　　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詳述了這一點。原來，毛在廬山會議期間因游泳受了風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來越重，已經轉成了肺炎。周恩來為此曾派了三名醫生給毛看病。他們的診斷是肺炎。那時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經十分嚴重。毛一聽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連著發了兩天脾氣。周為此不得不把遠在千里之外正在農村巡回醫療的李志綏緊急召回來。為了勸說毛澤東接受治療，深知其脾氣的李志綏只好謊稱說："看來仍舊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打針就好了。"聽李這樣一講，正在盤算如何在政治上鬥倒林彪而擔心自己身體拖不過對手的毛一臉焦慮的神情立刻放鬆了，然後用雙拳猛力扣擊前胸說："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爛了。"為此，毛非常高興，當夜還請李志綏吃了飯。
　　儘管毛澤東這次病得著實不輕，但卻絲毫沒有放鬆實施"批陳射林"的部署，相反由於這次生病更加強了他採取行動的緊迫感，很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這期間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負責的陳伯達專案審查小組。隨後，毛又把陳所把錯誤的性質上升為"路線鬥爭"的高度，定性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
　　鑒於林彪是靠搞個人崇拜起家的，毛採取了釜底抽薪的辦法，號召黨內高級幹部學習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專門為此發出了通知。
　　實際上，還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就有意舊話重提，講了一通他當年交代羅瑞卿為黨內高級幹部選開馬、列書目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對與會者說：這件事掛不上羅瑞卿的賬，而是我的賬。你們不了解情況，說是羅瑞卿擾亂了林彪同志來讀我的著作。說到這裏，毛又故意當眾對林彪說：其實是我擾亂你，而不是羅瑞卿擾亂你。十二月間，毛澤東又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有意把對個人崇拜降溫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對林彪旁敲側擊，說："什麼'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毛的這一講話隨後發至全黨學習。
　　在做思想輿論準備的同時，毛澤東還採取了組織措施，大大加強了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的勢力，以便與林彪的勢力相抗衡。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在九大后被拆了廟，江青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頭的政治局委員外，在中央不再擔任什麼具體職務。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毛批准發出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康生任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傳大權，在政治上形成了與林彪所掌握的軍委辦事組兩軍對壘的局面。
　　在輿論、組織兩力面準備停當以後，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批陳整風運動從此在黨、政、軍領導機構中全面展開。其實，毛對批陳並無多大興趣，只不過是個幌子。他更著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黨內軍中的勢力，為最終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掃除障礙。用毛後來自己的話說是，廬山會議后他對林彪採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拋石頭"-一向下發批示、批語，砸向林彪所主持的軍隊工作；"摻沙子"一-向軍委辦事組裡派人；"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
　　鑒於一時沒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麼把柄，毛澤東便用敲山震虎的辦法，先拿他手下的幾員大將黃、吳、葉，李、邱等人。開完廬山會議后，毛先是有意讓犯同樣錯誤的汪東興"主動"檢討過關，然後示意汪以他的名義給吳法憲等人傳話，施加壓力。可是當吳法憲、葉群仿效汪東興寫出檢討后，毛卻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嚴厲批評吳法憲"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葉群是"愛吹不愛批"，稱"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軍委辦事組成員中佔了上風，其中有些話，像"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等，明顯是衝著林彪而來的。對黃永勝，毛澤東也不再寵信，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當眾斥責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參不謀，罵得狗血噴頭，說："什麼總參謀長，打起仗來，我就是總參謀長!"稍後，毛澤東又一改多年來對林彪所主持的軍隊工作倍加稱讚的態度，連續提出批評，要求軍隊"反驕破滿"，糾正不正之風，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拉練，稱"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批陳整風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充當和事佬，盡量緩和事態，維護黨內的團結。在批陳整風運動中，他不想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窮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個緩衝的角色。周這種居中調解的努力，毛、林雙方卻都不買賬，連連碰壁。
　　在迅速擴及全黨的批陳整風運動中，周恩來成為毛澤東手中對付林彪的一張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體貫徹落實毛的意圖。處在夾縫之中的周既無意違抗毛的旨意，也不願過分為難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們能夠爭取主動，儘快檢討過關。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示后，立即提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想通了后，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完全決裂，對黨對己都很有利"。
　　但是，沒有想到毛澤東卻對吳法憲、葉群二人抓住不放，對他們的檢討作了措辭嚴厲的批示。這樣一來，反而幫了倒忙，弄得周恩來很尷尬。他擔心本來就有抵觸情緒的黃、吳、李、邱等人會對毛有意放過汪東興，卻對他們沒完沒了，思想上想不通，產生更大的怨氣，以至在檢討的問題上頂牛，令事情更加無法了結。於是，善於做調解工作的周氏主動把自己擺進去，批告黃、吳、李、邱四人，說毛"兩個批示對我們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緩和一下毛的批示對他們所造成的精神壓力。
　　但是，毛澤東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進行一場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圖。毛在接連"拋石頭"砸向林彪黨羽的同時，為了防患於未然，展開了被其稱為"控牆角"的行動，目標是護衛京師的北京軍區。其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並不是林彪山頭的人，兼軍區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運動中雖曾被陳伯達出面保過，但陳不過是奉命行事，兩人並無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軍區開刀，是因為他深知京畿地區的重要，而廬山會議的風波又是從華北組首先鬧起來的，北京地區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都卷了進去。這令毛實在下能放心。
　　善於抓題目做文章的毛澤東很快便從隸屬於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中找到了"石頭"，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小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並點名讓黃永勝、李作鵬參加會議。根據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軍區黨委召開了擴大會議(史稱華北會議)。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圖，在會上點了李雪峰的名，鄭維山也成了陪綁。李、鄭二人隨之在會上成為眾矢之的，非要把兩人打成"陳伯達反黨集團"的成員不可，而且株連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華北各地派斗之勢。
　　這種殺雞給猴看的場面，讓被毛澤東點名參加會議的黃永勝等人心驚肉跳，就連周恩來也為此感到不安，試圖出面糾正這種過火的搞法。不過，周做得很老到，採取了棄李保鄭的做法，以免與江青正面衝突。他在寫給毛和林彪的報告中反映了華北會議出現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領導，主張打倒的人會佔多數，問題會擴大而不易深入，對立會加深而不利團結。因此，我們主張對鄭維山同志和北京軍區仍應一分為二。"
　　這以後，華北會議上的緊張氣氛才算有所緩和。而這時毛澤東也認為改組北京軍區的輿論已經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結束華北會議。於是，周恩來出面代表中央作了會議的總結講話，宣布了關於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紀登奎二人出掌北京軍區。
　　華北會議后，周恩來總算鬆了一口氣，以為批陳整風運動這回該告一段落了，於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國計劃會議上去，討論制定一九七一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第四個五年計劃設想。這次會議已經召開了兩個月，但由於批陳整風運動是當時政治上的"頭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讓路，所以種讓一拖再拖。對此，周心裏很著急，想儘快結束會議，以便各地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好好抓一下經濟工作。
　　然而，這並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區牢牢掌握在手裡，毛並不想罷手，繼續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窮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來請示結束全國計劃會議的報告上又一次"拋石頭"，點名批評黃永勝所主持的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毛澤東之所以這樣抓住不放，其實並不是因為黃，吳、葉、李、邱他們真的"既不批陳，也不作檢討"，而是惱火他們在私下裡訂立攻守同盟，在檢討揭發中口徑一致，把所有的責任都往陳伯達身上推，而絕口不提林彪。這種"捨車保帥"的抵抗，自然使得急於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澤東一無所獲，因而越發不肯罷休，非逼林彪本人出來檢討承擔責任不可。
　　這樣一來，又一次打亂了周恩來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國民經濟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夾在當中，不得不設法在毛澤東、林彪之間的角力中周旋。對於毛的批評，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向各地來京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傳達，並親自為中央起草轉發毛批文的通知。與此同時，他又約集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商量如何進行檢討，"變被動為主動"，以便爭取儘快了結此事。
　　為此，周恩來本人在政治局會議上帶頭作檢討，以他自己在歷史上幾次犯路線錯誤但仍得到毛澤東挽救的事實，現身說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線、方向性錯誤，認識和覺悟總是要有一個痛苦的過程的，但"一旦覺悟了，就有了對反黨分子王明的階級憤慨而堅決批判揭發"。在他的引導下，黃永勝等人隨即在會上作了檢討，沛又給手寫了書面檢查。周隨後給毛寫報告，盡量為黃、吳、葉、李、邱等人緩頰，肯定他們的檢討是"沉痛的"，希望保他們過關。
　　但是，毛澤東不理睬周恩來的說情，而是繼續抓住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對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批道："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通過江青傳話給周恩來，提出要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個機會，讓他們把檢討給大家說一說。"這就是隨後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由來。
　　可以說，毛澤東此舉是一箭雙鵰：既在更大的範圍內把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的問題公之於眾，又可藉機把火燒向林彪，迫其出來檢討。用李德生在回憶文章中的說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於是，這個前往北戴河勸說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來的頭上。
　　在廬山會議后最初的一段時間里，林彪雖然因為在政治上翻了車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為毛澤東給他吃了定心丸，特別是"兩年以後交班"的許諾，多少讓一直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鬆了一口氣。因此，林彪在情緒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據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下山時"情緒還是很高，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的樣子。"
　　對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林彪起初還是想向毛作個檢討，私下裡把這件事了結了。為此，林彪曾讓他的秘書代為起草個檢查。不過，林彪很快便發現情形不對，毛澤東發動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明顯是衝著他來的，非但所謂"兩年以後交班"的許願是一張空頭支票，而且就連他本人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難保。毛對斯諾"四個偉大""討嫌"的談話更是明擺著針對他的。在這種情況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裏對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為此，當毛澤東讓林彪見斯諾，他拒不接見，還以顏色，並私下對家人發泄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麼路線，就是毛線。""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當然，林彪對毛澤東只能腹誹，在表面上繼續採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對策，以不變應萬變。這時，鼓動造神運動的林彪大概才品嘗到了作繭自縛的苦果。面對毛在政治上步步緊逼，他陷入了和當年劉少奇一樣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不過，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側擊，都一概裝聾作啞，絕不公開站出來檢討認錯。因為林彪心裏很清楚，毛現在正苦於找不到廢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開認錯，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這種情況下，充當說客的周恩來的北戴河之行自然無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左廬山會議后所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后，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不過，林彪在與周等人小範圍的談話中還是多少作了一點自我批評，承認自己也"犯錯誤"，是個"炮筒子"，"講話有氣，脫口而出，放了炮"，被陳伯達"利用"了。與此同時，林彪也為自己的講話作了辯護，轉彎抹角地暗示他的講話是經過毛的，說這些話"見到主席我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講稿上本來沒有，廬山幾天都沒有睡好，昏昏盹盹講了"。
　　周恩來對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態度既焦急，又無奈。他知道林彪講話事出有因，講話內容大概事先經過了毛澤東，因此對毛現在這樣抓住不放，心裏有氣。但是，在對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來，君可以不君，臣卻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澤東低頭認個錯，服個軟，事情也許就了結了。而這種硬頂的做法只會使情況更槽。但由於林彪是副統帥，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說些什麼，只好儘可能地從旁緩和僵局。
　　為此，周恩來在返京後向毛彙報北戴河之行的書面報告中，盡量為林彪說些好話，說："林副主席要我們轉報主席，他對主席從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關於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都完全擁護和支持，並認為完全正確，效果顯著"，"這次在廬山會議上把陳伯達揪出來，真是最大勝利"，"他對幾位同志(指黃永勝等人一-作者注)的檢討很高興，要吳法憲、葉群同志重新寫一次書面檢討"。至於請林彪回京參加準備在四月中旬召開的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這個關鍵問題，周恩來只是在報告結尾處含糊其辭地說："我們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開時回到北京。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要我們代向政治局同志問好。"周恩來試圖緩解僵局的努力，並沒有起什麼作用。毛澤東對林彪拒不參加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極為惱火，認為這是在向他公開示威，但一時又不便對林彪發作，於是遷怒於黃永勝等人。毛在隨後聽取周恩來關於北戴河之行的彙報時，當面指著參加彙報的黃、吳、李、邱，疾言厲色地斥責道："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
　　接著，毛澤東一改先前對黃、李、邱三人檢討所持的比較溫和的調子，對吳法憲、葉群兩人所重寫的書面檢討沒有說一句肯定鼓勵的話，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給周恩來，提出連同黃水勝等人的檢討"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在此之前，毛還對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馬組成的軍委辦事組採取了"摻沙子"的措施，指派紀登奎等人參加進去。毛澤東這種在政治上步步緊逼的舉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召開前夕的緊張氣氛外，並沒有懾服林彪，相反卻使他更加認為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檢討與否，結果都是一樣的。
　　於是，林彪索性橫下一條心，硬頂到底，決不上鉤。他一方面給連連告急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吃定心丸，要他們穩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飾地對調子越來越高的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表示不滿。在毛澤東對周恩來就這次會議安排問題的請示報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對毛畢恭畢敬的姿態，只是讓秘書寫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並公然註明"遵囑代寫"的字樣。至此，毛、林之間的失和已經完全表面化了。
　　這種情況更增加了周恩來在前台唱主角的難度。廬山會議后，由於毛、林開始交惡，善於隨風轉舵的周氏在不露聲色地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的同時，也不想為毛澤東當打手，對林彪一派窮追猛打。他在批陳整風運動中更多的是扮演一個緩衝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間周旋，企圖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見機而作，主動向毛批送有關過分宣揚個人崇拜、歪曲歷史的材料，成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頭"。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在參觀井岡山時，對講解詞中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提出意見的簡報送毛閱。毛即批示：提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另一方面，周恩來又盡量為林彪開脫，維護他的形象。比如，周在華北會議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鑄就傳達毛澤東關於今後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頂峰"一類語言的指示而寫給中央的報告，在逐段批註時特意註明："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而對抗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
　　不僅如此，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來還暗中給自己留後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對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維護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間繼續在翠左問題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澤東的病況透露給他，而這是毛嚴令禁止的。對此，周本人的解釋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
　　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召開期間，奉命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繼續在毛、林之間周旋，盡量緩和緊張的事態，維護黨內團結：他知道吳法憲和葉群兩人對毛澤東對他們重寫的書面檢討的冷淡態度很緊張，便傳話給他們吃定心丸，勸他們不要多心，說"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樣。隨後，為了不讓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壓力過大，周在審定會議上的講話時，有意把其中的語氣減輕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在大會開始的講話中按照毛澤東的調子，點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名，指出廬山會議后，他們一直批陳不力，連連失掉"自我教育"的機會，同時又出來為此承擔了責任，稱他在這個問題上督促，幫助下夠。
　　為了避免把火燒到林彪身上，周恩來還盡量為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進行辯解，歸納出其中"應該值得我們大家宣傳的"的三個要點，強調說：林副主席聽了毛主席的話，並沒有在報告里再強調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還提到了我們黨的歷史證明跟著毛主席就勝利，不聽毛主席的話就犯錯誤。
　　當然，周恩來這樣做並非全是為了維護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應該真正按照自己所說的那樣--"聽毛主席的話"，出來對廬山會議的事情表個態，作幾句自我批評，以便在毛澤東那裡有個交代。事實上，周在私下裡也正是這樣做的。會議進行中間，有人出來揭發吳法憲在廬山會議上私下串連的情況，事情有鬧大之勢。這樣一來，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擔心陣腳會因此大亂，於是急忙趕回北京坐鎮，以便必要時出來"說話"。周見機馬上送去批陳整風會議的有關材料，並通過葉群轉話，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講幾句話。結果被林彪一口回絕。
　　林彪的這種態度，自然讓周恩來很失望，不過他仍然試圖做最後的努力，以維護黨內團結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彙報會議情況的書面報告中提出："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這一回輪到毛澤東讓他碰釘子了。這時對林彪已徹底失望，正在尋找根本解決之道的毛對周恩來搞的這類營造表面團結的文章絲毫不感興趣，表示："我這幾天不出門。"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一個人在前台唱獨腳戲。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講話。這個用周本人的話來說"頗不易寫"的講話提綱，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起草的，不過他還是儘可能地把話說得緩和一些，只在一兩處點了軍委辦事組黃永勝等五人的名，指出他們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上去了。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實踐自己的申明。
　　毛、林之間的攤牌惡鬥
　　毛澤東是那種一旦翻臉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廬山會議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舉就是為此而來。林彪也並非等閑之輩，不甘坐以待斃，遵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古訓，有意放"虎"出山，作為他手中與毛最後攤牌時的殺手鐧。
　　此後，批陳整風運動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場更大的政壇風暴卻在醞釀之中，毛澤東和林彪這兩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經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為最後不可避免的攤牌而用盡心機，各逞其能。在這場較量中，林彪明顯處於下風，面對毛的步步緊逼，無法從正面應戰，但他也不想聽天由命，聽任毛擺布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澤東是不會輕易放他過去的，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俯首就擒，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要麼鋌而走險，跟毛拼個你死我活。為人個性極強，從不服軟，而且又曾在疆場上征戰廝殺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會選擇前者，坐以待斃，而是在暗中有所準備，打算在萬下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豁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讀史時總結出來的心得是"與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過，林彪深知這樣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風險，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將會身敗名裂，而且還會禍及妻子兒女。因此他不願意把這件性命攸關的大事託付給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幾員大將，實際上，黃永勝等人在廬山會議后已成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吳法憲甚至鬧著要跳樓自殺。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只好遵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古訓，依靠自己的兒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為他手中與毛澤東最後攤牌時的"殺手鐧"。
　　實際上，林彪早就開始在政治上蓄意培養其子林立果。還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亂的時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吳法憲所掌管的空軍"鍛煉"。隨後又迅速入黨提干，並且在空軍內部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為頭的名為"調研小組"的小圈子，發號施台，權力極大，儼然成為整個空軍的太上皇。廬山會議期間，林彪還特意把林立果帶上山，讓他在政治鬥爭中磨練。
　　廬山會議后，已經預感形勢不妙的林彪開始考慮動用林立果這顆"棋子"。這年十月間，在毛澤東著手發動批陳整風運動之際，林立果決定把空軍司令部的"調研小組"改名為"聯合艦隊"，開始加緊活動，在北京、上海、廣州，北戴河等地設立了秘密據點，搜集情報，訓練骨幹。
　　翌年二月下旬，面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避居蘇州的林彪終於下定決心，準備在迫下得已的情況下，採取非常手段來捍衛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個計劃"，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干戈，垂淚對宮娥。他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根據林彪的意圖，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開"聯合艦隊"骨幹成員開會，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紀要》。
　　應該說，《"57l工程"紀要》是一篇在當時令人振聾發聵的討毛檄文：文中曆數毛澤東建國后種種禍網殃民的罪狀和一貫在黨內玩弄權術，專制獨裁和翻覆無常的為人，直斥其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紀要還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規定了實施政變計劃的時機、策略和要點。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證實林彪是否看過這份東西。不過，文中的主要思想顯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即使初生牛犢不怕虎，思想上再釘骨，也難以在批毛時寫出這種只有長期在權力核心圈中與毛共事、對政情極為了解的老手才會有的那種感覺。況且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許的話，林立果是決不會輕舉妄動的，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的性命當兒戲的。
　　不過嚴格說來，《"571工程"紀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缺少作為武裝政變計劃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實施細節，至多只是提出一個籠統粗糙的設想。其實這也不奇怪，在當時毛澤東已經被們奉為至高無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動權的情況下，林彪只能採取后發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視毛的舉動而動。因此很難在事先提出一個周密的計劃，在政治上發起主動攻擊，擺脫一直被毛牽著鼻子走的處境。這一點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為後來他與毛的較量上始終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
　　就在林立果指揮"小艦隊"暗中加緊準備之際，主帥林彪的舉動卻十分耐人尋味，他並不按照"善用兵者隱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毫不掩飾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有意將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公之於眾。這年"五一"勞動節的焰火晚會，本來是周恩來刻意安排的一場"講團結"的重頭戲。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參加，后經周再三勸說后，才勉強到場，卻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毛對林彪也視若不見，冷淡之極，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場的人都感覺到了。林彪僅僅坐了幾分鐘后，便不辭而別。
　　接下來，在六月間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來華訪問時，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接見。林彪開始推說出汗不去。毛為此很不高興，執意堅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會。後來葉群急了，下跪哭求，陳說利害，林彪才勉強答應。但在會見時，賓朋寒暄完，林彪隨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廳的角落裡，一直到會見結束。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個性倔強的林彪儘管在表面上不想認錯服輸，擺出一副頑抗到底的架式，實際上心裏還是很想和毛澤東好好談談，解開彼此之間的心結。因為毛、林二人畢竟曾在幾十年的政治鬥爭中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毛固然對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沒有對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處於困境的時候，他都出來鼎力相助，幫助毛渡過難關。在林彪看來，即使他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真有彌天大錯，毛也不應該如此翻臉不認人，全然不顧以往多年的交情。況且他的講話事先還是經過毛批准的。
　　這種內心的委屈和鬱悶不平之氣，自然驅使林彪想要找毛澤東一吐為快。為此，葉群曾出面打電話給毛，提出林彪想見毛，談一談。但是，毛澤東卻有意避而不見，遲遲不作答覆。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幫忙，為其安排會面事宜。關於這一點，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說：
　　毛主席在巡視大江南北時說，林彪不見我，我回去要找他談。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辦法才找江青。他最討厭江青，但又沒辦法，因為想通過江青去見毛主席。就在這個時候，江青還給林彪拍了個相，就是解放軍畫報上的那一張。這張相照了兩次。江青說她在釣魚台已經布置好了，讓林去。林為見毛主席趕緊去。走得急，臉都沒刮。到了釣魚台，現借了江青秘書的刮臉刀颳了刮。照片拍了，但還是沒見上毛主席。
　　林彪在連吃閉門羹后，終於放棄努力。毛澤東竟然如此絕情，連一個見面談談的機會都不給，這讓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無意莖祈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不得不面對日益臨近的最後攤牌，前途凶多吉少。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大難臨頭。七月上旬，他攜帶葉群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據前往機場送行的吳法憲回憶說："林彪很沉悶，一句話不講，和過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復返，兩個月後便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於異國的荒漠之中。
　　毛澤東之所以對林彪避而不見，自然也是有他的考慮。他很了解林彪的為人，不相信他會誠心認錯服輸，更不願意把自己置於一個難堪的境地-一如果和林彪當面鑼對面鼓地把問題攤開，毛很難對自己屢屢出爾反爾的言行辯解。況且，毛是那種一旦翻臉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決不會因念林彪舊好而動搖他要解決問題的決心。只不過一時還找不到動手的適當由頭罷了。這件事從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動手，以免夜長夢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動。
　　毛澤東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將黃永勝的辮子，從而對林彪的討伐在政治上師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離京的同時，七月三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當晚中美雙方第一輪會談結束后，周恩來匆匆趕去向毛彙報情況。中美會談本來是改變戰後世界戰略格局的大事件，不過當時在毛澤東的內心天平上，還不及查問林彪一干人政治動向的分量重。毛把急於彙報中美會談情況的周氏撇在一邊，表示："那個不忙。"然後同點名參加彙報的總參政治部副部長熊向暉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題外話"，詳細詢問總參機關內部批陳整風的情況。
　　當毛澤東得知黃永勝等人在總參捂蓋子，封鎖他們在廬山會議上配合陳伯達發難的情況時，一直在考慮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於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當即表示："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當周恩來出來打圓場，以他本人曾經犯路線錯誤而得到毛澤東的挽救為例，試圖為黃永勝等人緩頰時，毛仍不放過，表示：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
　　一個月後，毛澤東決定御駕親征，前往南方巡視，向黨內軍中的各路諸侯吹風打招呼，解決林彪的問題。八月十五日，毛冒著炎夏酷暑，從北京啟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見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
　　在談話中，毛澤東大講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把廬山會議上的發難定為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並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問題端了出來，稱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林彪對此"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有人看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件事還沒有完，黑手不只陳伯達一人，後面還有人。毛在談話中一面表示"對林還是要保"，不過又有言在先，說："犯了路線錯誤的頭面人物，改也難」．
　　應該說，毛澤東的南巡之舉是經過精心謀划的，在政治上一箭雙鵰：既先發制人，在黨內製造倒林的輿論，瓦解林彪的陣腳；同時又是敲山震虎之舉，暗中惹戰激將，等待林彪作出過度反應。對於後者，人們往往有所忽略。其實，這便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
　　毛澤東心裏很清楚，即使對廬山會議上的事上綱再高，也很難憑此廢黜林彪已經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況且一旦把問題攤開，林彪勢必道出真相，讓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須設法引蛇出洞，讓林彪露出更大的馬腳，這樣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說服黨內多數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鑒於林彪自廬山會議后軟硬不吃，始終不開口，毛這次索性把話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無法再繼續裝聾作啞。而林彪無論怎樣應對，都不會有好結果。這就是毛澤東的如意算盤。
　　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然如此。
　　林彪雖然早就對與毛澤東的攤牌暗中有所準備，但事到臨頭，還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實際上還在心存僥倖，寧願相信毛找不到什麼正當理由向他開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動，避居北戴河靜觀動向。在毛動身南巡后，林彪雖知此舉來者不善，但還是故作姿態，專門打電話給周恩來，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舉與其說是他還幻想和毛緩和關係，不如說是想打聽毛的動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傳到北戴河后，給了林彪當頭一棒。林彪本來預計毛動手的時機可能選擇在國慶節之後召開的四屆人大會上，為此曾派葉群在八月上旬以檢查乳腺癌為名返回北京，分別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密談，互相通氣，商討對策。葉群告以許多跡象表明，毛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問題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屆人大會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請願拿掉張春橋，若毛不答應，再向毛示威，求得解決。
　　不料，毛澤東卻提前下手，而且把本來應該首先在中央常委內部解決的問題，直接捅到下面去，四處點火放風，措辭用語甚至超過了當年整劉少奇時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儘管毛在南巡談話中並沒有把門完全關死，但林彪認定那隻不過是毛的花言巧語而不願再相信他了。事實上，毛所謂"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的說法不過是虛晃一槍，如果毛真有此意，為什麼在此之前一直對林彪避而不見呢?
