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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賓雁自傳》【前言 】

一個人走上什麼樣的生活道路，往往並不取決於自己——既不決定於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願望為轉移。至少，在二十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是如此。

我生來是一個愛幻想、有幾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環境下，我多半會成為一個離群索居的詩人，或埋首古籍的學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夥伴和我本人，絕不會想到我在三十歲上捲入中國的政治漩渦，成為全國聞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會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後，我會重蹈復轍，第二次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遭到最劇烈的譴責和批判。

除了暫短的出國訪問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國：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人。然而漢人中有如我這樣際遇的人，卻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許多漢人都會去做的事，但我又確實做了一些一般漢人絕不會去做的事。而無論前者或後者，又都是中國的社會潮流驅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兩次政治悲劇，都發生在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頭。

很多中國人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卻覺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運，發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歷史為中國提供的第一次良機被錯過之時。我作為百萬名右派分子之一，不過是較早地分享了幾億人一九五八年之後的厄運。我第二次遭難的一九八七年，中國已走上任何人無力扭轉的改革道路：中國命運的這一轉折，使我這個「受難者」非但沒有遭到什麼苦難，反而得到了我愧於接受的許多恩寵。因而此刻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覺得自己是中國最幸運的一個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比我幸運得多的人，他們的墓志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這樣的中國人本來很多，並且也有過和我相似的經歷。我的幸運在於我活了下來，並且將活到二十世紀末，因而有機會看到光明終於在中國大地上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