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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無論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還是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工人階級都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無論是中國毛左還是中國鄧右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本文的主要內容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工人階級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階級的方法。


第一章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先談勞動價值論好了。我認為勞動價值論概括的說法就是被稱為價值規律的三句話：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其中最後壹句是說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它是如何得來的，則完全未作說明。而前兩句話的論證思路交代的比較清楚，簡述如下：根據商品能交換的事實推斷出商品內必有壹個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個屬性所承載，這壹共同物不僅屬性相同而且數量相等。然後把商品的自然屬性代表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後剩下的就只有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價值量。同時也得到商品交換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接下來又談價值如何計量問題，因為 2個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價值量)當然也相同。但是考慮到勞動的熟練程度，賣力程度以及生產條件不同，具體勞動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馬克思說要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示價值量，具體勞動需要按壹定時間內的商品生產量比照同壹時間內同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量進行折算。最後馬克思用價值規律的前兩句話給出了商品價值的完整定義，為敘述方便，稱這2句話是馬克思提出的2個價值定義原則，並稍作解釋如下：

　　

原則1 「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舉例說，「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壹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壹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這就是說，同壹商品的不同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進行折算，得出當量係數。此係數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則2 「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馬克思下面的話說得更清楚：「 在這裏，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對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則1計算得到的每壹種商品的壹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所代表的價值是相等的。

　　

如果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上述理解大體是正確的話，則在我看來其漏洞多多，擇其要者提出如下質疑。

　　

壹 缺乏事實根據

　　

不妨就從馬克思為原則1所舉的織布工例子說起，「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馬克思這樣講真的那麼理直氣壯?他如何回答手工織布工的如下質疑：蒸汽織布工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機嗎?而且還不是自己的，論技術含量，論工作複雜性他們未必比的贏我們，憑啥我們的勞動只能當他們的壹半?既然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那麼使用不同的機器所帶來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見如此定義的勞動價值連工人內部都擺不平，更不必說提供機器的出資人了。事實上人類勞動離不開工具的使用，熟話說七分工具三分手藝，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否認工具和機器對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壹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沒有出資人提供工具和機器，商品生產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壹切活動也就無從談起。

　　

原則2同樣缺乏事實根據。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專業化和貿易的好處(即市場經濟內在的動力機制)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原理，而不是因為商品里有個「共同物」。當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擅長的，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時，社會總產量就會提高，通過貿易會使每個人獲益。而交易雙方都能獲益的的價格，壹般來說在兩者的機會成本之間。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壹書中有壹個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的是有農人和牧牛人兩人，開始時各自生活，互不往來。兩人均壹天工作8小時，4小時種地，4小時養牛。農人花1小時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時可獲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農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議說「農人，妳就別養牛了專門種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換5盎司牛肉」。 農人壹想，好啊，這樣壹來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來還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樂而不為;牧牛人則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了貿易交換並不是按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進行的。而是因為牧牛人用1小時40分鐘生產的5盎司牛肉與農人用3小時45分鐘生產的15盎司土豆交換的結果能使雙方都受益。用機會成本分析，對農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格低於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買牛肉就比自己養牛合算，對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錢高於2盎司土豆，則用牛肉去買土豆就比自己種土豆合算。因此所謂商品交易遵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並不符合事實。

　　

二 邏輯不自洽

　　

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也有問題。壹是邏輯不嚴密，前面提到的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明商品交換並不壹定要有壹個什麼「共同物」。即使有個「共同物」，嚴格地說勞動也並非是唯壹的，生產商品過程中都會產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馬克思的邏輯，這個製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屬性的固有屬性，為什麼製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為價值的承載屬性呢?可見馬克思的邏輯推理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因此結論是不可靠的。此類邏輯不嚴密的地方還有不少，下面還會說到。

　　

