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面臨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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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面臨的經濟危機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5月5日
作者 何清漣
據海外好幾家媒體報道，中國共青團中央為了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計劃在2022年前動員1000多萬青年下鄉。海外輿論嘩然，將這場運動與中國毛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相比，稱之為千萬青年成為「開荒牛」的「新上山下鄉」。經查證，這次「風起「的」青萍之末「「是這條《團中央：3年內組織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下鄉》 ，文內附有紅頭文件的圖片。從文件內容來看，與毛的上山下鄉並不相同，「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是為時壹個月左右的限時活動，與「1000多萬青年下鄉」紮根農村也有很大區別。
毛時代的上山下鄉成國民噩夢記憶
新上山下鄉之所以會成傳媒壹時轟傳的信息，與國內的政治環境分不開。近年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政策呈現向毛時代回歸的傾向，各種形似政策不斷出台，恢復計劃經濟、第二輪公私合營，加上本輪的新上山下鄉，這些大事件幾乎都是中國人對當年噩夢般的集體記憶的壹種社會反射。
20世紀當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壹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經歷迅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並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產業就業率的高低為衡量壹國現代化程度的指標。但只有經歷過紅色革命的中國，在毛時代卻發動了綿延25年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讓幾代青年掙扎在貧窮落後的泥淖之中。
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對「上山下鄉運動」有著痛苦回憶。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升學深造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絕大多數是將來上山下鄉從事生產勞動。這是目前考證出來的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最早文獻。這場持續了25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在改革開放初期被中共作為「撥亂反正」的重點領域。鄧小平在1978年曾用幾句話對此做了評斷：「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據說李先念還加了壹個「國家不滿意」。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起草了壹份《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起因、發展、失誤、教訓等若干重大問題給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19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壹次大試驗。
上山下鄉運動緣于解決就業，這點中共政府並未說謊，有兩個指標足以說明問題：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業人員中，從事第壹產業（農林牧副漁）的2.93億人，佔70.5%；從事第二產業的0.69億人，佔17.3%；從事第三產業的0.49億人，佔12.2%。毛時代消滅私人經濟，1978年僅有個體就業人員15萬人，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不到0.04%。
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著城市裡幾乎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提供給新增的年輕人，儘管農村也人滿為患，但對於毛澤東來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將城市人口用各種方式遣送至鄉下，讓他們在農村的勞動大軍中稀釋，也比在城市裡遊盪，造成的社會問題少得多。
鄧小平總結的「三個不滿意」，背後隱藏著2000萬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傷，後來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農村基層幹部及兵團幹部蹂躪的悲慘故事。
失業壓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這次共青團中央文件傳播成新「上山下鄉」——「三年內1000萬青年下鄉」，並非沒有緣由。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失業壓力仍然非常沈重。
中國的城市化率與第壹產業從業人口已經完全不同於毛時代。就在2018年6月，中國官方媒體還以《中國城市40年巨變：城鎮人口增長近4倍，城鎮化率提升兩倍多》為題，報道了城市化率提高這壹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31億人，城鎮化率（城鎮人口比重）為59.58%，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億人，其中第壹產業就業人員僅佔27％，與1978年第壹產業就業人口佔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謂不快。可以說，在全球化擴張的30年中，美國、歐洲發達國家存在利益受損的中產人群，只有中國、印度是凈受益國，由於比較成本優勢，發達國家資本不斷流向中國，中國的新興產業急劇擴張。如此有利情勢，為何中國還會存在就業難這壹難題？原因如下：