　　按照大陸官方的說法，林彪隨後根據《"571工程"紀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種方案作了緊急應變：
　　上策是謀害南巡途中的毛澤東；中策是到廣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準備。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林彪雖然默許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工程"紀要》，但那隻不過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東西，其中並沒有什麼具體方案可供實施。
　　據知情人說，林彪通過不同的渠道獲知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麼也不做，哪裡也不去。他對葉群、林立果說；"不想活了"，擺出一副準備坐等挨整的架勢。在此之前，林彪還交待身邊的人說：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那幾天，林彪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看到，林彪頻頻與葉群關起門長時間密談，商量對策，葉群進進出出，眼睛都哭腫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萬念俱灰的念頭，一切聽天由命，並非真的看破紅塵，而是他在評估形勢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澤東拚死一戰，也是凶多吉少，毫無勝算。而且他此時已經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戰激將的把戲，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實了毛強加給他的所謂鼓動解放軍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長期以來一直病病怏快，對政治和人生都已經厭倦，所以事到臨頭，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頭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並沒有斬斷塵緣，不能下考慮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如果聽由毛澤東擺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肅的話，勢必株連全家。這是身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於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為老子倒台，兒女們流落街頭，境況悲慘，這種情況已經看得太多了。況且葉群在知道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點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開刀，已經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帶著全家躲到國外去，像王明那樣當寓公。林彪被吵得心煩意亂，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對而暫時作罷。
　　與葉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犢不畏虎，是文革那個年代熏陶出來的有強烈參与意識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極態度，認為林彪的身體狀況根本經不起折騰，一旦被關起來，用不了兩三個月就會像劉少奇一樣被折騰而死；更反對葉群的主張，不甘心臨陣脫逃，而渴望與毛澤東一爭高低，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為此，林立果力主動用他所掌握的"聯合艦隊"，主動出擊，同毛拼個魚死網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談話中曾透露了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在回憶錄《塵劫》一書中詳述了劫后重逢時，林立衡回憶當時姐弟兩人談話的情況：
　　立果說："反正形勢對首長非常不利，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一線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勢發展，實在不行就跟一組(毛澤東代號--作者注)硬幹!或者到廣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擊。首長帶兵多年，軍隊威信高，到時把一組兩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乾的壞事公諸天下，號召全國聲討。總會有辦法的。
　　張寧接著寫道：
　　林立衡堅決制止他冒險念頭。林立果大發牢騷道："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說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長(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麼多年，還是避不過。你就甘心眼睜睜看著首長挨整?!"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後餘生的林立衡極力迴避其父林彪在企圖謀殺毛澤東這個問題上的責任，而把它說成是林立果一人所為。實際上，這個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來的，但最後的決心還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縱使再膽大妄為，也不敢在謀殺毛這樣非同小可的問題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來賭博。顯然，沒有林彪的點頭，林立果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張的。
　　有點反常的倒是，曾經是幾十萬大軍統帥的林彪在這緊要關頭卻顯得優柔寡斷，舉棋不定。不過，這也難怪，因為對手畢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畏的毛澤東。林彪既無法通過黨內合法鬥爭的途徑從正面應戰，在幾種應變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個萬全之策來避免自己身敗名裂、累及家人的選擇。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惡從膽中生，只好橫下一條心，轉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對毛先下手為強的主意。儘管林彪明知這是一招險棋，毫無成算，但在惶急之中，也就只好鋌而走儉，孤注一擲了。
　　應該說，林彪的謀反實出無奈，是在走投無路之際，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關於這一點，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試圖說服林立衡的那次談話中有所透露，說：現在情況很緊急，昨天晚上，主任(指葉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國外去。首長(指林彪-一作者注)開始沒同意，後來被主任逼得同意。他們要我立即調飛機，我借口來不及，推遲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馳("聯合艦隊"參謀長-一作者注)從北京找來商量，說服了首長，暫時不走。首長抱著老周，哭著說："我一家老小都交給你了，你要救救我們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攜帶林彪所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潛回北京，緊急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的行動。
　　然而，毛澤東對林彪的這一手早有所防備，毛一向深居簡出，行蹤詭秘，讓人難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經從擔任過他的機要員、其丈夫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謝靜宜那裡得知，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聯合艦隊"，正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體日程安排告訴了周恩來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處處加強了戒備，對行程嚴格保密，警惕性極高。為防止林彪狗急跳牆，毛澤東在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吹風交底的同時，已經預先打了招呼，公開點出了"軍隊造反"的問題，說：這幾年我犯了個錯誤，過去軍隊被彭(德懷)、黃(克誠)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黃抓去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了；並直截了當地警告說："我就不相信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了。"
　　對於一些歷史上屬於林彪山頭或是和黃永勝有淵源的大軍區，毛澤東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識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們爭取過來。比如，毛曾當眾敲打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麼深，黃永勝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籠絡他們，稱"你們幾個人都是我這個山頭的(指他們曾是紅一方面軍的-一作者注)。"並指揮他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要他們步謂一致，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這一手十分老辣，在政治上先聲奪人，起了警告防範的作用，避免了各地黨、政、軍人員因不明就裡而跟著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陣營的牆角，打亂了他的部署，導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這一點，隨著後來事態的發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除此之外，毛此舉還震懾住黨內軍中林彪的勢力，令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乃至倒戈一擊，轉而向毛反映林彪的問題。其中引起毛澤東警覺的主要是這樣幾件事：
　　一是在南昌時，時任江西省黨政軍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關係的程世清曾單獨向毛澤東彙報了林彪周圍的一些反常情況，其中包括周宇馳來南昌活動和找他談話的情況，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後少同林家來往，說搞不好是要殺頭的。二是在杭州時，空五軍軍長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傳話說，有人並不歡迎毛到杭州來，並暗自裝備飛機，要毛多加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劉庄，工作人員中有人把陳勵耘暗中布置向他彙報毛每日活動情況的異常舉動悄悄報告了毛。
　　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處處提防，警覺性極高，在接獲不同渠道反映的種種可疑情況后，儘管還只是一些蛛絲馬跡，但已經讓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來者不善，隱伏凶兆。據他身邊的警衛人員回憶，毛在杭州逗留期間情緒越來越不安，吃不下飯，睡下著覺。在獲知掌握杭州警衛大權的陳勵耘搞特務偵察活動后，毛意識到自己進了"賊窩子"，於是當機立斷，就在林立果攜帶林彪手令趕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決定縮短行程，儘快返回北京。
　　不過，毛澤東對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連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也被蒙在鼓裡。同時，深知兵不厭詐有毛又故布疑陣，把他的專列調來調去，有意對外界製造國慶節前夕才準備返回北京的假象，兩天後又突然離開杭州，取道上海趕回北京。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布下的這一迷魂湯，在很大程度上擺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來，策劃謀殺毛的行動就是鋌而走險，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技術上都存在著無法克服的障礙和難題。由於多年來造神的結果，毛早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頂禮膜拜的偶像，人們在思想內心存有任何一點對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說對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蹤無常，住地又戒備森嚴，更使得謀殺行動難上加難。
　　在這種情況下，林立果手下一干人雖然從九月八日夜裡開始，經過兩天兩夜的密謀策劃，設想了各種行動方案，但始終找不到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與會的"聯台艦隊"骨幹成員雖說都曾宣誓過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臨頭，大多數人還是膽怯心虛，互相推諉，極力強調客觀困難，沒有人願意出頭。因為誰都清楚這種事即使干成的話，也絕不會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頭來難免落得被殺人滅口的下場。
　　面對重重困難和部屬的畏難退縮，就連主持行動的林立果也一度動搖起來，在立即動手和繼續等待時機之間委決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線指揮的江騰蛟"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餘地"。
　　當然，林立果這樣做並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為他判斷毛澤東在滬、杭一帶至少還要再盤桓幾天，這樣還有時間從長計議，等搞出一個確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動手。這樣考慮自然也有其道理，畢竟此舉非同小可，攸關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輕舉妄動。
　　但是，這樣一來，正好中了毛澤東的緩兵之計。幾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暫時按兵不動的同時，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從杭州啟程轉道上海，並且下令不要通知當地負責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顧家花園的慣例，就留在專列上過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打招呼，因為作為一方諸侯的許世友一向與張春橋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這一點做許的工作，毛擔心許會被拉過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剛好到大別山視察工作的許世友好幾個小時。第二天，毛得到了許世友表態"廬山會議問題，按主席的指示辦"的保證后，立即動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澤東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蟬脫殼"之計，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錦江飯店請許世友吃飯，王洪文又把林立果黨羽、第四軍政委王維國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卻不辭而別，悄悄離開上海，命令沿途鐵路全線綠燈，晝夜兼程北上，於十二日午後返回北京。
　　當時，警覺性極高的毛澤東並沒有馬上進城，而是先在丰台車站召見了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察探動向，又對他大談了一通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點出："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在確定京城以外確實沒有異動后，毛吩咐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集工兵進駐南口，以防不測，然後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葉群"抽鞭子"的電話后，重新展開部署時，已經失去先機。更令事情無可挽回的是，王維國雖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請許世友吃飯時，就已經得知毛澤東已離滬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讓他出面動手謀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專列即將駛出江蘇的地界后了通風報信。這樣，當林立果接獲毛北上的消息時，已經是九月十一日夜裡了。這時，毛的專列已安然通過蘇州至無錫之間的碩放鐵路橋一-這裏曾被認為是比較理想的動手地點，即將進入山東境內了。至此，謀殺毛的計劃整個落空。
　　問題還不止於此。更令葉群、林彪膽戰心驚的是，毛澤東突然中斷在外地的巡視，趕回北京，在他們看來一定是內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來，肯定紙里包不住火，非但他們罪責難逃，而且還勢必會把林彪牽扯出來，全家都會被送上斷頭台，落得比劉少奇一家人還慘的下場。自知闖下大禍的葉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時已經亂了方寸，張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這生死關頭，葉群、林立果當然不敢擅作主張，只好據實稟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後拿主意。
　　林彪雖然身經百戰，但這一次還沒有和毛澤東正式交手就敗下陣來，還是不免心慌意亂，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窮水盡，沒有什麼退路了，毛絕對不會輕饒自己，最後大不了是一死。據林彪身邊的人回憶說，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趕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對葉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
　　很顯然，如果說林彪在此之前還可以以靜制動的話，讓毛澤東去傷腦筋向黨內外解釋廢黜他本人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經敗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圖謀害他的事實，就很容易請君入甕，挑起眾怒，讓"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在這種情況下，個性極強，從不服軟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獸之鬥。他決定立則轉移到廣州去，同時設法帶上手下的幾員大將。這是林彪在毛澤東南巡講話后，和葉群、林立果商量出來的一條退路，併為此做了各種準備。林彪之所以選擇南飛廣州，是因為廣州軍區是當年四野的老班底，黃永勝又經營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機動，遠離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進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鎮廣州，先靜觀毛澤東下一步的動向，如果毛逼人太甚，執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徹底攤牌，先談判，后動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軍隊的批陳整風運動。如果談不成，就在廣州立即召開軍隊師以上幹部會議，揭露多年來毛禍國殃民的罪行，號召軍隊站在人民一邊，舉事討伐毛的暴政，並且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
　　然而，這一反叛計劃還沒有付諸實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內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機的不是別人，而是林彪的愛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來受到林彪的鍾愛，卻與她的母親葉群的關係很緊張，一直在精神上受到葉群的虐待。為此，她曾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葉群所生，甚至以死來抗爭葉群對它戀愛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來，林彪和毛澤東兩人之間本來只是有些"誤會"，事情鬧到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葉群從中壞的事。
　　因此，林立衡認為確實應該好好整一下葉群，同時希望其父林彪能夠同毛澤東好好談一談，解開彼此之間的心結。以後林彪可以退出政壇，像朱德一樣在家賦閑養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終。基於這種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對林立果打算謀殺毛的計劃，認為這樣做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給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殺身之禍；至於割據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異想天開，自毀名節，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聽下進任何勸告，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開了保護其父林彪的行動。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當時和事後都一直認為整個事情雖然打著林彪旗號，主謀卻是葉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於政事的林彪並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擺布。至於她本人當時之所以沒有敢告訴林彪，是因為這件事非同小可，擔心林彪的身體經不起這樣的刺激，再說也沒有掌握真憑實據，所以才一直猶豫不決。不過，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設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敗葉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圖謀，最終保全父親的名節。為此，她在私下裡遂向林辦的工作人員打招呼，把他們動員起來監視葉群的行動，準備萬不得已時出面敦促中央保護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澤東突然北上，趕回北京之際，林立衡發現葉群情緒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斷到林彪別陛進進出出，關起門來密談。更令她疑竇叢生的是，葉群一面四處放風說準備到大連去，另一面卻又匆匆忙忙地強行為她舉行訂婚儀式，在這背後顯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當晚從北京匆匆趕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隨即又通過林彪身邊的勤務員竊聽到葉群、林立興試圖勸說林彪出走的隻言片語，並且了解到林立果已從北京帶回一架三叉戟專機。她認為情況緊急，葉群、林立果準備"劫持"林彪出走，於是通過中央警衛團向中央作了彙報。
　　林立衡的這一舉動，完全打亂了由林彪下決心、林立果具體策劃的南下廣川的反叛計劃，從而避免了整個國家卷進一場大的戰禍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生靈塗炭的慘劇，對此，林立衡在歷史上的功不可沒。不過，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舉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節，反而在政治上幫了毛澤東的大忙，從背後捅了自己的父親一刀，迫使林彪在倉皇之中乘機出逃，落得個機毀人亡，身敗名裂的下場。
　　當然，僅僅是林立衡的舉報還下足以導致林彪這樣的結局。在隨後的事態發展中，已經在政治上轉向的周恩來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坐鎮北京指揮，助毛澤東一臂之力，臨機處置蟬變，貫徹執行毛的意圖，在有意無意之間打草驚蛇，導致整個事態急轉直下，給了林彪致命的一擊，把他逼上絕路，釀成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蕩識誠臣"
　　在毛、林之間展開的惡鬥中，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恩來不再首鼠兩端，決心助毛澤東一臂之力。這既和他一貫的為人有關，同時也定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毛分憂，在政治上經受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
　　自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結束后，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極力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則放棄了這種努力，不再企圖左右逢源，而是明顯倒向毛澤東一邊了。這一方面是由於不滿林彪不聽勸說，執意硬頂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翦除林彪的決心已定，這件事絕不會輕易了結。毛、林之間勢必有一場惡鬥。
　　周恩來在審時度勢后，非常清楚雙方的實力懸殊，林彪顯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周選擇跟毛走，而不幫助在治國方針和他政見相同的林彪，當然是和他一貫"西瓜傍大邊"的為人有關，同時也是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主(毛)分憂，在政治上經受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為此，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的周恩來在這期間曾對日本的訪客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疾風知勁草。"其實，作為一句完整的成語，後面還有下半句話，那就是"板蕩識誠臣"，可以說，正是他這種心態的流露。
　　周恩來的這種態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澤東一邊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處境。對周這種隨風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滿意，曾對他手下的幾員大將傳話，指周曆來如此，為人圓滑，沒有原則，在政治上搖擺不定，靠不住，要他們提防。林彪還在家中對中美和解一事借題發揮，表達對周的下滿，譏諷他藉此大山風頭，說"周恩來跟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吃虧，栽跟頭的。"並翻出一些老賬來，諸如指周在辦民航的指導方針上，只抓業務，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對毛澤東來說，周恩來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邊，卻是事先料定的結果；毛雖說對周在黨內鬥爭中總是和稀泥，左右逢源這一點很不以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夠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攤牌中佔據上風，在政治上搖擺不走的周就會自然倒向他這一邊。
　　為此，毛澤東在南巡前，就已經預先做了爭取周恩來的工作，向他交了底，兩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種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當著周的面所講的那一番"題外話"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斷派專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讓他了解最新的動向。
　　對毛澤東的這種關照，周恩來自然心領神會，預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將會有大的動作來解決林彪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決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而需離開數日，臨行前，特意寫信給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志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告海容轉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來又立即趕到毛澤東的住處面繭機宜。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正是在與周這次密談后，才最終定下南巡大計，在黨內軍中製造倒林輿論。兩天後，毛澤東動身前往外地巡視，而周恩來則坐鎮京畿，幫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屆人大各項籌備工作，已將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來此時政治態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時當眾讚揚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的說法，而對一幅準備對外公開發表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作了批示，指出該畫把毛澤東、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
　　毛澤東離京南巡后，周恩來按照預先的確定留守京城，著手展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同時沉機觀變，密切注視著毛、林雙方的動向。像前述葉群以"檢查乳腺癌"的名義從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電話到毛家灣"問候"。當聽被葉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馬上追問是哪些客人?前讓秘書轉告他的問候，說：她是病人嘛，你們要照顧她少會客，好好休息。
　　這期間，周恩來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彙報工作"。不過，與四月間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這次更多的已是虛應故事，並暗中查探林彪的動向了。與此同時，周則通過各種渠道繼續同毛澤東保持聯繫，互通信息，從汪東興、華國鋒等人那裡了解毛的最新意圖。
　　九月十二日晚十時許，周恩來接獲了林立衡關於葉群、林立果準備"劫持"林彪出走的報告。當時他正在人大會堂主持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對此，周最初是有點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這兩天有動身去大連的打算，是計劃內的安排，為此他還特意傳話，讓林彪好好休息，在國慶節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對葉群和林立衡母女之問的緊張關係早就有所耳聞。在這種情況下，林立衡的報告未免讓人覺得有些危言聳聽，一個堂堂的副統帥怎麼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兒子所"劫持"呢?萬一弄錯了，就不好收場了。不過由於事關重大，周不敢馬虎，隨即放下手頭的所有工作，緊急處理這什事情。
　　周恩來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況，特別是林彪本人的態度。他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林彪大概已經聽到風聲。對毛分量很重的批評，林彪在精神上有壓力，個人鬧情緒在所難免。不過，林彪家裡竟然鬧出亂子，出現這等咄咄怪事，還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為此，他一面命令警衛林彪住地的中央警衛團(即八三四一部隊)密切注視，有情況隨時報告，一面親自打電話給林立衡，盤問她這樣報告有什麼依據?
