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面临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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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面临的经济危机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5月5日
作者 何清涟
据海外好几家媒体报道，中国共青团中央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计划在2022年前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海外舆论哗然，将这场运动与中国毛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称之为千万青年成为“开荒牛”的“新上山下乡”。经查证，这次“风起“的”青萍之末““是这条《团中央：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 ，文内附有红头文件的图片。从文件内容来看，与毛的上山下乡并不相同，“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是为时壹个月左右的限时活动，与“1000多万青年下乡”扎根农村也有很大区别。
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成国民噩梦记忆
新上山下乡之所以会成传媒壹时轰传的信息，与国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策呈现向毛时代回归的倾向，各种形似政策不断出台，恢复计划经济、第二轮公私合营，加上本轮的新上山下乡，这些大事件几乎都是中国人对当年噩梦般的集体记忆的壹种社会反射。
20世纪当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壹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迅速推進的城市化过程，并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率的高低为衡量壹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但只有经历过红色革命的中国，在毛时代却发动了绵延25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让几代青年挣扎在贫穷落后的泥淖之中。
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痛苦回忆。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目前考证出来的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早文献。这场持续了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共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领域。邓小平在1978年曾用几句话对此做了评断：“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壹个“国家不满意”。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壹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壹次大试验。
上山下乡运动缘于解决就业，这点中共政府并未说谎，有两个指标足以说明问题：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第壹产业（农林牧副渔）的2.93亿人，占70.5%；从事第二产业的0.69亿人，占17.3%；从事第三产业的0.49亿人，占12.2%。毛时代消灭私人经济，1978年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0.04%。
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着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提供给新增的年轻人，尽管农村也人满为患，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人口用各种方式遣送至乡下，让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大军中稀释，也比在城市里游荡，造成的社会问题少得多。
邓小平总结的“三个不满意”，背后隐藏着2000万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伤，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农村基层干部及兵团干部蹂躏的悲惨故事。
失业压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这次共青团中央文件传播成新“上山下乡”——“三年内1000万青年下乡”，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失业压力仍然非常沈重。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壹产业从业人口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就在2018年6月，中国官方媒体还以《中国城市40年巨变：城镇人口增长近4倍，城镇化率提升两倍多》为题，报道了城市化率提高这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1亿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亿人，其中第壹产业就业人员仅占27％，与1978年第壹产业就业人口占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谓不快。可以说，在全球化扩张的30年中，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存在利益受损的中产人群，只有中国、印度是净受益国，由于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资本不断流向中国，中国的新兴产业急剧扩张。如此有利情势，为何中国还会存在就业难这壹难题？原因如下：
中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壹直沈重。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全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再创新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1999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开始后几年，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就开始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问题。各高等院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2014年，大学生毕业生高达727万人，当时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2016年，高校毕业生增至765万人。再加上“海归”与尚未找到工作的历届毕业生，据说有近1000万知识型劳力未能就业。
结构性失业。中国就业难题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国的失业阴霾将更厚重》已经分析过，持续数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制造业企业破产；贸易战压力下外资撤离；AI政策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就将“稳就业”列为第壹条。
农村劳动力壹直处于过剩状态。据官方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7亿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由于企业破产潮，不少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据《财经》杂志2018年5月4日报道，有“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国人皆知，返乡创业只是个好听的说法，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实无业可创。
