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衝突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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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衝突的演變過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7月2日
作者 何清漣
之前世界各國都在競猜G20大坂峰會上的「特習會」將會有什麼結果。在我看來，弄清楚本文闡述的幾個問題，就可以預知這次會議上會有什麼結果。
中美兩國，誰掌握的牌更有威懾力？
僅就貿易戰而言，中國現在手中並沒什麼牌，但中國會「造牌」，最近造了兩張，壹是朝鮮牌。習近平於6月20日開始對朝鮮進行兩天國事訪問。 美國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認為習此舉意在獲得對付美國的籌碼，比如說服朝鮮重啟朝美無核化談判，從而推動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協議。但結果卻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習近平明確表示，會對朝鮮的安全提供幫助——這裏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體制安全保障，這是中方從去年在美朝首腦會晤時僅對朝鮮提供支援到現在積極主動為朝鮮提供體制保障和安全的「預告」。第二張牌是加強與塔利班的聯繫。塔利班首席談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達爾及其他人員最近在北京會見中方官員。這張牌只能被解讀為北京向華盛頓表示自身對塔利班有影響力，因而對中東地區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國的痛腳此刻正被美國捏著，那就是香港作為特別關稅區的地位正受到美國「關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議者和警方發生衝突后，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發表聲明稱，如果香港政府讓《逃犯條例》修訂獲得通過的話，美國國會將重新評估香港在「壹國兩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夠自治，國會可能繼續考慮《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後者將重新檢視美國和香港的特別關係。要了解這張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別地位的由來，以及美國與香港特殊地位之間的法理紐帶。
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由兩個法律文件奠定，壹是《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保證，香港在主權移交后，繼續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与國際組織；在經貿層面，香港可以自行與其他國家商討雙邊合作。二是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該法承諾，香港回歸中國後繼續享受貿易優惠，承認香港特區護照，並允許香港採購敏感技術。政策法規定，如果美國總統認定香港不享有「足夠自治」，有權中止這項法案。近年來，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被認為是政策法的強化版。該法案2017年版本載明，在指定任何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協議前，美國國務卿需向國會確認「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國務卿每年都要向國會報告「涉及美國利益」的香港情況。此提案從未在國會通過，今年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后，美國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壹致通過修法，中國這才慌了神，因為香港失去特別關稅區地位后，損失最大的不僅是香港，還有中國。香港有特別關稅區這壹特殊國際地位，許多中國不便於出面乾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連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洗錢，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壹員，信用比中國大陸要好得多。
美國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國手中的現成牌比中共多得多，壹是關稅。但美國不是中國，允許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對關稅徵收壹事，自然有褒有貶。白宮將關稅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來意在暫時緩和對華徵收懲罰性關稅，在G20會議與習近平會談取得進展，讓中國回到談判桌上來。按例要舉行為期七天的聽證會（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預計安排300多家美國企業派出代表作證，據稱目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收到1200多條書面意見以及要求當面作證的申請。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17日報道，華盛頓最強大的商業團體美國商會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遞交了壹份措辭強硬的文件，稱對華新關稅將會大幅增加對美國消費者、工人和企業造成的傷害，白宮加征的關稅有可能在未來10年讓美國經濟損失1萬億美元。