二是馬克思竟沒有對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無差別人類勞動」究竟是僅僅指人在體力和腦力上的耗費，耗費越多勞動價值就越高;還是不管借不藉助工具和機器，凡是生產商品的能力強，其勞動價值就高。連這些概念都不願明確區分，商品價值怎麼可能定義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內部爭議其實也是因此而起的。這且不提，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種類繁多的勞務工種和五花八門的商品交織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產中有不同工種，不同商品生產中要用同壹工種，這些勞動價值該如何計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車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別在兩個生產不同商品的企業工作，這2個企業在行業內都屬於具有正常生產條件的企業，可甲開的是老式車床，乙開的則是數控車床，甲干1件活的時間，乙可以幹完2件。是不是甲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於乙的1/2呢?錯!按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的定義，他們所在企業的工人平均壹小時生產的商品所凝結的價值便都為1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甲乙2人工種不同，同樣會出現上述勞動價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論。其實馬克思的例子中將織布廠的鍋爐工都視為織布工本身就大有問題。

　　

三是馬克思有關勞動價值的論述中，從未涉及價格問題，只在說到價值規律時，提了壹句：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是人們天天要接觸的事情，馬克思卻以壹句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就打發了，這也是很奇怪的。再說價格是貨幣單位，價值是時間單位，兩者不在同壹範疇，如何能圍繞著上下波動呢?邏輯上似乎也講不通。怪不得詞條解釋的編者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勞動價值論始終沒有解決價格的決定問題。

　　

四是兩個定義原則在處理使用工具導致生產能力的變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標準。按原則1，馬克思因為蒸汽機織布工生產效率高壹倍，就規定他們的勞動價值比手工織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則2的規定，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又都是等價的，似乎不同行業之間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別。勞動密集型行業，服務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淵之別，難道馬克思真的沒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環論證。 分析定義的邏輯結構可以發現，原則1從同壹商品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原則2則從等量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即等價出發，定義商品的等價交換。這不是典型的循環定義嗎?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還是交換的商品，要麼都用原則1處理;要麼都用原則2處理。如果統壹按原則2，以等量勞動定義價值相等，那就應該對等價的同壹商品同樣採用原則2，只要勞動具有平均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就應認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在馬克思的織布工例子中，手工織布工的勞動與蒸汽織布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應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價值則可定義為2/3小時社會壹般勞動(假定手工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1米布，蒸汽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2米布)。這樣定義價值，邏輯才是統壹的，既可理直氣壯的回答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也解決了不同行業關於勞動價值的爭議，並且還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歸社會共有的政治主張，當然這樣壹來馬克思將很難回答如下問題：手工織布工明明1小時只生產了1米布，卻能得到1.5米布的報酬，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現實中有可能發生嗎?面對如此嚴重的悖論，馬克思選擇了壹個緩兵之計，將從資本家那裡奪來的權益暫時劃歸蒸汽織布工所有，待以後論述剩餘價值理論時再將其收歸社會公有;如果統壹按原則1，從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那麼商品交換也應從價值相等出發，要麼論證實際商品交換的比例確實等於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要麼按類似原則1的方法，將生產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黃金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全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準時間(「黃金時間」)，然後以市場上實際發生的與1盎司黃金的交換比例來算出其他商品相對於此「黃金時間」的當量值。例如市場上1噸小麥可換1盎司黃金，其中壹盎司黃金所代表的 「黃金時間」設為100小時，1 噸小麥所凝結的必要勞動時間設為200小時，那麼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黃金時間」的當量係數就為0.5，也就是說小麥行業的1 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凝結了0.5小時「黃金時間」。某單位商品凝結的「黃金時間」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時)

　　

式中：a-壹盎司黃金可交換的某單位商品的數量;

　　

b-每單位該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這樣定義也能保證邏輯統壹，雖然無法解決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但能解決勞動密集型行業與資本密集型行業勞動價值之間事實上存在明顯差別的悖論，而且計算處理也並不複雜。馬克思作為壹代偉人，可從英國蒸汽機織布工的例子中創造出「社會必要勞動」的新概念，難道想不到用類似的方法，將黃金行業的必要勞動定義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豈非咄咄怪事。但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以「黃金勞動」作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那就相當於承認黃金就是貨幣，價值就是價格。對於做買賣的人來說價格怎麼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賣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稅費再加利潤。如果價值與價格直接挂鉤，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壹些結論，如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與人們日常的交易行為和經驗完全相悖，人們交易時從來只問價格，那裡問過商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所以馬克思只好選擇以等量勞動相交換定義不同商品間的等價關係。為避免人們將價值混同於價格，馬克思還壹再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馬克思所以犯循環定義的錯誤，實在是形勢所迫，左右為難，最後也顧不得邏輯不邏輯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勞動概念，以壹個「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說法讓勞動價值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銜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環定義手法，用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原則來替代市場上商品交換的實際規則，從而堅持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原則立場。

