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冲突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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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冲突的演变过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7月2日
作者 何清涟
之前世界各国都在竞猜G20大坂峰会上的“特习会”将会有什么结果。在我看来，弄清楚本文阐述的几个问题，就可以预知这次会议上会有什么结果。
中美两国，谁掌握的牌更有威慑力？
仅就贸易战而言，中国现在手中并没什么牌，但中国会“造牌”，最近造了两张，壹是朝鲜牌。习近平于6月20日开始对朝鲜進行两天国事访问。 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认为习此举意在获得对付美国的筹码，比如说服朝鲜重启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推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但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习近平明确表示，会对朝鲜的安全提供帮助——这里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体制安全保障，这是中方从去年在美朝首脑会晤时仅对朝鲜提供支援到现在积极主动为朝鲜提供体制保障和安全的“预告”。第二张牌是加强与塔利班的联系。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及其他人员最近在北京会见中方官员。这张牌只能被解读为北京向华盛顿表示自身对塔利班有影响力，因而对中东地区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国的痛脚此刻正被美国捏着，那就是香港作为特别关税区的地位正受到美国“关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如果香港政府让《逃犯条例》修订获得通过的话，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在“壹国两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够自治，国会可能继续考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后者将重新检视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要了解这张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别地位的由来，以及美国与香港特殊地位之间的法理纽带。
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由两个法律文件奠定，壹是《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在经贸层面，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二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政策法规定，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不享有“足够自治”，有权中止这项法案。近年来，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政策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此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壹致通过修法，中国这才慌了神，因为香港失去特别关税区地位后，损失最大的不仅是香港，还有中国。香港有特别关税区这壹特殊国际地位，许多中国不便于出面干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连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洗钱，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壹员，信用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美国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国手中的现成牌比中共多得多，壹是关税。但美国不是中国，允许各利益集团進行博弈，对关税征收壹事，自然有褒有贬。白宫将关税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来意在暂时缓和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在G20会议与习近平会谈取得進展，让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来。按例要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预计安排300多家美国企业派出代表作证，据称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1200多条书面意见以及要求当面作证的申请。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7日报道，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壹份措辞强硬的文件，称对华新关税将会大幅增加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白宫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10年让美国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对关税的态度，取决于各自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而不同。企业需求的中国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关税之列，因关税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大多反对关税。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烟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 几乎全部依靠从中国進口烟花来为各城市提供烟花表演，并向消费者销售烟花产品；窗帘進口商、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样如此。《华尔街日报》对美国联邦進口数据進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受新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273类中国進口占比超过90%的商品，例如电热毯、钓鱼线、烟花等，2017年，美国从中国進口的这类商品总价值约663亿美元。如果企业的产品与中国商品构成直接竞争，则壹般持支持立场。在这些对中国产品依赖过高的企业反对增加关税的同时，还有超过600家美国企业于6月21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企业大多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他们认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国家安全。
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壹事，当然可能成为G20峰会谈判的筹码，但也仅仅是筹码而已。难以成行的原因是两点：1、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有基地。2、美对香港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向香港的出口额为506亿美元，進口167亿美元，美国对港的贸易顺差达340亿美元。
美国智库舆论也出现“反战”声音，其中有政治学者哈里斯、经济学者鲁比尼等。哈里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与中国打新冷战是错误的，现在从边缘退回，恢复破裂的双边关系还为时不晚。《国家利益》杂志干脆建议，特朗普应同中国达成协议，否则就来不及了。把北京当作靶子，描绘成怪物，这样的结果就使美国人会变得更贫穷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壹如贸易战开始时我估计的那样，制约特朗普总统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各利益集团。
