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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真溅雪

進入大学后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样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读书。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的“反右”运动和58年的“大跃進”运动已促使我从过去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渐觉醒过来，面对“大跃進”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我的常识、良知和理智使我意识到，这壹切决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人所造成的，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恶果，否则后果不会如此之严重，涉及的面不会如此之广泛，持续的时间也又会如此之长久。

当时作为壹个热血青年的我，壹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和社全责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中国大陆寻找壹条我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外的、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十来年的实践是失败了的，它不仅未能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反而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临全面崩溃的状态，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大量饿死人的状态；政治上不仅没有实现民众企盼的民主、自由、平等反而陷入壹党、壹人独裁专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我知道要担当这壹历史史命，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开阔自已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刻苦地学习。那时同学们由于贫困和饥饿许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而沈缅于对过去丰衣足食时，吃饱饭、吃美食的美好回忆和言谈之中。

由于煤炭供应的不足而导致供电的困难，学校在用电的高峰期(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也时常停电，导致晚自习有时也无法進行。每当此时绝大部份同学便会放下书本和作业，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马路上、操场上或是XX山下去游荡、闲聊。而我壹到停电马上上床睡觉，到半夜后，用电低峰时，壹开始来电，我便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拿起书本、作业本和我自备的灯泡，壹个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進行学习和做作业，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灯泡回床上睡觉。早上六点又和同学们壹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学习。因为宿舍每晚9点40分下晚自习，10点统壹熄灯，而答疑室与宿舍走道上的路灯是壹条线路，壹通晚都是不熄灯的。

我那时给自己订了壹份严格的作习制度，每天早上6点与同学们壹起起床，先到马路上或操场上進行晨跑，约20分钟，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后，便开始早自习(通常是读外语或预习上午的课程)，至7点30去食堂早餐，然后于上午8点前赶到教室上课。这时我上课也十分认真，边听讲、边记笔记、边思考。往往壹堂课下来，这堂课的内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疑问，便会趁下课老师还没有离开时，当面向老师请教，或提出自已的疑问，通常都能得到老师满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壹时难以说清楚，老师便会与我约定晚自习时，再到答疑室向我详细解答，而老师们也十今乐意回答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因理科的课程比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节课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有时也排有四节课，但有时也只排两节课。此外星期三下午有两节课和星期六有壹整下午，是那种向同学们進行洗脑和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政治学习。上午第四节课后，我立即到食堂吃午饭，12点半至两点.是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在寝室午睡，而我那时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无需午睡，就壹个人在寝室里自已的书桌上看书或做作业。

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那是我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游泳、打兰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爱，有时也举重、做体操、跑步、偶尔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肿病及刚病癒的那段时间，不得不遵医嘱停止了壹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来家里得到大哥寄来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渐恢复了每天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之后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点半；夏天下午6点开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着书本、作业本赶到阅览室占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学生只有壹间大阅览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進行晚自习，或阅读报刊、杂志、书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趁熄灯之前進行洗漱，然后同寝室的同学们纷纷上床就寝，此时我就拿出自备的灯泡、书和作业壹个人跑到答疑室去看书、做作业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寝室睡觉。由于生活有规侓，每天又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壹上床不到十分钟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点起床铃响起，整个晚上连梦都不做壹个，壹直睡到起床，与同学们相比我每天虽只睡六个小时的觉，但我睡眠的质量好、效率高，许多同学虽然看起来每天睡的时间比我要多两三个小时，但他们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不喜运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许多同学都得了神经官能症而失眠、记忆力下降、精神难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强入睡后不是做梦就是讲梦话，实际上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还抵不上我睡六个小时。

同学们看见我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还如此不知疲倦地進行学习、运动和做其他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好事者便给我起了壹个绰号称我为：“易干劲”，意思是学习、搞体育活动和做任何事情都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此后同学们当面和背后都叫我“易干劲”[注：1]，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见同学们这样叫我并没有恶意，也就只好默认了。因为那时我做任何事情都竭尽自己的全力，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在大学化学系的五年之中，我所有的功课的每壹次考试的成绩几乎都在95分以上。

在60年冬季全国各行各业下马的下马、压缩的压缩。高校也進行压缩，壹些成绩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学生被劝退；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而被下到偏远地区去教中学。然而壹些不学无术、人品卑劣的老师却因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积极却依然留在高校，继续误人子弟。

我们大学的招生地区主要为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以及与这四省相邻的省份，所以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多属这几个省份，学生中大约有壹半来自这几省的农村，我从这些农村同学那里了解了更多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進、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刮“五风”……给农民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和对农村造成的巨大破环，这些都進壹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命感，我下决心要为解脱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难、为中华民族寻求壹条通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献自已的壹切力量。

到1959年底，我省的农村也开始大量饿死人，经常有农村同学家里来信告知家里饿死人的消息，因为农村的极度贫困，如果农村同学家里不是发生了饿死人、房屋被拆掉、亲友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通常是不会花八分钱的邮票去写壹封信给自己在大学唸书的儿女的。以致每当我们学生宿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宿舍门口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取信”时，这位同学的脸上便会立即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来信必定是家里又有恶耗传来。接到信的同学通常都只能壹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顶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学私下诉说壹下自己家庭所蒙受的苦难，而从来没有那位同学敢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嚎啕大哭，公开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愤，因为这样做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将召致无情的批判、斗争。

面对如此困难如此严峻们形势，我们在星期三下午两节课和星期六壹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所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却仍在吹嘘(国内外)形势是壹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正壹天天烂下去，我们正壹天天好起来。还有就是继续宣扬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宣扬“大跃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无比优越性。
到后来中苏为争夺国际共产革命的领导权而爆发中苏理论论战后，政治学习又增添了中共当局发表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诸如：“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共产革命教条和陈词烂滥调的空洞无物的文章。

