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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

目录

何清涟序　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张清溪序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中文版自序　写在外商的喜悦褪去之前
第一章 即兴表演
第二章 在线电视（MTV）战争
第三章 参观日
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五章 成功的梦幻
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第七章 横空出世
第八章 雷克斯与京城
谢辞
附注

何清涟序 外国商人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

作者：何清涟

一、 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在世界上，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土不多，中国却有此罕见幸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
只是强弱易势，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共官员们见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谓即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换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只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洋人们的地位正好互换，凡洋人们见了中共官员得打躬作揖，中共官员们得考较考较洋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好坏，以决定给他们设置的「市场准入门槛」之高低。这「态度」一词含义丰富，具有物质利益等实际内容。「态度」好，市场准入门槛低，商人们则财源滚滚；态度不好，那就卷铺盖走人。在中国的外商们没有人敢与中共游戏规则对着干，因为那等于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
因了这一地位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 ??风情，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书。该书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难受，比如我辈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毕竟和平民主国家，那种必须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去的外国人，酒宴、美女、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奇谲变幻之商战新技、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身分出现的安全部特工人员，所有这一切，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个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国人，在中国只要有足够的聪明与妥协精神，掌握了登龙术之一种（书中介绍三大类，每类别里当然有百变千幻之各种技巧） ，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时机一到，定能蚕蛹化蝶，成就一番事业。而且只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冒险家愿意，抱得无数中国美人归临时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腐败
外商去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为了赚钱，但一个被翻来覆去讨论的问题却是：外资在中国到底赚不赚钱？
作者给出了结论，这个结论与中外媒体的结论不一致，但与笔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5%的公司赚钱。」作者认为，「对在华的绝大部分美国公司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是个无底洞：一个由口是心非的中国搭档、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柢固的盗版产业（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盗版产业占中国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愿驱使下，连GDP增长这样的数字都不能使人信服的无底洞。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卷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大额利润，到底是什么支撑美国在北京的新兵训练营并使其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经济前景？」
说穿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市场上折戟沉沙的外资企业用谎报业绩的方法来蒙骗美国总部。作者告诉读者，「过分强调在中国经营的亏损对美国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美国金融界认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投资，是企业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体现。你可以关闭一条生产线或者卖掉一座工厂，但是从中国把投资全部撤出会给企业的整体形象带来不成比例的损害。」而「公司形象」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潜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所有大公司的中国代表都对总部说谎，声称自己盈利。书中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所在的公关公司如何与各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一起，在母公司的总裁与财务总监之类来检查工作业绩时，如何运用各种技巧愚弄上司，以华而不实却又头头是道的解说包装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在本土都要讲诚信，而一到中国就大都变成精明的说谎者？这实在是「淮桔成枳」，环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里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声称，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三、中国：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简言之，外国商人挟资来中国，有如拎着满口袋的金钱来到拉斯维加斯赌博。但是否能够赚钱，却不取决于他们在本国练就的经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们到中国后的「悟性」──能否尽快悟出结交中国政府官员的门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将这类事务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打理。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人手一本《游说者手册》。作者总结说：
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真正法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根本没有选择忽略中国政府部门的余地。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有庞大关系网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通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其次就是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尽管在我们的手册中没有列出。当某个公司总部的执行总裁或者更糟糕一点，是财务总监宣布即将到北京来，很多公司驻华代表都会不露声色地陷入紧张之中。为避免被问到一些有关盈利方面的问题，第一道防线就是准备大量的套话。因此，我们会为他们预备大量的简报和幻灯图片：都是高质量的、谨慎乐观却又模糊不清的关于市场发展机遇的长期计画，同时又靠指出与当地政府交往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第二 ??道防线就是雇佣帮手，那就是我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会议上我们扮演独立的审计角色，表示在经过多番精心调查和验证后，十分赞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场计画。第三道防线是，总之，让执行总裁或财务总监忙不接暇。这又会用到我们：我们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与中国同行举行座谈和宴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满足感，即便所讨论的细节没有一项落实到实处（在中国，要想细究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良好的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必然赚钱？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终于道出了外国商人的感受：「他们与令人厌恶的强盗般的中国搭档共同经营龌龊的合资企业，他们需要解除合约后仍旧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在五至十年期间金钱损失得好比人体大出血，即使不断调整自身的烧钱率也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公司总部不得不说，够了。」
中国已经成了「不少外国商人事业的坟墓」。