美國企業對關稅的態度，取決於各自在全球供應鏈中所處位置而不同。企業需求的中國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關稅之列，因關稅會增加其生產成本，大多反對關稅。例如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煙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 幾乎全部依靠從中國進口煙花來為各城市提供煙花表演，並向消費者銷售煙花產品；窗帘進口商、嬰兒安全門和嬰兒床欄杆生產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樣如此。《華爾街日報》對美國聯邦進口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受新關稅影響的商品包括273類中國進口佔比超過90%的商品，例如電熱毯、釣魚線、煙花等，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這類商品總價值約663億美元。如果企業的產品與中國商品構成直接競爭，則壹般持支持立場。在這些對中國產品依賴過高的企業反對增加關稅的同時，還有超過600家美國企業於6月21日聯名致信總統特朗普，以增加美國就業機會和降低企業成本為由，支持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簽署企業大多為美國中小型製造商，他們認為，對中國加稅有助於企業將製造業帶回美國，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特別關稅區地位壹事，當然可能成為G20峰會談判的籌碼，但也僅僅是籌碼而已。難以成行的原因是兩點：1、約有1300家美國企業在香港設有基地。2、美對香港處於貿易順差。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數據，2018年美國向香港的出口額為506億美元，進口167億美元，美國對港的貿易順差達340億美元。
美國智庫輿論也出現「反戰」聲音，其中有政治學者哈里斯、經濟學者魯比尼等。哈里斯在《國家利益》雜誌撰文說，與中國打新冷戰是錯誤的，現在從邊緣退回，恢復破裂的雙邊關係還為時不晚。《國家利益》雜誌乾脆建議，特朗普應同中國達成協議，否則就來不及了。把北京當作靶子，描繪成怪物，這樣的結果就使美國人會變得更貧窮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壹如貿易戰開始時我估計的那樣，制約特朗普總統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國內的各利益集團。
中美兩國，誰更想儘快簽訂協議？
我早就說過，中國的辦法是以拖待變，指望特朗普總統連任泡湯，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重定中美關係。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促使美國兩黨兩院考慮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國和香港的特別關係，習近平是絕對不會將美國總統特朗普稱為「朋友」，並讓本國與美國談判代表在G20峰會前恢復磋商。
美國政局與中國完全不壹樣。由於選舉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就想結束貿易談判，讓尾大不掉的貿易戰收官。在中方否定貿易談判協議之後，他雖然提出加征關稅，卻表示延後壹段時期，留著壹條門縫等候中國。美國副總統彭斯將本來準備在64期間發表的有關中國人權的演講再度推遲，就是為了避免在G20峰會特習會之前進壹步升高緊張氣氛——這都表達了美國冀望達成貿易協議的期待。
如果就經濟方面而言，中國承受的壓力遠大於美國。但是美國是個民主國家，總統及總統的政策是可以被社會廣泛批評指責的，更何況特朗普總統的情況有點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國經濟趨勢向好，媒體也視而不見。如今貿易戰成了壹鍋夾生飯，媒體與民主黨都會利用此事在2020大選中做文章。這就是特朗普總統面臨的現狀。
鑒於上述兩國的考量，可以預測，G20峰會期間的特習會上，兩國元首極有可能達成重回談判桌的壹些原則性意見，但具體條款的談判將是壹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面對香港與台灣這兩個「反叛之島」，習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態；但在美國大選結果塵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達成貿易協議，那也不太可能。
主導日本大坂G20峰會的五大議題都讓位給特習會，中美雙方同意重回談判桌，這讓與會的18個國家鬆了壹口氣：至少美國大選結束前的壹年多以內，中美貿易戰不會再有大的波瀾。至於美國是否能夠達成目標，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與否，不是這些國家考慮的問題。
重回談判桌，知識產權仍是難啃的硬核桃
在大坂峰會召開前夕的6月26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說，美國和中國的貿易協議「大約90%」已經完成。不過，這是姆努欽今年第四次發布類似宣示，此前，他已經於4月3日 、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布「完成了90%」。
這聽起來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績單」，就因為那10%的條款，讓中國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離開談判桌，導致美國對價值兩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追加關稅，兩國貿易戰直線升溫，對全球經濟構成了威脅，讓世界各國尤其是G20大部分成員國惶惶不安。
這10%有多重要？想想那個被廣泛引用的「二八原則」就會明白：壹個條款、壹個組織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那80%的內容或人，而是那20%起決定作用。中美貿易協議談判 的難點，不在那美國認為完成了的90%的協議，而是那10%。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中美雙方努力達成的協議草案包含六個主題：強制技術移轉與網路犯罪、知識產權、服務、貨幣、農業與非關稅貿易壁壘。除知識產權之外，其餘的五個主題就是姆努欽多次聲稱「已經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國要求美中雙方在中國開設「執法辦公室」監督協議執行成果，包含壹旦中方毀約，美國需要有懲罰機制，比如加征新的關稅。整個談判過程中， 美國談判代表壹直在尋求這份權利，但中國談判代表在這壹問題上不願妥協。
