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chm+txt
Re: 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chm+txt
由 別問我是誰 » 2013年8月14日
共產黨成長壯大的奧秘
楊光
中共：資質平庸、默默無聞、小得可憐的激進組織
90年前，一個只有56名黨員、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員的激進小黨——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參与「建黨偉業」的那些創黨成員百分之百不是「無產階級」，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少年學生、中青年教師、報刊編輯——為主。他們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輕者僅19歲），資歷平庸且見識淺薄，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對於中國國情、世界大勢以及所謂馬列主義，他們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卻偏偏最愛不懂裝懂，強不知以為知。
時為政治憤青的「偉大領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澤東親口告訴埃德加•斯諾，說他1920年在北京滯留期間研讀了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正是這三本專著讓他入了道、開了竅，從此變成「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氏此言時間地點俱在，似乎可信，但半個世紀之後的歷史家們發現，毛澤東于不經意之間又撒了一個小謊——正如他一向駕輕就熟地偽造自己並未說過的正確意見和他人從未提出過的錯誤主張那樣，其實那三本小書當時尚未在中國出版。毛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時間看來仍是一個懸案。
真實情況是，建黨之際的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既無系統性的理論知識，也無專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澤東的腦子裡還是一鍋漿糊：三國演義水滸傳、曾國藩梁啟超、孔孟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大雜燴。即便是毛的革命領路人，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李大釗，那時也還沒有真正領會並完全接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馬列理論。比如陳獨秀，直到1920年仍高調主張勞資合作、社會互助，聲稱「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希望中國「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很難想象，半年之後的陳獨秀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以社會名望而論，中共那「一小撮」創黨成員均為默默無聞之輩。這個激進小黨既無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那樣的思想巨子，也沒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黎元洪那樣的革命元勛，大約只有黨魁陳獨秀一人可以勉強稱之為社會名流兼「緋聞名人」，其餘則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後中共賺得大位，是沒有人記得起他們姓甚名誰的。與清末民初活躍在政壇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動家和政治組織相比，中共創始人及其「建黨偉業」既無全國性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對產業工人與「勞苦大眾」也根本談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號召力。這一群與「工人階級」完全無關的知識界平庸之輩，從此組成了一個此後把泱泱大國鬧得雞犬不寧天翻地覆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不亦怪哉。
按當時的常理推斷，若不出意外，這個素質不高的冒牌「先鋒隊」只能是又一個短命組織。在那個既有主義紛爭又有結社自由，既有「群體性事件」又有軍閥混戰的年代，短命政黨多如牛毛。像同盟會、國民黨、進步黨、研究系這樣資格老、實力強的黨派組織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難成，中共這種小得可憐、弱得要命的激進政黨，又何來出頭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義成真，幾乎是天方夜譚。
當年，與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同時成立、名稱也叫「共產黨」的政治組織至少有7個：1920年3月在重慶成立的「共產黨」；五四運動期間擔任過全國學聯負責人的姚作賓於1921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黃凌霜、陳德榮等人成立的「無政府主義共產黨」；吳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國青年共產黨」；旅俄華人在俄國成立的「中華共產黨」……這些個「共產黨」並不是「李鬼」，個個都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直接產物，其意識形態與中共也大同小異，而其前途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那些個「共產黨」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終，唯獨「以陳獨秀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活了下來，且屢屢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後來變成了「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至「發跡變泰」，登峰造極。
其他的「共產黨」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產黨得勝，強大優越的北洋軍閥、國民黨相繼垮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為什麼？難道真有所謂「先進性」在作祟？真是什麼「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問題，我們還真得說道說道。
中共成長史小結：
生黨者俄共（布），養黨者孫中山，救黨者日本皇軍
共產黨的政治神學告訴人們：之所以是共產黨而不是別人打下了江山、奪得了政權，是因為唯其如此，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共產黨比古往今來一切中國人更加「先進」，更加「偉大光榮正確」，他們有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有「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偉大領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來領路不可，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非得由共產黨來拯救不可。這套說辭，無非是「君權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運」陳詞濫調的另類表述而已。
真實的歷史與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遠。中共的誕生、成長，可完全歸因於兩個「外因」：一為俄共（布）（1925年後改名為聯共（布）），二為國民黨。而中共的成熟、壯大，則幾乎完全得益於東方凶鄰日本的武裝侵略。
中共本是蘇俄「輸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產物。從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到中共一大的召開，無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經費支援、幕後操縱乃至直接領導、親自操辦之下進行。這正是陳獨秀、毛澤東的共產黨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個「共產黨」倏生倏滅的唯一原因。
對於中共的誕生與早期成長來說，維經斯基、羅易、馬林、鮑羅廷等外國人的重要性，實在要遠遠大於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國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沒有陳獨秀、李大釗未必不能創建同樣的中共，而若沒有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則必然沒有此後的中共。僅以經費而言，從辦刊物、辦集會、辦夜校到組織政黨，若無俄國人掏腰包，沒有一文錢自有收入來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撐不下去的。當年的毛澤東主張「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中共最有獨立精神的早期領袖陳獨秀也認定「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願受蘇俄擺布，聽外人指使，黨的理論指導、組織設置、人事安排、行動計劃乃至文宣口號俱由俄人制定，或呈報俄人批准，中共對蘇俄的依賴之深，豈止「以俄為師」，實則「以俄為父」！說它「盧布黨」、「兒子黨」，是一點不過分的。
一直以來，中共的宣傳機器總是指責在它當政之前的中國政府和軍閥政客，罵他們全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走狗」、「幫凶」，並以此定性當年的中國社會是所謂「半殖民地」。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確實，袁世凱、吳佩孚親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張作霖及其奉系親日本，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先親日、后親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反動派」先親俄、后親美。無論親日、親俄、親美，無論為了友誼還是為了利益，「親」則有之，但僅此而已，自身的獨立性並未喪失，至於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稱臣的事情，則未之有也。把外國黨當總部、以中國黨為支部，把外國政府當上司、以自己為下屬，把外國人的意見當指示當命令、以中國人的意見為請示為彙報，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開其端，汪偽政府、滿偽政府緊隨其後，而清末民國的其他一切政治勢力——無論在中共「歷史觀」看來是「先進」還是「反動」——倒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種事情，在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們看來，是足以引為國家民族之恥的。毛澤東發明的「半殖民地」的稱呼，在中國其他地方並不適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蘇區、邊區以及汪兆銘、溥儀治下的汪偽、滿偽地區，算得上名副其實。
也正是在蘇俄包藏禍心的拉攏利誘之下，心雄氣壯但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接納了一個只有400來人且無一槍一炮的「異黨」。孫中山國民黨之所以「容共」，目的無非是為了「聯俄」，為了獲得俄國人的經援和軍火。蘇俄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建立了一支戰鬥力足以對抗北方軍閥的黨軍，又協助孫中山建立起一套以黨治國、以黨領政的黨國集權體制，以此作為交換條件，換取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內發展壯大的機會。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產黨生存與成長的關鍵所在。
國共合作之前，共產黨一年只能發展黨員100來人，藉助於國民黨所提供的資源和空間，中共迅速發展成一個擁有黨員近6萬人的中等政黨，而且在俄國人的庇護下，中共竟得以反客為主，佔據了國民黨諸多重要的黨務部門。按照斯大林的計劃，中共將逐漸滲透、改造、分割、蠶食國民黨，最終使之成為「工農政黨」。這個計劃因蔣介石的「叛變革命」而未能得逞，但畢竟，被國民黨掃地出門的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了，它漸漸長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個小得要命、弱得可憐、無人理睬、無人問津的激進小黨。以此而論，若將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則孫中山國民黨不啻為中共的養父（而且這個養父是由生父親自選擇、親自送養的）。
