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由 admin » 2011年9月15日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黎明書局出版，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陸經濟學者，也是媒體工作者何清漣。
媒體報道：
張錦華：萬山不許一溪奔－－介紹一本好書
【大紀元6月22日訊】最近台灣媒體競相爆料，但由於多數查證不足，甚至直接跟隨政治人物的口水戰起舞，引起許多爭議。正面的來看，部份有真實依據的報導，確實發揮了新聞自由、監督政府的功能；但負面的看，許多缺乏證據的補風捉影，就變成不負責任，自由過了頭，甚至可能吃上誹謗官司，同時也淪為一個錯誤的民主示範。
我在上一篇評論稿中，曾經介紹過韓國公共電視台，接獲密告黃禹鍚假造科學研究后，進行了嚴謹的調查訪問，結果揭發了震撼整個南韓和全世界的科學界的弊案。並藉此指出媒體報導真實的責任和功能，也期勉台灣的媒體界應該更嚴肅的對待揭弊的報導。
不過，對照台灣媒體不遺餘力的揭發政府的貪污腐敗，也許有人發現，大陸的貪瀆問題是世界有名的，但是，大陸兩千一百家報紙、一千三百家廣播電視台，卻似乎很少報導。為什麼大陸的媒體也會報導黑心商品、報導超女、報導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百態，卻完全不會報導這些可能觸及高層官員貪腐的案例呢？這是怎麼回事？
最近黎明書局出版了一本《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正是解開這個詸團的精彩大作。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陸經濟學者，也是媒體工作者何清漣。
她之前的成名作《現代化的陷阱》被認為是剖析中國轉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僅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國際各大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紛紛以巨幅進行報導，甚至登上國際最王牌的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封面。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這本書必將成為分析大陸媒體控制的最重要的著作！事實上，何清漣長期在中共的媒體工作， 她對中共控制媒體的手法，她自己以及其他優秀的媒體同業不斷身陷鐐銬、有志難伸的遭遇，以及媒體管制和整個中共制度間的緊密糾纏的關係，不但有第一手的體會和資料，也有著切膚之痛的義憤填膺。
因此，本書詳細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體的各種法律、規定、禁載命令；針對所謂的社會敏感問題、政治體制問題，書中詳細說明了中共如何高度而嚴密的控制國內媒體、網路媒體、外國記者（包括台灣記者）。同時，她也試圖揭開外商帶來媒體自由化的迷思、跨國公司和網路公司如何向中國屈服的事實，中國媒體如何執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義，如何編造中國GDP高速增長的神話，她更搜集了近年來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體和記者的記錄和分析。這不但是研究中共體制和傳播控制的最新和最完整的資料，也是一本擲地有聲的人權記錄和抗議。
這使我想起宋朝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萬山即使能夠一時的限縮溪水，但相信追求自由、真實、與良善人性的努力，終將一呼百應，堂堂匯成人類社會的主流！(注：本文部份擷取《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一書導言)
姜維平：何清漣撥開了雲霧
【大紀元10月3日訊】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學者何清漣從美國郵寄給我的新作《霧鎖中國》，我一口氣讀了兩遍，每當略感疲倦之時，便在寓所的7樓陽台上遠眺懷想，透過不遠處的綠樹花叢，出現在眼前的不是霧氣與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燈紅酒綠之夜，而在嶺南派畫家關山月紀念館旁邊的紫竹苑賓館里，一個少有的僻靜茶舍，我與何清漣相識。
慕名求見，劉達文協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匯報在深圳舉辦一年一度的內地辦站主任會議，地點是深圳竹苑賓館，此前我先在5月19日與黑龍江省旅遊局長薄喜茹一同參加了昆明的世博會，爾後我又去香港拜訪了新亞洲出版社的老闆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於日程安排太滿而頗為倦怠，但我仍然想認識何清漣，就向報道過她的香港《前哨》雜誌社長劉達文先生求助。
劉介紹何小姐的情況時說，她很有才學，首先是位學者，然後才是一位敢言的記者。我更加急於去訪問她，這應與劉達文這番話有關。帶上劉先生給我的一個何小姐的手機號碼，我在深圳開會的間隙，與其終於見面了。那時，我還不知道國安特工無所不在的大網，已把我往來港深的每個行蹤，均緊緊地罩在其中，當然也不會漏掉兩個記者的會面對談。
後來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特務們審問我時，就首先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在香港你約見了什麼人？劉達文與你講了什麼？給你介紹了哪些人？在深圳你于賓館門前的公用電話亭，給什麼人打了電話？為什麼不在房間打？我告訴他們，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報社規定私人電話，不能由房間賬單報銷……那麼你又見到了哪些人？為什麼要見這些人？……當然這些都是多餘的追問。實際上共產黨不缺錢，養得起大量耳目，早對這些了如指掌。用國安局特務王福全的話講，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深圳，你見到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沒有幾個好人！我們問你，不過是核實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國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熱無比，但與何小姐飲茶聊天卻別有一種心情涼爽的感覺。此前我對社會官場的腐敗與世風日下充滿憂慮與激憤之情，但不知道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這種書生的困惑如何解脫，但在讀過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之後才豁然開朗，如沐春風，我首先告訴她我的這種心路歷程，何小姐說，與中國的所有的知識份子一樣，她著書立說，只有一個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國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動容，但日後其人的命運跌宕起伏足以證明，執政的共產黨並不領會她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獄后，在朋友處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記，雖經兩次抄家，此文字僅存，乃是萬幸。由於當時我計劃寫一篇人物專訪，所以5月24月的會面，我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何小姐對我說，之所以她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能在大陸，台灣及海外兩地出版，擁有大量的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安局並沒有找麻煩，那是因為她只僅僅是寫作，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這一點可能與其他異議人士有所區別吧。
她還介紹說，海外版比國內版多出8萬字，是國內出版杜不得不刪掉的部份，也是書中的精華，所以尤為重要。談到香港版，她說其實香港版先於國內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國安局特工告訴她，這本書出版后，他本人奉命去香港買了12本，說是香港出了一本內容極其反動的書，叫做《中國的陷阱》，政治局委員需要看。
當時，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連她住在雅禮賓館多少號、兒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沒有動手，說是春節前政治局委員們討論了一次，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說這本書內容極其反動，應該將作者馬上抓起來予以嚴辦；第二種意見是這本書談的基本上是事實，沒有捏造；第三種意見說作者是愛國的，寫的這本書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艱難性與曲折性，建議讓全黨幹部看看這本書。因為意見不統一，第二種實際上也是消極肯定，並不主張打壓，所以暫時擱置。但春節后亦即1998年2月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出版，短時間內鋪天蓋地，也就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所以她在中國還有生存空間。
何女士不避諱她的研究課題觸及了社會高度敏感問題，她說她注重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我開玩笑地說，朱總理辦公室急需你這樣的幕僚，她說中國領導人面對諸多社會矛盾，是習慣用冶水封堵的辦法，而不是疏導引領的辦法，所以他們不可能接受她書中提出的觀點，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見，我說他們的確不如幾千年前的中國古代酋長大禹。
這次訪談的選題顯然對香港文匯報來講，過於敏感，所以次日我借開會之機，尋問從香港赴深參加會議的一位報社副老總，此人物專訪可否發表，他一口回絕了。我知道他的難處，他不過是領取高薪，在為共產黨的喉舌打工而已。不過，我通過談話增長了許多見識，的確受益非淺。不能替其鼓吹，我決定通過另外的方式幫助她。因為她說，國內外盜版印發《中國的陷阱》的書販子，發了大財，她本人掙的稿酬太少，但她憑薪水還足以維持生存。她喜歡書，買了1萬多種各類圖書，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無法存放……怎麼幫她呢？我當時沒有告訴她，卻思慮了許久。
一本簽名書，侯處長愛不釋手
此後不久，我回到了大連，爾後又去了鞍山，我又約見了千山風景區管委會副主任侯政，這是一個副處級幹部，個子矮矮的，戴一幅黑邊眼鏡，其貌不揚，但目光如炬。雖然多年在中共體制內任職，但思想特別開闊，他的許多觀點與何小姐不謀而合，由於已讀過國內版本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所以侯處長十分崇拜何清漣，對她很熟悉，還成了她的「粉絲」。
在鞍山國貿大廈一樓餐廳，侯處長與我一同飲茶開懷暢談，很快我把話題轉到了何小姐與她的著作，他說中國再這樣走下去，像鄧小平講的那樣摸著石頭過河，越來越會貧富懸殊，兩極對立，社會經濟繁榮背後滋生的不穩定因素，會越來越大。「摸派」不會長久啊！他又說，何清漣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於直言，我很佩服！於是我接上話茬，趨熱打鐵，告訴他我在深圳剛見過她，並得到一本由其親筆簽名的《中國的陷阱》，我取出來送給他，我說，雖然何小姐在扉頁簽了我的名字，但這本書是未刪節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獻佛了。他雙手接過，如獲至寶，愛不釋手。
別看千山風景區管委會，所轄不過是一塊聞名遐邇的風景區，但近年來，隨著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此處香火很盛，生意興隆，已成為每年盈利上千萬元的國營大企，除了一把手張某之外，做為他的副手的侯處長，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處長，以前在鞍鋼黨委辦公室工作，當過中共中央侯補委員，鞍鋼黨委書記劉芥的秘書，故在鞍山廣有人脈關係與組織能力，所以我對他提出了幫助何小姐的請求：搞一個有關《中國的陷阱》的學術講座，把何清漣專門請到鞍山，就在千山風景區里的大酒店開講，對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擔往返機票，再付一筆講課費，我講了何小姐的生活條件，請侯處長多付點相關費用，幫幫她的忙，侯政處長一口答應：這你就放心吧！我還對他講，幫助何小姐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就會使她有條件寫出更多的對中國進步有利的書籍，所以說到底也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當然贊同我的觀點。他還說，場地、人員等細節另議。
正當我關注別人的生存狀況，還在憂國憂民之時，一隻國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後來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特務鄭義強嘲諷地對我說，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運作監視之中。你上竄下跳四處串連，唯恐天下不亂。你幫這個幫那個，唯獨忘了你自已姓什麼！現在成了階下囚，誰幫你？這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確，我與侯處長的想法並沒有實現，因為儘管何清漣的觀點十分溫和，願望很善意，觀點很理性，但同樣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報任記者，但在與我會面后不久調離了工作。
為什麼何清漣不能到鞍山講課
後來，我給何清漣掛了電話，講明了邀請她來鞍山講課的事情，還簡單談及千山風景區管委會的侯處長，我原以為何小姐會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絕了。
她介紹說，2000年7月，她應邀到北京西山參加國家體改研究會主辦的「2000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7月15日散會，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講，由哲學系一位老師組織一些假期留校學生召開講座，她攜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門過馬路時，行至路中，原來停在馬路邊的一輛黑色轎車突然發動，將她與7歲多的兒子撞倒。她們的腿均嚴重骨折，她此時正在家中休息。因為當時她的處境異常艱難，那車禍也來得蹊蹺，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請。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談，就忙給侯處長打了電話，暫時擱置了援助計劃。處長說，沒關係，大連離北京很近，乘飛機才45分鐘，侯處長答應等過一段時間，找個周末去北京拜訪她。
