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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賜香：《那一次，我們挨打了：中英首次鴉片戰爭全景解讀》

目錄

簡介
前言：后鴉片戰爭時代，彆扭的姿態和夢中的自慰

第一章 大英與大清，不是冤家不碰頭
維多利亞女王VS 道光皇帝
英國對中國：單相思很久了
乾隆對喬治三世：你到我身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
威爾士親王對嘉慶皇上：最後一輪「秋菠」
大清在廣州：防火防盜防洋婦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們在廣州的闖關活動

第二章 綜合國力：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比較
西方第一號現代工業強國VS 東方第一號原始農業大國
那邊廂的放任自由主義和這邊廂的閉關鎖國
那邊廂的熱兵器和這邊廂的冷兵器
東方式的絕對專制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
那邊廂是科學的巨人，這邊廂是科學的兒童
那邊是文藝的春天，這邊是文藝的冬天

第三章 鴉片：大清人民就愛這一口
鴉片：大清人民就愛這一口
禁煙的「紅頭文件」何其多
道光主持的一場禁煙大辯論
琦善怎麼就成了弛禁派？
道光與林則徐，君臣之間有關禁煙的一場嘀咕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欽差VS 英國「佐羅」義律
欽差大臣林則徐駕到
英國：「佐羅」義律現身
義律與林則徐，誰上了誰的圈套？
甘結，兩大文明的衝突
虎門銷煙，大清帝國「虛幻的勝利」
林維禧事件，東西兩大文明的再次衝突

第五章 戰前熱身與戰爭前奏
戰前熱身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
林則徐發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一封天朝特色的信
林則徐的夷情判斷、戰爭準備及天朝特色的野蠻
虎門銷煙后，英國國內所謂的民意
戰爭前奏，英國議會關於是否出兵中國的辯論

第六章 稀里糊塗的戰爭就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英夷怕林則徐嗎？
「布朗底」號在廈門:送不出去的最後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規則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欽差的倒下
英軍來到了大沽口，迎接他們的是直隸總督琦善
天上掉下坨烏鴉糞：道光著伊裡布收定海！
天朝第三個欽差——欽差大人琦善駕到！
虎門之戰（1）：敗則敗矣，但成全天朝仨英雄
琦善和談：一不小心就成了賣國賊！
虎門之戰（2）：成全了關天培，一個最悲涼的英雄
廣州之戰：楊芳的尿桶戰術、奕山的「漢奸」觀和廣州府的白旗
三元里抗英的神話故事

第七章 冷不丁的，戰爭就擴大了
英國重新洗牌：義律下崗，璞鼎查爵士準備上崗
廈門之戰，顏伯燾的花崗岩和怡良的禍水引流計
第二次定海之戰與三總兵之死
鎮海之戰和欽差大臣裕謙之死
「歸國華僑」璞鼎查他老家——寧波淪陷了
揚威將軍：天朝卓越的書法家、無能的軍事家奕經駕到
劉韻珂的「十可慮」和伊裡布的二次出山
乍浦之戰：滿洲兵的頑強和滿洲家屬們的節烈
吳淞之戰：陳化成，頓飯能吃一百二十個包子的英雄！
上海和平失陷啦
鎮江之戰：海齡副都統是英雄還是狗熊？

第八章 戰爭的結束和戰爭的果實
伊裡布、耆英、牛鑒與英夷：瞧不懂的媚眼與照會
道光 ：一個人的抗戰
中英《南京條約》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門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
中法《黃埔條約》

第九章 餘音裊裊
鴉片問題
廣州的民情和天朝的兩個大「糞青」
琦善的命運波折
林則徐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道光的羞愧和閻崇年的苛責
恩格斯的預言和拿破崙的失望




簡介

本書是對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全景式解讀。全書將第一次鴉片戰爭放在國際大背景之下，展現了19世紀中葉世界廣角鏡下的實力格局，詳細描述了中英雙方綜合實力的對比、戰前準備、戰爭經過、戰後的結果及影響等，使讀者對第一次鴉片戰爭有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了解和認識。

作者希望通過這種全景式的解讀，展現當時西方國家正在加速走向現代文明，而中國卻在專制愚昧中踽踽蹣跚的情景，通過此種對比來釐清鴉片戰爭中大清一敗塗地、屢屢挨打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一個皇帝的能力高低，不依靠幾個臣子的忠奸與否，也無關乎民心向背，腐爛的專制制度才是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主因。