　　但是，林立衡有難言之隱，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只是一個勁地強調林彪的安全"有問題"，要求中央採取措施，確實保證他的父親不出問題。周恩來這時顯然更關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問題，而是他本人是否準備政變，於是吩咐林立衡："發動所有的人，想一切辦法摸清首長(指林彪--作者注)態度，立即報我。"
　　隨後，周恩來根據林立衡提供的線索，著手追查林彪座機的下落，很快便發現在北戴河的山海關機場果然停候著一架三叉戟專機，而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竟然也不知情，這令周開始感到其中確有問題。聯繫到林彪在黨內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極的為人，這次在毛澤東的緊逼下很可能出事。為防不測，他隨即以"安全"為由，下令這架據稱是夜航試飛的專機馬上返回北京，不準帶任何人回來，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後卻又報稱：飛機發動機的油泵出了故障，無法立即返航。
　　這種企圖瞞天過海的謊報，自然矇騙不過經驗老到的周恩來。由此認定其中有鬼，證實了林立衡的報告。不過，由於林彪是載入黨章的副統帥和接班人，一貫在政治上謹守職廾的周自然下會擅自採取任何重大行動。據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報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職權範圍內採取了上述防範措施外，周隨即報告了毛澤東，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當面談談，摸清他的真實思想，最後爭取他一下。但毛沒有批准。
　　這種說法，在汪東興聽寫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據汪說，周恩來事後曾告訴他，當時確實曾打算去北戴河，已經讓楊德小準備飛機了。當然，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行事謹慎的周是不會擅作主張的，事先一定要徵得毛澤東的同意。當時，他雖然還沒有機會和剛從外地返京的毛見面，但在緊急情況下，通過電話請示還是可能的。
　　而毛澤東不同意周恩來的請求也是可以想見的。實際上，林彪家中鬧出亂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達到了他南巡講話敲山震虎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怎麼會同意讓周恩來前往北戴河充當說客，給林彪任何轉圓的機會呢?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在談論林彪事件時，往往只注意到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澤東在幕後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周只是在前台的執行者，作了一些臨時處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後掌握整個事態發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從外地返京后，一路風塵，旅途勞頓，本應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彪的動向卻讓他不敢掉以輕心，無法安然入睡。毛本來就是一個疑心極重的人，同時又深知林彪的為人，現在林彪的問題剛剛揭開蓋子，又有狗急跳牆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毛即便能睡一會兒，也會睜著一雙眼睛，保持極高的警覺。
　　當林立衡通過中央警衛團報告林彪的動向後，本來就直接聽命于毛澤東，而且又急於洗刷自己與林彪關係的汪東興自然不敢耽擱，會馬上報告毛。因此毛在第一時間便知道了林彪後院起了火。這對一直苦於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澤東來說正中下懷，採取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有意讓林彪充分暴露，並且通過汪東興來直接指揮北戴河警衛軍隊的行動，遙控事態的發展。
　　從直接聽命于汪東興的中央警衛團後來並末儘力攔阻林彪出走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這一意圖的影子。儘管當時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們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把林彪留下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也為此做了幾種應變方案的布置。然而，後來他們卻沒有像張向林立衡所保證的那樣，全力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為"漢奸"、"賣國賊"，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正因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葉群和剛從北京趕回來的林立果三人關起門來長時間密談時，林彪還不想走這條路，不理睬葉群建議到香港去遙控指揮的央求，只是獨自落淚。據當時撞見這一場面的林彪身邊的公務員說，當時林彪流著淚表示："我至死是個民族主義者。"
　　然而，就在葉群和周恩來通話后，變起倉猝。以為毛澤東已經下令前來抓人的葉群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擔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於是立刻把當時已經服下安眠藥準備睡覺的林彪叫起來，緊急商量對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時也亂了方寸，完全被葉群的驚恐情緒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廣州方面已經被毛澤東挖了牆角，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在政治上的態度衍變，這樣一來打亂了原定南飛廣州的計劃，於是，林彪在倉皇之下臨時變卦，聽從了葉群的主意--三十六計走為上，決定放棄南飛廣州的計劃而改為北投蘇聯。
　　這裏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林彪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的統帥在生死關頭竟然如此缺乏主見，舉棋不定，完全讓葉群牽著鼻子走?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邁出了出逃這一步，鑄成歷史大錯--是因為他本人在最後關頭還是生存的慾望佔了上風，懼怕落入毛澤東的手裡後會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還是顧念妻子兒女，不忍開到他們和自己一道受牢獄之苦?還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藥發生了作用，影響了理智的判斷?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許這將永遠是一個歷史之謎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林彪來說，投奔蘇聯實在是一個痛苦的決定，行前內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間搖擺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還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頭。據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車駛往山海關機場的途中，曾經命令隨車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這位警衛秘書。
　　長期以來，大陸官方對此一直諱莫如深。當事人更是三緘其口。不過，據說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遭到專案組的訓斥，隨即被單獨關押起來交代問題。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后，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
　　然而，這位曾跟隨林彪多年、後來吃了不少苦頭的警衛秘書並不想永遠這樣沉默下去，湮沒歷史真相。他在私下裡曾對來人表示"現在不到時候，到時候我是要講話的。"恐怕要到那時，有關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會大白于天下。
　　讓我們還是再回到周恩來身上來，看他是如何進行應變處置的。
　　在與葉群通話后，周恩來斷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鎖停候在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專機。不過，他做得很老到，事先為自己留下了轉圈的餘地，以"保護林彪安全"為名行事，還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聯合下達命令。而且周本人沒有出面，而是讓李作鵬通知山海關機場：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機場時，要林彪直接給他去電話。
　　然而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難把自己摘乾淨。想必在這時，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鬧翻在政治上對他的傷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於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情，當林彪的飛機即將飛出國境時，毛決定網開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沒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給了一心想保持晚節的周恩來一個讓毛澤東"板蕩識誠臣"的機會。他知道林彪出逃對毛的震動很大，正在煩亂之中，便主動出來為毛分憂解難，在第一線指揮，把需要處置的事情全部承攬下來，作了各種緊急應變部署。
　　順便說明的是，周恩來當時並沒有如外界所傳的那樣立即下達全國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雷達監視林彪專機的去向，並指示調度員用無線電向二五六號專機喊話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表示不論在哪裡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至於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當時主張把林彪的座機打下來的說法，也是以訛傳訛。其實，當時攔截飛機的主張是急於想和林彪劃清界限的吳法憲提出來的。以周氏的為人來說，是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擅自作主的，何況又是如此敏感的問題，弄下好會讓毛澤東起疑，所以更不會輕易表態，一定要請示毛本人來作決定。對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講述這件事時，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怎麼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
　　事實上，據吳法憲回憶，周恩來當時在電話上勸阻了他，說：不忙，不忙，要請示一下主席。毛澤東聽了周的報告后才說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話來。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把這筆賬算到了周的頭上。甚至大陸官方的理論權威胡喬木生前會見外國訪客時也援引了這一說法。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對此很不滿意，專門向鄧小平告了狀。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周恩來是在林彪座機飛越中蒙邊界後下達全國禁航令的。內容是：從現在起全國所有飛機，沒有毛主席、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合命令，一律不準起飛；絕對不準任何飛機飛到北京來；並要各地空軍一律聽從大軍區司令員的指揮。
　　據吳法憲回憶，周恩來當時把話說得很嚴重，說：法憲，如果有任何一架飛機闖進北京，我和你的頭都要掉了。當時之所以還要拉上林彪的幾員大將下達禁空令，是擔心林彪在軍中的黨羽趁機起事，故借用黃永勝等人的名義壓一下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處理事情的老到。
　　鑒於當時林彪座機飛出邊境後下落下明，周恩來非常擔心蘇聯會趁火打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情勢十分緊張。為防不測，他首先勸說毛澤東轉移到人民大會堂暫住，隨後奉毛之命主持召開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別從軍事、外交、新聞、宣傳等方面作了緊急應變的部署。
　　接下來，周又一一打電話給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向他們通報情況，宣布全軍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當時前來領受任務的北京市負責人吳隱曾目睹這一情景，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我進到周總理的房間，看見他正在用保密電話給各大軍區打電話。周總理示意我坐下來。我看見周總理很緊張，聽見他對電話中說：廬山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周總理要求各大軍區緊急備戰。當時，有的大軍區負責人還聽不明白是誰飛到蒙古去了，還在電話中提問，周總理著急地說：你們還不懂嗎?"
　　九月十三日夜，已經忙碌了一晝夜的周恩來在應變部署大體就緒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筆寫信給毛澤東，彙報各方面情況。他知道毛對林彪出逃一事雖在表面上故作豁達，實際在精神上受到重創，為此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急於想知道林彪的下落。為了多少讓毛寬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軍司令部剛剛獲悉的一份關於一架不明軍用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降落起火的報告。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呈上政治局與總參共同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參加者有春橋、文元、永勝、法憲、登奎(德生去空軍指揮)及張才幹、閏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位副總長和我，請主席審批。現與各大軍區有通電話幾次的(如瀋陽、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電話。江青參加了第一次會談，現已入睡。先念、國鋒，作鵬、會作分別至京西賓館、海司、總後工作通電話。附上兩張情報，值得一閱。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去真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今(十三)日凌晨六時半迫降的直五飛機，被壞人打死一，自殺二，活著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軍區、衛戍區部隊均己進入部署位置，機場均有陸軍駐紮，手中亦有機動兵力，便於機動，一切請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憊不堪的周恩來剛剛服下安眠藥睡下，便接獲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電報，證實了林彪等人確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機毀人亡。這樣的結局，使得連日來一直提著心的周總算是大大鬆了一口氣，慶幸黨和國家逃過了一次大的劫難，他情下自禁地連聲說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後興沖沖地趕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的住處，當面向毛報告這一好消息，勸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驅散一點毛心裏的憂煩。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開始的這場文革營壘內部的廝殺，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異國沙丘而告終。不過，毛澤東也並非是贏家，而是"拋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不僅毛本人"天縱英明"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破產，被供奉在神壇上的偶像地位搖搖欲墜；而且在政治上的陣腳大亂，發動文化大革命之舉再也無法白圓其說。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絞盡腦汁對文革以來的許鄉問題重新作出解釋，調整各方面的關係，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讓步，以穩住文革的敗局，這樣，禍亂頻仍的中國政局出現了一線轉機，歷史給了周恩來一次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施展自己身手的機會。
　　在本章結束以的，順便談一下關於林彪座機失事的原因。顯然是由於林彪死得不明不白，這種結局對毛澤東來說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了，所以很多人並不相信大陸官方的說法而懷疑毛殺人滅口，指稱林彪的座機是被中共軍隊發射的導彈打下來的。關於這一點，本書在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當天寫給毛澤東的報告，已可證明此說是站不住腳的，缺少事實根據。不過，事實真相也並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釋的那樣，是由於飛機攜帶燃料不足，迫降失敗所致，而是其中另有隱情。
　　一位知情人告訴筆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專機的駕駛員空軍三十叫師副政委潘景寅被定為林彪死黨，家人受到株連，流落街頭，境況悲慘。前幾年，空軍有關部門對潘的家屬落實了政策，在生活上給予相應照顧。潘的妻子為此感激涕零，向來人下跪磕頭謝恩。
　　據這位知情人說，空軍方面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事後從當年林彪出逃的航線分析，飛機強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過幾次很勉強的轉彎，從專業的角度來看，飛機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飛行技術的潘景寅所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種反抗，而且當飛到接近蘇聯和蒙古邊境時又突然掉頭朝中國的方向返航，於途中墜毀，不僅如此，據說在勘查失事現場時曾發現潘的屍體上有槍傷，不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過境遷后，才悄悄有了上述改正"
　　這表明，林彪的專機升空后對飛行的終點一直舉棋不定，這恰好印證了本書前面提及的林彪在出逃時的矛盾心情。至於飛機在接近蘇蒙邊境時又折回來，這究竟是林彪改變了主意，下令返航，還是駕駛員潘景寅進行反抗，導致飛機在混亂之中強行迫降失敗，不得而知。否則，憑潘氏過人的駕駛技術迫降成功應該是不成問題的。這是空軍很多內行人的看法。至於所謂"燃油不夠"的說法，則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因為機上九人的死因實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燒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夠，何來如此大火?此外，還有林彪座機被蘇聯導彈"誤中"擊落一說，作者沒有掌握確鑿材料，無從置評。
　　不過，如果此說能被證實的話，那麼正好從反面證明了大陸官方加在林彪頭上所謂"投蘇叛國"的罪名並不成立。不然的話，中共了方為什麼長期以來一直對當年蒙古宣稱"中國軍隊飛機入侵蒙古，被導彈擊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時，至今不敢要求俄國將這一段的歷史檔案解密。顯然其中有難言之隱。當然，倘若林彪的座機不是被擊落而迫降成功的話，這段歷史的結尾就要重新改寫了。補記於此，以備異聞。

　　晚年周恩來 第七章 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挫敗
　　紀登奎這樣回憶道：
　　當時最緊張的情形剛剛過去，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中央政治局成員還留在人大會堂集體辦公。 一天，當時協助抓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總理彙報，見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里發獃，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事情悶悶下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只是聽著，一言下發。後來當聽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其間曾幾度哽咽失聲。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麼傷心，一時下知說什麼好，就站在一邊陪著。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下面就什麼也不肯再說了。
　　周恩來本來是一個自制力極強，決不輕易喜怒哀傷形於色的人。按照"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的說法，這回如果不是傷心到了極點，心中鬱積已久的苦悶已經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如此慟哭失態的。
　　作者曾就周恩來究竟為何而哭這個問題問過紀登奎的看法。紀說一言難盡，以他個人的觀察，周的傷心苦悶恐怕在於毛、周兩人治國的思路不同，毛強調階級鬥爭，周注重抓經濟，更看重國計民生問題，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難酬。應該說，紀登奎看得這是很準的，當然也不盡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體會出周此時苦澀的心境。
　　周恩來除了在治國理念上與毛澤東不同外，兩人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經濟思想比較務實，在五十年代主張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要適當，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在綜合平衡中協調穩步發展。周並不同意毛在經濟工作中種種急躁冒進的搞法，曾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預算的問題和毛當面爭論過，甚至在情急之下，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對一向對毛總是畢恭畢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來說，是極為少有的。當然，這番話也為他惹了不小的麻煩，毛對此非常生氣，雖然當場沒有發作，卻一直記恨在心。
　　為此，周恩來在五十年代中、後期曾挨過當時一心想"超英趕美"的毛澤東不少次批，被指離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本人幾乎逢會便檢討"反冒進"的問題，後來雖說總算是保住了總理的職位，但他也委實從中領受了教訓。
　　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周恩來雖然有志難伸，卻一直竭力隱忍，小心周旋，強迫自己全盤接受毛澤東的主張，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趨，在並不十分情願的情況下，深深地捲入了毛所發動的這場文革運動，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體，結果歷史卻對周恩來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到頭來竟然是一場空!林彪的叛逃，讓這場使整個黨和國家付出慘重代價，周本人還跟著做了不少虧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產，無法再自圓其說。在這種情況下，深知不好向歷史交代的周又怎麼能不感到格外苦悶傷心呢?
　　問題還不在於此。更讓周恩來有苦難言的是，林彪事件的發生，儘管已經使文革運動難以為繼，卻無法從根本上改弦更張，放棄以階級鬥爭而綱的思路，轉而致力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因為文革的始作俑者並非林彪，而是毛澤東。實際上，毛、林之所以交惡，除了毛擔憂林彪的權勢日益膨脹，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時也和毛、林兩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關，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陳伯達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搞"唯生產力論"的那一套。對此，當時贊成林、陳主張的周恩來是深知其中內情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企圖倡導抓經濟建設，從根本上糾正文革錯誤的作法都無異於揭毛逆麟，這是毛絕對不會容忍的。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整個國家又無法從文革的困局中擺脫出來，周本人也無法向歷史還賬，求得良心上的解脫。所以說，林彪事件后，周深為這種困境所苦而又無以自解，又怎麼能不悲從中來呢?然而，這種苦衷又不可盡對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過大哭一場來稍稍宣洩一下。
　　不過，周恩來畢竟是深得儒家傳統文化的精髓，擅長在政治上採行中庸之道的老手，總能從各種矛盾之中為自己尋找到某種平衡點，然後盡量兼容並包，允執其中。周氏這種一貫的為政之道，在他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周恩來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舉，只會觸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過，由於林彪事件的衝擊，毛迫於形勢，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種鬆動和調整，而這正是他可以從中做些文章的地方，雖說迴旋餘地不大，但畢竟還是有了某種著力點。周很快便在兩難之中為他本人確定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里，周恩來一直恪守這一點，小心翼翼地在毛澤東的容忍限度內行事。他在小的場合向黨內外解釋林彪事件時，總是盡量為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辯護開脫，說：林彪叛黨叛國，乍聽起來是壞事，但轉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穫，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二年來的偉大勝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為黨的接班人的問題時，周恩來絕口不提毛澤東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只是強調"要歷史的、辯證的，發展的看問題"，然後含糊其辭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歷史原因的，是當時黨內形勢發展的結果。
　　大概是連周恩來自己都覺得這種說法未免有些牽強，難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說，只好拐彎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們這一代就是這兩件事，一是陳炯明炮打孫中山的總統府，一是林彪謀害毛主席。陳炯明是孫中山培養起來的，林彪是毛主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
　　當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時，周恩來還是盡量為毛開脫，找台階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會見越南總理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的錯誤，然後又指著陪見的周恩來等人，語帶調侃地表示："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周氏見狀，趕緊表示："我們也犯了錯誤。"應該說，毛澤東一開始還是默許了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還給予某種支持。但這並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張，而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於擔心有人否定這場押上他全部政治資本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對周這樣一貫忠順、小心謹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過當務之急正需要依靠他來幫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過難關罷了，所以才暫時容忍下來。此外，毛澤東深知他本人發動的文革運動得罪了一大批黨內軍中的老幹部，而周恩來則在他們中間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只要能夠設法拉住周，再由他從中轉圓做工作，事情就會好辦多了。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對周刻意籠絡，甚至一反常態，讓他過問一向被視為禁區的軍隊工作，對新成立的軍委辦公室；會議明確規定："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
　　與此同時，毛澤東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態，修補同黨內軍中老幹部的關係。他知道當年為了扶植林彪當接班人，在政治上傷了不少人，特別是軍中的老帥們。為此，毛絞盡腦汁來洗刷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還在林彪剛剛出逃后形勢最緊張時候，毛把所有緊急應變的事情一概交給了周恩來，而他本人則把心思放在如何為自己解釋開脫上。他把林彪的歷史老賬翻出來，一筆一筆地算，列舉了林彪自井岡山以來所犯的十六條錯誤，在政治局內部進行傳達。接下來，毛又在權衡利弊得失后，硬著頭皮批准了對他本人大張撻伐、殺傷力極大的《"571工程"紀要》作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發全國。
　　毛澤東的這番用心，在當時的中共領導層中，只有周恩來才能多少體會出來。據主管林彪專案的紀登奎說，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紀要》的問題上，他一度很躊躇，認為這份東西對毛的形象損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傾向不對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為此找周商量，談了自己的想法和顧慮。周聽完后表示，主席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他自己的考慮，建議報送毛，由他本人來決定。
　　另一方面，慣於從歷史故紙堆中尋覓政治靈感的毛澤東又從歷代文人墨客的懷古詩中，為自己當初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尋找說辭，進行開脫。像當時在社會上流傳一時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懼"等，都是毛刻意挑選出來的。其中像"試玉還須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一類詩句，便是借古人之口來為他找台階下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態，安撫那些曾因"大鬧懷仁堂"而被打入冷宮的軍方老帥們。從一九七一年秋冬開始，他不斷在小範圍內吹風，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幾位老帥挨整的賬全都算在林彪的頭上，提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質是老帥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並表示：大鬧懷仁堂，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說到這裏，慣於做戲的毛還煞有介事地詰問葉劍英：你們那時為啥不來找我嘛?你們寫寫，我批上幾句嘛!
