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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

目錄

何清漣序　外國商人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故事
張清溪序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中文版自序　寫在外商的喜悅褪去之前
第一章 即興表演
第二章 在線電視（MTV）戰爭
第三章 參觀日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黃金國
第五章 成功的夢幻
第六章 誰扼殺了中國大陸的互聯網？
第七章 橫空出世
第八章 雷克斯與京城
謝辭
附註

何清漣序 外國商人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故事

作者：何清漣

一、 中國再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
在世界上，曾兩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的國土不多，中國卻有此罕見幸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中國的上海曾有幾十年黃金歲月，那黃金歲月就是上海成為「冒險家樂園」的時期，至今那段時期形成的文化已經化為上海人永恆的家園之夢。
只是強弱易勢，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險家樂園」中，外國人是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者，中共官員們見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謂即指這種現象。而數十年過去，斗換星移，棋枰翻覆，「中國政府終於站起來了」，中國從上一世紀90年代開始，再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只是中國政府官員與洋人們的地位正好互換，凡洋人們見了中共官員得打躬作揖，中共官員們得考較考較洋人們對他們的「態度」好壞，以決定給他們設置的「市場准入門檻」之高低。這「態度」一詞含義豐富，具有物質利益等實際內容。「態度」好，市場准入門檻低，商人們則財源滾滾；態度不好，那就捲鋪蓋走人。在中國的外商們沒有人敢與中共遊戲規則對著干，因為那等於拿自己的錢包開玩笑。
因了這一地位變異，冒險家的樂園也就演繹出無數以前沒有的新故事與新 ??風情，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書。該書以亦莊亦諧的敘事方式，展示了眾多冒險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國商人們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過程，更是描繪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讓人讀來解頤之餘，又不免難受，比如我輩為華夏文明之子的人會想：中國竟然墮落於斯！而外國人讀後，除了吃驚之外，定然生出想親身體驗一番的願望。畢竟和平民主國家，那種必須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遙遠的中國，對於挾資而去的外國人，酒宴、美女、各種對人類經商智慧形成挑戰的奇譎變幻之商戰新技、不知什麼時候以什麼身分出現的安全部特工人員，所有這一切，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個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國人，在中國只要有足夠的聰明與妥協精神，掌握了登龍術之一種（書中介紹三大類，每類別里當然有百變千幻之各種技巧） ，努力為自己創造機會，時機一到，定能蠶蛹化蝶，成就一番事業。而且只要這些大大小小的冒險家願意，抱得無數中國美人歸臨時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腐敗
外商去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探險，而是為了賺錢，但一個被翻來覆去討論的問題卻是：外資在中國到底賺不賺錢？
作者給出了結論，這個結論與中外媒體的結論不一致，但與筆者的研究結論相似：「在北京的企業首腦私底下沒有人認為中國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司，能夠有季度性的獲利，如果連首期的投資也計算在內，那麼只有大約5%的公司賺錢。」作者認為，「對在華的絕大部分美國公司來說，中國這個市場是個無底洞：一個由口是心非的中國搭檔、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柢固的盜版產業（根據有關數據顯示，盜版產業佔中國經濟產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願驅使下，連GDP增長這樣的數字都不能使人信服的無底洞。面對這些問題，為什麼還要繼續捲入中國市場？如果我們不能獲得大額利潤，到底是什麼支撐美國在北京的新兵訓練營並使其相信中國有著光明的經濟前景？」
說穿了，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中國市場上折戟沉沙的外資企業用謊報業績的方法來矇騙美國總部。作者告訴讀者，「過分強調在中國經營的虧損對美國公司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因為美國金融界認為，在世界上最後一個尚未完全開發的也是最大的市場──中國投資，是企業對自身未來發展信心的重要體現。你可以關閉一條生產線或者賣掉一座工廠，但是從中國把投資全部撤出會給企業的整體形象帶來不成比例的損害。」而「公司形象」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潛力的重要因素，為此，所有大公司的中國代表都對總部說謊，聲稱自己盈利。書中生動地敘述了作者所在的公關公司如何與各大公司駐中國代表處一起，在母公司的總裁與財務總監之類來檢查工作業績時，如何運用各種技巧愚弄上司，以華而不實卻又頭頭是道的解說包裝自己的業績。
為什麼美國的企業在本土都要講誠信，而一到中國就大都變成精明的說謊者？這實在是「淮桔成枳」，環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談到了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為了避免承認過去三十年的所為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外國僑民，我認為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作者聲稱，感到擔憂的不是偶然發生的賄賂事件，而是此類非法行為已經被認可為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若想在華成功經商必須要做出許多妥協，那些不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註定要遭到失敗。」