　　

三 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應用

　　

壹個科學理論必定能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如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在各自領域均有無可爭議的應用。反觀勞動價值論的情況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勞動種類都數不勝數，相互交織，又因為價值計量方法完全沒有可操作性，所以馬克思從未實際考察統計過壹個商品的價值，即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後來是否有人實際統計過、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需要很多人擇係數，例如：什麼是正常的生產條件，什麼是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各工種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話又如何折算，由誰來認定，誰來折算等等。因此係數選取要做到完全客觀幾乎不可能。所以不僅市場經濟中根本不用勞動價值那壹套東西，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也不用勞動時間作為憑證進行物資交換，而仍然用貨幣作為物資交換的媒介。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的價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價所依據的方法也仍是參照市場經濟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潤來計算價格，壹般加5%的利潤。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謬誤。其實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領域，就如馬克思所聲稱的那樣，這是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專門鍛造的思想武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共產黨用來搶劫人民財產的借口！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是找到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即所謂資產階級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沒有了剝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餘價值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它揭示不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資產階級也不是應該打倒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下面三個因素組成：1、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另外他還加上歷史道德的因素。(馬克思既反對勞動力成為商品，但這裏卻又給勞動力開價，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並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它是雇傭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體現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所謂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勞動時間進行的勞動。

　　

馬克思顯然忽略了壹個關鍵性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價值是怎麼體現的呢?難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勞動就創造了價值?顯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是通過產品(物化品或服務)來體現的，勞動力只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其價值才得以體現。當然，生產的產品越多、質量越好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就越大。

　　

作為資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賣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那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說工人還創造了剩餘價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麼多了，總之，總共是多少妳說吧，100元?OK，資本家就給他100元，這樣，工人不能說資本家剝削了吧?好的，這些產品，資本家拿去賣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還賺了20元，這20元跟妳工人沒關係的，不是剝削妳工人的，更談不上是剝削什麼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開工廠，總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賺錢，他開工廠幹什麼?好玩啊?

　　

如果那些產品賣不到150元，那麼資本家就不會招工人來進行生產了，於是工人連靠勞動賺取生活費的機會都沒有了。事實上，資本家在決定開工廠搞生產的時候，就考察了勞動力的價值水平和所生產商品的市場行情，進行了分析評估，有賺才會做。資本家在招工人的時候，就是根據考察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達成的協議，這是兩廂情願的事，談何剝削，又哪來的剩餘價值?

　　

不論是採用計時制還是計件制，工人按勞動合約完成了規定的勞動量就可以不幹了，他為什麼要用剩餘勞動時間去創造剩餘價值讓資本家去剝削呢?這不是傻瓜嗎?顯然，只有當額外工作另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幹，那麼，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的勞動也取得了報酬，談何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呢?

　　

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個標準來準確計算，比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中包含了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麼勞動者繁殖後代按幾個來計算?是否有男女之別?每個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麼標準來計算?顯然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無法確定壹個真正合理的標準的。勞動力價值只能是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根據價值規律和通過鬥爭磨合來調整。

　　