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增加關稅導致經濟壓力加大，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這些都可以通過宣傳機器歸咎於美國，讓國人對美國玩國家怪罪遊戲。但同意開設執法辦公室，在中國就上升到領導人的政治責任層面，朝野都會認為是喪權辱國。
亞洲曾經成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國、韓國等國家都有過這段歷史。二戰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殖民化被認為是亞非拉國家獨立的象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韓國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當時韓國的外匯儲備只剩下可憐的39億美元。為渡難關，政府不得不在當年11月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了5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性貸款，代價是韓國的經濟政策必須接受IMF的干預和嚴厲監督。從此，韓國進入了「IMF時代」，韓國人將此視為奇恥大辱， 在此後的三年內，除了努力改革，民間還發動 捐金運動，力爭早日償還債務。2001年8月23日上午，韓國政府宣布償還IMF最後壹筆1.4億美元的貸款，告別「IMF時代」，金大中的政治聲望因此如日中天。
韓國的國際地位當時不過是「四小龍」之壹，對IMF這種監管就如此深惡痛絕，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中國人普遍認為本國是世界老二，要與美國壹爭雄長，中國政府還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這種心態之下，接受美國的監管，在國人眼中，簡直等同於袁世凱當年的二十壹條。熟悉中國政治與中國人的心態，就知道習近平必定在這條上堅持到底。
美國為什麼必須堅持？
壹言以概之，就是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太重要，關係到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與美國在國際社會領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國的國力所系。
2016年10月4日，美國商務部、美國專利商標局以及經濟和統計管理局聯合發布研究報告《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至少為美國提供了4500萬個就業機會，產業貢獻超過6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總量的38.2%。該報告識別了81個廣泛採用專利、著作權以及商標權保護的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包括軟體出版業、錄音產業、音頻和視頻設備製造業、有線電視和其他訂閱節目、表演藝術公司以及廣播電視。這些產業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就業機會約佔美國所有產業的30%。
上述報告清楚地顯示了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極其重要。這就是川普總統上任前後反覆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並反覆指責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帶來巨大損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納瓦羅領導的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發表了壹份報告，列舉了中國的六類經濟侵略戰略，並針對第五項（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獲得關鍵技術與知識產權）和第六項（掌握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以及國防工業技術）「戰略」詳細列舉了中國5類（27種）相關行為、政策或做法：（1）盜竊或通過網路竊取技術與知識產權；（2）通過強迫或侵入性監管手段，強制轉讓或披露技術和知識產權；（3）施加經濟壓力脅迫技術與知識產權轉移；（4）信息收集；（5）國家資助以獲取技術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報告指出，壹項研究發現，盜版軟體和假冒商品每年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可高達6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於中國的仿冒與剽竊。
就在G20峰會召開的第壹天， 美國軍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辦了壹場討論會，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說，在司法部所處理的外國政府主導的網路盜竊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國政府行為，「從這些案件中妳可以看到（中國）有組織、資源配備充足、從上至下的行動。他們使用政府情報機構用來針對外國政府機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來盜竊商業機密，以便提升自己的產能。」多位與會的美國政府官員指出，北京主導的網路和知識產權盜竊行為不限於商業目的。
知識產權之爭的意識形態化