从团中央那份语焉不详的文件来看，确实是为了迎合“乡村振兴战略”而发。从各种官方文章来看，“韩国新村运动”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蓝本。郑新立于2006年1月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算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绍。此后，配合中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以后陆续有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章问世。由于中国农村黑社会化、乡村文化痞子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少文章针对性地提到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之前，农村男性赌博、酗酒等恶劣的乡村风气在新村运动之后大有改善。从共青团中央发的文件内容来看，似乎是想通过城市青年下乡，带去壹些新思想、新风气，包括科技下乡之类，以改变中国农村的颓废落后衰败，同时也为暂时处于无业状态中的青年找点有益的事情做，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还是有用之材——这种情形在日本也出现过。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迟开的向日葵》，讲述的就是东京失业青年参加壹个政府项目，到相对不发达的乡村去帮助建设，并从中寻找到人生意义、重拾生活热情的故事。
韩国新村运动从1970 年代初期开始，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同时推進，其间确实有青年大学生下乡促進“绿色新政”这类活动，国际社会亦有参与。但“新村运动”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進乡村发展。与其他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村运动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农村情况与韩国完全不壹样，我在《中国：溃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专门论述，乡村社会的黑恶化与堕落，农村人的绝望与无出路，将反噬整个中国社会。加上中国青年与韩国青年的人生态度有较大差别，这种情况下，指望三年内派遣1000万人次青年下乡，每次不超过壹个月的蜻蜓点水式下乡，不可能对农村发展有所促進。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还这么缺乏就业机会，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开始的“灭村运动”与“虚假城市化”。
在城市化不到60%的时候，中国开始了各种“到农村去”的社会动员，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可谓特殊。究其原因，实因从2005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是壹种无就业增长的虚假城市化。
依靠“灭村运动”推动的虚假城市化
测量城市化程度有两种方法。第壹种，城市化人口占壹国总人口之比，城市区域由各国自行划分，标准不壹。第二种是城市化变动率，用来描述在壹个指定的时段内预计的平均城市化变动率。第二种方法主要见之于专业人士行内讨论，本文使用第壹种方法。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社会经济進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超过90%。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相继开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進程。现阶段，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城市化進程，目前，城市化水平大多处在50%-65%之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体量早就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在城市化水平上，远低于发达国家，2018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9.58%，在发展中国家居中等水平。
多年来，学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比较，发现壹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不相适应，就会出现两类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虚假城市化”，这些现象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虚假城市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大量進城的农民在城市无业可就，大城市周边成为城市贫民窟集中之地。
中国从2005年开始進入“虚假城市化”阶段，当时中国正通过“灭村运动”快速推進中国的城市化。为何要如此？乃因当时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得另觅财源。专家们预测，经济每增长壹个百分点增长就意味着有上千万人進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还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壹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为了推進城市化，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政府做推手的“灭村运动”。
中国“灭村运动“始末
中国经常发生各种大事，社会注意力很快被转移，从而导致不少事情很快被遗忘，从2005年至习李接管中央权力这壹期间的“灭村运动”就是壹例。
从源头上说，这是中央文件惹出来的祸。据国内研究者考证，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为农村与城市置换用地指标开辟了法律通道。2006年，国土部确定了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省份，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第壹批试点。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此后又于2008、2009年国土部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2008年底，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国土部推出了壹系列措施与之结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所谓“增减挂钩”，是指“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话说得曲里拐弯，要害就是新旧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说白了，所谓“增减挂钩”，是国土部在土地资源紧张的环境下，为了方便地方政府“找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而煞费苦心想出的壹个变通办法。许多地方政府让边远农村整理壹些根本种不出粮食的劣质荒地，报称增加了耕地，再让经济发达的城镇出钱买这些指标，用以扩大房地产开发用地。政府部门之间玩这种瞒天过海的数字游戏，其实质就是国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所说的：大规模“借出”周转指标，是国土部的策略，是为应对各地用地压力和许多不可测因素。
