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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自传》【前言 】

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既不决定于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至少，在二十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是如此。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复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除了暂短的出国访问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国：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然而汉人中有如我这样际遇的人，却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许多汉人都会去做的事，但我又确实做了一些一般汉人绝不会去做的事。而无论前者或后者，又都是中国的社会潮流驱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两次政治悲剧，都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

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却觉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运，发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历史为中国提供的第一次良机被错过之时。我作为百万名右派分子之一，不过是较早地分享了几亿人一九五八年之后的厄运。我第二次遭难的一九八七年，中国已走上任何人无力扭转的改革道路：中国命运的这一转折，使我这个“受难者”非但没有遭到什么苦难，反而得到了我愧于接受的许多恩宠。因而此刻当我写这几行字时，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个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并无悔恨。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这样的中国人本来很多，并且也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我的幸运在于我活了下来，并且将活到二十世纪末，因而有机会看到光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