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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毛的另壹篇奠基之作是1927年3月發表的《湖南農民考察報吿》，這是壹篇更加徹底暴露毛和毛主義兇殘醜惡面貌之作，－篇對暴力、野蠻、醜惡的頌歌，難得的反面教材，從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義的反人類、反文明本質

共產黨自我標榜是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初入共產黨的共產黨領導人最初都把精力放到搞工人運動上，毛澤東也曾如此。但是農家出身、從未接觸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毛澤東搞工人運動，總是不那麼得心應手，也不能和工人打成壹片，在這方面，他與張國燾、李立三、劉少奇相比，顯得相形見絀。毛似乎感到他的長處不在工人運動。後來，莫斯科壹再指示中共要關注農民問題，大搞農民運動。中共終於明白了，原來「工人階級政黨」只是中共只能是個「農民黨」。從此中共把工作重心轉到農運，其後，開始了「十年土地革命」（1927——1936 ）。毛澤東也迅速調整了他的「革命」 方略，將精力全部投入搞俄式「土地革命」上來。

起先，中共的「農民運動大王」澎湃在廣東海陸豐掀起的血腥農民暴動引起了毛的興趣。1924年「國共合作」不久，國民黨成立「農民部」， 同年8月，毛受當時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澎湃之邀去彭主持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從此，毛的興趣由工運轉向農運，與「土地革命」結下不解之緣。1926年2月，國民黨中央成立農民運動委員會，毛任委員，並接手了彭湃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壹職。後來共產黨也成立了農民部，毛任部長。這時，毛已經以農民運動專家、國共兩黨農運工作主管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了。

但是，據毛自己說，直到他親自去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前，他對「農民運動」（指共產黨式的、蘇俄式的暴民運動）仍然缺乏完全、真正的了解，或者只停留在口頭上、理論的認識上，只有1926年12月到了湖南，並且親自去湖南農村作了30多天調查考察之後，他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才產生了壹次新的飛躍，由理性認識轉而達到感性的融入。這也是毛澤東人生經歷的壹次重大轉折點，從此，毛「迷」上了這種血腥遊戲，並將它貫徹於他此後壹生的「革命鬥爭」中。在毛掌握中共的領導權和大陸中國統治權后，他規定， 他的「革命隊伍」的壹切人員參加「土改」為「必修課」，或曰必須經受土改的「階級鬥爭洗禮」。可見毛對其重視和癡迷的程度。

大搞「農民運動」「土地革命」，也是在兩黨初次「合作」中，共方為奪取「革命領導權」、將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的重大戰略步驟。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后，共產國際決定加快奪權步伐，主要辦法就是在國民革命軍勢力所到達和控制的地方大搞農民暴動，將地方各級政權搶在自己手中，造成既成事實，最後迫使國民黨向共產黨交權。

湖南是北伐的第壹站，也是廣東以外蘇俄顧問和中共大搞「土地革命運動」的第－個實驗省。北伐軍進入湖南后，隨行的蘇聯顧問團在長沙設立了領事館，蘇聯顧問隨即指示國共兩黨人員在全省普建農會，並撥給專項經費。此時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實際上己經由蘇聯顧問控制，無條件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政策。前面我們已經講到，湖南農民運動就是由打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運部長名號的共產黨人易禮容主管的。因此，此時的農民運動實際上完全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而且是在合法的幌子下進行的，毛澤東也是以國民黨農運主管的身份去湖南指導農運工作。

隨著北伐軍的軍事勝利，短短几個月內，大半個湖南農村都建立了農民協會，還建立了農民武裝，按照蘇俄模式進行了徹底破壞幾千年形成的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接管了湖南農村政權。毛的這個《報告》稱：湖南農民運動「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即1926年——筆者）壹月至九月為第壹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壹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恆惕，為公開活動時期。」「十月至今年壹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由此可見，共產黨打著國民黨的幌子，早在北伐軍行動前半年，就己經進行秘密的「土地革命」組織活動了，這也是蘇俄和中共盡量推遲北伐的原因，因為它發動運動需要時間。所以，這場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自上而下、有組織、有領導發動的壹場規模最大、最殘暴的農村暴民運動，實際上是中共在中國的第－次武裝奪權。而且，這場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與四十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著相似之處，雖然兩場運動的背景不同，前者是造反，後者是體制內的－場大清洗，而且後者的規模更大、觸及人員的范范更廣，但運動的領導者相同，採取的手法驚人地相似。