四、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
上一世纪的「冒险家的乐园」中，洋人们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国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但今非昔比，中国到底不是当年那种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经「俱往矣」，站起来了的中国政府既然能将臣民治得服服贴贴，还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见官恭敬有加，贿赂有术，还必须伴以「思想改造」，承认「资本主义的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并无条件论证今日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这些因素也能够进步，成为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够用英文写上与《人民日报》步调一致的文章发表在西方报刊上，比如批判法轮功是邪教，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亏待这些「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为美国商人，一定要在中美冲突或者两国外交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论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至少也得温和地指出从策略上来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这样更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形象加分，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铁悍朋友。
外国人对这点并非「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而属于「困而知之」一类，暂且让我们回到书的开头。
书的第一章是作者对「炸馆事件」后中国政府发动反美游行的近距离观察，因为今年中国政府执导的国家游戏「反日游行」与当年如出一辙，连手法都一点未变，包括一些小细节：警察让一批人进去示威，投掷石块后，再让另一批人进去。今年反日游行这一细节被《纽约时报》记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让人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与操控能力有足够的了解。

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练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笈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九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二十五美分至三十五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堤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 ??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张清溪序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这个号称「资讯爆炸」的时代，威胁要以「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那个自称「和平崛起」的中国，却以举国之力「封锁资讯」，让人性贪、恶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养与掩护，产生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新」中国。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这里，有权力的人忙于「权钱交换」，急着把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深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一切向钱看，法律成为替权力服务的工具，产生了一个「和尚打伞」（毛泽东语，意指「无发（法）无天」）和腐败猖獗的「新」中国，也产生了一个贫富差距已到濒临社会崩溃的临界点。
在这里，号称最清廉最有魄力的「铁面总理」朱镕基，打击腐败绝不手软；但同时，他在支援和扩充警察权力上也非常坚决：施行监视行动，??鼓励告密和死刑等等。
官场上彻底的贪污腐败，也造成了商场上的彻底贪污腐败。而这个「中国特色」，也漫延到这里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美国商人，背叛??了他们为人经商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资讯封闭的中国烂摊子里干着令人作呕的坏事，却自以为「天高皇帝远」，无人知晓。
在《失去新中国》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发生在「新」中国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
这本英文书，每一章前都有一个汉字「贪」（简体字「贪」），似乎表示作者看到的「中国特色」就是无所不在的贪。这让我想起分析外资在中国的另一本书The China Dream（《中国梦》，但时报文化把它的译本改名为《中国热》），在那英文原著里，用一个汉字「梦」（简体字「梦」）作为段落的间隔，表示作者认为到中国投资赚钱就是作梦。
中国为什么无处不贪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没有制衡的政权，它在宪法里就说是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没有三权分立，司法只是行政的附庸，媒体是党的喉舌。西谚云「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诚然。
中产阶级无效应，国际接轨也没用
很多人期望，中国经济成长后，会带动它的政治改革。这个我称为「中产阶级效应」，随经济成长而茁壮的中产阶级，会产生对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但在中国，经济精英都是独裁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怎能期望他们回头消灭他们赖以生存的专制体制呢？与此明显对比的是香港商界。这些生长在殖民地的中产阶级，过去常被批评为得了「政治冷漠症」的「经济动物」，在九七回归前的六四事件时，与回归后的〈基本法〉23条事件中，都有一百万人站出来，充分表现了「中产阶级效应」。为什么呢？因为香港中产阶级是在完全没有特权的环境中成长茁壮的。
台商到那个威胁要对台湾动武的中国去投资，有一个理直气壮的说法，是要改变中国。跨国企业甚至游说他们的政府，不要批评中国恶名昭彰的人权，以免得罪中共妨碍我去中国投资；我投资中国，可以把商界的诚信与国际民主潮流带入中国，让中国生活西化的同时，政治也逐渐西化、民主化。这本书，可谓给这种说法当头棒喝！因为，所谓的国际接轨也不能促进中国政治改革。