本書的文字延續了作者以往作品的鮮明風格，幽默犀利，略帶網路語言的調侃，讓人讀來酣暢淋漓。而其歷史專業出身的知識背景，使她的文字十分注重史實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再加上作者強烈的社會擔當，使全書引人深思，餘味無窮，是一部值得市場期待的歷史作品。




前言：后鴉片戰爭時代，彆扭的姿態和夢中的自慰

按我們的教材，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起點——當然也有懷疑的——比如美國學者孔飛力認為王朝的衰落並不意味著舊秩序的衰落，而中國舊秩序的衰落至少不會早過1864年，即太平天國覆滅的那一年，所以他認定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認為，如果把經濟關係的國際化作為近代標誌的話，那麼中國的近代應回溯到19世紀初；如著眼于中國國內舊制度的解體和新制度的萌生，則中國的近代似應開端於19世紀後半期。這裏且不論中國的近代化起於何時何事，單論距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之後，我們的學者還在研究「中國離現代化尚有多遠」、「中國是否拉丁化」之類的課題，這種歷史的弔詭對我們不能不構成刺激：我們的現代化，何時完成？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正像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樣，「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一切還是老樣子。

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只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志語），「剿夷」或者「討逆」而已。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咸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麼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對事件的當事人——林則徐、鄧廷楨、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來講，隨著條約的簽訂，似乎隨即就把自己作為主角參与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他們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的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乾脆不睜眼。鴉片戰爭結束后，道光詢問參与《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四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169頁）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曰：「可惡之至。」（《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五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320頁）真的是可惡，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

戰後，也有幾個知識分子，比如魏源、徐繼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轉向了西夷，但這種探究是有限的，影響力更是有限。魏源寫出了《海國圖志》，對美國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絲羡慕，重點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提倡，理論上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天朝無人接受；20年後，天朝有識之士接受了他的「師夷」理論，但是實踐上，又始終不知道所謂的「長技」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東西。徐繼畲寫出《瀛環志略》，對華盛頓「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表示了稍微那麼一點羡慕，就壞了菜了，被時人懷疑有漢奸嫌疑。史策說此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李慈銘認為徐繼畲作為一個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為泰西造聲勢，「輕重失倫，尤傷國體」；稍後的曾國藩也認為此書「頗張大英夷」。這樣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長敵人之威風、滅自己之志氣的，那它在天朝的命運就很不濟了，受了20年的冷落。

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10年時間，清政府給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時間，清政府還想白白浪費，歷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讓太平天國玩了一把。而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乃是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洋槍洋炮的威力，讓天朝的督撫們大開眼界，遂認定了洋槍洋炮就是夷之「長技」，於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終於啟動了，而這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務運動只學西方的器物，不學西方的制度，這意味著中國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單冀起飛，更印證了楊小凱先生所謂的「后發劣勢」理論。羅榮渠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延誤——一項比較現代化研究》一文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清政府愣是「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轉變所必需的基本認識轉變」。清政府的這種蒙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對其的描述最為形象：「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渺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風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矇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施阿蘭：《使華記，1893—1897年》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2頁）

問題是，英國不挺這種警告，連著「摸」了大清兩回，更可惡的是，經過與中國的洋務運動起於同時的明治維新，小日本也學西方的小樣，前來摸大清了，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務果實全給摸沒了——中日甲午海戰，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志著中國洋務運動的全面破產！

按一般的說法，甲午海戰時，大清帝國的軍事實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間，日本海軍實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間。（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嶽麓書社1999年版，第191頁）為什麼小日本能把曾經的師傅——大清揍得鼻青臉腫稀里嘩啦？為什麼海軍實力遠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戰中把中國海軍拍得一個子兒不剩？關鍵原因就在於，小日本不只學了西方的器物之精，還學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緒皇上在康有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國終於開啟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訴求的維新運動。而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30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這個老太婆作為天朝那艘破輪船的掌舵人，既沒有產生「咸與維新」的內在自覺，更沒有發現政治改革的外在緊迫，為了自家的「寡婦」（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對應著稱寡婦了）利益，一棍子把這運動給拍壞了。於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盤。