中國人口基數大，就業壓力壹直沈重。2019年，中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全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增勞動力仍然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高校畢業生數量達到834萬，再創新高——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里，1999年之後教育產業化開始後幾年，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就開始出現，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成為社會問題。各高等院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2014年，大學生畢業生高達727萬人，當時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2016年，高校畢業生增至765萬人。再加上「海歸」與尚未找到工作的歷屆畢業生，據說有近1000萬知識型勞力未能就業。
結構性失業。中國就業難題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國的失業陰霾將更厚重》已經分析過，持續數年的經濟下行壓力，不少製造業企業破產；貿易戰壓力下外資撤離；AI政策導致結構性失業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策，就將「穩就業」列為第壹條。
農村勞動力壹直處於過剩狀態。據官方數據，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7億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2億人。由於企業破產潮，不少農民工失去工作機會，據《財經》雜誌2018年5月4日報道，有「50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國人皆知，返鄉創業只是個好聽的說法，大多數農村地區其實無業可創。
從團中央那份語焉不詳的文件來看，確實是為了迎合「鄉村振興戰略」而發。從各種官方文章來看，「韓國新村運動」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藍本。鄭新立於2006年1月在《人民論壇》上發表的《韓國」新村運動」啟示錄》，算是中國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紹。此後，配合中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以後陸續有介紹韓國新村運動的文章問世。由於中國農村黑社會化、鄉村文化痞子化現象日益嚴重，不少文章針對性地提到韓國在開展「新村運動」之前，農村男性賭博、酗酒等惡劣的鄉村風氣在新村運動之後大有改善。從共青團中央發的文件內容來看，似乎是想通過城市青年下鄉，帶去壹些新思想、新風氣，包括科技下鄉之類，以改變中國農村的頹廢落後衰敗，同時也為暫時處於無業狀態中的青年找點有益的事情做，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還是有用之材——這種情形在日本也出現過。日本有部電視連續劇《遲開的向日葵》，講述的就是東京失業青年參加壹個政府項目，到相對不發達的鄉村去幫助建設，並從中尋找到人生意義、重拾生活熱情的故事。
韓國新村運動從1970 年代初期開始，從精神啟蒙、環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個方面同時推進，其間確實有青年大學生下鄉促進「綠色新政」這類活動，國際社會亦有參与。但「新村運動」最為核心的工作是培養村莊領導人，從而推進鄉村發展。與其他援助項目的不同之處在於，新村運動不是單純的「富有國家援助貧困國家」，而是幫助它們實現自我發展。中國農村情況與韓國完全不壹樣，我在《中國：潰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專門論述，鄉村社會的黑惡化與墮落，農村人的絕望與無出路，將反噬整個中國社會。加上中國青年與韓國青年的人生態度有較大差別，這種情況下，指望三年內派遣1000萬人次青年下鄉，每次不超過壹個月的蜻蜓點水式下鄉，不可能對農村發展有所促進。
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還這麼缺乏就業機會，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開始的「滅村運動」與「虛假城市化」。
在城市化不到60%的時候，中國開始了各種「到農村去」的社會動員，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可謂特殊。究其原因，實因從2005年開始的快速城市化過程，是壹種無就業增長的虛假城市化。
依靠「滅村運動」推動的虛假城市化
測量城市化程度有兩種方法。第壹種，城市化人口占壹國總人口之比，城市區域由各國自行劃分，標準不壹。第二種是城市化變動率，用來描述在壹個指定的時段內預計的平均城市化變動率。第二種方法主要見之於專業人士行內討論，本文使用第壹種方法。
英國是最早開始工業革命的國家，也是最早開始城市化的國家。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化，社會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水平超過90%。繼英國之後，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也相繼開始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進程。現階段，這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直到20世紀中期才開始城市化進程，目前，城市化水平大多處在50%-65%之間。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體量早就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但在城市化水平上，遠低於發達國家，2018年的城市化水平約為59.58%，在發展中國家居中等水平。
多年來，學界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比較，發現壹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不相適應，就會出現兩類不合理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低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被稱為「滯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被稱為「虛假城市化」，這些現象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其中，虛假城市化現象主要發生在拉丁美洲地區，如巴西、阿根廷等國，大量進城的農民在城市無業可就，大城市周邊成為城市貧民窟集中之地。
中國從2005年開始進入「虛假城市化」階段，當時中國正通過「滅村運動」快速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為何要如此？乃因當時取消農業稅，地方財政得另覓財源。專家們預測，經濟每增長壹個百分點增長就意味著有上千萬人進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同時還有研究表明，城鎮人口每增長壹個百分點，將可帶動最終消費增加1.6%。為了推進城市化，中國在全國各地開展了政府做推手的「滅村運動」。