由于我朗读文件、报纸时吐词比较清楚，很少唸错别写，也比较连贯，所以政治学习时朗读报章、杂志和文件的“重任”就时常落在我的头上，而我生性乐观、幽默常在朗读时中途停顿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讽所朗读内容的旁白，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多数同学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为白白浪费时间又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例如：当我唸到“国内外形势是壹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时我便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笑着对班上的同学说：“形势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果形势再“好”壹点，我恐怕连唸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啦！”此时绝大部份同学都会爆发出壹阵会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个别党员积极份子马上便会板起脸对我说：“易XX！严肃点，这是政治学习不准开玩笑！”此时我便会收起笑容“壹本正经”地继续朗读那些充满假大空话的政治长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讽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插活加以嘲讽，说出同学们心理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们也曾试图由他们自己来朗读这些又长又臭的政治文章，他们不是读得结结巴巴，便是错别字百出(积极份子们大多成绩不好、不学无术)，此时同学们就会起哄说：“唸都唸不通，还唸什么？还是让易干劲来唸吧！”此时党员积极份子们只好红著脸把文件或报纸拿给我说：还是妳来吧！就这样我把政治学习课当成了自己向同学们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启迪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和唤醒同学们人性和良知的战场。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凡是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在阅览室除了温习功课、做作业和撰写实验报告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的许多内部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书籍、报刊杂志，诸如：《参考消息》、《大公报》(由中共控制在香港发行的统战报纸)、《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都是发行量很少，壹般人订不到的报纸，以及壹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诸如：《美国内幕》、《欧洲内幕》、《非洲内幕》、《苏联内幕》、《拉美内幕》、《澳新内幕》。这壹套书是美国左倾记者兼作家约翰.根室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壹系列丛书，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亚洲内幕》这壹本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曾到省图书馆去查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这壹本书的内容可能涉及许多中共当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损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而未能出版发行，或是只出版了极少儿本供高级领导参阅。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单位内部发行这壹套书，是因为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约翰.根室在描写世界各国现状和各国领导人时有许多观点与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所持观点接近。这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为写这壹套书，遍访五大洲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并查阅了大量各国及其领导人的浩繁资料，前后花费数十年时间撰写出这壹套丛书，由于其资料的全面翔实，是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物必读的丛书之壹。这壹套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源、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领导风格、人品素养方面的知识，以及对于我要在中国大陆实现壹个什么样的社会目标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有壹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享利.菲尔丁写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这是菲尔丁以当时发生在伦敦的壹起震惊英国的黑帮大案为背景撰写的、描写这位黑帮头子的传奇人生的壹本中篇小说。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无恶不作、阴险狡诈的大黑帮头子，凭借他手下黑帮成员通过抢劫、偷盗、诈骗来的财富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在案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是壹个大黑帮的帮主，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部通过暴力、金钱拉拢收买、挑动帮内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谎言欺骗、轻诺寡信、向警方告发出卖帮伙内不听话的成员……等卑劣方式，在以他为首的伦敦黑社会中，实行他个人的集权独裁暴力统治。菲尔丁对江奈生个人言行和他在黑帮内的统治方式的描写，初看就给人壹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壹思考就发现菲尔丁对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对他的黑帮社会的描述，居然就是毛译东、中共当局和“解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就是当今的大伟人毛泽东；江奈生的黑帮就是当今的中共当局；江奈生统治操控的黑社会就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社会。看了这本书后，我惊异于亨利.菲尔丁观察社会目光之犀利、深远。他在两百余年前对伟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对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的所作所为，及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两百余年后“大伟人毛泽东”、中共黑帮及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操控、统治中共黑帮和大陆民众的手腕以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社会现状几乎都是江奈生两百余年前所统治的那个黑社会的翻版。

例如江奈生操控统治他的帮伙的壹种主要方法就是挑动他的帮伙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诱使他们互相告密，使他们在他面前争风吃醋，争当他的忠实奴仆；他善于欺骗、说谎、崇尚暴力，对于他的黑社会内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不满者立即采取暴力镇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对黑社会内部進行恐怖统治；鼓动、利诱壹些帮伙成员对自已加以吹捧，使自己成为这个黑帮社会最“英明伟大”的统治者……等等都是毛泽东统治、操控中共黑帮、大陆社会和民众惯用的手腕。

享利.菲尔丁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大大加深了我对毛泽东、中共当局和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丑恶本质的认识。对于促進我的觉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共当局之所以内部发行这本书，原是想利用这本书起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用，却不料适得其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却是使读者从中认清了伟人、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的丑恶本质的作用，这大概是中共当局始料不及的。
　
在阅览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参考消息》，这是壹份当时只有县团级以上单位的干部、工作人员才有资格看的内部发行报纸(后来扩大到科级、公社壹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扩展到大队壹级)，《参考消息》上所登载的，主要是经过中共当局精心筛选的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和新闻，这些事件大多是真实的，只是加上了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而已，不过对于我这种有心观察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备透过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洞悉到事实真像的能力，《参考消息》使我随时能了解到国际大事的真像和发展趋势，使我从中获益匪浅。此外《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都是知识性较强，政治色彩远没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那么浓的报纸，这三种报纸有时也敢发表壹些文人学者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讽“大跃進”、“浮夸风”、 “公社化”和“吃大锅饭”……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壹开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话”、“燕山夜话”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内容。这些内客使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铁板壹块，还是有人能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存有异议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后晚自习前、或不开夜车的晚上入睡前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寝室的同学们宣讲我在阅览室从那些书报上得来的知识和新闻，发表我对当前政策和社会现实的看法，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科技的先進、民生的富裕；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方面的知识，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晌，都对这些问题進行积极的讨论，其气氛的热烈常引来其他寝室的同学前来参与讨论，致使我们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还把在阅览室里看到的壹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左翼记者、文学家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报导和著作的内容讲给寝室里的同学们听，例如有美国左翼记者报导美国有壹位航空工程师壹家四口人，月工资“只有”四千多美元，壹家人的生活几乎无法过下去，该记者罗列了这壹家人每月的开支：税金多少、各种保险费多少、房租多少、医疗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两个小孩教育费多少、壹家人外出旅游和娱乐消费多少、煤气费多少、汽油费多少、壹家人伙食费多少、去餐厅消费多少、采购衣物用具和玩具费用多少……照这位记者所列这壹家四口人每月的开支还超出了他每月四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说这壹家人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还有壹本书是描写记者采访美国监狱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况，说犯人们向采访他们的记者抱怨，他们在监狱里每周只能喝到两顿牛肉汤，这实在太少，囚犯们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汤。

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寝室里的同学说：那位美国航空工程师壹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壹万多元(按当时中共官方自定的的汇率壹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二点五元)，都困难得无法过下去，他们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币的(还不包括几乎赤贫的农民在内)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去拯救他们；那些被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了的美国囚犯们，每周有两顿牛肉汤喝还在抱怨，思想觉悟实在太低，看看我们这些在这里当家做主人，而且肩负世界共产革命重任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壹年到头连壹顿牛肉汤都喝不到，都毫无怨言，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

寝室里的同学听到后都议论纷纷，有的说：壹个月有壹万多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钱在壹个月之内花完；有的说哪怕是壹周只有壹顿牛肉汤喝，我也想到美国去当当囚犯，也好尝壹下早已忘却了的牛肉汤的味道。当然我们寝室里的这类谈话如果发现有党员积极份子到来，或是从门口经过，便都会不约而同地马上停止下来，或转入其他非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多与吃有关，不是对过去吃过的美食、硬饭[注：2]、饱饭的美好回忆，就是对壹顿美食、壹顿硬饭和壹顿饱饭的殷切向往。

在大学期间，在与我哥哥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探讨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出路，他是壹位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和志向，希望为国为民做壹番事业的人，面对他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上工作所遇到的现实，他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大失所望，他刚转业到河南泌阳县工作时，还没有彻底看透毛和中共当局的庐山真面目，还想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干出壹番事业为底层民众谋取福利、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力，尽管他在单位每年都评为先進工作者，但他总感觉到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