有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开辟的政策通道，全国各地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壹场规模浩大的“灭村运动”席卷了全中国20多个省市区，有着千百年厚重积淀的无数村庄，几年之间便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陆续消失。各地方政府有壹个共同目标：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在“拆村并居”的浪潮席卷之下，无数农民“被上楼”。那段时期，全国媒体频频曝光各地大搞拆村并居的“灭村运动”，以及农民在“灭村运动”中遭遇到的种种政府暴行。到底有多少村庄被消灭？我遍查国内网站，无从获得详细数据。百度有两个“灭村运动”的词条，但均语焉不详。被广泛引用的壹个区域性数据是在山东诸城，行政村编制被全部取消，数千个自然村落、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社区，70万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区。2008年5月底，国土部9个调研组对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進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1996年，中国的耕地数量还维持在19.51亿亩，此后11年间，中国耕地减少1.25亿亩，超过河南全部耕地面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59亩降到1.39亩。国人普遍担心，按照这样的减少速度，中国的耕地还能不能养活中国人？——2008 年以后，中国当局宣布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不再单独進行更新，土地总面积突然增加，对这种数字游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虚假城市化结果：房地产泡沫与农民变游民
出于地方财政需要将农民强行赶上楼的所谓“城市化”，就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虚假城市化”。这种“虚假城市化”带来几个后果：
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本来是世界各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先决条件。中国的虚假城市化并无这个前提条件，大量农村人口進入新建的城镇或小区居住，却没能得到新的就业岗位，成为剩余劳动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产高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進入房地产业特别是建筑业（2007年达3133.7万，2009年3900万人，占当年度农民工总量的17.3%），这个问题似乎不太严重。房地产业壹退潮，农民工大量失业。
二、房地产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指出中国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别为22.2%和21.8%，远超壹线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类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壹，且呈持续上升趋势，达26.6%。壹些省市为了鼓励农民买房，用补贴形式鼓励农民進城买房，比如江苏宿迁宿豫区、贵州遵义市、四川南充蓬安县、辽宁省、山东菏泽成武县等地，但农民很少为其所动。
三、现在农村户籍上附着的重要福利，导致80%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这些福利包括：壹是耕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于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可兑换成巨大利益，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城市户籍——这壹点，是新上山下乡运动不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就算城市青年愿意到农村去，上述福利壹样也没有。
如今，中国在城镇化率只有59.58%的时候，却出现了“到农村去”（主要是农民工返乡）的逆城市化趋势，只能说是当年虚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制造业在短期内无振兴现象，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壹段时期。共青团中央为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下乡活动”被轰传成“新上山下乡”，则是国民对上山下乡的痛苦集体记忆、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农民工返乡、民众对习近平崇拜毛泽东等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混合产物。
据海外好几家媒体报道，中国共青团中央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计划在2022年前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海外舆论哗然，将这场运动与中国毛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称之为千万青年成为“开荒牛”的“新上山下乡”。经查证，这次“风起“的”青萍之末““是这条《团中央：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 ，文内附有红头文件的图片。从文件内容来看，与毛的上山下乡并不相同，“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是为时壹个月左右的限时活动，与“1000多万青年下乡”扎根农村也有很大区别。
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成国民噩梦记忆
新上山下乡之所以会成传媒壹时轰传的信息，与国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策呈现向毛时代回归的倾向，各种形似政策不断出台，恢复计划经济、第二轮公私合营，加上本轮的新上山下乡，这些大事件几乎都是中国人对当年噩梦般的集体记忆的壹种社会反射。
20世纪当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壹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迅速推進的城市化过程，并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率的高低为衡量壹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但只有经历过红色革命的中国，在毛时代却发动了绵延25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让几代青年挣扎在贫穷落后的泥淖之中。
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痛苦回忆。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目前考证出来的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早文献。这场持续了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共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领域。邓小平在1978年曾用几句话对此做了评断：“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壹个“国家不满意”。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壹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壹次大试验。
上山下乡运动缘于解决就业，这点中共政府并未说谎，有两个指标足以说明问题：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第壹产业（农林牧副渔）的2.93亿人，占70.5%；从事第二产业的0.69亿人，占17.3%；从事第三产业的0.49亿人，占12.2%。毛时代消灭私人经济，1978年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0.04%。
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着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提供给新增的年轻人，尽管农村也人满为患，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人口用各种方式遣送至乡下，让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大军中稀释，也比在城市里游荡，造成的社会问题少得多。