中國「滅村運動「始末
中國經常發生各種大事，社會注意力很快被轉移，從而導致不少事情很快被遺忘，從2005年至習李接管中央權力這壹期間的「滅村運動」就是壹例。
從源頭上說，這是中央文件惹出來的禍。據國內研究者考證，2004年10月21日，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挂鉤」，為農村與城市置換用地指標開闢了法律通道。2006年，國土部確定了首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試點省份，山東、天津、江蘇、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國土部列為第壹批試點。2008年6月頒布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管理辦法》，此後又於2008、2009年國土部分別批准了19省加入增減挂鉤試點。2008年底，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出台之後，國土部推出了壹系列措施與之結合，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周轉指標。
所謂「增減挂鉤」，是指「將擬整理復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地塊（即拆舊地塊）和擬用於城鎮建設的地塊（即建新地塊）等面積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在保證項目區內各類土地面積平衡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增加耕地有效面積……節約集約利用建設用地，城鄉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標」，話說得曲里拐彎，要害就是新舊地塊「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說白了，所謂「增減挂鉤」，是國土部在土地資源緊張的環境下，為了方便地方政府「找地」——增加建設用地指標而煞費苦心想出的壹個變通辦法。許多地方政府讓邊遠農村整理壹些根本種不出糧食的劣質荒地，報稱增加了耕地，再讓經濟發達的城鎮出錢買這些指標，用以擴大房地產開發用地。政府部門之間玩這種瞞天過海的數字遊戲，其實質就是國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鄖文聚所說的：大規模「借出」周轉指標，是國土部的策略，是為應對各地用地壓力和許多不可測因素。
有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管理辦法》開闢的政策通道，全國各地在土地財政的驅動下，壹場規模浩大的「滅村運動」席捲了全中國20多個省市區，有著千百年厚重積淀的無數村莊，幾年之間便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陸續消失。各地方政府有壹個共同目標：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
在「拆村並居」的浪潮席捲之下，無數農民「被上樓」。那段時期，全國媒體頻頻曝光各地大搞拆村並居的「滅村運動」，以及農民在「滅村運動」中遭遇到的種種政府暴行。到底有多少村莊被消滅？我遍查國內網站，無從獲得詳細數據。百度有兩個「滅村運動」的詞條，但均語焉不詳。被廣泛引用的壹個區域性數據是在山東諸城，行政村編製被全部取消，數千個自然村落、1249個行政村合併為208個社區，70萬農民正在告別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區。2008年5月底，國土部9個調研組對24個增減挂鉤試點省份進行了快速調研，發現了不少問題，1996年，中國的耕地數量還維持在19.51億畝，此後11年間，中國耕地減少1.25億畝，超過河南全部耕地面積，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也由1.59畝降到1.39畝。國人普遍擔心，按照這樣的減少速度，中國的耕地還能不能養活中國人？——2008 年以後，中國當局宣布土地整理、土地開發、土地復墾，新增耕地面積不再單獨進行更新，土地總面積突然增加，對這種數字遊戲，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虛假城市化結果：房地產泡沫與農民變遊民
出於地方財政需要將農民強行趕上樓的所謂「城市化」，就是拉美髮展中國家出現的「虛假城市化」。這種「虛假城市化」帶來幾個後果：
壹、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本來是世界各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先決條件。中國的虛假城市化並無這個前提條件，大量農村人口進入新建的城鎮或小區居住，卻沒能得到新的就業崗位，成為剩餘勞動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產高峰時期，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進入房地產業特別是建築業（2007年達3133.7萬，2009年3900萬人，占當年度農民工總量的17.3%），這個問題似乎不太嚴重。房地產業壹退潮，農民工大量失業。
二、房地產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2017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報告，指出中國二、三線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別為22.2%和21.8%，遠超壹線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類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壹，且呈持續上升趨勢，達26.6%。壹些省市為了鼓勵農民買房，用補貼形式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比如江蘇宿遷宿豫區、貴州遵義市、四川南充蓬安縣、遼寧省、山東菏澤成武縣等地，但農民很少為其所動。
三、現在農村戶籍上附著的重要福利，導致80%的農民不願放棄農村戶籍。這些福利包括：壹是耕地承包權；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於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農民征地時可兌換成巨大利益，導致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戶籍含金量遠遠超過城市戶籍——這壹點，是新上山下鄉運動不可能發生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城市青年願意到農村去，上述福利壹樣也沒有。