中文版自序 写在外商的喜悦褪去之前

作者：伊森?葛特曼

在这本书中您或许会发现有些词句、想法及一些作业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国式的。那是难免的，因为我是美国人而且待在中国的时间不够久，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但同时我也是故意这么写的。
我当初写书的第一批假设读者是美商公司的执行长及美国母公司的职员干部群。第二批读者则是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决定中国政策的行政官员。我也想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其中一大部分可能会走上一条导引他们到北京工作的职场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读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虽然我不期盼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够露出些许认同的微笑，那也足以让我骄傲半天了！
我没有也不敢奢求我的作品能够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
我经常被描述成「中国批评者」。虽然我不认为这个角色定位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确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共领导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们提出许多评述。对一个只待在中国一小段时间的美国作家来说，持批评态度并不特殊，但是对一个曾以中国为家的美国人来说，却是相当罕见的。当我回到美国佛蒙特翠绿山脉间的祖母家中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仍然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北京人，而不是美国人。我想那是中国的磁性所致（或称中国的宿醉未醒，看您怎样看这件事）。不管怎样，这本书是写在这些中国外商的喜悦褪去之前。
美籍外商通常带有善意和外交使命的。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子外，在一般美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述文章中，都深刻地认知到中国人的自傲感──这是一种由中共政府一手规范出的民族主义敏感性。如果要以现代美国方式来处理中国的自傲感，就必须维持一种解除武装的开放态度，并运用非正式的行为模式处理，同时用95%的时间来报导中国的真??实情况，然后对其他最重要的5%的事实（有关台湾、法轮功、天安门、中国民主等热门话题）捏造蒙混过关。
或许某些主题并没有在书中提及，或者用了些好的中国故事适切地平衡了中国的坏故事，或是中国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元素，被描绘成如同青少年的青春期粉刺一样，是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痛。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试图避免这5%事件的行动也许会激怒中国人的自傲，因此有讨好??中国人的意图，而难免逐渐产生一种认为中国人易受哄骗操弄的傲慢感出现。同时中国人感觉被侮辱的标准也越变越高，于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冰冷黏湿的、令人不舒服的西方优越感开始笼罩在双边的对话中。
我们不能漠视存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不平等的感觉，但它不再是因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现在有太多的中国人是百万富翁），国家力量的不平等（中国正急速缩小差距中），或是所谓的「软性力量」如文化、音乐和电影等的差距（其实美国人在北京有许多娱乐去处，不会无聊的）。现存的不平等是政治层面的──是中国人无法公开、集体谈论一些基本事实的问题。例如：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台湾的民主、种族问题以及信仰等等。在接受这种现况事实的前提下，对话的双方：美国的利益团体和中共当局，却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认为应该把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当作小孩子对待。他们应该被爱、被满足、被管理──如中共领导人经常喜欢说的，你应该避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能被信任而不加以管控。
不论是否以外商的身分说话，我都拒绝认同这种新中国典范的运作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理解到权力是中国文化的命脉，这是一种对于权力与正义极复杂的体认。由于我可感觉到中国人角色的表面──外在表现为精明能干的商界勇者，却掩盖不了内心深处对历史悲剧的精神伤痛。我认为，压制中国人的政治天性和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绝对不小于毛泽东当权时压制中国人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精神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去除中国人民不应该参与政治或自治的这种信念，我们做了一些临时的阶段性措施：每当解除了一个经济障碍、中国往资本主义迈进一步、每抛弃一套毛装、中国人口袋里每增加一分钱，都至少可视为中国迈向现代化、负责与民主化的步伐。美国的企业执行长给大众的印象是，他们只要做了投资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像乘坐在一条轮船上，坚定不移地航向一个一应俱全的伟大港口：一个「中美共荣圈」 、互敬香槟庆祝历史的终结（编注），同时还有一个新中国的出现，这个新中国实际上看起来很像他们已经抛在脑后的美国。
我并非完全抗拒这个新中国典范的说法，没人可以预测中国的未来。但这本书主要想关注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向不支持这个理论呢？如果中国人民前进到一个没有自由的新中国呢？