邓小平总结的“三个不满意”，背后隐藏着2000万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伤，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农村基层干部及兵团干部蹂躏的悲惨故事。
失业压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这次共青团中央文件传播成新“上山下乡”——“三年内1000万青年下乡”，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失业压力仍然非常沈重。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壹产业从业人口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就在2018年6月，中国官方媒体还以《中国城市40年巨变：城镇人口增长近4倍，城镇化率提升两倍多》为题，报道了城市化率提高这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1亿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亿人，其中第壹产业就业人员仅占27％，与1978年第壹产业就业人口占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谓不快。可以说，在全球化扩张的30年中，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存在利益受损的中产人群，只有中国、印度是净受益国，由于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资本不断流向中国，中国的新兴产业急剧扩张。如此有利情势，为何中国还会存在就业难这壹难题？原因如下：
中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壹直沈重。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全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再创新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1999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开始后几年，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就开始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问题。各高等院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2014年，大学生毕业生高达727万人，当时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2016年，高校毕业生增至765万人。再加上“海归”与尚未找到工作的历届毕业生，据说有近1000万知识型劳力未能就业。
结构性失业。中国就业难题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国的失业阴霾将更厚重》已经分析过，持续数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制造业企业破产；贸易战压力下外资撤离；AI政策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就将“稳就业”列为第壹条。
农村劳动力壹直处于过剩状态。据官方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7亿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由于企业破产潮，不少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据《财经》杂志2018年5月4日报道，有“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国人皆知，返乡创业只是个好听的说法，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实无业可创。
从团中央那份语焉不详的文件来看，确实是为了迎合“乡村振兴战略”而发。从各种官方文章来看，“韩国新村运动”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蓝本。郑新立于2006年1月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算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绍。此后，配合中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以后陆续有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章问世。由于中国农村黑社会化、乡村文化痞子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少文章针对性地提到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之前，农村男性赌博、酗酒等恶劣的乡村风气在新村运动之后大有改善。从共青团中央发的文件内容来看，似乎是想通过城市青年下乡，带去壹些新思想、新风气，包括科技下乡之类，以改变中国农村的颓废落后衰败，同时也为暂时处于无业状态中的青年找点有益的事情做，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还是有用之材——这种情形在日本也出现过。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迟开的向日葵》，讲述的就是东京失业青年参加壹个政府项目，到相对不发达的乡村去帮助建设，并从中寻找到人生意义、重拾生活热情的故事。
韩国新村运动从1970 年代初期开始，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同时推進，其间确实有青年大学生下乡促進“绿色新政”这类活动，国际社会亦有参与。但“新村运动”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進乡村发展。与其他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村运动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农村情况与韩国完全不壹样，我在《中国：溃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专门论述，乡村社会的黑恶化与堕落，农村人的绝望与无出路，将反噬整个中国社会。加上中国青年与韩国青年的人生态度有较大差别，这种情况下，指望三年内派遣1000万人次青年下乡，每次不超过壹个月的蜻蜓点水式下乡，不可能对农村发展有所促進。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还这么缺乏就业机会，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开始的“灭村运动”与“虚假城市化”。
在城市化不到60%的时候，中国开始了各种“到农村去”的社会动员，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可谓特殊。究其原因，实因从2005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是壹种无就业增长的虚假城市化。
依靠“灭村运动”推动的虚假城市化
测量城市化程度有两种方法。第壹种，城市化人口占壹国总人口之比，城市区域由各国自行划分，标准不壹。第二种是城市化变动率，用来描述在壹个指定的时段内预计的平均城市化变动率。第二种方法主要见之于专业人士行内讨论，本文使用第壹种方法。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社会经济進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超过90%。继英国之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相继开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進程。现阶段，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80%以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城市化進程，目前，城市化水平大多处在50%-65%之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体量早就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在城市化水平上，远低于发达国家，2018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9.58%，在发展中国家居中等水平。