就算能夠計算出壹個具體的勞動力價值，並按照這個數目付給工人工資，那麼就應該不存在剝削了，工人應該滿意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應該沒有了，但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時候還是會把工人工資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資本家還是會賺錢。既然能賺錢，那麼隨著生產的延續乃至擴大，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的財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對資本家的招工條件不滿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后覺得工資低了，他也可以離開，當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資低了，還可以通過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武力來進行鬥爭(例如英國工人破壞機器);而資本家則有三種選擇：解僱工人、工廠停辦、與工人妥協。這壹切，雙方都是從如何對自己最有利來考慮的，跟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剩餘價值純粹就是壹個杜撰出來的虛無的東西，是為了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造反而編造的壹個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餘價值論被提出之前，是不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反對過資產階級呢?當然不是。那時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被剝削剩餘價值」的概念，那麼他們是為了什麼而反對資產階級呢?農民與地主、奴隸與奴隸主，他們之間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麼?假如以後又出現什麼新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難道我們又要去尋找其特殊原因嗎?所有這些矛盾難道沒有壹個共同的根本原因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從而針對它來選擇壹種最佳方法以預防以後的各種矛盾嗎?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問題的根本實質。

　　

事實上，工人跟資本家的鬥爭也罷，農民跟地主的鬥爭也罷，奴隸跟奴隸主的鬥爭也罷，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麼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願意承受這樣壹種不平等的狀況。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維持生存並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階級不是自私的，那就去為資本家無私奉獻嘛，還搞什麼鬥爭?鬥爭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爭取利益，這沒什麼好掩飾的。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外在客觀原因和個人能力的原因，人與人的利益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人如果能夠、願意承受這種不平等現象，那就相安無事，如果不能、不願意承受，那麼就必然會去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人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輕重程度不同的鬥爭方式，諸如辭職、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等等。

　　

在決定要去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所要考慮的是：1、鬥爭是有風險的，可能連自己既有的利益都會損失掉，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自己是否敢於、願意、有能力承擔這種風險;2、鬥爭要達到怎樣的目的、效果?

　　

第1個問題簡單得多，有時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不顧壹切了;第2個問題對於個人來說也比較簡單，而對於壹個群體來說就比較複雜了。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次群體鬥爭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考慮得不好，以致沒能達到好的效果，即使是鬥爭勝利了，也只能是狂歡壹陣子，最多是使自己獲得壹時的利益，卻沒能長久，沒能對社會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是把資本家打倒了，怎麼辦呢?把生產資料歸公、搞平均主義?由於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強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獲得更多的利益，那麼他就不會有積極性，這樣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允許能力強的人靠其能力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在為自己謀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財富，這樣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何樂而不為呢?剝奪別人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實際上也就剝奪了自己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

　　

我們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人們通過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並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說，可以實行有限差別制，能力強的人能夠靠他的能力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別人差得太多。這種模式也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既然獲得的利益有限，其發揮的能力也就會有限。因此，不能對人們所獲得的利益進行限制，而這壹前提就是，必須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並使其得到保護。既然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如果不讓其投資生產，那麼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壹種浪費，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應該允許人們將私有財產拿去投資生產，而這樣壹來，就必然又會出現資本家。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把資本家打倒以後，只有實行允許有私人財產並利用私人財產進行投資生產的社會形式才是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這等於是又回到了資本主義。既然是這樣，那還打倒資本家幹什麼?況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明天別人也會用武力搶奪妳的財產，這樣等於是誰的利益都沒有保障，這相當於社會長期處於無序狀態。如果把財產交給共產黨，再讓共產黨用一黨專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經歷過毛左官僚計劃經濟跟鄧右權力市場經濟的沒有失去獨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國工人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所以，打倒資本家、搶奪其財產的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是不合理的。實際上，在壹個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誰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沒有壹個永恆的規則去保護人們正當獲得的利益，這種富翁當著也不穩當，也沒什麼意思。所以中國的富翁都陸陸續續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財產的國家去，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什麼時候又來壹場革命把他們的財產搶奪掉。

　　

既然無產階級搶奪資本家的財產的這種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麼，無產階級應該怎樣跟資本家鬥爭呢?那就最多只能是罷工、遊行示威。可是，如果資本家不肯妥協，怎麼辦?這就只能是通過政府來協調處理。雖然通過武力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忍受不了了，並且團結了足夠的力量，那肯定是會發生武裝鬥爭的，那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對資本家不滿了，對政府也不滿了，因為政府沒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武裝鬥爭，就必然要採取措施來處理，當然，這取決於事態的發展。資本家不會因為幾個工人隨便鬧壹下就妥協，政府也不會因為少數群眾隨便鬧壹下就出面解決。不管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過權衡來決定的。