據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選》第1卷第壹篇，以下簡稱《報告》）中稱，這場運動來勢兇猛、其手段之殘暴血腥、行為之怪誕和無法無天，為當時中國人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報告》中語，下同）關於這場運動的兇殘，我們在上－篇的某些章節己經披露過壹些了，其中三個人的被害很能說明問題，他們是：當時國民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後任湖南國民黨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何健的父親；中共後來總書記李立三的父親；湖南大名士葉德輝。另外，武漢國民政府北伐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的父親同樣被暴徒辱斗。由此可以想象這些農村中流氓、惡棍、痞子猖獗、瘋狂、無法無天到了什麼程度！也因此，這場被人們命名為「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農村暴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震驚、極大憤怒！人們不知道為何要在本來寧靜的農村掀起如此滔天的惡浪，搞成壹場空前的大破壞、大屠殺。

像前壹篇《階級》壹樣，《報告》壹文收入《毛選》時，也已經過大量刪改、粉飾，已經不是「原汁原味」了。由於筆者手頭沒有毛此文的原文，所以只能將收入毛選的《報告》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不難看到當時湖南農村壹幅群魔亂舞、黑惡橫行的恐怖圖象。

下面便是對毛《報告》中所描述的這場運動的簡要情形：

毛在此文中的「打倒土豪劣紳，壹切權力歸農會」小標題下的描述是：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的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壹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的壹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壹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里簡直獨裁壹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的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武漢，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在「所謂過份的問題」的小標題下，毛的描述是：

「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壹點子『亂來』。農會權力至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把妳打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壹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壹滾。動不動捉人帶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壹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壹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人們所謂的過份。」

在「所謂痞子運動」的小標題下，毛沒有具體說明人們所指責的「痞子」究竟是些什麼人，只是說：「壹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壹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的手裡變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了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的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們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壟）。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壹切。站在壹切人之上——從前站在壹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毛說的這場運動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而當時湖南農民運動領導者易禮容之流公開提出的口號是：「無土不豪，無紳不劣！」 所以，實際上，凡所謂的地主以及在當地有威望之人，百分之百是「土豪劣紳」和「不法地主」。這頗像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壹樣，凡「當權派」和有成就的文化名人都在這兩頂帽子涵蓋之內，沒有例外。又如，毛對這場運動中最常用的「戴高帽游鄉」，也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最普及的「遊戲」。只不過這種遊戲並非如毛澤東講的那樣輕巧，據湖南省農運另－領導人程學敬介紹，游鄉者首先要剪刀剪掉鬍子，在臉上塗滿黑灰，然後五花大綁，戴上由竹製紙糊的高帽，上書其姓名和罪名，用繩子牽著，前後前呼後擁壹大堆人，壹面提了破鑼敲打，壹面高呼口號，行進中對被戴高帽者盡情戲弄、羞辱。據說這是從歐洲學來的把戲，估計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發明，中共留法人員移植來中國。

為了給農會撐腰、表功，毛搜集了農會做的「十四件大事」，認為都是大好事，是農會的功勞，它們是：

第壹件是將農民組織進農會，毛估計已有壹千萬農民加入了農會。

第二件是從政治上打擊地主，具體方式包括：

清算。即對壹些曾經兼任了公職，包括管理宗族公田、公地的地主、土豪劣紳的收支賬目進行審核結算。發現有問題便重罰。

罰款。凡認為有劣跡、反對農會的都由農會開出罰單，不交或交不出罰款的，就以刑罰待侯了。

捐款。找不出罰款罪名，就用捐款，同樣為強制性。

小質問。即對所謂「罪行」較輕的，集中壹批人涌進其家興師問罪，要家主認罪並交出罰款。

大質問。形式同上，但厲害得多。如湘潭馬家河，農會率壹萬五千人向六個鄉紳問罪，延時四日，殺其豬130頭，大吃海喝，連砸帶搶，還要「出谷」，罰款。

戴高帽游鄉。這是最為普遍的懲罰方式，據說，戴過壹次高帽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關進監獄。農會想關誰就送誰去，監獄照辦，不敢問情由。