　　周恩來自然樂見毛澤東在政治上作出的這種鬆動，但心裏也很清楚此舉並不是真想給"二月逆流"平反，不過是想藉此化解黨內的怨氣，緩和一下和老幹部的關係罷了。因此，周一開始並沒有馬上見機而作，大事渲染毛為"二月逆流"恢複名譽這件事，為解放老幹部造輿論，以免操之過急，惹毛不高興。他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確的表示。隨後的陳毅之死，正好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的機會。
　　應該說，周恩來對陳毅之死心裏是很難過的。兩人曾是幾十年風雨同舟的老戰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為了保護陳毅，曾經以身作盾，費了不少心血。不過，周自覺對陳毅也有虧心之處，在他被打入冷宮后關照不夠，特別是在廬山會議的大會上還當眾點了"二陳合流"的問題，把陳毅弄得灰頭土臉，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壓力。對此，周是心裏有愧的。如今老友歸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來自然是希望能夠把陳毅的追悼會開得隆重些，以便能夠多少補救一下內心的愧疚。而且這樣做還有一層的考慮，那就是借治喪在政治上為陳毅恢復一下名譽。但是，周一開始對此卻有些躊躇，因為陳毅究竟是當年"大鬧懷仁堂"的十角之一，因為直言批評文化大革命而觸怒毛澤東，成為全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黨內"老右"的代表人物。現在毛的態度雖然有所改變，但並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況且當年充當反擊"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還在台上，也會找碴生事。這些因素是周恩來在為陳毅恢複名譽時不得不考慮的。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煩，周恩來決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隨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陳毅喪事時，並不堅持追悼會一定要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規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參加，並且要見報。對陳毅的悼詞，他更是煞費心思，字斟句酌地補寫了一段對陳毅一生功過的評價，說陳毅一生"努力為人民服務，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接下來對"功"實寫而對"過"虛寫。這樣，既避免刺激黨內文革派，又彰顯了陳毅在歷史上功勞，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為他恢複名譽的目的。
　　改完之後，周恩來為慎重起見，又把陳毅的悼詞送給毛澤東審閱，請他作最後定奪，並在附信中說：
　　"陳毅同志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但如發表在報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為好，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不愧是善於在政治上借勢行棋的高手，他在審閱陳毅悼詞時，大筆一揮，將上述周恩來精心補寫的幾段評價陳毅一生功過的文字悉數勾去，表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不僅如此，毛在追悼會舉行的前一刻，還突然決定抱病前去參加。
　　本來，自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門了，終日卧床不起。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創有關，同時也是流年不利，禍不單行。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毛因在廬山會議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這時已經病得很重，身體十分虛弱，行動困難，走起路來，兩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動。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硬是冒著數九嚴寒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自然不是尋常之舉。不過，如果認為這是毛出於悼念井岡山時期的亡友，或是對當年直言諫諍的黨內軍中的元老大發"無產階級震怒"一事內心有所愧疚，那就錯了。實際上，毛此舉更多的是故作姿態，在政治上收攬人心，安撫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頭的黨內老幹部。
　　據知情人說，毛澤東本來並沒有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但後來聽說陳毅死後，三0一醫院門口自發地聚集了不少從四面八方聞訊趕水的老幹部。他們站立在寒風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堅持要向陳毅的遺體告別，而且人數越聚越多，這件事後來驚動了高層。毛正是在看到這一點后，才在最後一刻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的。
　　周恩來被毛澤東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過在看準毛的意圖后，這回他不再猶豫，立即施展了善於見機而作的本領。他一面緊急布置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設法解決取暖問題，加強警戒，為毛的到來做準備。一面當機立斷，趁機提高陳毅追悼會的規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全國人大、政協的負責人出席追悼會，並決定追悼會由他本人親致悼詞，還破天荒地邀請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出席。然後，他又搶在毛之前趕到八寶山，親自布置會場，並把這一消息告知陳毅的遺孀張茜。
　　追悼會前，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內軍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見了陳毅的家人。談話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陳毅的一生，而把陳毅抑鬱而死的責任完全推給林彪，稱：我們的老帥，他一個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實，當年正是毛澤東為了給九大的召開鋪平道路，決定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陳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還在選九大代表時，當眾表示陳毅"可做右的代表"，給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心情十分沉重。對於毛這種善於逢場作戲的表演伎倆，當時在場的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有著生動的記述：
　　張茜進來以後，毛的服務員將毛從沙發上扶起來，迎上去。張螟步趨前。毛拉住張的兩隻手。
　　張滿臉淚痕，向毛問好。
　　毛擠著眼睛，咧開了嘴，說："陳毅是一個好同志啊。"
　　這時周恩來、葉劍英、朱德(朱當時並未在場，李在這裏記憶有誤-一作者注)等人紛紛趕到了。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噓起來，整個休息室充滿了抽泣聲。
　　但是我沒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淚，儘管毛又嚎了幾聲。我常想，毛是極善於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員，他可以成為一位名演員。他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響對方情緒的表情變化。
　　對毛澤東此舉的用心，周恩來自然心知其意，但並不點破，而是順水推舟，盡量擴大此事的影響，在政治上為解放老幹部造勢。儘管陳毅的悼詞仍是老一套的黨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會上讀得緩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詞，曾兩次哽咽失語，更增添了會場里的悲痛氣氛。追悼會後，周示意陳毅家人設法將毛談話的意思傳出去。直到中午後，他還在一些場台大為宣傳這件事情，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毛對病中交權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澤東大病一場。自認為已經沉痾難起的毛曾向周恩來交權，隨後又對此感到後悔，急於安排後事的毛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設法給周抹黑，並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做手腳，有意延誤治療，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來處處小心謹慎，盡量表現對毛澤東的忠心之際，一向相對穩定的毛、周關係突然橫生變故，亮起了紅燈。疑心極重的毛對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地整治他。這不僅給周扭轉文革時局的努力帶來格外的紛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事情是由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慮他的接班人時從來就沒有把周算在內，開始是劉少奇，在劉下面，毛考慮的是林彪和鄧小平，一直在他們兩人之間搞平衡，先是在黨內不斷放風，讓鄧當總書記總攬全局，在反右運動中扮演要角。後來對鄧跟著劉少奇跑大為失望，表示黨內無論誰當家，都離下開總理。對此，周恩來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認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並多次在黨內表示過。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對毛恪守為臣之道，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這次毛澤東在病中突然交權，讓周恩來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深感責任重大，誠惶誠恐而難以從命。他本人一向認為中國革命不能沒有毛澤東，而眼下文革大亂剛過，國步艱難，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的時候，黨和國家更是離不開毛的領導。雖說毛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但多年來為臣之道的心態，卻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諭跗而代之了。
　　所以當毛澤東病重期間，周恩來的精神壓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後來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後，周恩來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裏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於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後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實際上，江青已經為這件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反咬了周恩來一口，責問為什麼要逼毛澤東交權，弄得他有口難辯。為此，周在毛的病情轉危為安后，特別鄭重其事地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嗣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儘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到頭來還是在劫難逃，遭到毛澤東越來越大的猜忌。本來，以毛喜歡獨攬大權的個性而言，是絕不會輕易讓權的，特別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急於挽迴文革敗局之際。因此，毛這次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感到大限已到，閻王爺在向他招手的話，那麼便是在有意虛晃一槍，在試探周的態度的同時，在政治上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纏綿病榻的日子里，毛澤東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決計利用尼克鬆訪華的機會，在外交上打一個大勝仗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這正是毛本人後來回心轉意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因所在。
　　尼克鬆訪華后，毛澤東的病情大為好轉，身體逐漸康復。這當然是和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緣故--因為通過尼克鬆訪華，一舉改變了中國以往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盤算已久的"聯美整蘇"的構想如願以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迫使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登門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藉此轉移國內的視線，為文革的敗局挽回了一點面子。這樣一來，毛澤東總算從林彪事件的重創上緩過一點勁來。
　　然而，毛澤東剛剛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隨即就對他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一事感到後悔。雖說周本人馬上就推掉了，但此舉畢竟在實際上承認了周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與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實權，掌控著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運轉。在這種情況下，萬一周在政治上存有異心，將會比林彪更加難以對付。
　　平心而論，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為人，不至於有什麼非分之想，但經過林彪事件的重創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總是擔心別人懷有二心。這種心情，隨著毛髮現周在林彪事件后黨內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時，愈發強烈起來，成為毛的一大塊心病。
　　當然，毛澤東並不准備將周恩來一腳踢開，因為他畢竟一貫忠順，況且又剛剛幫他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這樣做，未免讓人感到有過河拆橋之嫌，再說以後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工作還是要依靠他來做。因此，必須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設法抹掉曾向周交權這件事，又要盡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讓人認為他翻覆無常，出爾反爾。為此，毛澤東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尋找機會，設法了結這塊心病。
　　這年五、六月間，中央召開了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彙報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在黨內高層中當眾抹掉曾向周恩來交權這件事。為此，他以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訓"為名，點名讓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歷史上曾幾次犯過路線錯誤的老底。
　　本來，會議的原定議程並沒有這個內容，況且周恩來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變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論功行賞，也實在不必再重算歷史老賬，讓他當眾難堪。但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在政治上給周臉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後接班的可能，卻執意要這樣做，全然不顧周的臉面。
　　在會議中間，毛澤東單獨找周恩來談話，專門談了一通"黨內路線鬥爭的教訓"，拐彎抹角地示意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一發言。江青隨後在政治局會議上乾脆把話挑明，指明要周聯繫個人實際，"多講點歷史事實"。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這樣做有些過份，於是不得不軟硬椎施，對周恩來進行籠絡。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伍豪啟事"問題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動提議周在會議上也對此作一專題報告，澄清事實，以此來換取周恩來的合作。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突然讓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重翻幾十年前陳年老賬的用心，是在"古為今用"。實際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經預感到今後他們毛的關係會變得更加微妙難處，因而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屨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澤東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過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雖然幾十年下來總算大體上相安無事，但那是因為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的緣故，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在無形之中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取代了以往劉少奇、林彪的地位。對於眼下政治上的險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劉、林二人分別曾是毛澤東長期以來政治上堅定的盟友，最後尚且遭致殺身之禍，更何況曾在歷史上幾次反過毛的他了。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暗中為自己的處境提心弔膽，變得疑心很重，處處小心戒備，以至於竟鬧出在陪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訪問途中飛越長江時，不相信專機機長的解釋，懷疑自己所乘的飛機正在飛往海外的事情來。
　　在和毛澤東單獨談話后，周恩來知道他的預感已經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來對付他，如果不趁"風"起於青萍之末之際，儘早打消毛的這個念頭，事情就會越鬧越大，到頭來非但個人在政治上的晚節難保，而且還勢必把整個國家拖入另一場政治動蕩之中。
　　應該說，前者是周恩來始終看得很重的問題，後者則是他有心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作為信條的周氏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一發言，重點放在個人歷史上所把嚴重路線錯誤的自我批判上，隨後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這件事。
　　然而，重翻幾十年前的陳年老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周恩來這樣一個早已年過古稀的人來說，更是對身心的一大折磨。況且在此之前，他剛剛被確診為膀胱癌，急需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不過，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忌，周還是把手頭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邊，專心準備人會上的發言。
　　開始，周恩來只寫了一個提綱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饒，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體"聯繫實際"，為此，周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翻箱倒櫃，查找資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再一次對當年的歷史老賬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
　　據周身邊的人說，周恩來寫得很苦，整日伏在案頭，很少起來活動。這期間，他的精神壓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憂心勞神，每天連鬍子也不颳了，飯也吃的很少，最後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綱寫完之後，周恩來心裏仍然不踏實，不知這樣寫法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意思。於是，在把發書提綱送毛過目的同時，他又專門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願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是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下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后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歷史老底，並不大在乎具體寫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連續用了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重點放在檢討自己在王明左、右傾兩次路線鬥爭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上，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他"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周在發言中這樣說道：
　　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旦補過之日無多。"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歷史老賬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后，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都知道了周在歷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癥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后(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作者注)，並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后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后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這已經是后話了。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儘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來深知文革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舉。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賬。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後，他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裏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後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屈服於林彪的壓力而沒有對賀龍盡到保護的責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裏有愧，林彪出事後，他隨即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荒僻山溝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一手搞出來的冤案，但當年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与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講了不少"違心"的話。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後，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餘黨整死。周得知這件事後，為時已晚，只好採取補救措施，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了保護性轉移。
　　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為勢單力薄所苦的周恩來把解放幹部當作首要的事情來抓，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考慮的。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幹部首當其衝，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僅有利於緩解黨內的矛盾，而且還能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各項政策的落實，療治文革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重新整合幹部隊伍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幹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轉文革困局中發揮作用。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盡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幹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位靠邊站的國務院老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是因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與老戰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鬱積的憤懣，過於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於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井岡山時期的鬥爭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他指示衛生部一定要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提出要對疏散到各地的中央黨、政機關副部長(含副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杳，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根據周恩來的布置，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對近五百名副部長以上的老幹部作了體檢，軍隊系統對軍以上幹部也照此辦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幹校"趕回來參加體檢的，並且在這個名義下獲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這件事在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中間大得人心。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又重逢在一起，暢敘衷腸，慶幸總算熬到了出頭之日。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聞宣傳工作，為解放幹部造輿論。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重申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以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過，周在做這件事時十分注意分寸，兼顧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黨內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這篇社論中，被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廣為引用的強調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這段話，其實原文並非完全如此，而是經過刪節的。這段經過周恩來本人把關審定的整句話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本章前面所論及的周恩來執兩用中的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在黨內外形成解放幹部的輿論和氣候后，周恩來在這年晚些時候，又見機而作，借毛澤東關於廢徐"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批示，趁勢責令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戌區徹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問題。隨後，他寫信給毛，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的工作。為了儘可能減少阻力，周讓中組部提出先易后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中組部隨後搞出了一個曾擔任過黨、政、軍各級領導職務的三百多人的名單。
　　接著，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他們的審查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問題。會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從中作梗，每通過一個都很不容易。雙方為此斗得很厲害，對此深有感觸的葉劍英把這比做當年紅軍長征中牽騾子過河，還作了一首《過橋》的打油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據一位當年曾多次列席過這類政治局會議的親歷者說，會議一般是在晚上七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個人的問題，往住到半夜十二點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后一直討論到凌晨三點才結束。會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那麼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他回憶道：
　　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下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什麼錯誤么，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下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下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布："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這以後，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靠邊站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從監獄、"牛棚"中出來，重返工作崗位，其中不少人在後來與黨內文革派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成為後來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的中堅力量。
　　在如何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竭力避免觸動文革本身。周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從批判極左思潮人手，在具體工作中糾正文革中的種種錯誤傾向。實際上，他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林彪事件發生后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場合要求各地、各部門聯繫實際工作來批判肅清林彪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反對主頭政治，放寬農村的經濟政策，在工礦企業中恢複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只不過當時更多的是就事論事而沒有大事聲張罷了。
　　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後，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周恩來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他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這年七月間，周根據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的建議，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中"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辦好，並用少有的語氣表示："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接著，周恩來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見回國述職大使的機會，在縱論國際國內形勢的同時，有意識地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個報號的主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挂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挂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當然，周恩來深知批左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很容易犯忌，觸到毛澤東的痛處。為此，他在報告中十分注意設法保護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把諸如"極左思潮，就是形'左'實右"，"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一類話裝點其中，盡量讓人抓不住把柄。而且盡量打著毛的旗號行事，像調回駐外使領館中搞極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來這篇批左的講話儘管只是在外事系統內部作了傳達，但因為在當時說出了人們的一些心裡話，在社會上很快不脛而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讓飽受文革極左狂潮之苦的人們感到了某種快意。
　　批左與反右的交鋒
　　毛澤東起初迫於形勢，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他很清楚批極左這把火遲早走會燒到文革頭上來的，即使是像周這樣躲躲閃閃的搞法也不行。當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便親自出馬，在政治上剎車了。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深陷文革情結而不能自拔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后，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時間里，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剎車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
　　自命為是"主席一條狗"的江青早就對整周躍躍欲試，只等一聲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雙方政見的不和-一周恩來批左的舉動確實戳到了江青這伙文革暴發戶的疼處，讓他們感到很尷尬：而且也有利害關係上的衝突，在拱倒林彪之後，自以為立了大功的江青見周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內心忿忿不平。特別是見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妨礙她問鼎最高權力的絆腳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後快。
　　現在既然毛澤東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豈有不大幹之理?於是，圍繞批左還是反右的問題，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很快便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雙方的攻防較量最初是圍繞一九七二年國慶社論而展開的。這年九月間，周恩來為了從全局上推動批判極左思潮，布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起草小組要加進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起草社論的執筆人吳冷西根據這一精神，在社論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一句話。儘管其中的提法寫得很謹慎，批左和批右兼顧，而且還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由於毛澤東已經向他們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寶劍，根本不理睬這是周恩來的意見。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兩次勾去了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不僅如此，張、姚二人在此之前還根據毛的意圖，向人民日報社吹風打招呼，強調批左不要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對台戲。
　　張春橋、姚文元在國慶社論問題上異平尋常的強硬態度，令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知道背後肯定大有名堂。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僵，經驗老到的周氏隨即採取了主動退避的做法，在最後審定國慶社論稿時，不再堅持一定寫上"批判極左思潮"一類字句，而是把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改頭換面寫入社論，諸如"繼續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等。
　　但是，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已經勢所難免，周恩來即使再擅長妥協應付之道，也還是無法息事寧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開的反撲。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雙方之間的交鋒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報》在十月初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當面交代而寫的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經得到毛交底的張春橋明知這是代表了周的意見，卻布置手下的人調查該文的"出籠背景"，並一把道破天機，稱："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展開了對周文的圍攻。
　　接著，《人民日報》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專門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該報理論部王若水等人根據周恩來前一段幾次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而組織黑龍江省寫作組等撰寫的。文章一出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江青等人對此大為光火，原因在於這幾篇批左的文章詞鋒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後院著了火――《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竟然被周恩來挖了牆角，公開和他們唱起反調來。
　　為此，江青一干人輪番上陣，氣勢洶洶地對人民日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江青更是指桑罵槐，借批該報社之機，點出背後有人"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隨後，人民日報社被責令在內部開展"反右傾回潮"運動。
　　江青一干人搞的這些動作自然瞞不過周恩來，對此，儘管他心裏很窩火，深感扭轉文革困局步履艱難，但由於投鼠忌器的緣故，不便和他們公開衝突，而是一忍再忍，捺著性子與之周旋。以至於在這期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本來一向注意個人涵養的周氏竟然為了自己的雞蛋炒飯沒有放鹽這樣的區區小事，當眾發脾氣，對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拍了桌子。事後，周恩來特別為此向張道了歉，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沖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儘管如此，倚仗背後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一干人還是不依不饒，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向周恩來發難。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聯辦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江青等人抓住該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加責難。張春橋首先出來表示反對，在報告上批道：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江青則出來幫腔，與張春橋一唱一和：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遺隱藏下來，那對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的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見江青等人來勢洶洶，周恩來知道在批左的問題上與黨內文革派的衝突已經難以避免。不過，他仍然試圖避免最後的攤牌，以免驚動毛澤東。在周看來，只要毛沒有在批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事情就仍有可為之處：反之，事情就不好辦了。為此，他在隨後討論這個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妥協讓步，同意刪掉中聯辦和外交部報告中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但仍設法把毛澤東近年來有關反對大國主義等含有批左內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節會議上的講話紀要列為會議學習文件，以便在實際上繼續保持會議批左的基調。對此，江青一干人雖心有不甘，但已經失去了大鬧的由頭，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只好暫時作罷。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周恩來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毛澤東出面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不過，這一回並不是因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中央領導層內部在批林的側重點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點出：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批過了頭"，以及在批極左的問題上，上海《文匯報》己經不止一次地把矛頭對著《人民日報》了，"情況似乎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應該說，王若水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為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主張搖旗吶喊，同時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責令在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毛澤東給予支持。但此舉卻適得只反，在政治上幫了倒忙。一直在幕後觀戰的毛這時已經看出姜還是老的辣，張、姚等人貫徹他的意圖雖然很賣力，卻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而且批左的主張在黨內大有市場。如果他本人不親自出馬的話，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話，只會如周所趁，利用這種不明朗的形勢渾水摸魚，做更多的手腳。