中美两国，谁更想尽快签订协议？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办法是以拖待变，指望特朗普总统连任泡汤，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定中美关系。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促使美国两党两院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朋友”，并让本国与美国谈判代表在G20峰会前恢复磋商。
美国政局与中国完全不壹样。由于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想结束贸易谈判，让尾大不掉的贸易战收官。在中方否定贸易谈判协议之后，他虽然提出加征关税，却表示延后壹段时期，留着壹条门缝等候中国。美国副总统彭斯将本来准备在64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权的演讲再度推迟，就是为了避免在G20峰会特习会之前進壹步升高紧张气氛——这都表达了美国冀望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
如果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但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及总统的政策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批评指责的，更何况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有点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国经济趋势向好，媒体也视而不见。如今贸易战成了壹锅夹生饭，媒体与民主党都会利用此事在2020大选中做文章。这就是特朗普总统面临的现状。
鉴于上述两国的考量，可以预测，G20峰会期间的特习会上，两国元首极有可能达成重回谈判桌的壹些原则性意见，但具体条款的谈判将是壹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面对香港与台湾这两个“反叛之岛”，习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态；但在美国大选结果尘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达成贸易协议，那也不太可能。
主导日本大坂G20峰会的五大议题都让位给特习会，中美双方同意重回谈判桌，这让与会的18个国家松了壹口气：至少美国大选结束前的壹年多以内，中美贸易战不会再有大的波澜。至于美国是否能够达成目标，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与否，不是这些国家考虑的问题。
重回谈判桌，知识产权仍是难啃的硬核桃
在大坂峰会召开前夕的6月26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大约90%”已经完成。不过，这是姆努钦今年第四次发布类似宣示，此前，他已经于4月3日 、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布“完成了90%”。
这听起来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绩单”，就因为那10%的条款，让中国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离开谈判桌，导致美国对价值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两国贸易战直线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大部分成员国惶惶不安。
这10%有多重要？想想那个被广泛引用的“二八原则”就会明白：壹个条款、壹个组织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那80%的内容或人，而是那20%起决定作用。中美贸易协议谈判 的难点，不在那美国认为完成了的90%的协议，而是那10%。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双方努力达成的协议草案包含六个主题：强制技术移转与网络犯罪、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业与非关税贸易壁垒。除知识产权之外，其余的五个主题就是姆努钦多次声称“已经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国要求美中双方在中国开设“执法办公室”监督协议执行成果，包含壹旦中方毁约，美国需要有惩罚机制，比如加征新的关税。整个谈判过程中， 美国谈判代表壹直在寻求这份权利，但中国谈判代表在这壹问题上不愿妥协。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增加关税导致经济压力加大，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些都可以通过宣传机器归咎于美国，让国人对美国玩国家怪罪游戏。但同意开设执法办公室，在中国就上升到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层面，朝野都会认为是丧权辱国。
亚洲曾经成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都有过这段历史。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殖民化被认为是亚非拉国家独立的象征。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韩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代价是韩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接受IMF的干预和严厉监督。从此，韩国進入了“IMF时代”，韩国人将此视为奇耻大辱， 在此后的三年内，除了努力改革，民间还发动 捐金运动，力争早日偿还债务。2001年8月23日上午，韩国政府宣布偿还IMF最后壹笔1.4亿美元的贷款，告别“IMF时代”，金大中的政治声望因此如日中天。
韩国的国际地位当时不过是“四小龙”之壹，对IMF这种监管就如此深恶痛绝，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普遍认为本国是世界老二，要与美国壹争雄长，中国政府还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这种心态之下，接受美国的监管，在国人眼中，简直等同于袁世凯当年的二十壹条。熟悉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的心态，就知道习近平必定在这条上坚持到底。
美国为什么必须坚持？
壹言以概之，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太重要，关系到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与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国的国力所系。
2016年10月4日，美国商务部、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经济和统计管理局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至少为美国提供了4500万个就业机会，产业贡献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38.2%。该报告识别了81个广泛采用专利、著作权以及商标权保护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包括软件出版业、录音产业、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业、有线电视和其他订阅节目、表演艺术公司以及广播电视。这些产业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就业机会约占美国所有产业的30%。
上述报告清楚地显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极其重要。这就是川普总统上任前后反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反复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带来巨大损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纳瓦罗领导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表了壹份报告，列举了中国的六类经济侵略战略，并针对第五项（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获得关键技术与知识产权）和第六项（掌握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以及国防工业技术）“战略”详细列举了中国5类（27种）相关行为、政策或做法：（1）盗窃或通过网络窃取技术与知识产权；（2）通过强迫或侵入性监管手段，强制转让或披露技术和知识产权；（3）施加经济压力胁迫技术与知识产权转移；（4）信息收集；（5）国家资助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指出，壹项研究发现，盗版软件和假冒商品每年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可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仿冒与剽窃。