驅逐。其實是追殺逃跑的鄉紳、地主，不管逃亡至何處，農會派專人去追殺、追捕。不知為何毛謂之「驅逐」。

槍斃。在縣裡成立「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對所謂大土豪、大劣紳（壹般為在舊政權任過職的）開大會公開槍斃。（更多的在農會鬥爭中被打死或刑訊逼供而死。）

第三件事是在經濟上打擊地主。包括減租退押，不準退佃、減息、廢除壹切舊債，燒毀契約等等。

第四件事是推翻原區鄉基層政權機關，由農會取而代之，並反過來懲辦原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

第五件是建立農民武裝，主要是「梭鏢隊」。其武器壹部分來自接收原政權的武裝，大部分為農民自製，成員由農會積極分子組成。據說各縣有三五萬枝梭鏢不等。毛則建議在全省75個縣二千多萬青壯年農民中每人發壹支梭鏢，從而形成經常性恐怖威懾。（後來很多有血債的梭標隊員便跟毛、朱去了井崗山）。

第六件是奪取縣政府的實權，迫使縣長（知事）完全聽命於農會。全縣所有民、刑案件，均由鄉級農會幹部審決，縣裡的「承審員」 無事可幹了。縣「警備隊、警察、差役，壹概斂跡」，由農會人員取而代之。

第七件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兼及「神權」、「夫權」。毀壞宗祠，禁止演戲，砸爛各類神廟菩薩，把木菩薩砍了做柴燒。

第八件事是普及國民革命宣傳，實際上是進行共產黨的政治宣傳。

第九件事是禁止打牌、賭博、吸鴉片，禁唱花鼓戲、儺戲，打轎子，禁煮酒、熬糖，禁酒席以及限制養雞、養鴨、養豬等，禁殺牛。農會言出法隨，無人敢抗。

第十件是清匪。據說壹些縣土匪絕跡了，小偷也少了。過去那些隱秘性的江湖土匪組織「山、堂、香、水」， 現在名正言順進入農會發號施令，「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第十壹件是廢苛捐。但廢了部分舊捐，增加新捐，即革命軍的軍費捐款。

第十二件是關閉「洋學堂」，以農民夜校，私塾取代之。

第十三件是推動辦合作社。但無人指導，沒有章法，不成功。

第十四件是修道路、修塘壩。誰去修呢？由農會勒令當地的「地主」義務去修，各修壹段，不完成者重罰。

以上就是毛在《報告》中對這場運動的大致描繪。當然，毛費盡了腦子給這場「痞子運動」、「惰農運動」隱惡揚善，如他將這些在農會裡稱王稱霸、人稱「痞子」，「惰農」的農會職員和積極分子們具體的殘暴行為全「隱」去了，－筆帶過了。另如在農會裡「私設公堂」，隨意抓人來刑訊、吊打，甚至「活活打死」等血腥罪行，都輕輕帶過。後來毛在武漢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傳授湖南農民運動的經驗時就說：「倘若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由於《報告》完全隱去了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我們也就無法真正看到這場暴民運動的真面目。在這場運動中，這些流氓、惡棍、暴徒究竟如何橫行作惡，究竟殺死、打死了多少人？致殘致傷多少人？使用了哪些刑罰、刑具？還幹了哪些傷天害理的事？由於缺乏資料，在這裏只好暫付厥如。

還有些問題《報告》語焉不詳，例如，那些在農會裡稱王稱霸，為所欲為的究竟是些什麼人？被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或者被活活打死的又是些什麼人？他們犯了什麼罪？《報告》的原文里似乎有所透露，只是在收進《毛選》時刪去了。據張戎《毛傳》中引用報告的原文說，那些在農會中稱王、為所欲為的農會職員和「積極分子」，原來是「那些從前在鄉下踏爛皮鞋的，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博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壹切從前為紳士看不起的人」。在經過修改、修飾后的《報告》中也在不經意間透露了壹點真相，如講到「十四件大事」中的第十件「清匪」時就解釋說：為什麼有的縣匪患絕跡了呢？毛的原文是：

