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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反思錄》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後，在中國大陸高層引起較大的反響。《王力反思錄》的突出價值，不在於思想理論部分，因為他晚年的思想基本上是按鄧小平的理論而思想，自己發揮離不開這個基礎；其突出價值在於獨家披露了中共高層的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尤其是特別囑咐生后才能發表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有二十多萬字，約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這是全書的精華所在，也是後人研究文革史極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有些關鍵史實，將會成為後人治史的依據。由於王力從五十年代末就接觸中央的核心活動，文革第一年參与了中央的高層決策，他的書對於後人了解當時中央高層的決策過程和決策機制有極大的幫助。這些決策過程，在當時是秘而不宣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事人陸續去世，後人就更難了解其中的真相。王力深知自己親身經歷的重要性，所以回憶這些往事就成為他晚年的主要活動。有些事如果他不寫，可能永遠無人知道。

王力生於1921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燼美、鄧恩銘共同成立了山東共產主義小組，可以說是最早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那批人之一。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加入中共，五十年代後期進入中央寫作班子，成為中共重要的筆杆子，起草過「九評」和文革初期的許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共九大到十一大的視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那段「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文字，也是他根據毛澤東的話歸納出來的。1966年6月，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次年1月，中宣部長陶鑄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傳組，毛提名他任組長。1967年7月在武漢被群眾組織打傷，回北京時受到中央組織的盛大歡迎，紅極一時，一個月後又被打倒，后關進秦城監獄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釋放。晚年生活上雖然得到較好的待遇，但1984年被開除出黨，他引用王光美說法，這是當了替罪羊。1996年去世。去世前，他已經將此書基本編定。此書約八十萬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間在秦城監獄所寫外，其餘是1982年從秦城監獄釋放后回家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囑附家人死後方可發表。

敘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許多重要事件，現在大陸流行的史書其實大可疑問。中共高層的原始檔案不開放，只能是官方怎麼說史家就怎麼寫。而官方的基本邏輯是黑白分明。黨的高級人，都有蓋棺論定。他們被劃分為好人和壞人。被認為是好人的，史書上只說好話，如果他當時傷害過別人，則加以避諱；被認為是壞人的，修史時只能說壞話，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也避而不提。文革史的這種研究格局和敘述基調，是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政治格局和領導集團的利益需要所決定的。近些年民間的回憶錄和研究論著稍有突破，但遠遠不能改變這種基本格局。按照這樣的邏輯寫來的史書，文革中的壞事自然都歸到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身上，談到毛澤東的責任時往往含糊其詞，其他被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人就更談不上有什麼責任了。王力在文革頭一年，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時下流行的史書里也被歸入壞人之列。他自己是不甘於接受這種成見的，於是就要用史實來澄清。他的記憶很好，文字表達能力又強，對於處在不利地位的他來說，除了靠史實說話，沒有別的途徑為自己辨白。於是，一些重要的歷史細節便展示在他的筆下。試舉兩例：

回憶1966年二、三月間的事情時，書中寫到——

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溱、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后，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後果很嚴重。這成為毛主席對彭真不滿爆發的重要原因。本來二月提綱毛主席雖然沒明確同意發，但還沒有下決心整彭真。這件事情在兩可的時候加了個法碼。什麼事情都有個偶然性。彭真至今還記得這事，說王力是很慎重的。當時我建議彭真和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係，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一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后改變了印象。他還誇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後來從彭真家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為不滿。這又成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581頁）

這段文字話雖然不長，涉及的人物卻包括毛、彭、姚、許、楊、鄧、王、戚、關、江十人之多，從中可以窺見黨內關係的複雜和遊戲規則的微妙。

回憶1966年7月時，他寫到——

七月一日，總理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回來，我建議康生趕緊向總理彙報，國內情況很嚴重，不是一般的運動，劉、鄧都陷進去了，陳老總也陷進去了，總理千萬不要再陷進去。我當時在陳伯達那裡起草十六條，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機場歡迎總理時，同總理坐一個車回來，一路上向總理彙報了。康生說，一是總理不要陷進去，二是中央文革現在與過去大不一樣，總理要參加，要過問。劉、鄧可能站不住了。陳毅在張彥問題上也陷進去了，總理不要再陷進去。總理第一不要參加工作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陳伯達管不了。（康生那時對江青有意見，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歷史上不那麼乾淨）總理也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回來差不多天天接觸文革小組的事，首先抓清華。當時總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組問題，毛主席就會同意由總理主持工作。（613——614頁）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靠邊，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與此不能說沒有極大關係。這也可以成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關係的一把鑰匙。

像這樣的重要細節，在書中不下百處，都有填補文革史空白的意義。王力講出這些史實，意在表明自己不但無意整人，而且還想保護一些人，起碼有這種潛意識。

後來對王力的處理，與林彪、江青及關鋒、戚本禹這些前中央文革成員，有重要的不同。他雖然也被開除了黨籍，但未能受刑事處分。這可能與鄧小平看了他寫的東西以後說了好話有關。

1967年 7月14日，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單獨談話時說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

可見毛澤東晚年一點也不胡塗。但這使我感到，在他的政治哲學中，這些一起共事幾十年的高級領導人，在他心目中不過是棋子，用之棄之都在股掌之間，人格的尊嚴和根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1981年，王力還在秦城獄中，第一次有了寫信的機會，就將上述談話的后一半上書鄧小平。鄧小平讀到他幾篇文章，派鄧力群與他長談一次，給他傳話說「立場是正確的，態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論水平的，有文字修養的，有能力為黨工作的」。鄧小平的表態，使他晚年獲得了一個活動空間。

王力生前曾經接受採訪，他的言論公諸媒體之後，引起了一些文革中受過衝擊的知識分子的批評，發出「江東弟子今何在」的質問。其實，王力已經不可能東山再起，沒有必要封住他的嘴。堵住文革中曾經活躍過的人的嘴，並不能避免文革的悲劇重演。只有打破輿論一律，形成一個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讓各種聲音都能發出來，才能避免一言堂體製造成的悲劇。

怎樣看待這些中共政治上的失敗者的回憶錄的真實性，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問題。此前，陳伯達晚年的遺作也在香港出版。他們筆下的歷史與正史自然有諸多差異。對這些差異，我傾向於相信失敗者回憶的真實性。除了他們的敘述本身的邏輯力量而外，考慮到他們在寫作這些回憶錄時的政治處境，已經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只想對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實罪名加以澄清，如果他們說的不是真話，官方很容易運用掌握在手中的輿論機器使他們陷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本書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作者對康生、陳伯達等都有持平之論。比如肯定康生的書法家地位，否定他是文物大盜。他談到陳伯達在1964底感到毛要整劉少奇，和他商量，勸劉少奇主動向毛澤東作檢查，使毛、劉衝突推遲了一年多，這與陳伯達的回憶也是一致的。作者講這些細節，無意從根本上改變對康生、陳伯達的負面評價，但能啟發讀者，評價歷史人物應避免簡單化。

對文革的研究，其實才剛剛開始。毛澤東能夠在他的晚年發動這樣一場運動，當時在黨內不曾遇到任何實質性的抵抗。現在官方的史書，談到黨內領導人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各種抵制，多有所誇大。相比之下，我覺得王力的回憶更接近當時的真相。文革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歷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探究這些原因，需要以理清史實作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力反思錄》提供的史料是無法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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