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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毀民主自由為哪般？
——讀報隨感之二
　　　一個時期以來，對普世價值的批判甚囂塵上，矛頭主要指向民主自由。
　　　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峰」的文章，題目就很嚇人：《拳頭裡的「民主」》！
　　　文章以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遭到民進黨暴徒毆打為由頭，借題發揮，說這件事「給台灣自我標榜的所謂『民主』以致命一擊，暴露出其虛偽和醜陋的面目。」就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充分表露了作者歪曲事實、強詞奪理的寫作風格。
　　　首先，民進黨暴徒的暴行，怎麼能同台灣的民主聯繫在一起呢？這種邏輯，連「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都夠不上，因為，攻其一點，總算還有一點把柄可抓，而張銘清被打，同台灣民主一點關係都沒有，作者卻硬要把它們拉在一起。為什麼要這樣？說他不擇手段地毀謗民主，大概不能說是冤枉吧。
　　　其次，說台灣的民主是「自我標榜」的民主，完全是隻手遮天的手法。誰都知道，台灣自從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后，就逐步走上了民主的軌道，雖然基本上還處在「嬰兒學步」的階段，但它的民主政治體制，已經被全世界所認同，我們從一些國外媒體的有關報道里，不難發現這個事實。只手是遮不了天的，把台灣民主說成是「自我標榜」的民主，不過是毛左派的自我陶醉罷了
　　　再次，在作者的筆下，民進黨暴徒的拳頭，居然能夠給台灣民主以「致命一擊」！台灣的民主豈不太脆弱了？我國的成語有所謂「不堪一擊」，一擊就足以「致命」，台灣的民主也未免太「不堪」了。這樣貶低台灣民主，既可笑，又可悲。
　　　複次，作者還認為，台灣的民主既虛偽又醜陋。類似詆毀台灣民主的用語，在文中還有一些，如：「極為劣質的民主」，「毫無道德理法的『民主』」，「這種民主是一個『大大的笑話』」，「成為反面教材」，「猙獰的面目」等等。作者把自己放在台灣民主的審判台上，肆意放言，不但是對台灣民主的毀謗，也是對台灣人民的侮辱。
　　　又次，作者還「為台灣人民享有這種『民主』感到不幸和悲哀」。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所謂「杞人憂天」，使人感到杞人的無知，而作者「憂台」，卻讓人們看到了這位反民主勇士的狂妄和虛偽。「感到不幸和悲哀」的，應該是這些既不知民主為何物，卻又熱中於對民主揮舞唐吉訶德式長矛的狂人。
　　　最後，作者大言：民進黨「這次的表演，不僅給台灣，也給大陸一些對西式民主抱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課」。把民主稱之為「西式民主」，是一切反對民主的鬥士的最重要的法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7月26日就在社科院的一個座談會上說：「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我不知道這些逢西必反的先生們究竟是真的無知，還是心懷偏見。凡是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一百多年來，中國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一直是以西方的現代觀念為範本的，從洋務派的「師夷長技」到「五四運動」的「德先生」、「賽先生」，再到當代的市場經濟，都是學習西方的經驗；連執政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這是因為，近代西方出現機器工業比我們早，機器工業帶動了整個社會生產力，推進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自由、平等、人權這些價值觀念，正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封建反專制的強大武器。就因為這些價值觀念的普適性，才能夠推翻封建專制勢力的政治統治。先進者的經驗，當然值得我們這些後繼者學習。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並不僅僅是適用於西方的價值觀念。我們今天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不僅因為這些價值觀念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只有社會成員普遍實現這些權利，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諧的文明的社會；而且，在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廣泛存在的專制主義還表明，中國人民目前還面臨著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我們只有學習西方的民主革命前輩，高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大旗，才能完成反封建反專制的歷史任務。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學習西方的這些價值理念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西裝、汽車、麵包、電視機，原先都是從西方傳進來的，為什麼我們這些反西方鬥士不因為它們是「西式」而加以拒絕，卻對民主那麼反感呢？
　　　無獨有偶，在此之前，在8月29日的《北京晚報》上，我還曾經讀到另一篇署名為「文鋒」的文章（也許就是這位文峰，因為兩者的觀念和文風，有著奇異的類似），題目是《虛偽的「新聞自由」與媒體的社會責任》。作者自稱在4月11日曾發表《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一文，指斥「國內一些以西方（又是西方！）新聞理念武裝起來的人」，「用『新聞自由』的標籤遮蓋住意識形態的私貨。」在8月29日的文章里，作者抓住「德國之聲」電台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被停職一事，大做文章，對言論自由和普世價值，竭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他把西方國家形容為「社會分裂，政治動蕩，執政效率低下」，並且把這種現象歸罪於新聞媒體；甚至泰國最近的動蕩、韓國民眾的抗爭，也被他說成是「媒體所起的不良作用」；「台灣地區的『新聞自由』更是族群撕裂的禍首」。「新聞自由」為什麼如此可惡呢？因為在作者看來，「新聞媒體從出現之日起就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新聞自由則與此相悖。他還說：「中國的媒體肩負起凝聚民心、達成共識的社會責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聞理念。這個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做中國富強和發展的建設者和參与者，以積極的態度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不是把自己放到所謂『監督者、批評者』的角度，用負面新聞去造成社會的紛擾。」在這一段話里，「為意識形態服務」、「凝聚民心、達成共識」，似乎都不無道理。問題在於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服務，是為專制主義，還是為民主主義？要達成怎麼樣的共識，是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做「馴服工具」，還是達成對普世價值的共識？至於說新聞媒體不能充當「監督者、批評者」的角色，不能「用負面新聞去造成社會的紛擾」，就更暴露出作者的深刻用意。那就是：對於社會的醜惡現象，如官員的腐敗、民眾的苦難、官商勾結、社會不公等等，都不要揭露，不要批評。所以，不讓新聞媒體充當「監督者、批評者」的角色，實際上是要掩蓋社會上那些黑暗的落後的東西，以免民眾起來抗爭，「造成社會的紛擾」。
　　　在這裏，作者無意中透露了毛左派的理論秘密，他們反對民主自由，就因為民主自由是反對專制體制的強大武器。所以，批判普世價值也好，詆毀民主自由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為了維護現行的專制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2008年10月26日
關於普世價值的理論和實踐

　　　近幾個月來，理論界出現了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而且爭論十分激烈。這是值得歡迎的。
（一）
　　　什麼是普世價值？價值本來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指的是人們對物品的有用性的判斷，後來擴展到社會的其它領域，泛指所有涉及人們的生活和利益的制度規範和意識形態，即所謂價值判斷。普世價值，顧名思義，是指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符合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需要的價值。
　　　這是一個近幾年才出現的新概念。1979年的新版《辭海》和1986年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沒有收入「普世價值」這個詞條。一個新概念的興起，一定有它的時代需要。它為什麼會出現？有什麼歷史背景？它包含些什麼內容？有什麼意義和作用？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平心靜氣地研究探討，不應該匆匆忙忙地去批判它，否定它。
　　　人類被稱為「社會動物」，因為人們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間。人們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需要建立一定的規範，形成和這個規範相適應的觀念，來調節相互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我國古代《尚書》里的「典謨誥命」，西方《聖經》里的「摩西十誡」，就是調節社會矛盾、保持社會和諧的規範，和與之相適應的觀念形態。這種規範和觀念，我們不妨稱之為社會價值形態。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都有由自己的歷史形成的社會價值形態。隨著生產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們在觀念上不斷突破原有的規範，提出一些新觀念、新設想，如古代《禮記》上記載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的「哲人治國」的《理想國》，基督教的「新耶路撒冷」，等等，都是人們對更完善、更理想的社會形態的探討和追求。這些雖然都是遙不可及的期望，但其中仍不乏我們今天可以繼承的優秀遺產，我們應當取其精華，融入普世價值，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都可以接受的社會價值形態。徐景安認為普世價值的內涵應當包括三個方面：1、吸取西方的先進思想；2、繼承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3、創新，創造適應時代需要的新思想、新觀念。如他近來經常宣傳的「三愛」——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既有儒家的「仁者愛人」和西方的「博愛」的成分，也有他自己的闡發。我認為這種態度是可取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二）
　　　在近期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中，不少文章都集中在自由、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爭論非常尖銳，為什麼會這樣呢？
　　　出現在歐洲的三大革命，衝破了「黑暗的中世紀」。當時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人權，個性，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等。這些新思想、新觀念，成為動員廣大民眾的鮮明旗幟，突破封建專制的神權統治和王權統治的強大武器。當全世界都籠罩在專制統治或奴隸主專政的黑暗裡的時候，在世界的西方歐洲，卻出現了現代文明的曙光，首先進入工業社會，為人權、個性、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先進觀念的實現，奠定了初步的基礎。這就為還處於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的國家與民族樹立了榜樣。這些國家的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擺脫封建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束縛，就必須借重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思想武器。二十世紀的歷史，充滿著各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我國在「五四運動」中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四十年代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呼求（《歷史的先聲》一書對此有著詳盡的記錄），都是這個歷史趨勢的反映。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深受專制極權統治之苦的中國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在思想解放的大趨勢推動下，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學習討論成為一時風尚。雖然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高壓下，有時出現曲折，但人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卻始終沒有中止。幾十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政治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掌握一定權力的任何官員，都可以憑藉他的權力謀取私利。十多年來，官商勾結起來掠奪民眾的權益，侵吞國家資財，造就了許多因不義不法而暴富的億萬富翁，也使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陷於極度貧困。兩極分化的現實，風起雲湧的維權、請願、上訪、抗爭的浪潮，使一切憂國憂民的人士深切地感受到推進民主自由、摧毀封建專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大聲疾呼，要求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要求實現憲法里承諾的言論出版和人身、宗教信仰等項自由權利，要求改善人權狀況。在這些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里，有些人採用了普世價值這個新概念，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與反對。他們反感與反對的，與其說是普世價值這個新概念，不如說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實質。因為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改革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是進一步「資本主義化」，中了帝國主義「西化分化」的圈套。他們希望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回到那個連討飯的自由都沒有的年代，這才是真正的倒退。
（三）
　　　普世價值反對者的重要論據是：1、那些標榜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自己國內也有抹殺民主、自由，壓制人權的現象；2、他們對外實行霸權主義，侵略擴張，哪裡有什麼民主、自由的影子？3、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國家民選總統，號稱民主國家，但發展比我們還要落後，正是民主害了他們。這些問題，其實只用一句話就可以回答：普世價值的實踐，包括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理念的實現，都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以選舉權為例，法國大革命后召開的制憲會議，有選舉權的公民，約只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經過半個世紀，到1848年才確立了普選權原則。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的憲章運動就提出實行普選權的要求，直到1918年才實現比較徹底的普選權。一個世紀以前，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白宮邀請黑人布克.華盛頓共進晚餐，受到許多美國人的激烈抗議；一個世紀以後，美國人卻選舉一位黑人當他們的總統。這些歷史事實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馬克思說得好：「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內取得自由的。」（1）自由是這樣，民主、人權、平等、寬容、和平、仁愛這些理念也是這樣。它們是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和需要的普世價值，但要真正在社會上實現，並且形成為制度，為全世界所承認、接受、遵守，卻受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制約。印度和非洲的一些所謂民主國家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民主制度，恰恰相反，是因為社會的落後（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和非洲的種族矛盾），阻礙了他們的民主化進程。美法英等國家在實現普世價值方面，也遠不是完美的。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使他們總是把國家利益凌駕于普世價值之上，這就大大影響了普世價值的實踐。當他們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使他們意識到普世價值比國家利益更加重要，並在國家的內外政策上貫徹這個認識的時候，普世價值的實踐才會有明顯的進步。應當指出，這些國家正在繼續發展，在普世價值的實踐方面，也是會不斷進步的。《共產黨宣言》里曾經談到：「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係，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係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2）自由、民主、人權、平等這些價值理念所體現的，正是社會關係的重要內容，「全部社會關係發生變革」，意味著這些價值理念的實踐的深化。這是資本主義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我們沒有必要替他們「擔憂」。
（四）
　　　我在前面說到普世價值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文化發展，但問題遠不止如此。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文化發展有一個重要標誌，那就是無產者實現有產化的程度。無產者的有產化，指的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民眾，都能夠佔有一定的產權，從無產者轉化為有產者，這也就是鄧小平說的「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馬克思說：「生產者不佔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3）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內的財產所有權，是最重要的人權，是一切公民權利的經濟基礎。只有人人都獲得財產所有權，人人都成為有產者，普世價值才有可能得到比較完滿的實現。
　　　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坐待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用不著探討、宣傳、爭取普世價值的實現了。就如同發展生產、提高經濟水平需要一步一步努力一樣，普世價值的實踐也需要一步一步地努力爭取。我們在發展生產，使更多公民成為有產者，以實現共同富裕的同時，也要爭取從制度上落實普世價值，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前面我主要也是從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著眼來探討的，因為這是許多文章討論的重點。但普世價值的內涵遠不止這一些，希望進一步的討論能從更廣泛的範圍展開，使普世價值問題從理論到實踐都能不斷深化，不斷發展。
　　　註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頁，第3卷第507頁。
　　　2、同上第4卷第469頁。
　　　3、同上第19卷第264頁。
　　　
　　　 2008年11月13日
　　　
　　　
從「先有蛋後有雞」說到普世價值
——讀報隨感之六

　　　《北京晚報》11月18日在「世界新聞」版刊登了一則消息：「據加拿大媒體17日報道，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對於這個問題，科學家們曾經一籌莫展。最近加拿大兩位古生物學家稱，一個罕見的恐龍化石巢穴幫助他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先有蛋後有雞。」報道引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古生物學家達拉.澤勒尼茨基的話說：「蛋出現的時間肯定比雞早。食肉恐龍產下這些蛋后，才一步步進化成了雞（雞也屬於鳥類的一種）。這就很明確了，蛋先於雞之前就存在了。」
　　　這個解答並不科學。所謂「先有雞後有蛋，還是先有蛋後有雞」，這裏的蛋是指雞蛋，不是鴿子蛋麻雀蛋，更不是恐龍蛋。那位古生物學家發現的最早孵出雞來的蛋是什麼蛋？如果是雞蛋，那麼，生下這個雞蛋的是什麼？除了雞，還有什麼動物能夠生下雞蛋？既然蛋是雞生下來的，「蛋先於雞」的結論也就不成立了。如果是恐龍蛋，怎麼可能孵出小雞來呢？而且也和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問題無關，因為我們討論的是先有雞後有雞蛋，還是先有雞蛋後有雞，而不是先有雞後有恐龍蛋，還是先有恐龍蛋後有雞。
　　　可見，這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之所以得出「先有蛋後有雞」的結論，只不過是耍了一個邏輯上的小花招，叫做偷換概念。那位古生物學家說「蛋出現的時間肯定比雞早。」說的是恐龍蛋，而在得出「先有蛋後有雞」的結論時，那個蛋卻變成雞蛋了。
　　　其實，先有雞後有蛋還是先有蛋後有雞，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問題。
　　　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早在1769年的《達朗貝和狄德羅的談話》里，就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非常科學的解答。他在回答動物的第一代是否應有預先存在的種子時說：「如果是先有蛋後有雞還是先有雞後有蛋這個問題使你感到困難，那是因為你假定了動物原來就是它現在這樣子。這多傻啊！人們不知道動物將來的樣子，也同樣不知道動物過去的樣子。」（1）
狄德羅的意思是說，提出「先有蛋後有雞還是先有雞後有蛋」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假定了動物原來就是它現在這個樣子」。然而，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動物（當然包括雞在內）是由進化而來的，原來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前提不存在了，這個問題本身也就毫無意義了。
　　　按照狄德羅的這個機智而巧妙的回答，我們可以對前面的問題做出這樣的分析：假定包括雞在內的鳥類確實是從恐龍進化而來，那麼，這個進化過程必然是十分漫長的，決不可能是哪一頭恐龍生下一窩蛋就會孵出小雞來。《北京晚報》的報道說，那個被認為「先於雞之前就存在了」的蛋出現在「大約7700萬年前」，由此可以推定，從恐龍進化到鳥類至少應該有上千萬年甚至幾千萬年。這個漫長的進化過程，必然是一個由恐龍轉變為雞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過渡時期里，恐龍的因素逐漸減退，雞的因素逐漸出現、逐漸增長，出現一種既非恐龍又非雞、既是恐龍又是雞的生物。與恐龍轉變為雞相適應，恐龍蛋也有一個既是恐龍蛋又非恐龍蛋、既非雞蛋又是雞蛋的過程，最後逐漸轉變為雞蛋。幾千萬年啊，誰也不可能斷定這個轉變是哪年哪月完成的。而人們居然還想找出先有蛋後有雞還是先有雞後有蛋的答案，所以狄德羅才有「這多傻啊」的感嘆。
　　　我在前面說到，「先有蛋後有雞」的結論，是通過邏輯上的偷換概念才完成的。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理論討論過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運用這種邏輯方法進行詭辯的事例。最近出現的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普世價值是最近幾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才出現的新概念，指的是符合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並且為全人類普遍認可、接受與追求的價值。在全球化普遍深入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之前，還談不到普世價值。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里，一個部落或一個民族為了保持自己的穩定與發展，都需要尋求一些為本部落或本民族的成員所認同，並符合於大家的共同利益的習慣和規則，用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話語，可以把它叫做價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體現這個觀念的社會制度，但只適用於本國本民族，與別國別族無關，當然也談不到「普世」。我國古代有所謂「禮之用，和為貴」，禮是價值的制度表現，和則是表現為觀念的價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提出「賽先生、德先生」，是認為中國需要科學民主來改造國民性，科學民主符合於中國的需要，並不因為科學民主是什麼普世價值。不錯，科學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來自西方，那只是因為他們首先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發展了現代工業和現代文明，落後的國家要發展、要進步，當然應該學習這些先進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理念。但也只是為了本國本民族的需要，與普世價值無關。
　　　全球化是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而逐步滲透到各個國家的歷史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了聯合國，使全球化取得牢固的政治形式。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蘇聯集團的瓦解，更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人類社會再也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單獨存在，而是越來越趨向于成為相互之間利益攸關的共同體，這就使尋求一些符合於各國共同利益的價值觀念成為必要。聯合國的幾個關於人權的宣言和公約，就是這個發展趨勢的具體表現。普世價值這個新概念，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普世價值的概念，反映了人類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對於符合於共同利益的價值觀念的追求和期盼。全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可能為普世價值的充實和實現，作出自己的貢獻。西方國家的思想家們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毫無問題是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這不僅因為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是每個國家都將要實現的歷史發展趨勢，而且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表明，它們是克服封建專制主義的銳利武器，對於一切企求進步與發展的國家，都是普遍適用的。但是，談到普世價值時，我們絕不能只看到西方的文明成果。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我們有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都可以納入普世價值的範疇，例如：自強不息、和而不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信修睦、道法自然、仁愛誠信、民為邦本等等，只要作出符合於現代需要的詮釋，就可以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剛才我在網上看到段若非昨天接受《鏡報》記者任劍麗的採訪，談到科學發展觀是「造福人類的普世價值」，我很贊成。因為，普世價值這個概念出現時間不長，才幾年工夫，它應該包括什麼內容，是否對全人類都普遍適用，有什麼特點，起什麼作用，怎樣實現，等等，都需要認真研究探討。我們既要吸取我國文化傳統的精華，借鑒西方的文明成果，也應該在總結當代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加進人類的文明寶庫。這才是對待普世價值應有的正確態度。