毫無疑問，目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壹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體系，為企業和個人從無形的想法和創造中獲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礎。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的影響貫穿始終：為發明和創造提供激勵，保護創新者避免未經授權的複製，促進技術市場的垂直專業化，為創新金融投資創造平台，通過兼并、收購和IPOs上市支持創業和增長，使得基於許可的技術商業模式成為可能，併為技術轉讓和技術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場。在中國加入WTO 之前，整個世界都認可這套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也加入了不少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條約。
但是，在世界經濟這張牌桌上，自從多了中國這個角兒，隨著中國地位逐年上升，規則這種約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對知識產權保護進行挑戰的，還有壹大票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話事的全球主義者中的左派，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權在知識產權上搭便車。比如，壹些反對保護知識產權的人士認為，過度的大範圍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影響創新和限制競爭。他們強調：知識產權其實是在保護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斷、享有專利的富有國家防範貧窮的國家。這類理論非常符合中國、印度（藥品仿冒大國）這類國家的要求。
在貿易戰初期，發達國家雖然期望美國能夠迫使中國遵守WTO的相關約束，但最後發現美國洗牌也傷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關係、美英關係、美俄關係基本都發生了壹些讓這些國家不愉快的變化，於是極希望重回柯林頓時期奠定的美國主導並承擔主要義務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壹事，不少國家並不在意，只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壹次演講中公開表示，中國應該實施經濟改革，以結束正在破壞全球經濟的中美貿易戰，並針對性地指出「強制技術轉讓是不公平的。竊取知識產權是不正當的。「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 29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他如何定義美中關係，是戰略夥伴？競爭者？還是敵人？ 特朗普說美中應該是能夠互相幫助的戰略夥伴。許多媒體抓住「戰略夥伴」這個詞大作文章，獨獨忽視了特朗普這句話有「if」這個條件前置詞，引導的是幾個關鍵條件， 「如果我們最終能達成正確的協議，如果北京能開放，「，在特朗普總統眼中，正確的協議就是北京承諾解決偷竊知識產權和結構性改革，即中美之間未談成的那10%。可以預見，這10%的未完成協議，只有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內才有可能達成。
之前世界各國都在競猜G20大坂峰會上的「特習會」將會有什麼結果。在我看來，弄清楚本文闡述的幾個問題，就可以預知這次會議上會有什麼結果。
中美兩國，誰掌握的牌更有威懾力？
僅就貿易戰而言，中國現在手中並沒什麼牌，但中國會「造牌」，最近造了兩張，壹是朝鮮牌。習近平於6月20日開始對朝鮮進行兩天國事訪問。 美國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認為習此舉意在獲得對付美國的籌碼，比如說服朝鮮重啟朝美無核化談判，從而推動中美貿易談判達成協議。但結果卻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習近平明確表示，會對朝鮮的安全提供幫助——這裏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體制安全保障，這是中方從去年在美朝首腦會晤時僅對朝鮮提供支援到現在積極主動為朝鮮提供體制保障和安全的「預告」。第二張牌是加強與塔利班的聯繫。塔利班首席談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達爾及其他人員最近在北京會見中方官員。這張牌只能被解讀為北京向華盛頓表示自身對塔利班有影響力，因而對中東地區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國的痛腳此刻正被美國捏著，那就是香港作為特別關稅區的地位正受到美國「關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議者和警方發生衝突后，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發表聲明稱，如果香港政府讓《逃犯條例》修訂獲得通過的話，美國國會將重新評估香港在「壹國兩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夠自治，國會可能繼續考慮《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後者將重新檢視美國和香港的特別關係。要了解這張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別地位的由來，以及美國與香港特殊地位之間的法理紐帶。