但人事難測，很快我進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會情不自禁地憶起許多人許多事，當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為什麼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後，一舉成名了，卻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車撞傷，雖生命暫時並無大礙，但整天處於危險之中。這個突發事件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陰謀呢？由於我們不過是一面之緣，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訴說？……再後來我有了短波收音機，我終於知道了她的近況。
由於她知名度太高，太憂國憂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筆犀利，所以共產黨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報當無冕之王，雖然有些報道可以封殺，不讓見報，但沒有辦法捂住她的眼，堵住記者的耳朵，因此對她的恐嚇與騷擾愈來越嚴重，她不得不於2001年6月憤然離開了中國……
實際上，在我看來，何清漣書中的素材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已公開出版的相關報導，並無「國家秘密」，她主要是從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而已，比如文中講到大連黃色賣淫業的興盛時，舉出的「三女神事件」，並非是其第一手資料，而是摘自中國青年報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來當政時公開經菅的妓院，正建在大連沙河口區太原街一片民宅中，與我妻妹家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說，在我親友位於7樓的寓所烏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紅男綠女，醜態百出，車來人往，盡現眼底。記得何清漣曾請我把一些相關材料傳真給她，但我因太忙，還未及著手落實，就進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訴她，已為時太晚。於是我在獄中嘆息，為此深感遣憾……不經意間，時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來何女士不過是何清漣
今年2月，我讀到大紀元時報刊載的一篇何清漣的文章，念及往事，就發了電郵向報社詢問，但編輯說文是轉載，一時難知其人聯繫方式。此後我也淡然忘卻。
不料5月25日，大紀元時報社的顧女士給我一個電郵，說她在美國的一個朋友轉告她，有一個姓何的女士很關心我，聽說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她願意幫幫我，請我主動給她去信聯繫，我躊躇了再三，我有點難為情，但想了半天，還是不願失去一次機會，我想她或許是一位事業有成的「曼哈頓女人」吧，若是一個大老闆，我可以在其公司謀份工作……於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來，她竟是10多年前見過面的何小姐，不，我們都變得老了，準確地講，是何女士了！
何清漣給我寫了較長的兩封郵件，不僅講到當年的深圳聚談，而且還述及彼此命運大同小異的磨難，這多少帶點戲劇色彩的變故，折射出中國這個民主轉型時代里，進步知識份子的悲哀與無奈。一方面我們的國家執政當局把我們的善意批評，誣為犯罪，進而拒我們於國門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頗強的所謂西方社會，雖有民主自由的空氣，但並非我們想像中的輕鬆求生的樂園，一切都要從零起步重新開始……
何女士在電郵里告訴我，她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關注我的命運，她說她寫過有關為我申辯呼籲的文字，我告訴她我讀過一些，但可能並不全面。她說，不久前有個機會，她想推薦我做美國某個網路媒體的編輯，記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未果，我對此深表謝意。我油然想起了獄中經歷的許多死去活來的故事，並重新品味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
媽媽的遺言 多幫助別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長達5年的監禁中，我曾有過多次疾病纏身的生命危險，雖然當時環境惡劣缺醫少葯，凶多吉少，甚至幾曾奄奄一息，但最終總能逃過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連開發區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燒不退，無葯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時被以偷稅罪羈押的韓曉光之妻李某，通過私下關係，託人送給他一包專治高熱感冒的藏葯，我服用后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當一個人孤獨地面壁憶想的時刻，耳邊就會飄來媽媽生前講過的話：過去你曾幫助過誰而沒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話，在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不論你多麼艱難危險，都會有人站出來神一樣助你！……我想起過去幫助過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漣與侯處長……由於她的腳疾，我未能幫助她，但我畢竟有一份善意與愛心，如今命運剛好給了我一個同樣的報應，只差那麼一點點，我就可能在美國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不過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說我當年的德性修鍊得不夠。
不過我畢竟熬過了艱難的歲月，無數個我曾幫助過的人，反過來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著出來，並與妻小在異國它鄉團聚。
現在，我展開何女士的力作《霧鎖中國》一書，在第7章「記者成了高風險職業」一節，她列舉了中國記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馮劍俠，山西的高勤榮等，當然也談到了我。我認為，這是目前我所見到的，對我的案件進行最準確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報道談到我的文字獄，都說中國政府追訴我的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實際上是以詐傳詐，何清漣的表述不是這樣，她說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即刑法第111條，不是第303條，後者按規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這說明何女士不僅知道法律條文，而且態度認真，絕不人云亦云。但就我個人視之，我把這些公正的評價，看成是命運對我以往善以待人樂於助人品行的一種回報。如果何女士245頁至247頁的篇幅過於筒短的話，那是我原本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所致。
何清漣撥開中共操控媒體的迷霧
以往，海外出版或發表的有關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的文章，書籍的確很多，但就我目前讀到的著作來看，何女士撰寫的《霧鎖中國》一書是最好的。何女士絕非沽名釣譽之輩，她扎紮實實地做學問，認認真真地做人，不僅擁有少見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勇氣，而且自甘寂寞，遠離浮噪，在海外異議人士中以學術文章，獨樹一幟，嬴得了廣大讀者交人稱讚，令我敬佩。我常對太太講，何清漣是我的老師，從10年前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讀到她在贈書扉頁上寫給我的一段文字：「這裏記載了你苦難的遭遇。願我們的努力讓後來的中國人受益」。淚眼迷離中，我思索了許久……
我無法深刻地評價這本書，書中冠首的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馮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慚形穢，望而卻步。我本人在一個以暴力與謊言為兩大特怔的黨國里生活了半個世紀，對外面真實的世界幾近無知，我不敢班門弄斧，我只能告訴讀者，以我18年的記者生涯體驗做證，《霧鎖中國》的主題是鮮明的，觀點是犀利的，證據是真實的，文筆是優雅的。尤其是此書最後結語 「中國離民主政治還有多遠？」一節，在此作者寫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為了讓其父袁世凱復辟帝制，自已繼承皇太子的權力，決意不讓他的父親聽到任何真實的反對的聲音，為此假冒《順天時報》的名義，專門為其父編印了一份刊載擁護帝制文章的假《順天時報》，結果袁世凱只當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由此比觀僵化的中共，其封鎖網路，抓捕記者，千報一腔，弄虛作假，與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爾！如果說，中共千方百計地操控媒體的策略如同迷霧一般，遮住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使國際社會不得不霧裡看花，不得要領，那麼何女士的這本書，的確撥開了雲霧。
2009年8月13日多倫多
《前哨》雜誌首發
多重的真相還原──何清漣著《霧鎖中國》與中國媒體研究
一、「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大眾媒體與中國研究
大眾媒體的功能，一般認為是報道事實，使大眾了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卻有一種媒體，是以隱瞞事實為目的，旨在使大眾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或者，準確地說，它們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經發生的事實，並報道這些事實，再塑一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這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在細節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卻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這樣一種信息世界的人們，認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實上卻在被矇騙、被愚弄、被塑造--這可以說是生活在信息發達的當代世界的人類所能經歷的最大諷刺劇和悲劇之一。
人們不免要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出於什麼樣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領，可以在媒體上「重新安排」世界呢？進一步，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媒體，又是如何運作的呢？說后一個問題更為重要，是因為這類媒體自身的運作實況，即屬於首先要被隱瞞的重大事實之一；不然的話，一切的「重塑」將白費心機。在現實世界，每一家媒體都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陷入這個信息的怪圈，因為從事媒體事業的人們不可能完全沒有他們的主觀判斷，更因為人們認知和報道周邊事情的能力畢竟有限。但是，只要大眾媒體不是處於信息壟斷狀態，而是處在多家媒體相互競爭的制度環境下，則這種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換句話說，自由、多元的媒體，是克服這個怪圈的基本要素。反過來說，從屬於壟斷、專制的制度環境的一元媒體，則必然趨向所謂的「超真實」媒體。在當今世界，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媒體，正是這類媒體發展到頂峰的經典之作。
當然，中國共產黨不是始作俑者。根據政治學的研究，20世紀出現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具有壟斷媒體的制度特點，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政體模式。[1]在制度性壟斷的基礎上，這類媒體形成了一系列獨特運作方式和社會功能。對這種制度、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別是它們在斯大林式共產主義下的表現，20世紀中葉之後的學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這個背景下，對於毛時代中國媒體的研究，也曾經受到學界的關注。[3]當然，這裏所說的學界，主要是西方學界；因為在斯大林和毛的統治下，共產主義蘇聯和中國連自然科學也要服從政治意志[4]，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就更成問題，甚至連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懷疑和限制。由於大眾媒體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更由於共產主義制度下媒體高度從屬於政治權力，對於這類媒體的研究，往往還超越了媒體研究本身，而是擴展到政治和歷史的廣闊領域。更進一步說，由於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賴經由大眾媒體報道的社會信息，特別是外界幾乎無法直接到當時的共產主義世界（比如說，中國）進行科學意義上的實地和社會調查，則一般的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對於共產主義世界的研究，也事實上受制於共產主義世界媒體的信息傳達。在後一個意義上，這類媒體不是研究的對象，而是制約研究的環境，甚至往往是在發揮它們自己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這個層次上，媒體研究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尤其不能低估，因為媒體本身已經超越了單純作為媒體研究的研究對象的範疇，而進入了與更廣闊意義上的中國研究之間發生著的不可迴避的互動過程。這等於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國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國稍有開放，對中國媒體的研究便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某種有利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同中國研究作為一個總體的領域一樣，西方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90年代和本世紀初，具有華裔背景甚至具有共產主義中國生活經驗並經過西方（主要是英語世界──恕我孤陋寡聞）學術訓練的一批學者，在這一領域嶄露頭角，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這也和英語世界整個中國研究領域的基本狀態類似。特別是，在中國本土，也開始興起對於大眾媒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經由本土與海外的交流和激蕩，中國媒體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就本人有能力閱讀的英文和中文世界來看，已經甚為繁榮。[5]