　　

所以，鬥爭其實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權衡。大家都是為了利益，無非是找到壹個平衡點。

　　

壹般來說，工人不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不會去鬥爭的。如果壹個政府總是等到問題發生的時候再來處理，那麼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事情壹旦發生，就很難說會是怎樣的情況。壹個明智的、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平時就通過壹些措施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會不至於出現激烈的矛盾，諸如實行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等等措施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

　　

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消除了這壹種矛盾，就必然會出現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試圖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資本家消滅)，而應該是讓矛盾處於壹種既有活性又有制約的良性狀態，這樣才既能促進社會發展，又不至於使矛盾激化。社會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許人們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許存在利益量的差別，制約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個國家，若要想讓政府能夠真正為普通民眾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權參与國家事務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盡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叢林法則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則，壹個好的社會奉行的法則應該是「生有保障、能者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所衍生出來的那種惡性競爭，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權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現象猖獗，更使民眾感到憤慨。


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裡邊，國營企業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徵，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象徵，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最佳方式。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讓共產黨可以比以往的資本家更加兄殘的剝削工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在全民所有制的偽裝之下，實際上還是雇傭勞動者的工人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成為超級的資本家的共產黨則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路人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比任何壹種其他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都要邪惡。它不但讓剝削者可以更加瘋狂的剝削，更讓剝削者多了壹層道義上的光環。為了讓人們認清，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背後的邪惡，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而清除混入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投機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讓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掌握經濟命脈就是災難。為了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清楚的明白這種共產專制的邪惡，我們必須從共產專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狀態下所帶來的災難進行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明白共產專制的邪惡，才能避免被那些偽裝成社會主義者的投機人士利用。