至於日本對中共的意義，可以說，俄國人從無到有締造了中共，日本人則從生死邊緣挽救了中共，且從此讓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只不過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日本對中國的大舉侵略恰恰發生於共產黨「反圍剿」慘遭失敗之際，在國軍追擊下狼奔豕突疲於奔命的殘存共軍因此才得以絕處逢生。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重建了政治領域的遊戲規則。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繹了一場奇怪的「三國演義」，在國民黨與日軍相互消耗的長期戰爭中，共產黨反而獲得蓬勃的生機，他們最得心應手的事情，便是與日軍一起瓜分被國民黨人丟掉的地盤，這也是名利雙收的好事情。抗日戰爭使中共軍隊從缺食少穿的三四萬人擴張到擁有百萬大軍，到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豪邁聲稱國共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這正是日本侵略者強行介入中國事務的偶然結果。
這樣的局面，是當年創立中國共產黨的維經斯基、陳獨秀、李大釗們想象不到的，也是當初讓共產黨安睡於國民黨卧榻之側的鮑羅廷、孫中山所無法預料的。多年之後，毛澤東向到訪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謝日本皇軍」，許多中國人感到難以置信，難以理解，其實毛澤東是真情實感，言之非虛。毛並非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他共產黨一黨之私的立場上「感謝日本皇軍」。毛澤東說的沒錯，若沒有日本皇軍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正如沒有俄國人的干涉和滲透，中國或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共產黨。
2011-7-25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31
楊光
中共：資質平庸、默默無聞、小得可憐的激進組織
90年前，一個只有56名黨員、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員的激進小黨——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參与「建黨偉業」的那些創黨成員百分之百不是「無產階級」，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少年學生、中青年教師、報刊編輯——為主。他們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輕者僅19歲），資歷平庸且見識淺薄，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對於中國國情、世界大勢以及所謂馬列主義，他們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卻偏偏最愛不懂裝懂，強不知以為知。
時為政治憤青的「偉大領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澤東親口告訴埃德加•斯諾，說他1920年在北京滯留期間研讀了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正是這三本專著讓他入了道、開了竅，從此變成「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氏此言時間地點俱在，似乎可信，但半個世紀之後的歷史家們發現，毛澤東于不經意之間又撒了一個小謊——正如他一向駕輕就熟地偽造自己並未說過的正確意見和他人從未提出過的錯誤主張那樣，其實那三本小書當時尚未在中國出版。毛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時間看來仍是一個懸案。
真實情況是，建黨之際的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既無系統性的理論知識，也無專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澤東的腦子裡還是一鍋漿糊：三國演義水滸傳、曾國藩梁啟超、孔孟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大雜燴。即便是毛的革命領路人，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李大釗，那時也還沒有真正領會並完全接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馬列理論。比如陳獨秀，直到1920年仍高調主張勞資合作、社會互助，聲稱「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希望中國「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很難想象，半年之後的陳獨秀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以社會名望而論，中共那「一小撮」創黨成員均為默默無聞之輩。這個激進小黨既無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那樣的思想巨子，也沒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黎元洪那樣的革命元勛，大約只有黨魁陳獨秀一人可以勉強稱之為社會名流兼「緋聞名人」，其餘則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後中共賺得大位，是沒有人記得起他們姓甚名誰的。與清末民初活躍在政壇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動家和政治組織相比，中共創始人及其「建黨偉業」既無全國性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對產業工人與「勞苦大眾」也根本談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號召力。這一群與「工人階級」完全無關的知識界平庸之輩，從此組成了一個此後把泱泱大國鬧得雞犬不寧天翻地覆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不亦怪哉。
按當時的常理推斷，若不出意外，這個素質不高的冒牌「先鋒隊」只能是又一個短命組織。在那個既有主義紛爭又有結社自由，既有「群體性事件」又有軍閥混戰的年代，短命政黨多如牛毛。像同盟會、國民黨、進步黨、研究系這樣資格老、實力強的黨派組織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難成，中共這種小得可憐、弱得要命的激進政黨，又何來出頭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義成真，幾乎是天方夜譚。
當年，與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同時成立、名稱也叫「共產黨」的政治組織至少有7個：1920年3月在重慶成立的「共產黨」；五四運動期間擔任過全國學聯負責人的姚作賓於1921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黃凌霜、陳德榮等人成立的「無政府主義共產黨」；吳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國青年共產黨」；旅俄華人在俄國成立的「中華共產黨」……這些個「共產黨」並不是「李鬼」，個個都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直接產物，其意識形態與中共也大同小異，而其前途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那些個「共產黨」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終，唯獨「以陳獨秀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活了下來，且屢屢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後來變成了「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至「發跡變泰」，登峰造極。
其他的「共產黨」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產黨得勝，強大優越的北洋軍閥、國民黨相繼垮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為什麼？難道真有所謂「先進性」在作祟？真是什麼「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問題，我們還真得說道說道。
中共成長史小結：
生黨者俄共（布），養黨者孫中山，救黨者日本皇軍
共產黨的政治神學告訴人們：之所以是共產黨而不是別人打下了江山、奪得了政權，是因為唯其如此，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共產黨比古往今來一切中國人更加「先進」，更加「偉大光榮正確」，他們有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有「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偉大領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來領路不可，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非得由共產黨來拯救不可。這套說辭，無非是「君權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運」陳詞濫調的另類表述而已。
真實的歷史與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遠。中共的誕生、成長，可完全歸因於兩個「外因」：一為俄共（布）（1925年後改名為聯共（布）），二為國民黨。而中共的成熟、壯大，則幾乎完全得益於東方凶鄰日本的武裝侵略。
中共本是蘇俄「輸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產物。從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到中共一大的召開，無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經費支援、幕後操縱乃至直接領導、親自操辦之下進行。這正是陳獨秀、毛澤東的共產黨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個「共產黨」倏生倏滅的唯一原因。
對於中共的誕生與早期成長來說，維經斯基、羅易、馬林、鮑羅廷等外國人的重要性，實在要遠遠大於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國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沒有陳獨秀、李大釗未必不能創建同樣的中共，而若沒有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則必然沒有此後的中共。僅以經費而言，從辦刊物、辦集會、辦夜校到組織政黨，若無俄國人掏腰包，沒有一文錢自有收入來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撐不下去的。當年的毛澤東主張「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中共最有獨立精神的早期領袖陳獨秀也認定「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願受蘇俄擺布，聽外人指使，黨的理論指導、組織設置、人事安排、行動計劃乃至文宣口號俱由俄人制定，或呈報俄人批准，中共對蘇俄的依賴之深，豈止「以俄為師」，實則「以俄為父」！說它「盧布黨」、「兒子黨」，是一點不過分的。
一直以來，中共的宣傳機器總是指責在它當政之前的中國政府和軍閥政客，罵他們全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走狗」、「幫凶」，並以此定性當年的中國社會是所謂「半殖民地」。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確實，袁世凱、吳佩孚親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張作霖及其奉系親日本，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先親日、后親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反動派」先親俄、后親美。無論親日、親俄、親美，無論為了友誼還是為了利益，「親」則有之，但僅此而已，自身的獨立性並未喪失，至於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稱臣的事情，則未之有也。把外國黨當總部、以中國黨為支部，把外國政府當上司、以自己為下屬，把外國人的意見當指示當命令、以中國人的意見為請示為彙報，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開其端，汪偽政府、滿偽政府緊隨其後，而清末民國的其他一切政治勢力——無論在中共「歷史觀」看來是「先進」還是「反動」——倒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種事情，在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們看來，是足以引為國家民族之恥的。毛澤東發明的「半殖民地」的稱呼，在中國其他地方並不適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蘇區、邊區以及汪兆銘、溥儀治下的汪偽、滿偽地區，算得上名副其實。
也正是在蘇俄包藏禍心的拉攏利誘之下，心雄氣壯但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接納了一個只有400來人且無一槍一炮的「異黨」。孫中山國民黨之所以「容共」，目的無非是為了「聯俄」，為了獲得俄國人的經援和軍火。蘇俄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建立了一支戰鬥力足以對抗北方軍閥的黨軍，又協助孫中山建立起一套以黨治國、以黨領政的黨國集權體制，以此作為交換條件，換取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內發展壯大的機會。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產黨生存與成長的關鍵所在。