　　　在目前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中，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否定普世價值。他們通過偷換概念，把普世價值等同於、局限於西方的自由觀、民主觀、人權觀，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不符合我國國情為理由，拒絕普世價值。他們自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關於自由的普世性的論述，他們卻棄之不顧；他們借口人的階級性，否定人類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這些帶有濃厚片面性的見解，使他們無法正確認識普世價值。
　　　當然，作為一種邏輯方法，偷換概念還是屬於正常討論的範圍；片面性也往往是探討問題時難免的。至於有些文章把問題過於政治化，甚至進行人身攻擊，那就超出正常討論的範圍了。這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不說也罷！
　　　註釋：
　　　1、《狄德羅哲學選集》，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23頁。
　　　
　　　 2008年11月27日
　　　　　　
哪裡來的「趙紫陽集團」？
——漫議反改革的三次高潮
　　
　　　有一位朋友給我發來幾篇反對普世價值的文章，一個新概念突然出現在我面前：趙紫陽集團。一篇文章認為批判陳奎元的文章是「趙紫陽集團的大反攻」，含沙射影地說什麼「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如何如何，甚至危言聳聽地提出「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眼下我們面臨的鬥爭焦點，是如何防止和反對趙紫陽集團。」
　　　我不禁心中納悶，趙紫陽從1989年被逐出領導崗位后，就被變相監禁在燈市口西街富強衚衕6號，連老朋友、老部下都很難見到他，怎麼可能糾聚起一個集團出來。2005年他去世的時候，要向他遺體告別的人，無不受到無理的刁難。三年多了，怎麼會突然跑出個「趙紫陽集團」來？難道他到了泉台還能召集舊部，陳兵點將，發動對陳院長的反攻？他什麼時候指定了接班人當那個集團的「新頭子」？又怎麼會成為「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哪些人的「最危險的敵人」？他們又準備怎樣來「防止和反對趙紫陽集團」？這些問題，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當我把這一切還原為一種歷史現象，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林林總總的歷史構件之後，就感到豁然開朗。其實事情並不複雜。
　　　趙紫陽是何許人也？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人無不清楚，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從老百姓「要吃糧，找紫陽」時的省委書記，到掌控改革大舵的國務院總理，他一直站在改革開放的最前線，排除萬難，破浪前進。八十年代的所謂「胡趙新政」，開闢了中國歷史上相對來說是最民主自由的新時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他對「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抵制，保護了現代文明在中國社會的底線。胡耀邦在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調和鼎鼐，保證了趙紫陽在改革大業中獨領風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誌性人物。編造「趙紫陽集團」的神話，說明這些人對趙紫陽開闢的改革事業切齒痛恨，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更使這些毛派人士懷恨在心的，是趙紫陽粉碎了他們的先輩發動的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趙新政出現危機。反改革的勢力乘著反自由化的浪潮，開大會，寫文章，作報告，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行反對改革之實。他們歡呼「又是一個春天到來了」，得意忘形地肆意詆毀改革。當時有所謂「倒退論」，認為改革是向資本主義倒退；「根源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來自經濟領域」；「擴大論」，提出要把反自由化運動擴大到經濟領域；「噩夢論」，覺得改革幾年，像做了一場噩夢；「泛濫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全面泛濫，當然也包括經濟領域；「壓倒論」，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力量受到壓制」，「講馬克思主義還要轉入地下」；「等同論」，把宣揚自由反封建和反社會主義等同起來，提倡自由民主等同於反社會主義。從這些論點，不難看出他們反自由化的矛頭，主要是指向改革的。一些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三四月間先後在北京和河北涿州等地舉行會議，準備掀起反自由化的高潮，在涿州會議上還成立了幾個大批判組，列出了一些大批判的題目，要在各個領域「摧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溫床和基礎」。中央宣傳部發布正式文件，把反自由化列為全年的中心任務；新任中宣部長更是揚言「要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
　　　針對這些氣勢洶洶的反改革浪潮，趙紫陽在取得鄧小平的同意后，於5月13日召開了「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大會」。他在會上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已經扭轉，局面已經控制住了，「應當把這場鬥爭深入健康持久地進行下去」，但「必須緊緊抓住正面教育這個環節」。這樣，他就巧妙地既承認反自由化的必要，以免觸怒那些主張反自由化而且掌握著他的政治命運的老人，又把反自由化嚴格限制在「正面教育」的範圍內，從而打破了那些反改革的幹將妄圖掀起一個反自由化運動，把火燒到經濟領域，進而否定改革，把社會拉回毛時代的夢想。第一次的反改革高潮就這樣被粉碎了，他們的惱火是可想而知的。
　　　1989年趙紫陽被趕出政壇，反改革人士欣喜若狂。接著蘇東劇變，更為他們提供了掀起反改革狂潮的機會。
　　　在第二次反改革的高潮里，反改革派打出了兩面旗幟。一是姓「社」姓「資」，主要是針對經濟領域的改革，如：北京有一家報紙在1990年2月22日發表題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文，提出究竟要推行資本主義化改革，還是社會主義化改革的問題；那個由於偶然的因緣際會而身登高位的領導人在1991年7月1日的慶祝大會上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這是當前有些文章大談「資改派」、「社改派」的歷史來源）。有些報刊文章的標題就是《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重提姓「社」姓「資」》、《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等等。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新現象，如市場經濟、引進外資、建立特區、鄉鎮企業、私營經濟、個體戶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指斥為姓「資」。有些文章直接指出，私營經濟和個體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源；那位領導人甚至揚言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這些動態，反映了這股勢力要扭轉改革方向的意圖。在這些反改革趨勢的影響下，經濟體制改革停滯倒退，大量私營企業撤資倒閉，工人失業，社會危機就在眼前。
　　　另一面旗幟是反「和平演變」，針對的就遠不止是經濟領域了。他們召開會議，發表文章，出小冊子，危言聳聽地說：「蘇聯東歐已經被演變過去了，下一步就要演變中國了」。1991年6月5日，北京的一家報紙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一文，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在北京召開的一個由高級官員參加的黨建研討班，直接以反「和平演變」為主題。會上有人提出：「和平演變」有三個社會基礎，一是佔據了領導崗位的實用主義者，二是歷次政治運動中挨整的人，三是知識分子。接著，全國有許多部門甚至部隊的單位也依樣畫葫蘆，召開類似的研討會，反「和平演變」之聲，一時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在有的會上，有人甚至為文化大革命翻案，說什麼「走資派還在走」，「毛主席說七八年再來一次，現在已經兩個七八年了，該來一次了」。
　　　如此等等直接間接地反對改革的言論，特別是說改革姓「資」，「走資派還在走」，實用主義者是「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眾所周知的「貓論」、「摸論」，就是最鮮明的實用主義），都是鄧小平所無法容忍的，於是就有了1992年春天的南方之行。他一路走，一路談，提出了「三個有利於」和「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等著名論斷。鄧小平以他的高度的政治權威，敉平了反對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反對改革的政治勢力並沒有就此罷休，九十年代中期的幾份「萬言書」，反映了他們力圖阻擋歷史車輪的努力。如《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這些以反對改革為主旨的「萬言書」，雖然激起小小的波瀾，但沒有產生什麼強烈的反應。倒是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的一篇學習心得《關於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引起了毛左派的狂怒。他們開會聲討，撰文征伐，指斥厲有為「明目張胆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我黨中央的一貫方針」，「從根本上改變黨的宗旨和綱領」，著實鼓噪了一陣，卻沒有產生他們所期待的社會效應，就只好偃旗息鼓了。
　　　近幾年來，旨在反對改革的「萬言書」式的大作多次出現，但都掀不起反改革的高潮，問題在於缺乏吸引社會關注的適當的切入點。「反自由化」「姓『資』姓『社』」和「反和平演變」雖然仍可利用，但這兩面旗幟破舊不堪，缺乏新鮮感。就在這個時候，普世價值的討論橫空出世，為反改革的權貴集團和毛左派提供了絕妙的機會。
　　　普世價值這個概念，顧名思義，指的是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因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價值觀念。它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而出現的，需要經過認真的探討，不斷充實豐富。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所有文明成果，只要具有上述普適性，都可以納入普世價值的範圍。我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講信修睦等等，就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的重要內涵。
　　　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其實關鍵還不在於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本身。出現在報刊上的那些批判普世價值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作為普世價值內涵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問題上，而且被說成是「西方的普世價值」，這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在西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革命者高舉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旗幟，率領民眾，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的神權君權統治，建立起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結構。一方面，由於「人人生而自由」、「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等理論觀念的普適性；另一方面，這些理論觀念已經被證實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利器。所以，處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之下的民族和國家的先進分子，無不將這些觀念引以為反封建反專制的戰鬥口號。於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等，便最先成為世界性的價值理念。
　　　這些價值理念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們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在於按照這些理念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隨著生產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體現這些價值理念的制度不斷趨於完善，更具普適性。在歷史的長河裡，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終結。人類按照普世價值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將還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進步的過程。
　　　應當指出，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僅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立的社會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斷定，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是改革與反改革之爭；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實際上是又一次的反改革的高潮。與前兩次反改革高潮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否定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果，把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新形勢形容為「資本主義復辟」。不同的是，第一次發改革高潮針對的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次反改革高潮同時反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次反普世價值的目標指向，已經集中到政治體制改革上來了。
　　　與前兩次反改革的高潮相比，這次反改革的勢力具有了許多更為有利的客觀條件：由於改革在江澤民時代走入歧途，社會全面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產生了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他們同人民大眾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尖銳、日益頻繁，倫理失序，道德澌滅，民心不安，社會動蕩。這些現象擴展了反改革的社會基礎。反改革的毛左派正是利用了民眾對現實的不滿，把這一切社會弊病都歸因於改革開放。但他們又不敢明目張胆地反對改革，所以在批判普世價值的同時，重演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時的故技，挑起「姓社」的大旗，自命為「社改派」，而把堅持改革開放的人士斥之為「資改派」。「趙紫陽集團」就是他們從「資改派」演化出來的新式武器。
　　　稍有當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三十年前從安徽農村發端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八十年代發軔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胡趙體制」帶領中國人民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偉大實踐。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落後面貌，使中華民族得以揚眉吐氣地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一個並不完美的「鐵三角」，卻仍不失為一個能夠推動歷史前進的最高層政治結構。遺憾的是，鄧小平是一個兩面性非常突出的人物，他雖然有推進改革、維護改革的民主性一面，但當他認為自己的統治權力和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那維護統治特權的專制性就壓倒了推進改革開放的民主性。他先是砍掉了左膀胡耀邦，引起了第一次反改革高潮，但這個反改革高潮只維持了三四個月，就被趙紫陽壓下去了；接著，他又砍掉了右臂趙紫陽，導致了長達一年多的第二次反改革高潮。他不得不離開反改革氣焰高漲的北京，到南方去發表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講話，才打退了反改革的叫囂。
　　　可見，改革開放是「鄧胡趙體制」的產物。為什麼毛左派單挑趙紫陽開刀呢？這是不難理解的。鄧小平的歷史威望和民間對胡耀邦的崇敬，使反對他們帶有更大的風險。趙紫陽則不同，他既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領導者，又是被當權者打翻在地，去世三年多，死無葬身之地的政治受難者。拿他來祭旗，既可以否定過去的改革開放，又不會承受什麼政治風險。而把那些銳意改革者納入「趙紫陽集團」，特別是把在朝當權的改革派封為「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要他們為社會上出現的種種不良現象負責，把老百姓的怨氣怒氣都轉移到他們身上，就可以為復辟毛式專制制度掃清道路。這大概就是毛左派祭起「趙紫陽集團」這顆「番天印」的如意算盤。
　　　這些毛左派真是玩「時間差」的高手。誰都知道，目前中國社會的種種不良現象，如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全面腐敗，權貴、豪強同人民大眾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尖銳，等等，主要是從江澤民當政的九十年代才嚴重惡化的，這時的趙紫陽已經被幽閉在家，毫無行動自由，怎麼能讓他來為此負責呢？這是往前打的「時間差」。還有朝後打的「時間差」，就是把江時代所造成的惡果，都算在胡溫的賬上，向胡溫反攻倒算。署名為李必勝者所寫的《對30年改革十大失誤原因和責任的追問》，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們的卑劣用心。
　　　與第一次、第二次的反改革高潮相比，這次打著反普世價值旗幟的反改革高潮來勢更猛，火力更旺。如果說，前兩次的口號還主要放在要求當政者改弦易轍上，那麼，這次的目標卻提高到了改變領導格局的高度。他們提出所謂「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暗箭就是射向溫家寶的。這就不禁使人們浮想聯翩：他們究竟有何所恃，居然能如此猖狂？在他們的背後還有什麼強大的政治勢力？他們是想藉助于幫派勢力呢，還是被幫派勢力所利用，或者，是與幫派勢力沆瀣一氣？
　　　這個撲朔迷離的背景，使這次改革反改革的鬥爭顯得更加複雜，更加尖銳，也許，更加漫長。但是，這次高潮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特點，使我們對它抱有樂觀的期待。在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里，雖然反自由化的口號高唱入雲，但經濟體制改革的機器還在照常運轉，體制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仍在繼續進行。改革的力量和反改革的力量沒有正面的交叉對抗。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掀起於「六四」之後，堅持改革的力量經過「清查」運動，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反改革的力量獨步媒體輿論，呈現出一面倒的形勢，也沒有出現對立與交鋒。目前的第三次高潮則完全不同，由於它是以理論爭論的形態出現的，從一開始就發生了正面的交鋒。報刊和網路上發表了許多觀點鮮明的文章，堅持改革與反對改革壁壘分明，要不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要不要接受普世價值，雙方各抒己見，讓廣大民眾自己作出選擇。我完全相信，體現著歷史發展方向的普世價值，必將勝利地開闢自己的道路，成為新世紀改革開放的旗幟，引領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在東亞大地上建設起一個既繁榮富強、又自由民主的現代化強國。
　　　至於反改革勢力在批判普世價值的狂瀾里還要祭起「趙紫陽集團」這個箭垛子，說明他們的百寶囊里已經沒有多少法寶了，他們還能猖狂幾時呢？
　　　
　　　 2008年12月16日
　　
（杜按：此文寫于第三次反改革高潮初起的2008年末，這個高潮的錯綜複雜和撲朔迷離，當時遠沒有充分展現出來。2009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要各級黨委認真組織學習，甚至作為大學生政治課的重要輔助材料，「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為進一步批判普世價值、反對政治體制改革，作了重要的鋪墊。接著，出現了國慶60周年遊行隊伍里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大標語牌，以重慶的「唱紅」為發軔的紅歌紅戲紅旅遊，對「重慶模式」的推崇和宣傳，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工人（共產）黨的建立，全國人大主席台上發出的「八確立、五不搞」，這些形形色色、出發點各異的政治動態，同官方報刊批判普世價值和討伐溫家寶的文章相互呼應，此落彼起，組合成了一場波瀾壯闊、氣勢雄偉的反改革大合唱。直到今年2月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形勢才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反改革的高潮出人意料地陡然跌落。但是，政治舞台的大幕還沒有落下，反改革的勢力仍在觀察形勢，伺機待動。這場反改革的高潮結局如何？是否還有反覆？目前尚難預測，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2012年7月20日）
　　
實現普世價值是人性的復歸
——從愛滋病患者的維權運動說起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維護愛滋病患者的應有權利。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參与這個維權活動。愛滋病患者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維護他們應有權利的活動是維權運動中的薄弱環節。所以，加強對愛滋病患者的維權運動的支持，應該是我們的責任。近幾年來，有些志士仁人在這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如河南的高耀潔、北京的萬延海、廣東的艾曉明等，他們為維護愛滋病人的權利所作的貢獻，使我十分欽佩，我願意借這個會議的機會，向他們致敬。
目前正在報刊和網路上開展的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對於愛滋病患者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的社會號稱社會主義社會，既然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人的尊嚴受到尊重、人的權利受到保護的社會。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一點，我想愛滋病患者會有更痛苦的體會。
　　　普世價值作為理論概念，指的是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因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的價值理念，例如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強不息、和而不同、仁者愛人，基督教的奉獻、博愛、寬容，佛教的慈悲為懷，普渡眾生，首先在西方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等，都可以賦予新的內容而納入普世價值的內涵。目前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集中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問題上，主要是因為這些價值觀念曾經是西方國家反封建反專制的銳利武器，而我們目前的社會仍然存在著濃厚的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和社會壓制，很需要這些思想武器來武裝公民，改革現行的體制，建立起與這些觀念形態相適應的制度和法規。這就是當前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的意義所在。
　　　普世價值是普照全球的陽光，滋潤大地的雨露。愛滋病患者由於比起普通公民更不自由、更不平等，尊嚴更不受尊重，權利更得不到保護，所以更需要普世價值的光照雨澤。在普世價值的理念里，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人們在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有義務尊重別人的權利。愛滋病患者備受歧視的事實，說明我們的社會還很缺乏關於權利和義務的價值觀念，非常需要普世價值的啟蒙。
　　　普世價值的理念是建立在人類共同具有的人性上的。在人性問題上，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男女老少，有病無病，都沒有什麼區別。所謂「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國古代思想家荀子在他的著作《荀子》的《正名》一篇里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在《榮辱》篇里又說：「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慾望。慾望正是人性藉以表現的具體形式。求生的慾望，和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慾望，構成了歷史發展的重要槓桿。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里，為了使社會生活保持穩定和進步，需要有大家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念和根據這些觀念而制定的規則。但由於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同，財富分配不均，強弱貧富的分野，使這些觀念和規則只是有利於佔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強者。「君權神授」、「奉天承運」，為君臨天下的帝制提供觀念形態的依據；我國古代的禮、法、刑，則是鉗制民眾權利的工具。在這種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社會裡，不論是剝削者、壓迫者，還是被剝削者、被壓迫者，雖然達到慾望的目標和手段不盡相同，但都在違反人性的條件下生活；人性都被扭曲、異化，甚至轉變成為獸性。由於他們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會關係，則成為統治著他們的異己的力量。階級鬥爭，正是由這種異己力量推動的歷史現象，是人性異化的表現。
　　　為了保持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健全和諧，千百年來，無數志士仁人苦苦探索，尋求發揚人性、克服獸性的藥方。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窮盡畢生精力，著書立說，各抒己見，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明遺產。我們的責任，就是從這些寶貴的歷史遺產里，披沙瀝金，吸取符合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並且為人們樂於接受的價值理念，形成普世價值的觀念體系，進而逐步建立與普世價值相符合的社會制度。
　　　但是，從普世價值作為觀念體系的形成，到人們普遍認同、接受這些理念，並且按照這些理念來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是一個漫長的艱難的歷史過程。我這樣認定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從普世的價值觀念的被認同、接受，到實現普世價值，建立新的社會制度，都需要有一個相應的經濟基礎。在貧富懸殊、強弱異勢的條件下，或者，換一句話說，在社會上還有既得利益者的情況下，普世價值的實現是很困難的，至少是很難完滿實現的。因為既得利益的強者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利用他們手中的優勢，頑固地抗拒普世價值的傳播和實現。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所有社會成員都成為有產者，在最無愧於、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生活，並且有條件有可能過問、參与社會公共問題的時候，才可以說是實現了普世價值。這就是人類的解放，也就是人性的復歸。