現代社會都是社會化生產，產品的生產必須分工協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協作，就涉及到產品在各分工協作者之間的分配問題。人們進行生產合作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只有在生產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標的前提下，生產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產的分工協作形式實際上已經內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來決定的，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關係就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關係。
　　
產品生產無非有兩種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動性的勞動，包括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和其他企業家、軍官、官員、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等等的勞動；二是死的物的必須依靠人的勞動才能發揮作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金、物品、產權等等壹切無意識的生產要素。
　　
因此，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也有兩種，壹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出資，購買勞動力，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企業生產；二是由相同的勞動者進行合作，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建立合作企業生產。前者是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分工協作方式，後者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協作方式。
　　
因此，產品的分配形式相應地也有兩種，壹種是生產出的產品歸提供聯合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壹種是歸提供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前者我們稱之為按勞分配，後者我們稱之為按資分配。
　　
按勞分配的說法，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依據勞動價值論，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創造的。如果要實現這種按勞分配，就是要實現壹種讓產品的所有權歸產品的生產者所有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從而實現勞動者、人、無產階級等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按勞分配的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按勞分配，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歸還給勞動者自己，而不是由壹個被共產黨以壹黨專政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所佔有。
　　
而根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產品的價值來源是資本，是資本家依靠所擁有的資本進行投資的結果。誰投資于企業生產，企業生產就歸誰所有，這就是按資分配。在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中，各生產要素是由資本為中心組合起來形成生產的，所形成的生產也歸資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決定，勞動獲得工資收入，土地獲得地租，而兩者之外的所有收入歸資本家所有。
　　
顯然，我們判斷壹種生產方式是不是按勞分配，只需看其生產勞動成果是否歸生產勞動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資分配就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出資者所有；按勞分配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聯合所有。毫無疑問，這才是按勞分配的本質和意義，是真正的按勞分配。
　　
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國家不是企業勞動者。全民所有制企業實際上是由國家依據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雇傭壹定的勞動力進行社會生產，生產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種生產方式。顯然，這與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過壹者是國家出資，是掌握國家的共產黨出資，壹者是私人出資而已。因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壹種實質上的按資分配。
　　
只要生產的所有權不歸生產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勞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取決於企業生產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係，只要所有者和勞動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勞分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並不歸企業的勞動者所有，而是歸企業的出資者，因此這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
　　
按勞分配不止是壹個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要與勞動貢獻相挂鉤，從而多勞多得；更是勞動者要擁有和佔有自己的所有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再多勞多得。勞動者不能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不止是工資收入，也包括企業的利潤在內，只有把企業的利潤也分給勞動者，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才叫按勞分配。
　　
顯然，根據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這種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也是壹種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勞動者並未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國有企業之中，「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提供資本的資本家不壹定是個人，也可能是經過共產黨包裝過的某個單位，某個組織，甚至某個國家；而能進行企業生產勞動的不會是國家或某個虛擬的、物的、沒有主觀能動性的什麼東西或虛幻的共同體，而只能是壹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個人。因此，真正的按勞分配只有壹種形式，就是具體生產的所有權歸具體的生產勞動者自己所有，即聯合生產勞動形式。反映到具體的企業中，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共產黨所謂的國營企業，更不是什麼法人企業、合夥制企業、股份制企業，而只能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平等共有的員工所有制企業。
　　
國家不是勞動者，全體勞動者也不等於具體勞動者，具體的社會生產只有由具體的勞動者佔有才有意義，也才科學。國家或全體勞動者都只是壹種虛擬的共同體，是壹種被動之物，無法進行主動的社會生產，也沒有對物質利益的實際自然需要，更沒有對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時反應和生產的本能。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計劃管理，但對具體企業生產的佔有和管理註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國家無法及時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千奇百怪、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物質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滿足人民紛繁蕪雜的生產與生活需求。由共產黨統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國有計劃經濟實踐早已證明了這壹切！
　　
同時，壹個人、壹個組織或機構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卻顯然不能佔有這些人的利益。國家可以代表勞動者，卻並不就是勞動者；國家可以代為管理勞動者的利益，卻不可以佔有勞動者的利益；生產勞動成果歸國家所有，就無法歸勞動者所有，這都是客觀現實。因此，從按勞分配的角度來講，共產黨的所謂國營企業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根本是錯誤、沒必要也毫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發展要求的。國家的這種類似中介的作用既沒必要、也沒意義，只會為人民帶來貧窮，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帶來阻礙。
　　
勞動者自己的具體利益及其實現，人民自己微觀層面的生存與發展，均無需國家來操辦，不應由國家來主導管理和計劃安排。勞動者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只需滿足勞動人民的這種生產與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會制度、物質條件為勞動人民創造最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和所有權交給企業勞動者自己，壹切由企業勞動者自己來掌握，才能有效滿足勞動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才能最終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國家對人民的具體生產與生活的管理、計劃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學的，只會是划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家對勞動者的這種代表，僅僅是國家自己的說法和做法，是國家的壹廂情願，並沒有經過勞動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來認可和確認，這種代表本身就有問題。
　　
傳統的共產國家的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弊端和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國家對勞動者的勞動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上。本來應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生產勞動，卻要由國家來計劃、安排和決定，國家怎麼可能像具體的壹個個勞動者個人那樣有效、及時的掌握經濟信息，從而最好的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事務呢？具體細微、變化多端的企業生產，偏要由龐大笨拙的掌握國家行政機構的共產黨來佔有和管理，這必然導致企業生產的效率低下，導致屬於共產黨內部成員的企業官僚大規模的腐敗，導致工人貧窮困苦等的社會弊端。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按勞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甚至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更加壓制無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難怪社會主義國家會普遍失敗，這些國家普遍以這種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這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做法又怎麼能不失敗呢？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這壹切。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為國有計劃經濟的無效與失敗而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
　　
不可否認，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實現按勞分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實卻是完全相反。雖然像前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傳統的共產國家號稱是代表全體勞動者或全體人民佔有和管理社會生產的，由國家來決定和安排企業生產的壹切，然後再由國家把企業的勞動成果依據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工人等，但這種代表，這種方式是沒有必要、多此壹舉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如果把社會生產的所有權直接交給企業的勞動者，則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也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能夠更好的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需要。
　　
共產黨所倡導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分配是由國家統壹計劃分配的。雖說是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國家怎麼能確切知道各個勞動者的勞動量有多少，該獲得多少收入和報酬呢？壹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是多少，國家根據什麼來判斷？怎樣來判斷？這種判斷具有科學合理性、可行性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真正的共產主義，應該是勞動者是自覺地，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勞動的，是壹種自由的聯合勞動。而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勞動者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怎樣參加要由國家來決定。真正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者擁有所有自己創造的產品，只不過這種產品表現為是社會的產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則以自己勞動時間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勞動者全部拿回來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而國有計劃經濟既沒有表明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也沒有確定合理的消費品的分配依據和比例，結果使按勞分配名存實亡，國家佔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個國家又是共產黨的國家，分配也就成了實質上的國家分配、按共產黨的意志分配。