如今，中國在城鎮化率只有59.58%的時候，卻出現了「到農村去」（主要是農民工返鄉）的逆城市化趨勢，只能說是當年虛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製造業在短期內無振興現象，這種狀態將持續相當長的壹段時期。共青團中央為附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三下鄉活動」被轟傳成「新上山下鄉」，則是國民對上山下鄉的痛苦集體記憶、城市失業現象嚴重、農民工返鄉、民眾對習近平崇拜毛澤東等各種政治、社會因素的混合產物。
據海外好幾家媒體報道，中國共青團中央為了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計劃在2022年前動員1000多萬青年下鄉。海外輿論嘩然，將這場運動與中國毛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相比，稱之為千萬青年成為「開荒牛」的「新上山下鄉」。經查證，這次「風起「的」青萍之末「「是這條《團中央：3年內組織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下鄉》 ，文內附有紅頭文件的圖片。從文件內容來看，與毛的上山下鄉並不相同，「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是為時壹個月左右的限時活動，與「1000多萬青年下鄉」紮根農村也有很大區別。
毛時代的上山下鄉成國民噩夢記憶
新上山下鄉之所以會成傳媒壹時轟傳的信息，與國內的政治環境分不開。近年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政策呈現向毛時代回歸的傾向，各種形似政策不斷出台，恢復計劃經濟、第二輪公私合營，加上本輪的新上山下鄉，這些大事件幾乎都是中國人對當年噩夢般的集體記憶的壹種社會反射。
20世紀當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壹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經歷迅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並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產業就業率的高低為衡量壹國現代化程度的指標。但只有經歷過紅色革命的中國，在毛時代卻發動了綿延25年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讓幾代青年掙扎在貧窮落後的泥淖之中。
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對「上山下鄉運動」有著痛苦回憶。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升學深造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絕大多數是將來上山下鄉從事生產勞動。這是目前考證出來的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最早文獻。這場持續了25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在改革開放初期被中共作為「撥亂反正」的重點領域。鄧小平在1978年曾用幾句話對此做了評斷：「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據說李先念還加了壹個「國家不滿意」。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起草了壹份《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起因、發展、失誤、教訓等若干重大問題給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19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壹次大試驗。
上山下鄉運動緣于解決就業，這點中共政府並未說謊，有兩個指標足以說明問題：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業人員中，從事第壹產業（農林牧副漁）的2.93億人，佔70.5%；從事第二產業的0.69億人，佔17.3%；從事第三產業的0.49億人，佔12.2%。毛時代消滅私人經濟，1978年僅有個體就業人員15萬人，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不到0.04%。
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著城市裡幾乎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提供給新增的年輕人，儘管農村也人滿為患，但對於毛澤東來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將城市人口用各種方式遣送至鄉下，讓他們在農村的勞動大軍中稀釋，也比在城市裡遊盪，造成的社會問題少得多。
鄧小平總結的「三個不滿意」，背後隱藏著2000萬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傷，後來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農村基層幹部及兵團幹部蹂躪的悲慘故事。
失業壓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這次共青團中央文件傳播成新「上山下鄉」——「三年內1000萬青年下鄉」，並非沒有緣由。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失業壓力仍然非常沈重。
中國的城市化率與第壹產業從業人口已經完全不同於毛時代。就在2018年6月，中國官方媒體還以《中國城市40年巨變：城鎮人口增長近4倍，城鎮化率提升兩倍多》為題，報道了城市化率提高這壹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31億人，城鎮化率（城鎮人口比重）為59.58%，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億人，其中第壹產業就業人員僅佔27％，與1978年第壹產業就業人口佔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謂不快。可以說，在全球化擴張的30年中，美國、歐洲發達國家存在利益受損的中產人群，只有中國、印度是凈受益國，由於比較成本優勢，發達國家資本不斷流向中國，中國的新興產業急劇擴張。如此有利情勢，為何中國還會存在就業難這壹難題？原因如下：
中國人口基數大，就業壓力壹直沈重。2019年，中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全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增勞動力仍然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高校畢業生數量達到834萬，再創新高——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里，1999年之後教育產業化開始後幾年，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就開始出現，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成為社會問題。各高等院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2014年，大學生畢業生高達727萬人，當時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2016年，高校畢業生增至765萬人。再加上「海歸」與尚未找到工作的歷屆畢業生，據說有近1000萬知識型勞力未能就業。