他在农业合作化时，目睹了几乎壹夜之间那些被迫“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几乎杀光了自己家里的除耕牛(因为私宰耕牛，那时是要被判刑的)之外的猪、羊、兔、鸡、鸭、鹅；捞光了自家池塘里的鱼虾，第二天壹早起来都不约而同的对别人宣称：不知发什么瘟？壹个晚上我家的猪、羊、鸡、鸭、鹅、鱼壹下子都死光了。实际上都怕自己的财物入社后被别人共产掉，干脆自己先杀了腌起来以后慢慢享用，好入社后去共别人的产；还有就是农民入社后那些农技不精、好逸恶劳的懒汉、无赖因出身好，纷纷当上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没有当上干部的也成了中共当局依靠的积极份子，刚开始入社时，那些农业上的好把式、勤劳成性的老实农民还勤勤恳恳地進行耕作，可是看到那些成天开会的大小干部，和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的懒汉、二流子们每天的工分和他们壹样多，其至比他们更多时，这些勤劳的农民也慢慢学会了出工不出力，壹天到晚磨详工，致使农业生产日渐萎缩，由此我大哥意识到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农村风气所造成的巨大破坏。57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分和良知尚存的干部的无情打击迫害，和58年的“大跃進”、“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社大食堂”以及农村干部的刮“五风”，给农村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给农民带来的史元前例的深重苦难，以及造成大批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这壹切由于大哥比我更接近底层社会和农民(他从县公安局调到法院、农业局工作后，经常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农村第壹线从事“整社”和协助公社、大队干部开展工作)，所以他对这壹切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对毛和中共当局反人性、反文明本质的认识比我更早、更清楚、更深刻。每年他休探亲假回家，他都和我和我弟弟谈及他们县城和农村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状，我们壹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我也把从阅览室、图书馆获得的见闻、国际上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告诉他们，我们兄弟之间的这种谈话，互相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是壹种提高。

我大哥工作的河南，那时是由壹贯紧跟毛的极左份子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壹书记，所以河南58年的浮夸风、虚报产量风刮得最厉害，上调中央粮食农副产品最积极，数量最多，所以河南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最早，三年饥荒时期河南饿死的人仅比四川少。河南58年底便开始有人饿死，到59年已开始大量饿死人，60年更是达到饿死人的高峰期。据大哥说，他们干部内部透露的统计资料显示“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光山县有60％的人饿死，他工作的泌阳县也有近30％的人饿死，这些饿死的人中绝大部份是农民。到60年下半年，由于饿死人太多，河南壹些地方的领导便背着中央和省委，私下准许农民开垦荒地，收入归己，还向农民分了壹点自留地，准许农户自养猪、兔、鸡、鸭。上面对此也不得不采取睁壹只眼闭壹只眼的方式较少進行干预。仅仅这么稍微放松壹点对农民的限制和管控，这些地方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半夜就有人起来去开荒。大哥所在的泌阳县属地广人稀的半山区，有很多可开垦的荒地，所以到61年秋收之后河南这些地区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61年寒假我应邀到大哥那里去度寒假(我大哥当时是邓庄公社壹个大的包队干部)，去时，我在武昌停留了壹天，在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的高中同学潭志诚带我到龟山、蛇山和长江大桥去参观，我们壹起走到长江大桥上面的公路桥的人行道上，往大桥中间走去，站在高高的钢架大桥之上观看大桥和桥下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因冬季是枯水季节，所以长江的江面并不显得十分宽阔，然后我们来到蛇山脚下，我问谭志诚那座著名的黄鹤楼为何不见踪影，他说：当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因黄鹤楼的所在地无论是位置还是下面的地质条件都适合作大桥北端的桥头，所以就被援建大桥的苏联专家拆掉了，实在可惜。我想苏联专家可能不知道这座楼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还有那些配合苏联人壹起工作的中国桥梁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也不敢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个向苏联壹边倒、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年代，他们都怕因此而被当局冠以“反苏”的罪名祸及自己和殃及家人，而中共当局就更不把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当壹回事，所以黄鹤楼也就遭到了和北京的城墙、城门、城楼壹样的命运。其实改变壹下方案也许黄鹤楼便能免遭拆除的命运，即使因此而增加壹些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黄鹤楼对中国来说是无价之宝。

下午我从武昌又登上去确山的火车，大约第二天早上6点半左右，确山车站到了，我走到车厢门口等车壹停稳就跳下车，壹阵寒气迎面扑来，我壹看周围地上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房顶上、草地上都打满了霜，气温比家乡低了许多，我连忙跑到火车站旁边那个简易汽车站售票口去排队买票，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买到壹张到竹沟的汽车票，到上车时壹看，所谓客车其实就是壹辆敞篷的解放牌大货车。竹沟镇不是很大，但却因它曾经是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的驻地而闻名遐迩。我们的车壹到竹沟汽车站，我就看见早已在那里等我的大哥，他立即朝我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我们来到壹家小饮食店，吃了点东西，我们壹边吃壹边聊天，大哥说妳早壹两年来，妳就是有钱有粮票，在镇上也是什么都买不到。吃完饭我坐在大哥从邓庄邮电所借来的自行车的后坐上，沿着壹条坑坑漥漥的牛车道，壹路翻山越岭朝邓庄公社方向骑去。下午四点多终于到了大哥包队的大队书记曲X德的家里，曲书记夫妇很热情，连忙接下我的行李，带我到他家安排我往宿的房间安顿下来。我住在曲书记家里每天红薯、马铃薯、玉米饼和小米粥尽量吃，到过年那几天居然连白面馍馍也尽量吃。曲X德所在的生产队还杀了壹头年猪，全队每户还分到两三斤猪肉，三十晚上许多社员家里还吃上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白菜。我在曲书记家度寒假时，不时还有许多热情好客社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和他们聊天时，发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说起武汉、咸宁、长沙、株州、衡阳……的大街小巷来比我都熟悉。原来泌阳壹带历来比较贫穷，每年秋收之后，许多人便扶老携幼外出要饭，他们首选之地当然是隔河南又近，又号称天下粮仓的湖南、湖北，又有铁路与河南相连，便于他们往返时爬火车。他们在这两省的城镇走街串巷沿街乞讨，通常他们要饭都要要到春耕前，才带着大包小包的粮食和讨来的钱爬拉货的火车回到确山、信阳或驻马店，再走路返回家乡。当然聊天时也免不了要谈到去年、前年饿死人的事，我问他们，那时为何没有想到外出要饭这壹条求生之道？他们说当时上面不准他们外出逃荒要饭，说这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交通要道都有民兵站岗放哨专抓外出逃荒要饭的人，人们只能在家里挨饿等死。

我在邓庄公社看到的农民们的生活状况，简直令我无法想象这里在去年和前年居然是个饿死了近30％的人的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比前两三年减少了30％；干部还是那些干部，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只是多开垦了壹点荒地、社员家里分了壹点自留地、准许他们私人养猪、养鸡鸭；只是不再叫他们去炼钢铁、不再叫他们去深耕三尺、不再叫他们下雪天半夜赤膊上阵点火把、战通霄去放卫星创高产。只花了壹年多的时间那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由前两年的人间地狱、饿殍遍野，到今天的家家户户不但都能吃饱饭而且都略有余粮。这充分证明59、60、61这三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壹场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好大喜功和愚蠢的工农业政策所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在邓庄壹个多月的生活，不仅让我实现了吃饱饭、吃硬饭的梦想，久违的红润又回到了我的脸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大陆农村和农民“解放”后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愈发感到自已肩头责任的重大。