國共合作之前，共產黨一年只能發展黨員100來人，藉助於國民黨所提供的資源和空間，中共迅速發展成一個擁有黨員近6萬人的中等政黨，而且在俄國人的庇護下，中共竟得以反客為主，佔據了國民黨諸多重要的黨務部門。按照斯大林的計劃，中共將逐漸滲透、改造、分割、蠶食國民黨，最終使之成為「工農政黨」。這個計劃因蔣介石的「叛變革命」而未能得逞，但畢竟，被國民黨掃地出門的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了，它漸漸長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個小得要命、弱得可憐、無人理睬、無人問津的激進小黨。以此而論，若將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則孫中山國民黨不啻為中共的養父（而且這個養父是由生父親自選擇、親自送養的）。
至於日本對中共的意義，可以說，俄國人從無到有締造了中共，日本人則從生死邊緣挽救了中共，且從此讓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只不過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日本對中國的大舉侵略恰恰發生於共產黨「反圍剿」慘遭失敗之際，在國軍追擊下狼奔豕突疲於奔命的殘存共軍因此才得以絕處逢生。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重建了政治領域的遊戲規則。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繹了一場奇怪的「三國演義」，在國民黨與日軍相互消耗的長期戰爭中，共產黨反而獲得蓬勃的生機，他們最得心應手的事情，便是與日軍一起瓜分被國民黨人丟掉的地盤，這也是名利雙收的好事情。抗日戰爭使中共軍隊從缺食少穿的三四萬人擴張到擁有百萬大軍，到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豪邁聲稱國共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這正是日本侵略者強行介入中國事務的偶然結果。
這樣的局面，是當年創立中國共產黨的維經斯基、陳獨秀、李大釗們想象不到的，也是當初讓共產黨安睡於國民黨卧榻之側的鮑羅廷、孫中山所無法預料的。多年之後，毛澤東向到訪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謝日本皇軍」，許多中國人感到難以置信，難以理解，其實毛澤東是真情實感，言之非虛。毛並非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他共產黨一黨之私的立場上「感謝日本皇軍」。毛澤東說的沒錯，若沒有日本皇軍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正如沒有俄國人的干涉和滲透，中國或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共產黨。
2011-7-25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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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chm+txt
由 別問我是誰 » 2013年8月20日
中共假抗日真賣國真相 大陸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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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訊】著名政論家蘇賡哲日前發文《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多次引用大陸出刊刊物上的言論，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假抗日、真賣國的真相。
全文如下：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隻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什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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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訊】著名政論家蘇賡哲日前發文《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多次引用大陸出刊刊物上的言論，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假抗日、真賣國的真相。
全文如下：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隻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什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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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4年1月12日
首曝抗日期間 毛通敵賣國和岡村寧次簽署密約 有圖為證
——不是坑爹是坑祖宗！得讓後人知道它們是怎麼抗日的！組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1-10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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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無恥之尤!
【周恩來放過日本戰 犯】周恩來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戰犯不判處1個死刑，也不判1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至64年戰犯全部釋放。56年，日本戰犯聽了宣判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參加抗日保衛祖國的抗戰國軍將領僅在毛鎮反運動就被殺無數，校尉級幾乎殺光，還有大部分士兵。一叟空間
——不是坑爹是坑祖宗！得讓後人知道它們是怎麼抗日的！組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1-10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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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無恥之尤!
【周恩來放過日本戰 犯】周恩來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戰犯不判處1個死刑，也不判1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至64年戰犯全部釋放。56年，日本戰犯聽了宣判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參加抗日保衛祖國的抗戰國軍將領僅在毛鎮反運動就被殺無數，校尉級幾乎殺光，還有大部分士兵。一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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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4年3月28日
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3-28 訊】
作者：辛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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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傳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皖南事變原來與史實大相徑庭。圖為中共2002年12月1日開始在全國巡展的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革命鬥爭事迹愛國主義教育」展，工作人員正在布展。中共宣傳的「上饒集中營」為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不抗日卻屢屢襲擊國民黨友軍，遭統帥部軍法處置關押之處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党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庄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于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藉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併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裡對他們說：「哪裡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摘自《誰是新中國》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3-28 訊】
作者：辛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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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傳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皖南事變原來與史實大相徑庭。圖為中共2002年12月1日開始在全國巡展的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的「革命鬥爭事迹愛國主義教育」展，工作人員正在布展。中共宣傳的「上饒集中營」為抗日戰爭期間，新四軍不抗日卻屢屢襲擊國民黨友軍，遭統帥部軍法處置關押之處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党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庄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不了解這個癥結，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了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于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借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藉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了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併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裡對他們說：「哪裡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摘自《誰是新中國》
Re: 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chm+txt
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4年4月8日
朱仕強：劉少奇密令張克俠製造七七事變！
(博訊北京時間2012年7月13日 來稿)
中國共產黨快完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反人類集團，必須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債血還。我大約估算了一下，共產黨直接或間接，大約殺害了二萬萬中國人。
大躍進最慘，人相食上史書，非自然死亡總數，估計八千萬到一億一千萬。抗戰次之，三千五百萬中國軍民犧牲。再來是國共內戰1,260日，49年後清洗國民黨軍政人員，土改時期殺地主打浮財，各項政治運動。相較之下，文革是共黨整自己人，死人還算少的。
大家要問，抗日戰爭是外敵入侵，怎麼可以算到中共頭上？就算它偷襲國軍，勾搭日本人，藉機壯大自己，也沒有直接殺人啊？歷史公案，是非曲直，讀完這篇文章，你就知道為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是當事人，他們的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于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
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 其實，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
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於是開打。
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台，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1923年，故宮太監湮滅罪證，縱火建福宮，義大利軍隊衝進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沒了。）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九一八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華北，宋哲元29軍駐防平津地區。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在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
