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自由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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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自由的否定

帖子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5月23日

作者 一真濺雪

進入大學後由于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知識對人生的重要意義,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樣以應付考試的方式來讀書。

「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57年的「反右」運動和58年的「大躍進」運動已促使我從過去對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漸覺醒過來,面對「大躍進」運動給中國大陸民眾,特別是農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我的常識、良知和理智使我意識到,這壹切決不是某個地區、某個人所造成的,而是這個體制本身所造成的惡果,否則後果不會如此之嚴重,涉及的面不會如此之廣泛,持續的時間也又會如此之長久。

當時作為壹個熱血青年的我,壹種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和社全責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責無旁貸要為中國大陸尋找壹條我國現在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之外的、使中國大陸走向繁榮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在中國大陸十來年的實踐是失敗了的,它不僅未能使中國大陸走向繁榮富強和民主自由,反而使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面臨全面崩潰的狀態,民眾陷入極度的貧困和大量餓死人的狀態;政治上不僅沒有實現民眾企盼的民主、自由、平等反而陷入壹黨、壹人獨裁專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我知道要擔當這壹歷史史命,必須要擁有豐富的知識以開闊自已的視野,於是我開始刻苦地學習。那時同學們由於貧困和飢餓許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學習的興趣和動力,而沈緬于對過去豐衣足食時,吃飽飯、吃美食的美好回憶和言談之中。

由於煤炭供應的不足而導致供電的困難,學校在用電的高峰期(晚上七點至十二點)也時常停電,導致晚自習有時也無法進行。每當此時絕大部份同學便會放下書本和作業,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馬路上、操場上或是XX山下去遊盪、閑聊。而我壹到停電馬上上床睡覺,到半夜后,用電低峰時,壹開始來電,我便會立即從床上爬起來,拿起書本、作業本和我自備的燈泡,壹個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進行學習和做作業,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燈泡回床上睡覺。早上六點又和同學們壹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學習。因為宿舍每晚9點40分下晚自習,10點統壹熄燈,而答疑室與宿舍走道上的路燈是壹條線路,壹通晚都是不熄燈的。

我那時給自己訂了壹份嚴格的作習制度,每天早上6點與同學們壹起起床,先到馬路上或操場上進行晨跑,約20分鐘,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後,便開始早自習(通常是讀外語或預習上午的課程),至7點30去食堂早餐,然後于上午8點前趕到教室上課。這時我上課也十分認真,邊聽講、邊記筆記、邊思考。往往壹堂課下來,這堂課的內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還有什麼不懂的地方或疑問,便會趁下課老師還沒有離開時,當面向老師請教,或提出自已的疑問,通常都能得到老師滿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問題比較複雜壹時難以說清楚,老師便會與我約定晚自習時,再到答疑室向我詳細解答,而老師們也十今樂意回答我向他們提出的問題。

因理科的課程比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節課都排得滿滿的,下午有時也排有四節課,但有時也只排兩節課。此外星期三下午有兩節課和星期六有壹整下午,是那種向同學們進行洗腦和灌輸共產極權教條的政治學習。上午第四節課後,我立即到食堂吃午飯,12點半至兩點.是午睡時間,同學們都在寢室午睡,而我那時求知的慾望十分強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無需午睡,就壹個人在寢室里自已的書桌上看書或做作業。

下午不上課的時間和晚自習的時間,我通常都是在閱覽室度過的。每天下午的第四節課,那是我雷打不動的體育鍛煉時間:游泳、打蘭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愛,有時也舉重、做體操、跑步、偶爾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腫病及剛病癒的那段時間,不得不遵醫囑停止了壹段時間的體育活動。後來家裡得到大哥寄來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漸恢復了每天的體育鍛煉。體育鍛煉之後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點半;夏天下午6點開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著書本、作業本趕到閱覽室佔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學生只有壹間大閱覽室,去晚了就沒有座位了)進行晚自習,或閱讀報刊、雜誌、書籍。下晚自習后回到宿舍,趁熄燈之前進行洗漱,然後同寢室的同學們紛紛上床就寢,此時我就拿出自備的燈泡、書和作業壹個人跑到答疑室去看書、做作業直到半夜12點才回到寢室睡覺。由於生活有規侓,每天又有充足的體育運動,我壹上床不到十分鐘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點起床鈴響起,整個晚上連夢都不做壹個,壹直睡到起床,與同學們相比我每天雖只睡六個小時的覺,但我睡眠的質量好、效率高,許多同學雖然看起來每天睡的時間比我要多兩三個小時,但他們由於生活沒有規律又不喜運動,在那個生活困難時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沒有遠大的理想抱負作為他們精神上的支撐,許多同學都得了神經官能症而失眠、記憶力下降、精神難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強入睡后不是做夢就是講夢話,實際上他們每天睡八、九個小時還抵不上我睡六個小時。

同學們看見我在如此惡劣的生活條件之下,還如此不知疲倦地進行學習、運動和做其他事,都覺得不可思議,有好事者便給我起了壹個綽號稱我為:「易幹勁」,意思是學習、搞體育活動和做任何事情都幹勁十足不知疲倦。此後同學們當面和背後都叫我「易幹勁」[注:1],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見同學們這樣叫我並沒有惡意,也就只好默認了。因為那時我做任何事情都竭盡自己的全力,總希望自己比別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這樣的努力當然也得到了回報,那就是在大學化學系的五年之中,我所有的功課的每壹次考試的成績幾乎都在95分以上。

在60年冬季全國各行各業下馬的下馬、壓縮的壓縮。高校也進行壓縮,壹些成績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學生被勸退;許多有真才實學的青年教師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對政治運動不感興趣(被稱之為走白專道路)而被下到偏遠地區去教中學。然而壹些不學無術、人品卑劣的老師卻因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現積極卻依然留在高校,繼續誤人子弟。

我們大學的招生地區主要為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以及與這四省相鄰的省份,所以我們班上的學生也多屬這幾個省份,學生中大約有壹半來自這幾省的農村,我從這些農村同學那裡了解了更多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鍊鋼鐵、公社大食堂、農村幹部刮「五風」……給農民所帶來的史無前例的深重苦難和對農村造成的巨大破環,這些都進壹步激發了我的社會責任感和史命感,我下決心要為解脫中華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難、為中華民族尋求壹條通向繁榮富強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獻自已的壹切力量。

到1959年底,我省的農村也開始大量餓死人,經常有農村同學家裡來信告知家裡餓死人的消息,因為農村的極度貧困,如果農村同學家裡不是發生了餓死人、房屋被拆掉、親友外出逃荒之類的大事,通常是不會花八分錢的郵票去寫壹封信給自己在大學唸書的兒女的。以致每當我們學生宿舍傳達室的老張到宿舍門口叫:「某某同學!到傳達室來取信」時,這位同學的臉上便會立即露出驚恐的神色,因為來信必定是家裡又有惡耗傳來。接到信的同學通常都只能壹個人找個沒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傷心的淚水,頂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學私下訴說壹下自己家庭所蒙受的苦難,而從來沒有那位同學敢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嚎啕大哭,公開發泄自己心中的悲憤,因為這樣做在當時會被認為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而將召致無情的批判、鬥爭。

面對如此困難如此嚴峻們形勢,我們在星期三下午兩節課和星期六壹整個下午的政治學習時,所學習的文件和報紙卻仍在吹噓(國內外)形勢是壹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而不是西風壓倒東風;敵人正壹天天爛下去,我們正壹天天好起來。還有就是繼續宣揚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偉大、光榮、正確;宣揚「大躍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揚社會主義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無比優越性。
到後來中蘇為爭奪國際共產革命的領導權而爆發中蘇理論論戰後,政治學習又增添了中共當局發表的批判蘇共修正主義路線的文章諸如:「論無產階級專政」、「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等充滿共產革命教條和陳詞爛濫調的空洞無物的文章。

由於我朗讀文件、報紙時吐詞比較清楚,很少唸錯別寫,也比較連貫,所以政治學習時朗讀報章、雜誌和文件的「重任」就時常落在我的頭上,而我生性樂觀、幽默常在朗讀時中途停頓下來,以開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諷所朗讀內容的旁白,引發同學們會心的哄堂大笑(因為我說的都是大多數同學心裏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為白白浪費時間又枯燥無味的政治學習增添了不少樂趣。