　　　所以，普世價值的實現，需要人們進行長期的努力，一點一滴地推進。首先是要在觀念形態上被廣大民眾所認同、所接受；在法規、體制上不斷作出修訂、改革，向符合於普世價值的方向前進。同時，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成為有產者，「共同富裕」，為實現普世價值提供相應的經濟基礎。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對普世價值進行探討、研究，並把自己思考的成果公之於眾，大家一起來交流討論，切磋琢磨，推動社會前進。
　　　正因為普世價值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所以，在世界各國，它的實現必然會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有先有后，有深有淺。就全球範圍來說，包括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內，普世價值的實現還處於幼年階段。我們一方面要將傳統文化中符合於全人類利益的精華，向全世界傳播；另一方面，更應該吸取西方國家反封建反專制和發展改革的成功經驗，用自由、人權、民主、平等、法制等價值理念，革除現行體制中的專制主義因素，一步一步地把社會引上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權利化、法制化的軌道。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推行普世價值的過程，也是走向人類解放、人性復歸的過程。實現普世價值，意味著人類的解放，人性的復歸。
　　　感謝會議的主持者給我這個機會，使我有可能向愛滋病患者的維權運動表示支持，並且進一步表述我在普世價值問題上的看法。如有不妥當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教。
（2008年12月27日在「血液安全與愛滋病人權利保護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我為什麼要推崇普世價值？
——復一位讀者來信（其三）
　　　　　　　　
* * * 先生：
　　　現在我來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我在第二封複信里曾經著重地說明我對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看法。我認為，這些分析應當有助於回答你所提的第一個問題。
　　　你的第一個問題是：「一，文中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仍然堅持著計劃經濟時代的意識形態，嚴重地阻礙了改革的全面而又深入的發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找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沒有找准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關於我國30年來在政治、文化、社會方面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及其原因，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已有所述，毋庸置疑。思想決定行動，如果沒有找對指導思想，沒有找准前進方向，三十年來政治、文化、社會領域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績從何而來？『普世價值』是否唯一正確地進行政治、文化、社會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我在這封回信里，準備就我國的改革開放有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作一些分析。同時，也附帶說明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改革開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績」。
　　　要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作出正確判斷，需要先分析改革開放的基本任務是什麼。
　　　我在第二封複信里曾談到，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社會，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社會上剝奪公民的自由權利，這是民主主義的大倒退，專制主義的大復辟。因此，改革開放的任務，就是要使中國人民從四大壟斷的新專制主義體制下解放出來。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專制主義體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混亂，更使全國人民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物極必反，文革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極致，它必然要返回民主主義，向民主主義回歸。文革後人們痛定思痛，才有了改革開放。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1）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他還說過：「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2）毛澤東自己違反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沒有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便想「到達社會主義」。可是，中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結果反而召喚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幽靈。改革開放就是要在神州大地上驅逐封建專制主義的幽靈，把中國社會從它的籠罩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就是要繼續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把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
　　　改革開放就是要繼續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它的基本目標，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四句話：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實現這四個化，才可以說是「經過」了民主主義，才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才有可能「到達社會主義」。下面我就分別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個領域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和指導思想，進行一些探討。是否妥當，請你指教。
　　　（一）改革經濟體制的目標是實現經濟市場化
　　　經濟領域的改革任務是要突破對生產資料的全面壟斷，實現商品化、市場化，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我在第二封複信里已經指出，把國有企業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完全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謬論，所謂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來的欺人之談。所有制是通過所有權表現出來的，在國有企業里，沒有一個職工（更不要說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因而也沒有管理權、參与權和對資金、利潤的支配權，哪裡談得上什麼「全民所有」呢？
　　　國有企業屬國家所有。它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與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形成的壟斷經濟不同的是，它與國家政權深相結合。由黨委組織部門委派的管理者，外無競爭的壓力，內無利潤的衝動，他們只要取得上級領導的歡心和青睞，就可以步步高升。這樣的壟斷企業，必然產生停滯，產生腐敗，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要改變這種局面，就需要打破壟斷，推行市場經濟，建立競爭機制。
　　　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式，市場經濟在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的古代社會就已經開始了。隨著勞動分工而出現的產品交換，孕育了最初的市場。我國古代有「日中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3）等記載，《周禮》還載有司市之官，大市、朝市、夕市之分，市禁、市刑之規。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裡，占統治地位的是壟斷經濟，奴隸主、封建主壟斷了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市場經濟只能作為壟斷經濟的補充而存在。資本主義出現后，市場經濟才逐步突破並超越壟斷經濟，成為占社會主流地位的經濟形式。世界市場的開拓，把全世界都卷進了市場經濟的軌道。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4）資產階級依靠什麼魔力創造這一切？主要是市場經濟。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屬於普世價值的範圍。「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性錯誤，就在於它消滅了本來就十分幼弱的市場經濟，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扼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生機。改革經濟體制，就是要建立並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系。1978年安徽等地農民掀起的包產到戶，衝破人民公社對土地的壟斷，開闢了市場經濟的一線生機，民有經濟在壟斷經濟的夾縫中沛然叢生。在新的經濟形勢面前，決策者才逐步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重大意義。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但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束縛，指導思想上長期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並以此作為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的根據。沒有認識到，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恰恰是遏制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的攔路虎。因為我們多年堅持的公有制，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壟斷經濟制度，它正是完善市場經濟所必須突破並取而代之的壟斷經濟。要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完善以競爭為特徵的市場經濟；要完善市場經濟，就必須突破「以公有製為主體」這個虛幻的社會主義外殼。
　　　正因為指導思想上沒有明確樹立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兩種見解，所以上世紀九十年代對國有經濟的體制改革，並沒有突破壟斷，發展市場經濟，相反是以權貴壟斷的形式取代國有壟斷，使市場經濟面對日益強大、日益頑固的壟斷勢力而舉步維艱。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允許民有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包括電力、電訊、石油、鐵路、民航等行業。2005年10月，六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十一五計劃」的建議，也在第36條里提出「深化壟斷行業改革」，「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与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金融服務、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然而，四年過去了，這些領域的壟斷依舊；有些已經打入壟斷行業的民營企業，也因為不堪壟斷利益集團的逼迫而退出，以致出現所謂「國進民退」的局面。這個事實說明，指導思想上雖然對完善市場經濟的意義有所認識，但囿於「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錯誤觀念，卻沒有足夠的推進民有經濟向壟斷領域進軍的勇氣和膽略。而要完善市場經濟，首先就需要確立以民有經濟取代壟斷經濟的觀念；在民有經濟只有半壁江山，而且不斷受到壟斷經濟的限制、侵擾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完善的。既然要以公有制即壟斷經濟為主體，由他們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壟斷對外貿易，市場經濟怎麼能完善得了呢？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市場經濟屬於普世價值的範疇。你所質疑的「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就是對市場經濟缺乏充分的、全面的認識，沒有理解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不可缺少的歷史進程。指導思想上既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即以壟斷經濟為主體的方針，同時又要求完善市場經濟，企圖把它們結合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由於這兩者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只能成為自欺欺人、掩蓋壟斷的文字遊戲，它掩蓋著「公有制」的壟斷性和專制性。指導思想上的這種模糊的扭曲的改革觀，來源於他們既懷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的良好願望，又擺脫不了斯大林主義的傳統束縛。這是經濟領域「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的基本原因。
　　　（二）改革政治體制的目標是實現政治民主化
　　　在政治領域，改革開放的基本任務是把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改革成為民主的法治的現代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闢了中華民族邁向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但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卻打斷了這個歷史進程。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社會，被稱為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卻是遠比過去的一切專制社會更加專制、而且越來越專制的社會。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說是集中了中外專制、新老專制之大成。毛澤東的禍國殃民統治的最大特點，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但實際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卻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國家權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他掌握最高權力的歲月里，所有重大決策，許多牽涉到成千上萬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的大事，如過渡時期總路線、三大改造、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由他乾綱獨斷，既沒有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結果給國家民族和全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改革就是對毛澤東的專制統治的批判和否定。所以，政治領域的改革，首先就應該總結二十多年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漠視民主法治的慘痛教訓，在深刻接受教訓的基礎上，建立民主法治的現代政治體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理論務虛會，曾經為總結教訓創造了良好的開端，但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粗暴地切斷了這個大好趨勢的發展。長期以來，不許揭露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不許反思、研究、總結引起巨大災難的教訓，已經成為當局拒不改易的既定方針。雖然民間對民主法治的要求和期望日益強烈，呼聲日高，但始終沒有引起執政當局的應有重視。改革三十年來，民主主義的呼求和專制主義的壓制，構成了我國政治發展的主線。遺憾的是，在這兩者的鬥爭和對決中，儘管多次出現過民主主義的高潮，但最後總是專制主義壓倒了民主主義。如導致胡耀邦被迫辭職的「自由化」高潮，高舉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運動，都遭到鎮壓而告失敗，就是執掌國家權力的最高當局繼承毛澤東的專制獨裁傳統的結果。
　　　正是因為嚴禁反思、研究、總結歷史教訓，導致整個社會對缺乏民主法治的嚴重危害認識不足，從上到下，都安然地沉溺於專制主義的籠罩之下。當政者不從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重危害里吸取應有的教訓，相反地，卻自覺不自覺地繼承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在民主和法治的建設上，至今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如對政治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以致腐敗到處叢生，對公民權利和財富的剝奪有增無已。這是當前社會動亂不安、潛伏著巨大危機的主要根源。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對政治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這是政治民主化的第一要義；而政治體制改革的反對派反對最為強烈的，也就是制約與監督他們掌握的權力，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喪失濫用權力來獲取私利的條件和機會。這是多年來有些人聲嘶力竭地反對「三權分立」的奧秘所在。所謂「三權分立」，只是一個政治原則，它意味著職責不同的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並不是什麼具體的政治制度。在歐美各國，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有總統制，有內閣制，還有君主制，但他們的國家權力機構都實行分權制衡的原則，統稱為「三權分立」。「三權分立」的反對者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講出為什麼我國不能實行「三全分立」的道理，只是強詞奪理地說什麼「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三權分立』不適合我國國情」等等，用來抵制政治體制改革，反對政治民主化。
　　　說到毛澤東的排斥民主與法治的政治遺產時，有一個問題似乎需要在這裏說一說，這就是以友為敵、化友為敵的錯誤方針。毛澤東為了鞏固他的獨裁統治，對於自認為威脅他的統治地位、有損於他的個人尊嚴的人物和言行，動輒發動批判鬥爭，加以制裁鎮壓。他的慣技就是把社會成員分成人民、敵人兩類，凡是他要整治的對象，不論是個人還是群體，都挑動群眾起來鬥爭，污辱他們的人格和尊嚴，並且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黨集團等等罪名，把他們划為敵人，趕出人民隊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取消他們為社會效力的機會。這種以友為敵、化友為敵的指導思想，不但給成千上萬的公民及其家庭帶來極其悲慘的命運，而且使本來擁護共產黨和政府的廣大群眾產生並不斷加強對黨和政府的離心傾向。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歷史教訓。但目前的當政者似乎沒有從這些災難性的後果中吸取應有的教益。他們依然把許多志在推動國家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愛國人士，和為受侵害的民眾仗義執言的維權人士，看作是危害國家政權的敵對勢力，對他們跟蹤、盯梢、監視、竊聽、盤查、抄家，限制他們的自由，剝奪他們的權利，甚至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將他們逮捕判刑。這樣，就重複著毛澤東的以言治罪、化友為敵的蠢事，雖然規模遠不及毛澤東時代，但性質是完全相同的。這種把愛國知識分子看做敵對勢力而加以打壓的政治行為，是政治腐敗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拒絕民主法治的專制體制與生俱來的病灶。它的倒行逆施使廣大民眾喪失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把千千萬萬群眾驅趕到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去。這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的危機。國家政權絕對不是一些知識分子的幾篇文章、宣言所能顛覆得了的；最足以構成國家政權被顛覆的危險的，是國家政權自身的腐敗：濫用權力，無法無天，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侵害群眾，黨同伐異，逆潮流而動，國民財富流入權貴豪強的口袋……這些才是有可能顛覆國家政權的真正威脅。
　　　要解除這些對國家政權的嚴重威脅，就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對政治權力的監督與制約，以民主的、法治的政治體制，取代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就像在經濟領域的市場經濟同「以公有製為主體」不能兼容一樣，民主法治同專政專制也是互不相容的。近幾年來，有些當政者雖然也提倡民主法治，但指導思想上從未放棄一黨專政的觀念。在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中，他們寧可捨棄民主法治而堅持一黨專政，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近一年來，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聲浪頻起高潮，從批判普世價值，宣揚「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批判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到編印《六個「為什麼」》，通令全國學習宣傳，可以說是萬箭齊發，都指向政治體制改革。《六個「為什麼」》大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談「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卻絕口不提民主與法治。這就暴露出他們反對改革專制體制、反對中國成為民主法治的現代國家的邪惡用心。
　　　（三）改革文化體制的目標是實現文化自由化
　　　文化體制的改革是近幾年來經常見於報章的熱門話題。但這些夸夸其談、充滿著陳詞濫調的文字垃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只在經營機制、結構調整這些非實質的問題上打轉，卻不敢觸及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革除文化專制主義，實現文化自由，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文化是什麼？我在2002年寫的一篇徵求意見稿《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里，曾經追溯我國「文」字的起源和「化」字的涵義，推定「文化」就是人類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過了不久，一位老同學向我介紹北大已故教授、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先生關於文化的論述，他在《文化與人生》一書中指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所以，也可以說，文化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它的成果的凝結、積累，就是文明。
　　　文化自身的特徵，決定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這就是文化自由化。理由有三：第一，文化、即對真善美的追求，是每個社會成員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每個人都有追求個人的、家庭的、團體的、社會的真善美的自由；第二，文化的發展需要自由，只有在自由寬鬆的良好環境里，文化才能獲得發展繁榮的條件；第三，文化的自由發展，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強大的推動力，恩格斯說得好：「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5）所以，文化自由化的發展方向，既由文化本身的特點所決定，也為社會發展進步所需要。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實現文化自由化，不是「賦予」文化以自由，而是「還」文化以自由。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往聖先哲的精神勞作，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與此同時，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也飽受文化專制主義之苦，從焚書坑儒到形形色色的學案、文字獄，多少文人學士蒙冤受難，罄竹難書。文化專制主義已經成為封建帝君維護專制統治的強有力的武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毛澤東繼承了歷史綿遠的專制主義傳統，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定於一尊，厲行輿論一律。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曾經給知識分子帶來天真的歡樂和期待，以為這個方針可以打開文化自由化的大門。但接踵而來的反右運動卻證明，它不過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毛澤東得意洋洋地宣稱：所謂百家，其實只有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6)而資產階級那一家的所鳴所放，是要剷除的毒草。這個形式上看來似乎是推行文化自由化、克服文化專制主義的方針，居然包藏著摧毀文化的專制主義禍心，如此精緻的帝王權術，善良的知識分子怎麼能料得到呢？
　　　粉碎四人幫后，在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與政治上的相對開明相適應，文化上也開始出現了初步的繁榮。從文化大革命中蘇醒過來的幾代人，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的知識；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大量譯介西方的學術著作，進行新的啟蒙運動；相對自由的文化活動，在人們的心頭燃起了自由民主的火焰。雖然體現專制政治的勢力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不是運動的運動」，但仍然壓制不了民眾對文化自由的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為民主革命積累了精神的武器。遺憾的是，民主主義運動在1989年遭到了殘酷的鎮壓，隨之而來的「清查」運動，徹底清算了體制內外對自由民主的訴求，民主革命受到沉重的打擊，文化也完全籠罩在專制恐怖的氣氛里，以「和平演變」為旗號的反改革喧聲充滿了報刊，知識分子被認為是和平演變的三大社會基礎之一，中華文化再一次地陷入了「黃種毀棄，瓦釜雷鳴」的可悲境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雖然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但對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改革卻沒有絲毫的推進作用。相反，由於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歧途，孕育了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激起廣大民眾的不滿，對執政當局的批評和指責越來越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權貴豪強對民眾的壓迫和剝削日甚一日，侵佔耕地，拆毀住房，稍有反抗就出動警力，濫施打壓；由官民矛盾引發的群發性事件，每年數以萬計。