三、中國：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簡言之，外國商人挾資來中國，有如拎著滿口袋的金錢來到拉斯維加斯賭博。但是否能夠賺錢，卻不取決於他們在本國練就的經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們到中國后的「悟性」──能否儘快悟出結交中國政府官員的門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將這類事務交給「公共關係公司」去打理。公共關係公司的職員人手一本《遊說者手冊》。作者總結說：
對在中國進行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真正法制和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根本沒有選擇忽略中國政府部門的餘地。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有龐大關係網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隻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通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
「其次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一點，是財務總監宣布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為避免被問到一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為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質量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畫，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為自己留有迴旋餘地。第二 ??道防線就是雇傭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后，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畫。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讓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忙不接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一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一個問題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良好的關係是不是意味著必然賺錢？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終於道出了外國商人的感受：「他們與令人厭惡的強盜般的中國搭檔共同經營齷齪的合資企業，他們需要解除合約后仍舊能夠繼續維持自身生存。他們在五至十年期間金錢損失得好比人體大出血，即使不斷調整自身的燒錢率也無濟於事，直到最後，公司總部不得不說，夠了。」
中國已經成了「不少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四、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
上一世紀的「冒險家的樂園」中，洋人們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國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但今非昔比，中國到底不是當年那種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經「俱往矣」，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既然能將臣民治得服服貼貼，還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國成就一番事業，除了見官恭敬有加，賄賂有術，還必須伴以「思想改造」，承認「資本主義的雜交理論」，即「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需要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個必備條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論自由」，並無條件論證今日中國必須要排斥掉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這些因素也能夠進步，成為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夠用英文寫上與《人民日報》步調一致的文章發表在西方報刊上，比如批判法輪功是邪教，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麼，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虧待這些「中國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為美國商人，一定要在中美衝突或者兩國外交利益發生衝突時，能夠論證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霸權主義的表現，至少也得溫和地指出從策略上來講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這樣更能夠為「中國人民的朋友」之形象加分，而成為中國政府的鐵悍朋友。
外國人對這點並非「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而屬於「困而知之」一類，暫且讓我們回到書的開頭。
書的第一章是作者對「炸館事件」后中國政府發動反美遊行的近距離觀察，因為今年中國政府執導的國家遊戲「反日遊行」與當年如出一轍，連手法都一點未變，包括一些小細節：警察讓一批人進去示威，投擲石塊后，再讓另一批人進去。今年反日遊行這一細節被《紐約時報》記者維妙維肖地寫出來，讓人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智慧與操控能力有足夠的了解。

五、外商在華成功的「葵花寶典」
作者以此情節作為開篇第一章並非無因，因為一個政府能夠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緒與行為，這樣一個國家的社會控制之嚴密可想而知，而一個外國商人想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做生意發財，「想不與政府官員做交易，基本上沒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來，作者寫出了外商們為練就「中國特色」神功的葵花寶典：
「新到的外國僑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接下來就意味著你要被認作是中國的朋友。中國領導人至少建立了三種方法讓你顯示友善。
「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黨走，永遠為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般的簡單，經過了五十年的歷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種，即用之於亞洲地區皆準的商務活動──送禮（投資、政治優惠或者是技術上的援助）。如果貝彼得能為中國引入投資，並願意在其他外國企業紛紛撤出的時候表示對中國的局勢有信心，那麼他將會立即得到部長們的接見。如果通過他的公共事務機構進行運作，起碼要花上數年的時間。
「第三種，學者或記者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這種方法如果運用得好，會被認為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對中國的嚮往。
「每一個成功的外國商人都會用一到兩個上述的辦法。」
寫到這裏，讀者真要感謝作者的坦誠，上述三個辦法確實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秘笈寶典，但因對本身形象有損，很少有人會將自己的秘密公諸于眾。