「三是會黨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裡公開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

原來是「土匪」們已經跑進農會裡來，做了堂堂正正的土皇帝、大判官，他還去做強盜幹什麼呢？

「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會壹來，匪患告絕」。

毛所謂的「會黨」在註釋里說明是指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等，它們原是清末民間秘密反清團體。清朝滅亡后，這些組織有的繼續存在，但變身為江湖黑社會組織，成為當年遊離于城鄉之間的「匪患」的主要部分。山、堂、香、水則是這些組織的黑話稱呼。

這樣，我們就對在農民協會裡稱王稱霸，說壹不二，飛楊跋扈的土皇帝們——農會職員的構成有了大概的了解了：第壹類是四業（士、農、工、商）不居、四肢不勤，遊手好閒的流氓、懶漢、無賴；第二類是專門從事賭博、欺詐、抽頭打油等不法行為的地痞、惡霸、地頭蛇之類；第三類即從前的土匪、強盜、黑社會幫派。此外還有壹些落魄、不走正道的下層知識分子。《報告》中毛對衡山縣的調查，鄉農會的職員中，赤貧階層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的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對社會有強烈的反叛和破壞欲，他們不甘清貧，無壹技之長，又不願勞動，卻想壹夜暴富，發大財，時時夢想「壹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可見，所謂農運骨幹實際上就是些 社會渣滓，亡命之徒，「農會在他們手裡頭就變成很兇的東西了」。並且能夠很快就在鄉村中造成壹種「恐怖氣氛」。

以上大概就是被社會各界指為「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糟得很」的原因。毛在文中不得不承認，當時社會上無論右派、中派、左派，「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上都是壹律反對、－致譴責的。這就不難理解了。那些踏爛皮鞋、挾爛傘子、四業不居、以賭錢打牌、抽頭打油為生的，他們是真正的農民嗎？那些滿嘴山、堂、香、水，黑話連篇，使人見到便不寒而慄的歹徒，難道就是「革命先鋒」？這种放縱暴民無法無天就叫「國民革命」？

毛在《報告》的原文里也坦承：「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類向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堅決、最徹底者。」這算是說出了他的心聲（收入毛選刪去了），原來毛的「革命骨幹」就是這類貨色，毛澤東就是與這些惡棍歹徒、社會渣滓情投意合、沆瀣壹氣。無怪當時「社會各界」 都認定這是場「痞子運動」、「暴民運動」，齊聲譴責「糟得很」！而毛則認定他們做的壹切「好得很！」這就正好印證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句名言。

光從《報告》本身，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那場運動中的骨幹：「痞子」「強盜」等等，以及大力支持、由衷讚美他們的毛，都應該歸入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被毛指斥為 「土豪劣紳」、「不法地主」中的最大者。經過毛精心挑選，在《報告》中他列舉了幾個他認為「罪大惡極」的被槍斃的「大土豪」「大劣紳」，及他們的「罪惡事實」。 仔細－看，那幾個人都是原來區鄉政府的治安、司法官員，或鄉鎮自衛武裝的負責人。事情很眀顯：既然擔任了那樣的職務，「捕盜」、「緝匪」，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當時的社會治安狀況狠不好，匪盜橫行，維護地方治安、抓捕罪犯繩之以法是他們職責分內之事，就像今天的公、檢、法，每天、每月都在捕人、殺人壹樣。將在壹個政權中擔任職務（而且是低級職務），執行公務的行為算作「個人罪惡」， 實際上是壹種偷換概念，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做法。建國后毛仍就沿用此法，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清算－切在過去政權中任過職的中下層人員，壹律當作 「歷史反革命分子」加以嚴辦。於是，數以百萬計的舊政權中下級人員被捕、被關、被殺。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任何改朝換代中都是沒有過的，它反映了毛性格中忮刻、狠毒、眥睚必報、極端殘忍的壹面。