例如:當我唸到「國內外形勢是壹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時我便會停下來,以開玩笑的方式,笑著對班上的同學說:「形勢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飽,如果形勢再「好」壹點,我恐怕連唸報紙的力氣都沒有啦!」此時絕大部份同學都會爆發出壹陣會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個別黨員積極份子馬上便會板起臉對我說:「易XX!嚴肅點,這是政治學習不準開玩笑!」此時我便會收起笑容「壹本正經」地繼續朗讀那些充滿假大空話的政治長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諷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會停下來以開玩笑的方式插活加以嘲諷,說出同學們心理想說又不敢說出的話。班上的黨員積極份子們也曾試圖由他們自己來朗讀這些又長又臭的政治文章,他們不是讀得結結巴巴,便是錯別字百出(積極份子們大多成績不好、不學無術),此時同學們就會起鬨說:「唸都唸不通,還唸什麼?還是讓易幹勁來唸吧!」此時黨員積極份子們只好紅著臉把文件或報紙拿給我說:還是妳來吧!就這樣我把政治學習課當成了自己向同學們揭露中共當局欺騙宣傳、啟迪同學們的思想認識和喚醒同學們人性和良知的戰場。

為了充實自己的知識,凡是下午不上課的時間和晚自習的時間,我都是在閱覽室度過的,我在閱覽室除了溫習功課、做作業和撰寫實驗報告之外,就是儘可能多地閱讀那裡的許多內部發行,或發行量很少的書籍、報刊雜誌,諸如:《參考消息》、《大公報》(由中共控制在香港發行的統戰報紙)、《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北京晚報》……等都是發行量很少,壹般人訂不到的報紙,以及壹些內部發行的書籍諸如:《美國內幕》、《歐洲內幕》、《非洲內幕》、《蘇聯內幕》、《拉美內幕》、《澳新內幕》。這壹套書是美國左傾記者兼作家約翰.根室撰寫的、介紹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的壹系列叢書,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亞洲內幕》這壹本卻始終沒有找到,我還曾到省圖書館去查找都沒有找到,我估計這壹本書的內容可能涉及許多中共當局鮮為人知的內幕,有損中共當局的「光輝形象」而未能出版發行,或是只出版了極少兒本供高級領導參閱。

中共當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單位內部發行這壹套書,是因為具有左傾思想傾向的約翰.根室在描寫世界各國現狀和各國領導人時有許多觀點與當時世界共產主義陣營所持觀點接近。這位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兼作家為寫這壹套書,遍訪五大洲世界各國和各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並查閱了大量各國及其領導人的浩繁資料,前後花費數十年時間撰寫出這壹套叢書,由於其資料的全面翔實,是研究世界各國現代史的專家學者和政界人物必讀的叢書之壹。這壹套叢書極大地豐富了我對世界各國自然資源、風土人情、文化傳統、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現狀以及各國領導人的政治傾向、領導風格、人品素養方面的知識,以及對於我要在中國大陸實現壹個什麼樣的社會目標的思想觀念的形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還有壹本書是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文學家享利.菲爾丁寫的《大偉人魏爾德.江奈生傳》這是菲爾丁以當時發生在倫敦的壹起震驚英國的黑幫大案為背景撰寫的、描寫這位黑幫頭子的傳奇人生的壹本中篇小說。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實際上無惡不作、陰險狡詐的大黑幫頭子,憑藉他手下黑幫成員通過搶劫、偷盜、詐騙來的財富混跡于倫敦的上流社會。在案發之前從來沒有人想到過他是壹個大黑幫的幫主,江奈生在他的黑幫社會內部通過暴力、金錢拉攏收買、挑動幫內成員彼此不和互相爭鬥、謊言欺騙、輕諾寡信、向警方告發出賣幫伙內不聽話的成員……等卑劣方式,在以他為首的倫敦黑社會中,實行他個人的集權獨裁暴力統治。菲爾丁對江奈生個人言行和他在黑幫內的統治方式的描寫,初看就給人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仔細壹思考就發現菲爾丁對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對他的黑幫社會的描述,居然就是毛譯東、中共當局和「解放」后中國大陸社會的真實寫照:大偉人魏爾德.江奈生就是當今的大偉人毛澤東;江奈生的黑幫就是當今的中共當局;江奈生統治操控的黑社會就是「解放」后的中國大陸社會。看了這本書後,我驚異於亨利.菲爾丁觀察社會目光之犀利、深遠。他在兩百余年前對偉人們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醜惡本質的揭露和對江奈生在他的黑幫社會內的所作所為,及其本質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兩百余年後「大偉人毛澤東」、中共黑幫及中國大陸社會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操控、統治中共黑幫和大陸民眾的手腕以及中國大陸社會運行機制、造成的社會現狀幾乎都是江奈生兩百余年前所統治的那個黑社會的翻版。

例如江奈生操控統治他的幫伙的壹種主要方法就是挑動他的幫伙成員彼此不和互相爭鬥,誘使他們互相告密,使他們在他面前爭風吃醋,爭當他的忠實奴僕;他善於欺騙、說謊、崇尚暴力,對於他的黑社會內部對他的所作所為稍有不滿者立即採取暴力鎮壓,甚至從肉體上加以消滅,對黑社會內部進行恐怖統治;鼓動、利誘壹些幫伙成員對自已加以吹捧,使自己成為這個黑幫社會最「英明偉大」的統治者……等等都是毛澤東統治、操控中共黑幫、大陸社會和民眾慣用的手腕。

享利.菲爾丁的《大偉人魏爾德.江奈生傳》大大加深了我對毛澤東、中共當局和中國大陸社會的真實面貌和醜惡本質的認識。對於促進我的覺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共當局之所以內部發行這本書,原是想利用這本書起到揭露英國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面的作用,卻不料適得其反,這本書起到的作用卻是使讀者從中認清了偉人、毛澤東、中共和中國大陸社會的醜惡本質的作用,這大概是中共當局始料不及的。
 
在閱覽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參考消息》,這是壹份當時只有縣團級以上單位的幹部、工作人員才有資格看的內部發行報紙(後來擴大到科級、公社壹級,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又擴展到大隊壹級),《參考消息》上所登載的,主要是經過中共當局精心篩選的世界各國發生的大事和新聞,這些事件大多是真實的,只是加上了中共當局帶偏見的評論而已,不過對於我這種有心觀察國內外所發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備透過中共當局帶偏見的評論,洞悉到事實真像的能力,《參考消息》使我隨時能了解到國際大事的真像和發展趨勢,使我從中獲益匪淺。此外《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和《北京晚報》都是知識性較強,政治色彩遠沒有《人民日報》和各省的省報那麼濃的報紙,這三種報紙有時也敢發表壹些文人學者隱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諷「大躍進」、「浮夸風」、 「公社化」和「吃大鍋飯」……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壹開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話」、「燕山夜話」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報》上連載發表的內容。這些內客使我認識到這個社會並非鐵板壹塊,還是有人能看清這個社會的真像,對這個社會產生的許多不正常現象是存有異議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後晚自習前、或不開夜車的晚上入睡前的時間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寢室的同學們宣講我在閱覽室從那些書報上得來的知識和新聞,發表我對當前政策和社會現實的看法,介紹西方民主國家科技的先進、民生的富裕;介紹西方三權分立、多黨制和議會民主方面的知識,引起同學們的熱烈反晌,都對這些問題進行積極的討論,其氣氛的熱烈常引來其他寢室的同學前來參与討論,致使我們寢室被同學們戲稱為「裴多菲俱樂部」。我還把在閱覽室里看到的壹些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美國左翼記者、文學家用以揭露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面的報導和著作的內容講給寢室里的同學們聽,例如有美國左翼記者報導美國有壹位航空工程師壹家四口人,月工資「只有」四千多美元,壹家人的生活幾乎無法過下去,該記者羅列了這壹家人每月的開支:稅金多少、各種保險費多少、房租多少、醫療費多少、水電費多少、兩個小孩教育費多少、壹家人外出旅遊和娛樂消費多少、煤氣費多少、汽油費多少、壹家人伙食費多少、去餐廳消費多少、採購衣物用具和玩具費用多少……照這位記者所列這壹家四口人每月的開支還超出了他每月四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說這壹家人生活困難到難以為繼的地步;還有壹本書是描寫記者採訪美國監獄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況,說犯人們向採訪他們的記者抱怨,他們在監獄里每周只能喝到兩頓牛肉湯,這實在太少,囚犯們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湯。

我以開玩笑的方式對寢室里的同學說:那位美國航空工程師壹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摺合人民幣壹萬多元(按當時中共官方自定的的匯率壹美元約摺合人民幣二點五元),都困難得無法過下去,他們確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等著我們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幣的(還不包括幾乎赤貧的農民在內)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去拯救他們;那些被美國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蝕了的美國囚犯們,每周有兩頓牛肉湯喝還在抱怨,思想覺悟實在太低,看看我們這些在這裏當家做主人,而且肩負世界共產革命重任的國際無產階級戰士,壹年到頭連壹頓牛肉湯都喝不到,都毫無怨言,這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覺悟。