六、外國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人
中國被渲染成夢幻式的東方黃金夢，這個尋夢的過程不僅改變了許多外國商人的生活方式，還將商人們從思想觀念上改造成「中國特色的新人」，這種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特色新人」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原則，唯利是圖。中國一些冬烘學者至今還在那裡津津樂道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能夠成功克制人的貪慾，希望中國人能夠學習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國人哪怕負笈西洋，也並未能將馬克斯?韋伯津津樂道的西方精神學到，倒是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少染上了「中國特色」（這是本人親自觀察這個群體得出的結論，連他們自己也多少承認這一點）。中國文化充滿了對權力的膜拜與歌頌，這種膜拜經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國人投身中國並生活于其中，這些人在本國耳濡目染幾十年之教養，最後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國文明。
作者講述了一個商人在中國的成功故事，這位叫做龍安志的商人想盡辦法在中國阿諛奉承，以便撈取好處。這位商人九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的顧問，曾運用他的學識幫助許多軍工企業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場上市，妻子是中國軍隊的高幹女兒，除了長袖善舞，在中國賺了不少錢之外，最特別的是，他還是一位寫了二十本書的多才多藝的作家，比如《中國第一》，還有歌頌香港巨富李嘉誠的《紅都》，這些書熱情歌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香港的回歸。而《龍安志的中南海》一書則刻意吹捧中國領導人。最讓中國政府滿意的是龍安志經常為英文報刊撰寫與《人民日報》論調類似的文章，作者總結說，龍安志「用盡三個方法來證明自己是中國的朋友」。
龍安志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個讓他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熱愛呢？儘管這個國家充滿了種種不公平與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廠里的工人們正在超時工作，為那微薄的工資（每小時二十五美分至三十五美分）而辛苦勞作，但龍安志的筆下，中國仍舊是一顆熠熠生輝、冉冉上升的國際政治明星與經濟明星，那裡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滿意，尤其是中國政府對龍安志的滿意，那真是許多外商夢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國能夠以「扒糞者」自居且自傲的無冕之王們，到了北京「也不得不像美國商務代表那樣在中國政府官員前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只報導一些日常的大眾化新聞。記者和商務代表在這方面都學得乖巧了」，因為「他們不僅要對付他們老闆的刪節和中國政府的監視，還必須在一個難以獲取真正資訊（統計數字、公眾態度、所有權、投資規模、消耗和利潤甚至包括規範用語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最基本的要素）的環境下工作。事實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新聞，只要出現一則對中國政府或者對美國在華商界造成威脅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聞調查報告，該名記者得到的回報就是被打入另冊。」
這個由自由人變為半臣民的過程是痛苦的，每個人都有過程度不同的掙扎，諸多外國人都被「弄得疲憊不堪，道德繼續淪喪。作為各人而言，我們的防波堤差別很大。一些人緊緊地抱住了中國政府這塊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則與海岸保持一種不切實際的距離；一些人在市場里恐嚇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卻收養他們，但壓力仍舊存在。」
一向被罵為沒骨氣的中國知識分子們看了這一段以後，或許會獲得心理平衡？甚至還可以為中國人有面對中國冷酷現實而保持一顆堅硬無比的心靈而感到自豪？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的辦公樓走廊里懸挂的一幅字：「東方無窮」──真正是神秘莫測，度人無數的「東方無窮」呀。
與上個世紀的冒險家樂園相比，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世界發生的變化比中國更大，不過中國媒體更樂於談中國的變化）：矗立於各大城市的高樓大廈，連通全國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國歐洲的物質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國政府站起來了」，還有世界上最先進無與倫比的網路監控技術，挾巨資出國定居的中國精英（他們遠比當年國民黨敗逃時倉皇出逃的上層精英氣定神閑）……
但中國也還有不變的東西：官僚們貪污腐敗橫行，國民依舊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農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廠里打工，新聞自由依舊渺然難追，「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的情況遍及中國，窮人的孩子依舊無法讀書，女子迫於貧窮而為人妾侍（現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見了官依然矮三 ??分，最重要的是，我們號稱已經學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連民主的第一要義程序正義還沒學會遵守，……
讓中國人驕傲的是，中國政府站起來了，所以中國政府官員也站起來了，官員們成了「能夠造就國王」的人，外國商人到了中國，也得依靠官員們的恩賜才能發財，能說我們的祖國沒有變化？
還是借那首傳唱了二十來年的「新編社會主義好」做為本文結尾：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吃不飽。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皮包（或說是翹著尾巴）回來了。
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社會主義性高潮。
這樣一個中國，我，還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們能發自內心地擁抱它嗎？