那次寒假我与大哥私下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前途和我们应作出何种努力来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这类话题。我们意识到以当时毛和中共当局在中国的统治几乎无所不至的严密程度，和民众因自身的无知愚昧，以及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而仍处于尚未开始觉醒的蒙昧状态，还不具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毛和中共在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的条件。要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就是要把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真像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自身所遭受的壹切苦难和不公的根源，都是“解放”后，毛和中共当局的共产独裁统治所导致的；都是毛和中共当局违反壹切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常理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只有民众的觉醒才能具备推翻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推翻了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才能使大陆民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中国大陆才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昌盛的大道。
为了唤醒民众只有通过宣传，而宣传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办报纸，其次是向各自周围的人宣传自已的政治见解、揭露现实和历史的真像，促使尽可能多的人觉醒。但当时的大陆完全不具备民间办报纸的条件，于是我们打算偷渡到香港、澳门取得当地有良知的工商业人士的资助办壹份报纸宣传民主宪政、揭露中共当局在大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沿海渔民偷运和用气球飘投的方式送往大陆散发。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在海外成立政党，先取得海外侨胞的支持然后再往中国大陆发展。为了便于与大哥之间的通信联系，我们设计了壹套简单的密码那就是用10000减掉那个汉字的电报代码就是这个字的密码。我们互相通信时对于那些敏感的内容和词语就采用这种密码书写(这就是后来把我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时，向同学们宣称我有密码、电台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的缘由)。我们商定不谈恋爱、不结婚，以免分散精力和连累女方，除非女方具备能促使我们偷渡出境的有利条件，并与我们志同道合才可以考虑。我们深知我们决定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崇高、神圣，但却是充满风险的，在当时中共当局的高压暴力统治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很快壹个多月的寒假就要过去了，我回家前曲书记和周围的几户农民都拿了壹些小米、红薯干、高粱米送给我，曲书记还另外包了芝麻、红枣各壹小包(每样各约壹斤左右)说是送给我父母吃的。

回到学校，我们学生七舍104室的同学各自带着自己回乡的见闻回到寝室，这些见闻大多是乡下农民经历的苦难、饿死人的景象、吃树皮草根的情况，和农村干部砸锅、没收碗筷、拆房子强迫农民去吃食堂、去住集体宿舍，过军事化的生活，以响应毛和中共当局全民皆兵和公社化的号召。开学之后，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104寝室又活跃了起来。然而我在104寝室的活动已引起了班上以骆XX为首的党员积极分子们的注意，他们把情况汇报到系党总支书记刘某那里，刘某连忙布置他们暗地里检查我的往来信件，注意我平日与哪些同学交往密切，偷听104寝室里我们谈话的内容。刘某壹贯以整同事、教师、学生来捞取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他在我校的作为，深为我校绝大部份干部、教师和学生所深恶痛绝。

由于缺乏与中共当局進行斗争的经验，和认为我所想、所谈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尽管与大哥写信时，遇到敏感内容还使用密码，但平日都没有太注意党员积极份子们对我的关注，只是发现那位骆姓党员总是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因他平日成绩很差，经常找我问他不懂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在意，以为他坐在我的书桌上来做作业，也许是为了问我时比较方便。不料骆某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是假；趁我不在时，翻看我与大哥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往来信件，并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抄录下来到刘某那里去汇报是真。

此时我已被系党总支书记刘某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对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认识不足，以致我对此尚未察觉到。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壹些迹象表明我已被处于监控和不被信任之中。诸如：每学期选班干部时，在所有的候选人之中几乎每次我得的选票都是全班第壹，理应担任班长，然而报到系里审批分配工作后，我总是分配担任副班长、文体委员之类的“闲职”，我当时还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既不是党团员；又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之故，所以并未引起我的警惕。

五年的大学时光，我认为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前三年的基础理论课，由于我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所以我的基础科学知识比较扎实，这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这使我能很快适应壹项新的工作。倒是后两年的专业课所学的知识，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之中较少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学的第四年开始分专业，我选择了稀有元素化学专业，这个专业主要从事壹些放射性元素、稀土元素、半导体元素和稀贵金属元素的分离提纯方法和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

从進入大学起直至毕业为止的政治学习时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们的批判，这些批判大都以大会、小会和写大字报的方式進行。在这类班上召开的批判会上，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的反动思想言行；还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活动对同学们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交待多了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私心杂念”怕被党员积极份子们上纲上线，汇报上去招致批判斗争，和写成材料装進自己的档案袋；交待少了，又怕被说成是对党不忠诚，有意对党隐瞒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处于進退两难困境中的同学们只好对自己的壹些生活细节上的小事加以上纲上线，自我批判壹通，以图过关。而不敢在任何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揭露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批判”自已经常感觉吃不饱、肚子饿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要想到“解放”前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的欺压之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我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锇，而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我的这些暗含嘲讽、充满假大空的废话，不仅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笑而且也令那几个党员积极份子抓不到把柄。

由于自58年以来中共当局壹直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把学生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我们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均壹年要参加壹个多月的劳动，每当遇到这类劳动，我都力求比别人干得更多更快。因为我深知我从小从未经过任何艰苦劳动的锻炼，我试图通过这种艰苦劳动的锻炼，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并从中体会底层民众的困苦。这种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严格训练，使我终生获益匪浅，这使我此后能很快适应我被中共当局逐至农场劳动教养和下放农村从事冗长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过艰苦的农村生话时，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艰苦的农场、农村生活。

我们也曾到学校附近的蔬菜队去劳动，我从菜队的壹位经验丰富的老菜农那里认真学习各种蔬菜从播种直至收获的整套蔬菜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对我后来“下放”农村后自己种植蔬菜大有裨益。

还有壹年秋季是到学校附近的桔园去帮果农们采摘南桔。按“解放”前桔园请人摘桔子的惯例，采摘桔子的工人可以免费随便吃桔子，只是不能带走，而按“解放”后的那个“大饥荒”时代的规定，采摘桔子的学生们是不准许吃任何壹个桔子的。然而在那个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在内，都忍不住饥饿的逼迫和桔子香甜味道的诱惑，每天都要趁果农们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吃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桔子，然而我尽管也饥饿难耐，但我始终忍住了美味香甜的桔子对我的诱惑，在整个采摘桔子的二十来天时间内，坚持没有吃过壹个桔子。因为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之下，决不吃、拿和使用别人的东西是我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之壹。当然，如果我已饿得快要死了，这个桔子或其他食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拿来救自己壹命的，因为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壹条更为重要的道德底线。