寢室里的同學聽到后都議論紛紛,有的說:壹個月有壹萬多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麼把這麼多的錢在壹個月之內花完;有的說哪怕是壹周只有壹頓牛肉湯喝,我也想到美國去噹噹囚犯,也好嘗壹下早已忘卻了的牛肉湯的味道。當然我們寢室里的這類談話如果發現有黨員積極份子到來,或是從門口經過,便都會不約而同地馬上停止下來,或轉入其他非政治話題,這些話題在那個飢餓的年代大多與吃有關,不是對過去吃過的美食、硬飯[注:2]、飽飯的美好回憶,就是對壹頓美食、壹頓硬飯和壹頓飽飯的殷切嚮往。

在大學期間,在與我哥哥的通信中我們經常探討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探索中國大陸社會今後的出路,他是壹位從小就有遠大抱負和志向,希望為國為民做壹番事業的人,面對他從部隊轉業后.,到地方上工作所遇到的現實,他對毛澤東和中共當局大失所望,他剛轉業到河南泌陽縣工作時,還沒有徹底看透毛和中共當局的廬山真面目,還想通過自己勤勤懇懇的努力工作干出壹番事業為底層民眾謀取福利、維護底層民眾的基本權力,儘管他在單位每年都評為先進工作者,但他總感覺到對許多事情無能為力。

他在農業合作化時,目睹了幾乎壹夜之間那些被迫「自願」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幾乎殺光了自己家裡的除耕牛(因為私宰耕牛,那時是要被判刑的)之外的豬、羊、兔、雞、鴨、鵝;撈光了自家池塘里的魚蝦,第二天壹早起來都不約而同的對別人宣稱:不知發什麼瘟?壹個晚上我家的豬、羊、雞、鴨、鵝、魚壹下子都死光了。實際上都怕自己的財物入社后被別人共產掉,乾脆自己先殺了腌起來以後慢慢享用,好入社後去共別人的產;還有就是農民入社后那些農技不精、好逸惡勞的懶漢、無賴因出身好,紛紛當上生產隊、大隊的幹部,沒有當上幹部的也成了中共當局依靠的積極份子,剛開始入社時,那些農業上的好把式、勤勞成性的老實農民還勤勤懇懇地進行耕作,可是看到那些成天開會的大小幹部,和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的懶漢、二流子們每天的工分和他們壹樣多,其至比他們更多時,這些勤勞的農民也慢慢學會了出工不出力,壹天到晚磨詳工,致使農業生產日漸萎縮,由此我大哥意識到農業合作化對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對農村風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57年的「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分和良知尚存的幹部的無情打擊迫害,和58年的「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公社大食堂」以及農村幹部的刮「五風」,給農村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和給農民帶來的史元前例的深重苦難,以及造成大批農村人口因飢餓而死亡,這壹切由於大哥比我更接近底層社會和農民(他從縣公安局調到法院、農業局工作后,經常參加農村工作隊到農村第壹線從事「整社」和協助公社、大隊幹部開展工作),所以他對這壹切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對毛和中共當局反人性、反文明本質的認識比我更早、更清楚、更深刻。每年他休探親假回家,他都和我和我弟弟談及他們縣城和農村的各種駭人聽聞的慘狀,我們壹起探討救國救民之道,我也把從閱覽室、圖書館獲得的見聞、國際上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告訴他們,我們兄弟之間的這種談話,互相取長補短對彼此都是壹種提高。

我大哥工作的河南,那時是由壹貫緊跟毛的極左份子吳芝圃擔任中共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所以河南58年的浮夸風、虛報產量風颳得最厲害,上調中央糧食農副產品最積極,數量最多,所以河南餓死人的現象發生最早,三年飢荒時期河南餓死的人僅比四川少。河南58年底便開始有人餓死,到59年已開始大量餓死人,60年更是達到餓死人的高峰期。據大哥說,他們幹部內部透露的統計資料顯示「信陽事件」中餓死人最多的光山縣有60%的人餓死,他工作的泌陽縣也有近30%的人餓死,這些餓死的人中絕大部份是農民。到60年下半年,由於餓死人太多,河南壹些地方的領導便背著中央和省委,私下准許農民開墾荒地,收入歸己,還向農民分了壹點自留地,准許農戶自養豬、兔、雞、鴨。上面對此也不得不採取睜壹隻眼閉壹隻眼的方式較少進行干預。僅僅這麼稍微放鬆壹點對農民的限制和管控,這些地方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增,半夜就有人起來去開荒。大哥所在的泌陽縣屬地廣人稀的半山區,有很多可開墾的荒地,所以到61年秋收之後河南這些地區的農民的生活狀態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61年寒假我應邀到大哥那裡去度寒假(我大哥當時是鄧庄公社壹個大的包隊幹部),去時,我在武昌停留了壹天,在武漢大學化學系讀書的高中同學潭志誠帶我到龜山、蛇山和長江大橋去參觀,我們壹起走到長江大橋上面的公路橋的人行道上,往大橋中間走去,站在高高的鋼架大橋之上觀看大橋和橋下滾滾東去的萬里長江,因冬季是枯水季節,所以長江的江面並不顯得十分寬闊,然後我們來到蛇山腳下,我問譚志誠那座著名的黃鶴樓為何不見蹤影,他說:當年修建長江大橋時,因黃鶴樓的所在地無論是位置還是下面的地質條件都適合作大橋北端的橋頭,所以就被援建大橋的蘇聯專家拆掉了,實在可惜。我想蘇聯專家可能不知道這座樓的歷史價值,和它在中國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還有那些配合蘇聯人壹起工作的中國橋樑專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們也不敢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在那個向蘇聯壹邊倒、稱蘇聯為「老大哥」的年代,他們都怕因此而被當局冠以「反蘇」的罪名禍及自己和殃及家人,而中共當局就更不把歷史遺迹和名勝古迹當壹回事,所以黃鶴樓也就遭到了和北京的城牆、城門、城樓壹樣的命運。其實改變壹下方案也許黃鶴樓便能免遭拆除的命運,即使因此而增加壹些投資也是值得的,因為黃鶴樓對中國來說是無價之寶。

下午我從武昌又登上去確山的火車,大約第二天早上6點半左右,確山車站到了,我走到車廂門口等車壹停穩就跳下車,壹陣寒氣迎面撲來,我壹看周圍地上有水的地方都結了冰,房頂上、草地上都打滿了霜,氣溫比家鄉低了許多,我連忙跑到火車站旁邊那個簡易汽車站售票口去排隊買票,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買到壹張到竹溝的汽車票,到上車時壹看,所謂客車其實就是壹輛敞篷的解放牌大貨車。竹溝鎮不是很大,但卻因它曾經是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共北方局的駐地而聞名遐邇。我們的車壹到竹溝汽車站,我就看見早已在那裡等我的大哥,他立即朝我走過來,接過我手中的行李,我們來到壹家小飲食店,吃了點東西,我們壹邊吃壹邊聊天,大哥說妳早壹兩年來,妳就是有錢有糧票,在鎮上也是什麼都買不到。吃完飯我坐在大哥從鄧庄郵電所借來的自行車的后坐上,沿著壹條坑坑漥漥的牛車道,壹路翻山越嶺朝鄧庄公社方向騎去。下午四點多終於到了大哥包隊的大隊書記曲X德的家裡,曲書記夫婦很熱情,連忙接下我的行李,帶我到他家安排我往宿的房間安頓下來。我住在曲書記家裡每天紅薯、馬鈴薯、玉米餅和小米粥盡量吃,到過年那幾天居然連白面饃饃也盡量吃。曲X德所在的生產隊還殺了壹頭年豬,全隊每戶還分到兩三斤豬肉,三十晚上許多社員家裡還吃上了豬肉燉粉條和大白菜。我在曲書記家度寒假時,不時還有許多熱情好客社員請我去他們家裡吃飯。和他們聊天時,發現許多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太他們說起武漢、咸寧、長沙、株州、衡陽……的大街小巷來比我都熟悉。原來泌陽壹帶歷來比較貧窮,每年秋收之後,許多人便扶老攜幼外出要飯,他們首選之地當然是隔河南又近,又號稱天下糧倉的湖南、湖北,又有鐵路與河南相連,便於他們往返時爬火車。他們在這兩省的城鎮走街串巷沿街乞討,通常他們要飯都要要到春耕前,才帶著大包小包的糧食和討來的錢爬拉貨的火車回到確山、信陽或駐馬店,再走路返回家鄉。當然聊天時也免不了要談到去年、前年餓死人的事,我問他們,那時為何沒有想到外出要飯這壹條求生之道?他們說當時上面不准他們外出逃荒要飯,說這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交通要道都有民兵站崗放哨專抓外出逃荒要飯的人,人們只能在家裡挨餓等死。