在這樣已經頗見萬紫千紅的研究領域，何清漣新著《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稱一枝獨秀。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領域，這本書都具有突破性的進展和衝擊性的力量。這種突破和衝擊，在我看來，主要植根于本書所做的可以稱之為「三重的真相還原」的努力和探索。這「三重真相還原」，第一重，針對中國媒體對於中國情況的報道，力求在對比中國現實和媒體報道之間發掘和還原被中國媒體扭曲的中真相，是媒體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認識論；第二重，針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力求了解和還原這套控制機制如何運作，是媒體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論；第三重，則針對當前市場化改革開放狀態下中國媒體的政治本質，力求探索和還原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如何繼續實施乃至強化媒體控制和操作的，是媒體研究的發展論和政治經濟學。在這樣架構宏觀但卻層次細微的研究中，此 此書以豐富的資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國從中國媒體所塑造的「超真實」中拉回到真實世界，也把中國媒體從某些媒體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實」還原到現實之中。
無疑，這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項挑戰。何清漣恰恰具有巨大的優勢來接受這項挑戰。這些優勢，也可以歸納為三重：第一，她是中國新聞界的資深從業人員，在深圳等地報界工作多年，對所謂「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中國媒體運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產主義革命家列寧有句名言，「堡壘往往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同理，對於某種封閉機制的運作的了解，也往往要從內部才能觀察、體驗得實在和真切。這並不是說，離開這種從業經歷，人們就無法研究中國媒體；而僅僅是說，有這種從業經歷，無疑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優勢，比較容易掌握那些通過一般實地調查（fieldwork）所不容易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學者，具有經濟學家的學術訓練，而且是當今中國出類拔萃的政治經濟學家。不僅使她嫻熟掌握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資料、歸納整理、條分縷析、理論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的訓練使她具備研究和思維的有力的方法論──這在本書中有很好的說明。
能夠具備上述兩條，已經很有「魚與熊掌兼得」的獨特優勢了。然而，何清漣的最大優勢，還不在這裏。她不單是掌握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新聞記者，也不單是具有豐富第一手媒體經歷的資深記者；她首先是具有社會關懷、人類良知、獨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識分子。這種政治上的獨立性，這種關切民眾基本權利（當然首先包括「知」的權利）並願意為爭取它們而努力甚至而犧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這種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為此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道義風骨，是何清漣在面對中國媒體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時的最大優勢。因為有這種優勢，她才可能選擇這樣一個困難的課題，也才可能去深入發掘諸種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讀者呈現那多重的真相還原。在這個意義上，《霧鎖中國》已經不單單是一本普通的學術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氣和科學探險的結晶。
二、誰知道中國的真相？從中國民眾到外國專家
從形式到內容，從風格到技術，當代媒體花樣百出。但是，衡量媒體品質的標準其實很簡單，也可以說很原始，那就是：通過媒體，人們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所謂「公共事件」，就不是個人對於歌星或者時尚的愛好──人們當然也關心歌星或時尚，大眾媒體當然也有報道這方面內容的功能。但是，這種服務的好壞，難以用來評判大眾媒體的品質，原因在於這些方面基本上屬於「私人口味」的領域（儘管它們已經通過市場而有其「大眾化」的內容），並且一般不直接和嚴重地影響群體利益。事實上，什麼是「公共事件」，是通過媒體報道和受眾反應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動態地確定的。
那麼，研究中國媒體的最基本的問題，也就應該是：通過中國媒體，中國受眾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們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經常倡導「講政治」，中國媒體也被要求「講政治」，我們從互聯網上也可以看到中國網民高漲的政治熱情：那麼，我們通過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呢？沒錯，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國民眾比別的國家（比如說，美國）的民眾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每天都會見了哪些人；但是，他們會見時講了什麼，為什麼講這些東西，講的這些東西與中國民眾的生活有什麼聯繫、會對中國民眾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中國民眾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進一步講，為什麼這位領導人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過程和原因中國民眾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開這些高層政治的問題（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民眾其實不關心這些問題），回到底層生活，一個中國居民，通過大眾媒體，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會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條道路的修建是如何決定的，自己孩子上學的學校為什麼經費不足，乃至最為具體的，比如昨天當地有沒有發生爆炸事件、為什麼發生這起爆炸事件，諸如此類？我想，應該不會有人說中國民眾也不關心這類事情了吧？可是，中國媒體給了他們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來了解這類事情了嗎？
何清漣的書，正是從這樣的問題入手，來解剖中國媒體的。她主要是從外國人不能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沒有忘記中國民眾同樣無法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和世界）。只不過，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當然也不是完美的）媒體制度下，他們已經習慣了通過媒體了解事件；而中國人可能有些習以為常，也許假定媒體的存在就是只談論媒體自己在談論的那些東西，而與自己的生活無關。事實上，如果中國人比外國人更加了解中國，那並不是中國媒體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說到底，由於中國媒體幾乎完全不能行使讓民眾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會功能，中國人通過諸如生活經驗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對於中國本身的了解，往往朦朧模糊，既不具備充分經驗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對於許多具體事件，比如朝鮮戰爭、林彪外逃、三年飢荒、「文革」時期人吃人，國人的了解程度，其實還不如外國。即使對於今天正在發生的種種事件，比如汕頭的抗議、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華東乾旱而糧油漲價等等，那些沒有信息渠道接觸境外媒體的國內民眾，也了解得相當少。說的難聽一點，一個僅僅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和世界情況的人，差不多就是一個瞎子和聾子。
因此，並不奇怪的是，在中國沒有「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沒有信息，何來研究？還不要說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這個國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進入了所謂「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國民研究自己的國家。當然，外國人對於中國的研究，這個政府也很忌諱。否則，不能解釋，中國每年出版幾十萬上百萬種書目，翻譯出版國外作品不甘人後，但卻從來沒有翻譯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說，美國大學使用的中國政治教科書。當然，對於這類研究，中國政府有其鞭長莫及之處；但這並不表示中國政府不在設法影響它們。中國媒體對於中國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虛假的報道，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影響手段。而一旦這類研究受到影響，符合了中國政府的口味，中國政府就反過來可以藉助外國的研究進一步愚弄中國民眾：你看，洋人在說如此如此了。在中國國立持續增強、中外交流持續拓展的背景下，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何清漣特彆強調外國人通過中國媒體不能了解中國了。
三、媒體是誰的玩偶？在「喉舌論」的背後
為什麼中國媒體是這樣一種狀態？究其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壟斷和控制。這是何清漣此書的中心主題。而揭露這種控制的機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書的中心內容。公平地說，媒體控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強項；中國共產黨和它所壟斷的國家機器在這個方面既有深厚的歷史經驗積累，更有鍥而不捨、臻於完善的毅力，也有窮思妙想、花樣翻新的創造力。把這一切埋沒在暗室之中，不免讓外界小看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執政能力」。現在，何清漣搜集、發掘、整理和揭露了這些東 西，全書內容豐富、翔實 、生動、深刻。可惜，中國共產黨好象沒有申請控制媒體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打算，否則，它們要感謝何清漣為它們準備了最好的申報材料。
我們知道，共產黨是強調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黨。因此，在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後，中國共產黨還有一整套的理論，來支持這套媒體控制制度。為了有助提綱挈領地理解何清漣書中的豐富內容，我們在這裏不妨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所謂的理論，看看它們意味著什麼。
首先是所謂的「喉舌論」。這是中共關於大眾媒體的基本理論；「喉舌」就是中共對大眾媒體的基本定位。誰的喉舌呢？當然是黨的喉舌。這種說法，把共產黨比作一個人體那樣的有機體，而中央領導層是大腦，所謂的大眾媒體就是用來表達大腦思維並溝通的嘴巴和舌頭。既然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這是問題的關鍵。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憲法所宣稱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僅僅意味著一個黨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別人都沒有嘴巴，要言論自由有什麼用處？在《霧鎖中國》中，特別是第二章中，我們看到，何清漣從制度上剖析了「喉舌」與黨和政府「主體」之間的關係，把中共的「喉舌論」形象地呈現了出來。必須補充的是，「喉舌論」對今天正在「與時俱進」的中共來說，並不是已經過時的東西，而是必鬚髮揚光大的傳家寶。中共十六大前後，中共負責宣傳的高級官員拍馬屁，總結出了所謂「江澤民新聞思想」，其諸多要點中的第一點，還是「喉舌論」。[6]
「喉舌論」不僅形象扼要地表達了中國媒體是中共的傳聲話筒這一研究中國媒體所必須了解的第一現實，而且直接蘊含了「媒體不能客觀報道事實」的基本原則。「喉舌」不是具有認識功能的器官，而僅僅是具有表達功能的器官。換句話說，中共並不要求媒體能夠實現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使民眾充分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樣的功能，而僅僅要求它們能夠傳達自己的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把「宣傳」看得極為重要，而大眾媒體不過是「宣傳工具」。既然要宣傳我的看法，當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觀事物與嚴格控制媒體，這樣兩個方面在這裏就合二為一了。事實上，被控制的媒體必定扭曲事實，扭曲事實的媒體報道背後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獨特意圖──它們在「喉舌論」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中共的媒體控制理論並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與時俱進」的方面。「導向論」就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發明。不過，中共最初的黨刊，就叫《導向》。不過，明白提出「導向論」，卻是遲在中共總結1989年天安門鎮壓經驗的時候了。所以，「導向論」更被認為是江澤民以來中共領導層的一大新聞思想。[7] 話又說回來，這作為一「論」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內容其實並不新鮮。延安時代，中共的所謂理權威、其實也是新聞研究權威的胡喬木就提出過「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的說法，聽起來比「導向論」客氣一些，也沒有那麼急功近利，但那種思想內核即必需要「教導」和「引導」人民，明顯地一脈相承。換句話說，在中共這裏，媒體從來都不是人們了解客觀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種主價值的訓練，至多是通過講解客觀而灌輸價值的課堂。你要了解什麼是真相嗎？對不起，共產黨告訴你，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真相」，或者說只有黨知道真相。你親眼看到的東西，比如說，你親身了解的周圍中共官員的腐敗，對中共媒體來說，並不意味著「真相」。黨會告訴你，這隻是部分的現實，而更大的現實是：你沒有見到的官員都不腐敗，即使有腐敗那也只是暫時的、支流的、現象的，而黨的本質、主流、長遠發展，都是會克服腐敗的。而且，黨正在與腐敗作鬥爭；所以，黨的官員腐敗越嚴重，說明黨越偉大，因為它正在與這麼嚴重的腐敗英勇地鬥爭著。