62年5月在广东深圳与香港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事件。这年5月5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令撤除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防岗哨，开放边境任民众自由赴港。开始还只有深圳附近壹带的人知道消息，开始逃往香港，后来消息壹传开，许多广东内地的人也纷纷扶老携幼加入逃港大军。在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从广东各地闻讯赶来逃港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不畏艰险奋力沿广深公路往南走，去寻找他们所憧憬的新生活。
等我从广东同学家人的来信中获知大逃港事件时已到了六月份，边境早已重新关闭，令我后悔莫及。我想要是我在5月25号港深边境重新关闭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我必定会用“密码”电告河南的大哥，并约同长沙的弟弟壹起加入到大逃港的洪流之中去，如能去到香港便可实现办报纸揭露毛和中共罪恶、宣扬民主宪改、启蒙大陆民众的愿望。不过这次大逃港使我知道通过深圳躲过边防军警的截杀是壹条可行的出逃途径，虽然存在较大风险，但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个风险是值得壹冒的，为此我们兄弟都加强了自己的游泳训练。

有壹次从《人民日报》的壹篇报导导中，又了解到壹种逃离中国大陆这个樊笼的途径，那篇报导是云南省沧源县委书记写的，内容是：宣扬沧源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呼吁内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到那里去支援边疆建设，沧源县紧靠中缅边境，是个森林茂密的山区，加之人口稀少，是个理想的越境地区。我便用密码与大哥商定，大学毕业时，以支援边疆建没的名义申请去沧源工作，了解清楚清况，并作好越境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再通知大哥和弟弟以探亲的名义到沧源集合，壹起偷渡到缅甸，以达到在境外办报纸唤醒民众推翻大陆共产独裁暴政，拯救大陆民众于水火的目的。

很快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课程就结束了，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便進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尽管我的人生目标早已不是从事稀有元素化学的研究，而是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然而我还是壹如既往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和做实验，壹是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因为我非常希望用尽可能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壹个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此时我希望自已能成为这样壹个人：不仅最艰难困苦、最充满风险的生活、最粗笨沈重的劳动他都忍受；最粗俗的生话他也能乐在其中；而且最精美高尚的文化与生活他也会品味、享受，诸如东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唐诗、宋词、元曲，东西方绘画、摄影、中国书法、西方的戏剧、中国的京剧、黄梅戏、各种科技常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概况，甚至美食，养身、保健……等方面。他虽然不可能每壹项都成为专家，但他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常识，使他在这些方面都具备欣赏、品味和适应的能力，只有这样他的人生才能丰富多彩并充满乐趣，他的身体和精神才能始终保持健康与活力。

進入大四后，男女生寻找合适的终生伴侣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壹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是经过大学三年来的共同生活、学习男女生之间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许多男女生之间都有了彼此心仪的对象，所以尽管当时的高校禁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谈恋爱，但这种源自人类繁衍和性爱本能的情感，哪里是中共当局壹厢情愿的壹纸禁令所禁止得了的。所以到大三以后男女同学之间出双入对的现象便与日俱增起来，。基于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为人处世和人品方面的表现已获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当然也包括壹些女同学，所以那时也偶有女同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好感，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我都十分委婉、十分明确地、早早地将这些苗头拒之门外，这样做既不会损害对方的尊严；又不会给对方造成较深的痛苦。这其中也有我比较心仪的人，其中壹位58级的被老师们誉为化学系两位天才学生之壹的女生胡XX就是其中的壹位，我们曾在61年夏季壹起在壹家制药厂买习近两个月时间，相互之间有过较多交往、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她也有好感，她也曾明确的向我暗示过对我的好感，但为了我的理想、责任和立下的誓言，我还是在这种感情萌发之初，便用明确无误的暗示加以婉拒了。

61年夏天在制药厂实习期间，有壹个星期天工厂休息，我正在清洗自己的衣物，忽然听到从宿舍侧边的小山坡上传来壹阵优雅的小提琴声，我连忙停下清洗工作，仔细地欣赏这难得壹听的小提琴演奏，我听到他先演奏的是“拉骆驼”、“江河水”，接着又演奏了壹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新疆之春”，后来他又演奏了壹曲舒曼的“梦幻曲”和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拉骆驼”壹开始轻漫优美的旋律使我仿佛看到壹支满载货物的驼队，为了赶路，打破黎明前的寂静，摸黑起程踏上遥远的征途，壹路上经过草原、荒漠到达壹个集镇。此时乐曲转入壹种热烈奔放的旋律，使人仿佛随着驼队来到壹个喧嚣的集市，骆驼客们在那里進行交易、就餐、饮酒划拳。然后乐曲又转入平静，仿佛使人看到驼队在热闹的集市完成交易之后，又踏上新的旅途，最后乐曲由平静转入宁静，直到曲终的万籁俱寂，使人仿佛看到迎着西下的夕阳行進在草原、荒漠之上的驼队，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搭建帐篷宿营，最后骆驼和骆驼客们都宁静地進入梦乡；“江诃水”那时而幽怨，时而悲愤激越的旋津，仿佛使人看到壹位满怀思念和悲愤的妇女，在江边祭奠她那赴远处服劳役而客死他乡的丈夫，而抒发出的幽幽情怀和对社会不公、命运不济所发出的愤怒和控诉，听了不免令人黯然神伤；而“新疆之春”那欢快跳跃的旋律使人感受到维吾尔族民众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本性，使人顿生轻松愉快的感觉；而舒曼的“梦幻曲”则以它那舒缓优雅的旋律使人進入壹种似睡非睡的梦幻般的意境，听了不由使人感叹这个曲子不仅谱写得好，而且曲名也实在翻译得太好了；而贝多芬那轻快、热烈、优雅的“小步舞曲”则仿佛把听众带到了两三百年前欧洲宫庭和贵族盛会上，盛装的仕女和风度高雅的士绅们在壹起翩翩起舞的场景。这壹切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革命”歌曲充斥乐坛的时代，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等“小步舞曲”壹拉完，我连忙跑出寝室，朝琴声传来的方向壹望，看见离寝室不远处的小山坡上，壹个周围长满杂草的小亭子里，站着壹个手拿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连忙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他马上说：“妳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吧！真羨慕妳们能有机会上大学”，我说：“刚才听妳的演凑，觉得妳对乐曲的理解、对旋律的把握和演奏的技巧、手法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妳为什么不去考音乐学院？”此时只见他低下了原本望着我的头，目光也暗淡了下来，说道：“我连考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资格报考音乐学院，要不是58年搞“大跃進”到处都招人，我恐怕连当工人的机会都没有，”听了他的讲述，为避免触动他的伤心之处，我也就没有细问他不能报考大学的缘由。但是不难想象他和他的家庭肯定是沾上了中共当局内部文件中所规定的不能报考大学的条文中某壹条的边，才被中共当局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以后我们成为了朋友，每当他到小亭子拉小提琴，而我又不当班时，便会到小亭子去听他的演奏，他也很高兴有人欣赏他的演凑。离开制药厂以后，每当我想到他，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阶级路线不知扼杀了多少英才，如果没有这条阶级路线的阻挡，这位青年工人也许就能成为另壹个马思聪。