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由兩個法律文件奠定，壹是《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保證，香港在主權移交后，繼續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与國際組織；在經貿層面，香港可以自行與其他國家商討雙邊合作。二是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該法承諾，香港回歸中國後繼續享受貿易優惠，承認香港特區護照，並允許香港採購敏感技術。政策法規定，如果美國總統認定香港不享有「足夠自治」，有權中止這項法案。近年來，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被認為是政策法的強化版。該法案2017年版本載明，在指定任何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協議前，美國國務卿需向國會確認「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國務卿每年都要向國會報告「涉及美國利益」的香港情況。此提案從未在國會通過，今年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后，美國參眾兩院兩黨議員壹致通過修法，中國這才慌了神，因為香港失去特別關稅區地位后，損失最大的不僅是香港，還有中國。香港有特別關稅區這壹特殊國際地位，許多中國不便於出面乾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連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洗錢，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壹員，信用比中國大陸要好得多。
美國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國手中的現成牌比中共多得多，壹是關稅。但美國不是中國，允許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對關稅徵收壹事，自然有褒有貶。白宮將關稅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來意在暫時緩和對華徵收懲罰性關稅，在G20會議與習近平會談取得進展，讓中國回到談判桌上來。按例要舉行為期七天的聽證會（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預計安排300多家美國企業派出代表作證，據稱目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收到1200多條書面意見以及要求當面作證的申請。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17日報道，華盛頓最強大的商業團體美國商會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遞交了壹份措辭強硬的文件，稱對華新關稅將會大幅增加對美國消費者、工人和企業造成的傷害，白宮加征的關稅有可能在未來10年讓美國經濟損失1萬億美元。
美國企業對關稅的態度，取決於各自在全球供應鏈中所處位置而不同。企業需求的中國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關稅之列，因關稅會增加其生產成本，大多反對關稅。例如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煙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 幾乎全部依靠從中國進口煙花來為各城市提供煙花表演，並向消費者銷售煙花產品；窗帘進口商、嬰兒安全門和嬰兒床欄杆生產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樣如此。《華爾街日報》對美國聯邦進口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受新關稅影響的商品包括273類中國進口佔比超過90%的商品，例如電熱毯、釣魚線、煙花等，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這類商品總價值約663億美元。如果企業的產品與中國商品構成直接競爭，則壹般持支持立場。在這些對中國產品依賴過高的企業反對增加關稅的同時，還有超過600家美國企業於6月21日聯名致信總統特朗普，以增加美國就業機會和降低企業成本為由，支持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簽署企業大多為美國中小型製造商，他們認為，對中國加稅有助於企業將製造業帶回美國，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特別關稅區地位壹事，當然可能成為G20峰會談判的籌碼，但也僅僅是籌碼而已。難以成行的原因是兩點：1、約有1300家美國企業在香港設有基地。2、美對香港處於貿易順差。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數據，2018年美國向香港的出口額為506億美元，進口167億美元，美國對港的貿易順差達340億美元。
美國智庫輿論也出現「反戰」聲音，其中有政治學者哈里斯、經濟學者魯比尼等。哈里斯在《國家利益》雜誌撰文說，與中國打新冷戰是錯誤的，現在從邊緣退回，恢復破裂的雙邊關係還為時不晚。《國家利益》雜誌乾脆建議，特朗普應同中國達成協議，否則就來不及了。把北京當作靶子，描繪成怪物，這樣的結果就使美國人會變得更貧窮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壹如貿易戰開始時我估計的那樣，制約特朗普總統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國內的各利益集團。
中美兩國，誰更想儘快簽訂協議？
我早就說過，中國的辦法是以拖待變，指望特朗普總統連任泡湯，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重定中美關係。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促使美國兩黨兩院考慮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國和香港的特別關係，習近平是絕對不會將美國總統特朗普稱為「朋友」，並讓本國與美國談判代表在G20峰會前恢復磋商。
美國政局與中國完全不壹樣。由於選舉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就想結束貿易談判，讓尾大不掉的貿易戰收官。在中方否定貿易談判協議之後，他雖然提出加征關稅，卻表示延後壹段時期，留著壹條門縫等候中國。美國副總統彭斯將本來準備在64期間發表的有關中國人權的演講再度推遲，就是為了避免在G20峰會特習會之前進壹步升高緊張氣氛——這都表達了美國冀望達成貿易協議的期待。