我在鄧庄公社看到的農民們的生活狀況,簡直令我無法想象這裡在去年和前年居然是個餓死了近30%的人的地方。人還是那些人,只是比前兩三年減少了30%;幹部還是那些幹部,土地還是原來的土地;只是多開墾了壹點荒地、社員家裡分了壹點自留地、准許他們私人養豬、養雞鴨;只是不再叫他們去鍊鋼鐵、不再叫他們去深耕三尺、不再叫他們下雪天半夜赤膊上陣點火把、戰通霄去放衛星創高產。只花了壹年多的時間那裡就發生了如此翻天復地的巨大變化,由前兩年的人間地獄、餓殍遍野,到今天的家家戶戶不但都能吃飽飯而且都略有餘糧。這充分證明59、60、61這三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這壹場餓死四五千萬人的史無前例的大飢荒,完全是毛和中共當局的好大喜功和愚蠢的工農業政策所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在鄧庄壹個多月的生活,不僅讓我實現了吃飽飯、吃硬飯的夢想,久違的紅潤又回到了我的臉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對中國大陸農村和農民「解放」后所經歷的深重苦難及其產生的根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也使我愈發感到自已肩頭責任的重大。

那次寒假我與大哥私下談得最多的就是關於中國大陸的前途和我們應作出何種努力來改變中國大陸民眾的命運這類話題。我們意識到以當時毛和中共當局在中國的統治幾乎無所不至的嚴密程度,和民眾因自身的無知愚昧,以及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而仍處於尚未開始覺醒的蒙昧狀態,還不具備通過武裝鬥爭推翻毛和中共在大陸的共產獨裁統治的條件。要改變中國大陸民眾的命運,就是要把國內外的歷史和現實真像告訴他們,讓他們認清自身所遭受的壹切苦難和不公的根源,都是「解放」后,毛和中共當局的共產獨裁統治所導致的;都是毛和中共當局違反壹切倫理道德和政治經濟常理的胡作非為所造成的。只有民眾的覺醒才能具備推翻毛和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的最基本條件,只有推翻了毛和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共產獨裁統治,才能使大陸民眾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獲得真正的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體制,中國大陸才能從此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和繁榮昌盛的大道。
為了喚醒民眾只有通過宣傳,而宣傳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辦報紙,其次是向各自周圍的人宣傳自已的政治見解、揭露現實和歷史的真像,促使儘可能多的人覺醒。但當時的大陸完全不具備民間辦報紙的條件,於是我們打算偷渡到香港、澳門取得當地有良知的工商業人士的資助辦壹份報紙宣傳民主憲政、揭露中共當局在大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過沿海漁民偷運和用氣球飄投的方式送往大陸散發。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在海外成立政黨,先取得海外僑胞的支持然後再往中國大陸發展。為了便於與大哥之間的通信聯繫,我們設計了壹套簡單的密碼那就是用10000減掉那個漢字的電報代碼就是這個字的密碼。我們互相通信時對於那些敏感的內容和詞語就採用這種密碼書寫(這就是後來把我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時,向同學們宣稱我有密碼、電台與台灣特務機關有聯繫的緣由)。我們商定不談戀愛、不結婚,以免分散精力和連累女方,除非女方具備能促使我們偷渡出境的有利條件,並與我們志同道合才可以考慮。我們深知我們決定為之獻身的事業雖然崇高、神聖,但卻是充滿風險的,在當時中共當局的高壓暴力統治之下,隨時都有可能引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

很快壹個多月的寒假就要過去了,我回家前曲書記和周圍的幾戶農民都拿了壹些小米、紅薯干、高粱米送給我,曲書記還另外包了芝麻、紅棗各壹小包(每樣各約壹斤左右)說是送給我父母吃的。

回到學校,我們學生七舍104室的同學各自帶著自己回鄉的見聞回到寢室,這些見聞大多是鄉下農民經歷的苦難、餓死人的景象、吃樹皮草根的情況,和農村幹部砸鍋、沒收碗筷、拆房子強迫農民去吃食堂、去住集體宿舍,過軍事化的生活,以響應毛和中共當局全民皆兵和公社化的號召。開學之後,被稱之為裴多菲俱樂部的104寢室又活躍了起來。然而我在104寢室的活動已引起了班上以駱XX為首的黨員積極分子們的注意,他們把情況彙報到系黨總支書記劉某那裡,劉某連忙布置他們暗地裡檢查我的往來信件,注意我平日與哪些同學交往密切,偷聽104寢室里我們談話的內容。劉某壹貫以整同事、教師、學生來撈取自己向上爬的資本,他在我校的作為,深為我校絕大部份幹部、教師和學生所深惡痛絕。

由於缺乏與中共當局進行鬥爭的經驗,和認為我所想、所談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所以儘管與大哥寫信時,遇到敏感內容還使用密碼,但平日都沒有太注意黨員積極份子們對我的關注,只是發現那位駱姓黨員總是坐到我的書桌上做作業,因他平日成績很差,經常找我問他不懂的問題。所以我也沒有在意,以為他坐在我的書桌上來做作業,也許是為了問我時比較方便。不料駱某坐到我的書桌上做作業是假;趁我不在時,翻看我與大哥和其他同學之間的往來信件,並把他認為有價值的內容抄錄下來到劉某那裡去彙報是真。

此時我已被系黨總支書記劉某作為重點監控對象,只是由於缺乏社會經驗,和對中共當局對社會控制的嚴密程度認識不足,以致我對此尚未察覺到。其實後來回想起來,當時還是有壹些跡象表明我已被處於監控和不被信任之中。諸如:每學期選班幹部時,在所有的候選人之中幾乎每次我得的選票都是全班第壹,理應擔任班長,然而報到系裡審批分配工作后,我總是分配擔任副班長、文體委員之類的「閑職」,我當時還認為這大概是因為我既不是黨團員;又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之故,所以並未引起我的警惕。

五年的大學時光,我認為對我最重要的就是前三年的基礎理論課,由於我在這方面下了極大的功夫,,所以我的基礎科學知識比較紮實,這使我終生受益匪淺,這使我能很快適應壹項新的工作。倒是后兩年的專業課所學的知識,在此後的工作、生活之中較少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學的第四年開始分專業,我選擇了稀有元素化學專業,這個專業主要從事壹些放射性元素、稀土元素、半導體元素和稀貴金屬元素的分離提純方法和它們的物理、化學性質方面的研究。

從進入大學起直至畢業為止的政治學習時間,幾乎從未停止過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反動」學術權威們的批判,這些批判大都以大會、小會和寫大字報的方式進行。在這類班上召開的批判會上,不僅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的反動思想言行;還要「向黨交心」批判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活動對同學們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壓力:交待多了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私心雜念」怕被黨員積極份子們上綱上線,彙報上去招致批判鬥爭,和寫成材料裝進自己的檔案袋;交待少了,又怕被說成是對黨不忠誠,有意對黨隱瞞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處於進退兩難困境中的同學們只好對自己的壹些生活細節上的小事加以上綱上線,自我批判壹通,以圖過關。而不敢在任何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揭露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批判」自已經常感覺吃不飽、肚子餓是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表現,要想到「解放」前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在「三座大山」的欺壓之下那種饑寒交迫的生活,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我們就不會覺得肚子鋨,而應該衷心感謝黨和毛主席給我們帶來的當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我的這些暗含嘲諷、充滿假大空的廢話,不僅引發同學們會心的鬨笑而且也令那幾個黨員積極份子抓不到把柄。

由於自58年以來中共當局壹直強調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把學生培養成黨的馴服工具;教育要與勞動生產相結合,我們大學生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平均壹年要參加壹個多月的勞動,每當遇到這類勞動,我都力求比別人幹得更多更快。因為我深知我從小從未經過任何艱苦勞動的鍛煉,我試圖通過這種艱苦勞動的鍛煉,來磨鍊自己的意志,培養自己吃苦耐勞的能力,並從中體會底層民眾的困苦。這種對自己身體和意志的嚴格訓練,使我終生獲益匪淺,這使我此後能很快適應我被中共當局逐至農場勞動教養和下放農村從事冗長而繁重的農業勞動和過艱苦的農村生話時,都能很快適應那裡繁重的農業勞動和艱苦的農場、農村生活。

我們也曾到學校附近的蔬菜隊去勞動,我從菜隊的壹位經驗豐富的老菜農那裡認真學習各種蔬菜從播種直至收穫的整套蔬菜種植技術,這些蔬菜種植技術對我後來「下放」農村后自己種植蔬菜大有裨益。