　　為此，毛澤東訣計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回擊，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他隨即把江青找來，進行交代布置，讓她傳話給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提議"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裏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一-並不明確表態支持哪一種意見，藉以觀察周恩來的態度。但是，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早已從毛親自介入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識到山雨欲來，毛準備收緊批左的空間。很顯然，批左與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處，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走鋼絲，也還是會難免觸到毛的心病。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立即採取順守之道，在批左的問題上全線退卻，並刻意降低姿態，設法為自己轉圜。當江青提出先在內部"統一認識"的建議后，周隨即附和，表示："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我處還有陳浚同志一封信，我還沒有看，待看后再傳。"周恩來這種不戰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無法按照預先的計劃，與周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眼見在事關文革命運的大是大非上，黨內文革派發動的幾次反擊都被周恩來的太極軟功所化解，作為後台老闆的毛澤東心裏著急上火，不願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決心施展他的權威，在政治上剎住這股借批極左而否定文革的風。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
　　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的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文革運動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為它再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類的辯護，所以只是出了個"天下大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的題目，而把為文革塗脂抹粉的文章交給下面的秀才們去傷腦筋了。
　　毛澤東整篇談話的矛頭，很明顯是衝著周恩來提出的"要批透極左思潮"而來的，不過還是給周本人留了點面子，並沒有直接點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已經對周高抬貴手，不再找他算賬了，實際上，毛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暗露殺機，在海闊天空的漫談中，放出"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這樣的話來。這句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所隱藏的真實含義很快便顯露出來。僅僅半年之後，周恩來便厄運臨頭，而事情恰恰是從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開刀而起的。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毛澤東的表態在政治上一錘定音，給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撐了腰，同時把周恩來置於相當被動尷尬的境地。更讓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來那句"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的話。久經黨內鬥爭風浪的周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題發作，藏頭露尾地警告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和毛批林彪、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欺騙大多數中央委員時的說法一模一樣。這不能不讓他沭然惕厲。不過，周恩來畢竟是個善於在政治上隨風轉舵的老手，既然毛澤東已經明確表了態，他就趕緊跟著轉，在批左的問題上偃旗息鼓，轉而貫徹落實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精神，談話中，周與文革派一干人大張撻伐的態度有所不同，出來承擔了責任，承認他本人八月間在外交系統的講話"有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工作同志"；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解，說："極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講外交，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講林彪整個的路線。"當然，周恩來還是有意保護了上告御狀的王若水，當著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問他："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說："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來的這番用心，王若水當時便體會出來，看出他是在說違心之言，許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觀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動的同時，盡量掩飾他與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讓人感覺出其中的微妙區別。王若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當時這樣的一幕：
　　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不僅如此，王若水還領悟出了整個事情背後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連累了周恩來。多年之後，他在回首這件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誰呢?""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人動干戈嗎?他們明裡是批我，暗裡是批誰呢?這時，我已經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就這樣，一心要在政治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憑藉他的威權，輕而易舉地挫敗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國內的形勢隨之逆轉。按照毛所定下的調子，一九七三年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則在報刊宣傳中連篇累牘，不絕於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剛剛出現一點轉機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肅殺之中。
　　這以後，周恩來雖說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努力，繼續在某些方面對文革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但已經在政治上被捆綁住了手腳，很難再有大的作為了，況且隨後他本人也自身難保，被毛澤東認為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外交上功高蓋主而加以整治，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不過，這已是本書下一章所要涉及的內容了。

　　第八章中美和解與"周恩來外交"風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時分，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正在到來。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上，已經年逾古稀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站在瑟瑟的寒風中，等待著迎接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到訪。
　　鑒於中美兩國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方面刻意安排的機場歡迎儀式是低調的，甚至可以說是冷淡的，既沒有準備為尼克鬆鋪紅地毯，鳴禮炮，也沒有請外交使團和搞群眾歡迎的場面。偌大個機場顯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並排懸挂在機場上空的中美兩國國旗在寒風中獵獵飄揚。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冷淡，絲毫也沒有減弱中美兩國首腦即將進行歷史性的握手這件事本身所蘊含的重大意義。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這兩個昔日戰場上不共戴天的仇敵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兩位主角周恩來和尼克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這一點。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時刻。
　　在巨大的轟鳴聲中，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76年精神號"緩緩地降落在機場的停機坪上。為了凸顯中美兩國政府首腦第一次握手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美國方面刻意安排尼克鬆的隨行人員先下飛機，並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員把住艙門。
　　率先走出機艙的尼克鬆似乎有點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並作班，還沒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遠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來那隻帶著傷殘、永遠只能端起來的右手。這樣，兩隻分別從太平洋兩岸伸出來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尼克鬆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這一歷史時刻的：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恩來則把這次歷史性的握手，對尼克鬆作了這樣寓意深長的描述："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同尼克鬆談笑風生時，他的內心卻並不輕鬆，十分清楚在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在政治上所潛藏的風險。儘管這是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策，但毛的反覆無常、翻臉無情也是他曾多次領教過的。周這種臨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從他接待尼克鬆的兩個例子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一個是周恩來在事後精心挑選了一張由他的專職攝影師著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鬆即將握手的瞬間，作為第二天中國官方報導的新聞照片。照片上剛剛走下舷梯的尼克鬆身體前傾，迫不及待地將手伸出來，而周本人則站在原地不動，面帶微笑，從容不迫地等待著。
　　另一個是在歡迎宴會上，周恩來向尼克鬆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鬆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對訪客的尊重。周這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對尼克鬆訪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的接待方針。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作給國外看的，不如說是給國內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來如此謹慎小心，並不全是由於他為人天性上"多畏多慮"，而是確實有著某種預感。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儘管他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謹，但到頭來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時間，周恩來的處境岌岌可危，中國政壇上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後來，周恩來總算是憑藉自己在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煉就的隱忍順守的"太極軟功"化解了這場軒然大波，死裡逃生。但經過這場劫難之後，他的身體徹底垮了下來，從此一病不起。這件事並成為周氏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兩塊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負著這樣沉重的十字架，鬱鬱而終的。
　　讓我們還是從被人們視為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傑作--導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談起吧。
　　"聯美整蘇"構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萌生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美、蘇三國之間戰略關係演變的歷史軌跡，正好應驗了這一說法。
　　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強對峙的冷戰格局。中國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變，一直受到這一格局的斗刻影響。在國共內戰中大獲全勝的中共在執掌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后，隨即宣布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對蘇聯情有獨鍾，不如說是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下，決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一種必然的選擇。實際上，當美國出於遏阻共產主義勢力擴張這一全球戰略的考慮，先是在內戰中支持國民黨，進而在國際上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孤立和封鎖后，急於獲得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唯一現實的選擇，便是只有倒向蘇聯一邊了。
　　然而即使在這時，中美兩國關係也並未完全走入死胡同，雙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轉圓的餘地。真正導致徹底關閉中美關係和解之門的是朝鮮戰爭。中美雙方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互相殘殺，創深痛巨，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時難以化解的仇結。
　　實際上，中美雙方都是被這場由朝鮮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拉下水的，結果兩敗俱傷。美國固然"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給世人留下了"紙老虎"的形象。中國則更是這場戰爭的輸家，雖然自稱是"自願"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際上卻是毛澤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扯皮白蘿蔔"的疑慮，即表面上的共產黨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國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以後，不僅勞而無功，所獲甚微，而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在朝鮮戰爭爆發后隨即開進台灣海峽，從而坐失了一舉收復台灣的機會，鑄成歷史大錯，影響至今。
　　相形之下，蘇聯則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國拖下水后，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捲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朝鮮戰爭，蘇聯一石數鳥：既利用朝鮮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制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又阻止了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和解，讓雙方在戰場上徹底撕破了臉。而且還趁機大發中國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國，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不過，蘇聯這種損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雖然得逞於一時，但也讓中國從此認清了自己這位"老大哥"的真實面目，種下了日後中蘇交惡的種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為中美兩國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珍寶島事件的發生或許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無法弄清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槍，卻是中蘇關係經過五十年代短暫的蜜月之後急遽惡化，並且愈演愈烈的結果。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面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后，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視耽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國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毛澤東曾向人表示："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話雖這樣說，其實毛心裏也很清楚，中國像這樣"橫著身子"在兩條戰線作戰，絕非長久之計，非被拖垮下可。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國反對美蘇並重的外交戰略，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台，尋找在對蘇鬥爭中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國自身的壓力。
　　可以說，同美國和解的念頭就是由此而來。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向中國搖動的橄欖枝，表示將尋求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不讓其再"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
　　不過，中美關係的僵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況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國講和，難免給世人留下中國走投無路，只好投靠美國的印象。這樣做，既有損中國"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於中國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最初按兵不動，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
　　珍寶島事件后，毛澤東的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為了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佔據有利的位置，深諳欲擒故縱之道的毛決定暫時穩住中蘇關係，至少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給美國增加談判籌碼，然後再徐圖改善中美關係。
　　基於這種想法，毛澤東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提出了"堅決反擊，準備談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宣傳戰中對蘇聯嚴詞譴責，以"哀兵"姿態爭取世界輿論；另一方面，不關閉談判的大門，呼籲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從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對珍寶島事件的官方表態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進可退。
　　與做事喜歡迎接挑戰，敢於放手一搏的毛澤東相比，周恩來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顯得更加謹慎。這既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也是和他對國家面臨內亂外患的危局而感到憂心忡忡有關。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蕩然無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這時，中國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深知兵凶戰危，中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會把整個國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為此，周恩來在主持處理珍寶島事件時，全力執行毛澤東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決不示弱，以中國政府的名義照會蘇聯政府，就邊界流血事件提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則在內部做工作，盡量緩和當時部隊中強烈的求戰情緒。周多次召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強調說：
　　"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爭，一方面不要擴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並再三叮囑：炮彈至多隻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蘇邊境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后，周恩來又立刻指示陳錫聯轉告瀋陽軍區前線指揮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開炮了，通知蘇方把他們的屍體和廢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當然，中國方面作出的這種和解姿態，在中蘇雙方敵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難以為對方所領會和接受。蘇聯也面臨著同樣的處境。這裡有一個插曲：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聯方面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制，想與中國方面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面，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斷了。
　　事後，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並指示外交部以中國政府備忘錄的形式做了補救，表示舉行外交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不過，一次可能的中蘇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
　　蘇聯在以柯西金為首的溫和派碰了釘子后，自然惱羞成怒，其內部的強硬派意見佔了上風。勃列日涅夫在隨後發動的外交攻勢中，嚴厲抨擊中國，鼓吹建立旨在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軍方則公開將中國和美國、西德並列為主要假想敵，並在中蘇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在這種情況下，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武裝衝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地，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間在新疆鐵列吏提地區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蘇軍為報復珍寶島事件，伏擊圍殲了中方的一個邊防巡邏排。
　　不僅如此，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甚至主張動用部署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的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為此奉命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試探美國方面的反應，並通過各種渠道放出風聲，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一時間，中蘇邊境戰雲密布，兩個共產黨大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爆發全面戰爭的邊緣。
　　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得處於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國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當毛澤東獲知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后，表示無非是打核大戰，但鄙人不怕。毛雖然嘴上很硬，但實際上卻對形勢估計得十分嚴重，甚至準備再度上山打游擊。他設想了各種最壞的可能，準備全世界的"帝、修、反"聯合起來，從四面八方同時進攻中國，其中蘇聯是中國內外的主要威脅，打仗在所難免。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戰爭迫近的危機感緊緊地攫住了毛澤東，使得他無法再故作矜持，對尼克鬆在一九六八年競選美國總統前後對中國搖動的橄欖枝置之不理了。為此，毛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加強國內的戰備，以防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二是開始認真考慮打開中美關係，利用間接同盟軍來抗衡蘇聯。
　　應該說，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被蘇聯逼上梁山的。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才萌生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的。此外，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固然主要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有著眼于中共黨內鬥爭的需要。
　　毛澤東深知他本人是導致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黨內親蘇派對此有不少反對意見。雖然經過文革，他們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隨時可能在強鄰壓境的情況下，死灰復燃，裡應外合，對他算總賬。這種擔憂，是促使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周恩來是毛澤東首先與之商量並且主要依靠的人物。這不僅因為周多年來一直主管中國的外交事務，擅長在國際活動中同各種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能夠領會並且鼎力支持這一戰略決策的人物。與毛相比，周對打開對美關係，如果不是更積極主動，扮演了幕後推手的角色的話，至少也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這是由周本人的經歷和為人的特點所決定的。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同美國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他與美國人交往甚廣，其中既有總統特使、外交官、職業軍人等政要，也有作家、醫生、記者等平民百姓。儘管周與他們的政見不同，立場各異，但總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推誠相見，保持良好的私誼。
　　譬如，雖然當年美國在國共內戰中偏袒國民黨，作為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的周恩來，卻與居中調解國共衝突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一直保持著友好的個人關係。國共談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還特意向馬歇爾話別，表示：從個人友誼上說，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產黨的語言中，這已經是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對其對手的敬意。
　　後來中美關係演變到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地步，既不是周恩來內心所願意看到的，也不是憑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瀾的。實際上，即使是在中美關係處於低谷的時候，他仍想做一點事來緩和一下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氣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但是，此舉卻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善意回應。這就是當時在國際上曾經盛傳一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這件事的由來。
　　雖然後來證明這是以訛傳訛，卻也並非空穴來風。當年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確實曾明令美國代表團成員不得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不過，當時美國代夫團並不是鐵板一塊，副國務卿史密斯就認為杜勒斯過於僵硬，不大讚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國代表團接觸時，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於是便發生了下面這樣的一幕。對此，當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著詳細的記述：
　　會議快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們很多人聚在酒吧間里喝茶。這時，史密斯端著酒，走過來，主動找總理的翻譯浦壽昌攀談，這是沒有先例的。史密斯對浦壽昌說："你的英文講得漂亮，地道的美國音。你是在哪兒學的?"他還讚揚中國的古老文化，講了許多友好的話。這在敵對的兩個代表團來說是不尋常的。我們對史密斯這一舉動很重視，回去後向總理作了彙報。總理說："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而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休息時，我一直在觀察，尋找機會讓總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談。當我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檯喝咖啡時，便趕緊把總理引到那裡去。史密斯這時左手拿著雪茄，看見總理向他走來，並要向他伸出手時，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這樣就無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總理打招呼，客客氣氣聊了一陣子……
　　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又是休息時，總理正和別人聊天，史密斯笑著主動湊上來同總理交談。他說："會議即將結束，能夠在這裏和你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復和平。"說完，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搖晃了幾下，笑眯眯地走開了。
　　這件事給周恩來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來與尼克鬆舉行首次中美首腦會談時，又重提日內瓦會議期間的這件往事，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壞杜勒斯的戒條，他右手端著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這已經成為中美關係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所做的外交努力，終因當時世界冷戰格局的形格勢禁，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不過卻為以後的中美和解留下了歷史的伏筆。周氏這一善意和解的姿態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禮，恰成鮮明對照，讓美國在世界輿論面前輸了理，損害了美國政府的形象。尼克鬆後來正是精明地利用了這一點，把它作為抵擋美國政府內部的反對聲浪，在對華關係中採取主動行動的擋箭牌。尼克鬆為了補救當年杜勒斯的失禮，於是便出現了本章開頭描述的那場歷史性握手的場面。
　　珍寶島事件后，主管中國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來憑藉其長期以來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已經看出原有的世界戰略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調整自己外交戰略的時機己經成熟。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這一點上，他與毛澤東"遠交近攻"的想法不謀而合，不過由於茲事體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決斷。為此，周在九大前後，有意識地從大量有關國際局勢最新發展的信息中，篩選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動向、重要評論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選擇提供給毛參考。這既是周參与大政方針的決策時經常採用的方式，同時也往往能在不動聲色之中起到影響毛決策的作用。
　　差不多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利用毛澤東讓他給幾位閑居在家中的老帥"找點事情做"的機會，為推動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著頗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雖然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內，並不想讓他們染指軍隊，決定軍隊的日常工作由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主持。
　　在這種情況下，這四位老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形同虛設，根本無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給他們找點事做。周恩來在奉命辦這件事情時，向毛澤東建議：由四位老帥召開一個國際形勢座談會，由已經靠邊站的外交部長陳毅牽頭，對當前國際鬥爭的重大問題發表見解，供中央參考。這個提議隨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向陳毅交待任務時，特彆強調說：你們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結論框住，你們都是元帥，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
　　後來老帥座談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並建議重開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以牽制蘇聯。
　　這一想法為周恩來所肯定，隨即把報告送給毛澤東。而這又正好與毛"聯美整蘇"的考慮相合，在黨內高層中形成了某種的共識，壓過了在文革那個極左的年代，連毛本人也不得不顧忌黨內反對意見。於是，在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的僵局，開始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
　　在這種情況下，以珍寶島事件為契機，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心發生了重大變化，儘管對外宣傳的基調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從六十年代中期對美蘇並重的戰略不動聲色地過渡到聯美製蘇的格局。這一轉變是與中國自文革運動后重返國際舞台的努力同步進行的，表現為中、美、蘇戰略關係的重新組台：一度睦鄰友好的中國和蘇聯反目成仇，走向戰爭的邊緣；而長期怒目桐視的中國和美國卻在努力捐棄前嫌，開始互相接近。中、美、蘇之間新的三角關係的確立，動搖了原有兩極冷戰格局賴以存在的基石，引發了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帷幕。
　　萬事開頭難
　　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中國方面是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具體組織實施的。這一過程同時體現了毛清晰的大局觀和周過人的精細之處。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在試探性接觸中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對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萬事開頭難。中國在珍寶島事件后，開始把從戰略上打開對美關係提上議事日程，由毛澤東親自掌舵，周恩來只體組織實施，但實際做起來卻並非易事。中美兩國畢竟已經在互相敵視約狀態下對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間的敵意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僅雙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語言，而且也沒有起碼的構通渠道，甚至連傳遞一個簡單的信息也要煞費周章，一波三折。
　　由於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雙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試探，互相玩捉迷藏的遊戲，傳達的各種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會。在這方面，中國表現了比美國更大的耐心，對美國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傳遞過來的各種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靜待動，穩步緩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外交同時體現了毛澤東清晰的大局觀和周恩來過人的精細之處。
　　為了實施"聯美整蘇"的策略，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借用美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毛澤東在打開對美關係僵局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現實的態度，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和大開大闔的氣度。他深知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癥結在於台灣問題，但是如果從一開始就在這個問題糾纏下休，窮追猛打的話，那麼就永遠無法解開中美關係中的死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從大局著眼，最大限度地與美國求同存異，把台灣問題暫時放在一邊。用後來他自己的話說是：台灣問題事小，世界局勢事大，台灣問題拖一百年再談也可以，先談世界格局的大問題。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心領神會，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積極貫徹落實。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國本來準備照慣例發表抨擊美帝國主義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論和相關報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時，提出"目前正在進行反對蘇修邊境挑釁和莫斯科黑會的鬥爭，反對美帝侵台可暫不突出"，提議取消這一計劃。事後，慮事周詳的周氏還專門致信林彪，解釋這一情況，說："目前是蘇修、台灣勾結要搞什麼亞洲集體安全，並非美帝為主"