在此文中，我們還看到毛後來壹些慣用手法，如把當時的政權稱作「地主政權」， 當時的政府武裝稱為「地主武裝」， 彷彿當時的政府（從基層至中央政府）都是地主「開辦」的，為地主「所有」。所以，他把當時政權的壹切行為、壹切「罪惡」都算在「地主」名下。後來毛把這壹公式延伸為「中國三千年封建社會」都是「地主政權」，三千年中歷朝歷代統治者所作的壹切「壞事」， 包括捕匪緝盜、包括懲治貪官污吏等等。於是毛就理直氣壯地告訴他的子民：地主階級壓迫了我們兩千多年，欠下的血債不計其數，今天我們殺幾個地主還不應該嗎！……

除了故意把地主等同官府之外，毛後來還延伸這個偷梁換柱之法，把他痛恨的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叫做「封建地主文化」，必欲徹底摧毀之。如此卑鄙無恥的污衊，栽贓，除了毛，誰還能製造出來呢！

毛在讚美農會所做的「大事」中，還突出表彰所謂農會創造了 「清廉政治」，如匪盜絕跡，禁睹禁毒（鴉片），以及掃除「封建舊習俗」，說農民政權帶來了「政治澄淸」，開了「民主政治」 之先河——事實如何呢？

先看看所謂農會幹部亷潔的問題。毛並沒有給出農會幹部「清亷」的亊實。我們就當他們真的清亷吧。但是，首先，這些流氓地痞、強盜惡棍，昔日被人所不齒、被社會拋棄的人，如今驟然在基層政權稱王稱霸、發號施令，壹步登天，這本身便是他們最大的收穫；既然政治上已稱王稱霸，生活上自然可以胡吃海喝，盡情享受，誰敢向他們算賬？正如文中所說，農會除了抓人、打人、用刑、捉人游鄉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罰款、退租押、吃大戶、搶劫，可謂為所欲為，無法無天。這種情況又無人敢監督，「只能說農會的好，不能說農會壞」。 在這種不受監督的權力下，這些社會渣滓能夠「清亷自律」嗎？能不出現腐敗嗎？共產黨不是已經用自己的行動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答案了嗎，難道當年那些痞子、流氓、強盜，其素質還高過今日共產黨幹部？其實，毛在文中己無意中透露了農會幹部的惡劣作風，如稱其「在農會裡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 帶領人馬吃大戶、公開搶劫，動輒捆人游鄉，對地主隨意重罰、重捐，交不出罰款立即「刑法侍候」 等等。難道這叫做「清亷政治」「民主政治」？

毛在關於農會創造了「亷潔政治」壹節中還講了三點：壹是縣政府形成了各界（主要是農會）聯席議政的「民主制度」； 二是原縣政府審理案子的權力現歸於鄉村農會，所以縣官和助審員無事可幹了；三是原縣政府的警察、警備隊等不敢下鄉敲詐農民了。但在這三條中我們只看到農會橫行鄉里、說壹不二，無法無天，卻沒有壹條證明農會人員亷潔。這決不是疏忽，而是毛在故意混淆概念。在「革命先鋒」 壹節中，毛認為百分之八十五的「貧農領袖」（痞子）已攺邪歸正，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摜」。並盛讚在農會領導下，「有些地方真箇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筆者相信這也許暫時能做到，因為在文革中就有很多地方就做到了這壹點，但做得更好更徹底的地方是毛共的監獄。在恐怖和高壓下，誰敢「不老實守法」呢。

壹百多年前，英國的阿克頓勛爵就寫下千古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掌握了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權力的湖南痞子們能跳出這壹規律嗎！

至於匪患絕跡，前面已經說了，那是因為土匪都己經瑤身壹變成了「農會職員」了。只是，這種由土匪「執政」的社會，不知比土匪「在野」孰壞孰好 ？

另壹個是所謂禁牌（壹帶賭博遊戲）、禁賭、禁鴉片。毛說，「從前的『賭痞』, 現在自已在那裡禁賭了。」 看來，由「睹痞」來禁睹，與土匪當權，是這個「新政權」的獨特風景線。然而這難道不是「民主革命」的悲哀？世界上有那個民主國家選舉「土匪」「睹痞」來當政？