還有壹年秋季是到學校附近的桔園去幫果農們採摘南桔。按「解放」前桔園請人摘桔子的慣例,採摘桔子的工人可以免費隨便吃桔子,只是不能帶走,而按「解放」后的那個「大飢荒」時代的規定,採摘桔子的學生們是不准許吃任何壹個桔子的。然而在那個同學們都餓得肚子咕咕叫的時代,幾乎所有的同學,包括那幾位黨員積極份子在內,都忍不住飢餓的逼迫和桔子香甜味道的誘惑,每天都要趁果農們不在場的時候,偷偷地吃掉兩三個甚至四五個桔子,然而我儘管也飢餓難耐,但我始終忍住了美味香甜的桔子對我的誘惑,在整個採摘桔子的二十來天時間內,堅持沒有吃過壹個桔子。因為在未經他人允許的情況之下,決不吃、拿和使用別人的東西是我必須堅守的道德底線之壹。當然,如果我已餓得快要死了,這個桔子或其他食物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之下,我還是會拿來救自己壹命的,因為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壹條更為重要的道德底線。

62年5月在廣東深圳與香港之間,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逃港」事件。這年5月5號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不知是出於何種考慮,下令撤除深圳與香港之間的邊防崗哨,開放邊境任民眾自由赴港。開始還只有深圳附近壹帶的人知道消息,開始逃往香港,後來消息壹傳開,許多廣東內地的人也紛紛扶老攜幼加入逃港大軍。在廣州通往深圳的公路上到處都是從廣東各地聞訊趕來逃港的難民,他們扶老攜幼,不畏艱險奮力沿廣深公路往南走,去尋找他們所憧憬的新生活。
等我從廣東同學家人的來信中獲知大逃港事件時已到了六月份,邊境早已重新關閉,令我後悔莫及。我想要是我在5月25號港深邊境重新關閉之前知道這個消息,我必定會用「密碼」電告河南的大哥,並約同長沙的弟弟壹起加入到大逃港的洪流之中去,如能去到香港便可實現辦報紙揭露毛和中共罪惡、宣揚民主憲改、啟蒙大陸民眾的願望。不過這次大逃港使我知道通過深圳躲過邊防軍警的截殺是壹條可行的出逃途徑,雖然存在較大風險,但為了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這個風險是值得壹冒的,為此我們兄弟都加強了自己的游泳訓練。

有壹次從《人民日報》的壹篇報導導中,又了解到壹種逃離中國大陸這個樊籠的途徑,那篇報導是雲南省滄源縣委書記寫的,內容是:宣揚滄源縣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呼籲內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到那裡去支援邊疆建設,滄源縣緊靠中緬邊境,是個森林茂密的山區,加之人口稀少,是個理想的越境地區。我便用密碼與大哥商定,大學畢業時,以支援邊疆建沒的名義申請去滄源工作,了解清楚清況,並作好越境的計劃和準備之後,再通知大哥和弟弟以探親的名義到滄源集合,壹起偷渡到緬甸,以達到在境外辦報紙喚醒民眾推翻大陸共產獨裁暴政,拯救大陸民眾於水火的目的。

很快大學前三年的基礎課課程就結束了,從大學四年級開始便進入專業課程的學習。儘管我的人生目標早已不是從事稀有元素化學的研究,而是要為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貢獻自己畢生的精力。然而我還是壹如既往認真地學習這些課程和做實驗,壹是因為我確實非常喜歡從事科學研究;二是因為我非常希望用儘可能多的知識來充實自己的人生。只有這樣,壹個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彩。此時我希望自已能成為這樣壹個人:不僅最艱難困苦、最充滿風險的生活、最粗笨沈重的勞動他都忍受;最粗俗的生話他也能樂在其中;而且最精美高尚的文化與生活他也會品味、享受,諸如東西方古典文學名著、古典音樂、唐詩、宋詞、元曲,東西方繪畫、攝影、中國書法、西方的戲劇、中國的京劇、黃梅戲、各種科技常識、天文、地理、中外歷史概況,甚至美食,養身、保健……等方面。他雖然不可能每壹項都成為專家,但他必須具備這些方面的常識,使他在這些方面都具備欣賞、品味和適應的能力,只有這樣他的人生才能豐富多彩並充滿樂趣,他的身體和精神才能始終保持健康與活力。

進入大四后,男女生尋找合適的終生伴侶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壹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壹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同學們都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二是經過大學三年來的共同生活、學習男女生之間彼此都有了較深的了解,許多男女生之間都有了彼此心儀的對象,所以儘管當時的高校禁止師生之間、學生之間談戀愛,但這種源自人類繁衍和性愛本能的情感,哪裡是中共當局壹廂情願的壹紙禁令所禁止得了的。所以到大三以後男女同學之間出雙入對的現象便與日俱增起來,。基於我在大學期間在學習、為人處世和人品方面的表現已獲得絕大多數同學的好感,當然也包括壹些女同學,所以那時也偶有女同學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我的好感,但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我都十分委婉、十分明確地、早早地將這些苗頭拒之門外,這樣做既不會損害對方的尊嚴;又不會給對方造成較深的痛苦。這其中也有我比較心儀的人,其中壹位58級的被老師們譽為化學系兩位天才學生之壹的女生胡XX就是其中的壹位,我們曾在61年夏季壹起在壹家製藥廠買習近兩個月時間,相互之間有過較多交往、互相之間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對她也有好感,她也曾明確的向我暗示過對我的好感,但為了我的理想、責任和立下的誓言,我還是在這種感情萌發之初,便用明確無誤的暗示加以婉拒了。

61年夏天在製藥廠實習期間,有壹個星期天工廠休息,我正在清洗自己的衣物,忽然聽到從宿舍側邊的小山坡上傳來壹陣優雅的小提琴聲,我連忙停下清洗工作,仔細地欣賞這難得壹聽的小提琴演奏,我聽到他先演奏的是「拉駱駝」、「江河水」,接著又演奏了壹曲當時十分流行的「新疆之春」,後來他又演奏了壹曲舒曼的「夢幻曲」和貝多芬的「小步舞曲」。「拉駱駝」壹開始輕漫優美的旋律使我彷彿看到壹支滿載貨物的駝隊,為了趕路,打破黎明前的寂靜,摸黑起程踏上遙遠的征途,壹路上經過草原、荒漠到達壹個集鎮。此時樂曲轉入壹種熱烈奔放的旋律,使人彷彿隨著駝隊來到壹個喧囂的集市,駱駝客們在那裡進行交易、就餐、飲酒划拳。然後樂曲又轉入平靜,彷彿使人看到駝隊在熱鬧的集市完成交易之後,又踏上新的旅途,最後樂曲由平靜轉入寧靜,直到曲終的萬籟俱寂,使人彷彿看到迎著西下的夕陽行進在草原、荒漠之上的駝隊,在夜幕降臨之後,開始搭建帳篷宿營,最後駱駝和駱駝客們都寧靜地進入夢鄉;「江訶水」那時而幽怨,時而悲憤激越的旋津,彷彿使人看到壹位滿懷思念和悲憤的婦女,在江邊祭奠她那赴遠處服勞役而客死他鄉的丈夫,而抒發出的幽幽情懷和對社會不公、命運不濟所發出的憤怒和控訴,聽了不免令人黯然神傷;而「新疆之春」那歡快跳躍的旋律使人感受到維吾爾族民眾能歌善舞、熱情奔放的民族本性,使人頓生輕鬆愉快的感覺;而舒曼的「夢幻曲」則以它那舒緩優雅的旋律使人進入壹種似睡非睡的夢幻般的意境,聽了不由使人感嘆這個曲子不僅譜寫得好,而且曲名也實在翻譯得太好了;而貝多芬那輕快、熱烈、優雅的「小步舞曲」則彷彿把聽眾帶到了兩三百年前歐洲宮庭和貴族盛會上,盛裝的仕女和風度高雅的士紳們在壹起翩翩起舞的場景。這壹切在那個精神生活貧乏,「革命」歌曲充斥樂壇的時代,使我得到了極大的精神享受。等「小步舞曲」壹拉完,我連忙跑出寢室,朝琴聲傳來的方向壹望,看見離寢室不遠處的小山坡上,壹個周圍長滿雜草的小亭子里,站著壹個手拿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連忙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他馬上說:「妳是來實習的大學生吧!真羨慕妳們能有機會上大學」,我說:「剛才聽妳的演湊,覺得妳對樂曲的理解、對旋律的把握和演奏的技巧、手法都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妳為什麼不去考音樂學院?」此時只見他低下了原本望著我的頭,目光也暗淡了下來,說道:「我連考普通大學的資格都沒有,哪裡還有資格報考音樂學院,要不是58年搞「大躍進」到處都招人,我恐怕連當工人的機會都沒有,」聽了他的講述,為避免觸動他的傷心之處,我也就沒有細問他不能報考大學的緣由。但是不難想象他和他的家庭肯定是沾上了中共當局內部文件中所規定的不能報考大學的條文中某壹條的邊,才被中共當局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以後我們成為了朋友,每當他到小亭子拉小提琴,而我又不當班時,便會到小亭子去聽他的演奏,他也很高興有人欣賞他的演湊。離開製藥廠以後,每當我想到他,就會想到那個可惡的階級路線不知扼殺了多少英才,如果沒有這條階級路線的阻擋,這位青年工人也許就能成為另壹個馬思聰。