　　　這個社會形勢產生了兩個明顯的文化效應：一是孕育了自由文化，並促進了它的繁榮：探討改革現狀，反思歷史教訓，研究往昔得失，尋求中國發展道路的文章、書籍、講座、研討會，一浪高過一浪，改革呼聲風起雲湧。另一效應是文化專制主義也隨之日益加劇。因為前面提出的那些探討、反思、研究、尋求等等文化現象，往往超出了傳統的定於一尊的範圍，不符合於既得利益者固守現狀的願望，為了保持專制統治和維護既得利益，就必然要對有關的作品，採取嚴禁、查抄、收繳等措施，對有關的人員進行處罰、撤職，甚至判刑入獄，對有關的報刊和出版單位，則責令停業整頓，嚴重者還要加以取締。這些以暴力專政為基礎的文化專制主義，對自由文化打擊極大，但自由文化卻在文化專制主義的嚴密控制的縫隙里找到了自己的活動條件和實現形式，這就是山寨文化。
　　　「山寨」一詞被借用於文化領域，是從去年的「山寨春節晚會」開始的，隨後就被引用於許多非官方的領域。長期以來，文化事業，特別是在學術理論界，一直處於輿論導向的絕對控制之下。作為文化專制主義的政策表現，輿論導向已經成為扼殺輿論、摧殘文化的刀斧手，當權者把一切不符合於傳統觀念、不利於專政統治的真知灼見，統統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予以排斥、禁絕，有些比較尖銳的見解甚至被加上「危害公共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正是在文化專制主義的高壓下，許多有價值的文章、書籍無法被報刊和出版機構採用，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就好象歷史上那些被迫落草為寇、佔山為王的蚩蚩群氓，既然被剝奪了正常的生活機會而上了山，就可以擺脫官家的嚴刑酷法一樣，山寨文化拒絕了輿論導向的約束，實現了雖然有限卻是真正的自由。它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通過網路。網路是展現文化的豐富多彩的大舞台，在網路文化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見容於輿論導向的山寨文化。另一種形式是知識分子自行印發的非正式出版物；或者是送到香港、台灣出版，而在內地複印；或者是已經由內地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又遭到查禁的書，也以盜版複印的形式廣為流傳。這些以「山寨」方式流行於民間的出版物，被官方統稱為「非法出版物」，成為官方經常開展的「掃黃打非」運動的重點對象。所謂「打非」就是「打擊非法出版物」。其實，這些出版物所「非」之「法」，是違背憲法的惡法，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有關政府部門制定的法規條例，應當保證這些自由權利的實現，但現有的部門法規卻設置障礙，實際上剝奪了公民的自由權利。這些出版物突破違反憲法的惡法，實現憲法賦予的自由權利，是遵守憲法、維護憲法尊嚴的表現。所以，這些出版物雖然被誣為「非法」，實際上完全是合法合憲的，但由於它有著不被輿論導向認可的非官方性質，我們不妨稱之為「山寨出版物」。作為山寨文化的重要內容，山寨出版物是當代出版物中學術水準最高、最有社會價值的精神產品。它是自由文化的結晶，體現了當代最先進的社會文化。所謂「三個代表」自稱執政黨「總是……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但它的職能部門中央宣傳部卻不遺餘力地剿滅真正的先進文化。這是當代最荒唐、最悖謬的文化現象。
　　　「山寨文化」是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推進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理應得到廣泛的傳播，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但由於文化專制主義的圍剿封殺，它的傳播範圍和社會影響都十分有限。把文化自由化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方面要使「山寨文化」合法化，同時也是為文化的發展開拓廣闊的園地。為此，應當撤消輿論導向，取消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文化檢查官職能，廢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門法規，制定保證公民權利的《新聞法》、《出版法》、《文化事業法》，以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為止，指導思想上恐怕連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沒有，他們不但拒絕承認文化自由的普世性，相反卻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敵對勢力的鼓噪和破壞。這難道不足以說明「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嗎？
　　　（四）改革社會體制的目標是實現社會平等化
　　　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不平等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爭取平等的歷史。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之間的對抗和鬥爭，在任何時代、任何境域都沒有停止過。千百年來，在從不平等走向平等的歷史長河裡，流淌著無數英雄豪傑和平民百姓的血和淚。處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探討社會改革的目標，無疑離不開社會平等的主題。
　　　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里，平等意味著消滅階級，這是很有道理的。階級來源於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即少數人掌握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治統治權，對大多數社會成員進行剝削和壓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階級的分野和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從來就沒有停止，只不過是以一種扭曲的、顛倒的形式被描述出來罷了。
　　　建國以來的階級構成的演化，可以分做兩個30年來敘述。
　　　前一個30年，即1949年—1979年，是兩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農奴階級和賤民階級從產生到解放的歷史。社會不平等貫串于這個歷史過程。毛澤東生前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指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事實上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臆想，且不說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已不再存在，全社會的成員都已經成為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無產者，即使是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也不存在什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有的只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鬥爭。階級倒不是沒有，但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籠統地說，大體上有四個階級：一是壟斷了生產資料和政治權力的統治階級；二、名義上是領導階級、實際上仍不免於專制之苦的工人階級；此外，還有兩個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農奴階級、賤民階級。
　　　先說說農奴階級。
　　　通過土地改革分到田地的農民，是有著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小農。他們是保持個體耕作，還是聯合起來合作生產，應該由他們自己選擇。農民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可以找到最有利於收成的勞動形式。但毛澤東卻只憑他的主觀意願，強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由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它生產資料的過程。大躍進食堂化期間，甚至連鐵鍋、鐵勺、門鎖、箱攀都被搜去煉鐵，桌椅板凳則被搬到公共食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的農業勞動者，就這樣從農民演化成為農奴。他們每天辛勤勞動，所得工分只值幾分錢，一年勞動的代價，扣除從生產隊領取的口糧錢后，就所剩無幾了，有的甚至還倒欠隊里。三年大飢荒時，由於超額徵購，連口糧都被搜刮一空，以致飢餓而死的人達三千多萬，而國家的糧食倉庫里卻儲存著大量糧食，甚至寧可出口也不肯用來救災。
　　　在經濟剝削的同時，政治上實行城鄉不同的戶籍制度，限制公社社員進入城市；到城市謀生的被稱為「盲流」，查獲后不是被遣回原地，就是送到被管制的勞動場所；連到外地乞討也要公社或大隊開證明才能出門。楊獻珍1959年嘲諷大躍進時大刮「共產風」，說這樣的共產主義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7）他大概還不知道，公社社員連做叫花子的自由也沒有，他們哪裡有什麼打狗棍呢！文化大革命時取消自留地，在門前屋后種些瓜菜，或養雞生蛋拿到集市上去換點油鹽醬醋，也要遭到批判，稱之為「割資本主義尾巴」。如果有人對這種惡劣的生活狀態表示不滿，就被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頭銜，批判鬥爭，處境就更惡劣了。
　　　億萬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這種生活狀態充分表明，經過公社化后的農民，一切權利都被剝奪殆盡，淪落成為毫無自由權利的農奴。雖然在名義上他們仍是國家的主人，毛澤東甚至號召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這絲毫也沒有改變農奴的悲慘地位。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農奴冒著生命危險實行包產到戶，按血手印立下盟誓，相互約定，如果有人因此受害而死，其子女由生者代為撫養。這個事實，典型地反映出農奴生活的艱辛和公社統治的嚴酷。
　　　另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是賤民階級，它是政治運動的產物。所謂政治運動，說白了就是發動廣大群眾打擊少數特定對象，並剝奪他們的自由權利的運動。被划為「地富反壞」的「四類分子」，即使按照官方的標準，也有很多不應划進來的。但在「和平土改」、「地富路線」、「右傾思想」、「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那些土改工作隊員不得不擴大打擊面，「分子」群體不斷膨脹，甚至有些土改後勤勞致富的農民也被划為「新富農」而打入「四類分子」的隊伍。
　　　「四類分子」真正形成為賤民階級，是在經過反右運動，「四類分子」擴充為「五類分子」之後。在此之前，「四類分子」雖然備受歧視凌辱，但官方文件承諾，經過勞動若干年後，他們可以摘掉「地富反壞」的帽子，恢復公民地位。而在毛澤東把反右運動定性為「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對「四類分子」的監督管制也被提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高度。他們同右派分子一起，都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從而由被「專政」的零散「敵人」，演化成為與社會主義不共戴天的敵對階級。他們日日夜夜都承受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壓力，處在風聲鶴唳的緊張狀態里；社會上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便被拉出來批判鬥爭；節慶期間，對他們的管制警戒更加嚴厲。最為荒唐的是每年10月10日，對他們都要採取特殊措施，或是加強警戒，專人監視；或是集中起來，「學習」一天。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專政者生怕這些「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造反生事，所以要嚴加監管。無產階級專政的神經居然脆弱到這種程度，真令人啼笑皆非！
　　　賤民階級還包括「五類分子」的親屬子女，他們除在政治上備受歧視外，在上學、參軍、婚姻、就業等社會生活中也是低人一等，處處受到排斥、打擊，在階級鬥爭的高潮里，還要接受莫名其妙的批判鬥爭。沉重的「出身論」，使他們從小就成為社會異化的受害者。
　　　在賤民階級中，大量被送往勞改場所和生活在農村的「五類分子」，承受著最為沉重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是賤民中的農奴，農奴里的賤民。所謂「勞動改造」，是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例如在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的三千多名右派，不到兩年就死了兩千多人，僅有八百多人生還。從近幾年出版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書刊上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個從生到死的右派分子，都經歷了慘絕人寰的最後掙扎，結果拋屍荒野，骸骨無存。這就是許多賤民的悲慘結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說「改革開放前的30年的傳統就是平等」。這位作者為了美化毛澤東時代，竟然昧著良心，抹殺事實，實在令人齒冷。在那個年代里，幾億農奴一貧如洗，連外出乞討的自由都沒有，幾千萬人坐而待斃；成千上萬賤民在社會最底層的生死線上經受煎熬，垂死掙扎。請問，這是哪門子的平等？即使是有幸沒有被划「敵對階級」的公民，在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里，在那些積极參加批判鬥爭的積極分子同挨批挨斗的運動對象之間，難道還有什麼平等可言嗎？
　　　粉碎四人幫后，安徽等地的農奴自發地站了起來，砸爛人民公社的牢籠，以包產到戶實現自己的權利，從農奴地位里掙脫出來，向自由農民回歸。至於賤民階級，胡耀邦以快刀斬亂麻的膽略和勇氣，平反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冤假錯案，使千千萬萬賤民脫離苦海，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來。建國后第一個30年的最後年月，就以兩個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解放，宣告了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由於農奴階級和賤民階級獲得解放，第二個30年的頭十年，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等的時期。改革開放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胡趙新政」則改善了人民的精神生活。雖然有極左思潮和專制主義的不斷干擾，但總的說來，整個社會欣欣向榮。在經濟逐步市場化的同時，出現了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的趨勢。當然，所謂平等，指的是權利的平等、機會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能力的平等，財富的平等，勞動崗位和工作職位的平等。
　　　但1989年的槍聲，打斷了這個良好的發展趨勢。以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化為主要訴求的民主運動既遭到鎮壓，腐敗和專制統治必然隨之加強。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雖然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帶來了民營經濟的繁榮，但腐敗和專制這兩大致命毒劑的注入和強化，卻使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歧途。國有企業的改革，既不經過全體職工或職工代表會的研究討論，更不容許職工分享改革的好處，拒絕拿出國有企業的部分產權分配給職工。有些國有企業在經過職工討論后把企業的部分產權分給職工，這個完全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方向，卻被當時的「經濟沙皇」斥為「國有資產流失」，勒令已經這樣做了的企業恢複原狀。於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股份制也好，「國退民進」也好，都成了有權勢者掠奪國家資財和職工的大好機會。或者被經營管理者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有的甚至「空手套白狼」，以將要收購的企業為抵押，向銀行貸款，自己不費分文就把企業攫為己有；或者官商勾結，有關官員收取賄賂后，把國有企業廉價轉讓給私商。改革的結果，前者孕育了權貴資產階級，後者孕育了豪強資產階級。企業職工則被「買斷工齡」，踢出勞動崗位。有些雖然還掛著國有企業的牌子，但經過改制，多數被有權有勢、既富且貴的官員或「八旗子弟」所掌握。他們隨意揮霍國家資財，為自己規定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年工資。這些憑藉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暴富的新富豪，連同八十年代依靠權勢倒賣批條、走私販私而大發橫財的門閥子弟，與國有企業改革所孕育的權貴、豪強，構成為兩個新的剝削階級。他們或採取行政手段，或利用專政力量，或與黑社會沆瀣一氣，侵害老百姓的權益，從中獲取不義之財。近幾年來每年數萬起群發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他們侵佔農田、拆毀民房而引起的。他們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他們剝削、壓迫老百姓，和老百姓的維權抗爭，是當前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社會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埋藏著爆發社會嚴重危機的隱患。這是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上沒有注意社會平等的結果。平等是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漠視社會平等，正是「指導思想上沒有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的反映。
　　　為了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需要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是逐步剝奪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所聚斂的不義之財，制定《社會平等法》，通過高稅收、查罪行、上法庭、罰沒財產等法律手段，把他們從國家和人民那裡掠奪來的財富歸還原主。另一方面，擴大人民群眾的權利，使他們能夠平等地參与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享有平等的監督權、參与權、出版權、結社權、集會權等等自由權利。當然，要實現這兩方面的平等要求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指導思想上能夠進行徹底的轉變，實現社會平等化不是沒有可能的。
　　　（五）簡短的結語
　　　綜合以上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的分析，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
　　　第一，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是我國必須「經過」的民主主義過程，是不可逾越的歷史發展階段。這是現階段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當政者應該明智地選擇歷史必由之路，不要違抗歷史發展規律。
　　　第二，就這「四化」來說，市場、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目標就是實現普世價值，指導思想上有沒有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是改革是否能夠達到「四化」目標的決定性關鍵。
　　　第三，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市場化的成績顯著。它發展了生產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強了國家實力，培育了中產階級，融入了全球化進程，等等。但對壟斷經濟的保護，卻給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危害。至於政治、文化、社會、三大領域的改革，都只是在一些技術性行政性的問題上作一些修補，遠未觸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會平等的本質問題，很難說是已經取得「重大成績」。
　　　第四，所謂改革開放，通常都把開放理解為對外開放，向外資、外企開放。其實，開放更為重要的含義是對內開放，改革開放兩者相需為用。經濟上的開放是開放壟斷領域，讓民營企業進入，讓職工參与管理、監督，讓民眾參与價格變動等等；政治上的開放意味著允許公民參政議政，可以選擇政府、監督政府；文化上的開放包括解除思想禁錮，實現新聞自由，開放報禁、刊禁等等；社會領域的開放則要求結社自由，取消限制人身自由和各種歧視性的法規等。總之，改革意味著開放，開放也意味著改革。
　　　第五，就目前的狀況來說，要實現四大領域的「四化」，無異於水中撈月，鏡里取花。但既然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我們遲早要「經過」的歷史過程，那麼，遲化不如早化，遲經過不如早經過。歷史必將推出能夠把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提上日程的人物，這樣的人物，不論是個人還是群體，都將青史留名，流芳百世。
　　　第六，「四化」的關鍵是政治民主化，目前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的諸多弊端，無不來源於政治權力的不受制約與監督。在現行的專制體制下，任何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都可以濫用他的權力來化公為私、損人利己，這是各個領域腐敗叢生的總根源。所以，在四大領域的改革中，應當把改革政治體制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喧聲甚囂塵上，我們更應該大聲疾呼：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
　　　順祝
　　　秋安！
　　　
　　　 杜 光
　　　2009年8月25日

註釋：
1、《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3卷第1083頁。
2、同上，第2卷第622頁。
3、見於《周易*繫辭下》第二章，《孟子*公孫丑下》。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6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第126頁。
6、《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
7、《楊獻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頁。

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
　　
　　自從前年下半年某些政治勢力掀起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以來，譴責溫家寶的風聲不絕於耳。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借批判普世價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接著是張勤德的《對溫家寶總理的六條意見》，再是署名為李必勝者所寫的《對30年改革十大失誤原因和責任的追問》。這兩篇文章聲勢洶洶地把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種種社會惡疾，一股腦兒都算在溫家寶的頭上，把他描畫成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直欲掀起「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大批判」高潮，置溫家寶于死地。
　　　近一年來，對普世價值的批判漸趨低潮，但批溫之聲卻仍然持續不斷，批溫的主力是毛左派和權貴勢力。這兩股政治力量走的本來不是一條路，一個企圖在中國恢復毛澤東時代，一個致力於維持現狀，以保護既得利益。但他們在一個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語言，那就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批判普世價值和溫家寶，實質就在於抵制政治體制改革。我在去年12月寫的《哪裡來的「趙紫陽集團」？》一文里指出：「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至於批判溫家寶，根本原因也在於他贊成普世價值，主張政治體制改革。早在2006年9月，他在接受5家媒體採訪時就說過：「民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他進一步指出：「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2008年他在美國接受CNN採訪時說：「我相信我們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推進政治改革。因為發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應該是全面的。」這些講話無疑強烈地觸動了那些政治體制改革反對者的神經。於是，他們借司馬南挑起普世價值爭論的由頭，掀起批判普世價值的高潮，並把這股批判的烈火引向溫家寶。
　　　不久以前，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紀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竟引起毛派的狂怒。他們發表文章大肆毀謗、污衊胡耀邦，把胡耀邦說成是「中國諸多災難形成的標誌性人物」。他們說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是對老百姓的政治權利的全面剝奪，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報復；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則被貶斥為摧毀中華民族道德體系和倫理基礎的「獸性化口號」。如此顛倒是非，偽造歷史，用令人齒冷的文革手法來否定胡耀邦，藉此打擊溫家寶。這個事實，充分暴露這些毛派的文革餘孽真面目。
　　　接著是張宏良的《千古興亡 亡於一相》，把兩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描述為「宰相亡國史」，以古喻今，用來影射給國家帶來最大危險，威脅著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是當朝宰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大教授玩弄小兒科，堪稱當代一絕。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所謂「趙紫陽集團」的新概念。去年有一篇文章批判陳奎元反對普世價值的謬論，竟被毛派說成是「趙紫陽集團的大反攻」。他們危言聳聽地說什麼「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眼下我們面臨的鬥爭焦點，是如何防止和反對趙紫陽集團」。而且不點名地把溫家寶封為「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稍微有點當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趙紫陽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帶頭人。把溫家寶看做「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一方面反映出毛派反對改革的本性，同時也說明溫家寶受到他們攻擊、毀謗的真正原因，是他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
　　　「趙紫陽集團」的提出，並且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溫家寶，表現出毛派的策略與機心：
　　　首先，離間、破壞「胡溫體制」。雖然胡錦濤也說過一些承認普世價值的話，如：「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講話）、「我們衷心希望各國人民自由、平等、和諧、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個藍天之下」（2008年新年賀詞）、「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2008年5月7日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但毛派卻只批溫而不及胡；給溫家寶戴上「趙紫陽集團的新頭子」的荊棘冠冕，更把胡錦濤排除在改革派之外。表面上是拉胡倒溫，實際上是通過打擊溫家寶來架空胡錦濤，這已成為毛派近幾年的主要策略原則。
　　　其次，把改革派縮小為一個集團，頗有「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的勁頭，為毛派戰友壯膽，嚇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出趙紫陽的名號，則是利用了當局幽禁趙紫陽達15年的政治優勢，製造自己與當局一致的假象，突出改革派的孤立和不合時宜，矇騙民眾。