多年来，学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比较，发现壹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不相适应，就会出现两类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化水平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被称为“虚假城市化”，这些现象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虚假城市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大量進城的农民在城市无业可就，大城市周边成为城市贫民窟集中之地。
中国从2005年开始進入“虚假城市化”阶段，当时中国正通过“灭村运动”快速推進中国的城市化。为何要如此？乃因当时取消农业税，地方财政得另觅财源。专家们预测，经济每增长壹个百分点增长就意味着有上千万人進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还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壹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为了推進城市化，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政府做推手的“灭村运动”。
中国“灭村运动“始末
中国经常发生各种大事，社会注意力很快被转移，从而导致不少事情很快被遗忘，从2005年至习李接管中央权力这壹期间的“灭村运动”就是壹例。
从源头上说，这是中央文件惹出来的祸。据国内研究者考证，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为农村与城市置换用地指标开辟了法律通道。2006年，国土部确定了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省份，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第壹批试点。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此后又于2008、2009年国土部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2008年底，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之后，国土部推出了壹系列措施与之结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
所谓“增减挂钩”，是指“将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话说得曲里拐弯，要害就是新旧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说白了，所谓“增减挂钩”，是国土部在土地资源紧张的环境下，为了方便地方政府“找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而煞费苦心想出的壹个变通办法。许多地方政府让边远农村整理壹些根本种不出粮食的劣质荒地，报称增加了耕地，再让经济发达的城镇出钱买这些指标，用以扩大房地产开发用地。政府部门之间玩这种瞒天过海的数字游戏，其实质就是国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所说的：大规模“借出”周转指标，是国土部的策略，是为应对各地用地压力和许多不可测因素。
有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开辟的政策通道，全国各地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壹场规模浩大的“灭村运动”席卷了全中国20多个省市区，有着千百年厚重积淀的无数村庄，几年之间便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陆续消失。各地方政府有壹个共同目标：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在“拆村并居”的浪潮席卷之下，无数农民“被上楼”。那段时期，全国媒体频频曝光各地大搞拆村并居的“灭村运动”，以及农民在“灭村运动”中遭遇到的种种政府暴行。到底有多少村庄被消灭？我遍查国内网站，无从获得详细数据。百度有两个“灭村运动”的词条，但均语焉不详。被广泛引用的壹个区域性数据是在山东诸城，行政村编制被全部取消，数千个自然村落、1249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社区，70万农民正在告别世代居住的老村，搬入社区。2008年5月底，国土部9个调研组对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進行了快速调研，发现了不少问题，1996年，中国的耕地数量还维持在19.51亿亩，此后11年间，中国耕地减少1.25亿亩，超过河南全部耕地面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59亩降到1.39亩。国人普遍担心，按照这样的减少速度，中国的耕地还能不能养活中国人？——2008 年以后，中国当局宣布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不再单独進行更新，土地总面积突然增加，对这种数字游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虚假城市化结果：房地产泡沫与农民变游民
出于地方财政需要将农民强行赶上楼的所谓“城市化”，就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虚假城市化”。这种“虚假城市化”带来几个后果：
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本来是世界各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先决条件。中国的虚假城市化并无这个前提条件，大量农村人口進入新建的城镇或小区居住，却没能得到新的就业岗位，成为剩余劳动力，生活前景晦暗。在房地产高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進入房地产业特别是建筑业（2007年达3133.7万，2009年3900万人，占当年度农民工总量的17.3%），这个问题似乎不太严重。房地产业壹退潮，农民工大量失业。
二、房地产高度泡沫化。2018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指出中国二、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分别为22.2%和21.8%，远超壹线城市的16.8%。在所有住房类型中，商品房的空置率位居第壹，且呈持续上升趋势，达26.6%。壹些省市为了鼓励农民买房，用补贴形式鼓励农民進城买房，比如江苏宿迁宿豫区、贵州遵义市、四川南充蓬安县、辽宁省、山东菏泽成武县等地，但农民很少为其所动。
三、现在农村户籍上附着的重要福利，导致80%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这些福利包括：壹是耕地承包权；二是宅基地；三是有自建的住房。由于这些福利在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征地时可兑换成巨大利益，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户籍含金量远远超过城市户籍——这壹点，是新上山下乡运动不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就算城市青年愿意到农村去，上述福利壹样也没有。
如今，中国在城镇化率只有59.58%的时候，却出现了“到农村去”（主要是农民工返乡）的逆城市化趋势，只能说是当年虚假城市化的反噬。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制造业在短期内无振兴现象，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壹段时期。共青团中央为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下乡活动”被轰传成“新上山下乡”，则是国民对上山下乡的痛苦集体记忆、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农民工返乡、民众对习近平崇拜毛泽东等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混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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