到大学五年级的上学期，上完专业课之后，在1963年的10月下旬便开始实习。壹开始壹我被分到XX省有色金属研究所实习，临行前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把我的实习地点改为XX市化工厂。这种变化表明系里面已在暗中调查我的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案。大概是怕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刺探”我国的科研秘密，泄露给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吧！不过我当时对此竟未察觉，只当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有台湾和海外头系，才不派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这种涉及科研机密的研究单位去实习，所以也就没有把这当为壹回事。

其实那时中共当局的科研实在没有什么成果值得如此保密，经过“解放”后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各种政治运动，真正有真才实学；能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的知识份子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的被关進了监狱；有的被的被投入了劳改、劳教工厂、农场；有的被迫在学校、工厂、科研机构打杂、搞卫生甚至清扫厕所。他们都被剥夺了从事科研的机会和权利。而充斥各科研机构的大多是那些擅长吹牛迫马、以整人为乐、不学无术、出身又好的积极份子，这种人除了能发明创造出各种整人的“妙招”之外，哪里还能研究创造出什么值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前来窃取的科研成果？

我们到XX市化工厂的那天晚上，工厂专门开了壹个欢迎会，在会上据该厂的党委书记王光英介绍，他们厂所生产的硫酸锰是支援世界共产革命的重要出口产品，是出口到战斗在世界共产革命最前线的古巴的重要化肥产品，因古巴土壤长期种植甘蔗导致其土瓖中严重缺锰，而含锰肥料对于提高甘蔗的产量和含糖量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厂的生产设备简陋、工人生产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整个硫酸锰生产车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硫酸锰车间的生产流程十分简陋、原始，简直就像壹个两三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壹个生产硫酸锰的手工作坊。整个生产过程全都是手工操作，其劳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由于生产的硫酸锰是作肥料用的，对产品的纯度要求不高。像这种生产工业级粗制品的手工生产除了起到体力劳动锻炼和恶劣的生产条件损害学生的身体的作用之外，起不到任何实习的作用。

实习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便开始淮备写毕业论文，分配给我的论文题目是“铌钽的分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蒋老师，壹开始他给了我壹份参考书表，表上所列参考书大都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出版的英文、俄文书刊，中文的很少，因为那时中国对铌钽这两种元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这方面的著述较少，而且由于铌钽的研究和应用大都与核能、核武器相关的精密仪表有关，理所当然地有关铌钽的研究资料都被什么都保密的中共当局列为机密，是绝对不会让我这个己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学生接触到的。铌和钽是两种物理化学性质十分相近的稀有金属元素，因而治炼工艺十分精细复杂，所以其价格远比黄金还要贵许多倍。

1964年春学校开展了壹年壹度的研究生报考工作，以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上的表现，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报考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我却决定不报考研究生，尽管我十分喜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早已不在科学研究之上。作为壹个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热血青年，上天又赋予了我认清“解放”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壹切深重苦难的根源的能力，我早已把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我不想让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束缚住我的手脚、耗费掉我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我决定不报考研究生的原因。不过从后来知道的情况看，那时我即使去报考研究生也不会被系里面批准，因为从大约壹年多之前起，我已被以刘某为首的系党总支列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而处于被严密监控之中。

正当我潜心致力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突然祸从天降，1964年3月17日上午大约9点左右，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骆XX到寝室里对我说：“易XX，刘书记在答疑室有事找妳，妳马上去壹下”，当我壹進答疑室的门，只见刘书记坐在答疑桌旁，桌上放着壹个黑色公文包，他面前还放了壹叠材料，他劈头就对我说：“易XX！妳的案子破啦！我现在代表组织宣布妳从今天起停学反省，老老实实交待妳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進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争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才是妳唯壹的出路，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妳是知道的。从现在开始妳停止写毕业论文，马上开始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经批准不准离开寝室，不准随意行动”。此时我心里想我和我的大哥、弟弟要做的事都还在筹划之中，大都尚未付诸行动，我自认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因我的疏忽大意，我不知道他们已偷阅、审查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已有壹年多的时间)，所以我说我没有犯什么案子，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刘书记听后把桌子壹拍，叫道：“易XX！妳到现在还不老实、还想顽固到底，老实告诉妳，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枪毙妳都有多”，说着从桌上拿起摆在他前面的那壹叠材料纸对我扬了壹扬说：“罪证都在这里，我们早就掌握了，就看妳坦白不坦白，妳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只要妳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积极检举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争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妳还是有前途的”，说完他拿出壹叠材料纸递给我，我没有接，他说：“妳的态度很不老实，这对妳没有好处，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然后对门外喊了壹声：来人！马上就有两位早已等候在门外的陈、骆两位党员应声而入，刘书记对他们说：先把他带下去，并把那叠材料纸交给其中的壹位，对他说道；要他下去老老实实写交待，不许他乱说乱动。于是我被陈、骆二位壹左壹右押回了寝室。此时全寝室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没有壹个同学敢跟我说话、敢跟我打招呼。很显然，就在我被刘书记找去谈话时，他们已向同学们宣布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大家捡举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线。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怎样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壹开始头脑里面很混乱，壹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脑子便慢慢冷静下来。我确定先决不主动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尽量没法摸清刘书记他们究竟掌握了我们兄弟多少情况，然后再决定应对的办法，我决定把凡是他们己经掌握了的情况都酌情“主动”交待出来，同时在与刘书记谈话时，要改变头壹天那种强硬态度，装出壹副很胆小害怕的样子，以在他们面前制造出壹种“这家伙很胆小、也还算老实，容易对付”的假象以麻痹他们；此外坚决不牵扯到任何壹个同学亲友，因为决不能因为我而伤及任何壹位亲友同学，这是我为人处世不可逾越的基本准则，此外也可阻止刘书记之流想把问题扩大化，然后把我的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企图。在我被隔离反省交待“反革命罪行”的同时，两个平日与我往来最密切的候、邹二位同学也同时被隔离审查，要他们交待参与我的“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罪行，和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第二天全年级停课招开师生大会，检举揭发“易XX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译东思想的罪行。以后几乎每天都要以班为单位轮流召开对我的检举揭发批斗会。壹开始因为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己认清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决心献身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并正在采取行动付诸实施的真实情况。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我是壹个乐观向上、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为人忠厚、爱好广泛的模范学生。所以最早的几次批斗会，除了几位党团员按会前的布置发言对我進行检举揭发批斗，并带头呼喊壹些“易XX不老实只有死路壹条”、“打倒反革命头子易XX！”之类的口号之外，很少有人发言。
后来系里面召集全系学生开会，对学生们施压说：以后的批斗会上谁不发言、谁不检举揭发易XX的反动言行，谁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就是与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线；就要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毕业鉴定、影响他的毕业分配，这些东西还将進入他的档案要影响他的壹生。刘书记找我谈话更是赤裸祼地对我说：以前老师、同学都认为妳是壹个好学生，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妳搞透、搞臭，让同学们认清妳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在系党总支的高压之下，同学们为求自保，不得不纷份发言揭露我的“反动言行”，这种批斗会因涉及同学们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和政治前途，所以许多同学都站出来发言“揭露”我平时；特别是在那间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发表的“反动言行”，以及政治学习时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的反动言行。其中有些同学当时也附和我的言行观点，但到此时他们为洗清自己，不仅把责任全推到我壹个人头上，甚至还无中生有揑造壹些我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進行诬陷。看到这些同学的表现，我心头感到无比的悲凉，我冒着犯反革命罪的危险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正是为了维护妳们的权益；不正是为了妳们和妳们的子孙不再遭受“解放”后我们所遭受过的深重苦难吗？妳们怎能这样对我落井下石？妳们为求自保检举揭发我那些众所周知的反革命言行，我都能理解并予以原谅，因为妳不检举揭发，别人也会检举揭发，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壹些平日关系很好的同学我们私下的谈话，妳就没有必要检举揭发出来，这种只有妳我知道的言行妳不揭发，对妳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和危险。更有甚者有些二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有些明明是他自已讲的“反动言行”，他发言时却推到我的头上。在那种批斗会上，他们知道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表现，而招来壹片“易XX不老实！不许狡辩！”的口号声，而将我的辩解淹没在口号声中。当然也有壹些同学，包括壹些平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同学在内，在发言时都只捡举揭发壹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和揭发壹些大家都知道的“反动言行”对于我和他们之间别人不知道的壹些很“反动”的谈活内容却避而不谈，或是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应付壹下了事。看得出这些同学的发言纯粹是为了“过关”，他们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坚守住了自已做入的底线，光凭这些人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将要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3月18号起除了写交待材料之外就是参加由各班学生轮流召开的批斗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批斗会成了同学们本性赤裸裸的地表演的人生舞台。在政治利益、在决定人生前途和命运好坏的毕业鉴定和毕业分配面前，批斗会到后来便成了我观赏同学们赤裸裸地表演自己真实本性的人生舞台。有时我在批斗会上看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赤裸裸的“演出“看入了神，以致批斗会上有人要我回答问题，我都没有听到，当提问者提高声调大声质问我为什么不回答时，我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说刚才我没有听清，请妳再说壹遍。