20世紀初，日本在日俄之戰中一舉打敗沙俄，這讓一直打算走親俄路線、希望聯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嚇了一跳，驚嚇之餘，似乎明白了些什麼，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憲政。但是，歷史已經對清政府的諸般遲鈍與扭捏喪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動手了……

不得不承認，后鴉片戰爭時代，中國的傷痛與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沉迷和荒唐與「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憤懣」（費正清語）糾纏在一起，醞釀出一種強烈的鴉片戰爭後遺症，以至於後來，對於鴉片戰爭，某些國人和學者還保持著一種彆扭的姿態：

宏觀方面，總體上承認，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於中國的落後。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組織技術，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國家。

微觀方面，具體敘述上，又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這樣一種傾向：只要中國堅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當，只要全體大臣都是林則徐，只要以琦善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壞，中國就可能獲得勝利……

這種民族情緒從表面上看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隱藏在它背後的假設：大清制度的落後是有限的，多幾個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經濟落後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呢；大清的科技落後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時落後，差那麼一點而已；大清的軍事落後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築長城的肉彈精神就行……總之，只要如此這般，大清這艘破船就可以繼續自絕於現代文明與國際世界，順著自己的老航道，一條道走到黑，用不著回頭！

保持彆扭姿態的同時，中國一些學者與民眾對鴉片戰爭的那種說不完道不盡的絮叨，在旁觀者眼裡，難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與色彩。歷史的罪惡雖然無所謂有效與無效之追訴期，但即使在鴉片戰爭那個時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憐的，或者說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國學者孔飛力所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亞洲受害者只有有條件的同情。」（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馬克思對中國大清政權遭遇外來打擊的同情，僅相當於對木乃伊遭遇風化的同情，他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正因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馬克思對鴉片戰爭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鴉片貿易史》中對天朝的禁煙作出了如此評價：「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說得太對了，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中國人·半野蠻人pk英國人·文明人。

中國·陳腐世界pk英國·現代社會。

而且，這場pk賽中，大清註定要被pk掉，「半野蠻人」鐵定不是「文明人」的對手！

這對某些喜歡在鴉片戰爭中尋找安慰的中國學者，無疑是當頭一棒。因為他們在夢裡以各種方式自慰好久了：

之一：他們遺憾清政府在戰爭中沒有「舉國一戰」。

羅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拿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一戰和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台灣抗日讓敵方遭遇重創來推斷：「這是否提示著清政府若能舉國一戰，結果會有所不同呢？」不說「舉國一戰」是否會導致結果有所不同，單說這「舉國一戰」本身有無可能。國是誰的？張豈之說：「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說：「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國與亡天下混淆，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顧炎武這時候還想不到體制問題，更想象不到世界上會出現英國那樣的體現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國是肉食者的，與食草之民無干，與吃不起肉的士人無干，與士民全無干，又怎麼「舉國一戰」？民眾學商紂王的奴隸，舉國倒戈還差不多。

之二：他們幻想天朝在與英國的較量中展開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甚至持久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臣蔣琦齡給咸豐皇帝上了一個《請幸太原疏》，內中提出了類似游擊戰的戰術：「我眾彼寡，則分軍為三四，仿古人更休疊戰之法，或擾之不聽其休，或環攻以分其力，我敗有援，賊死無繼。」他說，北京的「婦孺皆有激昂思奮之意，豈行間遂全無同仇敵愾之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頁）他的意思是，國軍完全可以「游擊」戰了，但他沒有建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眾所周知，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動員，所以政府的國防思想就是防民甚於防寇。據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奕經的幕僚臧紆青向奕經建議：從山東、河南招丁壯萬人，從本地招丁壯兩萬，讓他們分伏寧波、鎮海與定海，人自為戰，戰不擇地。各地士紳領團勇伏于城內，大軍伏舟港口，聲東擊西，內外交逼，英夷必敗。他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採納。新中國的學者胡思庸，20世紀50年代寫過一則《論林則徐的思想》，也遺憾大清沒有用人民戰爭對付英夷。一看寫作年代，我們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戰爭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后所提出的戰術：「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一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470頁）林公這一招，頂多是兵勇壯勇戰，與臧紆青一個意思。林則徐比臧紆青還要狠的一個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產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頁）的奇效，但這並不妨礙當今的學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們的這種借刀殺人法想象為人民戰爭！《林則徐傳》的作者楊國楨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把英軍「牢牢」地「牽制和分割」在各個戰場上。（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頁）