　　　再次，把「趙紫陽集團」從體制內分離出來，以撫慰、拉攏權貴集團。毛派近年來十分注意拉攏體制內反對改革的政治力量，而且頗有成效。國慶60周年的「毛澤東思想方陣」，重慶的「紅歌」、「紅簡訊」，都表現出權貴集團向毛派靠攏和兩者配合默契的趨向。特別是中國工人（共產）黨去年7月23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56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會議期間還浩浩蕩蕩地參拜了「毛主席紀念堂」。這個事實說明什麼問題呢？在國家安全部門的嚴密監視和控制之下，許多學術性的研討會都被勒令禁止，我們有些老年人準備在一起喝喝茶，談談天，或者是就一部新書座談一下，都要受到阻攔或禁止，而一個黨派的有五十多人參加的代表大會，會期長達7天，而且來自全國各地，開會之外，要吃要住，這些都是在國安部門的眼皮子底下進行的，居然安然無恙。沒有權貴集團的支持、默許、配合，這個分裂性的黨派能夠這麼順利建立嗎？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毛派和權貴集團合力批溫外，近來還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參加了批溫的隊伍，形成了新的批溫大合唱。不同的是，毛派和權貴集團反對政治體制改革，而新的批溫人士反對的卻是由共產黨來主導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其實，反對由共產黨來主導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不是近一兩年才出現的，但把批判的矛頭集中在溫家寶身上，卻是近期才有的現象。這個值得注意的趨向是許多客觀條件積累而成的。在八十年代的「胡趙新政」時期，民眾曾經把未來的發展寄托在共產黨的領導上，1989年的和平示威，提出反腐敗和政治民主兩大訴求，實際上是表達這種期望的特殊形式。不幸的是，暴力鎮壓了和平，粉碎了許多人對共產黨的期待。但是，人們還是希望著、等待著。熬過江澤民當政的13年，盼來了「胡溫體制」。「胡溫體制」曾經給許多人帶來美好的想象和期盼。可是，8年過去了，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又一次地陷入了失望的深淵。不少人對共產黨喪失了信心，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認為只有根除共產黨，中國才有前途。所以，他們樂於見到共產黨的腐朽潰爛，脫離群眾，不可救藥。可是，溫家寶卻以一種開明的、親民的改革派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欺騙民眾的假象，它會給老百姓帶來對共產黨的幻想，阻礙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毛派和權貴們對溫家寶的詆毀和攻擊，更使他們覺得溫家寶是共產黨內的積極因素，他的存在和當政，不利於共產黨的加速腐爛。
　　　但是，他們的思維方法卻同毛派如出一轍，如把目前社會上的種種不良現象，包括輿論鉗制、政治迫害、經濟停滯等等，都歸罪於溫家寶，甚至責備他要對劉曉波、譚作人等的判刑負責。對於溫家寶的親民、流淚、談民主，則斥之為「作秀」，「更具欺騙性」，「危害性反而更大」。最近博訊網上有一篇說溫家寶「左右開弓打壓批評」的文章，談到張宏良博客被封、廖祖笙因撰寫批溫文章受到國保威脅而宣布「不再寫作政論、時評的聲明」、余傑因準備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書稿被國保警告，等，認為都是溫家寶打壓的結果。所以文末有「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結論。這位作者憑什麼根據可以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斷？也許，在這位作者看來，憑臆想，憑感情，就可以獨立地判定是非。這是許多批溫文章的通病。就以他這篇文章所說的事實來看，打壓批溫作者有三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傳和政法的人員自行干預，因為他們習慣於把官員形象等同於國家利益，以此為借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溫家寶親自指令宣傳和國安部門，封殺一切對他的批判，這個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此外，還不應排除另一種可能，掌握宣傳和政法大權的權貴們有意製造扼殺批溫文章的事件，以敗壞溫家寶在老百姓中的聲譽。在這三種可能性里，作者選擇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種可能性。為什麼呢？恐怕只能歸因於某種「反共情結」：他們期待著共產黨的腐爛潰滅，而溫家寶所代表的卻是共產黨內那股健康的、開明的、可以抑制腐爛的力量，在他們的眼裡，這是共產黨用來欺騙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存在某種反共情結是可以理解的。六十年來，共產黨的錯誤政策造成了無可計數的冤案，導致億萬公民傾家蕩產甚至死於非命，使大量擁護者轉變為反對者。俗話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解鈴還須繫鈴人」，解開這個冤讎之結的，只能是施加傷害、造成惡果的一方。這就是說，執政者應當主動採取措施，承認錯誤，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這樣才能化解民間的怨氣、戾氣，共建和諧社會。無奈當政者毫無這種政治器量，他們不但拒絕公布歷史真相，拒絕承擔應有的政治責任，而且還不許民眾討論、反思某些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這就更加深了民間的這種抱怨、對立，甚至懷恨的情結。
　　　正是這種反共情結影響了許多朋友的判斷力。我認為，真正憂國憂民的人士應該超越反共情結，正視當前中國的現實：共產黨目前有七千多萬黨員，並且全面掌握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甚至軍隊的領導權，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毀它、取代它。因此，期待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康發展，不能不承認這個政黨的領導。儘管它在思想、文化、政法、社會等領域的專制日益加劇、日益嚴峻，但這個趨勢並非是不可逆轉的。這個政黨不是鐵板一塊，也絕不是沒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批溫高潮，正標志著分裂和劇變的開端，轉型和改弦易轍的徵兆。它在七八十年代曾經產生過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主張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領導人，為什麼今後就不能再出現王耀邦、張紫陽，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引上民主自由、健康發展的道路呢？
　　　杜導正7月8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我認為中南海是兩種主張、兩個力量在那裡較量。」我認為，這「兩種主張、兩個力量」，一個是主張保持現狀、腐敗透頂的權貴集團，一個是主張改革開放、開明健康的進步力量。對於前者，我們不能寄以任何希望。但這個集團目前正主導著大政方針的決策權，遍布各個層次的大小權貴，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進步力量則被排擠而日益邊緣化，以至有利於社會發展和維護民眾權益的法規政令，往往由於某些中央機關和地方諸侯的阻撓而無法貫徹，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目前這種權力格局的生動刻畫。在這兩種力量的較量中，支持主張改革的力量，就是對權貴集團的打擊；相反，打擊改革的力量，就支持了權貴集團。目前的批溫高潮，實質上是權貴和毛派向改革派進擊的表現。面對兩種力量的較量和對決，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做出明智的抉擇。
　　　在權貴集團和毛派日益合流的危急形勢下，一切主張改革和民主的力量都應密切合作，「團結就是力量」，這個團結的力量包括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張改革和民主的人士。朝野改革力量的團結和合作，最終將主導社會發展的方向，把中國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會平等的軌道。目前的批溫高潮，既表現出權貴集團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們內心的緊張和恐懼，說明他們已經黔驢技窮，只能以對溫家寶個人的人身攻擊，來實現剷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企圖，是絕對不會得逞的。
　　　
　　　 2010年7月14日
回應《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
引起的波瀾
　　
　　我的《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在網上發表后，引起了朋友們的廣泛議論，多數評論者傾向於認同我的觀點，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不同意見。有這麼多朋友注意和關心這篇文章，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這篇文章所談的問題，涉及中國的發展路徑的選擇和改革前景的估計，而探討這樣宏大的主題，非常需要廣大公民的關懷和參与，大家踴躍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樂於見到圍繞這篇文章的議論，包括對我進行批評的論述。我尊重他們發表不同見解的權利，更讚賞他們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關切。不同觀點的碰撞、交流，是尋求真理的必不可少的途徑。因此，我覺得有必要進一步闡述我在那篇文章里的看法。
　　　我對我國的改革路徑和發展前景的思索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展開的：
　　　首先，中國目前的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壓制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政治權力，是現階段貪污腐敗、兩極分化、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等不良現象的總根源，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態，非改革政治體制不可。
　　　其次，改革的方式，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變革？我認為，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這不但因為暴力革命將造成極大的破壞，使人民再次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且，強大的武裝力量和組織嚴密的共產黨，使暴力行動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遍布各地的官民衝突、猶如不計其數的星星之火，隨時有可能點燃暴力的引信。為了避免暴力革命的災難，有必要把衝突引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軌道，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不論是一個具體的衝突案例，還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和平非暴力都是代價最少的方式。
　　　第三，和平變革的可能性，存在於朝野主張政治改革的民主力量的團結與合作之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農村的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推動了當政者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心；當局推行改革開放的方針，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擁護，這是朝野一致帶來社會良性發展的歷史證明。與此鮮明對照的是1989年的朝野對立，血腥鎮壓，造成了社會的全面倒退。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昭示了朝野合作對於社會健康發展的意義。
　　　第四，1989年的慘劇，把朝野主張改革的民主力量幾乎一網打盡。但經過20年來的反思和孕育，民間逐漸恢復並發展了主張憲政民主的輿論力量；公民意識的覺醒，維權運動的高漲，公共知識分子隊伍的擴大，使公民社會呼之欲出；互聯網的普及，更為民間的改革力量提供了發育滋長的園地。
　　　第五，但是，從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考量，改革的主導力量還是在朝而不在野。在目前的最高權力結構中，大體上有三種政治力量：第一種力量是佔據決策主導地位的權貴集團。這個階級集團孕育於八十年代——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一個依仗權力和父輩的勛位而致富的群體，他們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批條，走私販私，聚斂財富。形成於九十年代——國企改革為他們提供了掠奪國家財富、搶佔國企高管地位的機會；民營經濟的興起則使他們有了更多的官商勾結、敲詐勒索的對象。成長於新世紀——地產業的崛起和土地財政，加劇了他們對老百姓的掠奪；賣官鬻爵，貪污瀆職，實現了從官僚到權貴的轉化。這個集團壟斷了決策和指揮大權，特別是在輿論宣傳和政法領域。他們反對改革政治體制，力求維持現狀，因為目前的政治體制最有利於他們保持既得利益，也最有利於他們繼續獲取更大的利益。
　　　第二種政治力量是改革的反對派，他們從八十年代以來，就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等幌子詆毀改革；後來又多次上送萬言書，再三申述他們反對改革的主張；近兩年來，他們公然分裂共產黨，成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共產）黨，主張恢復毛澤東體制，回到毛澤東時代。為了擴大在朝的影響，他們尋求權貴集團的庇護，結成了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聯盟。
　　　還有一股政治力量，是主張改革政治體制的開明派。他們在1989年的大鎮壓時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元氣，但十多年來仍然不絕如縷，在艱難的條件下發出微弱的呼聲。如在最高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九十年代就有人提出重新評價「六四」，在鄉鎮實行領導人普選制，在縣級實行領導人選舉試點等主張。近幾年裡，他們多次表示對民主自由的期許；雖然在許多問題的決策上被邊緣化，但在經濟領域，仍然掌握著決策的主導權，為國民經濟的穩步發展做出貢獻。
　　　第六，前年開始的對於普世價值的大批判，實質上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大演練，是朝野的反改革勢力討伐在朝改革派的聯合行動。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最高領導層的改革力量的復甦，已經引起權貴集團和毛派的警覺，司馬南挑起的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正好給他們提供了絕妙的話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來，朝野的改革力量首次共同面對朝野反改革派的聯合進攻，從而開啟了聯合對決的新局面。遺憾的是，民間的民主力量，多數沒有認識到普世價值爭論對於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憲政民主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沒有積极參与，以致讓權貴和毛派佔盡優勢。
　　　第七，推進非暴力的和平變革，需要在朝在野的改革力量的聯合與協作。在朝的三種政治力量里，我們應該團結、聯合哪一股力量？如果說，領導層的政治分野在兩三年前還不十分明朗的話，那麼，經過普世價值的爭論，總可以做出判斷了吧。我們要團結聯合的，是反對普世價值的政治力量，還是贊成普世價值的政治力量？這個答案應該是不難做出的。
　　　以上七點，就是我對《試析「批溫高潮」的來龍去脈》所引起的波瀾的回應，也是我對這篇文章的進一步的說明。
　　　
　　　 2010年7月27日
　　　
　　　



第二部分——論《08憲章》

08憲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

　　　一、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
　　　「08憲章」的發布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注意，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反對者大體上包括三類情況：第一類是海外的一些反共人士，他們認為「08憲章」的發布，旨在「為共產極權思想留一條生路」，「讓中共苟延殘喘」，甚至是「掩蓋中共罪行，欺騙民眾」，實際上是「與虎謀皮」，不會有什麼效果。第二類是毛極左派，他們攻擊「08憲章」是「徹底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企圖顛覆我國社會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動綱領」，「使中國重新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甚至詈罵「08憲章」的簽署者是「漢奸」、「賣國賊」、「外國資產階級代理人」。第三類是執政當局中的頑固派，他們把「08憲章」看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是「敵對勢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所以運用國家權力，查抄了「08憲章」起草者張祖樺的家，拘捕了另一起草者劉曉波，對部分簽署者採取傳訊、監控、跟蹤等違憲違法的措施，甚至嚴格控制報刊媒體和互聯網，禁止「08憲章」的傳播。
　　　這三類「08憲章」的反對者，政治立場大相徑庭，但在反對「08憲章」這一點上，卻表現出奇異的一致。這種少有的政治現象，說明「08憲章」激起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阻遏社會進步的政治勢力的「同仇敵愾」，這個事實本身，就襯托出「08憲章」的巨大意義。
　　　「08憲章」立場溫和，持論理性，語氣平緩，態度和解。它認為我國目前「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以致「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為了避免「災難性的暴力衝突」，應該改革現行政治體制。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六條價值理念，十九點基本主張。這些價值理念和基本主張，有些是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後來的兩個權利宣言明確記載了的，有些是共產黨在四十年代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和文章里多次強調過的，有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有著具體規定的，以憲章的形式發布這些理念和主張，可以為社會提供一個探討社會改革的方向和途徑的平台。
　　　作為「08憲章」的簽署者，我認為它確實描劃出中國的合乎歷史規律的發展前景，是我們應該努力促其實現的政治藍圖，至少是一張可供參考的藍圖。但是，我們（我認為其他簽署者也會同意這一點）並不想把它強加於人。我們歡迎社會各界接受它，同意它，支持它，也歡迎大家對它提出質疑、批評、駁難。真理是愈辨愈明的，我只是希望能有一個自由的、寬鬆的環境，使所有關心國家命運的人，都能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共同尋求社會發展的康庄大道，實現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最佳途徑。「08憲章」是一個可以討論、修訂的改革方案，可以成為這個大討論的基礎和參照系。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這是唯一既對現有體制進行深刻的批判、又設計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完整路線圖、並且充滿了和解合作精神的文獻。這是一份理性的宣言，同時，也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
　　　我說「08憲章」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它雖然提出了一些目前的當政者難以接受的改革目標，但通篇文字溫和、理性，充滿善意，且懷有期待，它沒有絲毫暴力推翻現政權的意圖，相反，字裡行間，洋溢著和平改革現有體制的願望。至於思想觀點的分歧，完全可以通過討論、對話來取得一致。民間和官方在哪個問題上有了共同認識，就可以先在哪個問題上進行改革。我國的體制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官民和解、朝野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夠完滿實現。
　　　作為「08憲章」的簽署者，我反對任何企圖通過暴力來改變現有政治秩序的作為。因為在現有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暴力革命不會帶來任何建設性的成果，它只能造成極大的破壞：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生靈塗炭，山河破碎，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蕩然無存。這是誰也不願意見到的前景。因此，和解、合作、非暴力，應該是我們改造社會的最佳選擇。「08憲章」就是適應這個社會需求而出現的。
　　　二、擺脫困境的最佳選擇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08憲章」其實也應該是執政黨擺脫目前困境的最佳選擇。
　　　首先，「08憲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徑。由於九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歧途，社會上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貪腐遍地、社會動蕩、道德淪喪等等不良現象。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改革停滯而更加尖銳。如何克服面臨的危機，擺脫目前的困境，已經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關心的焦點。「08憲章」指出「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點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沒有法治和憲政，關鍵在於「黨比法大」。《中國共產黨章程》雖然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法律卻往往屈從於各級黨政第一把手的意志。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政治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是一切醜惡現象的總根源。所以，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結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應該是當前改革的唯一出路。「08憲章」提出的六條價值理念，十九點基本主張，為政治體制改革指出了方向和途徑，很值得當政者認真考慮。
　　　其次，中國共產黨執政六十年來，十分缺乏反思檢討、總結歷史教訓的精神，對歷次政治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等等歷史關節，不但自己不認真反省總結，而且禁止民間進行探討研究。當然，六十年來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挽回了，但總結這些錯誤的教訓，卻可以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精神財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僅僅是十分初步的反思和回顧，便給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固的思想基礎。可惜的是這個運動剛開始初見成效，就被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斷了。不肯反思總結的結果，使專制權力長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僵化的頑固的傳統觀念無法克服。「08憲章」提出的價值理念和基本主張，為執政黨提供了總結經驗教訓的參照系，兩相對比，更有利於發現問題所在，取得經驗教訓，
　　　再次，「08憲章」的和解合作精神是消解目前這個充滿著暴戾之氣的社會的清醒劑。由於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敗壞了社會的道德風貌，而禁止反思、總結歷史教訓，又堵塞了治療社會創傷和道德缺陷的途徑，以致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廣大群眾喪失了追求美好未來的理念，目光短淺，唯利是求，社會道德江河日下。「08憲章」為全體公民展示了中國發展的絢麗圖景，吸引人們關注祖國的未來，從拜金主義轉向民主主義，這對於改變社會風氣、提高公民素質，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最後，「08憲章」可以成為執政黨清除污垢、完善自身的契機。九十年代以來，執政黨為了加強黨的建設，曾多次集中開展大規模的黨內教育，如「三講」、「三個代表」、「先進性教育」、「提高執政能力」等等，但收效甚微，甚至，進行一次教育，就搞一次形式主義，反而使黨風更加敗壞。就理念來說，共產主義過於虛渺，遙不可及；社會主義名不符實，流於口是心非。廣大黨員沒有高尚的理念和奮鬥的目標，加上權力沒有制約，許多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私慾膨脹，貪污腐化，以致民間有「不反腐敗要亡國，反腐敗就要亡黨」之譏。此話雖然有點危言聳聽，但確實是值得重視的警鐘。要改變這種局面，最根本的辦法是重塑理念，確立民主主義的近期目標。毛澤東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中國雖然號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不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都還沒有「經過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距甚遠。而由於過去黨內教育的失誤，黨員對民主主義不甚了了；至於怎樣「經過」，更是無從談起。「08憲章」對民主主義作了最簡要、最明確的概括，實現「08憲章」，就意味著「經過民主主義」；共產黨員今天為民主主義而奮鬥，就是為明天的社會主義準備條件。把黨內教育放在這樣一個切合實際的基點上，與嚴懲貪污腐敗雙管齊下，才能脫胎換骨，擺脫目前的困境，挽回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重建執政的合法性。
　　　三、對「08憲章」的幾個問題的解讀
　　　由於長期以來指導思想對民主主義的排斥和批判，人們對民主主義所知甚少，甚至存在著許多誤解曲解，因而在有些問題上，對「08憲章」難以理解，難以接受。而「08憲章」要用最簡略的文字來表達最豐富的內容，無法展開論述。這裏，我想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對「08憲章」里的幾個問題，進行一些解讀。
（一）關於修改憲法問題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保障，是一切國內法的母法。憲法規範國家權力的範圍，確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一切公民和政黨、團體、機關、部隊，都必須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從而保證社會生活的井然有序。憲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它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近代憲法多以社會契約論為理論基礎，但憲法形式在社會契約論出現以前就已經有了，最早的憲法是英國在1215年頒布的《自由大憲章》，它限制了國王的權力，同時給予臣民一定的自由，1676年根據《自由大憲章》第39條制定的《人身保護律》，是進一步保障人民權利的法案。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為近代憲法提供了許多最根本的原則，其核心就是公民權利。我國最早的憲法是光緒34年（1908年）的《憲法大綱》，它在所附的《臣民權利義務》里，規定了臣民的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的自由，財產和居住不受侵擾，非按法律規定不得逮捕、監禁、處罰等，一百年來，憲法幾經變化，內容各有不同，但公民的自由權利，一直是憲法的重要內容。我們現行的憲法是2004年修訂的，從1954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算起，已經50年了，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有遷徙和罷工的自由權利先後被刪掉了），但這些權利的實現，卻實在不能令人滿意。「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條款，也沒有切實履行。憲法的文本和實踐產生這種悖謬現象的原因，在於憲法本身存在著限制公民實現主權和自由權利的條文。所以「08憲章」提出「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真正成為公共權力的許可狀。」