很明顯，所謂輿論「導向」，就是歪曲事實──這在何清漣的書中有精闢的描寫與分析。進一步說，誰來「導向」呢？如果媒體是人民的教科書，那誰是人民的教師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國共產黨。所謂「製造輿論」、「引導輿論」，這些偉大的任務，如果沒有黨對媒體的牢固、嚴密、精準的控制，怎麼能夠實現呢。這樣，說到底，「導向論」也與「喉舌論」一模一樣，無非是論證兩點：第一，媒體要按照黨的意願和需要來剪裁它們呈現在民眾面前的世界；第二，黨要在組織上、思想上、財政上、運作上，在方方面面，嚴密控制媒體。
這就是中過共產黨的媒體理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實踐。我們看到，這些理論其不打自招地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大眾媒體的嚴密控制，並要求媒體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實和真相──也許我們也該造個新詞，不要說什麽「歪曲」吧，就說是「正曲」吧──黨總是正確的，而事實真相常常不能符合這些正確標準，於是黨要求媒體（嚴密的控制當然是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把這些事實扭曲到「正確」的樣子。換句話說，媒體是黨的玩偶，而真相是黨的媒體的玩偶。這就是中國媒體「應該」實現的價值標準。可笑某些中共官員，還是主管黨的宣傳工作和媒體事業的官員，居然在那裡按照西方的價值準則宣稱「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中共媒體理論里有「新聞自由至高無上」這種說法嗎？如果沒有，這些中共官員不是在明目張胆地與黨的理論和政策唱反調嗎？他們是想削弱黨對媒體事業的領導嗎？我看，中央組織部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了，甚至開除他們的黨籍。對不對？不會的，中央組織部不會這麼干。為什麼？是因為中央組織部變得開明或者軟弱了？還是這些所謂黨內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經「和平演變」了這個黨？顯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還在於，就如何塑造一個「超現實」的「現實世界」而言，中共已經「與時俱進」，發現、發展和發明了一系列矇騙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恥地宣稱「中國媒體最自由」，就是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種。
四、市場化改變了中國媒體嗎？事情的兩個方面
的確，經過將近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媒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中國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在結構和運作上出現了新的特點。那麼，中共對於大眾媒體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鬆了呢？中國媒體對於中國和世界的報道，是不是進步和真實了呢？──回答這個問題，是何清漣在書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實上，《霧鎖中國》基本上是對當今狀態的中國的媒體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對於歷史演變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節），僅僅旨在增加讀者對於背景的了解。這樣一種研究重點，這本書的強烈現實針對性，以及其動態的研究方法，使得本書分量大增：這不是一項歷史探索（固然，歷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許是厭煩了自己那過於悠久的歷史，中國人對於歷史，除了拿來娛樂、發財和學習陰謀詭計之外，往往是傾向於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項直接關乎每個其生活與中國有關係的人的當下生存狀態的研究。
我們說過，本書另外一個特色，是它針對國際受眾的論說重點。的確，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場即等於自由；中國既然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市場化變革，那種認為中國因此已經大大自由了的假設計相當普遍。在這種假設下，中國的大眾媒體當然也被認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體所報道的信息當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這是當今世界對於中國現實的最大誤解。何清漣集中針對這種誤讀而下筆釐清真相，是極具眼光的。
那麼，市場化究竟有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控制媒體的作為呢？我們看到，何清漣的研究結果，和英語世界有關中國媒體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這也與本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雖然本人的研究其規模比何清漣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點也頗有不同。[8]這一研究結果，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中國媒體從業者在不斷爭取新聞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擺脫政治控制，具有市場化因素的社會經濟也為他們的這種抗爭提供了新的資源和空間；另一個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控制媒體的努力也在持續強化、細化、集中化和精緻化，它也同樣（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場化所提供的新資源、新機會和新途徑，來更新與加強對於媒體的政治控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媒體發展的這樣兩個方面，並非半斤八兩；就制度層面而言，后一個方面佔據主導地位，既制約著前一個方面的發生髮展，也決定中國媒體的整體生存狀態和職業表現。在這一點上，何清漣和本人一樣，也許是少數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似乎傾向於把研究重點放到第一個方面，致力於發掘能夠改變中國媒體被控制的那些因素。這樣兩種研究思路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但是，如果因為較多關注抗爭而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媒體世界今天更多地是為了爭取自由、獨立、專業的媒體報道的抗爭所支配，黨國機器的媒體控制已經邊緣化、已經相對有限，甚至已經或正在趨於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反過來，我們看到，就象何清漣在書中所展現的那樣，她對於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反抗和鬥爭，沒有絲毫的忽視（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還站在這一鬥爭行列的最前沿），給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論述，但她總是在給定的制度環境下分析這些抗爭，總是深深體會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艱難處境（如果不是黨國控制媒體的基本制度環境佔據主導，這種處境也就不會那麼艱難），總是著眼于抗爭與控制的互動。因而，在我看來，她也就總是能夠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國媒體狀態的基本線索。正是因為這一特色，這本書在有關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的領域，佔據了一個學術和思想的制高點。
五、結論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更秉持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維，何清漣轉戰媒體研究，推出重頭著作《霧鎖中國》，通過豐富翔實的資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對中國媒體的真相實現了三種還原：還原充斥著謊言的報道背後的中國現實真相，還原自稱「自由」的媒體背後其被黨國機器嚴密控制的真相，還原市場化中的媒體依然作為黨國喉舌的真相。通過這些真相還原，何清漣從多方面對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首先，這部著作深入、細緻並令人信服地發掘並描述了中國共產黨及政府控制媒體的制度及其運作，填補了中國媒體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個學術空白，為世人了解中國政治、中國媒體乃至中國的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打開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這部著作系統地釐清了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之後中國媒體所處的制度環境，沿著媒體與黨國之間的關係這一主軸勾勒出一幅真實、動態並充滿細節的宏觀圖畫，從而為理解中國媒體多年來發展與腐爛、變化與僵化、鬥爭與鎮壓、開放與控制等諸種現象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第三，對於學術界的中國研究如何深入探討中國真相，乃至對於一般輿論和大眾如何了解中國，這部書具有正本清源、振聾發聵的功能，甚至有從根本上顛覆那種築基於中國媒體報道和中國官方宣傳而形成的種種對於中國的似是而非的判斷的衝擊作用。這三個貢獻，都具有重大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意義。為此，值得向何清漣祝賀這部書的完成和出版。
無疑，沒有一部書，無論它多麼豐富和深刻，可以窮盡一個領域。中國媒體研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學術領域，如何了解中國更是一個涵義深邃、具多方面動態發展並對人們的認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戰性的問題。何清漣此書顯示了一個深具學術潛力和足以激發思考動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後續工作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說，何書中引用了多種媒體控制的案例，其中多個案例可以成為不同的專門研究的課題，從而以小觀大地深化、細化人們對於中國媒體制度如何運作的了解。再比如說，何書對於中共黨國推出的所謂新聞改革頗有關注，並給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的所謂改革措施還在不斷有新的花樣或新的包裝，因此黨國及其宣傳機器也在不斷更新或重複那些「中國媒體不斷進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稱。[9]追蹤這樣的動態發展，研究其動能與過程，並透視其對於媒體發展的複雜涵義，探問為什麼權利壟斷的黨國具有這種不斷精緻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說，何著特別關心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境遇，著重揭露黨國巧妙控制外國媒體工作者的手法。隨著中國深入捲入全球化，國際聯繫日益深化和複雜；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國黨國向國外媒體（首先是華文媒體，但也不止於華文媒體）滲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斷增強，具有新的範圍、力度和運作特點的中共黨國媒體控制機制正在出現。這諸種機制的僅僅一個側面，都可以成為深度學術研究的一塊處女地。還比如說，電子網路新技術仍在不斷發展更新，其在中國的普及也持續擴大，由此帶來的無國界傳播是個新的領域。何著對此有專門的兩個章節加以描述，但是，很明顯，這片天地無比廣闊，完全容得下幾百本專著。總而言之，何著成績斐然，並不意味著它所涉足的課題就因此成為一塊開發殆盡的熟土；相反，這本書可以開啟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一本具有創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註釋】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見：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關蘇聯案例的研究較多，不贅。關於中國相關情況，參見：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慶哲、黃青禾、黃舜娥著，《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5] 左齊{比如說，華人學者李金詮在這個領域有持續的努力和豐碩的成果。參見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當然，這個領域還有更多的學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關論文不勝枚舉，從略。}
[6] 徐光春，「江澤民新聞思想的核心內容」，《新聞戰線》，2004年2月號。
[7] 出處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寫作之際，中國政府發布了有關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及此前這一階段對於外國記者管理的新規定，這被一些海外華文媒體歡呼為中國「新聞改革」「劃時代的信號」。參見：邱立本，「摘取新聞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溫家寶總理揭奧運東風吹開新聞窄門」；呂寧思，「新聞綠燈亮起，是真是假」，均載《亞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本書下載
媒體報道：
張錦華：萬山不許一溪奔－－介紹一本好書