就在G20峰会召开的第壹天， 美国军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办了壹场讨论会，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从这些案件中妳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多位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指出，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
知识产权之争的意识形态化
毫无疑问，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壹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为企业和个人从无形的想法和创造中获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贯穿始终：为发明和创造提供激励，保护创新者避免未经授权的复制，促進技术市场的垂直专业化，为创新金融投资创造平台，通过兼并、收购和IPOs上市支持创业和增长，使得基于许可的技术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并为技术转让和技术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场。在中国加入WTO 之前，整个世界都认可这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也加入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条约。
但是，在世界经济这张牌桌上，自从多了中国这个角儿，随着中国地位逐年上升，规则这种约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对知识产权保护進行挑战的，还有壹大票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话事的全球主义者中的左派，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权在知识产权上搭便车。比如，壹些反对保护知识产权的人士认为，过度的大范围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影响创新和限制竞争。他们强调：知识产权其实是在保护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断、享有专利的富有国家防范贫穷的国家。这类理论非常符合中国、印度（药品仿冒大国）这类国家的要求。
在贸易战初期，发达国家虽然期望美国能够迫使中国遵守WTO的相关约束，但最后发现美国洗牌也伤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关系、美英关系、美俄关系基本都发生了壹些让这些国家不愉快的变化，于是极希望重回克林顿时期奠定的美国主导并承担主要义务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壹事，不少国家并不在意，只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壹次演讲中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实施经济改革，以结束正在破坏全球经济的中美贸易战，并针对性地指出“强制技术转让是不公平的。窃取知识产权是不正当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 29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如何定义美中关系，是战略伙伴？竞争者？还是敌人？ 特朗普说美中应该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战略伙伴。许多媒体抓住“战略伙伴”这个词大作文章，独独忽视了特朗普这句话有“if”这个条件前置词，引导的是几个关键条件， “如果我们最终能达成正确的协议，如果北京能开放，“，在特朗普总统眼中，正确的协议就是北京承诺解决偷窃知识产权和结构性改革，即中美之间未谈成的那10%。可以预见，这10%的未完成协议，只有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才有可能达成。
之前世界各国都在竞猜G20大坂峰会上的“特习会”将会有什么结果。在我看来，弄清楚本文阐述的几个问题，就可以预知这次会议上会有什么结果。
中美两国，谁掌握的牌更有威慑力？
仅就贸易战而言，中国现在手中并没什么牌，但中国会“造牌”，最近造了两张，壹是朝鲜牌。习近平于6月20日开始对朝鲜進行两天国事访问。 美国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认为习此举意在获得对付美国的筹码，比如说服朝鲜重启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推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但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习近平明确表示，会对朝鲜的安全提供帮助——这里提及的“安全”，是指金正恩向美方要求提供的体制安全保障，这是中方从去年在美朝首脑会晤时仅对朝鲜提供支援到现在积极主动为朝鲜提供体制保障和安全的“预告”。第二张牌是加强与塔利班的联系。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及其他人员最近在北京会见中方官员。这张牌只能被解读为北京向华盛顿表示自身对塔利班有影响力，因而对中东地区都有重要的控制力。
但中国的痛脚此刻正被美国捏着，那就是香港作为特别关税区的地位正受到美国“关注”。6月12日，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称，如果香港政府让《逃犯条例》修订获得通过的话，美国国会将重新评估香港在“壹国两制”框架下是否有足够自治，国会可能继续考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后者将重新检视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要了解这张牌有多重要，就需要了解香港特别地位的由来，以及美国与香港特殊地位之间的法理纽带。
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由两个法律文件奠定，壹是《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在经贸层面，香港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二是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承诺，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享受贸易优惠，承认香港特区护照，并允许香港采购敏感技术。政策法规定，如果美国总统认定香港不享有“足够自治”，有权中止这项法案。近年来，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多番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政策法的强化版。该法案2017年版本载明，在指定任何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法律和协议前，美国国务卿需向国会确认“香港享有充分的自治”。除此之外，国务卿每年都要向国会报告“涉及美国利益”的香港情况。此提案从未在国会通过，今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壹致通过修法，中国这才慌了神，因为香港失去特别关税区地位后，损失最大的不仅是香港，还有中国。香港有特别关税区这壹特殊国际地位，许多中国不便于出面干的事情，都由香港出面干，就连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洗钱，也莫不假道香港，原因是香港本就是自由世界的壹员，信用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美国手中的牌多，掣肘因素也多