　　　現行憲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呢？我認為，最成問題的是憲法的序言。序言全文將近兩千五百字，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並將繼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然後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線、民族團結、國際關係等。我查閱了28個國家的36部憲法，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蘇聯東歐解體前，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憲法大部分有長篇序言，南斯拉夫的憲法序言甚至長達一萬余字；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大部分只有很簡短的序言或沒有序言。在序言中提到黨的領導的，只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緬甸，都是在歷史敘述中提了一下，《多哥共和國憲法》（1980年）則是明確規定「多哥人民聯盟黨是唯一的政黨。它凌駕於國家所有機構之上。」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序言像中國這樣再三強調共產黨的領導的。十分明顯，強調的目的，就是要確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應該指出，在憲法里規定國家由某個政黨領導，這是同現代憲法精神背道而馳的。既然是主權在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那麼，把國家的權力託付給誰，就應該由人民來選擇。除了人民，誰也沒有權利指定或自封為國家的領導者。用憲法的形式確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意味著公民是否可以享受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享受到什麼程度，哪些人能夠享受，都要靠共產黨恩賜。這顯然是「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
　　　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也是很不恰當的。這部分的文字，1982年憲法是這樣表述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1993年加上「堅持改革開放」，1999年在「指引下」的前面增加「鄧小平理論」，2004年又增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胡喬木的策劃下，為了阻遏思想解放的高潮而提出來的。它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每一條都是經不起剖析的，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是抹殺公民自由權利的四根大棒。它的唯一「好處」，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鞏固專制統治。至於用「重要思想」來拔高它的重要性的「三個代表」，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笑料，寫進黨章憲法，更是荒唐透頂。說共產黨可以「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經是對中國人民的智商的挑戰，而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這是《江澤民文選》和《論「三個代表」》里的說法，最初在報紙上的說法是「始終代表著……」）更是對中共黨史的諷刺。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把它寫進憲法修正案，當時就已經成為國際輿論的笑柄。把這樣的文字放在憲法里，簡直是對中國公民的侮辱。
　　　不僅是序言里的某些內容，連整個序言是否需要都是可以考慮的。我倒欣賞1913年的《天壇憲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在正文前的導言：「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為發揚國光，鞏固國圉，增進社會福利，擁護人道尊嚴，制茲憲法，宣布全國，永矢咸遵，垂之無極。」1934年和19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更加簡單：「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付託，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制茲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則在「遺教」后增加「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四句。短短几十個字，就把制訂憲法的緣起、目的、意義都說清了。我認為這些例子是可以供我們修改憲法參考的。
（二）關於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指的是政府的幾種不同職能的權力相互制約，它不是政府機構的組織形式，而是政府各部門行使權力的基本原則。人們把國家權力委託給政府，為了使權力不至過於集中，以致於被官員任意濫用而傷害人民的權利，就需要用權力來限制權力，使不同職能的權力相互制約。這樣，既能保證權力機構的正常運行，也可以防止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害。所以，三權分立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它在英語里叫「separation of powers」，意思就是權力的分離，兩權也好，三權也好，四權、五權也好，只要是不同職能的政府權力，就需要建立彼此之間的制約機制。至於分立的具體形式，當然應當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形式。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不同於德國，英國不同於美國，沒有什麼統一的模式。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分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所以他們的憲法被稱為「五權憲法」。
　　　那麼，為什麼通常把它叫做三權分立呢？這是因為國家權力機構多由立法、司法、行政三種不同職能的部門組成。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二百多年前就在他的《政治學》一書里指出：「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一為有關城邦一般公務的議事機能；其二為行政機能部分，……其三為審判機能。」(1)在最早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三種國家權力原來都集中在國王手裡，通過1688年「光榮革命」和新興資產階級的不斷鬥爭，這些權力才逐漸從國王手裡轉移出來：立法權力轉到國會，行政權力轉到內閣，司法權力轉到法院。孟德斯鳩根據英國政治結構的演變，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一書里提出了三權分立的理論。他說：立法權力、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必須分開， 因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來約束權力。」「政治自由是通過三權的某種分野而建立的。」「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2）這個歷史過程說明，三權分立是英國資產階級經過長期鬥爭才取得的政治成果，是社會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歷史產物，二百多年來，它已經成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奉行的共同的政治原則。
　　　三權分立作為現代國家的政治原則，它的最大意義在於防止執掌政治權力者獨斷專行，濫用權力，侵害人民利益，甚至導致專制主義復辟。所以，三權分立既是民主主義的政治成果，也是防止專制主義復辟的利器。我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貪污腐化盛行，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蕩，道德淪喪，主要原因是政治權力得不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從上到下的工作人員，只要有一點權力，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取私利。改變這種局面的最有效的辦法，是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實現權力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監督。這也就是「08憲章」提出的「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有些人彷彿是患了三權分立恐懼症，一談到三權分立，就忙不迭地表態：「我們絕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那一套」，「我們不能要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似乎，只要把三權分立貼上「西方」和「資產階級」的標籤，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拒之門外了。這種說法做法，實際上反映了專制主義對民主主義的本能的抗拒。目前我國政治體制的癥結，在於以黨代政，以黨治國，三權都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既不能獨立地行使職能範圍的權力，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相互制約與監督，這才導致濫用權力與專斷盛行，公民的權利屢受侵害而投訴無門，而有權者則可以放心大胆地攫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實行三權分立，改變這種局面，勢必損害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才是他們反對三權分立的奧秘所在。
　　　三權分立還有一個含義，就是各個權力機構獨立地行使自己的職權。我國目前的政治結構，卻是任何權力機構都要聽命于共產黨，唯共產黨的馬首是瞻，連高等學校、社會團體、文教部門的領導人都要由黨委組織部委派。這種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是現在許多社會弊病的主要根源。三權分立正是治療專制主義的良藥，它一方面把各個政府機構應有的權力還給政府，同時又建立起健全的制約機制。這樣不但可以杜絕濫用權力的條件，克服遍布全國的貪腐現象，而且，大陸與台灣的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關於軍隊國家化
軍隊是保衛國家的領土與安全的武裝力量，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三條和九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但是，軍隊的領導權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裡，即所謂的「黨指揮槍」。這在戰爭年代是可以理解的，為了保持軍事指揮的高度統一，部隊實行政委制，政治委員握有最後決定權，有它一定的好處。但在建立全國政權之後，就應按照憲法規定，把軍隊交給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權機構，黨軍分開，實現軍隊國家化。現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是「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則有監督中央軍事委員會之職權。這就表明，任何重大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報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批准通過，才可以付之實施。因為軍隊掌握著現代化的武裝設備，一旦動用，非死即傷。通過全國人大或它的常委會，經過委員們的慎重討論，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權衡利弊，最後作出決定，才能保證軍事行動的必要和正確，避免不應有的損失。1989年在出動軍隊以前，如果能夠按照憲法程序提請全國人大討論，就有可能避免發生「六四」慘案。所以，那一次軍事鎮壓完全是違反憲法的軍事行動，應該查清真相，分清是非；對於武裝鎮壓所造成的不幸後果，必須妥善地加以處理。
　　　「08憲章」提出「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完全符合於憲法的規定，這樣做可以擺正軍隊、國家、政黨三者的關係，有助於克服專制主義，建立民主政治。需要指出，「08憲章」不是軍隊國家化的首創者，早在六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就曾經提出過軍隊國家化的主張。1945年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時，共產黨的代表團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路。」並且爭取寫進了國共雙方代表簽訂的《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政時向國民黨要求軍隊國家化，自己當政時卻拒絕軍隊國家化，這至少不是一個光彩的選擇。
　　　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有一件事情使我感觸很深。在我主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時，曾在1989年1月收到一篇主張軍隊國家化的文章，題目是《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制的改革》。文章主張「變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為國家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使軍隊體制納入國家統一體制」，「實現軍隊的國家化」，「黨委把權力交給行政首長」，「軍隊中黨的組織不再是權力機構」。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濟南軍區的一位青年軍官，他的文章曾經在軍隊的一個內部刊物上發表，在軍內引起強烈反響。在軍委總政治部，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他把文章略加修改，經由中央黨校的一個研究生（也是一位青年軍官），交到我的手裡，我把他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第2期。但打出清樣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他們怕因此「觸雷」，為慎重起見，只好把它撤下。但這個事情使我了解到，即使是在軍隊內部，包括軍委總政那樣的領導機關，也有人傾向於軍隊國家化。目前，雖然共產黨繼續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但我相信軍隊國家化遲早是會實現的，因為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民主主義的大潮，早晚將衝破「黨指揮槍」的舊習。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四）關於「聯邦共和國」問題
「08憲章」提出：「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是對未來的國家模式的一個設想，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不料竟引起一些人的大驚小怪，把它說成是「顛覆國家政權」，「分裂祖國」，把簽名者斥之為「賣國叛徒」。真可謂「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聯邦制是一種政治組織原則，也可以說國家結構的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里，不同的地區或不同的民族，由於一定的歷史的或社會的原因，而在同一主權國家內實現享有一定主權的高度自治。我們從《瑞士聯邦憲法》的條文上，可以大體了解它的特徵。這個憲法的總則第一條就載明：「瑞士聯邦由……等22個有主權的結成聯盟的各州人民組成。」第三條：「各州的主權，未經聯邦憲法限制者都得自主。凡未委任於聯邦政府的權力，概由各州行使。」（3）這部憲法從1874年制定后，到1974年，一百年間修訂了37次，但這一條卻一直沒有修改。目前世界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大部分都有瑞士憲法所規定的兩大特徵：一、組成聯邦的各州享有主權，但它受著聯邦憲法的限制，也就是說，是在聯邦憲法規定的範圍內享有主權；二、各州可以行使聯邦政府的權力以外的權力，也就是說，體現各州共同利益的權力集中於聯邦國家的中央政府，各州行使的是有關本州事務的權力。但在具體的實施上，各國又各不相同。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介紹，「20世紀以來，聯邦制被廣泛用來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手段。」「1971年，世界上共有17個國家實行聯邦制，還有18個國家採用了聯邦制的分權制原則。」「實踐證明，聯邦制或類似聯邦制的政治體制，是最穩定最持久的政治組織形式之一。」（4）
　　　可見，聯邦制是當今世界上一種通行的政治組織形式，把它列為可供選擇的改革方案，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更沒有理由大加撻伐。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早在蘇區時期就考慮過聯邦共和國的問題。1934年1月經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規定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時，就明確說明，少數民族可以「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5）同年2月1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蘇維埃組織法》第五章第24條也提到：「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規定如下：……20、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境內各民族訂立組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條約。」1945年6月12日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里又提到「……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現在有些人把提出聯邦共和國視為「叛國賣國」，不知道他們把這些曾經提倡聯邦共和國的先輩置於何地？
　　　四、簡短的結語
　　　「08憲章」引起許多人的討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我深深地相信，「08憲章」所提出的目標必將實現，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什麼時候實現，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將取決於人民的覺悟和當政者的覺醒。只要人民從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影響和毛左派的蠱惑下解放出來，只要當權者從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和個人既得利益的枷鎖里解脫出來，並且採取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態度，「08憲章」就有逐步實現的可能。為此，需要一個廣泛、深入、持久的啟蒙運動。希望當局提供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使大家有可能通過各種輿論媒體，暢抒所見，而不要像現在這樣封鎖打壓。真理是壓不住的，它必將為自己開闢前進的道路。
　　　本文所述，全是我個人的管見，與「08憲章」的其他簽署者無關，不當之處，請關注「08憲章」的朋友們賜教。
　　　註釋：
　　1、《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15頁。
　　2、《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187頁、156頁。
　　3、《中外憲法選編》下冊，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頁。
　　4、《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頁。
　　5、《中外憲法選編》上冊，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頁。
　　　
　　　 2009年3月1日

強烈抗議對劉曉波的新迫害
　　　據新華社今天報道，北京市公安機關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對劉曉波正式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已於昨天批准逮捕。這是加之於劉曉波的又一次政治迫害，對於這個嚴重的事件，我表示強烈的抗議和憤怒的譴責！
　　　去年12月8日，劉曉波因起草併發起簽署「0 8憲章」，被公安機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捕，不久將拘捕改為「監視居住」。這一改變曾經使人們以為當局開始有點尊重事實的轉變。今天的事實卻表明，對於專橫的公安機關，是無法寄以善良期望的。
　　　給「0 8憲章」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是非常荒唐的。「0 8憲章」是一個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它提出的六條價值理念和十九點基本主張，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徑，同時，也為執政黨提供了改善自身的良好機會。毛澤東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08憲章」正是一幅「經過民主主義」的路線圖。只有滿懷愛國之心而又才智洋溢的人，才有可能寫出如此切中時弊的社會改革方案。把劉曉波這樣的智者愛國者誣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最典型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60年來的最大教訓，無過於把忠貞的愛國者當作危害國家的敵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文革中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內人黨，等等，多少冤假錯案，多少社會精英慘遭殘害，這些血的教訓難道還不夠嗎？為什麼還要繼續這種危害社會、戕賊民族的罪惡行徑呢？必須指出，如果你們繼續懷著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把批評你們、與你們持有不同政見的智者愛國者（還有大量因為自己權益受到侵害而起來抗爭的上訪者）視為仇讎，肆意迫害，就必然會搞得天怨人怒，以致真的發生「顛覆國家政權」的事變，那麼，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你們！
　　　我強烈抗議並憤怒譴責北京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倒行逆施，希望最高當局對這個問題有所省悟，及早扭轉錯誤，以慰民心。
　　　 2009年6月24日晚
政治改革的藍圖，憲政民主的豐碑
——紀念《08憲章》發布一 周年
　　一年多前，一份南方報紙發表了一篇關於四川地震后救災情況的報道。編寫通訊的記者也許是不經意地用上了「普世價值」這個詞兒，卻不料攪動了現階段社會最敏感的政治神經，由此引發了一場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風暴，直到現在也沒有停息。
　　《0 8憲章》的發布，像晴天霹靂一般震撼著中國的政治舞台，把這場改革反改革的鬥爭推向新的高潮。掌握了政治主導權的權貴集團，氣急敗壞地發動了對《08 憲章》的圍剿：武的一手是拘捕憲章起草者劉曉波，對許多簽署者進行威脅、恐嚇，壓迫他們退出簽名，禁絕《0 8憲章》出現在國內的所有媒體和網站上；文的一手是聲討改革政治體制的呼求，從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主席台上的口誅，到一些御用學者在《求是》雜誌及其他報刊上的筆伐。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聲浪，一時瀰漫著中華大地，甚囂塵上。
　　《0 8 憲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曾經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並把改革的長遠目標，設定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但是，1989年後，體制內外所有堅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民主力量，都被一網打盡。在強度的政治高壓之下，民主自由的呼求，改革政治體制的呼求，在中華大地上幾乎銷聲匿跡。雖然如此，民間的民主潛流卻仍在地下涌動，少數不甘於沉默的激進青年結社組黨，宣言民主變革，無不遭到殘酷的鎮壓。倒是在文化領域，開始出現一些反思歷史、揭露真相的實錄、回憶錄、訪談錄，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療治著人們的精神饑渴；進入新世紀后，這些為當局所不容的「山寨文化」更如星火燎原，遍及全社會。接著，評論時政得失、宣揚憲政民主的文章、著作，也起而佔領民間的文化陣地，並且藉助于互聯網而擴大影響，形成為一場反專制的民主啟蒙運動。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憲政民主，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民眾、特別是進步知識分子的共同呼求。如張博樹在2007年初提出《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分析了憲政改革的背景、目標、實施條件和約束條件，認為憲政改革的目標，「就是解構以致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再造共和，建設名副其實的憲政民主國家。」他的這個研究報告在知識分子中廣泛傳閱複印，影響很大。
　　　這些情況表明，提出一個全面的、簡約的，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共和的文獻，時機已經成熟了。《0 8 憲章》於是應運而生。
　　　《0 8 憲章》指出：我國現行體制「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它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價值理念，提出了19條基本主張，實際上是為政治體制改革描繪出一幅完整的藍圖。1989年後，中共完全拋棄了十三大關於改革政治體制的承諾，《0 8憲章》只不過把它引向更為徹底、更為完備的目標罷了。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困擾，當局只能在「貓論」、「摸論」的指導下，採取實用主義的方針和政策，沒有、也不可能認識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更不可能高瞻遠矚地描畫未來的宏偉藍圖。現在，這個任務已經由民間的民主力量幫助他們完成了。《08憲章》為當政者提供了一個可以推進改革、完善自身，從而加強執政合法性的明確無誤的目標。可是，目光短淺、心胸狹隘的當政者卻看不到《0 8憲章》的歷史價值，竟把它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宣言，批判查禁，不遺餘力。其實，一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的政權，遲早要被顛覆，轉型為有法治、有憲政的民主政權，這是歷史潮流的不可違抗的必然趨勢。問題只在於：現有政權的主政者是否能夠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自我顛覆這個違背歷史潮流的國家政權，建立起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0 8憲章》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也是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獻。一百多年來，為了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提出了許多政治主張，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六十年來的一黨專政的專制統治，更使我們獲得十分沉痛、同時也十分豐富、十分深刻的歷史教訓。《0 8憲章》就是在繼承前人的理論遺產和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產生的。它的內容豐富充實，行文簡約明快，既有理論性的深刻論述，又有文獻性的高度概括，邏輯嚴密，分寸有度；它尖銳地揭露了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鮮明地展示實現憲政民主的決心，但始終堅持善意、理性、和解、非暴力的原則立場；它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上，樹立了一個和平對話的範例，具有長遠的示範意義。