【大紀元6月22日訊】最近台灣媒體競相爆料，但由於多數查證不足，甚至直接跟隨政治人物的口水戰起舞，引起許多爭議。正面的來看，部份有真實依據的報導，確實發揮了新聞自由、監督政府的功能；但負面的看，許多缺乏證據的補風捉影，就變成不負責任，自由過了頭，甚至可能吃上誹謗官司，同時也淪為一個錯誤的民主示範。
我在上一篇評論稿中，曾經介紹過韓國公共電視台，接獲密告黃禹鍚假造科學研究后，進行了嚴謹的調查訪問，結果揭發了震撼整個南韓和全世界的科學界的弊案。並藉此指出媒體報導真實的責任和功能，也期勉台灣的媒體界應該更嚴肅的對待揭弊的報導。
不過，對照台灣媒體不遺餘力的揭發政府的貪污腐敗，也許有人發現，大陸的貪瀆問題是世界有名的，但是，大陸兩千一百家報紙、一千三百家廣播電視台，卻似乎很少報導。為什麼大陸的媒體也會報導黑心商品、報導超女、報導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百態，卻完全不會報導這些可能觸及高層官員貪腐的案例呢？這是怎麼回事？
最近黎明書局出版了一本《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正是解開這個詸團的精彩大作。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陸經濟學者，也是媒體工作者何清漣。
她之前的成名作《現代化的陷阱》被認為是剖析中國轉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僅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國際各大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紛紛以巨幅進行報導，甚至登上國際最王牌的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封面。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這本書必將成為分析大陸媒體控制的最重要的著作！事實上，何清漣長期在中共的媒體工作， 她對中共控制媒體的手法，她自己以及其他優秀的媒體同業不斷身陷鐐銬、有志難伸的遭遇，以及媒體管制和整個中共制度間的緊密糾纏的關係，不但有第一手的體會和資料，也有著切膚之痛的義憤填膺。
因此，本書詳細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體的各種法律、規定、禁載命令；針對所謂的社會敏感問題、政治體制問題，書中詳細說明了中共如何高度而嚴密的控制國內媒體、網路媒體、外國記者（包括台灣記者）。同時，她也試圖揭開外商帶來媒體自由化的迷思、跨國公司和網路公司如何向中國屈服的事實，中國媒體如何執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義，如何編造中國GDP高速增長的神話，她更搜集了近年來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體和記者的記錄和分析。這不但是研究中共體制和傳播控制的最新和最完整的資料，也是一本擲地有聲的人權記錄和抗議。
這使我想起宋朝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萬山即使能夠一時的限縮溪水，但相信追求自由、真實、與良善人性的努力，終將一呼百應，堂堂匯成人類社會的主流！(注：本文部份擷取《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一書導言)
姜維平：何清漣撥開了雲霧
【大紀元10月3日訊】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學者何清漣從美國郵寄給我的新作《霧鎖中國》，我一口氣讀了兩遍，每當略感疲倦之時，便在寓所的7樓陽台上遠眺懷想，透過不遠處的綠樹花叢，出現在眼前的不是霧氣與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燈紅酒綠之夜，而在嶺南派畫家關山月紀念館旁邊的紫竹苑賓館里，一個少有的僻靜茶舍，我與何清漣相識。
慕名求見，劉達文協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匯報在深圳舉辦一年一度的內地辦站主任會議，地點是深圳竹苑賓館，此前我先在5月19日與黑龍江省旅遊局長薄喜茹一同參加了昆明的世博會，爾後我又去香港拜訪了新亞洲出版社的老闆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於日程安排太滿而頗為倦怠，但我仍然想認識何清漣，就向報道過她的香港《前哨》雜誌社長劉達文先生求助。
劉介紹何小姐的情況時說，她很有才學，首先是位學者，然後才是一位敢言的記者。我更加急於去訪問她，這應與劉達文這番話有關。帶上劉先生給我的一個何小姐的手機號碼，我在深圳開會的間隙，與其終於見面了。那時，我還不知道國安特工無所不在的大網，已把我往來港深的每個行蹤，均緊緊地罩在其中，當然也不會漏掉兩個記者的會面對談。
後來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特務們審問我時，就首先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在香港你約見了什麼人？劉達文與你講了什麼？給你介紹了哪些人？在深圳你于賓館門前的公用電話亭，給什麼人打了電話？為什麼不在房間打？我告訴他們，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報社規定私人電話，不能由房間賬單報銷……那麼你又見到了哪些人？為什麼要見這些人？……當然這些都是多餘的追問。實際上共產黨不缺錢，養得起大量耳目，早對這些了如指掌。用國安局特務王福全的話講，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深圳，你見到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沒有幾個好人！我們問你，不過是核實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國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熱無比，但與何小姐飲茶聊天卻別有一種心情涼爽的感覺。此前我對社會官場的腐敗與世風日下充滿憂慮與激憤之情，但不知道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這種書生的困惑如何解脫，但在讀過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之後才豁然開朗，如沐春風，我首先告訴她我的這種心路歷程，何小姐說，與中國的所有的知識份子一樣，她著書立說，只有一個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國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動容，但日後其人的命運跌宕起伏足以證明，執政的共產黨並不領會她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獄后，在朋友處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記，雖經兩次抄家，此文字僅存，乃是萬幸。由於當時我計劃寫一篇人物專訪，所以5月24月的會面，我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何小姐對我說，之所以她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能在大陸，台灣及海外兩地出版，擁有大量的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安局並沒有找麻煩，那是因為她只僅僅是寫作，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這一點可能與其他異議人士有所區別吧。
她還介紹說，海外版比國內版多出8萬字，是國內出版杜不得不刪掉的部份，也是書中的精華，所以尤為重要。談到香港版，她說其實香港版先於國內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國安局特工告訴她，這本書出版后，他本人奉命去香港買了12本，說是香港出了一本內容極其反動的書，叫做《中國的陷阱》，政治局委員需要看。
當時，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連她住在雅禮賓館多少號、兒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沒有動手，說是春節前政治局委員們討論了一次，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說這本書內容極其反動，應該將作者馬上抓起來予以嚴辦；第二種意見是這本書談的基本上是事實，沒有捏造；第三種意見說作者是愛國的，寫的這本書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艱難性與曲折性，建議讓全黨幹部看看這本書。因為意見不統一，第二種實際上也是消極肯定，並不主張打壓，所以暫時擱置。但春節后亦即1998年2月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出版，短時間內鋪天蓋地，也就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所以她在中國還有生存空間。
何女士不避諱她的研究課題觸及了社會高度敏感問題，她說她注重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我開玩笑地說，朱總理辦公室急需你這樣的幕僚，她說中國領導人面對諸多社會矛盾，是習慣用冶水封堵的辦法，而不是疏導引領的辦法，所以他們不可能接受她書中提出的觀點，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見，我說他們的確不如幾千年前的中國古代酋長大禹。
這次訪談的選題顯然對香港文匯報來講，過於敏感，所以次日我借開會之機，尋問從香港赴深參加會議的一位報社副老總，此人物專訪可否發表，他一口回絕了。我知道他的難處，他不過是領取高薪，在為共產黨的喉舌打工而已。不過，我通過談話增長了許多見識，的確受益非淺。不能替其鼓吹，我決定通過另外的方式幫助她。因為她說，國內外盜版印發《中國的陷阱》的書販子，發了大財，她本人掙的稿酬太少，但她憑薪水還足以維持生存。她喜歡書，買了1萬多種各類圖書，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無法存放……怎麼幫她呢？我當時沒有告訴她，卻思慮了許久。
一本簽名書，侯處長愛不釋手
此後不久，我回到了大連，爾後又去了鞍山，我又約見了千山風景區管委會副主任侯政，這是一個副處級幹部，個子矮矮的，戴一幅黑邊眼鏡，其貌不揚，但目光如炬。雖然多年在中共體制內任職，但思想特別開闊，他的許多觀點與何小姐不謀而合，由於已讀過國內版本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所以侯處長十分崇拜何清漣，對她很熟悉，還成了她的「粉絲」。
在鞍山國貿大廈一樓餐廳，侯處長與我一同飲茶開懷暢談，很快我把話題轉到了何小姐與她的著作，他說中國再這樣走下去，像鄧小平講的那樣摸著石頭過河，越來越會貧富懸殊，兩極對立，社會經濟繁榮背後滋生的不穩定因素，會越來越大。「摸派」不會長久啊！他又說，何清漣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於直言，我很佩服！於是我接上話茬，趨熱打鐵，告訴他我在深圳剛見過她，並得到一本由其親筆簽名的《中國的陷阱》，我取出來送給他，我說，雖然何小姐在扉頁簽了我的名字，但這本書是未刪節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獻佛了。他雙手接過，如獲至寶，愛不釋手。
別看千山風景區管委會，所轄不過是一塊聞名遐邇的風景區，但近年來，隨著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此處香火很盛，生意興隆，已成為每年盈利上千萬元的國營大企，除了一把手張某之外，做為他的副手的侯處長，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處長，以前在鞍鋼黨委辦公室工作，當過中共中央侯補委員，鞍鋼黨委書記劉芥的秘書，故在鞍山廣有人脈關係與組織能力，所以我對他提出了幫助何小姐的請求：搞一個有關《中國的陷阱》的學術講座，把何清漣專門請到鞍山，就在千山風景區里的大酒店開講，對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擔往返機票，再付一筆講課費，我講了何小姐的生活條件，請侯處長多付點相關費用，幫幫她的忙，侯政處長一口答應：這你就放心吧！我還對他講，幫助何小姐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就會使她有條件寫出更多的對中國進步有利的書籍，所以說到底也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當然贊同我的觀點。他還說，場地、人員等細節另議。
正當我關注別人的生存狀況，還在憂國憂民之時，一隻國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後來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特務鄭義強嘲諷地對我說，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運作監視之中。你上竄下跳四處串連，唯恐天下不亂。你幫這個幫那個，唯獨忘了你自已姓什麼！現在成了階下囚，誰幫你？這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確，我與侯處長的想法並沒有實現，因為儘管何清漣的觀點十分溫和，願望很善意，觀點很理性，但同樣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報任記者，但在與我會面后不久調離了工作。
為什麼何清漣不能到鞍山講課
後來，我給何清漣掛了電話，講明了邀請她來鞍山講課的事情，還簡單談及千山風景區管委會的侯處長，我原以為何小姐會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絕了。
她介紹說，2000年7月，她應邀到北京西山參加國家體改研究會主辦的「2000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7月15日散會，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講，由哲學系一位老師組織一些假期留校學生召開講座，她攜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門過馬路時，行至路中，原來停在馬路邊的一輛黑色轎車突然發動，將她與7歲多的兒子撞倒。她們的腿均嚴重骨折，她此時正在家中休息。因為當時她的處境異常艱難，那車禍也來得蹊蹺，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請。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談，就忙給侯處長打了電話，暫時擱置了援助計劃。處長說，沒關係，大連離北京很近，乘飛機才45分鐘，侯處長答應等過一段時間，找個周末去北京拜訪她。
但人事難測，很快我進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會情不自禁地憶起許多人許多事，當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為什麼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後，一舉成名了，卻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車撞傷，雖生命暫時並無大礙，但整天處於危險之中。這個突發事件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陰謀呢？由於我們不過是一面之緣，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訴說？……再後來我有了短波收音機，我終於知道了她的近況。