新政權禁睹、禁鴉片本不奇怪，這些昔日的社會沈渣不弄點新氣象，怎能證明自己當政的「合法性」？後來毛當政后也搞過禁賭、禁毒、禁妓院等, 那主要是顯示自己無處不在的權力, 是其極權統治的壹部分。何況，掌權后，壹切都有了，不需要再去干那些偷雞摸狗的勾當了。但當坐穩江山之後，極權政治帶來的貪婪腐敗，「舊社會」 那點黃、睹、毒，連小巫見大巫都談不上了。

還有禁唱花鼓戲，禁儺神遊香，禁「洋學校」， 禁煮酒熬糖，禁養鴨、限制養豬、養雞（皆因消耗糧食），禁吃酒席，禁乞討（強告化），禁新春貼瑞聯，禁放鞭炮、禁送南貨、送奠儀……等等。毛認為這是反抗舊社會的惡習。其實這是文盲痞子治國的必然，因為在這些人看來，「文化」是純粹的無聊、累贅，這些人完全不需要文化，甚至不需要文明，他們需要的只有說壹不二的權力，以及對文明、對自由的踐踏。在文盲加流氓統治下，社會只能回到文化荒漠的時代。後來毛在文革中搞的「除四舊」，與此可謂壹脈相承，同宗同源。

至於文中提到的「推翻族權神權夫權」，以及砸爛「封建宗法思想與制度」，由於比較複雜，留待下壹章分析。

總之，當壹個社會由流氓地痞、懶漢暴徒來統治時，妳想像它該是什麼樣子，當年的湖南農村就是那個樣子。

寫到這裏，我們不禁感嘆，這場運動與四十年後的文革多麼相似！比如：首先成立造反組織（農會，紅衛兵），踢開原有政權機構「鬧革命」， 無法無天，奪權，「橫掃」，打、砸、搶、抓、殺，「破四舊、立四新」……

最突出的壹點自然是對「階級敵人」肆意蹂躪、虐殺，當年湖南農村的痞子是吃大戶、罰款，退租押，戴高帽游鄉、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剖腹抽筋、槍斃等等。文革中除了繼承了上述這些「傳統」之外，還發楊光大，有所創新，包括大規模殺人、殺吃活人（階級敵人）等。簡而言之，文革是壹場空前的大浩劫，湖南那場痞子運動相對來說是場小浩劫，是四十年後大浩劫的預演。而導演則出自同壹師門。

特別讓人似曾相識的，是某些做法把這前後兩場運動連接了起來，比如戴高帽遊街，創始於湖南那場痞子運動。文革中則大大發揚了這個「革命行動」，全國風行。

還有如毛的壹條語彔，它本是毛在《報告》中對那場痞子們所作的辨解，原文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它卻成了文革中被用得最多最廣的「最高指示」，彷彿是毛專為文革暴行預作的辯護詞。壹條語彔把相隔四十年的兩場運動連接起來了，充分說明它們確是壹脈相承的、壹根藤上的兩隻「毒瓜」。

還有，毛對這兩場運動的評價也驚人地相似。1926年12月，毛初到長沙時，他承認，當時社會上無論是右派、中派或左派，對農村這場運動都是壹片譴責、咀咒之聲。毛在《報告》里說：「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壹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般『糟得很』派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壹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個『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是，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否認這個『糟』字。」

而後毛去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轉了壹圈之後， 象貓兒聞到了魚腥，蛆蟲碰上了糞堆，他壹下子就被吸引過去了，無比亢奮起來，他用掩飾不住的喜悅心情在《報告》里說，此次下去考察「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感到壹種前所未有的痛快」。於是他大聲疾呼，這場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毛這種幾乎與所有人類唱反調的「獨特」思維，在文革中再次表現出來。1967年7、8、9月，當毛親手點燃的文革烈火燃遍中華大地，到處腥風血雨、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人人怨聲載道。毛出去「大江南北」 轉悠了壹趟回來，卻興奮地向全國發布「最高指示」：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