　　應該說，中美雙方之所以能夠闖過最初飄忽不定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一種有來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國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周恩來對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掌握分寸、時機的恰到好處。
　　比如，在處理一九六九年七月兩個美國人坐遊艇誤入中國領海的事件上，當時正值美國準備單方面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的敏感時刻，周恩來立即召集會議，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員儘快查明事實真相，並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實之前，對這兩個美國人不要在政治上亂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氣氣。中國的新聞媒介並根據周的指示保持沉默，並未加以渲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方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國旅遊的禁令，而中國也在隨後釋放了這兩名美國遊客。這形成了中美之間最初的良性互動，併為雙方進一步的接觸創造了一個好的開端。
　　蘇聯本來就對美國反對它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甚至揚言不惜對蘇聯採取核報復的態度有很大疑慮，現在中美兩國又眉來眼去，暗送秋波，蘇聯更是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為了扭轉在國際戰略格局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同時擺脫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戰不和的處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決定利用胡志明葬禮的機會同中國方面舉行首腦會談，緩和一下同中國的緊張關係。當時蘇聯打的如意算盤是，周恩來和胡志明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兩人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彼此熟識交往多年，因而勢必前往參加葬禮，這樣中蘇兩國領導人在河內的會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不過一開始並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試探性階段給蘇聯這樣一個機會，讓它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向美國打中國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國。為此，周恩來提前赴河內弔唁胡志明，當天就趕了回來。這樣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關係，又可避開與柯西金的會面。但柯西金在河內撲了空之後，仍然堅持要在回國途中路過北京同周恩來舉行會談。
　　在這種情況下，掌控大局的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決定因勢利導，利用中蘇之間的首腦會談吊一下美國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關係中採取更主動的行動。這樣，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關於邊界問題的會談。
　　周恩來非常清楚中蘇關係是最容易觸犯毛澤東忌諱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謹慎。當他與柯西金會談之後，立即將整理好的會談記錄全文送給毛審閱，並在附信中表示："這樣政府性質的接觸還是第一次，會談中的措辭凡有錯誤和不足的地方，均請主席加以批註，以便學習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這次如此急迫要求會見的原因：一、取得壓美帝的資本。最近美帝對蘇要價甚高，聯合國開會在即，美蘇兩外長即將會晤，而尼克鬆又要在聯合國演說，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緩中蘇關係的姿態出現。二、解決內部困難。現在集中在中國(蘇)邊境的兵力，連遠東海軍在內，超過一百萬，長期不戰不和，困難加大。三、反映蘇修統治集團的矛盾。柯西金這次行動，處處事事要請示政治局就可證明。四、想擺脫修字型大小黨、國家的責難和離心傾向。
　　關於中國的對策，周恩來提出如下建議："反修鬥爭，堅持不懈。防止蘇修突襲，嚴加戒備。爭取和緩邊境局勢四條協議實現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保證居民繼續生產，打魚放牧，發布外交文件，促進邊界談判，應否談成，要配合國際鬥爭，掌握主動。"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意見。
　　與對中蘇首腦會談的冷淡態度相比，周恩來更看重這一會談給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進程所帶來的影響。蘇聯出於自身戰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蘇首腦會談的公報時，極力營造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得到緩和的印象，用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類修飾詞來形容這次會談。公報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細的周恩來將這些修飾詞統統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詞。這樣既可以利用中蘇首腦會談吊美國的胃口，又可以防止過猶不及，傳遞錯誤的信息，讓美國完全失望。
　　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的會談完全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令尼克鬆十分沮喪和著急。特別是隨後宣布的中蘇舉行副外長級的邊界談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國人的疼處。他們認識到：雖然中蘇之間的問題並不是一次談判就能解決的，但雙方畢竟已經開始在談判了。如果美國不認真做一兩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話，那麼原先所進行的尋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中國相信美國準備同中國改善關係是有誠意的，美國接連採取行動向中國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停止派遣驅逐艦到台灣海峽進行例行巡邏。隨後美國駐波蘭大使又在華沙的南斯拉夫時裝博覽會上追逐中國駐波蘭代辦，表示希望恢復中美華沙會談。這一舉動嚇得當時尚未得到國內指示的中國代辦立即逃之夭夭。這一戲劇性的場面經過新聞界渲染后，使得中美關係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這正是中國所期待的。
　　周恩來對於美國這種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興，聽了彙報后哈哈大笑，並馬上報告了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毛也為"聯美整蘇"的盤算有了著落大為高興。幾年後，周恩來在北京對基辛格重提這件事，不無幽默地說："你如果要我們的外交官得心臟病，就在社交場合找他們接觸，建議舉行認真的會談就是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立即抓住時機，指示中國外交部設法進行補救，回報美國的示好行動。這樣，外交部便把釋放因乘遊艇誤入中國領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個美國人鮑德溫和唐納德的問題提上議程，當時他們的問題已經查清，只是在等待釋放的時機。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來將外交部關於釋放這兩個美國人的報告送毛澤東、林彪審閱，外交部在報告中建議恢復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說："從利用和擴大美蘇矛盾出發，並布邊界談判中對蘇修施加一定壓力，我們考慮，對美在策略上可加以運用，選擇有利時機，在適當時候繼續同美進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對增加蘇修的疑慮，擴大美蘇矛盾，以及對當前同蘇修的鬥爭是有利的。"毛澤東迅速批准了這一報告。
　　隨後，中國採取了重大的步驟，破天荒地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做客。為了在宣傳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國方面要求美國大使堂而皇之地從中國使館的大門出入，而不必像美國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後門。
　　這樣，中斷近兩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重新恢復。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雙方舉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國方面所採取的談判方針是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審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圖和底盤。在談判中既要掌握原則立場，又要講究方式靈活，注意不要把話說死，要使對方感到有希望，有繼續談判的餘地。"實際上，中國並不以中美大使級會談為滿足，而是期待著與美國舉行更高一級的會談，以便對兩國之間存在的根本問題"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
　　還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之前，周恩來就已經採取"激將法"，暗示美國應在提高會談級別的問題上採取主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見當時和中美兩國都保持著良好關係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重點談了中美關係問題，意在向美國傳遞信息，指出美國雖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終沒有像柯西金那樣邁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們真想緩和同中國的緊張局勢，改善關係，解決問題易如反掌，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如果他們採取主動，我們也不拒絕，可以試一試。柯西金不是採取主動了嗎?"在傳遞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話鋒一轉，說："中美談判進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無所謂。雖然我的年歲等不及了，但尼克鬆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總統，羅傑斯也不可能當十四年的國務卿。我們不能解決，那就留給下一代。"
　　在推動中美和解的過程中，周恩來還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排除中國內部的各種阻力和干擾。在文那種極左的年代，改善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姑且不論江青等黨內文革派的態度，就是外交部內部也是阻力重重。對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費很大精力做說服解釋工作外，還借重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對改善對美關係的疑慮和阻力。
　　當時外交部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有美國官方背景的組織顧慮重重，不敢與之交往，採取拒之門外的態度。為此，周恩來專門問毛澤東這一問題，說："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絕態度，恐不甚適當"，建議改變這種作法，"采只收，只聽，暫不答覆態度，可能有利於我偵察美帝真實動向，也可使其發生希望，並增加蘇修疑慮。"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馬上對下作了傳達，以此作為尚方寶劍，排除對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們的思想顧慮。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會談中方發言稿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如法炮製，借用毛澤東的權威來排除黨內文革派的干擾。當時中美雙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談中對舉行更高層次會談的想法不謀而合，只是在地點的選擇上，美國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談判已經陷入僵局，蘇聯正試圖讓其代表團團長從中脫身。中國十分擔心蘇聯在其中玩弄陰謀，選擇適當時機在邊境重新開戰。因此，把即將召開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看做是一個向蘇聯打美國牌的"重要的時機和步驟"。
　　為此，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真討論了中方的發言稿。會後，他又反覆進行了斟酌，將原稿中的中國政府"願予考慮"改為"願予接待"美國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的特使到北京來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在毛澤東批准了中方的發言稿后，周恩來又寫信給文革派大將康生，專門向他做了解釋，說："'接待'"兩字是我提議改的，因我方在135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它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中已經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後還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一些。"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積極為即將到來的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營造氣氛。二月十八日，尼克鬆向國會提出就任后的第一個對外政策報告，以空前和解的語氣談論中國問題，稱"中國人民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不過更打動中國的，還是尼克鬆在報告中明確表示美國無意與任何一個大國聯手起來主宰世界或結成敵對性的聯盟來反對兩個共產黨大國中的一個。
　　在二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會談中，中國方面表示："我願同它作進一步'更為徹底的探索'，不失立場!並吊它的胃口，然後把它擬派代表來北京的建議接過來，表示願意。而美國方面則在會談中口頭同意了在北京舉行高層級會唔。中美兩國之間試探性的接觸，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封凍在中美關係之間的堅冰開始打破，昔日這兩個戰場上不共戴天的仇敵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異，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彼此之間在地緣政治上存在的戰略關係。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斷了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是毛澤東在掌控對美和解的大局時，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不過這並非根本指導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天下事總是好事多磨。剛剛開始的中美和解的進程由於隨後發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斷，向後推遲了整整一年。本來在第一百三十六次會談后，中國一直在等待著美國對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正式答覆。但因美國國務院從中作梗，美國方面遲遲未能答覆。這使得中國已經感到不快，開始懷疑美國的誠意。正好在此時柬埔寨又發生了政變，西哈努克被廢黜，滯留北京，而親美的朗諾，施里瑪達上台，在國內煽動反華浪潮，從而使得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面臨重大的考驗。
　　應該說，中國並不願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損害中美和解的進程。本來，毛澤東已經開始相信美國將逐步從針對中國的越南戰爭中脫身，而且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盟的承諾。這是中國決心改善同美國關係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卻把中美兩國再度推向新的對抗。在中國看來，美國非但沒有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反更深地捲入這場戰爭中來，支持朗諾政權，其後又出兵柬埔寨，進攻北越軍隊在那裡的庇護所。這使得毛又轉而懷疑美國的誠意。
　　不僅如此，更令中國領導層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頭號敵人蘇聯將西哈努克推給中國后，轉而同美國站在一起支持朗諾政權。在柬埔寨問題上，又出現了美蘇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再加上美國方面在舉行中美高階層會談的問題上遲遲不表態回應。所有這一切，令中國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政策，推遲中美和解的進程。
　　不過，中國並沒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牽著鼻子走，對脆弱的中美關係意氣用事，亂了自己"遠交近攻"的既定方針，而是在表面上對美國大張撻伐的同時，在實際上卻把鬥爭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蘇聯上，做的是表裡文章。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從蘇聯手中接過西哈努克這個"燙土豆"，並有意大張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樣轟轟烈烈的原因所在。這種作法與其說是出於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為了和蘇聯爭奪"反帝旗手"，趁勢擴大在印度支那的影響，造成蘇聯的難堪。
　　對此，中美雙方都心知肚明。作者當年在採訪已故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時，他就指出過這一點："柬埔寨問題是中蘇對立的一個方面。"基辛格則說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動遠遠沒有傷害我們同兩個共產黨巨人的關係，倒是給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爭奪的骨頭。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爭取影響在印度支那起來反抗的各種力量而創立了一個互相角逐的新戰場。"
　　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所發動的一系列外交攻勢，恰恰為上述說法提供了歷史註腳。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達北京后，周恩來親自前往機場迎接，仍待之以國家元首的禮遇，但對西哈努克轉告蘇聯方面提出的中蘇應採取聯合行動，共同幫助他的建議，明確拒絕，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報告柬埔寨局勢的信中，對越共追隨蘇聯的路線頗有微辭，同時卻稱讚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紅色高棉)，說："現朗諾上台，我們倒可以無顧慮了。現在南越最不爭氣，一切都是實用主義出發，只有柬共倒是堅決要走武裝道路的，不過力量還小，經驗還少，需要鼓舞其決心，增強其信心，在東南亞終究會打開一個局面的。"這些評論已經預示出日後中國支持紅色高棉而與越南鬧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來訪問朝鮮。這是中國政府首腦自文革后所進門'的第一次正式出訪。行前，他致信毛澤東、林彪，談這次訪問的目的，說："這次訪問朝鮮，重點是在支持它反對美日韓聯合行動，支持它對蘇修鬧點獨立性，號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形成遠東的反對美帝及其夥伴、走狗的鬥爭而孤立蘇修。"周氏果然不虛此行，不僅說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問題上同中國採取同一立場，從而在朝鮮同蘇聯的關係之間打進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來的中朝兩國關係重新熱乎起來。
　　四月下旬，在中國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國召開了印度支那的三國四方最高級會議。這是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所發動的一連串外交攻勢的高潮。中國對這次會議大造聲勢，周恩來特地趕去祝賀，並宣布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作為對會議的獻禮。通過此舉，中國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國談判的籌碼，同時又使仍然與朗諾政府保持關係的蘇聯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令中國感到十分快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決定繼續打柬埔寨牌，趁勢擴大戰果。同時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暫時擱置中美和解的進程。這既是對美國政府因內部扯皮而拖延答覆的一個報復，又可繼續吊美國的胃口。
　　周恩來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會談的日程問題致毛澤東的信中，分析了美國遲遲不能確定中美會談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態在於目前"美認為公開派特使來華還為時過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們因柬埔寨政變而加緊反美"，建議"為給美力一點顏色，擬將中美會談推遲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一拖再拖，會談的日期總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當美國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於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剛剛敲定下來的中美會談再度陷入僵局：毛澤東不僅因此更加懷疑美國即將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的誠意，而且還被由此引發的美國國內校園的騷亂和抗議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總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來的毛，這時顯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認為當前世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高潮，中國不能袖手旁觀，必須有所作為，中美關係問題可以暫時放一放。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中國再度推遲了中美會談，並且選擇原定雙方會談的第二天在北京召開了五十萬人的群眾大會。毛澤東親自出席了大會，林彪代為宣讀了毛的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是毛在掌控對美和解的過程中，偏離戰略目標而出現的一個曲折。當然，這不是根本指導思想上的動搖，而是毛一時革命激情發作，誤判形勢而造成的一段短暫的插曲。
　　對於毛澤東這一決定，周恩來只有緊跟照辦，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是注意盡量保持對美政策的連續性，避免因搖擺過大而傷及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併為今後留下轉圓的餘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將外交部《關於推遲中美會談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的請示》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周在附信中表示擁護毛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說：
　　"關於國際形勢，經主席幾次指點后，我曾約外交部領導小組座談了幾次。大家對當前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國際革命運動的局勢，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推遲原定在五月二十日舉行的中美會談一事，周恩來解釋到：
　　"也曾考慮中美會談和國內群眾大會平行進行，必要時，還可發表我方在中美會談中講話，但幾經考慮，雙方既已會談，會談內容非萬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則，失去運用作用。推遲開會，既可暴露美蘇會談之急，又可使美蘇一時難於捉摸我方意圖，採取此議似較妥當。
　　關於下步對美談判的策略，周恩來決定採取"拖而不斷"的策略，不把談判的門關住。根據周的意見，外交部行對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為今後有利於我對美帝、蘇修鬥爭的策略運用，關於第一三七次會期問題，既不具體確定，也不無限期推遲，只向對方表示，雙方聯絡員可在六月二十日會晤，商談第一三七次會期問題。
　　其後，當中美會談聯絡員會晤日期再次臨近之時，中國外交部在評估了形勢后，決定繼續往後推遲會期，但又使會談"暫時拖而不斷"。這時，毛澤東顯然已經對不斷面臨的會期問題感到厭煩，他需要更多的時間沉機觀變，另闢蹊徑。因此，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美會談聯絡人員會晤問題的請示》時，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會晤日期再推遲到七月二十日"改為"可通過雙方聯絡員'在適當時機'另行商談"。
　　此後，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也沒有恢復。這場堪稱外交史上馬拉松式的談判最終不了了之，但中美兩國和解的進程卻已經在逆轉，雙方都摸清了對方的戰略意圖，並嘗到了其中的甜頭，珍視彼此在對蘇關係上存在的戰略價值。與此相比，中美之間以往的積怨和某些現實利益的衝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暫時擱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雖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擊對方的調門，卻適可而止，避免把門關死，以便在適當時機重新恢復對話的勢頭。
　　當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澤東也從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現實中來以後，中國接連採取行動，創造重新對話的氣氛。周恩來首先出面澄清人們對中國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蘇的錯覺。這一印象是由於中國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張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國的反美鬥爭，而毛澤東的"五二0聲明"中又沒提反蘇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長哈茲比烏時，著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錯覺，說："我們現強調反對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蘇修了呢?這是一個時候打擊的重點，而實質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蘇修。因為我們這樣動員世界人民，我們這些國家這樣強調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記者都懂得，說不提蘇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蘇修，暴露蘇修。這是辯證的。"七月間，中國又不動聲色地釋放了以間諜罪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國主教詹姆斯華理柱。儘管這隻是例行公事，但釋放的時機卻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
　　八月間，同中共領導人一直有著很深交情的美國記者斯諾獲准訪華。周恩來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會見了他，並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中國是把斯諾作為中美關係全局中的一個棋子，希望通過他來做點文章的。周在談話中詳細詢問了美國的政情，並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表示如果美國願意認真對待台灣問題的話，談判的"門是敞開的"。會見后，他立即將這次同斯諾談話的清樣稿送毛澤東閱，說"以便先睹為快"。因為此刻毛正在審時度勢，考慮動用斯諾這顆"棋子"的時機。
　　與此同時，美國方面也不甘寂寞，積極採取行動。九月二十日，尼克鬆對《時代》周刊記者發表談話，有意插進了一段有關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談話，並且表示："如果說在我去世以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傳子能夠去。"
　　本來在北京舉行中美最高級會談一直是中國所謀求的目標，不過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故意把話說得模稜兩可，從沒有直接提出來過。這次尼克鬆主動提出來，正中中國的下懷。毛澤東認為時機已到，決定親自出馬把球接過來。國慶節那天，毛特意把斯諾夫婦留在身邊，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他一起檢閱了國慶的遊行隊伍。事後，毛不無得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周恩來則對《人民日報》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頭版的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國方面把斯諾在美國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傳達的這一信息由於"過分微妙"而被美國官方所忽略。但是，當今天更新審視這段歷史時，它所包含的信息卻是異常清晰的：毛澤東決心重新恢復中美和解的勢頭。這樣，中斷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開始，而這一次出場的是雙方的主帥。
　　十月下旬，尼克鬆利用各國首腦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的機會，先後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有意向中國傳遞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願意為此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中國。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晚宴上，尼克鬆還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在正式場合第一次對中國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而不是以往的"共產黨中國〞，暗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正在出現重大的轉變。
　　毛澤東當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中國先後收到尼克鬆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這兩個渠道傳遞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與一直在等候接見的斯諾進行了長談。雖然談話內容古今中外，海闊天空，但著眼點還是向美國傳遞信息。用毛本人的話來說是："我在和尼克鬆弔膀子，要找紅娘啊。"毛在談話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但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還是要跟尼克鬆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和他談，談的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
　　事後證明，毛澤東的這一口信並未立即傳遞給美國政府高層，而是成了馬後炮，但這並不影響中國方面根據毛的決策推動中美和解的進程。十二月九日，周恩來委託葉海亞.汗轉達的信息傳給美國。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鬆總統真有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特使來北京商談。"並強調說這不單是他個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澤東、林彪的批准。
　　接下來，周恩來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國政府答覆通過羅馬尼亞渠道傳遞過來的信息時，更進一步提出：如果尼克鬆總統本人願意訪問北京，也會受到歡迎。他的原話講得很巧妙："尼克鬆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麼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
　　但是，美國方面由於政府內部對華政策反對派的掣肘，對尼克鬆訪華一事並沒有痛快答應，只是籠統地表示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是有益的，它應不僅限於台灣問題，還應包括其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建議先在第三國開一預備會議，作出各種安排。
　　對此，中國感到不小的失望。爭取美國總統訪華一直是中國打開對美關係僵局中所尋求的主要目標。中國把這一點看得很重，倒不會是因為中國在歷史上總是以中央帝國自居，有著接受外藩朝拜的傳統，而更主要的還是出於國內現實政治的需要：中國力圖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居高臨下的勝利者，而美國則是一個屈膝登門的求和者。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線找台階下，說服黨內外接受新的對美政策。這在文革這種極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這時，美國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軍隊為切斷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道"而發動的藍山行動。這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對美國還以顏色的機會，又一次暫時放緩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國國內的政局也在這時出現極大的變故。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林彪交惡，兩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毛在拋出陳伯達后，決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於在黨內發動針對林彪的批陳整風運動。這牽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時無暇他顧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邊，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內。
　　這裏順便一提的是，現在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林彪是反對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決林彪的問題，就不會打開中美關係。毛澤東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曾幾次講過這樣的話。應該說，林彪對中美和解確實有所不滿。這其中既有因中美兩國長期嚴重對立而對美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廬山會議與毛失和后的借題發揮。不過，由於毛澤東一直在政治上獨斷乾綱，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難以對他作出的決策表示反對，包括林彪在內。
　　從作者在大陸期間所接觸過的官方檔案來看，林彪從未公開表示過反對中美和解。凡是經林彪審閱過的有關中美關係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辦"一類字樣。至於林彪對中美和解的不滿，充其量只是限於腹誹而已，關起門來在自己家裡和老婆兒女發發牢騷，諸如"周恩來跟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吃虧，栽跟頭的"等。外人根本無從知曉，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至於毛澤東之所以作如是說，不過是在為他錯選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階下罷了。事實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絞盡腦汁尋找一切機會來洗刷這一點，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紀要》這樣惡毒咒罵自己的材料來達到這一目的，在政治上與林彪劃清界限。應該說，後來中國的外交之所以能夠在九一三事件后打開局面，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其說與林彪的垮台有關，不如說毛需要藉此轉移國內視線，以外交上的成功來掩蓋因林彪事件而引發的國內政治危機罷了。
　　"乒乓外交"
　　中國派隊參賽，是把它作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張牌來打的，藉此對正處於微妙時刻的中美和解投石問路，吊尼克鬆的胃口，壓他及早表態訪華。中美之間這種民間的交往，為徘徊不前的兩國官方觸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突破僵局的契機。
　　中國在對美和解暫時按兵不動的同時，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加緊重返國際舞台。後來發生的"乒乓外交"既是這戰略中的一環，也是實施這一戰略不期然而然的結果。它是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還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動中國外交重返國際舞台時，就已經在認真考慮派隊參加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其後又親自邀請積極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協主席后藤鉀二來京"過春節"。
　　然而，在中日乒協隨後舉行的會談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過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又出面干預，排除內部極左思潮的干擾，促成雙方達成協議，使中國隊參賽成為定局。隨後，他還多次親臨集訓隊講話，直接過問有關這次比賽一切事宜。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看重這次比賽，不僅是因為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是中國體育代表團自文革以後第一次參加這樣大型的世界錦標賽，而且更是著眼于其政治上的意義，把它作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張牌來打的。後來家喻戶曉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就是他為中國乒乓球隊規定的參賽方針。此外，周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借中國隊出訪之機，對正處於微妙時刻的中美接觸"投石問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來在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中國隊出國參賽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時，就透露出這一層考慮，說："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想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我們的體育代表團不是去過西德了嗎?那麼美國能不能去?我們和日本的邦交還沒有恢復，但體育代表團可以去日本……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了。"
　　然而，正當中國乒乓球隊秣馬厲兵，整裝待發之際，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要求中國支持他們把朗諾政權從第三十一屆世乒賽中驅逐出去。這一節外生枝，幾乎使周恩來精心策劃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這的確給中國出了不小的難題。從政治上說，中國必須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驅逐朗諾政權的提議在國際乒聯中肯定通不過。如果因此而拒絕參加世乒賽的話，不但會失信於人，而且也會坐失開展民間外交的良機。
　　在中國內部主張不參加的意見佔上風的情況下，周恩來反覆權衡利弊后，力主參賽，同時準備在單項比賽中棄權。三月十五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陳述自己的意見，說這樣"既照顧了日本后顓、英國艾文斯主席(均反對蔣幫參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廣大群眾失望。況且，體育比賽究竟還是群眾性運動，與政治開會，仍有一些區別。"毛支持了周的主張，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來施展"乒乓外交"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國際上颳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國旋風"。一時間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世乒賽期間，中國巧妙地運用微笑外交，廣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國際形象，而且為中美兩國運動員之間的友好交往創造了條件。西方新聞界對此津津樂道，大加渲染，甚至超過了對蘇共二十四大的報道。
　　中美之間這種民間的交往，為徘徊不前的兩國官方接觸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突破僵局的契機。特別是當美國乒乓球隊主動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后，更是引起了中國領導層高度關注。毛澤東下令將和名古屋的通話次數，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連續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研判形勢，商討對策。