由於她知名度太高，太憂國憂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筆犀利，所以共產黨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報當無冕之王，雖然有些報道可以封殺，不讓見報，但沒有辦法捂住她的眼，堵住記者的耳朵，因此對她的恐嚇與騷擾愈來越嚴重，她不得不於2001年6月憤然離開了中國……
實際上，在我看來，何清漣書中的素材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已公開出版的相關報導，並無「國家秘密」，她主要是從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而已，比如文中講到大連黃色賣淫業的興盛時，舉出的「三女神事件」，並非是其第一手資料，而是摘自中國青年報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來當政時公開經菅的妓院，正建在大連沙河口區太原街一片民宅中，與我妻妹家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說，在我親友位於7樓的寓所烏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紅男綠女，醜態百出，車來人往，盡現眼底。記得何清漣曾請我把一些相關材料傳真給她，但我因太忙，還未及著手落實，就進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訴她，已為時太晚。於是我在獄中嘆息，為此深感遣憾……不經意間，時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來何女士不過是何清漣
今年2月，我讀到大紀元時報刊載的一篇何清漣的文章，念及往事，就發了電郵向報社詢問，但編輯說文是轉載，一時難知其人聯繫方式。此後我也淡然忘卻。
不料5月25日，大紀元時報社的顧女士給我一個電郵，說她在美國的一個朋友轉告她，有一個姓何的女士很關心我，聽說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她願意幫幫我，請我主動給她去信聯繫，我躊躇了再三，我有點難為情，但想了半天，還是不願失去一次機會，我想她或許是一位事業有成的「曼哈頓女人」吧，若是一個大老闆，我可以在其公司謀份工作……於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來，她竟是10多年前見過面的何小姐，不，我們都變得老了，準確地講，是何女士了！
何清漣給我寫了較長的兩封郵件，不僅講到當年的深圳聚談，而且還述及彼此命運大同小異的磨難，這多少帶點戲劇色彩的變故，折射出中國這個民主轉型時代里，進步知識份子的悲哀與無奈。一方面我們的國家執政當局把我們的善意批評，誣為犯罪，進而拒我們於國門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頗強的所謂西方社會，雖有民主自由的空氣，但並非我們想像中的輕鬆求生的樂園，一切都要從零起步重新開始……
何女士在電郵里告訴我，她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關注我的命運，她說她寫過有關為我申辯呼籲的文字，我告訴她我讀過一些，但可能並不全面。她說，不久前有個機會，她想推薦我做美國某個網路媒體的編輯，記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未果，我對此深表謝意。我油然想起了獄中經歷的許多死去活來的故事，並重新品味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
媽媽的遺言 多幫助別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長達5年的監禁中，我曾有過多次疾病纏身的生命危險，雖然當時環境惡劣缺醫少葯，凶多吉少，甚至幾曾奄奄一息，但最終總能逃過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連開發區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燒不退，無葯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時被以偷稅罪羈押的韓曉光之妻李某，通過私下關係，託人送給他一包專治高熱感冒的藏葯，我服用后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當一個人孤獨地面壁憶想的時刻，耳邊就會飄來媽媽生前講過的話：過去你曾幫助過誰而沒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話，在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不論你多麼艱難危險，都會有人站出來神一樣助你！……我想起過去幫助過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漣與侯處長……由於她的腳疾，我未能幫助她，但我畢竟有一份善意與愛心，如今命運剛好給了我一個同樣的報應，只差那麼一點點，我就可能在美國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不過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說我當年的德性修鍊得不夠。
不過我畢竟熬過了艱難的歲月，無數個我曾幫助過的人，反過來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著出來，並與妻小在異國它鄉團聚。
現在，我展開何女士的力作《霧鎖中國》一書，在第7章「記者成了高風險職業」一節，她列舉了中國記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馮劍俠，山西的高勤榮等，當然也談到了我。我認為，這是目前我所見到的，對我的案件進行最準確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報道談到我的文字獄，都說中國政府追訴我的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實際上是以詐傳詐，何清漣的表述不是這樣，她說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即刑法第111條，不是第303條，後者按規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這說明何女士不僅知道法律條文，而且態度認真，絕不人云亦云。但就我個人視之，我把這些公正的評價，看成是命運對我以往善以待人樂於助人品行的一種回報。如果何女士245頁至247頁的篇幅過於筒短的話，那是我原本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所致。
何清漣撥開中共操控媒體的迷霧
以往，海外出版或發表的有關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的文章，書籍的確很多，但就我目前讀到的著作來看，何女士撰寫的《霧鎖中國》一書是最好的。何女士絕非沽名釣譽之輩，她扎紮實實地做學問，認認真真地做人，不僅擁有少見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勇氣，而且自甘寂寞，遠離浮噪，在海外異議人士中以學術文章，獨樹一幟，嬴得了廣大讀者交人稱讚，令我敬佩。我常對太太講，何清漣是我的老師，從10年前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讀到她在贈書扉頁上寫給我的一段文字：「這裏記載了你苦難的遭遇。願我們的努力讓後來的中國人受益」。淚眼迷離中，我思索了許久……
我無法深刻地評價這本書，書中冠首的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馮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慚形穢，望而卻步。我本人在一個以暴力與謊言為兩大特怔的黨國里生活了半個世紀，對外面真實的世界幾近無知，我不敢班門弄斧，我只能告訴讀者，以我18年的記者生涯體驗做證，《霧鎖中國》的主題是鮮明的，觀點是犀利的，證據是真實的，文筆是優雅的。尤其是此書最後結語 「中國離民主政治還有多遠？」一節，在此作者寫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為了讓其父袁世凱復辟帝制，自已繼承皇太子的權力，決意不讓他的父親聽到任何真實的反對的聲音，為此假冒《順天時報》的名義，專門為其父編印了一份刊載擁護帝制文章的假《順天時報》，結果袁世凱只當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由此比觀僵化的中共，其封鎖網路，抓捕記者，千報一腔，弄虛作假，與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爾！如果說，中共千方百計地操控媒體的策略如同迷霧一般，遮住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使國際社會不得不霧裡看花，不得要領，那麼何女士的這本書，的確撥開了雲霧。
2009年8月13日多倫多
《前哨》雜誌首發
多重的真相還原──何清漣著《霧鎖中國》與中國媒體研究
一、「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大眾媒體與中國研究
大眾媒體的功能，一般認為是報道事實，使大眾了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卻有一種媒體，是以隱瞞事實為目的，旨在使大眾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或者，準確地說，它們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經發生的事實，並報道這些事實，再塑一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這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在細節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卻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這樣一種信息世界的人們，認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實上卻在被矇騙、被愚弄、被塑造--這可以說是生活在信息發達的當代世界的人類所能經歷的最大諷刺劇和悲劇之一。
人們不免要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出於什麼樣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領，可以在媒體上「重新安排」世界呢？進一步，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媒體，又是如何運作的呢？說后一個問題更為重要，是因為這類媒體自身的運作實況，即屬於首先要被隱瞞的重大事實之一；不然的話，一切的「重塑」將白費心機。在現實世界，每一家媒體都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陷入這個信息的怪圈，因為從事媒體事業的人們不可能完全沒有他們的主觀判斷，更因為人們認知和報道周邊事情的能力畢竟有限。但是，只要大眾媒體不是處於信息壟斷狀態，而是處在多家媒體相互競爭的制度環境下，則這種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換句話說，自由、多元的媒體，是克服這個怪圈的基本要素。反過來說，從屬於壟斷、專制的制度環境的一元媒體，則必然趨向所謂的「超真實」媒體。在當今世界，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媒體，正是這類媒體發展到頂峰的經典之作。
當然，中國共產黨不是始作俑者。根據政治學的研究，20世紀出現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具有壟斷媒體的制度特點，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政體模式。[1]在制度性壟斷的基礎上，這類媒體形成了一系列獨特運作方式和社會功能。對這種制度、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別是它們在斯大林式共產主義下的表現，20世紀中葉之後的學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這個背景下，對於毛時代中國媒體的研究，也曾經受到學界的關注。[3]當然，這裏所說的學界，主要是西方學界；因為在斯大林和毛的統治下，共產主義蘇聯和中國連自然科學也要服從政治意志[4]，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就更成問題，甚至連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懷疑和限制。由於大眾媒體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更由於共產主義制度下媒體高度從屬於政治權力，對於這類媒體的研究，往往還超越了媒體研究本身，而是擴展到政治和歷史的廣闊領域。更進一步說，由於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賴經由大眾媒體報道的社會信息，特別是外界幾乎無法直接到當時的共產主義世界（比如說，中國）進行科學意義上的實地和社會調查，則一般的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對於共產主義世界的研究，也事實上受制於共產主義世界媒體的信息傳達。在後一個意義上，這類媒體不是研究的對象，而是制約研究的環境，甚至往往是在發揮它們自己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這個層次上，媒體研究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尤其不能低估，因為媒體本身已經超越了單純作為媒體研究的研究對象的範疇，而進入了與更廣闊意義上的中國研究之間發生著的不可迴避的互動過程。這等於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國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國稍有開放，對中國媒體的研究便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某種有利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同中國研究作為一個總體的領域一樣，西方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90年代和本世紀初，具有華裔背景甚至具有共產主義中國生活經驗並經過西方（主要是英語世界──恕我孤陋寡聞）學術訓練的一批學者，在這一領域嶄露頭角，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這也和英語世界整個中國研究領域的基本狀態類似。特別是，在中國本土，也開始興起對於大眾媒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經由本土與海外的交流和激蕩，中國媒體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就本人有能力閱讀的英文和中文世界來看，已經甚為繁榮。[5]
