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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杰

习近平正在参加G20国峰会,他将与川普针尖对麦芒，就贸易争端巅峰对决。20国峰会表面风光，实则暗流涌动。强硬的川普壹改峰会前对日本、德国等盟国的批评态度，在会上大唱友谊之歌。习近平非常的愤怒，在会上暗批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和贸易政策。看来29日中美首脑贸易谈判凶多吉少，但习近平参会却给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寻夫带来了转机。此话从何说起？

王全璋自2007年律师执业以来，曾经代理法轮功等多起敏感案件。他的代理给党和政府带来了麻烦，自然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2015年7月9日开始，习近平政权就制造了震惊世界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国超过300名律师、法律助理、活动人士及其家属被失踪、抓捕和拘押。王全璋于7月10日失踪，是709案中拘押时间最长、家属和律师未能会面时间最长以及最后壹位被审判的人。2019年1月28日，王全璋被以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王全璋被失踪之后，他的妻子李文足开始了艰难曲折而又不屈不饶的救夫行动。2017年5月，李文足与另壹位"709"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壹道，以视频方式参加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并作证。她们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王全璋的生命安危。李文足曾到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至少28次控告，要求法院"有罪审判，无罪放人"。2018年4月，李文足从北京徒步前往天津"千里寻夫"，被中国政府阻挠绑架，送回北京软禁。2018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与李文足见了面。2019年6月28日，经过四年坚持不懈地抗争的李文足终于见到了被关押在山东临沂监狱的丈夫，此时距离王全璋失踪已近四年时间。王全璋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壹个人。年仅53岁的王全璋已经被折磨得像个年逾古稀的老年人。李文足能与王全璋见面的壹个直接原因就是习近平要与默克尔见面，中共担心王全璋的事件会让习近平难堪，因为壹个香港反送中就让他不得安宁。

李文足的经历告诉我们壹个道理，极权主义国家尽管强大但并不可怕，维护权利和尊严要靠持续的勇敢抗争。张凯律师说：我们就像坐在壹艘大船里，自己似乎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是：船里的每壹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现在，我们壹起思考壹个问题：当前中国人面对强大的中共统治集团，如何進行有效抗争呢？暴力革命似乎并不现实，莫非中国人只能坐以待毙呢？其实不然，香港反送中运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希望。香港反送中百万人抗议行动规模巨大，却看不到任何的统壹协调组织，显示了数字监控时代民间抗争的壹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那就是以青年人为主体，依靠现代通讯技术，无组织化和无领袖化。反送中运动，除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发起主要大型集会游行外，示威者在没有任何组织带领和呼吁下，发起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他们在短时间内众筹几百万港元在国际媒体购买头版广告、马拉松式到多国领事馆请愿，万人包围警察总部、围堵税务局大楼阻止市民交税、或是三五成群在地铁发起不合作运动令列车延误等等。有专家把这种抗争模式称为“野猫式抗争”，能够有针对性地短暂影响政府运作。在这次运动中，香港市民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网上讨论区“连登”以及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也就是电报。示威者在这些平台互相发放消息，讨论示威策略，过程中会有人反对、有人按赞，再加以讨论最多人响应的建议，然后就有壹群人自发采取行动。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发言的人大多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任何人的言论和建议都有机会被其他用户追捧，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为什么无领袖呢？因为过去几年，香港多名本土派领袖身陷牢狱或是流亡海外。现在，香港的示威者都会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模式并非始于香港，早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就采用了。乔晞华博士在与他的导师怀特合作出版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壹书就分析了这种的新的社会运动模式。阿拉伯革命涉及多个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了境内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这壹突发事件导致该国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在突尼斯革命的影响下，埃及民众也开始行动起来。从2011年1月25日开始，埃及爆发了壹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向政府表达不满。内外交困的穆巴拉克最后不得不宣布下台。乔晞华先生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特点不仅因为参加的人数众多和非暴力等特点着称，而且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也就是“三无”运动：即“无线”、“无领导者”和“无阶级”。

“无线”是指运动的爆发是通过新壹代的信息和社交媒体，如因特网、脸书、推特等发动起来的。运动消息的散布、民众的动员和鼓动、群体行动的协调都依靠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尽管当局发现后关闭和阻断因特网和无线联络网，但断网措施导致安保部队失去联系，无法行动。正可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无领导者”是指“阿拉伯之春”源于民众突然爆发的对当局的愤怒，而不是壹个事先周密的计划。在突尼斯的革命中，自焚青年突瓦吉吉成了反腐象征，成为抗争的旗帜，激励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投入运动。在运动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层次的领导结构，而是由不同的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些组织中并没有某个组织占据领导者的地位，但是革命运动却组织得非常出色，团结在壹个目标下：即民众要求变更政权。这壹共同的目标使得革命运动团结壹致坚持到胜利。如埃及的革命运动中，开罗的解放广场成为壹个“小国家”，食品和各种后勤供应、防御和安全、联络和通讯等安排得井然有序。这壹点与1989年六四民运中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非常相似。阿拉伯之春的无领导者状况给专制政权出了壹道难题：当权者不知该对谁下手。“无阶级”指的是，参加“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抛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分歧，为改变政权万众壹心。当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尼亚和巴林等国的民众起来反对他们的专制统治者时，这些国家的抗议运动既不是由意识形态和宗教煽动，也不是由某个或某些领导者或政党煽动的，而是由壹系列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可谓“冰冻三尽非壹日之寒”。“阿拉伯之春”源于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综上所述，李文足四年寻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中国，合法权利的得到需要坚持不懈的抗争。中国实现民主转型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通过广泛的社会抗争，促使中共党内分裂，在国际社会的有力声援下，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就会土崩瓦解。香港反送中和“阿拉伯之春”运动告诉我们以下事实：第壹，专制极权国家和独裁者强大但并不可怕，关键要有敢于抗争的勇气和有效的社会运动模式。第二，希望与专制极权国家妥协、不承受社会动荡，实现政治变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实质就是鼓励人民做顺民，被奴役。第三，经济崩溃与专制极权国家垮台并无必然关联。第四，因特网和高科技是专制极权国家无法战胜的天敌。第五，传统的社会运动模式必需的组织、政党、领袖、纲领和未来社会的蓝图，正在被新的社会运动模式所取代，有志于结束中共壹党专政的仁人志士应该学习，更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