如果就經濟方面而言，中國承受的壓力遠大於美國。但是美國是個民主國家，總統及總統的政策是可以被社會廣泛批評指責的，更何況特朗普總統的情況有點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國經濟趨勢向好，媒體也視而不見。如今貿易戰成了壹鍋夾生飯，媒體與民主黨都會利用此事在2020大選中做文章。這就是特朗普總統面臨的現狀。
鑒於上述兩國的考量，可以預測，G20峰會期間的特習會上，兩國元首極有可能達成重回談判桌的壹些原則性意見，但具體條款的談判將是壹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面對香港與台灣這兩個「反叛之島」，習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態；但在美國大選結果塵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達成貿易協議，那也不太可能。
主導日本大坂G20峰會的五大議題都讓位給特習會，中美雙方同意重回談判桌，這讓與會的18個國家鬆了壹口氣：至少美國大選結束前的壹年多以內，中美貿易戰不會再有大的波瀾。至於美國是否能夠達成目標，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與否，不是這些國家考慮的問題。
重回談判桌，知識產權仍是難啃的硬核桃
在大坂峰會召開前夕的6月26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說，美國和中國的貿易協議「大約90%」已經完成。不過，這是姆努欽今年第四次發布類似宣示，此前，他已經於4月3日 、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布「完成了90%」。
這聽起來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績單」，就因為那10%的條款，讓中國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離開談判桌，導致美國對價值兩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追加關稅，兩國貿易戰直線升溫，對全球經濟構成了威脅，讓世界各國尤其是G20大部分成員國惶惶不安。
這10%有多重要？想想那個被廣泛引用的「二八原則」就會明白：壹個條款、壹個組織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那80%的內容或人，而是那20%起決定作用。中美貿易協議談判 的難點，不在那美國認為完成了的90%的協議，而是那10%。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中美雙方努力達成的協議草案包含六個主題：強制技術移轉與網路犯罪、知識產權、服務、貨幣、農業與非關稅貿易壁壘。除知識產權之外，其餘的五個主題就是姆努欽多次聲稱「已經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國要求美中雙方在中國開設「執法辦公室」監督協議執行成果，包含壹旦中方毀約，美國需要有懲罰機制，比如加征新的關稅。整個談判過程中， 美國談判代表壹直在尋求這份權利，但中國談判代表在這壹問題上不願妥協。
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增加關稅導致經濟壓力加大，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這些都可以通過宣傳機器歸咎於美國，讓國人對美國玩國家怪罪遊戲。但同意開設執法辦公室，在中國就上升到領導人的政治責任層面，朝野都會認為是喪權辱國。
亞洲曾經成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國、韓國等國家都有過這段歷史。二戰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殖民化被認為是亞非拉國家獨立的象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韓國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當時韓國的外匯儲備只剩下可憐的39億美元。為渡難關，政府不得不在當年11月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了5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性貸款，代價是韓國的經濟政策必須接受IMF的干預和嚴厲監督。從此，韓國進入了「IMF時代」，韓國人將此視為奇恥大辱， 在此後的三年內，除了努力改革，民間還發動 捐金運動，力爭早日償還債務。2001年8月23日上午，韓國政府宣布償還IMF最後壹筆1.4億美元的貸款，告別「IMF時代」，金大中的政治聲望因此如日中天。
韓國的國際地位當時不過是「四小龍」之壹，對IMF這種監管就如此深惡痛絕，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中國人普遍認為本國是世界老二，要與美國壹爭雄長，中國政府還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這種心態之下，接受美國的監管，在國人眼中，簡直等同於袁世凱當年的二十壹條。熟悉中國政治與中國人的心態，就知道習近平必定在這條上堅持到底。
美國為什麼必須堅持？
壹言以概之，就是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太重要，關係到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與美國在國際社會領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國的國力所系。
2016年10月4日，美國商務部、美國專利商標局以及經濟和統計管理局聯合發布研究報告《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至少為美國提供了4500萬個就業機會，產業貢獻超過6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總量的38.2%。該報告識別了81個廣泛採用專利、著作權以及商標權保護的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包括軟體出版業、錄音產業、音頻和視頻設備製造業、有線電視和其他訂閱節目、表演藝術公司以及廣播電視。這些產業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就業機會約佔美國所有產業的30%。