在這樣已經頗見萬紫千紅的研究領域，何清漣新著《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稱一枝獨秀。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領域，這本書都具有突破性的進展和衝擊性的力量。這種突破和衝擊，在我看來，主要植根于本書所做的可以稱之為「三重的真相還原」的努力和探索。這「三重真相還原」，第一重，針對中國媒體對於中國情況的報道，力求在對比中國現實和媒體報道之間發掘和還原被中國媒體扭曲的中真相，是媒體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認識論；第二重，針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力求了解和還原這套控制機制如何運作，是媒體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論；第三重，則針對當前市場化改革開放狀態下中國媒體的政治本質，力求探索和還原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如何繼續實施乃至強化媒體控制和操作的，是媒體研究的發展論和政治經濟學。在這樣架構宏觀但卻層次細微的研究中，此 此書以豐富的資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國從中國媒體所塑造的「超真實」中拉回到真實世界，也把中國媒體從某些媒體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實」還原到現實之中。
無疑，這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項挑戰。何清漣恰恰具有巨大的優勢來接受這項挑戰。這些優勢，也可以歸納為三重：第一，她是中國新聞界的資深從業人員，在深圳等地報界工作多年，對所謂「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中國媒體運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產主義革命家列寧有句名言，「堡壘往往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同理，對於某種封閉機制的運作的了解，也往往要從內部才能觀察、體驗得實在和真切。這並不是說，離開這種從業經歷，人們就無法研究中國媒體；而僅僅是說，有這種從業經歷，無疑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優勢，比較容易掌握那些通過一般實地調查（fieldwork）所不容易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學者，具有經濟學家的學術訓練，而且是當今中國出類拔萃的政治經濟學家。不僅使她嫻熟掌握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資料、歸納整理、條分縷析、理論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的訓練使她具備研究和思維的有力的方法論──這在本書中有很好的說明。
能夠具備上述兩條，已經很有「魚與熊掌兼得」的獨特優勢了。然而，何清漣的最大優勢，還不在這裏。她不單是掌握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新聞記者，也不單是具有豐富第一手媒體經歷的資深記者；她首先是具有社會關懷、人類良知、獨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識分子。這種政治上的獨立性，這種關切民眾基本權利（當然首先包括「知」的權利）並願意為爭取它們而努力甚至而犧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這種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為此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道義風骨，是何清漣在面對中國媒體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時的最大優勢。因為有這種優勢，她才可能選擇這樣一個困難的課題，也才可能去深入發掘諸種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讀者呈現那多重的真相還原。在這個意義上，《霧鎖中國》已經不單單是一本普通的學術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氣和科學探險的結晶。
二、誰知道中國的真相？從中國民眾到外國專家
從形式到內容，從風格到技術，當代媒體花樣百出。但是，衡量媒體品質的標準其實很簡單，也可以說很原始，那就是：通過媒體，人們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所謂「公共事件」，就不是個人對於歌星或者時尚的愛好──人們當然也關心歌星或時尚，大眾媒體當然也有報道這方面內容的功能。但是，這種服務的好壞，難以用來評判大眾媒體的品質，原因在於這些方面基本上屬於「私人口味」的領域（儘管它們已經通過市場而有其「大眾化」的內容），並且一般不直接和嚴重地影響群體利益。事實上，什麼是「公共事件」，是通過媒體報道和受眾反應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動態地確定的。
那麼，研究中國媒體的最基本的問題，也就應該是：通過中國媒體，中國受眾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們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經常倡導「講政治」，中國媒體也被要求「講政治」，我們從互聯網上也可以看到中國網民高漲的政治熱情：那麼，我們通過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呢？沒錯，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國民眾比別的國家（比如說，美國）的民眾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每天都會見了哪些人；但是，他們會見時講了什麼，為什麼講這些東西，講的這些東西與中國民眾的生活有什麼聯繫、會對中國民眾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中國民眾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進一步講，為什麼這位領導人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過程和原因中國民眾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開這些高層政治的問題（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民眾其實不關心這些問題），回到底層生活，一個中國居民，通過大眾媒體，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會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條道路的修建是如何決定的，自己孩子上學的學校為什麼經費不足，乃至最為具體的，比如昨天當地有沒有發生爆炸事件、為什麼發生這起爆炸事件，諸如此類？我想，應該不會有人說中國民眾也不關心這類事情了吧？可是，中國媒體給了他們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來了解這類事情了嗎？
何清漣的書，正是從這樣的問題入手，來解剖中國媒體的。她主要是從外國人不能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沒有忘記中國民眾同樣無法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和世界）。只不過，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當然也不是完美的）媒體制度下，他們已經習慣了通過媒體了解事件；而中國人可能有些習以為常，也許假定媒體的存在就是只談論媒體自己在談論的那些東西，而與自己的生活無關。事實上，如果中國人比外國人更加了解中國，那並不是中國媒體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說到底，由於中國媒體幾乎完全不能行使讓民眾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會功能，中國人通過諸如生活經驗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對於中國本身的了解，往往朦朧模糊，既不具備充分經驗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對於許多具體事件，比如朝鮮戰爭、林彪外逃、三年飢荒、「文革」時期人吃人，國人的了解程度，其實還不如外國。即使對於今天正在發生的種種事件，比如汕頭的抗議、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華東乾旱而糧油漲價等等，那些沒有信息渠道接觸境外媒體的國內民眾，也了解得相當少。說的難聽一點，一個僅僅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和世界情況的人，差不多就是一個瞎子和聾子。
因此，並不奇怪的是，在中國沒有「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沒有信息，何來研究？還不要說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這個國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進入了所謂「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國民研究自己的國家。當然，外國人對於中國的研究，這個政府也很忌諱。否則，不能解釋，中國每年出版幾十萬上百萬種書目，翻譯出版國外作品不甘人後，但卻從來沒有翻譯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說，美國大學使用的中國政治教科書。當然，對於這類研究，中國政府有其鞭長莫及之處；但這並不表示中國政府不在設法影響它們。中國媒體對於中國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虛假的報道，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影響手段。而一旦這類研究受到影響，符合了中國政府的口味，中國政府就反過來可以藉助外國的研究進一步愚弄中國民眾：你看，洋人在說如此如此了。在中國國立持續增強、中外交流持續拓展的背景下，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何清漣特彆強調外國人通過中國媒體不能了解中國了。
三、媒體是誰的玩偶？在「喉舌論」的背後
為什麼中國媒體是這樣一種狀態？究其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壟斷和控制。這是何清漣此書的中心主題。而揭露這種控制的機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書的中心內容。公平地說，媒體控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強項；中國共產黨和它所壟斷的國家機器在這個方面既有深厚的歷史經驗積累，更有鍥而不捨、臻於完善的毅力，也有窮思妙想、花樣翻新的創造力。把這一切埋沒在暗室之中，不免讓外界小看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執政能力」。現在，何清漣搜集、發掘、整理和揭露了這些東 西，全書內容豐富、翔實 、生動、深刻。可惜，中國共產黨好象沒有申請控制媒體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打算，否則，它們要感謝何清漣為它們準備了最好的申報材料。
我們知道，共產黨是強調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黨。因此，在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後，中國共產黨還有一整套的理論，來支持這套媒體控制制度。為了有助提綱挈領地理解何清漣書中的豐富內容，我們在這裏不妨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所謂的理論，看看它們意味著什麼。
首先是所謂的「喉舌論」。這是中共關於大眾媒體的基本理論；「喉舌」就是中共對大眾媒體的基本定位。誰的喉舌呢？當然是黨的喉舌。這種說法，把共產黨比作一個人體那樣的有機體，而中央領導層是大腦，所謂的大眾媒體就是用來表達大腦思維並溝通的嘴巴和舌頭。既然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這是問題的關鍵。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憲法所宣稱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僅僅意味著一個黨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別人都沒有嘴巴，要言論自由有什麼用處？在《霧鎖中國》中，特別是第二章中，我們看到，何清漣從制度上剖析了「喉舌」與黨和政府「主體」之間的關係，把中共的「喉舌論」形象地呈現了出來。必須補充的是，「喉舌論」對今天正在「與時俱進」的中共來說，並不是已經過時的東西，而是必鬚髮揚光大的傳家寶。中共十六大前後，中共負責宣傳的高級官員拍馬屁，總結出了所謂「江澤民新聞思想」，其諸多要點中的第一點，還是「喉舌論」。[6]
「喉舌論」不僅形象扼要地表達了中國媒體是中共的傳聲話筒這一研究中國媒體所必須了解的第一現實，而且直接蘊含了「媒體不能客觀報道事實」的基本原則。「喉舌」不是具有認識功能的器官，而僅僅是具有表達功能的器官。換句話說，中共並不要求媒體能夠實現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使民眾充分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樣的功能，而僅僅要求它們能夠傳達自己的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把「宣傳」看得極為重要，而大眾媒體不過是「宣傳工具」。既然要宣傳我的看法，當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觀事物與嚴格控制媒體，這樣兩個方面在這裏就合二為一了。事實上，被控制的媒體必定扭曲事實，扭曲事實的媒體報道背後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獨特意圖──它們在「喉舌論」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中共的媒體控制理論並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與時俱進」的方面。「導向論」就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發明。不過，中共最初的黨刊，就叫《導向》。不過，明白提出「導向論」，卻是遲在中共總結1989年天安門鎮壓經驗的時候了。所以，「導向論」更被認為是江澤民以來中共領導層的一大新聞思想。[7] 話又說回來，這作為一「論」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內容其實並不新鮮。延安時代，中共的所謂理權威、其實也是新聞研究權威的胡喬木就提出過「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的說法，聽起來比「導向論」客氣一些，也沒有那麼急功近利，但那種思想內核即必需要「教導」和「引導」人民，明顯地一脈相承。換句話說，在中共這裏，媒體從來都不是人們了解客觀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種主價值的訓練，至多是通過講解客觀而灌輸價值的課堂。你要了解什麼是真相嗎？對不起，共產黨告訴你，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真相」，或者說只有黨知道真相。你親眼看到的東西，比如說，你親身了解的周圍中共官員的腐敗，對中共媒體來說，並不意味著「真相」。黨會告訴你，這隻是部分的現實，而更大的現實是：你沒有見到的官員都不腐敗，即使有腐敗那也只是暫時的、支流的、現象的，而黨的本質、主流、長遠發展，都是會克服腐敗的。而且，黨正在與腐敗作鬥爭；所以，黨的官員腐敗越嚴重，說明黨越偉大，因為它正在與這麼嚴重的腐敗英勇地鬥爭著。