日軍也奇怪，人丟了還沒找著，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29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朱仕強：劉少奇密令張克俠製造七七事變！
蔣委員長說不知道何應欽答應日本人的私信，發現被共黨鑽了空子，挑起戰禍，不由氣得大罵：「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閱何致梅函稿，而更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蔣介石日記 1937年7月22日）
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后，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
看到了沒有，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別動隊，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失蹤士兵的安危，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於是發動炮擊。
事變發生之後，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馬上後撤太原，太行山地區「游而不擊」。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確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戰三千五百萬軍民同胞，死難血債都算他的，最後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劉衛黃」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寧夏省主席）是共產黨員，和老蔣不對盤，後來也送了命。不然為什麼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戰從未委以要職，勝利后才當上77師37旅旅長，蔣委員長到底是什麼考慮？
我作這個歷史推論，主要來自以下三個資料：
一、當年那個被綁走日本兵的戰友，1960年代在雜誌作了一個訪談，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他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三、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支那課軍情特務出身），東京大審判出庭作證。盧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盧溝橋兩邊放槍挑起，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後來有人罵他「日本的猶大」，他就不敢說話了。
最近日本準備購買釣魚島，募款14億日元。這個數字，還不夠薄熙來海外洗錢60億美元的零頭。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中華民族先鋒隊，還是國際洗錢游擊隊？答案不問可知。 [博訊來稿] (博訊 boxun.com)
(博訊北京時間2012年7月13日 來稿)
中國共產黨快完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反人類集團，必須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債血還。我大約估算了一下，共產黨直接或間接，大約殺害了二萬萬中國人。
大躍進最慘，人相食上史書，非自然死亡總數，估計八千萬到一億一千萬。抗戰次之，三千五百萬中國軍民犧牲。再來是國共內戰1,260日，49年後清洗國民黨軍政人員，土改時期殺地主打浮財，各項政治運動。相較之下，文革是共黨整自己人，死人還算少的。
大家要問，抗日戰爭是外敵入侵，怎麼可以算到中共頭上？就算它偷襲國軍，勾搭日本人，藉機壯大自己，也沒有直接殺人啊？歷史公案，是非曲直，讀完這篇文章，你就知道為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是當事人，他們的教科書是這樣寫的：「民國26年7月7日晚11時，日軍于北平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吉星文團長嚴詞拒絕，日軍惱羞成怒，發動突襲，國軍守土有責，奮勇還擊。」
這是很準確的事件經過描述，可惜談的是結果，沒有交待原因。 其實，國軍和日軍都上了共產黨的當，因為「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導演、製造的「戰爭引信」。
道理很簡單，中日兩國都反共，只有幹起來，共產黨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陝北一坐穩，大力宣傳蔣介石不抗日，鼓動青年學生起來鬧事，最後爆發「西安事變」，寫下民國百年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
「西安事變」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格局。毛澤東見時機成熟，民氣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綁了個日本兵，引誘日軍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讓國軍誤以為日軍開槍，一個「惱羞成怒」，一個「奮勇還擊」，八年抗戰於是開打。
李鴻章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同意拆毀大沽炮台，駐兵北京至山海關一帶。（1923年，故宮太監湮滅罪證，縱火建福宮，義大利軍隊衝進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沒了。）這個不平等條約，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止。歐戰德皇退位撤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放棄沙皇舊約。西方列強逐漸與民國友好，節制行動。只有日本擴大侵略，製造局部軍事衝突，意圖蠶食華北。國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後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是「九一八事變」後續，熱河戰役、長城戰役的停火協議，全文如下：
一、中國軍隊即刻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遵守第一項規定，不再越過上述「撤退線」繼續追擊，並自動回到長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華北，宋哲元29軍駐防平津地區。根據這些局部協議的施行細則，日軍在百人以下的軍事調動，以及不開火的小規模軍事演習，不需要通知地方當局。盧溝橋守軍深夜聽見鞭炮聲（龍王廟三發槍響）卻沒有日軍演訓的消息，同時又得到日軍搜查宛平城的情報，誰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將軍」罵名，心一橫就打響了。
日軍也奇怪，人丟了還沒找著，百人以下的軍事行動又不用照會，29軍居然開火，「下克上」痼疾發作，事變迅速擴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軍部決定增兵「膺懲暴支」。
朱仕強：劉少奇密令張克俠製造七七事變！
蔣委員長說不知道何應欽答應日本人的私信，發現被共黨鑽了空子，挑起戰禍，不由氣得大罵：「應欽愚劣私陋，毋使預聞政治，否則害國誤國必此人也。閱何致梅函稿，而更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蔣介石日記 1937年7月22日）
我們再來看日本方面，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詞：「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許，日本步兵第一連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北平西南12公里盧溝橋北側，永定河左岸荒地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搜查失蹤士兵）。演習結束后，在河畔龍王廟方向突然響了三發槍聲。隨後清水節郎中隊長等人，看到在河畔和盧溝橋城牆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發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隨即判斷中國士兵用暗號互相聯絡。」
看到了沒有，這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別動隊，在兩軍之間的特殊活動？日軍在城外找不到失蹤士兵，才堅持進入宛平城搜查，聽見槍響，越發擔心失蹤士兵的安危，當時已是深夜，中國駐軍拒絕要求，於是發動炮擊。
事變發生之後，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馬上後撤太原，太行山地區「游而不擊」。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確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戰三千五百萬軍民同胞，死難血債都算他的，最後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劉衛黃」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歷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於823炮戰，這是歷史的諷刺。西北軍一向左傾，馮玉祥、楊虎城、傅作義皆然。他的族叔吉鴻昌（寧夏省主席）是共產黨員，和老蔣不對盤，後來也送了命。不然為什麼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戰從未委以要職，勝利后才當上77師37旅旅長，蔣委員長到底是什麼考慮？
我作這個歷史推論，主要來自以下三個資料：
一、當年那個被綁走日本兵的戰友，1960年代在雜誌作了一個訪談，說是晚飯後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裝土匪，事情過了放他回去。在那個臉譜化的時代，認為是日方脫罪之詞，無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播出《社會觀察》專題，承認了這個史實。原來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是老地下黨，他侄子在節目中回憶「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
三、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支那課軍情特務出身），東京大審判出庭作證。盧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盧溝橋兩邊放槍挑起，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後來有人罵他「日本的猶大」，他就不敢說話了。
最近日本準備購買釣魚島，募款14億日元。這個數字，還不夠薄熙來海外洗錢60億美元的零頭。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中華民族先鋒隊，還是國際洗錢游擊隊？答案不問可知。 [博訊來稿]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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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4年7月1日
曾慶紅老爸勾結日寇機密泄露 遭批鬥周恩來力保 圖
——某組織勾結日本人的機密是如何泄露的?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7-01 訊】
作者：祝春亭
抗戰期間，國民黨揭露共產黨與日本勾結，達成秘密協議：新四軍與日軍和睦相處。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強烈譴責國民黨造謠。抗戰勝利后，毛髮表文章指責蔣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專干竊取抗戰勝利果實摘桃子的勾當。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隱晦地告訴你，誰是抗戰時期的大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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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春亭：抗戰期間，國民黨揭露共產黨與日本勾結，達成秘密協議：新四軍與日軍和睦相處。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強烈譴責國民黨造謠。抗戰勝利后，毛髮表文章指責蔣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專干竊取抗戰勝利果實摘桃子的勾當。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隱晦地告訴你，誰是抗戰時期的大漢奸!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來自：公安部網站