对于那些在政治学习上以开玩笑的方式对现实和中共当局的嘲讽和在寝室里宣扬民主宪政、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些事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是瞒不住的，我便在交待材料中“主动”交待，但对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和发展了哪些成员、纲领是什么、与台湾有无联系、有无电台、密码这类事则坚决否认。但对密码壹事，我知道他们早就在审查我和大哥通信的信件，他们肯定从信中知道我们有密码，我交待说密码倒是有，只是为了与大哥通信时不让别人知道里面的内容，而不是用来与海外联系的，因为我们没有电台，也从未打算过要去搞个什么电台。尽管如此，刘书记后来在把我以反革命集团案移交给省公安厅时，还是不顾事实真像在报告中指称我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

在要我写交待材料时，他们总是把同壹个问题要我写多次交待，其目的是要看看对同壹问题，我每次所写交待有什么不壹致的地方，以图从中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认某项指控。我很快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对同壹问题，我每次写的交待都完全壹样，他们根本无法从中挑出任何毛病。许多年后我碰到壹位当年曾参与我反革命集团壹案侦查、批斗工作的同学告诉我：妳的记性真好，妳每次对同壹个问题写出的交待材料都完全壹样，几乎壹字不改，我们壹点毛病都挑不出来，那位刘书记也曾当面质问我：妳为什么每次写的材料都完全壹样，没有交待壹点新罪行？我回答说：因为我完全是按事实交待的，所以每次写的交待都壹样，妳不是要我按事实老卖交待吗？我正是按妳的要求老实交待问题，我总不能违背事实乱说壹通，妳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为了防止候、邹两位同时被隔离审查的同学在当局的的威胁诱骗之下顶不住，为求解脱胡乱承认参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团，我诀定找机会稳住他们二人，他们二人那时被隔离在我对面的寝室，也有两人看守，有壹天我见候同学出来到位于宿舍旁小山坡上的厕所去方便，我也向看守我的同学提出要上厕所，他们把我带到距厕所还有七、八米远的地方，就停下来，示意我進去方便，因那时的厕所内都积存有许多粪便气味很难闻，我壹進厕所连忙走到候同学身边低声对他说：我是不会牵连妳们的，只要妳们自已不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其他有关我的事都说不知道，妳们就什么事都没有，否则就是自找麻烦。他点了点头。对邹同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告诫了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在我交底之后，，顶住了刘书记他们的威胁诱骗，后来他们都顺利地领得了毕业证，分配了工作。

刘书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成壹个大型“反革命集团”案件，威逼与我交往较密切、有书信往来的中学、大学同学、亲友承认参加了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并检举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他又把我的问题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后，上报到省公安厅立案侦察。四月上旬的壹天晚上，学校保卫科的文干事把我叫到校保卫科办公室，我壹進去就看到保卫科的三名干部正在陪壹个三十多岁的身着便衣的人在打扑克牌，他们壹见我進来连忙停止了打牌，文干事就指着那位著便衣的干部对我说：这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又对肖侦察员指着我说：这就是易XX。此时肖侦察员坐到了办公桌的主坐上，并要文干事端了壹张小方凳，放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并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打开他那黑色的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壹叠材料，对我说：易XX！我们监视妳已经很久了，妳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我们早就掌握了，随即拿起那叠材料对我扬了壹扬。他接着又说：我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来找妳谈话，主要是给妳壹个主动坦白交待、认罪悔过的机会，现在就看妳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主动老实交待自己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争取得到党和政府对妳的宽大处理。妳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只要妳主动认罪、接受师生们对妳的批判斗争，还是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的，还是有前途的。否则妳的下场是十分危险的。他指着放在他前面的那叠材料对我说：根据我们己经掌握的材料判妳壹二十年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都绰绰有余，党和政府是看到妳还年轻，也有点才华是想挽救妳，才让我来找妳谈话，给妳最后壹次挽救自己的机会。