　　正如美國國務院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時常在決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樣，這次中國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將研討的結論上報中央，提出："我們考慮，美左派和有影響的人物均尚未訪華，由乒乓球隊打頭陣，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後會有機會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對外交部這一結論並不滿意，認為這是按老規矩辦事，沒有看到當前形勢的變化，後來他專門為此批評外交部沒有掌握好大局。但是，由於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事關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輕易表態，只能由毛澤東來作出決斷。於是，他在外交部的報告上批了"擬同意"后，又為以後留下了餘地，加上了"並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一句話"，送毛審閱。
　　面對這一勢必對中美關係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就連中國最高決策者毛澤東也一反常態，顯得十分猶豫，一時委決不下。他先是圈閱了這份報告，這在中國官方運作的語言中意味著批准了該報告。當報告送走後，他繼續在考慮這件事情，反覆權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對此，毛當時的保健護士吳旭君有一段詳細的回憶：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毛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後的當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陪毛吃飯。吃完飯時，由於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困極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說話，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要讓我給外交部的王海容打電話，聲音低沉而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他說的這句話的。
　　這一下可給吳旭君出了個難題。因為毛澤東平時有言在先：他吃過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況且茲事體大，萬一把毛澤東的意思傳錯了，豈不闖下大禍，落得個"假傳聖旨"的罪名，這樣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於是，她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設法再核實一下。她繼續寫道：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毛)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毛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裡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麼不去辦?"毛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只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麼呀?我儘管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於是，毛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重複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麼現在又提出邀請了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毛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由於當時世乒賽即將閉幕，時間十分緊迫，通過正常的渠道已經來不及了，周恩來決定立則將這一決定用越洋電話傳過去，並在事後特地在國家體委接待美國乒乓球隊的請示報告上註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這次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電話傳過去后，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下決心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呢?應該說，這其中有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因素：
　　從國際上說，經過近兩年的觀察，毛澤東自信已經看準了尼克鬆的意圖-一美蘇爭霸的焦點在歐洲，美國為了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確有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包括不久前尼克鬆在官方的對外政策那當中第一次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重申希望改善對華關係，並繼續採取單方面措施放寬貿易限制以及取消對中國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對此，毛澤東認為現在輪到中國方面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而首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好處在於，既有助於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勢頭而不必在政治上承擔很大的風險，又可以藉此吊尼克鬆的胃口，壓他及早表態正式訪華。應該說，毛對尼克鬆唯恐別人在訪華的問題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準的。這種"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來運用於對日外交，並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從國內來說，雖然眼下批陳整風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但事情遠沒有結束。林彪拒不認錯服輸的態度，使得毛澤東認為同美國緩和關係變得更加迫切。因為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蘇聯有著某種歷史淵源關係，林彪也不例外。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非常擔心一旦和握有軍權的林彪徹底攤牌，他很有可能打蘇聯這張牌，與俄國人聯手對付自己。這是毛在考慮解決林彪問題時內心最大的隱憂，因此必須預作打算。而與美國緩和關係便是在戰略上最好的防範措施。應該說，這是毛幾經躊躇后，最後下定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緩和同美國關係更深一層的原因。
　　歷史也證明了毛澤東在這一點上的先見之明。僅僅五個月之後，林彪在同毛的較量失敗后，被迫逃往蘇聯，結果中途機毀人亡，葬身蒙古溫都爾汗。關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這一點，長期以來被國內外學術界所忽視。離開對當時中國國內因素的分析，就難以對中美和解進程中各種撲朔迷離的歷史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
　　以"乒乓外交"為契機，中美和解的進程明顯加快，一個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開始。中美兩國領導人在世界面前爭相作出向對方示好的姿態，正如一場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繚亂的乒乓球雙打表演。
　　美國乒乓球隊作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友好使者在中國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來親自接見了他們，並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強調："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贊成和支持。"美國乒乓球隊所受到的禮遇，在大洋彼岸幫了尼克鬆的忙，化解了美國政府內部對華政策反對派的阻力，為其後美國派遣特使訪華創造了良好的氣氛。就在周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同一天，尼克鬆也不甘落後，宣布取消已經實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國的貿易禁運。
　　接著，中國方面趁熱打鐵，繼續採取主動行動，在四月二十一日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轉達了拖延三個月之久的周恩來給尼克鬆的口信，提出："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晤談。"
　　與此同時，周恩來對中美關係的癥結一-台灣問題採取了現實與靈活的態度，既在台灣問題上作出某種讓步，只要求美國從台灣海峽撤軍而並不堅持美國立即同台灣斷交，作為舉行中美高級會談的先決條件，同時又繼續堅持由美國總統來北京談判的態度。
　　中國的提議立即得到美國方面的響應。尼克鬆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他通過"巴基斯坦渠道"接連向中國發出三次口信，表示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人進行認真的交談，並提議由基辛格同周恩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
　　這樣，中國在外交上打開對美關係的努力，經過近兩年的艱苦跋涉，各方面的條件已經大體具備。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研討了中美關係和即將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預備性會談。會後，他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為政治局起草了《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詳細地回顧了自二次大戰結束后，中美關係演變的歷史以及同尼克鬆政府進行試探性接觸對話的經過，預計了會談中可能涉及的若干問題，並提出了應堅持的原則和相應的策略：
　　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用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一條如不能事先有原則商定，尼克鬆的訪問就可能推遲。
　　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活動。
　　三、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對台工作要認真進行。
　　四、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美利堅合眾國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
　　六、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如美方提到聯合國問題，我可明確告以我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動提中關貿易問題，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軍從台灣撤走的原則確定以後，可進行商談。
　　八、我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
　　報告對中美預備性會談的結果作了兩手準備，說："上述各項，可能在基辛格到來后談出一點眉目，以便為尼克鬆的訪問開闢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談不攏，使尼克鬆的訪問成為不可能，這對我們並無損害。因我們這些主張正好為尼克鬆的競選對手準備條件。反之，如能談好，至少可使兩霸相爭加劇，我可增強戰備力量。能戰方可言和，談和更需備戰。這是我黨同帝、修、反鬥爭的多次經驗，應當永誌不忘。"
　　這一報告經過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並報請毛澤東、林彪批准。它成為日後指導中國進行中美會談的綱領性文件。以此為標誌，中國正式完成了對美政策的巨大轉變。與以往相比，這一新的對美政策在繼續堅持中國基本立場的同時，表現了對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和在策略上相當程度的靈活性，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當作兩國政府之間交往的先決條件，表示要認真加強對台工作，力爭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並提出了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的設想。
　　與此同時，周恩來發出了被尼克鬆稱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澤東正式邀請尼克鬆訪華，並歡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國為尼克鬆訪問北京做各種必要的準備工作。
　　至此，中美之間封凍多年的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確定，剩下的只需順流而下。其後，轟動一時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鬆對中國進行的"攻變世界一周"的出訪，便是上述中國完成對美政策轉變的結果，同時也形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第一個高潮。
　　尼克鬆訪華
　　尼克鬆訪華期間，實際扮演東道主角色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作為中國方面的前台主角兼總管，周台前幕後，忙裡忙外，將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風度和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和尼克鬆一起把舉世矚目的中美首腦會談這齣戲演得有聲有色。
　　為了迎接中美關係史上即將接踵而來的重頭戲，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開始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由周本人親自挂帥並由他點將，組成了一個精幹的工作小組，主要成員包括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王海容等人。周恩來多次主持工作小組開會，研討會談方案，預擬各種對策，並對尼克鬆、基辛格的個人歷史、政治觀點、家庭生活習慣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還特地抽空閱讀了尼克鬆所寫的《六次危機}一書，觀看了尼克鬆所喜歡的電影《巴頓將軍》。
　　與此同時，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向與會的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人解釋中央新的對美外交政策，解答黨內領導幹部思想上對中美會談抱有的種種疑問，首先打通他們的思想，做好思想轉彎工作。接著，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了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一直傳達到各地基層黨支部，藉此向普通老百姓下點毛毛雨一-中國與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關係即將出現重大變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雙方精心策劃的代號為"波羅"的秘密計劃，途經巴基斯坦，以"生病"為由，成功地躲開了新聞界的追蹤，人不知鬼不覺地乘坐巴航專機，在中國官員的陪同下，直抵"紅色中國"的心臟北京，和周恩來一道演出了現代外交史上富有戲劇性的一幕。
　　從今天來看，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象徵意義和轟動效果遠遠大於實際收穫。它的歷史作用在於：經過多年的互相敵視和隔絕之後，中美兩國的高層官員第一次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不失各自原則的前提下，向對方展示善意，縮短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測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溝通和協商。
　　然而，當兩個長期以來懷有根深蒂固的敵意，互被對方視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時，其氣氛的緊張和尷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隨時準備周恩來一上來就會狠狠敲桌子大罵一頓。相形之下，周恩來雖然在表面上鎮靜自若，內心卻並不輕鬆。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對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這樣的描述：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祥，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緻的灰色毛式制服，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覺得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
　　會談中這種最初的緊張拘謹的氣氛，很快就在雙方進入角色后一掃而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美雙方有著改善關係的共同願望，都採取了下迴避分歧，開誠布公的態度有關，既擺明本國的觀點，不失各自的原則，又儘可能地求同存異，尋求和解。
　　會談中，雙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換各自的觀點，試探對方的虛實外，還花了不少力氣討論新聞公告稿，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三處：一、尼克鬆訪華是由哪一方主動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級會談將包括的議題；三、來訪的適當時間。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鬆先要求訪華，中國才邀請的說法。
　　對此，周恩來表現了相當的善意，設身處地替美國人考慮，認為這樣的說法確實會讓美國人的面子難堪，而又非原則的問題，建議避開提誰主動的問題，改為"獲悉"尼克鬆希望訪華，中國方面邀請。關於會談的議題，周建議在"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加上"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一句暗藏玄機，讓蘇聯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話。後來頗得毛澤東的好評。在來訪時間的問題上，周氏也盡量體諒美國方面的難處，改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時間，以便美方靈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間畢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每當會談中出現僵局的時候，擅長打圓場的周恩來總是及時提出諸如暫時休會或吃烤鴨的建議，緩和一下雙方的緊張氣氛。為了讓美國方面能夠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國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辭，而是要看實際的行動，周氏還有意地把話題轉到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對此，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
　　午餐過後，周恩來把話題轉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周恩來繼續說下去，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要打交道，了解這齣戲是有關鍵意義的。他的內心無疑很痛苦，但表情卻顯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國既害怕官僚主義，又害怕過分狂熱的思想感情，在這兩者之間疑慮重重。他描述了那種在單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所處的困難，它一旦遇到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紛爭于街頭，就會使五十年來的鬥爭成果陷入危機。他再一次講到他有兩天時間被紅衛兵圍在辦公室里……現在回憶起來，我還不大明白，周恩來為什麼要講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文化大革命無關，或者想說明這場革命已經成為過去。
　　在基辛格即將結束訪問前，中美雙方商定了兩國今後秘密聯絡的地點-一法國巴黎，由尼克鬆信任的美國駐法國武官沃爾特斯將軍和中國政府指定的駐法大使黃鎮接頭，儘管雙方都認為不必再使用伊斯蘭堡這個信箱了，但周恩來仍然提議：我們不妨偶爾繼續利用一下巴基斯坦這個渠道，中國有句老話，不能過河拆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雙方按照預先的約定，同時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訪華的新聞公告。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個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鬆衝擊"，使各國政界和新聞界目瞪口呆，引發了國際局勢的連鎖反應。
　　內心震撼中平靜下來。他十分清楚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設法為國家尋找新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見機而作的周恩來開始有意識地把尼克鬆訪華作為擺脫文革困局的一次機會，著手改換國內的政治氣氛。他下令各地進行政策教育，降低宣傳上反美的調子，清理街頭上過左的標語口號，恢復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號店名，等等。這種做法亦被毛所認可，因為當時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也急於要在外交上打一個勝仗，來轉移國內的視線，掩蓋文革的敗局。
　　當然，周恩來很清楚這樣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決不越出毛澤東所允許的限度。周氏這種臨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聞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訪華而對他備加稱許后表現更甚。他深知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為此專門批評了新華社在《參考資料》上登載西方報刊吹捧他的文章，說："吹我的，讀了討厭"，要求今後切實改正。
　　同時在接待工作中，周恩來處處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到毛澤東的身上。在這次設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興祝酒詞中，他特彆強調：中美兩國關係中斷二十二年之後，現在在兩國關係史上就要揭開新的一章，這應該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用這種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國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賓奪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重頭戲是討論尼克鬆訪華公報的問題。本來這一點並不在原有的議程之中，中國鑒於中美雙方存在嚴重分歧，對此早巳做了兩手準備：爭取談成，雙方發表一個聯合公報，也做了談不成不發公報的準備。而美國方面卻擔心如果尼克鬆空手而歸，會在世人面前留下訪華失敗的印象，在美國國內無法交代。
　　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離華前，中美雙方應對公報達成一個總的諒解，並提出了美方為此起草的聯合公報草案。美方提出的公報草案中刻意強調雙方的一些共同點，同時玩弄文字遊戲，掩蓋雙方在重大問題上的深刻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迴避美國撤軍問題，反而要中國承諾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美方的這一草案，周恩來當然不能接受，因為這隻會給人們造成中國為了同美國和解，不惜以原則作交易的印象。這一點，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打開對美關係時最忌諱的地方，為此，周決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來，由中方另起爐灶，參照過去國共合談在"雙十協議"中採用的各說各話的辦法，提出了一個打破國際慣例的寫法：既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處，體現出雙方的共同點。
　　但是，毛澤東對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滿意，認為發言權不大，一點神氣也沒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麼公報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先是小心翼翼地勸說毛體諒美方的難處，然後表示堅決"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聯台公報草案。隨後，在草案中加了大段體現毛歷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諸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等等，對此，毛閱后表示滿意，說寫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談，有點神氣了。
　　但這樣一來，美國方面又提出異議，感到難以接受中國方面這一充滿火藥味的提案，表示尼克鬆無法在這種好像是審判美國總統的文件上簽字。雙方的會談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於是，周恩來又轉而做美國人的說服解釋工作，力陳這樣寫的益處，說："用嘗守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的典型公報往往是放'空炮'，是禍根。公開地擺明分歧，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
　　在周恩來的勸說下，基辛格轉而領悟到其中妙味：公開地擺明分歧，會使雙方的盟國和朋友感到放心，這說明他們的利益得到了保護：而且正因為坦承存在的分歧，雙方一致的觀點才顯得真誠可信。於是，基辛格表示美方願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寫法，但認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達方式還是過於僵硬，火藥味也太濃，建議刪掉這些話。
　　對此，周恩來表示理解，採取通情達理的態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見，特別是那些富有建設性的提法，從而打破了會議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灣問題上提出來的一個模稜兩可的提法，即"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這一提法照顧了雙方的顏面，暫時迴避了分歧，繞開了影響中美和解的這一最大障礙。
　　在準備接待尼克鬆訪華的問題上，周恩來一直煞費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鋼絲，既要推動並且維護還十分脆弱的中美關係，完成中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轉變，進而促成國內政治氣氛的改變，又要與對手美國人據理力爭，處處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這一點在接待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領的先遣組一事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來在會見到訪的黑格時，黑格轉達了尼克鬆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報印巴局勢時，稱蘇聯正在大幅度地改變政策以包圍中國，美國方面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馬上意識到黑格所流露出來的某種帝國主義情緒，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也很生氣，說："包划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麼了得！它替我們擔心啊，是貓哭耗子!"
　　為了駁斥美國方面提出的這種有損中國國家尊嚴的觀點，周恩來隨即要外交部的翻譯和專家們遍查各類辭典，他本人也動手核實有關的外文資料，在確實弄清"Viability"一詞的準確涵義后，周恩來在同黑格的第二次會談中，專門批駁了這種觀點，強調說："為什麼我們這樣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生存能力，要你們美國政府來關心呢?美國人在世界上就是習慣到處充當保護人。我要直率地說，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觀念的反映，也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觀念的反映。我們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覺理虧而表示收回這個用詞。
　　稍後，黑格在上海時，因不懂中國的禮節而得罪了上海地方當局。恰好就在這時，美國政府發表了"兩個中國"的言論。上海方面便藉機來整黑格，向他提出抗議，並在接待上"降溫"，處處給他冷臉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過為了不影響尼克鬆訪華，只好忍氣吞聲。周恩來得知情況后，感到做得太不像話，有損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營，除了江青、張春橋之外，根本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周便直接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取得毛的表態后，立即從北京打來長途電話，點名批評上海的這種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溫"，並說毛特意關照給每個美國人送十斤糖果。這樣一來，黑格一行才轉惱為喜，滿載而歸。
　　然而，就在萬事俱備，只待迎客之際，作為尼克鬆訪華東道主的毛澤東突然大病一場，而且病得不輕，甚至一度陷入昏迷。這完全打亂了中國方面的接待計劃。周恩來為此心急如火，非常擔心已經迫在眉睫的尼克鬆訪華出現變故，使兩年來所在費的努力前功盡棄。但又一籌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聲色，一切還照原計劃進行準備，同時積極組織對毛的治療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復。
　　毛澤東這場大病事出有因，本書上一章已經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林彪事件打擊的結果。對林彪之死，毛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慶幸他本人逃過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場劫難。憂的是，林彪曾長期在政治上追隨他，彼此之間的關係極深，剪不斷理還亂。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事件的發生，使得整個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場鬧劇，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嚴重的損害，陷入極為難堪的境地。
　　這種精神上的重創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澤東的情緒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對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綏回憶說：
　　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捕，毛的安全確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運動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一下子蒼老許多，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駝背得明顯，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嚴重的是，毛澤東拒絕服從醫生們的治療，致使病情持續惡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為此，主持整個接待工作的周恩來如坐愁城，因為尼克鬆訪華日期在即，已經無法變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話，勢必引起外界的各種揣測，使尼克鬆訪華的效果大打折扣。雖然時間已經很緊迫，非常了解毛個性的周卻很清楚對毛治病不能操之過急，強求只會適得其反。因此，在治療問題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勸：等待毛自己回心轉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專門就治療問題寫信給毛澤東，說："您的健康，大家都在關心。治療情況，我和東興、耀祠、李志綏同志經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談及主席休息事，在這幾天，建議主席可否少看或緩看電影，以便保證室中新鮮空氣，請主席定奪。"毛在周等人的規勸之下，終於在離尼克鬆訪華日期只剩下三個星期的時候，自己轉彎，開始接受治療。這樣，大家才大大鬆了一口氣。周氏更是如釋重負，欣喜異常。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對此這樣描述道：
　　晚上，周恩來到游泳池，看到治療見效，十分高興，主動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又說："我謝謝你們。我和小超大姐(即鄧穎超)請你們吃春節餃子，外加一個大蛋糕。"臨走前，周又說："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到北京，你們一定要讓主席恢復到能夠會見。"
　　在尼克鬆訪華期間，中國方面實際扮演東道主角色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強支病體，象徵性地會見了尼克鬆，海闊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學"問題后，便退居幕後，而把所有實質性的會談和應酬統統交給了周恩來。
　　作為中國方面的前台主角兼總管，周恩來台前幕後，忙裡忙外，將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風度和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和尼克鬆一起把舉世矚目的中美首腦會談這齣戲演出得有聲有色。兩人競相利用電視傳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兩國關係史從此揭開新的一頁。其中周恩來通過尼克鬆夫人向美國人民贈送大熊貓的電視畫面和尼克鬆主動為周恩來脫大衣的舉動，都是被人們津津樂道，傳誦一時的佳話。
　　然而，在雙方的內部會談中，凡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周恩來都堅持中國的原則立場，據理力爭，毫不相讓。在國際形勢問題上，他強調要首先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迫切性，敦促美國採取果斷行動，早日撤軍，不要拖泥帶水，不要留尾巴。並打消美國希望中國對印支各國施加壓力的幻想，重申："我們只有同情和支持他們的義務，沒有干涉他們的權力。"
　　在台灣這個雙方爭議最大的問題上，周恩來坦率批評了美國不願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鬆在下個總統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蔣介石已為時不多了"。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周也表現出某種必要的靈活性，因為他很清楚解決雙方之間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當尼克鬆表示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力量逐步減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並沒有逼美方在廢約、撤軍、斷交的問題上立即採取行動，而是留待時間去解決，貫徹實現了中方"堅持一貫立場，高屢建瓴，主動靈活，爭取談成，改善關係"的既定方針。
　　為了使中美會談最終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周恩來還花了不少心思，設法排除美國政府內部白宮與國務院之間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給會談帶來的干擾。從一開始，他就對會談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讓中國外長姬鵬飛單獨同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談雙邊關係問題。這樣，既是兩國外長之間的對等談判，讓人無可挑剔，並在實際上避免了羅傑斯參与周氏與尼克鬆舉行的首腦會談和中美聯台公報的起草。
　　然而，作為一國外長不能參加毛澤東與尼克鬆的會見以及兩國首腦的會談，畢竟令人尷尬。為了安撫羅傑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來除了主動從中國方面解釋了毛會見尼克鬆時沒有讓其他美國客人參加的原因，還另外設法進行補救，專門召開了一個全體會議，通報各對口會談的情況，雖說會上並沒有多少話可說，但還是多少緩和了一下僵局。
　　稍後，在得知羅傑斯及國務院官員對已經達成協議的中美聯合公報挑出不少意見，準備藉機大鬧一番后，周恩來又在上海專門以毛澤東的名義去看望羅傑斯一行，讚揚美國國務院對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所做的工作，並特別提到美國駐日使館早先為美乒乓球隊訪華開綠燈一事，從而化解了一場可能出現的風波。
　　尼克鬆訪華以中美簽署上海聯合公報而告結束。以此為標誌，中國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國以後外交上的困局，從開始的"一邊倒"和後來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來，為自己創造了更大的國際空間，影響深遠，奠定了日後中國融入世界，對外開放的基石。而且改變了二戰後國際政治的格局，確立了中、美、蘇的三角關係，取代了原有的兩極冷戰格局，給整個世界以重大衝擊，由此揭開了結束冷戰時代的序幕。
　　與此同時，通過這場舉世矚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來個人的國際聲望也達到了其整個外交生涯的巔峰。一時間，整個世界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傾倒。雖然周本人總是不斷地利用各種場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澤東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從始至終掌握著中國外交的大政方針，整個西方外交界和新聞界卻仍然按照他們的理解，把從文革冬眠狀態下重新復甦的中國外交稱為"周恩來外交"，繼續連篇累牘地對他大加讚揚，而絲毫不知這種作法將會對周本人造成的傷害。
　　周恩來這種尷尬的處境，只有極少數西方政治家才能體會出來，觀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殺"聲中，周氏內心的忐忑不安。尼克鬆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訪華結束后，談到對周恩來的印象時說："他是一個偉人，本世紀罕見的偉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之中，他總是小心謹慎地讓舞台上的聚光燈照射在毛澤東身上。"
　　功高蓋主
　　尼克鬆訪華后，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走"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頭。毛的這種想法，隨著他發現周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而益發強烈起來。周由此大禍臨頭。
　　儘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疏忽，處處把自己隱匿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中，但到頭來還是犯了中國政治上的大忌，因聲名震主而在劫難逃。在尼克鬆訪華以後，中國在外交上打了大勝仗，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穩住了文革敗局的陣腳，在政治上幫了毛的大忙。然而，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沒有受到獎勵，反而因為在海內外聲譽鵲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禍臨頭。
　　可以說，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由來已久，想整周的念頭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臨頭都被周氏一一化解。這與其說是由於周為人處世圓滑，善於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說他在政治上從來沒有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的緣故。本書在前面對此己經有所敘述。
　　長期以來，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一直是第三號人物，這使得他能夠在中共建國后頻繁的黨內鬥爭中相對超脫，避開了與毛髮生直接的利害衝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卻被歷史推上了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雖然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過這讓嗜權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後才能心安。
　　毛澤東本來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對他心理上的重創，使得毛更是變本加厲，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在內政外交上連連得分，在政治上越來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卻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為跌落，心裏很不是滋味。
　　儘管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在政治上並無二心，但早已習慣於唯我獨尊的毛決不允許任何人的威望超過他本人，哪怕是有這種可能也不行。尼克鬆訪華時，毛非常注意西方輿論界對這件事的反應，不斷讓王海容、唐聞生等人收集翻譯西方主要報刊有關這方面的評論。當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的好評如潮，特別是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時，不禁醋意大發，而且簡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儘管周本人一再聲言毛才是中國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的毛，卻不能容忍讓別人分享乃至奪走外交勝利的光環，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殺一下周恩來威風的念頭。毛的這種思法，隨著他發現貌似忠順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實際工作中打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旗號，企圖扭轉文革以來國內政局的方向後益發強烈起來。
　　更讓毛澤東感到事不宜遲的是，中共十大召開在即，在政治上面臨著重新選擇接班人的問題。黨內外多對毛抬出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來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張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的呼聲卻很高。這成了毛的一大塊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間向周交權的事抹掉，又怎麼可能再把權交給他呢?