我在2004年完成了这本书之后，中国仍继续以危险的速度持续改变，并且持续以惊人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翻新形象，但是请看看我所列出的趋势：
激进的民族主义：过去曾发生对美国使馆的攻击，现在则是对日本使馆的攻击。然而双重标准的基本行事依然存在──他们不能容忍对中共政府的批评，但是当中共领导人决定停止时，所有示威行动都必须立刻结束。
监控的互联网：在全面监控的网路空间中，法轮功和美国之音找到几个漏洞可将资讯送进中国。尤其是大纪元，好像开了一辆蒸汽碾路机碾过它们（成功地将《九评共产党》送入中国）。而在地面上，手机简讯（短讯）的使用正在扩大，暂时可作为新的自由网路，很像传真机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扮演的角色。所有的这些努力显示这场互联网的战争尚未结束。然而国家安全部门透过西方合作伙伴的协助，针对一般中国用户所进行的互联网监控行动则有增无减。
军国主义：中国的武装投射能力──特别是在海军和通信方面，正以侵略性的行为与掩饰说词的模式成串地、有计画地阶段性快速扩张。而西方国家的科技公司将部分尖端研发工作外包给中国，更加速其武力扩展。
本书中所提及的所有主要趋势仍在继续着，甚至加速进行。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或任何人）可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吗？
在2005年此时此刻，中国人民终究仍被迫朝着政府指引的方向前进。
但他们不需要这样，如果有大部分的中国人民能够体认并反对这种「为了保证中国持续的成长，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内部政治控制的手段是唯一的路」的说法，他们就能打破这层恣意的无知咒语，能打破互联网世界的控制，并且可以让中国共产党瘫痪。就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这很可能非常非常迅速地发生。在本书中，我提过：「一群被过度征税的愤怒农民，十年后会使用具有互联网功能的手机」成为变革中国的力量。自从我写了这些句子后，我的信念只有更加增长、更加强烈。
中国的突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扣人心弦、使人受鼓动的事件。我在北京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感觉，我也完全期待我的儿子会在一个中国是世界强权的时代中成长，但我们──美国人或中国人──都不应该畏惧那样的远景。
您现在所拿着的书是一本由一群专家精心翻译、编辑、设计的精良作品，是一小件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提供信心的作品。这里有一片中国人的散居之地，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这是一块自由的地方，有信仰也有追寻与调查，有争议的论点也不会被刻意删除，激情会受到尊重。博大出版社的团队同仁，尤其是丁柯（Ke Ding）的工作实在精采又有创造性，并于所有程式中正直地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在出书的最后阶段，我与资深编辑鹿丰（Carolyn Lu）几乎必须每天交谈。她直率、慈悲却也十分专业，偶尔很艺术地以幽默的方式来提醒我为什么我要写这些，我深深感谢她。我同时希望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柏克莱．葛瑞格里（Stephen Berkeley Gregory）协助处理早期的交涉和在过程中对我的鼓励。
就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我没有也不敢奢求本书能够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并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刻意保护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喜的是，位于美国的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行动人士已对我所提出的议题做出回应。美国之音的中国职员们开始对大陆的广播与现场讨论，引发了对本书另一层面的讨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天，我在中国的网站上浏览，发现有几个美籍外商粗暴地批评我的书。我也发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国男性在北京网站上询问是否有任何人读了《失去新中国》这本书。他说「虽然我过去在美国读这本书时，将本书评价为对北京生活的负面描述，但令人哀伤的是，我目前正在北京经历书中所讲的情况！」他的广告标题为： 「迷失」的留美归侨寻找优质女友。（谁会想到阅读这本书被用在求偶这件事上呢？）
严格地说，我对这些事情不是不在乎的。能够被人了解，能够与世界另一端的人有所接触是很重要的。以下这一点更重要：如果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而这些内容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到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洲与欧洲等地的华人社会，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荣耀的呢？我在此，并且仅此一次──为中国大陆的非法书籍翻印行为欢呼，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运气好的话，将因此得以比其他地区读者提早阅读本书。

编注：一九八九年，苏联与东欧、蒙古等国相继出现民主改革的重大突破，共产党专制一夜之间纷纷垮台。这一年夏天，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性崩溃的意义，一时间造成很大的轰动。福山认为，历史上一切反自由、反民主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包括本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已遭到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