張清溪序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在這個號稱「資訊爆炸」的時代，威脅要以「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的那個自稱「和平崛起」的中國，卻以舉國之力「封鎖資訊」，讓人性貪、惡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養與掩護，產生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新」中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在這裏，有權力的人忙於「權錢交換」，急著把權力「資本化」、權力「市場化」，深怕「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於是一切向錢看，法律成為替權力服務的工具，產生了一個「和尚打傘」（毛澤東語，意指「無發（法）無天」）和腐敗猖獗的「新」中國，也產生了一個貧富差距已到瀕臨社會崩潰的臨界點。
在這裏，號稱最清廉最有魄力的「鐵面總理」朱鎔基，打擊腐敗絕不手軟；但同時，他在支援和擴充警察權力上也非常堅決：施行監視行動，??鼓勵告密和死刑等等。
官場上徹底的貪污腐敗，也造成了商場上的徹底貪污腐敗。而這個「中國特色」，也漫延到這裏的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美國商人，背叛??了他們為人經商的基本價值觀念，在資訊封閉的中國爛攤子里乾著令人作嘔的壞事，卻自以為「天高皇帝遠」，無人知曉。
在《失去新中國》這本書里，作者告訴我們發生在「新」中國的這些令人震驚的事。
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這本英文書，每一章前都有一個漢字「貪」（簡體字「貪」），似乎表示作者看到的「中國特色」就是無所不在的貪。這讓我想起分析外資在中國的另一本書The China Dream（《中國夢》，但時報文化把它的譯本改名為《中國熱》），在那英文原著里，用一個漢字「夢」（簡體字「夢」）作為段落的間隔，表示作者認為到中國投資賺錢就是作夢。
中國為什麼無處不貪呢？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完全沒有制衡的政權，它在憲法里就說是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沒有三權分立，司法只是行政的附庸，媒體是黨的喉舌。西諺雲「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誠然。
中產階級無效應，國際接軌也沒用
很多人期望，中國經濟成長后，會帶動它的政治改革。這個我稱為「中產階級效應」，隨經濟成長而茁壯的中產階級，會產生對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但在中國，經濟精英都是獨裁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怎能期望他們回頭消滅他們賴以生存的專制體制呢？與此明顯對比的是香港商界。這些生長在殖民地的中產階級，過去常被批評為得了「政治冷漠症」的「經濟動物」，在九七回歸前的六四事件時，與回歸后的〈基本法〉23條事件中，都有一百萬人站出來，充分表現了「中產階級效應」。為什麼呢？因為香港中產階級是在完全沒有特權的環境中成長茁壯的。
台商到那個威脅要對台灣動武的中國去投資，有一個理直氣壯的說法，是要改變中國。跨國企業甚至遊說他們的政府，不要批評中國惡名昭彰的人權，以免得罪中共妨礙我去中國投資；我投資中國，可以把商界的誠信與國際民主潮流帶入中國，讓中國生活西化的同時，政治也逐漸西化、民主化。這本書，可謂給這種說法當頭棒喝！因為，所謂的國際接軌也不能促進中國政治改革。