時間：2006-12-09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孫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於河南省榮陽縣。1949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南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幹事、科員，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科員、副科長、副處長，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初離休。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色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這時，周恩來總理要求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機關和聯繫的部委派駐聯絡員，掌握動態，遇有緊急情況，可以直接向他報告。
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繫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辦公室也設在這裏，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任謝富治，副主任甘重斗。嚴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我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風暴」之後，嚴佑民派我為內務部(現改稱民政部)聯絡員。那時，內務部部長是曾山，副部長王一夫、黃慶熙。一個402人的部有七個造反組織。若以對待部領導的態度來劃分，可分為兩大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9月間的一天，「革聯」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對曾山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們瞞過家屬，避開「紅聯」，聯絡駐內務部機關內的學生「紅衛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低頭、彎腰、「噴氣式」)。家屬不見曾山的蹤影，著急打電話向內務辦求助。我立即詢問「革聯」，他們推說不知道。我又通知「紅聯」幫助尋找，得悉被「革聯」揪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的情況。當家屬趕到的時候，批鬥會已散場，曾山身倚金水橋欄杆，兩眼發直，似有輕生念頭。我把所獲情況當即報告嚴佑民，他又電話報告謝富治、周恩來。周總理就這一事件，要求內務辦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文件，並口述了文件的內容。嚴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務交給了我，並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的標題，送嚴佑民、謝富治審閱后，報送周恩來總理簽發。9月27日一早，嚴佑民和我就向內務部造反組織的頭頭傳達了這個指示。全文為下：
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于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內務部平靜下來了。但好景不長。10月，內務部造反派「革聯」根據抗戰時期我方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情況，武斷地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著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我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並參与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決策會議。
謝富治說：「那時，我在八路軍，在太岳，新四軍的情況不清楚。」
嚴佑民說：「那時，我在新四軍，在前線作戰，對軍部的情況不清楚。」
我說：「這事倒也好辦，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謝、嚴都表示同意，並決定查閱檔案的事由我來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必須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我寫了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分別簽署同意。我拿著他們的批件，同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同志，驅車到了位於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我向嚴佑民報告后，他找×××[1]補了一個手續。第二次到中央檔案館，軍代表仔細檢視了批件，沒有猶豫，即指示工作人員照辦。共找到有關此項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難得的是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那時陳毅在延安參加整風，有的電報他也看了。這時，我身心無比輕鬆，感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事情雖然有了結果，但向上級彙報，不能空口無憑，需有真憑實據。可是，檔案館規定，此類機密，不能外借，不準抄錄。經同軍代表交涉，他們允許我摘抄主要內容[4]。回機關后，顧不上吃飯，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先後簽署后，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頓脾氣。我的辦公室雖與之一牆之隔，但嚴的房門緊閉，聽不見說些什麼。謝走後，嚴佑民到我的辦公室，神色有點倉皇，苦笑著對我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2]，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后的一天，謝富治通知嚴佑民、趙雪瀛和我開會。會場上只有我們四個人，謝的態度比較平和。
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布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他接著又說：「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今後，如果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說完就走了。
我認為，這場風波可能就此打住了。嚴佑民卻認為不會這麼簡單，黨內的鬥爭相當複雜，「文革」以來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嚴佑民的分析是正確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后，立即撤離。接著，調派了三百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了這些檔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脫衣就寢。謝富治的秘書突然敲門，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通知立即去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並說：車已準備好，馬上走。公安部和大會堂只隔著天安門廣場，步行一刻鐘就夠了，卻派汽車相送，可見事態的嚴重和急迫。
我從大會堂的南門進去，遙望安徽廳的門口蹲著一個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廳內右側擺了一張長條桌，桌后坐著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桌子右邊橫頭旁，坐著嚴佑民和趙雪瀛。長條桌左側橫頭旁放了一把椅子，我進門后，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廳門左側靠牆放了一張桌子，有兩名穿軍裝的人做記錄。長條桌的對面三米處，有一個小方凳，沒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擺設，很明顯地是「三堂會審」的架式。審誰?當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來。審問開始了。
謝富治首先開口：「你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成分?」
他這十足審問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此前我在公安部機關工作13年，謝富治當公安部長后我在他身邊工作8年，他對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視為敵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回答，力圖證明自己的無辜。我的情緒鎮靜下來，回答了他的第一個提問。
謝：「你是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混進公安部的?」
答：「我沒有混進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區撤銷后，從中南公安部奉調進京的。當時從中南公安部選調了60名幹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長楊奇清帶隊到北京報到。」
因為提到了楊奇清，謝富治向旁邊的吳法憲小聲說：「楊奇清也有問題。」接著，謝又板起了面孔對我說：「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
我據實申辯：「這事和盜竊機密根本沾不上邊。」
我在詳談了內務部兩派鬥爭的情況後接著說：「我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對檔案資料的處理情況，謝副總理，×主任[1]和嚴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錯，主意是我出的，查檔報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們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沒有你們的批件，沒有你們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我。」
謝轉向×××說：「我在那個報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沖謝說：「你是副總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嗎?」
接著×××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
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很不高興地問：「你是從哪個部隊來的。」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從學部把我挑來的。」
又問：「你是造反派?」
軍代表答：「是的。」
×××又問：「學部的人怎麼穿上了軍裝?」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給我的。」
這時，×××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可能是他的秘書，或是辦案人員)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
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
我和嚴佑民、趙雪瀛、中央檔案館軍代表，目睹了這幾位中央首長表演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吳法憲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
審問繼續進行。
謝富治問我：「你為什麼要包庇曾山和陳毅?」
我回答說：「我作為駐內務部的聯絡員，弄清事實，協助領導平息紛爭，是我的職責。既然曾山問題成了紛爭的焦點，就需要設法澄清。查檔案，是為了澄清問題。我和曾山沒有私交，在我當聯絡員之前，彼此素不相識，沒有來往，我沒有理由包庇他。至於陳毅，他是元帥，我知道他，他並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我這個小人物。」
謝富治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因事關緊要，我還沒有想好回答的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准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謝富治說：「你承擔得了嗎?」
嚴佑民說：「應該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了眼睛，說肚子餓了，讓服務員拿夜餐來。服務員端上了包子和餛飩。吳法憲勸我們吃些夜餐。我哪裡還有心思吃飯，便說我不餓。
謝富治說：「既然不想吃，回家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節生動的課程，使我受益匪淺。我這個「小字輩」，在這幾位資深的「老領導」面前，一下子增長了許多社會知識和黨內鬥爭的知識。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來道貌岸然，內心卻齷齪陰險的人，若不慎跌入他們預設的陷阱，定會萬劫不復;不安的是為尊敬的嚴佑民同志擔心，他心懷坦誠，承擔責任，把我從政治泥沼中拉出來，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測，我於心難安。
1968年過年過後，公安部召開幹部大會，謝富治、×××、吳法憲出現在講台上。謝富治宣布，由解放軍接管公安部機關，公安部的全體人員，統統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會後，謝富治又委託嚴佑民召集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的全體人員開會，宣布撤銷機構，移交檔案，由軍隊接管。