　　
實際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設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謂的在取消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組織的運用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按勞分配根本無法操作。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其實無法直接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有效構成。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只有在與其他具體的勞動者合作，並其產品通過社會認可之後，才能有效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其次，根據勞動價值論在進行按勞分配時，哪一種生產方式，什麼生產條件，哪一個工人的勞動能力可以作為衡量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標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時間進行數量上的精確計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任何壹個組織單位都無法正確確定壹個人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應該是多少。因此，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根據勞動時間確定按勞分配的標準是行不通的。按勞分配在實踐過程中淪為徹底的按權力分配，毛澤東時代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所設計出來的等級工資制度顯然不是按勞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業的範圍內，儘可能的由勞動者個人自己佔有自己的勞動，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其產品的價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對最好地衡量、確定和執行按勞分配。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存在缺陷的設想在現實中進行應用的表現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的空想成份正是國有計劃經濟種種缺點與弊端的根源。
　　
然而，馬克思的設想在全國範圍內行不通，但在企業範圍內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協作勞動有效組成企業的集體勞動，集體勞動成果在不廢除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換行為有效構成社會總勞動。企業中有限的勞動者集體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協商的方式，初步確定每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貢獻，從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而馬克思是主張取締市場經濟並由壹個抽象的虛擬的名義上的國家來佔有生產資料，因此，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雖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結果，實際上員工所有制企業才真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失誤，實際上只是擴大了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把本來應該首先應用在企業範圍內進行的聯合勞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在設想上的失誤，應用在了整個社會的範圍內之內，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敗。因此，國有計劃經濟的正確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從整個社會，還原到企業就可以了。應把國有計劃經濟變為集體市場經濟，把被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的企業還給工人，把國營企業變為員工所有制企業。要適應更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要求，只需在勞動者擁有所有權的基礎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體企業之間的聯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廣泛的聯合即可。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馬克思雖然提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是有差別的，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複雜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是無法相等的，可是畢竟馬克思定義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指的是廣義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內部不同職業之間的具體勞動價值差異如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馬克思並沒有具體的論述，關於不同職業之間如何具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勞動量與勞動價值合理的確定工作收入，馬克思是沒有具體論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不到具體的標準，如果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一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一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一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一把石斧的勞動量是一天，製作一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一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而且製作石斧的人要跟製作漁網的人進行交換之前必須出示用錄像的方式記錄並確定對象在生產石斧與漁網的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天的錄像憑證，不然無法進行等價交換。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一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第二章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於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是那種托派的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行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共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污。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制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制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制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裏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与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与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

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与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与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藉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佔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占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佔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佔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裏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裡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藉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与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工廠里的廠領導的工資和高級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時代工廠領導(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和工人的工資差距如果是壹兩倍，那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么?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麼，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制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台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

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應該懂得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不要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們如果可以理解勞動價值理論，自然會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与了投資，參与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与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類按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佔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

第三章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均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与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与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与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与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与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与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中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雞湯舒服。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中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1，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③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③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

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

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佔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躺：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③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③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③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

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与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結論

綜上所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工人階級最需要民主制度，沒有民主制度資本家可以去做紅頂資本家繼續做生意，沒有民主制度工人階級根本無法得到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