美国手中的现成牌比中共多得多，壹是关税。但美国不是中国，允许各利益集团進行博弈，对关税征收壹事，自然有褒有贬。白宫将关税起征日定在7月2日，本来意在暂时缓和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在G20会议与习近平会谈取得進展，让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来。按例要举行为期七天的听证会（6月17日至25日，周末休息），预计安排300多家美国企业派出代表作证，据称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1200多条书面意见以及要求当面作证的申请。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7日报道，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壹份措辞强硬的文件，称对华新关税将会大幅增加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白宫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10年让美国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对关税的态度，取决于各自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位置而不同。企业需求的中国商品如果被列入增加关税之列，因关税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大多反对关税。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烟花表演公司Atlas PyroVision 几乎全部依靠从中国進口烟花来为各城市提供烟花表演，并向消费者销售烟花产品；窗帘進口商、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也同样如此。《华尔街日报》对美国联邦進口数据進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受新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273类中国進口占比超过90%的商品，例如电热毯、钓鱼线、烟花等，2017年，美国从中国進口的这类商品总价值约663亿美元。如果企业的产品与中国商品构成直接竞争，则壹般持支持立场。在这些对中国产品依赖过高的企业反对增加关税的同时，还有超过600家美国企业于6月21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企业大多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他们认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国家安全。
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壹事，当然可能成为G20峰会谈判的筹码，但也仅仅是筹码而已。难以成行的原因是两点：1、约有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有基地。2、美对香港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向香港的出口额为506亿美元，進口167亿美元，美国对港的贸易顺差达340亿美元。
美国智库舆论也出现“反战”声音，其中有政治学者哈里斯、经济学者鲁比尼等。哈里斯在《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与中国打新冷战是错误的，现在从边缘退回，恢复破裂的双边关系还为时不晚。《国家利益》杂志干脆建议，特朗普应同中国达成协议，否则就来不及了。把北京当作靶子，描绘成怪物，这样的结果就使美国人会变得更贫穷和更加不安全。
以上所述，壹如贸易战开始时我估计的那样，制约特朗普总统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各利益集团。
中美两国，谁更想尽快签订协议？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办法是以拖待变，指望特朗普总统连任泡汤，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定中美关系。如果不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促使美国两党两院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新定位美国和香港的特别关系，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朋友”，并让本国与美国谈判代表在G20峰会前恢复磋商。
美国政局与中国完全不壹样。由于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想结束贸易谈判，让尾大不掉的贸易战收官。在中方否定贸易谈判协议之后，他虽然提出加征关税，却表示延后壹段时期，留着壹条门缝等候中国。美国副总统彭斯将本来准备在64期间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权的演讲再度推迟，就是为了避免在G20峰会特习会之前進壹步升高紧张气氛——这都表达了美国冀望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
如果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承受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但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及总统的政策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批评指责的，更何况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有点特殊，即使做得再好，比如美国经济趋势向好，媒体也视而不见。如今贸易战成了壹锅夹生饭，媒体与民主党都会利用此事在2020大选中做文章。这就是特朗普总统面临的现状。
鉴于上述两国的考量，可以预测，G20峰会期间的特习会上，两国元首极有可能达成重回谈判桌的壹些原则性意见，但具体条款的谈判将是壹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面对香港与台湾这两个“反叛之岛”，习近平不得不放低姿态；但在美国大选结果尘埃未落定之前，想要北京痛快地达成贸易协议，那也不太可能。
主导日本大坂G20峰会的五大议题都让位给特习会，中美双方同意重回谈判桌，这让与会的18个国家松了壹口气：至少美国大选结束前的壹年多以内，中美贸易战不会再有大的波澜。至于美国是否能够达成目标，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与否，不是这些国家考虑的问题。
重回谈判桌，知识产权仍是难啃的硬核桃
在大坂峰会召开前夕的6月26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大约90%”已经完成。不过，这是姆努钦今年第四次发布类似宣示，此前，他已经于4月3日 、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布“完成了90%”。
这听起来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绩单”，就因为那10%的条款，让中国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离开谈判桌，导致美国对价值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两国贸易战直线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大部分成员国惶惶不安。
这10%有多重要？想想那个被广泛引用的“二八原则”就会明白：壹个条款、壹个组织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那80%的内容或人，而是那20%起决定作用。中美贸易协议谈判 的难点，不在那美国认为完成了的90%的协议，而是那10%。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双方努力达成的协议草案包含六个主题：强制技术移转与网络犯罪、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业与非关税贸易壁垒。除知识产权之外，其余的五个主题就是姆努钦多次声称“已经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国要求美中双方在中国开设“执法办公室”监督协议执行成果，包含壹旦中方毁约，美国需要有惩罚机制，比如加征新的关税。整个谈判过程中， 美国谈判代表壹直在寻求这份权利，但中国谈判代表在这壹问题上不愿妥协。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增加关税导致经济压力加大，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些都可以通过宣传机器归咎于美国，让国人对美国玩国家怪罪游戏。但同意开设执法办公室，在中国就上升到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层面，朝野都会认为是丧权辱国。