於是新壹輪更加兇狠殘暴的紅色「十二級颱風」 又「刮」起來了……

當時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國人對毛的這種思維方式和判斷事物的標準感到驚詫莫名，為什麼到處亂抓亂打亂殺，槍聲不斷，全國陷入血腥混亂，民眾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之際，毛卻認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呢？後來才知道，原來在四十年前他的這種與全民反反調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已經確立了，正是這個 「好得很」和「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又把這兩場運動串連起來了。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結論，壹些人認為毛髮動文革只是因為到了晚年，驕傲了、糊塗了，所以才「犯了錯誤」。 這是絕對錯誤！是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毛毫不糊塗，認為他糊塗的人才是糊塗蛋！這些人應該好好認真學習四十年前這篇毛主義的奠基之作，因為它告訴人們：我老毛四十年前就是如此，我從來獨樹壹幟與全民唱反調！如果說今天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四十年前主要是對付舊的階級敵人，農村的地主富農、土豪劣紳。如今，則還要加上壹些新的「階級敵人」：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派」……

兩場運動的做法也有高度相似。兩場運動打出的旗號都是「造反」，都賦予 造反者對「階級敵人」隨意打砸搶抓殺的權力。兩場運動打擊的對象都是毛澤東的敵人，運動的主力軍（痞子、惰農、紅衛兵、貧下中農）都－樣瘋狂，壹樣無法無天，壹樣充滿野蠻、愚昧和血腥味。

由於我們發現了這兩場運動的傳承關係，因此，關於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除了我們前面說過的之外，還得增加壹個因素，那就是毛澤東對那場四十年前未竟的痞子運動的補償、園夢。毛在《報告》中，曾經預言湖南那場痞子運動迅即推向全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壹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壹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可惜的是，這壹預言沒能實現，成了毛的「半拉子工程」，而且壹部分子痞子遭到鎮壓。這自然使毛憤恨不已，自然成為其平生壹大憾事。毛統治中國大陸后，雖然運動接連不斷，但除了「土改」在壹定程度上具有當年湖南痞子運動的特徵之外（但土改運動範圍有限，因為剛剛建囯，還有壹點顧忌，沒能盡興），其他運動在深度、廣度、殘忍度上都沒有達到當年那場痞子運動的水平。按照毛的邏輯，這就意味著階級鬥爭這根弦「松」了，變「修」了。為了完成四＋年前那場受到他高度讚揚卻又半途而廢的痞子們未竟的事業，毛終於按照那場運動的樣式，發動了壹場更大的、空前的、全民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算是對四十年前那場舊夢的補償。

還可以簡略總括壹下毛在《報告》中所表現的獨特嗜好和情懷，以及後來他怎樣把這些發揚光大：

——把侮辱人格、踐踏文明、摧毀人的尊嚴當作革命的「興奮點」，大加讚美並推而廣之。

壹位西方哲學家說過，必須把「不侮辱人」作為做人的底線和為政者的紅線。因為這是人與動物的最根本區別。超越了這壹底線，表面地看，是把被羞侮者不當作人，實際上正好反映了施虐者自己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已經由「人」蛻變為「野獸」了。湖南那場痞子運動在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動不動就捉人來戴高帽游鄉」。毛對此不僅持百分之百的肯定態度，而且還雀躍歡呼。所以，這壹「革命行動」在文革中被在全國推廣、並加以進壹步發展（高帽更高、更重，裏面還有臟物）。

——欣賞殘忍，讚美恐怖。

面對外界對痞子們暴行的指斥、譴責，毛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來為其開脫，還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經過刪改和精心修飾的現在的《報告》里，我們已看不到在農會裡稱王稱霸的暴徒們的具體惡行、暴行、醜行，但在《報告》中幾處提到農會在鄉村己經「造成了壹種恐怖現象」。既已達到「恐怖」的程度，其凶暴殘忍便可想而知。而毛認為這是完全必要的，是「好得很！」在考察中得知壹些農會幹部因打死人犯下血債，被國民黨的主管官員送進了監獄關押，毛大為不滿，勒令他們立即放人。並強調：每個鄉村都必須「造成壹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於是殺人兇手們更加肆無忌憚……

後來，毛把這種暴力恐怖帶到他「革命」的每個地方，並加以發揚。如在江西、福建打AB團，抓改組派，在「毛統區」 搞 「土地改革」等等，直到建國后的各種運動、搞文革，無壹不是這壹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光大。