我心里想，妳们如果什么都知道还找我来审问干什么？显然是妳们还没有掌握把我定为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所需的材料才来对我進行日以继夜的批斗、审讯。这位肖侦察员审讯时与刘书记他们那种声色俱厉、拍桌打椅的方式不同，他采取的是壹种温和的、闲谈的方式進行审问，他从不直接要我承认“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或“進行反革命宣传”等罪名，而是先从壹些看似与这些罪名无关的问题谈起，只要妳壹开始的回答落入了他早已默认好的圈套，那么妳对他下壹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他早已预计好了的答案，到最后妳就只能被迫承认他所指控的罪名。例如，他要逼迫我承认在同学们中“進行反革命宣传罪”时，他会说：据我们的了解，妳是壹个与同学们关系不错，又很乐观、健谈的人，是吗？当我回答说：是，之后，他又会问：那么妳与妳同寝室的同学天天住在壹起，想必关系更好，妳们在壹起谈话更多，更随意是吧？从逻辑上说我就只能回答说：是，接着他又问：妳是不是跟同寝室的同学谈论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西方国家的现状？是否议论过“大跃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我从刘书记对我的审讯中已知道这些内容已有党员积极份子写了举报材料，而且兦些事其他许多同学都知道)此时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接着我申辩道：我在寝室里与同学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从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上看到的，“大跃進”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农村同学家里都饿死了人，是从同学们家里来信中知道的，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此时他才说：妳在同学们中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妳这不是進行反革命宣传是什么？使得我无言以对。此时我知道我碰到壹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审讯“高手”了，他远比刘书记他们难对付，我冷静思考之后，才想好应对肖侦察员审讯的办法，那就是：每当他谈及壹个新话题时，不要马上回答，而是仔细思考这个新话题可能与他将要对我進行的那壹项指控相关联，然后再使自己的回答避免落入他预没的陷阱，以免被他壹步壹步逼得不得不承认他将要对我進行的指控。我有时装做没有听懂他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把话题岔开，我对他的每壹个新话题的回答都尽可能地简洁为：是或不是；有或没有……，这类简单的回答，以避免他从我过多的回答话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或把柄，壹步壹步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壹项指控。而他则想尽壹切办法诱使我多讲话，以便他从中找到漏洞和把柄。后来他见我不再上他的当了，便对我说：妳平常不是很能说会道的吗？今天怎么这么沈默寡言？是不是心中有鬼怕见得人？我马上以壹种“恭维”他的方式嘲笑他，我说：肖干部，妳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侦察员，妳的审讯技巧太“高明”了，我随便多回答几句话，都有可能被妳壹步壹步逼得我承认我从未犯过的罪行，所以我不敢多说。此时肖侦察员以壹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指着我，对旁边几位保卫科的干部说：妳们看看，他这是什么话？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主张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怎么会逼迫妳承认妳没有犯下的罪行呢？此时审讯已進行了两个多小时，肖侦察员已觉察到我已看穿他的审讯手腕，不会再上他的当，他已不能从我嘴里挖出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便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妳回去好好为自己的前途、为妳的家人好好想壹想，是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党和政府对妳的宽大处理好呢？还是顽抗到底死路壹条好？接着他挥了挥手示意文干事把我带回寝室，这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仍然是每天由各班学生轮流批斗、不停地写交待材料，有时晚上刘书记也带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声色俱厉地对我進行审讯，仍然是试图逼迫我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有电台、与台湾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有联系、企图叛国投敌……。但这种审讯始终没有学校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使我隐约察觉到校方在对待我的案件上的态度，与以刘书记为首的化学系党总支是有分歧的。

就在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对我审讯之后不久，候、邹二位同学就都被解除了隔离审查，继续撰写他们的毕业论文，这使我察觉到，省公安厅和校方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此后有壹天壹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在押送我去厕所的路上小声告诉我：刘书记他们起草了壹份起诉书，要求公安部门将反革命集团头子易XX逮捕法办，并胁迫全系师生都要在起诉书上签名。在64年那种“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政治氛围之下，是没有哪个学生、老师敢不签名的。

到四月二十号前后的壹天上午，文干事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找到我，要我跟他到校办公楼去，说是有学校领导要找我谈话，他把我带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我進去后见办公室里坐着的是校党委书记唐X，唐书记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这次谈话不是進行审问，主要是对我進行“启发、教育”，他首先问我：问题交待得怎么样啦？还有什么没有交待清楚的要继续交待清楚，争取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我今天代表学校和党委找妳谈话，主要是想挽救妳，把妳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老实说国家把妳培养成壹个大学毕业生是不容易的，是花费了巨大代价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把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推到阶级敌人那边去，所以尽管妳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是罪行，但是我们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妳進行挽救，想把妳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妳还年轻、成绩也不错，妳的父母送妳唸到大学毕业，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妳要为今后自己的前途和父母今后的生活着想，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清楚自己的全部错误和罪行，真诚悔改，重新做人，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妳的问题性质很严重，是政治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如果执迷不悟，抗拒到底，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说：要交待的我都交待了，要写的我都写了，妳们还要我交待什么？我总不能按刘书记他们的要求，他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我总不能随便拉几个同学進来成为我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吧！唐书记听后大声说道：哪个叫妳乱承认什么？我们党壹贯的主张就是实事求是，妳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想隐瞒也隐瞒不住，妳没有犯的错误和罪行党和政府也不会强加给妳，只要妳实事求是交待清楚自已的错误和罪行，真诚反省改过自新，不隐瞒、不胡编乱造，党和政府还是想挽救妳的，今天就谈到这里，妳自己好自为之吧！然后唐书记就示意文干事带我回寝室。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1968年回到学校时，从大字报和老师、同学处了解到的情况才使我知道，唐书记那次找我谈话实际上是代表以朱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和我打召呼：切不可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否则党和政府(实际上就是以朱校长、唐书记为首的校领导)也挽救不了妳。原来刘书记为了积累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不仅在化学系疯狂整老师、整同学，而且背地里还向上面打校领寻的“小报告”，企图取他们而代之，所以刘书记不仅为化学系师生们所深恶痛绝，他的所作所为和个人品格也为校领导们所憎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案件在调查审理、批斗过程中学校领导，甚至连校保卫科都迟迟没有插手的原因。

此外我分析，还有壹个因素，那就是朱校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唸大学时，也是壹位身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参加中共的热血青年，唐书记也和朱校长壹样是壹位卅年代初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我省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他们过去的身影，尽管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严酷政治环境之下，他们不能也不敢公开赞同我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公开反对刘书记们对我的批斗，但他们对刘书记们的作法采取不插手、不合作的方式加以抵制；尽管他们不能也不敢阻止刘书记他们胁迫化学系师生在对我的起诉书上签名、也不能阻止刘书记他们把起诉书递交到省公案厅立案。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利用了他们在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唐书记的夫人是省高教局局长、朱校长是“解放”后我省第壹任省委宣传部长、唐书记也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减轻了对我的处分。

化学系对我進行的批斗和逼迫我反复交待罪行从三月十七日开始壹直持续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原本想以日以继夜的轮番批斗和反复写交待材料达到把我的精神和意志拖垮，使我为求早日解脱，他们指控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的目的，以为这样就能迫使我承认组织了壹个“反革命集团”、迫使我承认那些与我往来密切的同学、亲友都是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纲领、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活动……。然后刘书记他们就可对外宣称，他们在我省高校界挖出了壹个隐藏很深的大型反革命集团，并以此向上面邀功请赏，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然而我成功地顶住了近壹个半月的巨大压力，坚持只讲以前交待过的话，壹句不改；坚持只写以前交待过的材料，几乎壹字不改。倒是批斗会开得与会同学老师都已恹倦，批斗会越来越冷场，发言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连那些党员积极份子在批斗会上都提不起神了，于是越到后来的批斗会就越只能提前草草收场，最后批斗会成了应付刘书记他们的走过场的形式。

到四月三十号上午十点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就此划上了句号，这天上午十点我离开学校，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走進了省公安厅看守所的监狱，开始了作为囚徒的“新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