公安部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是政治上、組織上肅清異己的「集中營」。非重點對象，兩個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點對象(多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個人歷史複雜者)，則不準回家，家屬送來日用品還要經過造反派的檢查。夜深人靜，是抓人送進監獄的時刻。吉普車一響，不用問，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僅1968年3月、4月內，我所認識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嚴佑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嚴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動和沉重的同時，陷入了更為沉靜的思索。我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對某些人炮製的這起冤案進行解剖。罪名當然是所謂的「盜竊核心機密」。那麼，首先一個問題，核心機密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其實，很簡單。抗戰末期[3]，日軍為了擺脫困境，向新四軍提出談判的要求，商談相互妥協的條件。新四軍作不了主，請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們接觸，並確定了虛與周旋，爭取時間，做好大反攻準備的方針和策略(祝春亭注：大反攻，其實就是日本投降后與國民黨搶地盤，然後演變成內戰奪江山)。於是才有新四軍代表曾山和日本軍方代表的接觸，相互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個問題，這件事，算不算核心機密?在當時，它是對敵鬥爭的重要策略，同時，為了防止在國際、國內造成影響，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動，必須嚴格保密，定為核心機密並不過分。但是，時過境遷，它的機密性也就喪失了。同時，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敵對雙方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乃是政治鬥爭、軍事鬥爭慣用的手段，並不新鮮。第三個問題，既然算不上核心機密，而決策者們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機密，就是把所謂的「機密」當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軍的組織部長，他的後面是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堅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對當權者卻有益無害;如果曾山認為事情已過去多年，又是經中央批准的而講了出去，那麼，劉少奇、陳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條證據。所以他們睜眼看著造反派胡鬧下去(當然也不排除這場鬧劇是他們幕後導演的)。第四個問題，即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是怎樣和整個事態聯繫起來的。我和嚴佑民當時不知道也不可能考慮到事情如此之奧妙，僅是憑著做人的良知和共產黨員的責任感行事的。
謝富治、×××事先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政治漩窩，一旦覺察，急於脫身，就需要找個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選對象，我出身不好，沒有後台，掀不起一點浪花。只是到了關鍵時刻，嚴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來。
通過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奸人預設的政治陷阱，他們想要獵捕的對象是曾山，是我無意之中做了于曾山有益的事，而具有強烈正義感的嚴佑民又救了我。
嚴佑民，這位堅貞的共產黨員，由於中華文化的長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無愧。然而正因為如此，他身陷絕境。
我不僅無力營救我的良師益友脫離「天牢」，而且還要隨時準備著身遭不測。我能夠辦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對自己的親屬後代略作交代，留下遺言;二是竭盡智慧，逃避時刻可能到來的更大的劫難。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師、摯友嚴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雖經過了下放勞動、黨員登記、批陳整風、批林整風等政治浪潮，卻都坎坎坷坷地走了過來。多少人間生死榮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過。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吳法憲鋃鐺入獄。1972年3月，謝富治患癌症，在掙扎中痛苦死去。黨內殘酷鬥爭中的倖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時，所謂「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冤案的涉嫌人嚴佑民還在獄中。
1972年9月，得悉嚴佑民被從秦城監獄假釋出來，住中央組織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設法避開公安部調研室造反派頭頭的糾纏，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獄生活，和相繼發生的心臟病、白內障、風濕性關節炎，折磨得這位很健壯的老人變了形狀。但他性格依然開朗，談吐依然妙趣橫生，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雖十分憂慮卻又滿懷信心。在這樣一位有恩於我的長者面前，我再也壓不住激動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話，一下子冒子出來：「查檔案的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該蹲四年牢的應該是我。」
沒有想到他聽后竟冷冷地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停一會兒他才接著說：「你這個書獃子，不要再說傻話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說話，四年就出來了。你如果進了監獄，誰替你說話?八年也出不來，很可能瘐死獄中……」說著，嚴老也越來越動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獄中的種種傷心事，就轉換話題談社會現象，談讀書心得，談詩文。他說：「在監獄里，我讀了《資本論》，《毛選》至少讀了四遍。」我說：「我看了一些歷史書籍《史記》、《漢書》、《隋書》和《三國志》，還心有所感，寫了一首詩。」他問我什麼詩，我吟給他聽，並寫出來給他看。
嚴君
春秋幾番是非纏，
敢笑廷尉羈張盤。
友情泣血染濁水，
正氣凌空刺雲天。
楓葉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膽不寒。
四年囹圄等閑事，
收拾行裝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說：「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歡最後兩句，『四年囹圄等閑事，收拾行裝再向前』。」
粉碎「四人幫」后，嚴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掃蕩「四人幫」的老巢，以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
(以下註釋、分析僅供參考)
【註釋】
[1]「XXX」、「X主任」——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旺東興。
文中有：「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中央辦公廳主任正是汪東興。「×××」、「×主任」——是旺東興無疑。
[2]「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他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汪東興和吳法憲嗎?汪只聽毛和周的。這位中央負責同志絕對不是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的任何一人，否則早就寫出名字了，正好向他們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為康生隱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只能是正面人物，絕不是反而人物。
1967年以後，中央各部委都癱瘓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權，劉少奇、鄧小平又被打倒，這時能說上話又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汪東興、吳法憲的就只有周恩來和毛了。歷史上經常出現故弄玄虛的事，1949年國共兩黨和談期間，在報紙上突然宣布要懲治「戰爭罪犯」的文章，並把「戰犯」的名字列了出來，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權威人士」這種稱呼來玄虛天下人，其實「權威人士」是毛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是總理周恩來。
[3]「抗戰末期」：不是抗戰末期，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著：電報跨越時間很長。
[4]本文中只寫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寫：我(孫宇亭)和趙雪瀛等四個人花了四天時間查了中央秘密檔案館。他們為了向上級彙報，當時抄出了電報中締結條約的具體條文。電報很多，跨越時間很長。
[5]嚴佑民：十年動亂中，嚴佑民同志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但他堅信真理，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1975年10月恢復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長。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組成員。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后兼任上海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1981年2月，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紀委第一書記、政法委書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紀委委員。1983年任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派駐廣東省委聯絡組組長。1985年為中央派駐中南五省整黨巡視組組長，後任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等職。嚴佑民同志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等作出了突出貢獻。嚴佑民同志是黨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屆人大代表。
注：嚴佑民的被迫害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根本沒有任何一點關係。是「一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幫很兇的時候他恢復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長』。可見四人幫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確有後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復了工作，而且還升了官。
[6]嚴佑民後來經常說：「我被捕后，沒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護了曾山。」其實他根本保護不了曾山。曾山也被「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所保護。
——某組織勾結日本人的機密是如何泄露的?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7-01 訊】
作者：祝春亭
抗戰期間，國民黨揭露共產黨與日本勾結，達成秘密協議：新四軍與日軍和睦相處。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強烈譴責國民黨造謠。抗戰勝利后，毛髮表文章指責蔣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專干竊取抗戰勝利果實摘桃子的勾當。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隱晦地告訴你，誰是抗戰時期的大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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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春亭：抗戰期間，國民黨揭露共產黨與日本勾結，達成秘密協議：新四軍與日軍和睦相處。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強烈譴責國民黨造謠。抗戰勝利后，毛髮表文章指責蔣介石躲到峨嵋山上不抗日，專干竊取抗戰勝利果實摘桃子的勾當。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看《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吧，文章隱晦地告訴你，誰是抗戰時期的大漢奸!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來自：公安部網站