　　　《0 8憲章》的出現，意味著中國民主運動在經過二十年的沉寂、醞釀、發酵、積聚之後，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歐陽懿最近在一篇紀念《0 8憲章》發布一周年的文章里說，經過西單民主牆以來30年的民主運動的洗禮，「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力量積蓄足夠將自己放置到一個新的局面和階段」，「持不同政見運動基本結束，中國社會已經轉進到非暴力公民權利實現的階段。」這樣來形容從《0 8憲章》發布前後的形勢，我認為還是比較貼切的。《0 8憲章》正是中國民主運動趨向成熟的重要標誌，歐陽懿把它概括為「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說是恰到好處。在這個歷史豐碑上，記錄著人們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思考成果，凝結著大眾對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憲政民主的心愿和期待。一切真正「以人為本」的政治家，都應該給以足夠的重視，不能等閑視之。
　　　但是，一年來的事實卻令人不勝遺憾。在政法和宣傳領域最高決策層面上起主導作用的權貴集團、即特殊利益集團，卻把《0 8憲章》視同洪水猛獸，千方百計地加以打壓。他們敵視《0 8憲章》，就因為如果按照《0 8 憲章》所描繪的藍圖來改革政治體制，勢必危及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封鎖信息，不讓人們看到《0 8憲章》。他們的恐懼，正好說明他們的虛弱，同時也充分表明，《0 8憲章》是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強大思想武器。為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很有必要擴大對《0 8憲章》的宣傳與普及。要努力突破權貴集團的打壓與封鎖，讓更多的民眾讀到《零八憲章》，由他們自己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斷和臧否取捨的抉擇；讓《0 8憲章》自身的真理性去征服民眾，去佔領寬闊無垠的社會思想空間。
　　　進入2010年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民主力量和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專制力量之間，將會繼續對抗、鬥爭，甚至會出現新的高潮。《0 8憲章》是我們爭取當權的改革派和廣大民眾的有力工具，我們有責任把它所闡述的真理轉化為力量，讓它在改革專制體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偉大歷史潮流里，發揮更大的作用。
　　　
　　　 2009年12月8日
　　　
愚蠢的判決，可恥的判決
　　
　　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這是一個十分愚蠢、十分可恥的判決。
　　說它是十分愚蠢的判決，是因為劉曉波一貫堅持以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改革我國的政治體制，提出了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一貫胸懷祖國，憂國憂民，為爭取祖國的民主自由和繁榮昌盛而不懈思考，嘔心瀝血。雖然多次因此而被捕入獄，卻依然不改初衷，著文立言，依法抗爭。他起草的《0 8憲章》，是民間一萬多名愛國志士發出的改革現行政治體制的宣言，它呼籲官民和解、朝野合作，「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余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正式文獻里，曾多次提出要改革政治體制，但從沒有向全國人們展示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現在，這個艱巨的任務卻由《0 8憲章》完成了。至少，它可以作為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讓機關幹部和全國公民展開討論，在這個基礎上，分別輕重緩急，制定出改革政治體制的路線圖，按照這個符合於全國人民意願的路線，穩步前進，以期「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由此可見，《0 8憲章》是一個促進政治改革、推動社會進步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文獻。劉曉波也因為起草《0 8憲章》而對國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而司法當局卻要把他判刑，投入監獄。是非顛倒，一至於此，這是多麼愚蠢！
　　　說它是十分可恥的判決，是因為法院判處劉曉波的罪名，既違憲非法，也逆情悖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號刑事判決書里，裁定劉曉波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根據有二，一是他在互聯網上發表的六篇文章，二是《0 8憲章》。判決書舉出六篇文章里的所謂「造謠、誹謗」的內容：「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判決書還說劉曉波煽動「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至於《0 8憲章》，判決書提出的「罪狀」是：「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
　　　這就是判決書所列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11年徒刑的全部依據。我把它一字不漏地照抄在這裏，就是想讓全國人民都來分析一下，這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嗎？不！這隻不過是一個具有歷史責任感的公民對掌權者所作的判斷和批評，以及對社會發展前景的分析和期待。每一個公民都有對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批評、作出自己的判斷的權利，你不能因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說他是「造謠誹謗」。就以「獨裁」為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毛澤東發動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出動軍隊鎮壓學生，江澤民下令迫害「FL功」，難道不都是獨裁的具體表現嗎？他們事先同誰商量過？徵求過誰的意見？更不用問有沒有經過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這樣重大的、與成千上萬公民生死攸關的國家大事，居然完全由一個人決定，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獨裁統治嗎？
　　　至於所謂的「煽動顛覆」，顛覆是個動詞，說明的是一種摧毀某個對象的行動。在劉曉波的文章和《0 8憲章》里，有哪一行哪一句是「煽動」別人採取行動，去摧毀、推翻政府的？判決書說《0 8憲章》「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就更荒唐了。政治體制改革是「現政權」早就提出的主張，《0 8憲章》不過描繪出政治改革的目標圖景，怎麼就成了「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了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其實，我說對劉曉波的判決是愚蠢的判決、無恥的判決，還真是高估了政法當局。說他們作了愚蠢的判決，似乎表明他們還有一顆正直善良的心腸，只是錯把諍友當敵人了；說他們作了可恥的判決，似乎表明他們還有一點廉恥之心，還知道有恥無恥之分。但是，這些掌握著政法大權的權貴集團，根本就沒有什麼是非善惡的觀念，也不知廉恥為何物，更不會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他們一心要保持現狀，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權勢地位，繼續撈取不義之財。這是一些國家的蠹蟲，是顛覆國家政權的真正威脅。
　　　聽說劉曉波將提出上訴，我百分之百地支持。在力量對比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只要有可能，就絕不能放棄爭取公正判決的機會，雖然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希望高層的傾向民主的開明派能在劉曉波這樁冤案里挺身而出，主持正義，還劉曉波以公道。
　　　在這個劉曉波被判有罪，並且《0 8憲章》被認為是「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的時候，我們除了全力支持劉曉波外，還有必要大力宣傳《0 8憲章》，讓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它是我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發展途徑的最佳選擇，是改革政治體制的明確目標，從而接受它，支持它，或者， 在它的基礎上提出修改意見，以便為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良好而鞏固的社會基礎。一切還有良知的共產黨員，想必都記得「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名言。怎樣「經過民主主義」？《0 8憲章》為你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本，希望你們讀一讀這個文獻。我相信，只要你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就一定會獨立地作出自己的判斷。

2009年12月28日


對自由理念、自由權利的誤讀
和自由憲章的真諦
不久前有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中國社會科學有院董小英的《與「零八憲章」對話》，文章對《08憲章》有所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尖銳的批判。我讀後頗有感觸，一吐為快。
（一）自由是《0 8憲章》的真諦
　　 《0 8憲章》已經發布一年多了，在海內外獲得了廣泛的贊同，簽名于其上者已達萬餘人，但對憲章的理念和基本主張加以闡述、或提出不同見解進行討論者卻寥寥無幾。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0 8憲章》的傳布。
　　　我在《0 8憲章》發布一周年時寫過一篇紀念文章，題目是《政治改革的藍圖，憲政民主的豐碑》。一位朋友提醒說：不要說是「藍圖」，還是說「草圖」吧，是一個可以討論、可以修改的草圖。我同意這個看法。《08憲章》為政治改革描繪出前景，體現了某些愛國公民的理念和期望，但它絕不是一個排斥異見的宣言，相反，它所提出的六條理念和十九點基本主張，都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或補充，或修改。其實，即使是眾多的憲章簽署者，也並不見得完全同意這個憲章文本的文字表述。我在網上就讀到過有人在文章里表示，他並不同意憲章的某些說法，但贊成憲章的基本理念和多數主張，所以還是簽名了。這說明《0 8憲章》確實還有著可以討論修改的餘地。我們不妨把它稱為「0 8憲草」。像這樣一個事關社會發展方向和民族前途的重大課題，十分需要凝聚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共同畫出全面而完善的藍圖，以指導實踐。無奈掌握著無限政治權力的集團對《0 8憲章》卻充滿了恐懼，沒有容它發布就抓捕了它的起草者，嚴令全國媒體不得透露任何關於《0 8憲章》的消息，以致境內民眾絕大多數至今不知《0 8憲章》為何物，更不要說議論它的是非了。
　　　有關當局對《0 8憲章》的封鎖和對它的起草者劉曉波的迫害，使我們更感到討論、宣傳《0 8憲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董小英寫出《與「零八憲章」對話》，並把它作為《給胡錦濤主席的第三封信》的附件，送達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就為討論《0 8憲章》開闢了一個新的契機，很值得歡迎。
　　　《與「零八憲章」對話》的主要內容是對自由、平等、民主、憲政、人權等理念的分析與批判，其中著墨最多的是對自由概念和基本主張中的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的分析和批判。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自由是一切憲章法規的靈魂，任何憲法和法律的社會意義，就在於保證社會成員的自由權利。1215年英格蘭的約翰國王頒布了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憲法，絕非偶然地被命名為《自由大憲章》，為此後全世界各國的立憲運動，創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0 8憲章》的核心是自由，這在文字表述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除把自由列為基本理念的第一條，並在基本主張里明確表明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外，還在其他條款中提出人身自由、選舉自由、遷徙自由、創業自由；即使沒有在文字上提及自由的基本主張，也無不貫串著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精神。可以說，《0 8憲章》就是當代中國版的「自由憲章」或「自由憲草」。只有正確地理解自由，才能讀懂《0 8憲章》的真諦。
（二）對自由理念的誤讀
　　　董小英在《給胡錦濤主席的第三封信》和《與「零八憲章」對話》里，都說到「《0 8憲章》有許多具體的概念沒有考慮清楚，漏洞太多，不能解決問題，是不適用的。」看來他是誤讀了《0 8憲章》的真諦。考慮到他的這些看法也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對《與「零八憲章」對話》中的一些觀點，特別是關於自由理念和自由權利的見解，提出個人的看法，以供進一步的討論參考。
　　董小英在《與「零八憲章」對話》里寫道：「先說自由這個概念。1）自由與法律對抗。子曰：『從心所欲不逾矩。』『矩』、『規矩』的同義轉換就是『法律』，『從心所欲』便是自由。有規矩就不可能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接下來他說：「在法治社會自由是有限度的，首先是不能妨礙他人。」這當然不錯，但他認為「自由與法律對抗」，把自由同法律對立起來，卻與自由的本質特徵不符。
　　　什麼是自由？自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本質。但社會的不平等卻使人們無法實現自己的自由權利，所以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發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的感嘆。從這個特定的視角來考察人類進化的歷史，可以說，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的所有人，畢生都在為爭取自由、擺脫枷鎖而努力奮鬥，但自由形成為一種價值觀念，並且成為反封建、反王權、反專制的精神武器，則開始於中世紀的後期。它在觀念形態上孕育了、培養了反封建的中堅力量——資產階級。《自由大憲章》規範了貴族、教會和自由人的自由，開啟了自由作為價值觀念的大門。13世紀以降，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把自由樹立為城市獨立和共和自治的旗幟。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有些思想家、政治家把自由解釋成為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於是便有了關於自由的理論體系——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對自由所作的種種理論解讀，一直綿延到今天，仍然有它的深刻而豐富的現實意義。我們且看看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是怎樣論述自由的：
　　　第一，自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十六世紀的歐洲人文主義者和和反人文主義的托馬斯學派，就分別提出了「上帝創造的萬民生來自由和平等」，「人生來是自由的」。 （2）美國1776年制定的《獨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3）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也在第一條里宣告：「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4）
　　　第二，自由是在理性指導下的行為。英國的啟蒙思想家洛克說：「我們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人。」「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5）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也指出：「人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6）他們認為自由不意味著率性而為，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選擇。
　　　第三，每個人的自由以不損害他人的權利為前提。《人權宣言》第四條指出：「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個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的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7）盧梭在《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里則說：人們不應當把「與自由相對立的那种放盪不羈當作自由。」（8）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有些人還把自由等同於放蕩不羈、肆意妄為來批判，實在令人遺憾。
　　　第四，自由的範圍由法律界定。前面所引的《人權宣言》第四條明確指出，對自由的限制由法律規定。孟德斯鳩在他的名著《淪法的精神》里也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9)
　　　我們從以上這些古典自由主義的論述里可以了解：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既是普世人所共有的自然權利，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無害於他人為原則，由法律加以規範。對自由的這些闡釋，描畫出了自由的本質特徵，並且使自由成為普世價值的最重要的內涵。許多對自由的誤解、歪曲以至無端攻擊，都根源於對自由的本質特徵缺乏全面的了解。
　　　董小英在論釋自由的概念時，不僅沒有看到自由的本質特徵，而且把自由同法律對立起來，認為「自由與法律對抗」，這顯然是由於對自由的誤讀。他雖然接著也談到「在法治社會自由是有限度的，首先是不能妨礙他人」，但這個思考路徑仍是以「自由與法律對抗」為前提的，沒有理解由法律規範是自由的本質特徵。就自由的本質特徵來說，只有由法律規範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董小英卻認為自由本身有缺陷，才需要法律來限制。至於自由作為人人俱有的自然權利，是建立在人類理性基礎上的選擇，看來也沒有進入董小英的視野。對自由的誤讀，是他對《0 8憲章》作出誤判的根本原因。
（三）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兼談馬克思的自由觀
　　　自由是近現代一切仁人志士追求的共同目標。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理論家在他們的論著中，都以人類的自由為指歸。這就是所謂的「殊途同歸」，馬克思也不例外。討論自由之所以要論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馬克思的自由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而一百多年來，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相反，卻受到許多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專制維護者的毀謗。這是因為自由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強大的精神武器，對一切專制制度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獲得專制權力的統治者，無不竭力反對自由；那些為既得利益者搖旗吶喊的御用學者，自然也就以此作為升官發財的敲門之磚。而更多的民眾則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還包括著馬克思的自由觀。所以，我想借這個解讀以自由為真諦的《0 8憲章》的機會，對這個問題稍加論述。
　　　董小英在《與「零八憲章」對話》里沒有提到馬克思主義，但在《給胡錦濤主席的第三封信》里，則明確地表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大概念掩蓋著其具體理論、基礎理論的錯誤，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接下來他談到一些「具體理論、基礎理論的錯誤」，因為牽涉較廣，與本文主題無關，這裏暫不討論。需要指出的是他在信中還談到：「馬克思主義比較實用的，在目前還屬於比較合理的部分，一是無神論思想，二是它強調對下層的民眾，特別是對於現在來說是貧困人口、貧困戶、貧困地區予以關注，並且要求『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那部分地區幫助他們脫貧致富，以達到全社會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董小英看來，「馬克思主義比較實用的、在目前還屬於合理的部分」，只不過是無神論和關心下層群眾，共同富裕。這樣來概括馬克思主義，實在有點匪夷所思。如果要破除迷信，古今中外的無神論者成千上萬，何必借重馬克思主義！至於共同富裕，則是把三十年來的中國的現實和口號，生硬地貼到馬克思主義上，豈不有點滑稽？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自由觀，正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比較實用」和「合理」的部分。正如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0）已經成為對近一百年來的假社會主義（從蘇聯到中國）的尖銳批判和強烈譴責，馬克思的自由觀則是對那些反對政治體制改革、批判普世價值的政客和幫閑的當頭棒喝。它對目前中國社會，不是更「實用」、更「合理」嗎？
　　　馬克思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關於自由本質特徵的思想，認為人的本質特徵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11）並且肯定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12)他還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13）明確肯定了法律和自由的關係；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個人自由，馬克思也特別重視「每個人的自由」，「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14）在他的視野里，自由不是多數人或少數人的自由，也不是哪個階級或哪一部分人的自由，而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由。
　　　但馬克思並非單純繼承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自由觀，在繼承的基礎上，他還添加了自己對於自由的進一步的理解：首先，他把自由的價值觀升華為對人類未來社會的崇高理念，認為未來的社會制度，將是「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制度」，構成這個社會的細胞是「自由人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儘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充滿著烏托邦的遐想，但他把自由作為未來社會制度的目標，還是難能可貴的。其次，馬克思認為自由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他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理想所決定和所容納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取得自由。」 「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16）這個判斷，既說明了自由受制於一定的物質條件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對自由的實現懷著不切實際的要求和期待，同時也表明，「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內」爭取實現最大限度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再次，馬克思主張「以自由、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生產條件」，「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而「生產者不佔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17）在這裏，他把爭取自由同生產資料所有權結合起來了。由此我們可以明白，馬克思為什麼把未來的公有制定義為勞動者在聯合佔有的生產資料中享有一份屬於自己的所有權。因為勞動者只有這樣，才能從雇傭勞動者轉變為自由勞動者，才能從無產者轉變為有產者，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由此可見，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不但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者的自由理念，而且以他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豐富了自由的理論內涵。他的自由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0 8憲章》的精神是一致的。可笑的是，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專制政客和幫閑文人，卻總是敵視鼓吹自由、爭取自由的言論和行動，把這些言行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不遺餘力地加以批判、打擊、迫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然背叛，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叛徒。
（四）對自由權利的誤讀
　　　結社自由 董小英說：「『結社自由』的要求只在政治方面，因為各種合唱團、舞蹈隊、各種學會也屬於結社，從來也沒有禁止過。」「之所以要求結社自由，其政治目的就是要參加競選。」在這裏，董小英認為結社「從來也沒有禁止過」，因此他把「結社自由」的要求，歸結為以競選為目標的結黨自由，並認為結黨自由會造成種種不良後果，因而「結社自由是不必要的「。
　　　我很奇怪，董小英對當前的社會情況怎麼會這麼隔膜。事實上，各種學會、研究會之類的民間社團，不是「從來也沒有禁止過」，而是「從來也沒有自由過」。幾年以前的「新青年學會」被取締，四個主要成員被判刑，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多少年來，負責社團登記的民政部門，拒絕了所有找不到主管單位的民間結社的申請。有些有志於建立「各種學會」、研究機構，以探討學術問題或從事社會活動的志願者，只好採取「曲線結社」的方式，以公司的名義到工商局登記註冊，才為自己爭得了進行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的空間。但即使是這樣的結社方式，也不斷受到權力部門的騷擾、查抄。如去年遭到迫害的「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和「益仁平中心」，都是因申辦民間研究機構失敗而不得不以公司名義在工商局登記的民間團體。他們成立幾年來，在進行法律研究、宣傳法律常識、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為社會作出了出色的貢獻。按照他們的勞績和貢獻，他們本應受到政府的獎勵，然而，在去年7月里，他們卻先後遭到執法機關的查抄，許多資料和辦公用品被沒收。公盟下設的「法律研究所」被認為是未經登記的「非法組織」，立即取締；益仁平自行印製的、在同行和友好間免費交流的雙月刊《中國反歧視法律行動通訊》，則被認定是「非法出版物」，全部沒收。請看，民間社團「從來也沒有禁止過」嗎？
　　　民間社團是公民社會的支柱，是抑制政治權力、調節市場的一個槓桿。結社的自由度和社團作用的大小，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0 8憲章》把「結社自由」寫進基本主張，正是針對當前社會缺乏「結社自由」的現實。董小英卻認為民間結社「從來也沒有禁止過」，提出「結社自由」是為了結黨「參加競選」，結黨又會造成種種不良後果，所以「結社自由」完全沒有必要。這樣來解讀「結社自由」，是不是太荒唐了？
　　　集會自由 董小英說：「『集會自由』除了保障學術會議、聽證會自由有積極意義以外，就剩下消極意義了：那種街上的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只會擾亂社會秩序，對整個國家沒有好處。」他接著大談遊行示威的「消極意義」，認為「公民社會應該通過一切正常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建議」，「而不是要給民眾造成困難，甚至顛覆國家。」總之，集會自由是要不得的。