到大學五年級的上學期,上完專業課之後,在1963年的10月下旬便開始實習。壹開始壹我被分到XX省有色金屬研究所實習,臨行前突然接到系裡的通知,把我的實習地點改為XX市化工廠。這種變化表明系裡面已在暗中調查我的所謂組織反革命集團案。大概是怕我到有色金屬研究所「刺探」我國的科研秘密,泄露給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吧!不過我當時對此竟未察覺,只當是因為我出身不好又有台灣和海外頭系,才不派我到有色金屬研究所這種涉及科研機密的研究單位去實習,所以也就沒有把這當為壹回事。

其實那時中共當局的科研實在沒有什麼成果值得如此保密,經過「解放」后歷次針對知識份子的各種政治運動,真正有真才實學;能夠有所創造、有所發明的知識份子有的被處決了;有的被的被關進了監獄;有的被的被投入了勞改、勞教工廠、農場;有的被迫在學校、工廠、科研機構打雜、搞衛生甚至清掃廁所。他們都被剝奪了從事科研的機會和權利。而充斥各科研機構的大多是那些擅長吹牛迫馬、以整人為樂、不學無術、出身又好的積極份子,這種人除了能發明創造出各種整人的「妙招」之外,哪裡還能研究創造出什麼值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前來竊取的科研成果?

我們到XX市化工廠的那天晚上,工廠專門開了壹個歡迎會,在會上據該廠的黨委書記王光英介紹,他們廠所生產的硫酸錳是支援世界共產革命的重要出口產品,是出口到戰鬥在世界共產革命最前線的古巴的重要化肥產品,因古巴土壤長期種植甘蔗導致其土瓖中嚴重缺錳,而含錳肥料對於提高甘蔗的產量和含糖量都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該廠的生產設備簡陋、工人生產環境惡劣、勞動強度極大。整個硫酸錳生產車間幾乎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可言。硫酸錳車間的生產流程十分簡陋、原始,簡直就像壹個兩三百年前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壹個生產硫酸錳的手工作坊。整個生產過程全都是手工操作,其勞強度之大、工作環境之惡劣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由於生產的硫酸錳是作肥料用的,對產品的純度要求不高。像這種生產工業級粗製品的手工生產除了起到體力勞動鍛煉和惡劣的生產條件損害學生的身體的作用之外,起不到任何實習的作用。

實習結束后,我們回到學校便開始淮備寫畢業論文,分配給我的論文題目是「鈮鉭的分離」,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是蔣老師,壹開始他給了我壹份參考書表,表上所列參考書大都為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出版的英文、俄文書刊,中文的很少,因為那時中國對鈮鉭這兩種元素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不僅這方面的著述較少,而且由於鈮鉭的研究和應用大都與核能、核武器相關的精密儀錶有關,理所當然地有關鈮鉭的研究資料都被什麼都保密的中共當局列為機密,是絕對不會讓我這個己被內定為「反革命集團」頭子的學生接觸到的。鈮和鉭是兩種物理化學性質十分相近的稀有金屬元素,因而治煉工藝十分精細複雜,所以其價格遠比黃金還要貴許多倍。

1964年春學校開展了壹年壹度的研究生報考工作,以我在大學期間在學習上的表現,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我報考研究生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我卻決定不報考研究生,儘管我十分喜歡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早已不在科學研究之上。作為壹個有正義感、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熱血青年,上天又賦予了我認清「解放」后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壹切深重苦難的根源的能力,我早已把為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作為自己努力奮鬥的人生目標,我不想讓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束縛住我的手腳、耗費掉我的時間和精力,這就是我決定不報考研究生的原因。不過從後來知道的情況看,那時我即使去報考研究生也不會被系裡面批准,因為從大約壹年多之前起,我已被以劉某為首的系黨總支列為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而處於被嚴密監控之中。

正當我潛心致力於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突然禍從天降,1964年3月17日上午大約9點左右,我正在寢室里看書,忽然班上的黨員積極份子駱XX到寢室里對我說:「易XX,劉書記在答疑室有事找妳,妳馬上去壹下」,當我壹進答疑室的門,只見劉書記坐在答疑桌旁,桌上放著壹個黑色公文包,他面前還放了壹疊材料,他劈頭就對我說:「易XX!妳的案子破啦!我現在代表組織宣布妳從今天起停學反省,老老實實交待妳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偷越國境叛國投敵和進行反革命宣傳的罪行,爭取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才是妳唯壹的出路,黨的政策歷來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妳是知道的。從現在開始妳停止寫畢業論文,馬上開始寫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經批準不準離開寢室,不準隨意行動」。此時我心裏想我和我的大哥、弟弟要做的事都還在籌劃之中,大都尚未付諸行動,我自認為沒有什麼把柄抓在他們手裡(因我的疏忽大意,我不知道他們已偷閱、審查我們兄弟之間的通信已有壹年多的時間),所以我說我沒有犯什麼案子,也沒有什麼好交待的。劉書記聽后把桌子壹拍,叫道:「易XX!妳到現在還不老實、還想頑固到底,老實告訴妳,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槍斃妳都有多」,說著從桌上拿起擺在他前面的那壹疊材料紙對我揚了壹揚說:「罪證都在這裏,我們早就掌握了,就看妳坦白不坦白,妳還年輕,今後的日子還長,只要妳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積極檢舉揭發別人,爭取立功贖罪,爭取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妳還是有前途的」,說完他拿出壹疊材料紙遞給我,我沒有接,他說:「妳的態度很不老實,這對妳沒有好處,今天就談到這裏吧!」然後對門外喊了壹聲:來人!馬上就有兩位早已等候在門外的陳、駱兩位黨員應聲而入,劉書記對他們說:先把他帶下去,並把那疊材料紙交給其中的壹位,對他說道;要他下去老老實實寫交待,不許他亂說亂動。於是我被陳、駱二位壹左壹右押回了寢室。此時全寢室的同學都用異樣的目光注視著我,沒有壹個同學敢跟我說話、敢跟我打招呼。很顯然,就在我被劉書記找去談話時,他們已向同學們宣布了我的反革命「罪行」,號召大家撿舉揭發我的反革命「罪行」,並與我劃清界線。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緊張地思考怎樣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局面。壹開始頭腦裏面很混亂,壹時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後腦子便慢慢冷靜下來。我確定先決不主動承認任何「反革命罪行」,盡量沒法摸清劉書記他們究竟掌握了我們兄弟多少情況,然後再決定應對的辦法,我決定把凡是他們己經掌握了的情況都酌情「主動」交待出來,同時在與劉書記談話時,要改變頭壹天那種強硬態度,裝出壹副很膽小害怕的樣子,以在他們面前製造出壹種「這傢伙很膽小、也還算老實,容易對付」的假象以麻痹他們;此外堅決不牽扯到任何壹個同學親友,因為決不能因為我而傷及任何壹位親友同學,這是我為人處世不可逾越的基本準則,此外也可阻止劉書記之流想把問題擴大化,然後把我的問題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企圖。在我被隔離反省交待「反革命罪行」的同時,兩個平日與我往來最密切的候、鄒二位同學也同時被隔離審查,要他們交待參与我的「反革命集團」活動的罪行,和揭發我的反革命罪行。第二天全年級停課招開師生大會,檢舉揭發「易XX反革命集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譯東思想的罪行。以後幾乎每天都要以班為單位輪流召開對我的檢舉揭發批鬥會。壹開始因為老師、同學們都不知道我己認清中共當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質,決心獻身中國大陸的民主憲政事業,並正在採取行動付諸實施的真實情況。在老師、同學們的眼中,我是壹個樂觀向上、學習刻苦努力、成績優異、尊敬師長、友愛同學、樂於助人、為人忠厚、愛好廣泛的模範學生。所以最早的幾次批鬥會,除了幾位黨團員按會前的布置發言對我進行檢舉揭發批鬥,並帶頭呼喊壹些「易XX不老實只有死路壹條」、「打倒反革命頭子易XX!」之類的口號之外,很少有人發言。
後來系裡面召集全系學生開會,對學生們施壓說:以後的批鬥會上誰不發言、誰不檢舉揭發易XX的反動言行,誰就是階級立場不穩;就是與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線;就要影響到即將到來的畢業鑒定、影響他的畢業分配,這些東西還將進入他的檔案要影響他的壹生。劉書記找我談話更是赤裸祼地對我說:以前老師、同學都認為妳是壹個好學生,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妳搞透、搞臭,讓同學們認清妳的反革命真實面目。在系黨總支的高壓之下,同學們為求自保,不得不紛份發言揭露我的「反動言行」,這種批鬥會因涉及同學們的畢業鑒定、畢業分配和政治前途,所以許多同學都站出來發言「揭露」我平時;特別是在那間被稱之為裴多菲俱樂部的寢室里發表的「反動言行」,以及政治學習時以開玩笑的方式發表的反動言行。其中有些同學當時也附和我的言行觀點,但到此時他們為洗清自己,不僅把責任全推到我壹個人頭上,甚至還無中生有揑造壹些我的反動言行上綱上線對我進行誣陷。看到這些同學的表現,我心頭感到無比的悲涼,我冒著犯反革命罪的危險為之獻身的事業,不正是為了維護妳們的權益;不正是為了妳們和妳們的子孫不再遭受「解放」后我們所遭受過的深重苦難嗎?妳們怎能這樣對我落井下石?妳們為求自保檢舉揭發我那些眾所周知的反革命言行,我都能理解並予以原諒,因為妳不檢舉揭發,別人也會檢舉揭發,但對於那些沒有第三者在場的、壹些平日關係很好的同學我們私下的談話,妳就沒有必要檢舉揭發出來,這種只有妳我知道的言行妳不揭發,對妳也不會帶來任何傷害和危險。更有甚者有些二人之間的私下談話有些明明是他自已講的「反動言行」,他發言時卻推到我的頭上。在那種批鬥會上,他們知道我的任何辯解都會被認為是不老實的表現,而招來壹片「易XX不老實!不許狡辯!」的口號聲,而將我的辯解淹沒在口號聲中。當然也有壹些同學,包括壹些平時關係並不十分密切的同學在內,在發言時都只撿舉揭發壹些無關痛癢的小事,和揭發壹些大家都知道的「反動言行」對於我和他們之間別人不知道的壹些很「反動」的談活內容卻避而不談,或是喊幾句空洞的口號應付壹下了事。看得出這些同學的發言純粹是為了「過關」,他們在那樣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下仍然堅守住了自已做入的底線,光憑這些人我就覺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將要作出的犧牲是值得的。