中文版自序 寫在外商的喜悅褪去之前

作者：伊森?葛特曼

在這本書中您或許會發現有些詞句、想法及一些作業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國式的。那是難免的，因為我是美國人而且待在中國的時間不夠久，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事實。但同時我也是故意這麼寫的。
我當初寫書的第一批假設讀者是美商公司的執行長及美國母公司的職員幹部群。第二批讀者則是華盛頓特區的政策制定者，特別是決定中國政策的行政官員。我也想到即將畢業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會走上一條導引他們到北京工作的職場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讀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雖然我不期盼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夠露出些許認同的微笑，那也足以讓我驕傲半天了！
我沒有也不敢奢求我的作品能夠引起中國人民的共鳴！
我經常被描述成「中國批評者」。雖然我不認為這個角色定位是正確的，但是我的確在這本書中針對中共領導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們提出許多評述。對一個只待在中國一小段時間的美國作家來說，持批評態度並不特殊，但是對一個曾以中國為家的美國人來說，卻是相當罕見的。當我回到美國佛蒙特翠綠山脈間的祖母家中開始寫這本書時，我仍然覺得自己比較像一個北京人，而不是美國人。我想那是中國的磁性所致（或稱中國的宿醉未醒，看您怎樣看這件事）。不管怎樣，這本書是寫在這些中國外商的喜悅褪去之前。
美籍外商通常帶有善意和外交使命的。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子外，在一般美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描述文章中，都深刻地認知到中國人的自傲感──這是一種由中共政府一手規範出的民族主義敏感性。如果要以現代美國方式來處理中國的自傲感，就必須維持一種解除武裝的開放態度，並運用非正式的行為模式處理，同時用95%的時間來報導中國的真??實情況，然後對其他最重要的5%的事實（有關台灣、法輪功、天安門、中國民主等熱門話題）捏造矇混過關。
或許某些主題並沒有在書中提及，或者用了些好的中國故事適切地平衡了中國的壞故事，或是中國的一些不討人喜歡的元素，被描繪成如同青少年的青春期粉刺一樣，是成長過程中必要的痛。然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試圖避免這5%事件的行動也許會激怒中國人的自傲，因此有討好??中國人的意圖，而難免逐漸產生一種認為中國人易受哄騙操弄的傲慢感出現。同時中國人感覺被侮辱的標準也越變越高，於是那種不可避免的、冰冷黏濕的、令人不舒服的西方優越感開始籠罩在雙邊的對話中。
我們不能漠視存在於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不平等的感覺，但它不再是因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現在有太多的中國人是百萬富翁），國家力量的不平等（中國正急速縮小差距中），或是所謂的「軟性力量」如文化、音樂和電影等的差距（其實美國人在北京有許多娛樂去處，不會無聊的）。現存的不平等是政治層面的──是中國人無法公開、集體談論一些基本事實的問題。例如：共產黨的歷史、文化大革命、台灣的民主、種族問題以及信仰等等。在接受這種現況事實的前提下，對話的雙方：美國的利益團體和中共當局，卻心照不宣地達成共識，認為應該把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當作小孩子對待。他們應該被愛、被滿足、被管理──如中共領導人經常喜歡說的，你應該避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不能被信任而不加以管控。
不論是否以外商的身分說話，我都拒絕認同這種新中國典範的運作模式，為什麼呢？因為我理解到權力是中國文化的命脈，這是一種對於權力與正義極複雜的體認。由於我可感覺到中國人角色的表面──外在表現為精明能幹的商界勇者，卻掩蓋不了內心深處對歷史悲劇的精神傷痛。我認為，壓制中國人的政治天性和言論自由所必須付出的機會成本，絕對不小於毛澤東當權時壓制中國人的資本主義與企業精神發展所付出的代價。
為了去除中國人民不應該參与政治或自治的這種信念，我們做了一些臨時的階段性措施：每當解除了一個經濟障礙、中國往資本主義邁進一步、每拋棄一套毛裝、中國人口袋裡每增加一分錢，都至少可視為中國邁向現代化、負責與民主化的步伐。美國的企業執行長給大眾的印象是，他們只要做了投資然後就可以高枕無憂，就像乘坐在一條輪船上，堅定不移地航向一個一應俱全的偉大港口：一個「中美共榮圈」 、互敬香檳慶祝歷史的終結（編注），同時還有一個新中國的出現，這個新中國實際上看起來很像他們已經拋在腦後的美國。
我並非完全抗拒這個新中國典範的說法，沒人可以預測中國的未來。但這本書主要想關注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中國未來十年的發展趨向不支持這個理論呢？如果中國人民前進到一個沒有自由的新中國呢？
我在2004年完成了這本書之後，中國仍繼續以危險的速度持續改變，並且持續以驚人的國民生產總值成長翻新形象，但是請看看我所列出的趨勢：