　　　在這個問題上，又顯出董小英對社會實際情況的隔膜。他認為目前學術會議、聽證會之類集會的自由已經有了保障，其他內容的集會都只有消極意義，因而沒有必要保障其自由；有什麼意願、建議，可以「通過一切正常渠道來表達」，不必採取集會的方式。問題在於：首先，聽證會多由官方組織，自由當然有保障，學術會議卻未必。我就遭遇過一次學術會議被迫取消的事例；還有一次，會議雖然如期舉行，卻有安全部門的人員在席。他們是為保障自由而來的嗎？其次，其他內容的集會是否都只有「消極意義」？我這幾年曾多次遇到會議被禁止的情況，光去年就有三次：一次是關於維權事件的學術研討會，一次是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座談會，一次是網路公民頒獎會。前兩次是開會前臨時通知會議被禁，不得不取消；后一次我已經到會，卻受到警察的盤問，原來這一天恰巧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忌日，警方以為這個會議是為紀念胡耀邦而舉行的，所以禁止召開。我並不認為這三次會議都是「消極意義」的會，其中一次還是學術研討會，可是權力部門卻都橫加禁止。再次，董小英說「應該通過一切正常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建議」，然而，現在有哪一個（更不要說「一切」了）「正常渠道」可以讓公民自由表達自己的意願、建議呢？當然我這裏指的是自由的表達，而不是隨聲附和、吠影吠聲的表達。「輿論導向」的存在，使「一切正常渠道」都不可能自由表達公民的意願和建議。近幾年來，因自由表達而招致查處、停刊、改組、開除、處罰的媒體，不知道有多少。這個現實使集會自由的需求更加突出。至於「顛覆國家」云云，出現在《與「零八憲章」對話》里，就顯得太不協調了，我只能表示遺憾，不說也罷。
　　　言論自由 董小英說：「『言論自由』之中，我非常贊同『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又不能完全開禁，什麼都可以印。色情的必須禁止。」看來董小英並不根本反對言論自由，只是主張有限制的言論自由。我在原則上是同意這個意見的，問題在於「不能完全開禁」的線劃在什麼地方。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大量被禁止的是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富有史料價值的專著和文章。這些寶貴的精神產品，目前只能由作者或親友自費印刷，或送到境外出版而攜入境內，卻統統被認為是「非法出版物」而沒收、扣押，禁止郵寄。這些被我稱為「山寨出版物」的作品，許多是作者經過長期積累、嘔心瀝血才得以成書的，它們的社會價值和學術品位，普遍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類御用機構的那些大部頭的陳詞濫調。爭取言論自由的目標之一，就是讓這些有價值、高品位的「非法出版物」，能夠以公開合法的形式，在廣大民眾中流傳，發揮它們的啟蒙與教育作用。這應該也是董小英「非常贊同」的「學術自由」，但是不是超出了他「非常贊同」的範圍，我就不知道了。
　　　宗教自由 董小英認為「『宗教自由』也不可行。」他在對宗教的起源、特點等作了分析后斷言，宗教之所以建立，「就是為政治目的——『政教合一』，這是宗教的本性，」「信徒就是最好的政治工具」。《0 8憲章》主張「政教分離」，既「有悖宗教人士辦宗教的初衷」，也「無法符合『宗教自由』的條款」。他還認為，美國憲法中的「宗教自由」，「缺乏對宗教本質的認識」；甚至「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能夠發動戰爭，也是受到『宗教信仰自由』這條法律保護。」他還說：「『宗教自由』是與『科學與民主』觀念相對立的」，「所以，把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放到憲法中，顯然會與這種社會前進的方向相左」，「等於維護了封建迷信，是開歷史倒車。」
　　　這些反對「宗教自由」的論據，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宗教為政治目的而建立，政教合一是宗教的本性，完全是違背歷史常識的奇談；說「政教分離」不符合於「宗教自由」的條款，意思就是只有允許宗教干預政治，實現「政教合一」，才符合於「宗教自由」的原則。在這裏，董小英又把自由理解為不受約束的任意妄為。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他又引申出「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能夠發動戰爭，也是受到『宗教信仰自由』這條法律保護。」這個判斷甚至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難道「宗教信仰自由」給予原教旨主義者發動戰爭的「權利」了嗎？是哪個國家的憲法或法律為他們發動戰爭提供依據？至於他把宗教自由和封建迷信等同起來，認為憲法里寫上「宗教信仰自由」就是「維護了封建迷信，是開歷史倒車」，更表現出他對自由的誤讀。顯然，他是在誤讀自由的基礎上 ，誤讀了宗教信仰自由。
　　　董小英還對《0 8憲章》提出的平等、民主、憲政、人權等理念進行了分析與批判，因本文只限於就自由理念和自由權利的誤讀作一些分析，他對其他理念的批判就不說了。
（五）簡短的結語
　　　董小英對《0 8憲章》提出的理念和部分主張進行了分析與批判，這是《0 8憲章》發布一年多來我所讀到的最為全面的評述。他在《與「零八憲章」對話》的最後總結式地指出：「《0 8憲章》有許多具體的概念沒有考慮清楚，漏洞太多，不能解決問題，是不適用的。」但我卻認為，對「許多具體的概念沒有考慮清楚」的，恰恰是董小英自己，特別是關於自由的概念。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自由是《0 8憲章》的真諦，董小英正因為誤讀了自由理念和自由權利，才導致了他對整個《0 8憲章》的誤讀。
　　　我感到奇怪的是，董小英肯定普世價值，在《給胡錦濤主席的第三封信》里明確表示：「總之，批判普世價值是愚蠢的——等於與全世界為敵，與科學與文明為敵，更不能採取鎮壓的方式。」可是他對普世價值的最重要的內涵——自由理念的認識，卻是如此地不可理解。這是一種什麼現象，我現在還猜不透。
　　　董小英反對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除「學術自由」以外的言論自由，可是目前社會最缺乏、公民最需要的，恰恰是這些已經載入憲法而迄今未能落實的自由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末還表示：「儘管我贊同修改《憲法》，但都無法贊同這個草案。」這裏說的草案，無疑是指《0 8憲章》。根據他在《與「零八憲章」對話》里的見解來推斷，他「無法贊同」的，主要是《0 8憲章》里的自由理念和自由權利，而他認為應該修改的憲法條文，看來首先就應當是刪除結社、集會、言論、宗教信仰等自由權利。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主張！
　　　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應該感謝董小英，他給我提供了一個從特定的角度來解讀《0 8憲章》、宣傳《0 8憲章》的機會。
　　　註釋：
　　　1、《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6頁。
　　　2、《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下冊，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86頁、第220頁。
　　　3、《中外憲法選編》下冊，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頁。
　　　4、7、同上，第60頁。
　　　5、《政府論》下冊，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8頁、第39頁。
　　　6、《正義論》，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頁所引康德語。
　　　8、《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52頁。
　　　9、《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3卷第9頁。
　　　11、同上，第42卷第96頁，第1卷第67頁。
12、同上，第1卷第101頁、第105頁。
13、同上，第1卷第71頁。
14、同上，第4卷第491頁，第23卷第649頁。
15、同上，第16卷第219頁，第23卷第95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頁，第19卷第22頁。
17、同上，第17卷第594頁，第19卷第264頁。
2010年3月12日
讓「我沒有敵人」的旗幟高高飄揚
　　　
　　　幾位朋友給我發來了本月10日舉行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的大量材料，圖文並茂，洋洋大觀。我作為受劉霞邀請赴會的人員之一，雖然不能參加這個盛典，但看了這麼多的報道、文章和照片，仍然感受到會議的莊嚴和和隆重，分享著會議的喜悅和榮光，感觸良多。
　　　感觸之一是劉曉波的名言「我沒有敵人」，作為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運動的價值理念，已經成為世界性的一面旗幟。在頒獎會上，挪威著名女演員麗芙·烏爾曼朗誦了劉曉波去年12月25日在法庭上所作的慷慨激昂的陳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朗誦后全場起立，熱烈鼓掌。坐在貴賓席上、將在第二天主持諾貝爾和平獎音樂會的名演員安妮·海嬰薇流著熱淚，和鄰座女賓激情擁抱。同日舉辦的諾貝爾和平獎主題展覽，介紹本屆得獎者的生平和思想，展覽的名稱就是「我沒有敵人」。劉曉波雖然無法親臨奧斯陸，但他的名言「我沒有敵人」，就像一面鮮明的旗幟，向全世界宣告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和平非暴力的價值理念。
　　　我認為，「我沒有敵人」應該成為當代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同信守的價值理念。
　　　我9月10日在林昭、張志新銅像「開光」儀式上的即席講話里，談到鐵骨仁心時，曾經說：「我讚賞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思想，任何個人都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專制制度，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會後整理成文時，我覺得這個判斷是否恰當，還要再好好想想：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並且由人來維護，說某種制度是敵人，而制定、維護這個制度的人卻不是敵人，這說得通嗎？所以，在《繼承和發揚鐵骨仁心的崇高品格》這篇發言文字稿里，就沒有把這句話整理進去。
　　　接著，我就病倒了，在住院和出院后全面調養的日子里，腦海里不斷翻滾著大千世界的凡人俗事，也包括「我沒有敵人」。
　　　不錯，制度是由人制定的，它必不可免地會反映制定者的利益所在和思想意識，但它同時也受制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作用於某些特定人物的結果。在我國近代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上，充滿著民主與專制的對峙和鬥爭。民主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還沒有能建立起相應的民主制度，就被專制主義的復辟大潮淹沒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標志著民主革命的勝利，給廣大民眾帶來希望，但民主主義的微弱光輝，很快就被專制主義的濃雲覆蓋掉了。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來的，仍然是二千多年來沿襲下來的專制制度，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罷了。這固然同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的獨裁野心有關，但更主要的根源是源遠流長的皇權專制文化，它廣泛而深刻地瀰漫于整個社會，成為歷次專制復辟的社會基礎。
　　　因此，當我們分析專制制度的時候，不能完全歸罪於個人。就拿毛澤東來說，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改變了民主主義的發展軌道，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把全部統治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上，建立起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為了鞏固他的專制獨裁的統治，他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政治運動，翦除所有被他認為有可能威脅他的最高權威的社會力量；他的殘暴統治，使幾千萬無辜的生靈死於非命。他當然是中國現當代的專制制度的罪魁禍首。但是，對於毛澤東如此嚴重地違背《共同綱領》、違背憲法、違背共產黨自己的方針路線的倒行逆施，共產黨的這麼多領導幹部卻沒有一個提出不同意見，更不要說普通共產黨員和廣大的民眾了。普遍存在的「明君意識」和「奴隸主義」，是毛澤東得以用冒牌社會主義來建立他的個人獨裁的社會基礎。甚至，直到今天，除了那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為專制主義遮羞的幫閑文人外，仍然還有大量民眾看不清專制制度的實質，不敢起而抗爭；或面對權貴豪強的殘酷壓迫委曲求全，或在貪官惡吏的壓榨下忍氣吞聲，或熱衷於追逐金錢而對社會不公熟視無睹，客觀上成為維護專制制度的「良民」。
　　　可見，中國現當代的專制制度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過程，在這個形成過程中，毛澤東固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我們這些當年曾經狂呼「毛澤東萬歲」的共產黨員和民眾，也不能說毫無責任。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更能體會到改革專制體制的責任是何等沉重！
　　　專制制度是橫亘在中華民族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是阻礙我們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大敵，必須及早革除。改革的目標，應該是變專制主義為民主主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任何個人，包括頑固地反對改革的醜類，都不是我們的敵人。
　　　「敵人」這個概念主要適用於戰爭狀態。處於戰爭狀態的雙方，勢不兩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相互為敵。而在和平時期，有法律約束人們的行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危害社會或他人的罪犯，可以依法懲處，沒有必要作為敵人對待。今天殘酷壓迫人民、剝奪民眾財富的權貴豪強，總有一天會被送上法庭，得到應有的懲處。他們是罪犯，不是敵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罪犯是社會的公敵。對於爭取自由民主的改革者來說，任何個人都不是我們的私敵，即使是那些濫用權力、羅織罪狀、殘酷迫害無辜公民的專制制度維護者。
　　　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他1950年6月在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里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說來則……是用民主的方法」。這個意思，他在一年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已經論述過，不過當時是用「反動派」來稱呼敵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的公民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那麼，用什麼標準來劃分人民和敵人呢？在同一次講話里，毛澤東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提出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六條實際上也是劃分人民和敵人的標準。
　　　這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但是，這六條都沒有明確的內涵，說是標準，實際上沒有足以定性定量的指標。這就使掌權者——首先是毛澤東，得以隨心所欲地作出解釋，把他們認為有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社會力量，加上「敵人」的名義，進行打擊迫害。毛澤東在講話幾個月後所發動的「反右派運動」，把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了最好的註腳。
　　　可見，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是毛澤東為了維護專制制度、鞏固獨裁統治而採用的伎倆。他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外衣，掩蓋了這個陰險狡詐的獨裁權術。「敵人」是專制思維的產物，是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
　　　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寬容地對待一切不同的思想和言論。當然，我們不能容忍專制權力不受制約、不受監督地剝奪億萬民眾的權利。權貴集團從它孕育產生以來，就不斷地對弱勢群體進行殘酷掠奪，對維權人士和堅持改革主張的民主主義者則視為敵人或敵對勢力，動用國家機器，暴力鎮壓。對這種暴政必須起而抗爭，如果沉默地接受現實，只能助長專制維護者的氣焰，鞏固權貴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而為了使抗爭取得成效，就應該從根本上剷除專制體制。我們不遺餘力地推進改革，就是為了使這個壟斷了全部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專制體制，轉變為公民能夠當家作主的自由民主的體制。但是，這個轉變過程應該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改革是現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我之所以主張民主革命應該採取和平非暴力的改革形式，是基於歷史和現實的兩大因素。
　　　從歷史上看，一百多年來的民主革命，貫穿著三次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北伐、解放戰爭。三次革命的勝利，都以專制主義復辟而告終。因為以暴力取得的政權，往往要依靠暴力來保持，而把有可能威脅政權的社會力量看做敵人，進行無情打擊，這就必然導致專制復辟。要避免「民主勝利——專制復辟」的循環，就應該擺脫對暴力革命的迷戀，採取和平非暴力的方針。
　　　從現實來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積累了龐大的社會財富。儘管社會面臨嚴重的危機：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官民對立、腐敗加深、民風敗壞，等等，但民眾的生活畢竟大為改善，國家基本上擺脫了貧窮積弱的狀態。如果發生暴力革命，勢必戰火遍地，血流成河，人民的生命財產無法保障，改革的成果毀於一旦。這個前景，我想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
　　　當然，如果掌握軍政大權的權貴集團不能懸崖勒馬，繼續一意孤行，日益加緊剝削和壓迫，也不排斥出現暴力革命的可能。群發性事件日益增多，就是一個具有警告性的跡象。遍布各地的星星之火，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點燃什麼樣的引信，就會引起暴力革命的熊熊大火，甚至再次出現「民主勝利——專制復辟」的惡性循環。這是不該出現的悲劇，中華民族不能再一次地承受如此沉重的苦難。
　　　為了避免這個可悲的前景，我們一方面需要向權貴集團提出嚴重的警告：你們的所作所為正在把中國引向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不符合於你們的個人利益的，它是對你們的身家性命的最大威脅。因此，即使僅僅從你們的個人利益考慮，也應該傾聽民眾的呼聲，接受改革政治體制的建議，革除專制體制，建立民主政體。這雖然會損害你們的眼前利益，但避免了暴力革命，留下了身後清譽，卻是你們可以獲得的最大的個人利益。這裏面的是非得失，是任何常人都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抉擇的。
　　　另一方面，在民間的民主運動中，我們應當高舉「我沒有敵人」的旗幟，把運動納入「合情、合理、合法」的軌道。清除長期的專制統治和政治思想教育留給我們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特別要從理論思想上理解：我們爭取自由民主，首先要尊重他人的自由民主權利，學會尊重他人——既要尊重朋友，也要尊重對手。朋友和對手都不是我們的敵人。這才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應有的胸懷。
　　　「我沒有敵人」是一面鮮明的旗幟，它將指引我們沿著理性的大道，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讓「我沒有敵人」的旗幟在中華大地上高高飄揚！
　　　
　　　2010年12月24日
　　　
第三部分：附錄
08憲章
(2008年12月10日發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改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与、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与為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為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2、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確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確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4、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干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儘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6、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7、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9、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將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為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干預與違憲限制。
11、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干預。審查並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14、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15、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隨意加稅、開徵新稅。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降低金融准入門檻，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16、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与和監督作用。
18、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与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19、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複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 語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里，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為此，我們本著勇於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极參与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余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

簽署人：（略）
關於《08憲章》的兩封信
關於克服當前面臨的社會危機的建議
（杜按：本文是我在2009年1月4日所寫的建議的一部分，建議信經由中央黨校李景田常務副校長轉送習近平校長並報黨中央，沒有在網上披露，后收入2010年初編印的《杜光文存》第21 輯。全信約三千字，這裏僅摘錄與《08憲章》有關的內容。）
　　　至於以友為敵，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著十分慘痛的教訓。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都把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打成階級敵人，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粉碎四人幫后，胡耀邦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使300萬余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上千萬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結果，大大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威信，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廣闊的社會基礎。遺憾的是，那種以友為敵的思維方式，十多年來竟死灰復燃，造成許多新的冤假錯案。最新的例子是有關部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08憲章》（我也在上面簽名）其實是一份立場溫和、語氣平緩、態度和解、對黨與政府寄以殷切期望的宣言書，它認為我國目前「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導致「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為了避免「災難性的暴力衝突」，應該改革現行體制。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等六條價值理念，十九點基本主張。這些理念和主張，有些是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後來的兩個權利宣言明確記載了的，有些是我們黨在四十年代的許多社論和文章里多次強調過的，有些是現行的憲法里有著具體規定的。以「憲章」的形式向社會發布，可以為社會探討改革的方向提供一個初步的平台，因為「憲章」的所有內容，都是可以討論、可以修改的。正因為這是一份溫和、平緩、和解、懷有期待的宣言，所以發布后立即遭到國外的反共反華人士和主張回到改革開放前的舊時代的極左派的批判。把這樣一種觀念形態的政治主張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實在是過於牽強了。希望黨中央能夠關心並檢查諸如此類的案件，擺脫改革開放前的那種思維方式，用理解、寬容、團結、和解的精神來對待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知識分子。凡是僅僅在言論或文字上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卻沒有實際的犯罪行為的人，都應該無罪釋放，還其自由；並且在今後杜絕「因言獲罪」、「以文治罪」的惡劣傳統。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共同為建設偉大祖國而盡心竭力。
　　　 關於報送《杜光文存》第16輯的信
李景田同志並請轉
習校長近平同志：
　　送上我的文存第16輯，其中的第一篇《08憲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首頁目錄為避免警方查抄，刪去「08憲章」四字），務祈撥冗一讀。
　　「08憲章」發布后，許多同志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採取了排斥、打壓的態度。我卻認為應該從積極的意義上去看待它：首先，目前社會危機四伏，最危險的是黨內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它敗壞了黨的形象，腐蝕了黨的精神，使黨脫離群眾，根本原因在於權力不受制約。要擺脫這種困境，最佳的選擇是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完善的、保證政治權力不至於濫用的機制。「08憲章」提供了一整套可供選擇的方案。其次，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當前社會各個領域的現實表明，到處都存在著需要經過民主主義加以革除的封建專制主義遺毒，這說明我國的民主革命任務遠未完成，還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我們黨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這個目標，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實現。對於這個問題，黨內普遍認識不足。「08憲章」描畫出「經過民主主義」的路線圖，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再次，「08憲章」立場溫和，持論理性，語氣平緩，態度和解，是從國家民族的前途著想，對黨懷有期望的宣言，把它看做是「海外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陰謀，是很不恰當的。
　　在這篇文章里，我還就「08憲章」所涉及的修改憲法、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聯邦制等問題，作了一些歷史回顧和理論分析，供你們參考，如有不當之處，請予批評指教。
　　　順致
敬禮！
中央黨校離休人員 杜 光
2009年5月4日
八十一周歲之日

論普世價值和《08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