時間：2006-12-09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作者：孫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於河南省榮陽縣。1949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南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幹事、科員，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科員、副科長、副處長，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初離休。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色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這時，周恩來總理要求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機關和聯繫的部委派駐聯絡員，掌握動態，遇有緊急情況，可以直接向他報告。
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繫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辦公室也設在這裏，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任謝富治，副主任甘重斗。嚴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我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風暴」之後，嚴佑民派我為內務部(現改稱民政部)聯絡員。那時，內務部部長是曾山，副部長王一夫、黃慶熙。一個402人的部有七個造反組織。若以對待部領導的態度來劃分，可分為兩大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9月間的一天，「革聯」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對曾山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們瞞過家屬，避開「紅聯」，聯絡駐內務部機關內的學生「紅衛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低頭、彎腰、「噴氣式」)。家屬不見曾山的蹤影，著急打電話向內務辦求助。我立即詢問「革聯」，他們推說不知道。我又通知「紅聯」幫助尋找，得悉被「革聯」揪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的情況。當家屬趕到的時候，批鬥會已散場，曾山身倚金水橋欄杆，兩眼發直，似有輕生念頭。我把所獲情況當即報告嚴佑民，他又電話報告謝富治、周恩來。周總理就這一事件，要求內務辦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文件，並口述了文件的內容。嚴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務交給了我，並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的標題，送嚴佑民、謝富治審閱后，報送周恩來總理簽發。9月27日一早，嚴佑民和我就向內務部造反組織的頭頭傳達了這個指示。全文為下：
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于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內務部平靜下來了。但好景不長。10月，內務部造反派「革聯」根據抗戰時期我方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情況，武斷地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著干。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我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並參与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決策會議。
謝富治說：「那時，我在八路軍，在太岳，新四軍的情況不清楚。」
嚴佑民說：「那時，我在新四軍，在前線作戰，對軍部的情況不清楚。」
我說：「這事倒也好辦，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謝、嚴都表示同意，並決定查閱檔案的事由我來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必須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我寫了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分別簽署同意。我拿著他們的批件，同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同志，驅車到了位於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我向嚴佑民報告后，他找×××[1]補了一個手續。第二次到中央檔案館，軍代表仔細檢視了批件，沒有猶豫，即指示工作人員照辦。共找到有關此項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難得的是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那時陳毅在延安參加整風，有的電報他也看了。這時，我身心無比輕鬆，感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事情雖然有了結果，但向上級彙報，不能空口無憑，需有真憑實據。可是，檔案館規定，此類機密，不能外借，不準抄錄。經同軍代表交涉，他們允許我摘抄主要內容[4]。回機關后，顧不上吃飯，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先後簽署后，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頓脾氣。我的辦公室雖與之一牆之隔，但嚴的房門緊閉，聽不見說些什麼。謝走後，嚴佑民到我的辦公室，神色有點倉皇，苦笑著對我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2]，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后的一天，謝富治通知嚴佑民、趙雪瀛和我開會。會場上只有我們四個人，謝的態度比較平和。
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布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他接著又說：「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今後，如果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說完就走了。
我認為，這場風波可能就此打住了。嚴佑民卻認為不會這麼簡單，黨內的鬥爭相當複雜，「文革」以來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嚴佑民的分析是正確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后，立即撤離。接著，調派了三百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了這些檔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脫衣就寢。謝富治的秘書突然敲門，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通知立即去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並說：車已準備好，馬上走。公安部和大會堂只隔著天安門廣場，步行一刻鐘就夠了，卻派汽車相送，可見事態的嚴重和急迫。
我從大會堂的南門進去，遙望安徽廳的門口蹲著一個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廳內右側擺了一張長條桌，桌后坐著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桌子右邊橫頭旁，坐著嚴佑民和趙雪瀛。長條桌左側橫頭旁放了一把椅子，我進門后，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廳門左側靠牆放了一張桌子，有兩名穿軍裝的人做記錄。長條桌的對面三米處，有一個小方凳，沒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擺設，很明顯地是「三堂會審」的架式。審誰?當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來。審問開始了。
謝富治首先開口：「你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成分?」
他這十足審問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此前我在公安部機關工作13年，謝富治當公安部長后我在他身邊工作8年，他對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視為敵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回答，力圖證明自己的無辜。我的情緒鎮靜下來，回答了他的第一個提問。
謝：「你是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混進公安部的?」
答：「我沒有混進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區撤銷后，從中南公安部奉調進京的。當時從中南公安部選調了60名幹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長楊奇清帶隊到北京報到。」
因為提到了楊奇清，謝富治向旁邊的吳法憲小聲說：「楊奇清也有問題。」接著，謝又板起了面孔對我說：「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
我據實申辯：「這事和盜竊機密根本沾不上邊。」
我在詳談了內務部兩派鬥爭的情況後接著說：「我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對檔案資料的處理情況，謝副總理，×主任[1]和嚴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錯，主意是我出的，查檔報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們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沒有你們的批件，沒有你們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我。」
謝轉向×××說：「我在那個報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沖謝說：「你是副總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嗎?」
接著×××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
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很不高興地問：「你是從哪個部隊來的。」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從學部把我挑來的。」
又問：「你是造反派?」
軍代表答：「是的。」
×××又問：「學部的人怎麼穿上了軍裝?」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給我的。」
這時，×××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可能是他的秘書，或是辦案人員)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
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
我和嚴佑民、趙雪瀛、中央檔案館軍代表，目睹了這幾位中央首長表演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吳法憲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
審問繼續進行。
謝富治問我：「你為什麼要包庇曾山和陳毅?」
我回答說：「我作為駐內務部的聯絡員，弄清事實，協助領導平息紛爭，是我的職責。既然曾山問題成了紛爭的焦點，就需要設法澄清。查檔案，是為了澄清問題。我和曾山沒有私交，在我當聯絡員之前，彼此素不相識，沒有來往，我沒有理由包庇他。至於陳毅，他是元帥，我知道他，他並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我這個小人物。」
謝富治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因事關緊要，我還沒有想好回答的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准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謝富治說：「你承擔得了嗎?」