亚洲曾经成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都有过这段历史。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殖民化被认为是亚非拉国家独立的象征。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韩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代价是韩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接受IMF的干预和严厉监督。从此，韩国進入了“IMF时代”，韩国人将此视为奇耻大辱， 在此后的三年内，除了努力改革，民间还发动 捐金运动，力争早日偿还债务。2001年8月23日上午，韩国政府宣布偿还IMF最后壹笔1.4亿美元的贷款，告别“IMF时代”，金大中的政治声望因此如日中天。
韩国的国际地位当时不过是“四小龙”之壹，对IMF这种监管就如此深恶痛绝，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普遍认为本国是世界老二，要与美国壹争雄长，中国政府还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这种心态之下，接受美国的监管，在国人眼中，简直等同于袁世凯当年的二十壹条。熟悉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的心态，就知道习近平必定在这条上坚持到底。
美国为什么必须坚持？
壹言以概之，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太重要，关系到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与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国的国力所系。
2016年10月4日，美国商务部、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经济和统计管理局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至少为美国提供了4500万个就业机会，产业贡献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38.2%。该报告识别了81个广泛采用专利、著作权以及商标权保护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包括软件出版业、录音产业、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业、有线电视和其他订阅节目、表演艺术公司以及广播电视。这些产业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就业机会约占美国所有产业的30%。
上述报告清楚地显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极其重要。这就是川普总统上任前后反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反复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带来巨大损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纳瓦罗领导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表了壹份报告，列举了中国的六类经济侵略战略，并针对第五项（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获得关键技术与知识产权）和第六项（掌握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以及国防工业技术）“战略”详细列举了中国5类（27种）相关行为、政策或做法：（1）盗窃或通过网络窃取技术与知识产权；（2）通过强迫或侵入性监管手段，强制转让或披露技术和知识产权；（3）施加经济压力胁迫技术与知识产权转移；（4）信息收集；（5）国家资助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指出，壹项研究发现，盗版软件和假冒商品每年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可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仿冒与剽窃。
就在G20峰会召开的第壹天， 美国军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办了壹场讨论会，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从这些案件中妳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多位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指出，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
知识产权之争的意识形态化
毫无疑问，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壹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为企业和个人从无形的想法和创造中获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贯穿始终：为发明和创造提供激励，保护创新者避免未经授权的复制，促進技术市场的垂直专业化，为创新金融投资创造平台，通过兼并、收购和IPOs上市支持创业和增长，使得基于许可的技术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并为技术转让和技术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场。在中国加入WTO 之前，整个世界都认可这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也加入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条约。
但是，在世界经济这张牌桌上，自从多了中国这个角儿，随着中国地位逐年上升，规则这种约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对知识产权保护進行挑战的，还有壹大票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话事的全球主义者中的左派，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权在知识产权上搭便车。比如，壹些反对保护知识产权的人士认为，过度的大范围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影响创新和限制竞争。他们强调：知识产权其实是在保护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断、享有专利的富有国家防范贫穷的国家。这类理论非常符合中国、印度（药品仿冒大国）这类国家的要求。
在贸易战初期，发达国家虽然期望美国能够迫使中国遵守WTO的相关约束，但最后发现美国洗牌也伤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关系、美英关系、美俄关系基本都发生了壹些让这些国家不愉快的变化，于是极希望重回克林顿时期奠定的美国主导并承担主要义务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壹事，不少国家并不在意，只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壹次演讲中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实施经济改革，以结束正在破坏全球经济的中美贸易战，并针对性地指出“强制技术转让是不公平的。窃取知识产权是不正当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 29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如何定义美中关系，是战略伙伴？竞争者？还是敌人？ 特朗普说美中应该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战略伙伴。许多媒体抓住“战略伙伴”这个词大作文章，独独忽视了特朗普这句话有“if”这个条件前置词，引导的是几个关键条件， “如果我们最终能达成正确的协议，如果北京能开放，“，在特朗普总统眼中，正确的协议就是北京承诺解决偷窃知识产权和结构性改革，即中美之间未谈成的那10%。可以预见，这10%的未完成协议，只有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才有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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