　　為此，毛澤東決定選擇在十大召開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來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開刀。這樣，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風，又可藉機在政治上給他臉上抹黑，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為接班人鋪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等協定。這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為此，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求見周恩來，面交尼克鬆致周氏的信件，並通報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外交部為此起草了周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澤東審閱。
　　一直想找題目做文章的毛澤東閱后，將周恩來所修改之處統統勾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桿不硬，並傳話給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在中共黨內鬥爭術語中意味著犯了右的錯誤。在文革那種凡事左三分的年代，這是分量很重的批評。
　　周恩來見狀，知道這是毛澤東在有意敲打他。為了不使事情鬧大，他遂立即採取順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評，改正錯誤。隨後，他在與布魯斯的談話中，按照毛的口徑，"採取了蔑視和批評的態度"，抨擊了美蘇在全球爭霸，企圖主宰世界的想法。不僅如此，他還在事後向毛補報了檢討，並送上他與布魯斯的談話手稿筆錄，說"仍有錯誤，請即指正"，盡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態，化解毛來者不善的批評。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這時，外交師主管對美關係的美大司就美國和蘇聯達成防止核戰爭協議后的世界形勢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的關係時，更多地強調了美、蘇兩國正在企圖勾結起來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實，這並不代表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觀點，更準確地說，美、蘇之間同床異夢，鉤心鬥角，在爭奪世界霸權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周氏看后認為其中有些分析寫得不錯，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們參考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關於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內諸口通報。
　　當時擔任"主席聯絡員"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獲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正在處心積慮敲打周恩來的毛這下抓到了繼續往下做文章的題目，而且火氣很大。平心而論，毛在實施"聯美整蘇"策略時，並不真正相信美國方面對中美和解的誠意，一直懷疑美國藉此打"中國牌"，"踏在中國的肩脖上向蘇聯跳"。這次美，蘇簽訂核協議，彼此之間打得火熱，令毛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更令毛澤東大為光火的是，這次外交部搞出來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輿論跑，渲染什麼"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根本不提他關於"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在毛看來，外交部的這種做法，完全是周恩來在暗中與他唱對台戲，企圖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來就因西方新聞界大加渲染的"周恩來外交"一直耿耿於懷，這樣一來，更是火上澆油，非要大大發作一番不可。
　　於是，毛澤東決心施以重手，徹底打掉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威風。他在接獲王海容、唐聞生報告的第二天，嚴厲地批評了《新情況》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類的粗話，以表達他的強烈不滿。毛在大發一通火之後，仍覺得意猶未盡。七月四日，他又親自召見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的張齊悟和準備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王洪文，在談話中繼續發揮，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頓，雖然沒有直接點名批周，但矛頭所指已經呼之欲出。這裏，不妨照錄幾段：
　　"都說此文不錯(指《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了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衝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這篇談話，表面上雖是即興漫談，海闊天空，通篇重點卻是衝著周恩來的。不過故意藏頭露尾，指桑罵槐，要害的地方用語很重，露出殺氣，已經大大超出了對一般工作中錯誤的批評，像"賊船"、"搞修正主義"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關"賊船"那段話，毛原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一作者注)、姬老爺(指姬鵬飛一-作者注)的賊船。談話記錄后經毛的修改，刪去了"喬老爺、姬老爺"的字樣，改為現在這樣。關於這一點，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時，特別向與會者作了說明，解釋了"上賊船"這句話的來龍去脈，說主席當時用"喬老爺、姬老爺"的說法，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姬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能夠當得上賊船老闆的只有林彪那號人物。
　　毛澤東在放出"上賊船"這番話來的時候，周恩來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療。一九七二年發現周患有膀胱癌后，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病情發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開始出現了肉眼血尿，整個事情已經無法再瞞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對周本人講出實情，並批准醫療組的治療方案。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進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鏡檢查。
　　儘管汪東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命令醫療組只准做檢查，不準電燒，但是醫療組的專家們在這次檢查中還是悄悄地給周恩來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之後，根據專家們的意見，定期對周進行膀胱鏡檢查、電灼術和灌藥治療。
　　這次，毛澤東在"七四談話"中對周恩來的敲打，周因當時正在玉泉山接受檢查治療而一無所知。不過他已經從在此之前毛澤東對外交部《新情況》簡報"放屁一通"的批評中預感到某種不祥之兆。在這種小題大做的背後，一場政治風暴正在衝著他而來。於是，他立即採取主動，搶先作自我檢查，以求能夠多少緩和一下氣勢洶洶的事態。
　　七月三日，周恩來在準備到玉泉山接受治療之前，寫信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和美大組各同志，根據毛澤東對《新情況》第一五三期簡報所作的批評，承認他自己"在對美關係上沒有能認真研究"，"更沒有找你們務虛，講些實質問題"，表示他應對此事負主要責任，並建議外交部"也應以此為鑒，發揮鑽研商討的積極性"。
　　在周恩來的帶動下，外交部長姬鵬飛也以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的名義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承認外交部對整個國際形勢的看這是"右的"，表示："我們在工作中沒有很好領會和認真執行王南的指示，沒有做好總理的助手，干擾了主席和總理，使我們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對於這一嚴重的錯誤，我們負完全的責任。"
　　七月四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七四談話"的內容。毛措辭嚴厲的批評，讓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周恩來當時剛剛做完治療，見毛對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進行這樣嚴厲的批評，不敢有絲毫耽擱，連夜給毛寫檢討，並把他此前寫給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檢討報告找出來一併報送給毛。周在信中檢討說：
　　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式有關。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於三日晨寫了一封檢討信給外交部同志。現因不及再寫，特將給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為初步認識。待主席閱后，擬再向政治局報告。
　　為了化解毛澤東來勢洶洶的批評，周恩來隨後又放下手頭上其它工作，全力應付這件事，設法消解毛的火氣。周恩來這種主動請罪的姿態，弄得原本還想進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東一時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暫時住手，表示："檢討不要寫了"。不過，毛還是存心給周審牽地抹了一筆。他對周的信作了批示，說："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應研究改正辦法。"並下令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閱。
　　接下來，毛澤東似乎還嫌這樣做得不夠，又授意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的張春橋把他在"七四談話"中批周的點睛之筆一"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的意思，寫入十大報告之中。通過此舉，毛澤東不僅給周恩來的臉上刻上了"右傾頑症"的標記，並且在十大政治報告中立此存照，為其後繼續做文章留下了伏筆。
　　果然，批周這場戲並沒有結束，更確切地說，才剛剛拉開序幕。四個月後，在毛澤東的一手策劃下，已經在劫難逃的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遭到嚴厲的批判鬥爭，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場劫難。
　　順便一提的是，有關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已經全部銷毀。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周恩來臨終前，曾向鄧穎超談了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一件是伍豪啟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了這次會議給他加的種種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結束后，鄧穎超和葉劍英聯名向中央寫信，要求給這件事平反，經由華國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銷毀。這件事情的前後經過，作者是根據對有關當事人的採訪，參考一些當事人事後的回憶或揭發材料以及相關檔案綜合而成的。
　　政治局批周會議
　　事情的起因還是出在中美關係上。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訪華，而且是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前來的。按照以往的慣例，周恩來總是先陪同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由毛定下調子，然後再同美方舉行正式會談。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與基辛格舉行了第一輪會談。由於不久前剛剛挨過毛的敲打，周在會談中表現得十分謹慎，主要是聽取美方通報情況，自己不輕易開口表態，只是在基辛格恭維他時，周才打斷了基辛格的話，表示："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
　　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作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觀察家，基辛格已經覺察出這次會見時的氣氛異常，他在日後寫的回憶錄中，對毛刻意要讓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國外交真正的主角這種心態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這為周恩來遭受隨之而來的橫禍，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註腳。基氏這樣寫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新奇的是，毛澤東用明確的語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點的隱--雖然他的談話和我前兩次同他會見時一樣是簡短的、蘇格拉底式的。這一次，他不想讓周恩來為他轉彎抹角的話補充實質性內容；他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他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
　　周恩來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澤東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喧賓奪主，搶了鋒頭，要向外界顯示毛本人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這才是毛接連批評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周在隨後同基辛格的會談中，更加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同時嚴格按照毛談話的口徑，表態回答問題，並沒有失當之處。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導，采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線"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恩來當然知道茲事體大，在請示了毛澤東之後，答以：此事現在不談，等打起仗來再說。雙方談得既坦率，也還融洽。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十一月十四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
　　然而，就在這次訪問的最後一刻，突然橫生枝節。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別晚宴結束后，基辛格臨時提議，希望再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正是這次臨時會談，觸發了一場對周恩來醞釀已久的批判鬥爭，演成中國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
　　對此，中國大陸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諱莫如深，或者故意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把一切責任通通推到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身上，而為真正的幕後主使毛澤東遮掩開脫。這是因為在政治上有難言之隱的緣故，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關係中令大陸官方極為尷尬的一幕，以及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批周時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後獲得重用的原因。
　　現在該是還其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如果說毛澤東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來，但苦於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借口而屢屢搞不下去的話，那麼這次他確實抓住了周的"辮子"，顯得"師出有名"。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十一月十三日晚，當基辛格提出臨時動議后，周因事起倉促，來不及請示毛，而作為東道主也不便回絕客人的提議，便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雙方軍事合作的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當時只有中方的翻譯唐聞生和美方的溫斯頓·洛德在場。會談結束后，周當場並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機前再給予答覆。
　　然而，令人感到蹊蹺的是，事後證明，周恩來並沒有請示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早晨答覆了基辛格，表態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就是後來指周在對美外交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事先不向毛澤東請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的由來。於是，根據毛的提議，在政治同內部展開了對周的批判鬥爭。
　　這裏讓人有些不可思議的是，一向奉命唯謹的周恩來辦事竟會如此疏忽。這實在是與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判若兩人。周氏辦外交的一大特點，就是歷來謹慎小心，總是強調"授權有限"，反覆以"外交無小事"來提醒外事部門，而他本人又怎麼會在事關中美軍事合作這樣敏感的問題上擅作主張呢?況且他剛剛挨過毛澤東的批評。
　　如果說毛澤東對周恩來"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批評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問題，而絕無"大事不討論"的可能。實際上，長期以來，周總是有意無意地讓人感覺到他只是一個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者"，藉以避開攬權獨斷的嫌疑。這正是周能夠與毛共事多年而始終安然無恙的要訣之一。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都沒有理由不光請示毛澤東就自己擅作主張，其中顯然另有隱情。雖然後來周氏在接受批判時，吞下了這顆苦果，但內心有難言之隱卻是讓人可以看得出來的。據當時擔任周處理對美事務主要助手的喬冠華回憶，十三日夜與基辛格的單獨會談剛一結束，周就挾著皮包匆匆離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們都以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請示毛澤東。可是，從專門記載他每日活動的《工作日誌》來看，周卻在這之後莫名其妙地審查起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的電視記錄片來。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周恩來做出這種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來呢?倒是負責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衛秘書在《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一書中，道出了其中的隱情-一原來周當時曾打過電話向毛澤東請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覺"。由於警衛工作的性質，不可能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主脈，因而他們在書中談到批周這件事時，把時間和地點弄得有些張冠李戴，不過他們回憶當時周恩來在打完電話后的情形還是可信的。
　　記得周恩來當時很猶豫。毛澤東在尼克鬆訪華前夕剛生過大病，休克了一段時間，身體還沒恢復。周恩來在辦公桌旁走了好幾圈急步，正是人們常講的"團團轉"，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周恩來下決心承擔責任，拍板作了決定。
　　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外人看來，周恩來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審查基辛格訪華的電視紀錄片，其實是在得知毛澤東已經睡下后，正著急地等候消息，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毛在戰爭年代養成的生活習慣是夜間工作，白天睡覺。由於他經常失眠，所以睡覺對毛來說是件頭等大事，常常因為睡不好覺而大發脾氣。因此當毛睡下以後，周一向不去打擾。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談完后，為是否為這件事叫醒毛心裏很躊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團團轉"。
　　當然，這裏也不排除毛澤東以睡覺為借口來擋駕周恩來，就像當年用同樣的借口來擋駕即將大難臨頭的彭德懷、劉少奇一樣。不過，周當時似乎並沒有從這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思量再三之後，最後還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規矩：當毛睡覺時，除非萬不得已，決不驚動他。同時在情急之下，他採取了某種臨時變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決定。
　　當然，周恩來還是考慮到這樣做的後果，所以，第二天在給基辛格的答覆中，說的是活話，避免做出任何具體的承諾，只是表示中美雙方指定專人對此繼續交換意見。應該說，這樣做並沒有越出作為一國總理的職權範圍。
　　毛澤東似乎正在等待著周恩來邁出這一步。他雖然深居簡出，各種消息卻很靈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他就把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從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為了不讓周這回輕易滑過去，老於權謀的毛還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當時完全被蒙在鼓裡，還以為只是技術性的問題，並沒有在意。
　　隨後，根據毛澤東的旨意，王海容、唐聞生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
　　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親自出馬，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來敲響了開台鑼鼓。他在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嚴厲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並放出很話："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參加會談的葉劍英也成了陪綁，被指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時"右傾軟弱"。這是毛澤東親自為會議定下的調子。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張撻伐，周恩來雖在黨內鬥爭中久經沙場，似一開始還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夠的精神準備，弄不清楚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大動干戈。更令周氏難堪的是，毛竟讓他本人來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不過，善於採行順守之道的周恩來馬上採取主動，一面向毛作出檢討，一面又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介紹這次中美會談情況的方式，解釋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試圖化解來勢洶洶的批判勢頭。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對中美會談的批評和進行討論的情況，並盡量根據自己的認識作了檢討，說："美國以蘇向東嚇唬我們，要我們當心，想套住我們，便於美蘇爭奪或暫時勾結中做籌碼，我們不能受騙上當"，檢討承認他自己"在這次會談中做得不夠"。
　　信發出后，周恩來擔心這樣說的分量不夠，又趕緊補送一信，按照毛澤東的調子，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說："應指出，目前的危險是防右，要號召和提倡從中央起，中、青幹部敢於鬥爭老幹部的修正主義思想和右傾錯誤，並養成一種好的風氣；要防止和批判國內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對我們的侵蝕。"
　　周恩來的這種檢討，當然被毛澤東認為是沒有觸到疼處，企圖敷衍過關，他需要的是徹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風，同時讓他領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極左的旗號，另搞一套是決然沒有好結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這一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冶局會議上向周恩來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會上胡攪蠻纏，一會兒說周"左"，"是霍答"，"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執行好聯美整蘇的方針；一會兒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恩來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事情搞到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來的意料之外。他一時難從接受上綱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這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開始時還盡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來制止她的這種搞法。
　　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恩來"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由分說。周對這種在政治上對他的栽贓污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但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恩來的頂牛，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鬥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訂了列席會讓的人員名單，除了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楓參加以外，還饒行深意地提議讓鄧小平出席會議。
　　這樣，批周的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從釣魚台搬到人民大會堂，會議的主持人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並指定由王海容、唐聞生擔任他的聯絡員，通過他們進行遙控，直接掌握會議的進展。
　　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周恩來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擴大會議一開場，就由唐間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鐘頭，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等於文革前的舊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他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甩石頭"一語，是毛在對付林彪時所採用的策略之一，意為發出警告一-作者注)，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危言聳聽地宣稱：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
　　毛澤東這些充滿火藥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來從政治上徹底打倒的架勢，使整個會議處於非常緊張的氣氛之中。同時也使得周恩來猛醒過來，知道這並不是江青個人在和他過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趕緊低頭認罪的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只會越鬧越大，到頭來咎由自取，落得和劉少奇、林彪一樣晚節不保的下場。於是，周恩來只好強忍滿腹的委屈，不再為自己作任何辯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調子，開始給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接受會議的批判。
　　應該說，與會的多數人並非全都真心擁護毛澤東的批周指示，而是卻對周恩來心存同情。會上對周氏無限上綱、圍攻批鬥的場面，特別是江青指著周的鼻子大罵的陣勢，更是讓一些剛剛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工農代表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但是，多數與會者懾于毛澤東的威嚴，在政治壓力下，為了自保而趕緊和周恩來劃清界限，表態擁護毛的決定，跟著往同身上潑污水，上綱上線，痛加批判。在會議的發言中，"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此外，還有人乘機泄私憤，翻歷史老賬，借批周來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腳。
　　這種牆倒眾人推的場面，周恩來雖然久經黨內鬥爭的風雨，伹還是有些吃不消，為此精神壓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不過，他理解會上多數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並不計較，因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過這樣的角色。兩年後，當時參加批判會的喬冠華向已經病重的周氏當面檢討這件事，請求他原諒時，周表示："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
　　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會議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會議開始時，江青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了一個批周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江青等六人連同毛的兩位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都先在釣魚台開小會，商量在會上如何貫徹毛的意圖，引導會議批周。會後，他們又在一起湊著，研究怎樣向毛彙報。開過幾次會議后，華、汪兩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這便是"四人幫"正式形成的開始，釣魚台也由此成為他們的代稱。
　　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周恩來挨批判期間，當然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達會場。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裡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這本沒有什麼不正常，問題是，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則儘力迴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現冷淡。
　　會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已經不滿足於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只是批判周恩來在外交上的"右傾投降主義"，而是要搶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頭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揚過的她在反對劉少奇、林彪的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樣。為此，江青仿效毛鬥倒劉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調子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同時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時向周恩來交權的事情翻騰出來，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舉，果然語驚四座，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投放了一顆重磅炸彈，與會者聽說周恩來竟然逼毛澤東交權，雖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會上"幫助小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緘口不語，於是不得不跟著批，紛紛升高了批鬥的調門。這樣一來，會上的氣氛更加緊張，給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當時的情形來看，加給周恩來的這兩條罪名坐實的話，已非被打倒不可了。這給批周這齣戲的幕後導演毛澤東出了一道今後如何收場的難題。
　　應該說，毛澤東對於一直作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賞她敢打敢沖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為人的弱點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毛雖決意要狠整一下周恩來，但只是想給他點顏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風，卻無意徹底打倒他。
　　毛澤東這樣做並非想對周恩來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價太大，得不償失，不只會給林彪事件后已經風雨飄搖的政局造成重大的衝擊，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把周恩來一腳踢開之後，由誰來取代他的角色來管理這個龐大國家的日常事務。這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對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慮的問題。可以說，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才決心把鄧小平解放出來，讓他重返政壇。
　　鄧小平在會上的角色
　　鄧小平揣摩出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批周會議的用心。為了讓自己的考試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鄧在發言中對周做了違心之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
　　在說明鄧小平在批周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個問題。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周、鄧之間的個人關係很好，鄧小平的復出是周恩來起的作用。事實上並非如此：從政治上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著更深的關係。鄧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說是毛一手扶植起來的。毛很看重這一點，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後來批鄧時，始終都對鄧留有餘地，提議"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而鄧小平在後來否定文革時，壓制黨內胡耀邦等人公開批毛的主張，僅從個人原因上來說，固然有充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還在於他與毛澤東的關係畢竟太深了，一損俱損，鄧不願背負棄主忘恩的罵名。
　　至於周、鄧兩人的關係，雖說從歷史淵源上來說，他們很早就相識，但兩人之間的關係卻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密切，原因在於他們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的經歷大不一樣，在以毛劃線的站隊中立場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風時的劃分，周恩來是黨內經驗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鄧小平則是毛派的頭面人物。不僅如此，在建國以後的權力格局中，鄧更成為毛澤東手中挾制周的一張王牌。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周、鄧兩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黨的複雜關係非常重要。
　　周恩來、鄧小平二人同是出身於中共黨內的旅歐派，不過當時鄧的年齡尚小，還是個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則在五四運動中已經嶄露頭角，一到歐洲便很快成為中共黨團組織的領袖人物。兩人在年齡、氣質和興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顯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上。回國后，周長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鄧則在下面闖蕩磨練。在中央蘇區時，兩人又碰到一起，不過周是臨時中央派之牽制毛澤東的欽差大臣。而鄧則跟毛很緊，成為蘇區毛派的頭子，眼著毛一道挨整。
　　毛澤東格外看重這一點，對鄧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鄧一生的際遇。在延安整風時，周恩來作為"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到整治；而鄧則是黨內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搖直上。儘管鄧本人是政工出身，對軍事工作不大在行，卻被委任為統帥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鋒頭甚至超過林彪。
　　建國后，毛澤東顧忌周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同時又兼政府總黨組書記的權力太大，很快便調"五馬進京"，鄧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分周的權。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鄧以總書記的身份總攬全局，在政治上牽制劉少奇和周恩來。
　　周恩來、鄧小平二人這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歷和在權力格局中的相互關係，決定了兩人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雖說不是對頭，老死不相往來，但也難以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的背後，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鄧二人之間的這種關係，眼下想利用的正是這一點。
　　在毛澤東看來，在林彪事件以後，黨內只有鄧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恩來的實力，就像當年中共八大以後，指派鄧以總書記的身份挾制周一樣。不過讓毛躊躇的是，鄧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宮多年，他能否不記舊賬，甘心為自己聽用，成為對付周的一張王牌，還有待觀察。這就是毛之所以點名讓鄧小平出席這次會議的原因所在。此外，老於權謀的毛還有更深一層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鄧兩人的關係中打入一個楔子。
　　為了不讓江青打亂自己的部署，同時也看到周恩來已經被整服，毛澤東遂又換了一副面孔，出來糾"偏"，給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降溫。其實，工於心計的毛早就為此預留了轉圓的餘地。就在他對周大興問罪之師的同時，又故作姿態，讓王海容、唐聞生傳話，提出"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這次，毛一方面對這次會議表示滿意，認為開得很好，講清了問題；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評了江青，說："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澤東還針對江青準備將會議的內容捅向社會的作法，通過王海容、唐聞生二人傳話說：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的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於人世的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在會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儘管他這時還只是一個列席會議的普通中央委員。為人精明的鄧當然看出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這次會議的用心，是對他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期待他在批周的會上作出有分量的發言，講出毛想要說的話來。只有這樣，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就像只有當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後，毛才會高抬貴手，把他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樣。
　　為了讓自己的考試及格，鄧小平對他在會上批周的調子頗費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澤東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動，直到會議快要結束時才作了發言。他的發言簡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講清了周恩來問題的性質，並不是像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對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對周的疑慮和擔心，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應該說，鄧小平的這番話雖然不多，分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為這是違心之論，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讓周有口難辯。鄧本人並非不知道周對毛一貫盡忠守分的為人，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當然，鄧小平是個聰明人，這番話點到即止，隨即轉移話題，著重談了他對國際戰略形勢的看法。
　　毛澤東非常注意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而且有意在會前不點明鄧是否應作批周的發言，藉以觀察他的態度。會議進行中間，他專門向王海容、唐聞生了解鄧的表現，一再追問他發言了沒有。後來，當毛得知鄧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在會議末尾出來批圃，作了有分量的發言，正好說出了他想說而又不便說的意思后，大為讚賞，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不僅如此，毛還一時興起，想馬上把鄧找來徹夜長談，只是因為當時已是深更半夜，一時找不到人，只好作罷。
　　經過這番觀察和考驗，毛澤東決定對鄧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職務，以便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恩來。半個月後，他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八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的問題。會上，毛再度點了批周的問題，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這回不敢了吧?
　　不僅如此，在有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參加的會議上，毛澤東當眾又放出文革發動前夕屢屢說過的話來："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呀。"還話裡有話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澤東並在會上宣布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
　　"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以周恩來俯首認罪，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而收場。一直在幕後指揮的毛澤東見周已被整服，又轉而出來做好人，讓會議期間傳達他旨意的兩位小姐背黑鍋。兩位小姐當然不服，遂在私下裡說出這番話來。
　　這場軒然大波，最後以周恩來俯首認罪，強迫自己喝下種種難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場。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見毛澤東，當面做檢討，卻被毛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只好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枯坐終日，對照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和會上的批判發言，給自己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當年周在為"反冒進"問題寫檢討時身邊還有秘書幫忙，現在則連個幫手也沒有。他曾向擔任毛聯絡員的兩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寫字手發抖，記不下來會上別人批他的發言，想請她們幫他一下。結果遭到訓斥，說他是企圖通過她們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罷。
　　更讓周恩來作難的是，現在別人對他避之惟恐不及，沒有人敢給他通氣，心裏茫然無底，不知道究竟檢討到哪一步才算了結，只好一個人冥思苦想，最後索性照單全收，把會上安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硬加給自己，才總算交出了書面檢討。為了打消毛對他的的疑心，周在檢討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態，終於使得毛澤東高抬貴手，又像當年延安整風一樣，對他網開一面。毛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不過，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把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錯誤批透，改變"跟人不跟線"的狀況，意在外交系統中把周徹底搞臭。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罷休，執意要把周扳倒，四處放風，交底打招呼，為倒周製造輿論。
　　這樣一來，周恩來犯錯誤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脛而走，弄得沸沸揚揚。可是，毛澤東似乎仍覺意猶未盡。十二月九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特意用說反話的方式，將這一情況透露給外界。毛當著外賓的面，談笑風生地說：總理啊，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得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澤東畢竟對他本人在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裏有鬼。為了開脫自己，毛又在這次會見時的談話中嫁禍於人，讓他的聯絡員王誨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當然不服，在私下裡發牢騷說：這是毛的一貫作法。"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去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
　　周恩來最後總算是逃過了這場劫難，但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擊，卻是十分沉重和難以愈合的。在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經年逾古稀並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對種種橫加的上綱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卻無處申說，只好打落了牙齒往肚裡吞咽，滿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連對自己的妻子鄧穎超也不能吐露一點，只能全部憋在心裏。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極度抑鬱。這期間，他幾乎變了一個人，臉色很難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裡，不說一句話，甚至連鬍子也不颳了，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周恩來的保健醫牛張佐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這期間，周恩來的外事活動極少，其它的會議也不多。他的心緒不會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臉綳得緊緊的沒有什麼表情，少言寡語，如坐愁城。他不刮鬍子，不理髮，回家后呆在辦公室里，進餐也大多在辦公室，偶爾與鄧穎超同桌吃飯，也聽不到老倆口的說話聲，搞得整個西花廳的氣氛很沉悶。
　　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衛士長張樹迎回憶道：
　　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開會(應為人民大會堂一-作者注)，每次開會回來總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想心事。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批判期間，周恩來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時，他的病情也明顯加重，飽受病痛的煎熬。本來，在這次基辛格訪華前，就已經發現他的膀胱癌複發，小便的顏色變深，接下來又出現了血尿。但相應的治療工作卻因這場平地風波而延宕下來。
　　會議期間，周恩來因無端蒙冤受辱，心情鬱結而使得病情加速發展，體內的腫瘤細胞長得很快，侵犯了周圍的血管，造成潰爛出血，膀胱里積存了大量血液，凝結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廁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長時間，用力晃動身子才能排出。擴大會議後期，周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常常在廁所里半天出不來。在這種情況下，會議只好暫時休會等待。為此，江青、張春橋還斥責周故意耽誤時間，對抗會議的批判，又給他增加了一條新的罪名。
　　毛澤東在下令政治局擴大會議停開以後，心裏並沒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頭，而是在考慮另外做文章的題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罷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來，為政治上全面接班掃清道路。四此，一九七三年歲末的中國政局依然是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僅僅一個月後，毛澤東就在幕後發動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這場來勢洶洶、令大多數人當時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運動，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顯露出了本來面目：名為"批林批孔"，實則批"黨內大儒"周恩來，而周這時已是重病纏身，來日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