世界級的天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倡民眾戰爭。這傢伙1831年去世，他的《戰爭論》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為軍事「聖經」。天朝的蔣琦齡、臧紆青和林則徐等人，應該無緣看到此書；馬、恩、列、毛對此書都專心研究過；不知楊國楨、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過？克勞塞維茨認為，民眾戰爭是對戰爭的擴大和延續，採用民眾戰爭可以擴大力量。但他並沒有忽略民眾戰爭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話，政府可以利用民眾戰爭，但是，大清那樣一個既無民心又缺民意的極端腐敗、專制的末世王朝，搞民眾戰爭的前提條件在哪兒呢？而天朝的人民，軍事上的組織和技術若能對付得了現代化的英夷，那他們費那事幹嗎？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之三：他們遺憾清政府罷免了林則徐這樣的清官能吏。

他們幻想，如果鴉片戰爭由林青天來指揮，那麼結局將可能有所改觀。這種幻想乃是典型的「拿個人道德之長，來補組織與技術之短」。按黃仁宇先生的研究，組織與技術短缺，乃中國傳統政府的致命缺陷。黃先生的觀點，我舉三隻手贊同。如果說政府有毛病，則中國某些學者更甚於政府，他們動不動就拿個人道德來填補組織和技術造成的巨大空洞。鑒於諸多原因，咱這裏就不對這些史者點名了，只想點明，他們這種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則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為魏源幻想得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撫記》里說：「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老實說，魏源搞了個偽命題，「沿海守臣」和「當軸秉鈞」，怎麼能人人都成林則徐呢？林則徐的娘倒是生了兩個兒子，但林則徐只有一個。一個娘都生不出倆林則徐來，沿海守臣與當軸秉鈞又怎麼可能都是林則徐呢？

蔣廷黻先生很厚道，順水推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假認全國官員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則徐，然後在此基礎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國文武官員儘是如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

說得對，據時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當時他曾就福建的水師營制徵詢過林則徐的意見，林則徐的回復是：「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3頁）

林則徐都服勁了，當代一些中國學者卻擠著眼睛愣是不服勁兒，煞是奇怪！至於閩浙總督顏伯燾，起初也是個大大的主戰派，下車伊始，即言對英和、撫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無敵可剿，恨敵不來之語」。（《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五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頁）問題是戰爭一開場，他老先生跑得比誰都快，凈身出逃，衣服、財物都沒來得及拿。過後跟張集馨閑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0頁），這讓張集馨感嘆老顏前後判若兩人。不怨老顏前後判若兩人，只怨老顏領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軍的組織技術，跟林則徐一樣，不服不行了。

雖然認定全國官員盡如林則徐也不行，但蔣廷黻先生還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罷。不過他的立足點高人一等，他說：「林文忠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毫無革新運動，主要原因在時人不明失敗的理由。林自信能戰，時人亦信其能戰，而無主持軍事的機會，何怪當時國人不服輸！」

蔣廷黻先生想讓大清政府服輸，用心良苦，認為天朝服輸后就會早些開始維新。不過，果如他所言，不罷林則徐，林則徐戰則必敗。但是國人會不會因此而服輸，則大可懷疑。因為天朝之所以為天朝，就在於它永不服輸的那種執拗與蒙昧。天朝什麼時候服過輸？可以說，天朝直到滅亡的那一刻，都對西方不服輸，西方夾著尾巴打天朝，天朝翹著尾巴挨人打。天朝頭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翹在天上。這就是天朝風度！

戰爭考驗的是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的體現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個官員的道德與能力無關，而跟體制及體制的合力有關。清政府拿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經濟、中世紀的文化來對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軍隊、近代化的經濟、近代化的文化，時間上講，那是過去對抗未來，相當於嬰兒戰巨人；空間上講，那是寡人對抗群雄，相當於只手架群狼，如此情形下，還幻想前者戰敗後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夢嗎？

現在，讓我們咳嗽一聲，打斷大家的夢境，進入那紛擾的歷史現場，去觀摩一下這場16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對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