從3月18號起除了寫交待材料之外就是參加由各班學生輪流召開的批鬥會,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批鬥會成了同學們本性赤裸裸的地表演的人生舞台。在政治利益、在決定人生前途和命運好壞的畢業鑒定和畢業分配面前,批鬥會到後來便成了我觀賞同學們赤裸裸地表演自己真實本性的人生舞台。有時我在批鬥會上看同學們在這個舞台上赤裸裸的「演出「看入了神,以致批鬥會上有人要我回答問題,我都沒有聽到,當提問者提高聲調大聲質問我為什麼不回答時,我才猛然驚醒過來,連忙說剛才我沒有聽清,請妳再說壹遍。

對於那些在政治學習上以開玩笑的方式對現實和中共當局的嘲諷和在寢室里宣揚民主憲政、介紹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這些事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是瞞不住的,我便在交待材料中「主動」交待,但對於組織反革命集團的事和發展了哪些成員、綱領是什麼、與台灣有無聯繫、有無電台、密碼這類事則堅決否認。但對密碼壹事,我知道他們早就在審查我和大哥通信的信件,他們肯定從信中知道我們有密碼,我交待說密碼倒是有,只是為了與大哥通信時不讓別人知道裏面的內容,而不是用來與海外聯繫的,因為我們沒有電台,也從未打算過要去搞個什麼電台。儘管如此,劉書記後來在把我以反革命集團案移交給省公安廳時,還是不顧事實真像在報告中指稱我有電台密碼,與台灣特務機關有聯繫。

在要我寫交待材料時,他們總是把同壹個問題要我寫多次交待,其目的是要看看對同壹問題,我每次所寫交待有什麼不壹致的地方,以圖從中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認某項指控。我很快就看穿了他們的把戲,對同壹問題,我每次寫的交待都完全壹樣,他們根本無法從中挑出任何毛病。許多年後我碰到壹位當年曾參与我反革命集團壹案偵查、批鬥工作的同學告訴我:妳的記性真好,妳每次對同壹個問題寫出的交待材料都完全壹樣,幾乎壹字不改,我們壹點毛病都挑不出來,那位劉書記也曾當面質問我:妳為什麼每次寫的材料都完全壹樣,沒有交待壹點新罪行?我回答說:因為我完全是按事實交待的,所以每次寫的交待都壹樣,妳不是要我按事實老賣交待嗎?我正是按妳的要求老實交待問題,我總不能違背事實亂說壹通,妳們要我說什麼我就說什麼吧!為了防止候、鄒兩位同時被隔離審查的同學在當局的的威脅誘騙之下頂不住,為求解脫胡亂承認參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團,我訣定找機會穩住他們二人,他們二人那時被隔離在我對面的寢室,也有兩人看守,有壹天我見候同學出來到位於宿舍旁小山坡上的廁所去方便,我也向看守我的同學提出要上廁所,他們把我帶到距廁所還有七、八米遠的地方,就停下來,示意我進去方便,因那時的廁所內都積存有許多糞便氣味很難聞,我壹進廁所連忙走到候同學身邊低聲對他說:我是不會牽連妳們的,只要妳們自已不承認參加了反革命集團,其他有關我的事都說不知道,妳們就什麼事都沒有,否則就是自找麻煩。他點了點頭。對鄒同學也以同樣的方式告誡了他。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們在我交底之後,,頂住了劉書記他們的威脅誘騙,後來他們都順利地領得了畢業證,分配了工作。

劉書記為了把我的問題搞成壹個大型「反革命集團」案件,威逼與我交往較密切、有書信往來的中學、大學同學、親友承認參加了我組織的「反革命集團」,並檢舉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他又把我的問題添油加醋、誇大其詞、上綱上線整理成材料后,上報到省公安廳立案偵察。四月上旬的壹天晚上,學校保衛科的文幹事把我叫到校保衛科辦公室,我壹進去就看到保衛科的三名幹部正在陪壹個三十多歲的身著便衣的人在打撲克牌,他們壹見我進來連忙停止了打牌,文幹事就指著那位著便衣的幹部對我說:這位是省公安廳的肖偵察員,又對肖偵察員指著我說:這就是易XX。此時肖偵察員坐到了辦公桌的主坐上,並要文幹事端了壹張小方凳,放在他辦公桌的對面,並示意我坐下,然後他打開他那黑色的公文包,從中拿出厚厚的壹疊材料,對我說:易XX!我們監視妳已經很久了,妳組織反革命集團的事我們早就掌握了,隨即拿起那疊材料對我揚了壹揚。他接著又說:我今天是代表黨和政府來找妳談話,主要是給妳壹個主動坦白交待、認罪悔過的機會,現在就看妳能不能把握住這次機會,主動老實交待自己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爭取得到黨和政府對妳的寬大處理。妳還年輕,今後的日子還很長,只要妳主動認罪、接受師生們對妳的批判鬥爭,還是可以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的,還是有前途的。否則妳的下場是十分危險的。他指著放在他前面的那疊材料對我說:根據我們己經掌握的材料判妳壹二十年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罰都綽綽有餘,黨和政府是看到妳還年輕,也有點才華是想挽救妳,才讓我來找妳談話,給妳最後壹次挽救自己的機會。