嚴佑民說：「應該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了眼睛，說肚子餓了，讓服務員拿夜餐來。服務員端上了包子和餛飩。吳法憲勸我們吃些夜餐。我哪裡還有心思吃飯，便說我不餓。
謝富治說：「既然不想吃，回家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節生動的課程，使我受益匪淺。我這個「小字輩」，在這幾位資深的「老領導」面前，一下子增長了許多社會知識和黨內鬥爭的知識。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來道貌岸然，內心卻齷齪陰險的人，若不慎跌入他們預設的陷阱，定會萬劫不復;不安的是為尊敬的嚴佑民同志擔心，他心懷坦誠，承擔責任，把我從政治泥沼中拉出來，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測，我於心難安。
1968年過年過後，公安部召開幹部大會，謝富治、×××、吳法憲出現在講台上。謝富治宣布，由解放軍接管公安部機關，公安部的全體人員，統統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會後，謝富治又委託嚴佑民召集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的全體人員開會，宣布撤銷機構，移交檔案，由軍隊接管。
公安部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是政治上、組織上肅清異己的「集中營」。非重點對象，兩個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點對象(多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個人歷史複雜者)，則不準回家，家屬送來日用品還要經過造反派的檢查。夜深人靜，是抓人送進監獄的時刻。吉普車一響，不用問，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僅1968年3月、4月內，我所認識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嚴佑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嚴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動和沉重的同時，陷入了更為沉靜的思索。我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對某些人炮製的這起冤案進行解剖。罪名當然是所謂的「盜竊核心機密」。那麼，首先一個問題，核心機密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其實，很簡單。抗戰末期[3]，日軍為了擺脫困境，向新四軍提出談判的要求，商談相互妥協的條件。新四軍作不了主，請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們接觸，並確定了虛與周旋，爭取時間，做好大反攻準備的方針和策略(祝春亭注：大反攻，其實就是日本投降后與國民黨搶地盤，然後演變成內戰奪江山)。於是才有新四軍代表曾山和日本軍方代表的接觸，相互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個問題，這件事，算不算核心機密?在當時，它是對敵鬥爭的重要策略，同時，為了防止在國際、國內造成影響，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動，必須嚴格保密，定為核心機密並不過分。但是，時過境遷，它的機密性也就喪失了。同時，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敵對雙方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乃是政治鬥爭、軍事鬥爭慣用的手段，並不新鮮。第三個問題，既然算不上核心機密，而決策者們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機密，就是把所謂的「機密」當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軍的組織部長，他的後面是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堅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對當權者卻有益無害;如果曾山認為事情已過去多年，又是經中央批准的而講了出去，那麼，劉少奇、陳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條證據。所以他們睜眼看著造反派胡鬧下去(當然也不排除這場鬧劇是他們幕後導演的)。第四個問題，即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是怎樣和整個事態聯繫起來的。我和嚴佑民當時不知道也不可能考慮到事情如此之奧妙，僅是憑著做人的良知和共產黨員的責任感行事的。
謝富治、×××事先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政治漩窩，一旦覺察，急於脫身，就需要找個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選對象，我出身不好，沒有後台，掀不起一點浪花。只是到了關鍵時刻，嚴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來。
通過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奸人預設的政治陷阱，他們想要獵捕的對象是曾山，是我無意之中做了于曾山有益的事，而具有強烈正義感的嚴佑民又救了我。
嚴佑民，這位堅貞的共產黨員，由於中華文化的長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無愧。然而正因為如此，他身陷絕境。
我不僅無力營救我的良師益友脫離「天牢」，而且還要隨時準備著身遭不測。我能夠辦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對自己的親屬後代略作交代，留下遺言;二是竭盡智慧，逃避時刻可能到來的更大的劫難。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師、摯友嚴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雖經過了下放勞動、黨員登記、批陳整風、批林整風等政治浪潮，卻都坎坎坷坷地走了過來。多少人間生死榮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過。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吳法憲鋃鐺入獄。1972年3月，謝富治患癌症，在掙扎中痛苦死去。黨內殘酷鬥爭中的倖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時，所謂「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冤案的涉嫌人嚴佑民還在獄中。
1972年9月，得悉嚴佑民被從秦城監獄假釋出來，住中央組織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設法避開公安部調研室造反派頭頭的糾纏，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獄生活，和相繼發生的心臟病、白內障、風濕性關節炎，折磨得這位很健壯的老人變了形狀。但他性格依然開朗，談吐依然妙趣橫生，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雖十分憂慮卻又滿懷信心。在這樣一位有恩於我的長者面前，我再也壓不住激動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話，一下子冒子出來：「查檔案的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該蹲四年牢的應該是我。」
沒有想到他聽后竟冷冷地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停一會兒他才接著說：「你這個書獃子，不要再說傻話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說話，四年就出來了。你如果進了監獄，誰替你說話?八年也出不來，很可能瘐死獄中……」說著，嚴老也越來越動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獄中的種種傷心事，就轉換話題談社會現象，談讀書心得，談詩文。他說：「在監獄里，我讀了《資本論》，《毛選》至少讀了四遍。」我說：「我看了一些歷史書籍《史記》、《漢書》、《隋書》和《三國志》，還心有所感，寫了一首詩。」他問我什麼詩，我吟給他聽，並寫出來給他看。
嚴君
春秋幾番是非纏，
敢笑廷尉羈張盤。
友情泣血染濁水，
正氣凌空刺雲天。
楓葉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膽不寒。
四年囹圄等閑事，
收拾行裝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說：「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歡最後兩句，『四年囹圄等閑事，收拾行裝再向前』。」
粉碎「四人幫」后，嚴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掃蕩「四人幫」的老巢，以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
(以下註釋、分析僅供參考)
【註釋】
[1]「XXX」、「X主任」——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旺東興。
文中有：「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中央辦公廳主任正是汪東興。「×××」、「×主任」——是旺東興無疑。
[2]「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他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汪東興和吳法憲嗎?汪只聽毛和周的。這位中央負責同志絕對不是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的任何一人，否則早就寫出名字了，正好向他們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為康生隱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只能是正面人物，絕不是反而人物。
1967年以後，中央各部委都癱瘓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權，劉少奇、鄧小平又被打倒，這時能說上話又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汪東興、吳法憲的就只有周恩來和毛了。歷史上經常出現故弄玄虛的事，1949年國共兩黨和談期間，在報紙上突然宣布要懲治「戰爭罪犯」的文章，並把「戰犯」的名字列了出來，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權威人士」這種稱呼來玄虛天下人，其實「權威人士」是毛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是總理周恩來。
[3]「抗戰末期」：不是抗戰末期，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著：電報跨越時間很長。
[4]本文中只寫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寫：我(孫宇亭)和趙雪瀛等四個人花了四天時間查了中央秘密檔案館。他們為了向上級彙報，當時抄出了電報中締結條約的具體條文。電報很多，跨越時間很長。
[5]嚴佑民：十年動亂中，嚴佑民同志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但他堅信真理，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1975年10月恢復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長。1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組成員。1977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后兼任上海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1981年2月，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紀委第一書記、政法委書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紀委委員。1983年任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派駐廣東省委聯絡組組長。1985年為中央派駐中南五省整黨巡視組組長，後任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等職。嚴佑民同志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等作出了突出貢獻。嚴佑民同志是黨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屆人大代表。
注：嚴佑民的被迫害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根本沒有任何一點關係。是「一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迫害。1975年10月正是四人幫很兇的時候他恢復了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長』。可見四人幫根本就不理他。他又的確有後台，所以敢扛事。他不但恢復了工作，而且還升了官。
[6]嚴佑民後來經常說：「我被捕后，沒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護了曾山。」其實他根本保護不了曾山。曾山也被「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所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