上述報告清楚地顯示了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極其重要。這就是川普總統上任前後反覆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並反覆指責中國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帶來巨大損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納瓦羅領導的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發表了壹份報告，列舉了中國的六類經濟侵略戰略，並針對第五項（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獲得關鍵技術與知識產權）和第六項（掌握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以及國防工業技術）「戰略」詳細列舉了中國5類（27種）相關行為、政策或做法：（1）盜竊或通過網路竊取技術與知識產權；（2）通過強迫或侵入性監管手段，強制轉讓或披露技術和知識產權；（3）施加經濟壓力脅迫技術與知識產權轉移；（4）信息收集；（5）國家資助以獲取技術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報告指出，壹項研究發現，盜版軟體和假冒商品每年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可高達6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於中國的仿冒與剽竊。
就在G20峰會召開的第壹天， 美國軍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辦了壹場討論會，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說，在司法部所處理的外國政府主導的網路盜竊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國政府行為，「從這些案件中妳可以看到（中國）有組織、資源配備充足、從上至下的行動。他們使用政府情報機構用來針對外國政府機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來盜竊商業機密，以便提升自己的產能。」多位與會的美國政府官員指出，北京主導的網路和知識產權盜竊行為不限於商業目的。
知識產權之爭的意識形態化
毫無疑問，目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壹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體系，為企業和個人從無形的想法和創造中獲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礎。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的影響貫穿始終：為發明和創造提供激勵，保護創新者避免未經授權的複製，促進技術市場的垂直專業化，為創新金融投資創造平台，通過兼并、收購和IPOs上市支持創業和增長，使得基於許可的技術商業模式成為可能，併為技術轉讓和技術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場。在中國加入WTO 之前，整個世界都認可這套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也加入了不少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條約。
但是，在世界經濟這張牌桌上，自從多了中國這個角兒，隨著中國地位逐年上升，規則這種約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對知識產權保護進行挑戰的，還有壹大票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話事的全球主義者中的左派，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權在知識產權上搭便車。比如，壹些反對保護知識產權的人士認為，過度的大範圍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影響創新和限制競爭。他們強調：知識產權其實是在保護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斷、享有專利的富有國家防範貧窮的國家。這類理論非常符合中國、印度（藥品仿冒大國）這類國家的要求。
在貿易戰初期，發達國家雖然期望美國能夠迫使中國遵守WTO的相關約束，但最後發現美國洗牌也傷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關係、美英關係、美俄關係基本都發生了壹些讓這些國家不愉快的變化，於是極希望重回柯林頓時期奠定的美國主導並承擔主要義務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壹事，不少國家並不在意，只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壹次演講中公開表示，中國應該實施經濟改革，以結束正在破壞全球經濟的中美貿易戰，並針對性地指出「強制技術轉讓是不公平的。竊取知識產權是不正當的。「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 29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他如何定義美中關係，是戰略夥伴？競爭者？還是敵人？ 特朗普說美中應該是能夠互相幫助的戰略夥伴。許多媒體抓住「戰略夥伴」這個詞大作文章，獨獨忽視了特朗普這句話有「if」這個條件前置詞，引導的是幾個關鍵條件， 「如果我們最終能達成正確的協議，如果北京能開放，「，在特朗普總統眼中，正確的協議就是北京承諾解決偷竊知識產權和結構性改革，即中美之間未談成的那10%。可以預見，這10%的未完成協議，只有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內才有可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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