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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傑

習近平正在參加G20國峰會,他將與川普針尖對麥芒，就貿易爭端巔峰對決。20國峰會表面風光，實則暗流涌動。強硬的川普壹改峰會前對日本、德國等盟國的批評態度，在會上大唱友誼之歌。習近平非常的憤怒，在會上暗批川普的美國優先的外交和貿易政策。看來29日中美首腦貿易談判凶多吉少，但習近平參會卻給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尋夫帶來了轉機。此話從何說起？

王全璋自2007年律師執業以來，曾經代理法輪功等多起敏感案件。他的代理給黨和政府帶來了麻煩，自然被視為眼中釘，肉中刺。2015年7月9日開始，習近平政權就製造了震驚世界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中國超過300名律師、法律助理、活動人士及其家屬被失蹤、抓捕和拘押。王全璋於7月10日失蹤，是709案中拘押時間最長、家屬和律師未能會面時間最長以及最後壹位被審判的人。2019年1月28日，王全璋被以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王全璋被失蹤之後，他的妻子李文足開始了艱難曲折而又不屈不饒的救夫行動。2017年5月，李文足與另壹位"709"人權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壹道，以視頻方式參加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並作證。她們緊急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王全璋的生命安危。李文足曾到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至少28次控告，要求法院"有罪審判，無罪放人"。2018年4月，李文足從北京徒步前往天津"千里尋夫"，被中國政府阻撓綁架，送回北京軟禁。2018年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與李文足見了面。2019年6月28日，經過四年堅持不懈地抗爭的李文足終於見到了被關押在山東臨沂監獄的丈夫，此時距離王全璋失蹤已近四年時間。王全璋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壹個人。年僅53歲的王全璋已經被折磨得像個年逾古稀的老年人。李文足能與王全璋見面的壹個直接原因就是習近平要與默克爾見面，中共擔心王全璋的事件會讓習近平難堪，因為壹個香港反送中就讓他不得安寧。

李文足的經歷告訴我們壹個道理，極權主義國家儘管強大但並不可怕，維護權利和尊嚴要靠持續的勇敢抗爭。張凱律師說：我們就像坐在壹艘大船里，自己似乎完全無力左右命運，只能跟著大船起起落落。看起來船決定著我們的命運，事實是：船里的每壹個人，決定著船的命運。

現在，我們壹起思考壹個問題：當前中國人面對強大的中共統治集團，如何進行有效抗爭呢？暴力革命似乎並不現實，莫非中國人只能坐以待斃呢？其實不然，香港反送中運動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示和希望。香港反送中百萬人抗議行動規模巨大，卻看不到任何的統壹協調組織，顯示了數字監控時代民間抗爭的壹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那就是以青年人為主體，依靠現代通訊技術，無組織化和無領袖化。反送中運動，除了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也就是「民陣」發起主要大型集會遊行外，示威者在沒有任何組織帶領和呼籲下，發起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他們在短時間內眾籌幾百萬港元在國際媒體購買頭版廣告、馬拉松式到多國領事館請願，萬人包圍警察總部、圍堵稅務局大樓阻止市民交稅、或是三五成群在地鐵發起不合作運動令列車延誤等等。有專家把這種抗爭模式稱為「野貓式抗爭」，能夠有針對性地短暫影響政府運作。在這次運動中，香港市民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網上討論區「連登」以及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也就是電報。示威者在這些平台互相發放消息，討論示威策略，過程中會有人反對、有人按贊，再加以討論最多人響應的建議，然後就有壹群人自發採取行動。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發言的人大多隱姓埋名，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任何人的言論和建議都有機會被其他用戶追捧，也不知道誰是始作俑者。為什麼無領袖呢？因為過去幾年，香港多名本土派領袖身陷牢獄或是流亡海外。現在，香港的示威者都會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這種新型的社會運動模式並非始於香港，早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就採用了。喬晞華博士在與他的導師懷特合作出版的《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和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壹書就分析了這種的新的社會運動模式。阿拉伯革命涉及多個國家，如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等。2010年12月17日，26歲的突尼西亞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觸發了境內大規模的街頭示威遊行。這壹突發事件導致該國總統本•阿里政權倒台。在突尼西亞革命的影響下，埃及民眾也開始行動起來。從2011年1月25日開始，埃及爆發了壹系列的街頭示威、遊行、集會、罷工等抗議活動向政府表達不滿。內外交困的穆巴拉克最後不得不宣布下台。喬晞華先生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特點不僅因為參加的人數眾多和非暴力等特點著稱，而且有三個特點引人注目，也就是「三無」運動：即「無線」、「無領導者」和「無階級」。

「無線」是指運動的爆發是通過新壹代的信息和社交媒體，如網際網路、臉書、推特等發動起來的。運動消息的散布、民眾的動員和鼓動、群體行動的協調都依靠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儘管當局發現后關閉和阻斷網際網路和無線聯絡網，但斷網措施導致安保部隊失去聯繫，無法行動。正可謂「成也肖何，敗也肖何」。「無領導者」是指「阿拉伯之春」源於民眾突然爆發的對當局的憤怒，而不是壹個事先周密的計劃。在突尼西亞的革命中，自焚青年突瓦吉吉成了反腐象徵，成為抗爭的旗幟，激勵了成千上萬的民眾投入運動。在運動中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具有層次的領導結構，而是由不同的組織共同努力的結果。雖然這些組織中並沒有某個組織佔據領導者的地位，但是革命運動卻組織得非常出色，團結在壹個目標下：即民眾要求變更政權。這壹共同的目標使得革命運動團結壹致堅持到勝利。如埃及的革命運動中，開羅的解放廣場成為壹個「小國家」，食品和各種後勤供應、防禦和安全、聯絡和通訊等安排得井然有序。這壹點與1989年六四民運中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非常相似。阿拉伯之春的無領導者狀況給專制政權出了壹道難題：當權者不知該對誰下手。「無階級」指的是，參加「阿拉伯之春」的民眾拋開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分歧，為改變政權萬眾壹心。當突尼西亞、埃及、、阿爾及尼亞和巴林等國的民眾起來反對他們的專制統治者時，這些國家的抗議運動既不是由意識形態和宗教煽動，也不是由某個或某些領導者或政黨煽動的，而是由壹系列的經濟、社會、心理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可謂「冰凍三盡非壹日之寒」。「阿拉伯之春」源於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綜上所述，李文足四年尋夫的經歷告訴我們，在中國，合法權利的得到需要堅持不懈的抗爭。中國實現民主轉型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通過廣泛的社會抗爭，促使中共黨內分裂，在國際社會的有力聲援下，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就會土崩瓦解。香港反送中和「阿拉伯之春」運動告訴我們以下事實：第壹，專制極權國家和獨裁者強大但並不可怕，關鍵要有敢於抗爭的勇氣和有效的社會運動模式。第二，希望與專制極權國家妥協、不承受社會動蕩，實現政治變革無異於與虎謀皮，實質就是鼓勵人民做順民，被奴役。第三，經濟崩潰與專制極權國家垮台並無必然關聯。第四，網際網路和高科技是專制極權國家無法戰勝的天敵。第五，傳統的社會運動模式必需的組織、政黨、領袖、綱領和未來社會的藍圖，正在被新的社會運動模式所取代，有志於結束中共壹黨專政的仁人志士應該學習，更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