結構性失業。中國就業難題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國的失業陰霾將更厚重》已經分析過，持續數年的經濟下行壓力，不少製造業企業破產；貿易戰壓力下外資撤離；AI政策導致結構性失業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策，就將「穩就業」列為第壹條。
農村勞動力壹直處於過剩狀態。據官方數據，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7億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2億人。由於企業破產潮，不少農民工失去工作機會，據《財經》雜誌2018年5月4日報道，有「50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國人皆知，返鄉創業只是個好聽的說法，大多數農村地區其實無業可創。
從團中央那份語焉不詳的文件來看，確實是為了迎合「鄉村振興戰略」而發。從各種官方文章來看，「韓國新村運動」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藍本。鄭新立於2006年1月在《人民論壇》上發表的《韓國」新村運動」啟示錄》，算是中國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紹。此後，配合中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以後陸續有介紹韓國新村運動的文章問世。由於中國農村黑社會化、鄉村文化痞子化現象日益嚴重，不少文章針對性地提到韓國在開展「新村運動」之前，農村男性賭博、酗酒等惡劣的鄉村風氣在新村運動之後大有改善。從共青團中央發的文件內容來看，似乎是想通過城市青年下鄉，帶去壹些新思想、新風氣，包括科技下鄉之類，以改變中國農村的頹廢落後衰敗，同時也為暫時處於無業狀態中的青年找點有益的事情做，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還是有用之材——這種情形在日本也出現過。日本有部電視連續劇《遲開的向日葵》，講述的就是東京失業青年參加壹個政府項目，到相對不發達的鄉村去幫助建設，並從中尋找到人生意義、重拾生活熱情的故事。
韓國新村運動從1970 年代初期開始，從精神啟蒙、環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個方面同時推進，其間確實有青年大學生下鄉促進「綠色新政」這類活動，國際社會亦有參与。但「新村運動」最為核心的工作是培養村莊領導人，從而推進鄉村發展。與其他援助項目的不同之處在於，新村運動不是單純的「富有國家援助貧困國家」，而是幫助它們實現自我發展。中國農村情況與韓國完全不壹樣，我在《中國：潰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專門論述，鄉村社會的黑惡化與墮落，農村人的絕望與無出路，將反噬整個中國社會。加上中國青年與韓國青年的人生態度有較大差別，這種情況下，指望三年內派遣1000萬人次青年下鄉，每次不超過壹個月的蜻蜓點水式下鄉，不可能對農村發展有所促進。
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還這麼缺乏就業機會，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開始的「滅村運動」與「虛假城市化」。
在城市化不到60%的時候，中國開始了各種「到農村去」的社會動員，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可謂特殊。究其原因，實因從2005年開始的快速城市化過程，是壹種無就業增長的虛假城市化。
依靠「滅村運動」推動的虛假城市化
測量城市化程度有兩種方法。第壹種，城市化人口占壹國總人口之比，城市區域由各國自行劃分，標準不壹。第二種是城市化變動率，用來描述在壹個指定的時段內預計的平均城市化變動率。第二種方法主要見之於專業人士行內討論，本文使用第壹種方法。
英國是最早開始工業革命的國家，也是最早開始城市化的國家。隨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化，社會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水平超過90%。繼英國之後，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也相繼開始工業化，推動城市化進程。現階段，這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直到20世紀中期才開始城市化進程，目前，城市化水平大多處在50%-65%之間。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體量早就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但在城市化水平上，遠低於發達國家，2018年的城市化水平約為59.58%，在發展中國家居中等水平。
多年來，學界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比較，發現壹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不相適應，就會出現兩類不合理的現象。城市化水平低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被稱為「滯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被稱為「虛假城市化」，這些現象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其中，虛假城市化現象主要發生在拉丁美洲地區，如巴西、阿根廷等國，大量進城的農民在城市無業可就，大城市周邊成為城市貧民窟集中之地。
中國從2005年開始進入「虛假城市化」階段，當時中國正通過「滅村運動」快速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為何要如此？乃因當時取消農業稅，地方財政得另覓財源。專家們預測，經濟每增長壹個百分點增長就意味著有上千萬人進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同時還有研究表明，城鎮人口每增長壹個百分點，將可帶動最終消費增加1.6%。為了推進城市化，中國在全國各地開展了政府做推手的「滅村運動」。
中國「滅村運動「始末
中國經常發生各種大事，社會注意力很快被轉移，從而導致不少事情很快被遺忘，從2005年至習李接管中央權力這壹期間的「滅村運動」就是壹例。