——鍾情粗鄙，獎勵愚昧。

那場運動引起毛極大興趣和高度讚美的另壹個主要因素，是運動的主角、農會職員和積極分子的兇殘、愚昧、粗鄙，毛認為只有這些人才能如此敢想敢幹、敢打敢殺、敢做壹切正常人不敢做的泯滅天良、毫無人性的事，並且毫無顧忌，毫無羞愧之心。所以毛稱其為「革命先鋒」。 他讚揚說：「沒有貧農階級（即沒有「痞子」），決不能造就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士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壹只腳。」這段話四十年後毛讚賞製造北京「紅八月恐怖」 的紅衛兵何其相似乃爾！。可見毛從心底盤踞壹種「痞子情結」，到死都沒有半點改變，更可怕的是，他說這就是「民主革命」。西方那些對毛主義持壹半欣賞態度的學者聽清楚了：妳或妳的家人壹旦被毛的革命戰士抓到，去遊街、游完了剖腹挖心，讓革命群眾大飽口福，那都叫「民主革命」！不要有怨言。

不過必須指出，毛說的「貧農」，「革命先鋒」 其實只是農民中很小壹部分流氓無產者，即痞子、無賴、惡棍，劉少奇在山西組織農會時就對牛冠蔭說過：農會初起的時候，只有流氓敢參加。……

從此以後，毛便壹味歌頌他的「工農兵」、大老粗。因為這些人是他最聽話的革命工具，他的心肝寶貝，多麼可愛！此後毛壹直推行重用大老粗、打壓他們的對立面：知識分子的政策，至死不變。筆者曾在文革後期看到某個小報上有壹篇小文章，題目就叫做《不識字真好》。是記述壹個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江西參加「革命」的老紅軍講述的故事：剛入伍，首長見他年紀小，要送他去讀書，他不願去。後來在打AB團中凡識字的都當作AB團殺了，他卻安然無恙。以後有幾次領導又想讓他去學文化、學技術，他堅決不去! 堅決要做大老粗。此後經歷運動無數，那些有文化的無不挨整，有的丟了性命，有的九死壹生。他則總是黨的依靠對象，壹直保持著「光榮大老粗」身份到離休。「不讀書、不識字真好！」這是這位老者總結平生經歷的由衷之言。他要將它傳給後人。

與讚美粗鄙、鍾情愚昧相聯繫的，是提倡貧窮。毛不止壹次說過「越窮越革命」、「 如果富了，卡路里多了，就會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不得了了」 。因此，毛對富人、文化人深惡痛絕。毛要把這些「光輝思想」，傳給千秋萬代，傳給全世界革命人民。

——偷梁換柱，以假亂真。

在《報告》中，為了讚美這場痞子運動「好得很」，特地搬來了「國民革命」和「孫中山」這兩塊招牌，硬說這場醜惡的痞子、惰農運動「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來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在這裏，毛瞞天過海、偷梁換柱把遭到孫中山先生批判、唾棄的暴力階級鬥爭等同於孫倡導併為之奮鬥終身的「國民革命」和「三民主義」，反正孫中山已經去世幾年了，他不可能從墳墓爬出來為自己辯誣。而壹般人也不可能去認真翻讀孫的三民主義。後來毛索性把自已打扮成孫中山的繼承者，如果有人起來揭露他，駁斥他，他就會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把痞子、暴民的惡行、醜行叫做「民主革命」，是毛這位慣於指鹿為馬的厚黑大師的傑作，後來他將他的「土改」、「 鎮反」、「 三反」、「五反」等也歸入「民主運動」之列，這與毛著中充斥的「人民」、「 民主」、「 自由」等詞彙 壹樣，魚目混珠，讀者必須反著讀，從反面去理解，否則是極其危險的！在說謊、造假、欺詐上，不但毛如此，整個共產黨世界都壹樣，整個前蘇聯陣營的共產黨國家像是統壹著裝，壹律打出「民主」 的招牌，如什麼「民主德國」、「民主波蘭」、「民主捷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連那個屠殺了三分之壹國民而臭名昭著於世，連共產黨世界都羞與之為伍的「紅色高棉」，也叫「民主柬埔寨」…… 所以毛澤東高唱「民主曲」 也就不能算是什麼創造發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