我心裏想,妳們如果什麼都知道還找我來審問幹什麼?顯然是妳們還沒有掌握把我定為組織「反革命集團」罪所需的材料才來對我進行日以繼夜的批鬥、審訊。這位肖偵察員審訊時與劉書記他們那種聲色俱厲、拍桌打椅的方式不同,他採取的是壹種溫和的、閑談的方式進行審問,他從不直接要我承認「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或「進行反革命宣傳」等罪名,而是先從壹些看似與這些罪名無關的問題談起,只要妳壹開始的回答落入了他早已默認好的圈套,那麼妳對他下壹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他早已預計好了的答案,到最後妳就只能被迫承認他所指控的罪名。例如,他要逼迫我承認在同學們中「進行反革命宣傳罪」時,他會說:據我們的了解,妳是壹個與同學們關係不錯,又很樂觀、健談的人,是嗎?當我回答說:是,之後,他又會問:那麼妳與妳同寢室的同學天天住在壹起,想必關係更好,妳們在壹起談話更多,更隨意是吧?從邏輯上說我就只能回答說:是,接著他又問:妳是不是跟同寢室的同學談論了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和西方國家的現狀?是否議論過「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黨的方針政策?(我從劉書記對我的審訊中已知道這些內容已有黨員積極份子寫了舉報材料,而且兦些事其他許多同學都知道)此時我也只能回答說:是,接著我申辯道:我在寢室里與同學們談話的內容都是從學校圖書館和閱覽室的報刊、雜誌和書籍上看到的,「大躍進」后的「三年困難時期」許多農村同學家裡都餓死了人,是從同學們家裡來信中知道的,都不是我憑空捏造的。此時他才說:妳在同學們中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社會制度、攻擊黨的方針政策、醜化社會主義制度,妳這不是進行反革命宣傳是什麼?使得我無言以對。此時我知道我碰到壹位受過專門訓練的審訊「高手」了,他遠比劉書記他們難對付,我冷靜思考之後,才想好應對肖偵察員審訊的辦法,那就是:每當他談及壹個新話題時,不要馬上回答,而是仔細思考這個新話題可能與他將要對我進行的那壹項指控相關聯,然後再使自己的回答避免落入他預沒的陷阱,以免被他壹步壹步逼得不得不承認他將要對我進行的指控。我有時裝做沒有聽懂他的問題,顧左右而言他,故意把話題岔開,我對他的每壹個新話題的回答都儘可能地簡潔為:是或不是;有或沒有……,這類簡單的回答,以避免他從我過多的回答話語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或把柄,壹步壹步逼迫我承認對我的某壹項指控。而他則想盡壹切辦法誘使我多講話,以便他從中找到漏洞和把柄。後來他見我不再上他的當了,便對我說:妳平常不是很能說會道的嗎?今天怎麼這麼沈默寡言?是不是心中有鬼怕見得人?我馬上以壹種「恭維」他的方式嘲笑他,我說:肖幹部,妳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偵察員,妳的審訊技巧太「高明」了,我隨便多回答幾句話,都有可能被妳壹步壹步逼得我承認我從未犯過的罪行,所以我不敢多說。此時肖偵察員以壹種自鳴得意的神態指著我,對旁邊幾位保衛科的幹部說:妳們看看,他這是什麼話?我們黨和政府歷來是主張實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我怎麼會逼迫妳承認妳沒有犯下的罪行呢?此時審訊已進行了兩個多小時,肖偵察員已覺察到我已看穿他的審訊手腕,不會再上他的當,他已不能從我嘴裏挖出更多他們想要的東西了,便說:今天時間不早了,我們就談到這裏吧!妳回去好好為自己的前途、為妳的家人好好想壹想,是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爭取黨和政府對妳的寬大處理好呢?還是頑抗到底死路壹條好?接著他揮了揮手示意文幹事把我帶回寢室,這次審訊就這麼結束了。

接下來的日子仍然是每天由各班學生輪流批鬥、不停地寫交待材料,有時晚上劉書記也帶幾位黨員積極份子聲色俱厲地對我進行審訊,仍然是試圖逼迫我承認組織了反革命集團、有電台、與台灣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有聯繫、企圖叛國投敵……。但這種審訊始終沒有學校保衛科的工作人員參加,這使我隱約察覺到校方在對待我的案件上的態度,與以劉書記為首的化學系黨總支是有分歧的。

就在省公安廳的肖偵察員對我審訊之後不久,候、鄒二位同學就都被解除了隔離審查,繼續撰寫他們的畢業論文,這使我察覺到,省公安廳和校方基本上已經否定了我組織反革命集團的罪行。

此後有壹天壹位與我關係較好的同學在押送我去廁所的路上小聲告訴我:劉書記他們起草了壹份起訴書,要求公安部門將反革命集團頭子易XX逮捕法辦,並脅迫全系師生都要在起訴書上簽名。在64年那種「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政治氛圍之下,是沒有哪個學生、老師敢不簽名的。

到四月二十號前後的壹天上午,文幹事到我隔離審查的寢室找到我,要我跟他到校辦公樓去,說是有學校領導要找我談話,他把我帶到校黨委書記辦公室,我進去后見辦公室里坐著的是校黨委書記唐X,唐書記示意我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這次談話不是進行審問,主要是對我進行「啟發、教育」,他首先問我:問題交待得怎麼樣啦?還有什麼沒有交待清楚的要繼續交待清楚,爭取得到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我今天代表學校和黨委找妳談話,主要是想挽救妳,把妳從危險的道路上拉回來,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老實說國家把妳培養成壹個大學畢業生是不容易的,是花費了巨大代價的,我們當然不希望把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推到階級敵人那邊去,所以儘管妳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是罪行,但是我們作為黨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妳進行挽救,想把妳從錯誤的道路上拉回來,妳還年輕、成績也不錯,妳的父母送妳唸到大學畢業,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妳要為今後自己的前途和父母今後的生活著想,只有老老實實交待清楚自己的全部錯誤和罪行,真誠悔改,重新做人,才能得到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妳的問題性質很嚴重,是政治問題,是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如果執迷不悟,抗拒到底,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我說:要交待的我都交待了,要寫的我都寫了,妳們還要我交待什麼?我總不能按劉書記他們的要求,他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我總不能隨便拉幾個同學進來成為我那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吧!唐書記聽后大聲說道:哪個叫妳亂承認什麼?我們黨壹貫的主張就是實事求是,妳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想隱瞞也隱瞞不住,妳沒有犯的錯誤和罪行黨和政府也不會強加給妳,只要妳實事求是交待清楚自已的錯誤和罪行,真誠反省改過自新,不隱瞞、不胡編亂造,黨和政府還是想挽救妳的,今天就談到這裏,妳自己好自為之吧!然後唐書記就示意文幹事帶我回寢室。

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我1968年回到學校時,從大字報和老師、同學處了解到的情況才使我知道,唐書記那次找我談話實際上是代表以朱校長為首的校領導和我打召呼:切不可承認組織了「反革命集團」,否則黨和政府(實際上就是以朱校長、唐書記為首的校領導)也挽救不了妳。原來劉書記為了積累自己向上爬的資本,不僅在化學系瘋狂整老師、整同學,而且背地裡還向上面打校領尋的「小報告」,企圖取他們而代之,所以劉書記不僅為化學系師生們所深惡痛絕,他的所作所為和個人品格也為校領導們所憎惡,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案件在調查審理、批鬥過程中學校領導,甚至連校保衛科都遲遲沒有插手的原因。

此外我分析,還有壹個因素,那就是朱校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唸大學時,也是壹位身懷救國救民的理想參加中共的熱血青年,唐書記也和朱校長壹樣是壹位卅年代初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在我省參加中共地下黨的熱血青年。他們從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他們過去的身影,儘管在當時那種「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嚴酷政治環境之下,他們不能也不敢公開贊同我的所作所為,也不能公開反對劉書記們對我的批鬥,但他們對劉書記們的作法採取不插手、不合作的方式加以抵制;儘管他們不能也不敢阻止劉書記他們脅迫化學系師生在對我的起訴書上簽名、也不能阻止劉書記他們把起訴書遞交到省公案廳立案。但是最後他們還是利用了他們在省公安廳、省委宣傳部和省高教局(唐書記的夫人是省高教局局長、朱校長是「解放」后我省第壹任省委宣傳部長、唐書記也曾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影響力儘可能地減輕了對我的處分。

化學系對我進行的批鬥和逼迫我反覆交待罪行從三月十七日開始壹直持續到四月二十九日,他們原本想以日以繼夜的輪番批鬥和反覆寫交待材料達到把我的精神和意志拖垮,使我為求早日解脫,他們指控什麼我就承認什麼的目的,以為這樣就能迫使我承認組織了壹個「反革命集團」、迫使我承認那些與我往來密切的同學、親友都是我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迫使我承認有反革命綱領、迫使我承認有反革命活動……。然後劉書記他們就可對外宣稱,他們在我省高校界挖出了壹個隱藏很深的大型反革命集團,並以此向上面邀功請賞,達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然而我成功地頂住了近壹個半月的巨大壓力,堅持只講以前交待過的話,壹句不改;堅持只寫以前交待過的材料,幾乎壹字不改。倒是批鬥會開得與會同學老師都已懨倦,批鬥會越來越冷場,發言的人越來越少,到後來連那些黨員積極份子在批鬥會上都提不起神了,於是越到後來的批鬥會就越只能提前草草收場,最後批鬥會成了應付劉書記他們的走過場的形式。

到四月三十號上午十點我五年的大學生活就此劃上了句號,這天上午十點我離開學校,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走進了省公安廳看守所的監獄,開始了作為囚徒的「新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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