從源頭上說，這是中央文件惹出來的禍。據國內研究者考證，2004年10月21日，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挂鉤」，為農村與城市置換用地指標開闢了法律通道。2006年，國土部確定了首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試點省份，山東、天津、江蘇、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國土部列為第壹批試點。2008年6月頒布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管理辦法》，此後又於2008、2009年國土部分別批准了19省加入增減挂鉤試點。2008年底，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出台之後，國土部推出了壹系列措施與之結合，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周轉指標。
所謂「增減挂鉤」，是指「將擬整理復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地塊（即拆舊地塊）和擬用於城鎮建設的地塊（即建新地塊）等面積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在保證項目區內各類土地面積平衡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增加耕地有效面積……節約集約利用建設用地，城鄉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標」，話說得曲里拐彎，要害就是新舊地塊「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說白了，所謂「增減挂鉤」，是國土部在土地資源緊張的環境下，為了方便地方政府「找地」——增加建設用地指標而煞費苦心想出的壹個變通辦法。許多地方政府讓邊遠農村整理壹些根本種不出糧食的劣質荒地，報稱增加了耕地，再讓經濟發達的城鎮出錢買這些指標，用以擴大房地產開發用地。政府部門之間玩這種瞞天過海的數字遊戲，其實質就是國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鄖文聚所說的：大規模「借出」周轉指標，是國土部的策略，是為應對各地用地壓力和許多不可測因素。
有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管理辦法》開闢的政策通道，全國各地在土地財政的驅動下，壹場規模浩大的「滅村運動」席捲了全中國20多個省市區，有著千百年厚重積淀的無數村莊，幾年之間便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陸續消失。各地方政府有壹個共同目標：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
在「拆村並居」的浪潮席捲之下，無數農民「被上樓」。那段時期，全國媒體頻頻曝光各地大搞拆村並居的「滅村運動」，以及農民在「滅村運動」中遭遇到的種種政府暴行。到底有多少村莊被消滅？我遍查國內網站，無從獲得詳細數據。百度有兩個「滅村運動」的詞條，但均語焉不詳。被廣泛引用的壹個區域性數據是在山東諸城，行政村編製被全部取消，數千個自然村落、1249個行政村合併為208個社區，70萬農民正在告別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區。2008年5月底，國土部9個調研組對24個增減挂鉤試點省份進行了快速調研，發現了不少問題，1996年，中國的耕地數量還維持在19.51億畝，此後11年間，中國耕地減少1.25億畝，超過河南全部耕地面積，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也由1.59畝降到1.39畝。國人普遍擔心，按照這樣的減少速度，中國的耕地還能不能養活中國人？——2008 年以後，中國當局宣布土地整理、土地開發、土地復墾，新增耕地面積不再單獨進行更新，土地總面積突然增加，對這種數字遊戲，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虛假城市化結果：房地產泡沫與農民變遊民
出於地方財政需要將農民強行趕上樓的所謂「城市化」，就是拉美髮展中國家出現的「虛假城市化」。這種「虛假城市化」帶來幾個後果：
壹、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本來是世界各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先決條件。中國的虛假城市化並無這個前提條件，大量農村人口進入新建的城鎮或小區居住，卻沒能得到新的就業崗位，成為剩餘勞動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產高峰時期，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進入房地產業特別是建築業（2007年達3133.7萬，2009年3900萬人，占當年度農民工總量的17.3%），這個問題似乎不太嚴重。房地產業壹退潮，農民工大量失業。
二、房地產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2017中國城鎮住房空置分析》報告，指出中國二、三線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別為22.2%和21.8%，遠超壹線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類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壹，且呈持續上升趨勢，達26.6%。壹些省市為了鼓勵農民買房，用補貼形式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比如江蘇宿遷宿豫區、貴州遵義市、四川南充蓬安縣、遼寧省、山東菏澤成武縣等地，但農民很少為其所動。
三、現在農村戶籍上附著的重要福利，導致80%的農民不願放棄農村戶籍。這些福利包括：壹是耕地承包權；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於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農民征地時可兌換成巨大利益，導致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戶籍含金量遠遠超過城市戶籍——這壹點，是新上山下鄉運動不可能發生的主要原因，因為就算城市青年願意到農村去，上述福利壹樣也沒有。
如今，中國在城鎮化率只有59.58%的時候，卻出現了「到農村去」（主要是農民工返鄉）的逆城市化趨勢，只能說是當年虛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製造業在短期內無振興現象，這種狀態將持續相當長的壹段時期。共青團中央為附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三下鄉活動」被轟傳成「新上山下鄉」，則是國民對上山下鄉的痛苦集體記憶、城市失業現象嚴重、農民工返鄉、民眾對習近平崇拜毛澤東等各種政治、社會因素的混合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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