很明顯，所謂輿論「導向」，就是歪曲事實──這在何清漣的書中有精闢的描寫與分析。進一步說，誰來「導向」呢？如果媒體是人民的教科書，那誰是人民的教師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國共產黨。所謂「製造輿論」、「引導輿論」，這些偉大的任務，如果沒有黨對媒體的牢固、嚴密、精準的控制，怎麼能夠實現呢。這樣，說到底，「導向論」也與「喉舌論」一模一樣，無非是論證兩點：第一，媒體要按照黨的意願和需要來剪裁它們呈現在民眾面前的世界；第二，黨要在組織上、思想上、財政上、運作上，在方方面面，嚴密控制媒體。
這就是中過共產黨的媒體理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實踐。我們看到，這些理論其不打自招地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大眾媒體的嚴密控制，並要求媒體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實和真相──也許我們也該造個新詞，不要說什麽「歪曲」吧，就說是「正曲」吧──黨總是正確的，而事實真相常常不能符合這些正確標準，於是黨要求媒體（嚴密的控制當然是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把這些事實扭曲到「正確」的樣子。換句話說，媒體是黨的玩偶，而真相是黨的媒體的玩偶。這就是中國媒體「應該」實現的價值標準。可笑某些中共官員，還是主管黨的宣傳工作和媒體事業的官員，居然在那裡按照西方的價值準則宣稱「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中共媒體理論里有「新聞自由至高無上」這種說法嗎？如果沒有，這些中共官員不是在明目張胆地與黨的理論和政策唱反調嗎？他們是想削弱黨對媒體事業的領導嗎？我看，中央組織部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了，甚至開除他們的黨籍。對不對？不會的，中央組織部不會這麼干。為什麼？是因為中央組織部變得開明或者軟弱了？還是這些所謂黨內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經「和平演變」了這個黨？顯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還在於，就如何塑造一個「超現實」的「現實世界」而言，中共已經「與時俱進」，發現、發展和發明了一系列矇騙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恥地宣稱「中國媒體最自由」，就是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種。
四、市場化改變了中國媒體嗎？事情的兩個方面
的確，經過將近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媒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中國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在結構和運作上出現了新的特點。那麼，中共對於大眾媒體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鬆了呢？中國媒體對於中國和世界的報道，是不是進步和真實了呢？──回答這個問題，是何清漣在書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實上，《霧鎖中國》基本上是對當今狀態的中國的媒體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對於歷史演變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節），僅僅旨在增加讀者對於背景的了解。這樣一種研究重點，這本書的強烈現實針對性，以及其動態的研究方法，使得本書分量大增：這不是一項歷史探索（固然，歷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許是厭煩了自己那過於悠久的歷史，中國人對於歷史，除了拿來娛樂、發財和學習陰謀詭計之外，往往是傾向於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項直接關乎每個其生活與中國有關係的人的當下生存狀態的研究。
我們說過，本書另外一個特色，是它針對國際受眾的論說重點。的確，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場即等於自由；中國既然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市場化變革，那種認為中國因此已經大大自由了的假設計相當普遍。在這種假設下，中國的大眾媒體當然也被認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體所報道的信息當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這是當今世界對於中國現實的最大誤解。何清漣集中針對這種誤讀而下筆釐清真相，是極具眼光的。
那麼，市場化究竟有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控制媒體的作為呢？我們看到，何清漣的研究結果，和英語世界有關中國媒體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這也與本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雖然本人的研究其規模比何清漣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點也頗有不同。[8]這一研究結果，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中國媒體從業者在不斷爭取新聞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擺脫政治控制，具有市場化因素的社會經濟也為他們的這種抗爭提供了新的資源和空間；另一個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控制媒體的努力也在持續強化、細化、集中化和精緻化，它也同樣（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場化所提供的新資源、新機會和新途徑，來更新與加強對於媒體的政治控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媒體發展的這樣兩個方面，並非半斤八兩；就制度層面而言，后一個方面佔據主導地位，既制約著前一個方面的發生髮展，也決定中國媒體的整體生存狀態和職業表現。在這一點上，何清漣和本人一樣，也許是少數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似乎傾向於把研究重點放到第一個方面，致力於發掘能夠改變中國媒體被控制的那些因素。這樣兩種研究思路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但是，如果因為較多關注抗爭而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媒體世界今天更多地是為了爭取自由、獨立、專業的媒體報道的抗爭所支配，黨國機器的媒體控制已經邊緣化、已經相對有限，甚至已經或正在趨於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反過來，我們看到，就象何清漣在書中所展現的那樣，她對於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反抗和鬥爭，沒有絲毫的忽視（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還站在這一鬥爭行列的最前沿），給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論述，但她總是在給定的制度環境下分析這些抗爭，總是深深體會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艱難處境（如果不是黨國控制媒體的基本制度環境佔據主導，這種處境也就不會那麼艱難），總是著眼于抗爭與控制的互動。因而，在我看來，她也就總是能夠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國媒體狀態的基本線索。正是因為這一特色，這本書在有關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的領域，佔據了一個學術和思想的制高點。
五、結論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更秉持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維，何清漣轉戰媒體研究，推出重頭著作《霧鎖中國》，通過豐富翔實的資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對中國媒體的真相實現了三種還原：還原充斥著謊言的報道背後的中國現實真相，還原自稱「自由」的媒體背後其被黨國機器嚴密控制的真相，還原市場化中的媒體依然作為黨國喉舌的真相。通過這些真相還原，何清漣從多方面對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首先，這部著作深入、細緻並令人信服地發掘並描述了中國共產黨及政府控制媒體的制度及其運作，填補了中國媒體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個學術空白，為世人了解中國政治、中國媒體乃至中國的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打開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這部著作系統地釐清了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之後中國媒體所處的制度環境，沿著媒體與黨國之間的關係這一主軸勾勒出一幅真實、動態並充滿細節的宏觀圖畫，從而為理解中國媒體多年來發展與腐爛、變化與僵化、鬥爭與鎮壓、開放與控制等諸種現象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第三，對於學術界的中國研究如何深入探討中國真相，乃至對於一般輿論和大眾如何了解中國，這部書具有正本清源、振聾發聵的功能，甚至有從根本上顛覆那種築基於中國媒體報道和中國官方宣傳而形成的種種對於中國的似是而非的判斷的衝擊作用。這三個貢獻，都具有重大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意義。為此，值得向何清漣祝賀這部書的完成和出版。
無疑，沒有一部書，無論它多麼豐富和深刻，可以窮盡一個領域。中國媒體研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學術領域，如何了解中國更是一個涵義深邃、具多方面動態發展並對人們的認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戰性的問題。何清漣此書顯示了一個深具學術潛力和足以激發思考動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後續工作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說，何書中引用了多種媒體控制的案例，其中多個案例可以成為不同的專門研究的課題，從而以小觀大地深化、細化人們對於中國媒體制度如何運作的了解。再比如說，何書對於中共黨國推出的所謂新聞改革頗有關注，並給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的所謂改革措施還在不斷有新的花樣或新的包裝，因此黨國及其宣傳機器也在不斷更新或重複那些「中國媒體不斷進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稱。[9]追蹤這樣的動態發展，研究其動能與過程，並透視其對於媒體發展的複雜涵義，探問為什麼權利壟斷的黨國具有這種不斷精緻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說，何著特別關心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境遇，著重揭露黨國巧妙控制外國媒體工作者的手法。隨著中國深入捲入全球化，國際聯繫日益深化和複雜；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國黨國向國外媒體（首先是華文媒體，但也不止於華文媒體）滲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斷增強，具有新的範圍、力度和運作特點的中共黨國媒體控制機制正在出現。這諸種機制的僅僅一個側面，都可以成為深度學術研究的一塊處女地。還比如說，電子網路新技術仍在不斷發展更新，其在中國的普及也持續擴大，由此帶來的無國界傳播是個新的領域。何著對此有專門的兩個章節加以描述，但是，很明顯，這片天地無比廣闊，完全容得下幾百本專著。總而言之，何著成績斐然，並不意味著它所涉足的課題就因此成為一塊開發殆盡的熟土；相反，這本書可以開啟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一本具有創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註釋】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見：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關蘇聯案例的研究較多，不贅。關於中國相關情況，參見：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慶哲、黃青禾、黃舜娥著，《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5] 左齊{比如說，華人學者李金詮在這個領域有持續的努力和豐碩的成果。參見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當然，這個領域還有更多的學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關論文不勝枚舉，從略。}
[6] 徐光春，「江澤民新聞思想的核心內容」，《新聞戰線》，2004年2月號。
[7] 出處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寫作之際，中國政府發布了有關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及此前這一階段對於外國記者管理的新規定，這被一些海外華文媒體歡呼為中國「新聞改革」「劃時代的信號」。參見：邱立本，「摘取新聞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溫家寶總理揭奧運東風吹開新聞窄門」；呂寧思，「新聞綠燈亮起，是真是假」，均載《亞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本書下載
Re: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由 凡凡凡 » 2012年2月28日
生活在這樣一種信息世界的人們，認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實上卻在被矇騙、被愚弄、被塑造--這可以說是生活在信息發達的當代世界的人類所能經歷的最大諷刺劇和悲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