激進的民族主義：過去曾發生對美國使館的攻擊，現在則是對日本使館的攻擊。然而雙重標準的基本行事依然存在──他們不能容忍對中共政府的批評，但是當中共領導人決定停止時，所有示威行動都必須立刻結束。
監控的互聯網：在全面監控的網路空間中，法輪功和美國之音找到幾個漏洞可將資訊送進中國。尤其是大紀元，好像開了一輛蒸汽碾路機碾過它們（成功地將《九評共產黨》送入中國）。而在地面上，手機簡訊（短訊）的使用正在擴大，暫時可作為新的自由網路，很像傳真機在天安門事件期間扮演的角色。所有的這些努力顯示這場互聯網的戰爭尚未結束。然而國家安全部門透過西方合作夥伴的協助，針對一般中國用戶所進行的互聯網監控行動則有增無減。
軍國主義：中國的武裝投射能力──特別是在海軍和通信方面，正以侵略性的行為與掩飾說詞的模式成串地、有計畫地階段性快速擴張。而西方國家的科技公司將部分尖端研發工作外包給中國，更加速其武力擴展。
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主要趨勢仍在繼續著，甚至加速進行。但是目前在中國的美國人（或任何人）可能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嗎？
在2005年此時此刻，中國人民終究仍被迫朝著政府指引的方向前進。
但他們不需要這樣，如果有大部分的中國人民能夠體認並反對這種「為了保證中國持續的成長，採取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內部政治控制的手段是唯一的路」的說法，他們就能打破這層恣意的無知咒語，能打破互聯網世界的控制，並且可以讓中國共產黨癱瘓。就像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這很可能非常非常迅速地發生。在本書中，我提過：「一群被過度徵稅的憤怒農民，十年後會使用具有互聯網功能的手機」成為變革中國的力量。自從我寫了這些句子后，我的信念只有更加增長、更加強烈。
中國的突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扣人心弦、使人受鼓動的事件。我在北京時時刻刻都有這種感覺，我也完全期待我的兒子會在一個中國是世界強權的時代中成長，但我們──美國人或中國人──都不應該畏懼那樣的遠景。
您現在所拿著的書是一本由一群專家精心翻譯、編輯、設計的精良作品，是一小件應該對中國的未來提供信心的作品。這裡有一片中國人的散居之地，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也是精神層面上的。這是一塊自由的地方，有信仰也有追尋與調查，有爭議的論點也不會被刻意刪除，激情會受到尊重。博大出版社的團隊同仁，尤其是丁柯（Ke Ding）的工作實在精采又有創造性，並於所有程式中正直地完成每個階段的任務。在出書的最後階段，我與資深編輯鹿豐（Carolyn Lu）幾乎必須每天交談。她直率、慈悲卻也十分專業，偶爾很藝術地以幽默的方式來提醒我為什麼我要寫這些，我深深感謝她。我同時希望感謝芝加哥大學的史蒂芬?柏克萊．葛瑞格里（Stephen Berkeley Gregory）協助處理早期的交涉和在過程中對我的鼓勵。
就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我沒有也不敢奢求本書能夠引起中國人民的共鳴。並且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沒有刻意保護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喜的是，位於美國的中國人權與宗教自由行動人士已對我所提出的議題做出回應。美國之音的中國職員們開始對大陸的廣播與現場討論，引發了對本書另一層面的討論，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天，我在中國的網站上瀏覽，發現有幾個美籍外商粗暴地批評我的書。我也發現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中國男性在北京網站上詢問是否有任何人讀了《失去新中國》這本書。他說「雖然我過去在美國讀這本書時，將本書評價為對北京生活的負面描述，但令人哀傷的是，我目前正在北京經曆書中所講的情況！」他的廣告標題為： 「迷失」的留美歸僑尋找優質女友。（誰會想到閱讀這本書被用在求偶這件事上呢？）
嚴格地說，我對這些事情不是不在乎的。能夠被人了解，能夠與世界另一端的人有所接觸是很重要的。以下這一點更重要：如果有一個美國人寫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文章，而這些內容能夠被翻譯成中文，廣泛傳播到包括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澳洲與歐洲等地的華人社會，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榮耀的呢？我在此，並且僅此一次──為中國大陸的非法書籍翻印行為歡呼，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運氣好的話，將因此得以比其他地區讀者提早閱讀本書。

編注：一九八九年，蘇聯與東歐、蒙古等國相繼出現民主改革的重大突破，共產黨專制一夜之間紛紛垮台。這一年夏天，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共產主義世界性崩潰的意義，一時間造成很大的轟動。福山認為，歷史上一切反自由、反民主的理論或意識形態，包括本世紀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已遭到徹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